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惟。”毛澤東的《兩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光輝典范，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的璀璨明珠，是黨贏得偉大勝利的理論武器。

　　毛澤東歷來倡導和堅持全黨要學哲學，用哲學，這是我們黨的好傳統。習近平上任以來，就著力于恢復這個黨的優良傳統，強調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和武裝全黨干部。他曾列出“需要反復精讀”的經典，在毛著中，首要的就是《矛盾論》和《實踐論》。黨19大前夕，中宣部和中組部還通知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了委，要學習《兩論》，從哲學上加深對習近平“726”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會上講話的理解。椐媒體報導全國先后有29個省、市、自治區黨委理論學習中心組都在學習《兩論》。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從未有過的好開端、好景象。

　　19大指明，我國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新時期，新事物、新矛盾層出不窮，亟須學習《矛盾論》，照辯證法辦事，正確地分析和解決新矛盾。

　　然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界、理界卻偏偏有人極力詆毀、攻擊和否定毛澤東的《矛盾論》。最早發難、毒害甚大的是那個自稱“毛澤東秘書”(按毛澤東自己的說法是：“通訊員”，且“一部一個”)的李銳，是這三十多年我國瘋狂反毛反馬的代表人物，極力攻擊和污蔑《矛盾論》關于矛盾的普遍性原理，是其“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哲學基礎。他說：“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尤其是它的‘兩論’，即《矛盾論》、《實踐論》，這是須作專門研究的學術問題。這里只就其在實踐中造成重大影響的這幾個觀點，作些初粗淺論述……他直言不諱：差異就是矛盾，矛盾無處不在。這可以說是斗爭哲學的核心。他認為世界上無處不存在矛盾、對立，沒有對立的情況是不存在的，辦任何事情都要經過斗爭，去克服其中的矛盾。這樣就把矛盾等同于對立，對立又等同于斗爭，只有靠斗爭才能最后解決問題。這樣把斗爭絕對化之后就完全忽視和排斥了矛盾的同一性，以至最后實際否認同一性，只有斗爭性了。”(《毛澤東晚年悲劇——毛澤東秘書手記》第300—301頁)

　　陳定學教授前些拋出不少詆毀和否定《矛盾論》的大作，給它扣上四頂大帽子，說什么《矛盾論》有“四大缺陷”，即所謂“矛盾實體論” ，“矛盾極端論”，“矛盾絕對論”和“矛盾斗爭論。“四大缺陷”也就是四大“錯誤”。他說：“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卻提出了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論斷，他認為‘矛盾即是運動，即是事物，即是過程，即是思想。’按照毛澤東的論斷，矛盾不僅是事物，不僅是實體，而且還是事物或實體的“運動”與“過程”，我們把這種觀點稱之為‘矛盾實體論’。顯而易見，‘矛盾實體論’是錯誤的，因為矛盾的本質是關系，它只是事物之間的一種特殊的關系，所以矛盾既不可能是事物，也不可能是實體，更不可能是‘運動’、‘過程’和‘思想’，毛澤東把事物與事物的關系混為一談，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缺陷。”(《愛思想網》2011年11月13日)

　　在紀念《矛盾論》發表80周年之時，這就不能不爭辯清楚。

　　第一、《矛盾論》關于矛盾普遍性的原理是辯證唯物主義的繼承、發揮和發展。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一開頭就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99頁)辯證法和形而上學是“兩種相互對立的宇宙觀”。而它們之間相互對立的實質，也就在于是否承認“發展是對立的統一”，在于是否承認矛盾的普遍性。

　　毛澤東在《矛盾論》里深刻闡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觀性。他說：世界上不論是簡單的運動形式，或復雜的運動形式，不論是客觀現象，或思想現象，矛盾是普遍的，絕對的。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發展的過程中，又貫串于一切過程的始終。(《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306、319頁)

　　這種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原本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原理，邏輯起點。任何一個尊重歷史史實的人，都知道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就是批判地吸收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的“合理內核”，創造性地發現和揭明了自然、社會和思維發展的最普遍規律，即對立統一規律，揭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客觀性。

