馬克思的《資本論》揭示了作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勞動”中所蘊藏的“資本”的秘密。從商品到貨幣再到資本的發展顯示了19世紀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逐漸生成的脈絡。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中捕捉到了推動資本主義社會運轉的幽靈——資本。雖然馬克思并沒有來得及對建立在這種生產關系基礎之上的其他諸多層面的社會關系和文化現象做出分析，但他依循資本批判邏輯透視西方社會關系的各個層面被漸次納入到“資本”體系中的過程，并在其中分析各類社會關系以及文化現象，進而建構起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資本批判話語。

　　資本批判話語能為文學批評提供言之及物的特性。在這里，“言之及物”指的是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將文學置于以“資本”為軸心的社會關系中加以考量，使文學研究最終指向一定的社會生產實踐并從中得到根本性說明。

　　作為一種社會關系結構特征的“資本”，是歷史唯物主義闡釋西方社會進程的具體表述方式，因而也成為闡釋資本主義社會關系中各種現象時必須正視的理論起點。唯物主義基礎中的“物”，不是抽象的“物”，而是被“資本”這種生產關系結構起來并命名的“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科學地劃分了歷史唯物主義與其他形形色色唯物主義以及唯心主義之間的界限，其中倚借的標準正是對“唯物”之“物”的歷史性界說：物，不只是人的類本質的對象化的產物，也不只是費爾巴哈所說的非歷史性地呈現在人類感官中的世界，而是作為“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的“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①經過物質生活資料的再生產，結合人自身的生產而生成的社會歷史狀況。而社會歷史狀況之為“物”，是因為“人們之間一開始就有一種物質聯系”②來生產自己的生活和歷史。所以，此“物”非彼“物”。

　　馬克思發現了“商品”這種特殊的“物”身上凝結著的豐富的社會歷史關系的變化歷程，具體到現代社會中的“商品”而言，它身上折射出了“資本”的地位從交換領域到生產領域的遷移過程。在“資本”驅動的生產關系中，“商品”不單是貿易交換關系中的對象物，比如某張桌子，它不僅僅只是貨幣的等值物，用于償付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社會勞動時間;更不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所默認的資本主義社會恒定性的表征。“資本”進入生產關系后，其神秘之處在于“不能從流通中產生，又不能不從流通中產生。它必須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產生”，“流通本身不包含自我更新的原理。流通的要素先于流通而存在，而不是由流通本身創造出來的”。③在這里，“不能從流通中產生”，表明資本不是商品經濟交換關系的衍生物，“又不能不從流通中產生”，表明資本與商品交換這種社會關系格局之間的共生性。“流通的要素先于流通而存在”，這些“先于”存在的要素指的是資本作為一種形式要素對于流通過程的規定性。“既在……又不在”的表述方式表明“資本”只能作為一種規定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形式存在，而不僅僅只是后者的一個組成要素。“資本”體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特征。

　　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對政治經濟學作了專門研究之后，在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物”的理解進一步明確為“社會存在”，即“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④到《資本論》中，馬克思站在歷史的高度將現代社會存在的特點表述為“使資本成為資本的形式規定”，⑤至此“資本”得以擺脫直觀的人、物、貨幣等的物質限定，在馬克思批判的視野中建構起一個以生產關系為基礎結構而形成的社會存在。資本批判的視野使唯物主義之“物”如何承載了“迄今為止一切歷史階段的生產力制約又反過來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⑥這一謎題到此得以澄清，這是經歷了“從具體到抽象”的思辨之后再“從抽象到具體”的漂亮回轉。揭開“資本”邏輯的秘密使得社會存在的各個層面置身于資本現代性的關系網中，文學批評作為一種社會存在，“歸根結底”地被“資本”所決定。