　　否則，就無所謂唯物辯證法了。

　　馬克思指出：“兩個矛盾方面的共存、斗爭及融合成為一個新范疇，就是辯證法的實質。誰要是給自己提出消除壞的方面的任務，就是立即使辯證運動終結。”(《馬恩全集》第4卷，第147頁)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針對杜林所謂矛盾的東西“只能歸屬于思想的組合，不能歸屬于現實”的形而上學觀點，深刻闡明了矛盾的客觀性和普遍性。他說：“運動本身就是矛盾”。從簡單的機械運動形式，到物質的更高級的運動形式，特別是有機生命，乃至人的思維運動，“就更加包含著矛盾。”(《馬恩選集》第3卷，第160頁)

　　列寧在《談談辯證法問題》中指出：“統一物之分解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的矛盾著的部分的認識，是辯證法的實質。”(《哲學筆記》第398、397頁)辯證法內容這一方面的正確性“必須由科學史來檢驗。”列寧從數學中，十和一，微分和積分;物理學中，作用和反作用，正電和負電;化學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社會學中，階級斗爭，闡明了矛盾的普遍性。

　　可見，在馬克思主義經典里頭，事物的矛盾規律，即對立統一是唯物辯證法根本規律，是辯證法的核心、實質;矛盾是普遍的，事物本身就是矛盾，“運動本身就是矛盾”;否認事物內部矛盾，就是否定一切。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堅持矛盾的普遍性，只不過是繼承、發揮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思想罷了。

　　可見，陳定學先生否定矛盾的普遍性原理，不只是否定毛澤東《矛盾論》，而且是將馬克思主義的“老祖宗”全都“否”了!

　　第二、毛澤東對矛盾普遍性的精辟概括和升華。

　　無庸諱言，《矛盾論》關于矛盾的普遍性原理，確不是毛澤東的“原創”。但也不能不看到毛澤東的貢獻和發展。這就是他對矛盾的普遍性作出了科學的理論概括和升華。他說：“矛盾的普遍性或絕對性這個問題有兩方面意義。其一是說，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其二是說，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同上書，第305頁)

　　在這里，毛澤東從時間與空間兩個方面、兩種視角精辟地概括矛盾普遍性原理。

　　就空間而言，“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事事有矛盾。即是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包含矛盾，無一例外;矛盾即是事物;沒有矛盾的事物，在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他說：“不論簡單的運動形式，或復雜的運動形式，不論是客觀現象，或思想現象，矛盾存在于一切過程中”，大千世界，沒有哪個事物不存在著矛盾。

　　從時間來說，“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時時有矛盾。即是說，世界上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貫串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矛盾即是運動，即是過程;沒有矛盾的運動，沒有矛盾的過程，在世界上也就根本不存在。他說：“矛盾是普遍的、絕對的，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又貫串一切過程的始終。新過程的發生又是什么呢?這是舊的統一和組成統一的對立成分讓位于新的統一和組成統一的對立成分，于是新過程就代替舊過程而發生。舊過程完結了，新過程發生了。新過程又包含著新的矛盾，開始它自己的矛盾發展史。”(同上書，第307頁)

　　可見，在毛澤東看來，世界上一切事物，無不是統一物分解為兩個方面，它們又統一又斗爭，這就是矛盾。矛盾是事物內部的本質關系，事物是由矛盾構成的，世界也是由矛盾構成的。由此推動事物的變化、運動和發展。所以矛盾即是事物，即是運動，即是過程。沒有矛盾，就沒有事物，沒有運動、發展。

　　毛澤東對矛盾普遍性的規定，彰顯了唯物辯證法的徹底性。這種理論升華、概括，發前人之未發，是真正的創新理論。

　　而陳定學卻說什么，“矛盾的本質是關系，它只是事物之間的一種特殊的關系。這種特殊的關系就是‘對立’”。“所以矛盾既不可能是事物，也不可能是實體，更不可能是‘運動’、‘過程’和‘思想’”。他說：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卻令人匪夷所思提出矛盾的普遍性論斷”，把“事物與事物的關系混為一談”，犯了什么“矛盾實體化”的錯誤。

　　陳定學如此這般批判矛盾普遍性，并無損于《矛盾論》的光輝，卻反倒凸現了他自己按毛澤東的說法，是“形而上學猖獗”。

　　其一，陳定學別開“同一性”定義矛盾凸現其對唯物辯證法一竅不通。

　　毛澤東在《矛盾論》里頭，如同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一樣，把矛盾定義為事物內部(當然也包括事物之間)兩個對立方面又斗爭，又統一的關系。簡言之，矛盾即是對立統一;離開統一，單單的對立，不成其為矛盾;反之，沒有對立，單單的統一，也不成其為矛盾。

　　這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基本常識。

　　而陳定學在刻意別開矛盾雙方的“統一”關系，單把矛盾規定為，“只是事物之間的一種特殊的關系，這種特殊的關系就是‘對立’”。殊不知，只“對立”，無“統一”，只有“矛”，沒有“盾”，那是“矛矛”關系，何來“矛盾”?又怎能成其為“矛盾”?

　　陳先生卻硬把“矛矛”說成“矛盾”，“指鹿為馬”，令人好笑!

　　這難道不是對辯證法一竅不通!

　　其二、陳定學別開事物內在矛盾一來規定矛盾就更凸現其“形而上學猖獗”了。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說：“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斗爭”就是矛盾。此種事物內在矛盾又統一，又斗爭，“決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沒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矛盾，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第305頁)所以，“矛盾即是事物”，也“即是運動，即是過程”。這同恩格斯說的 “運動本身就是矛盾”，一脈相承。

　　辯證法和形而上學兩種發展觀的對立，歸根到底也就在于是否承認事物的內部矛盾，是推動事物發展的根本源泉和動因。

　　這也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基本常識。

　　而陳學定卻認為，“事物和事物的發展過程”要嚴格區別開來，那么，何謂矛盾?他斷言“矛盾只是事物之間的特殊‘對立’關系”。殊不知，這一個“只是事物之間”，也就完全否定了“事物內部”存在矛盾，否定了事物發展的內在“根據”，也就勢必深陷形而上學的泥潭。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杜林否定事物內在矛盾的形而上學觀點。原來杜林認為：“矛盾范疇只能歸屬于思想組合，而不能歸屬于現實。在事物中沒有任何矛盾，或者換句話說，真實地產生的矛盾，甚至是背理的頂點。”對此，恩格斯曾這樣反駁說，“由于所謂矛盾辯證法在從古代希臘人起直到目前為止的哲學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甚至比杜林先生更激烈的反對者要來加以反對，也必須提出別的論據，而不能只憑一個斷言和許多的謾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59頁)

　　杜林宣稱，“矛盾只能歸屬于思想組合”， 抨擊辯證法承認客觀事物“真實地產生的矛盾”，“是背理的頂點”;陳定學斷言“矛盾只是事物之間的一種特殊的‘對立’關系”，詆毀《矛盾論》認定一切事物內部存在矛盾，是犯了“矛盾實體論”錯誤。他倆“形而上學猖獗”，否定事物內部存在矛盾，否定矛盾的普遍性，何其相似乃爾!

　　還須指出，陳定學色厲內荏，用“矛盾的廣泛性”取代“矛盾的普遍性”，只能是欲蓋彌張。

　　陳定學堅決否定矛盾的普遍性，卻又不得不承認，“古往今來，大多數哲學家和學者都認為，矛盾并不是個別的、局部的現象，而是一種廣泛的、普遍的現象，他們把這種現象稱之為‘矛盾的普遍性’”。但又肯改邪歸正，就只好偷偷地把“矛盾的普遍性”篡改歪曲成“矛盾的廣泛性”。這就是他所說的，“那么，我們應當如何正確地理解矛盾的普遍性呢?所謂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是一種廣泛的現象，它廣泛地存在于各個領域，世界上許多事物之間都存在著矛盾，許多事物的內外也都存在著某種兩極的對立。北宋著名哲學家程頤曾經說過：‘萬物莫不有對’。他的意思是說萬物中都有可能包含矛盾，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