　　就《資本論》對西方社會歷史進程的思考所達到的批判程度而言，馬克思對“資本”思考的深度和廣度并未局限在政治經濟學領域，而是站在“世界歷史”的格局中看待“資本”。按照有些學者對馬克思經濟學手稿中思路轉變的研究成果來看，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階段，馬克思正處于從《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體系向《資本論》的理論體系過渡的階段，“資本”已經開始并在日后的《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成為他結構自己的理論體系的批判軸心。也就是說，在準備和正在寫作《資本論》的同時，“資本”這一概念已經與“世界歷史”的形成、亞細亞的生產方式以及人的全面發展等問題結合在一起，都已在這一階段進入到馬克思的視野中并有一定論述。⑦“資本”雖是馬克思面對19世紀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發現的秘密，但這并不是孤立的扁平視域，而是有著可延展的多個維度。這對西方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各種現象、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各種現象以及資本全球化生產關系中的各種現象都具有相當大的闡釋力，文學批評亦置身其中。

　　文學資源是馬克思經常援引的佐證材料，在他的論述中，文學批評早已與政治經濟學批判水乳交融在一起。雖然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文獻中并沒有專門的文學批評論著，只有散金碎玉式的文學批評段落，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從中摸索出資本批判與文學批評的關聯方式。

　　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莎士比亞化”是一個被后來的研究者反復提及的話題。“莎士比亞化”是馬克思在1859年寫給拉薩爾的信中，針對后者創作的《濟金根》這部悲劇作品提出的論斷。莎士比亞生活在自由資本主義處于上升期的英國，他在文學創作中展現了當時的“資本”操縱社會生活結構關系的變遷軌跡。比如《哈姆萊特》塑造了一個用文藝復興時期的理性曙光照亮自身存在的王子形象;《溫莎的風流娘兒們》借破落貴族福斯泰夫的游歷呈現了封建社會生產關系逐步解體的社會風貌;《威尼斯商人》對比了作為貨幣資本象征的夏洛克與以安東尼奧為代表的商業資本之間的力量強弱等等。可以看出，在莎士比亞的文學創作中有一條從古代社會生活向現代社會生活轉變的變化軌跡，折射出與之相應的歷史觀念的變遷。在勾勒這條軌跡的過程中，莎士比亞發現、理解并“記錄”了人物形象與社會生活的變化軌跡之間的辯證關系，這是馬克思用“莎士比亞化”概括其文學創作中的歷史眼光的重要緣由。從生產關系的結構性調整和社會存在的復雜樣貌等角度考察文學，大大有別于德國古典美學為文學設定的“審美”視域。資本批判作為馬克思闡釋16—19世紀西方社會形態發展變化的視野，使得馬克思的文學論述中蘊含了巨大的歷史感，從而也更能發掘出文學作品所凝結的具體的社會歷史形態。

　　當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末尾對藝術生產與物質生產之間的“不平衡關系”做初步思考的時候，他沿用德國古典美學中對希臘藝術的偏愛之詞——“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這一比喻，來解釋希臘藝術和史詩穿越時空的魅力。由于這一譬喻的生動性，使得人們往往使用想象力豐富、情感充沛、內容與形式和諧匹配等美學語言對其加以闡發。但其實馬克思對這一比喻的沿用是望向資本批判的地平線的，馬克思在稍后寫作的《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有更為理論化的表述：

　　在發展的早期階段，個人顯得比較全面，那正是因為他還沒有造成自己豐富的關系，并且還沒有使這種關系作為獨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會權力和社會關系同他自己相對立。留戀那種原始的豐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須停留在那種完全的空虛化之中，也是可笑的。⑧

　　……古代的觀點和現代世界相比，就顯得崇高得多，根據古代的觀點，人，不管是處在怎樣狹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規定上，總是表現為生產的目的，在現代世界，生產表現為人的目的，而財富則表現為生產的目的。⑨

　　古希臘藝術和神話由于發生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早期階段”，當時生產關系的可辨識度相對于19世紀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言要明晰得多，這使得當時的文學作品所塑造的“人”因處于“原始的豐富”的生產關系中而“顯得比較全面”，因為他們直接是“表現為生產目的”的人。而這種“全面”的人相對于后來在西方資本主義現代進程中被片面發展的人而言，無疑“顯得崇高得多”，于是對后者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而希臘藝術和史詩“在某方面說來還是一種規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的原因則是與這種藝術相匹配的古典的生產關系已經一去不返。這段論述作為理解“希臘人是正常兒童”的參照背景，使馬克思對古希臘藝術魅力的理解跳脫出德國古典美學劃定的各色唯心主義陣營，得以實現文學藝術對社會現實的觀照。

　　很顯然，在馬克思的資本批判語境中，藝術發展的問題是能夠被賦予歷史規定性而得到具體解釋的，并且與人類力量的全面發展聯系在一起，獲得了宏大深遠的歷史視野。從文學批評的角度來講，意識到文學處于資本批判語境之中，并自覺地尋找與這一語境的隱秘聯系，是一種有深度的批評實踐，它能幫助我們辨識文學中的歷史痕跡，從而將文學更具體如實而不是語焉不詳地置于它所誕生的社會關系中。資本批判與文學批評的結合應尤為謹慎，不能把文學資源當作資本批判的“彈藥庫”，而要在文學批評中發現資本對語言、情感、想象、個性、形象等維度的滲透以及文學回應資本的方式，并對其做出評價。

　　反觀中西文學批評發展的歷程，理論成果斐然，諸如滋味說、妙悟說、意境說、摹仿說、靈感說、審美無功利說等，或從文學起源的角度，或從文學創作的角度，或從批評標準的角度做了理論建構。它們的共同點是執著于文學活動本身，將參與其中的某個或某些要素作為各自的出發點和旨歸做自證研究。在這些文學批評提供的大部分參照系中，對與之相應的文學現象和文學經驗的描述、想象以及思辨，要多過于對這些現象和經驗做社會源頭的追溯，對理論模型所做的靜態假設要多過于對自己所選取的觀照角度的特殊性的辨識。于是，包括文學批評在內的這些“更高地懸浮于空中的意識形態的領域”⑩就真的疏離于人類社會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著的生產實踐，并隨之模糊了使這種生產實踐得以維系的生產關系對于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制約作用。

　　相對于批評史上稍顯“懸浮”的、疏離的、隱約的理論建構而言，馬克思主義為文學批評提供的資本批判話語的優勢體現為“資本”本身就是對特定歷史階段內社會生產關系結構特質的指認，這里的關鍵問題是文學批評如何能夠穿透“更高地懸浮于空中”的層層表象，折射出“資本”對于文學活動迂回復雜的規定性。在這一點上，西方馬克思主義使用的是意識形態批判這一利器，將本就在經典馬克思主義中被打上“虛假的意識”烙印的意識形態領域作為剖析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切入口，并致力于揭示文學文化現象與意識形態之間復雜的、具有迷惑性的結構關系。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物化結構越來越深入地、注定地、決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識里”，(11)在這一思路引導之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視線從“物質”、“經濟基礎”或“生產關系”轉向了意識形態本身。這種轉向在本雅明那里是對古典藝術作品“光暈(Aura)”消失后的機械復制時代上層建筑與物質基礎之間“隱喻”關系的關注;(12)在阿多諾那里是對拆解啟蒙理性以及與之相應的對無調性音樂和現代主義藝術樣式中包含的否定意義的推崇;在薩特那里指向了“結構的和歷史的人類學”(13)這一未完成的理論革命;在哈貝馬斯那里是論證資本主義所有制如何為合理性的“政治關系”落地生根為“生產關系”(14)提供機會等等。

　　從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來看，他們“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轉了馬克思本身的發展軌道”(15)，這與他們想在西方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找到社會革命新出路的訴求漸行漸遠。馬克思在“資本”維度上對主客體關系做了從抽象回到具體的闡釋，而他的西方后繼者們則吊詭地又回到了抽象的思辨層面。這其中有西方傳統形而上學造成的思想窠臼，但更有“西馬”學者們對資本批判話語的理解和拿捏的分寸問題。