　　這樣一來，古往今來哲學家提出和堅持“矛盾普遍性”，陳定學教授就這樣魔術般地耍來耍去，竟把“矛盾普遍性”偷換成了“矛盾的廣泛性”，再把“廣泛性”變幻成“許多事物內外”　在對立，直至“萬物中都有可能包含矛盾”，矛盾的普遍性也就煙消云散了。

　　第三、解讀“差異就是矛盾”。

　　李銳拿著放大鏡，在《矛盾論》中找到“差異就是矛盾”一說，滿以為抓住了毛澤東的哲學形而上學的“杷柄”， 高興得手舞腳蹈起來。他說：毛澤東“直言不諱，差異就是矛盾，矛盾無處不在。這是其斗爭哲學的核心”，“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基礎。

　　這是對《矛盾論》的惡意歪曲、污蔑!

　　從馬克思主義哲學揭明，對立統一是自然、社會和思維發展的普遍的根本規律。這是辯證法與形而上學“兩種發展觀”相互對立的焦點。

　　毛澤東堅持“矛盾的普遍性”，無疑是《矛盾論》的理論基石，邏輯起點。在此基石才有“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乃至“矛盾的同一和斗爭性”等，否則，還有什么《矛盾論》可言!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為何提出“差異就是矛盾”?此一命題的科學內含又是什么?

　　應當看到，《矛盾論》所講的“差異就是矛盾”，有其鮮明的針對性，和特定的科學內含。

　　這是因為，這里提出“差異就是矛盾”的這個“差異”，不是兩個無緣無故的事物之間的“差異”，諸如喜馬拉雅山上的石頭，同李四家中雞蛋之間的“差異”，也構成“矛盾”。而是說的同一個事物，在其發展過程的初始階段中兩個相互聯結的對立面間的“差異”。毛澤東認為，這種“差異”就是矛盾。

　　這是科學的論斷!

　　他的這個論斷有其鮮明的針對性，是有感而發的。具體說來，則是針對上世紀30年代初蘇聯德波林學派的形而上學錯誤觀點提出來的。

　　原來，蘇聯上世紀30年代初，德波林學派有這樣的觀點：矛盾不是一開始就在過程中出現，須待過程發展一定的階段才出現;矛盾不是貫串于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的，在事物發展的初始階段，只有差異，并無矛盾。只有隨著過程的推移，到了更高的階段，才產生矛盾。因之，他們斷言，在蘇聯條件下富農和一般農民之間就只有差異，并無矛盾;在法國革命前，工農資產階級組成的“第三等級”中，也只有差異，并無矛盾。

　　這樣一來，矛盾就是“有所不在”了，而不是“無所不在”，矛盾普遍性就被否定掉了，辯證法中斷了。

　　毛澤東正是針對德波林學派的這種形而上學錯誤觀點，闡明矛盾的普遍性，不僅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而且是指，“在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批判德波林派不懂得，這種事物發展始初階段兩個方面的“差異”，本身就已經包含著矛盾，“差異就是矛盾”，只是矛盾尚未激化而已。繼而指明，“勞資之間，從兩個階級發生的時候起，就是相互矛盾的，僅僅沒有激化而已。工農之間，即使在蘇聯的社會條件下，也有差異，它們的差異就是矛盾，僅僅不會激化成為對抗，不取階級斗爭的形態，不同于勞資間的矛盾。”他說：“這是矛盾的差別性的問題，不是矛盾的有無的問題。”(第307頁)

　　不僅如此，毛澤東進而指出：德波林既然否認事物發展的初始階段即包含內部矛盾，就不能不把發展的根本原因，轉到“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這樣，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學的外因論和機械論去了。”

　　由此可見，毛澤東提出：“差異就是矛盾”，有著鮮明的針對性，有其特定的科學內含。這就把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堅持到底，將辯證法貫徹到底。凸顯其理論的徹底性。

　　那些攻擊和否認“差異就是矛盾”的人，究竟與什么人為伍，不是一清二楚的嗎!

　　第四、提出“關于事物矛盾問題的精髓”的新觀點。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把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聯結的道理，升華為“關于事物矛盾問題的精髓”。

　　如同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一樣，毛澤東的《矛盾論》也強調矛盾的普遍性、絕對性，但他是把矛盾的普遍性置于同特殊性緊密聯系之中來研究普遍性，而更著力于全面地闡明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深刻地揭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聯結性。

　　他說：“矛盾的普遍性已經被很多人所承認，因此，關于這個問題只需要很少的話就可以說明白;而關于矛盾的特殊性問題，則還有許多的同志，特別是教條主義者，弄不清楚。他們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們不了解研究當前具體事物的矛盾特殊性，對于我們指導革命實踐的發展有何等重要意義。因此，關于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應當著重加以研究，并且用足夠的篇幅加以說明。”(第304頁)

　　《矛盾論》從五個方面精辟地闡明了矛盾的特殊性。這就是：“各種物質運動形式中的矛盾，都帶特殊性”;“每一個物質運動形式在其發展長途中的每一過程的特殊矛盾”;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不但事物發展全過程中的矛盾運動，在其相互聯結上，在其各方情況上，我們必須注意其特點，而且在過程發展的各階段中，也有其特點，也必須注意”(第314頁);還“必須從階段中矛盾的各個方面去看”矛盾的特殊性(第315頁)

　　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把研究矛盾這五個方面的特殊性，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他說：“研究所有這些矛盾的特點，都不能帶主觀隨意性，必須對它們實行具體分析。離開具體分析，就不能認識任何矛盾的特性。我們必須牢記列寧的話：對具體事物作具體的分析。”(第317頁)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毛澤東還深刻論述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聯結：其一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區分是相對的，“由于事物范圍的極其廣大，發展的無限性，所以，在一定場合為普遍性的東西，而在另一場合則變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場合為特殊性的東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變為普遍性。”(第318頁)其二是，“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即包含于一切個性之中，無個性即無共性。假如除去一切個性，還有什么共性呢?”(第320頁)其三是，矛盾普遍性是無條件的、絕對的，而“一切個性都是有條件地暫時存在的，所以是相對的。”(第320頁)

　　進而，毛澤東作出理性的升華：“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于事物矛盾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棄了辯證法。”(第320頁)

　　這一關于事物矛盾問題的精髓的學說，為我們黨長期堅特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根本思想原則，為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奠定了堅實的哲學基礎。

　　正是以此作為銳利的理論武器，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清算了黨內“左”右傾路線錯誤，統一了全黨思想。

　　正是以此作以銳利的理論武器，毛澤東找到了中國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經過艱難曲折斗爭，創建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的人民基礎民主專政共和國。

　　正是以此作以銳利的理論武器，毛澤東突破了“蘇聯模式”，找到了“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奪取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

　　五、堅持“用對立統一的觀點看待一切”的光輝典范

　　馬克思說：理論一旦掌握群眾，便轉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但理論要徹底，才能掌握群眾。

　　研究和學習《矛盾論》，亟須聯系建國之后，毛澤東是如何堅持對立統一的法則來觀察和解決新矛盾、新問題，并為全黨作出了榜樣，提供了典范。從而加深對《矛盾論》的理解，更好地看清否定矛盾普遍性是何等的荒唐!值得注意的有三：

　　一則是，要不要堅持作對立統一的觀點看待社會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社會是人類發展的全新階段，同資本主義相比，有其無比的優越性。那么，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是如同一切社會一樣也包含著矛盾?