　　西方馬克思主義中一部分學者向文化批判領域轉向，是他們在重新解讀了本民族國家“資本”特殊運轉方式的基礎上所做出的選擇，比如，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在最初的期間，它的中心就是政治經濟學批判。例如，研究所第一批出版的格羅斯曼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積累規律與崩潰：危機理論》，波洛克的《蘇聯計劃經濟試驗》，魏特夫有關中國農業社會的分析，都是政治經濟學成果。這些研究對法蘭克福學派的后來發展有不小影響，如果沒有學派整體通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當代資本主義認識的深化，其在文化、哲學、社會心理等各個方面形成的充滿創造性的批判觀點就會缺乏必要的前提”。(16)其中對法蘭克福學派在研究路徑上最具基礎性影響的是波洛克的“國家資本主義”理論，主要指的是19世紀末以來的西方國家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管理者身份介入市民社會，從而消弭了馬克思在此前所指認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對立關系，改變了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在結構上的決定作用，成為一種新的資本主義形式。“資本”從自由資本主義階段赤裸裸地攫取暴利的形象轉而變為國家資本主義階段悶聲斂財的形象。“資本”隱秘地推動了社會的同一化進程，這使得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從生產過程到日常生活領域都被收編到“被管理的世界”(17)中。從中可以看到，波洛克對資本主義的新形式所做的解讀成為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尤其是文化批判理論得以建構和立足的基礎。

　　因此可以說，令佩里•安德森感到困惑的“倒轉”行為，其深層根源在于這個學派所理解的資本批判語境發生了“面積”上的縮水。他們在20世紀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關系中發現了“資本”結構社會關系的新方式，并且明確意識到僅從批判“資本”秘密的層面上看不到改變生產關系的希望，由此生出悲觀主義的心態，對資本批判話語做了弱化經濟基礎論述和放大意識形態批判的處理，這是霍克海默為學派所確定的從“傳統理論”向“批判理論”的轉向。

　　事實上，在西方學者依據本民族國家的特殊性對馬克思主義的多種解讀中，資本批判話語大多時候是在場的，至少是隱匿的在場。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線索看作一條西方研究者應對“資本”在本民族國家發生的新形式、新變化、新動向的理論嬗變之路。伯明翰學派的霍爾對文化生產、消費、流通等環節的重新思考，使他在產生新變化的資本現代性中重新發現了“文化”的屬性。杰姆遜立足于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期理論勾勒出資產階級文化發展的邏輯線索，他將晚期資本主義形態中的“資本”定位在為消費社會塑型以及資本主義全球性發展的第三次大規模擴張上，從而為后現代主義文化找到了與之相應的生產方式變革的現實根源。還有諸如德波的景觀現象學批判擊中“資本”在視覺文化層面新的表現形態的要害;馬克•波斯特對西方社會歷史所做的口頭媒介—印刷媒介—電子媒介的階段性劃分，關注“資本”對媒介的滲透;此外還有資本主義批判的空間轉向等理論視角，無不在豐富著資本批判話語，也拓展著文學批評的可能性。

　　當然，資本批判話語不能替代對文學現象的研究，但卻能為文學批評提供具有穿透力的思考方法。隨著資本運作方式的新變化，資本批判話語與文學批評結合的方式仍將發生更多的變化。“繼續對比內部和外部、生存和歷史，繼續對現在生活的抽象質量作出判斷，使一種具體未來的觀念充滿活力，便落在文學批評的肩頭。但愿它證明勝任這項任務!”(18)

　　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1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同上，第533頁。

　?、邸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10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堋恶R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荨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第211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蕖恶R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0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⑦可參閱顧海良：《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經濟學手稿》，《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6期。

　?、唷恶R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6—57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嵬希?37頁。

　　⑩《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8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1)[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156頁，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

　　(12)[美]漢娜•阿倫特：《〈啟迪〉(本雅明文選英譯本)導言》，載劉北城《本雅明思想肖像》第23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3)[法]讓•保羅•薩特：《辯證理性批判(上)》第2頁，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14)[德]尤爾根•哈貝馬斯著，李黎、郭官義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第55頁，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

　　(15)[英]佩里•安德森著，高铦、文貫中、魏章玲譯：《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第68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6)張一兵主編：《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潮(中卷)》第260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7)Pollock,"State Capitalism",in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轉引自張一兵主編《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潮(中卷)》第299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8)[美]費雷德里克•詹姆遜：《語言的牢籠：馬克思主義與形式(下)》第375頁，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

　　作者簡介： 萬娜，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湖北文學理論與批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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