　　從辯證法的觀點來看，這原本不成問題。既然對立統一是辯證法的根本規律，那么，社會主義社會不管怎么優越，無疑地也不會“優越”到“沒有矛盾”。這是辯證法的題中應有之義。

　　然而，斯大林卻未能把辯證法貫徹到底，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

　　他看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優越性，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適應，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也相適應，卻看不到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甚至充滿著矛盾。這樣一來，辯證法就“中斷”了。

　　這就是斯大林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書中提出的：蘇聯社會，“生產關系同生產力狀況完全適合，因為生產過程的社會性是由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所鞏固的。”(《斯大林選集》下卷，第449頁)這里所謂“完全適合”，就是“適合”到只有“一致”、“統一”，“完全”成沒有矛盾了。

　　1940年，蘇共中央機關刊物《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雜志，曾就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矛盾問題展開討論，編輯部最后的結論竟是：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完全適合，也就是說它們之間矛盾的消滅。”

　　這就把斯大林的“完全適合”的形而上學論斷，進一步推向了極端，得出社會主義是“矛盾的消滅”的荒謬“結論”。人令人詫異的是，此種觀點竟在當時社會主義各國還很有市場，廣為流行!

　　毛澤東面對著蘇聯離開辯證法的巨大理論錯誤，敢于堅持真理，把辯證法貫徹到底。他堅持用對立統一的觀點觀察社會主義，提出了新觀點、新思想、新理論。這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的論斷，關于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等等，為科學社會主義續寫了嶄新的篇章，給唯物辯證法增添了新的內容，并為我們黨正確觀察和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的提供了新的哲學依據。

　　1956年4月4日，毛澤東在書記處討論《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時說：在消滅階級對立之后，社會主義社會還會有矛盾。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消滅階級對立以后，社會主義社會還會存在什么矛盾?至少還會有新與舊的矛盾，先進與落后、正確與錯誤的矛盾。按照辯證法，沒有矛盾就沒有運動，沒有運動，生命就要結束，社會就要停止運動，以至滅亡。(轉引自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第22頁)

　　隨后，他在會見拉丁美洲兄弟黨的代表團時更尖銳指出：“矛盾是永遠存在的，一萬年后還有矛盾。一個矛盾克服了，又一個矛盾產生了。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都有矛盾存在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有人以為一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國家就十分美好，沒有什么壞東西了，這是一種迷信。”(文集《第6卷，第66頁》這里講的“有人”，顯然是指斯大林等蘇聯人。

　　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尖銳指出：“斯大林有許多形而上學，并且教會許多人搞形而上學”。“對立面的這種斗爭和統一，斯大林和就聯系不起來。蘇聯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學，就是那么硬化，要么這樣，要么那樣，不承認對立統一。因此，在政治上就要犯錯誤”(《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47、345頁)

　　他還說，斯大林“在一個長時期里不承認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才吞吞吐吐地談到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說如果政策不好，調節不好，是要出問題的。但是，他還是沒有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當作全面性的問題提出來，他還是沒有認識到這些矛盾是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基本矛盾。”(《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56頁)

　　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作出嶄新理論概括，指明“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為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14頁)

　　值得注意的是，1957年11月17日，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時，針對斯大林的錯誤，尖銳指出：“無論什么世界，當然特別是階級社會，都是充滿著矛盾的。有人說社會主義社會可以‘找到’矛盾，我看這個提法不對。不是找到或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滿著矛盾。沒有一處不存在矛盾，沒有一個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文集》第7卷，第232頁)鑒于斯大林的形而上學錯誤的惡劣影響，毛澤東向各國黨慎重提出，“關于對立面的統一觀念，關于辯證法，需要作廣泛的宣傳。我建議要在各國黨的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全會上談這個問題”。令人欣喜的是，毛澤東的這一合理化“建議”，結果寫入社會主義12國黨一致通過的《莫斯科宣言》。

　　我們要學習毛澤東本著“徹底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精神，敢于把辯證法貫串于社會主義社會，糾正斯大林“中斷”辯證法的形而上學錯誤，真正捍衛和發展唯物辯證法。

　　再則是，如何用對立統一的觀點觀察和解決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初期的社會矛盾?

　　1956年年初，毛澤東在廣泛深入調查研究(多次出京調查和聽取34個部委的匯報)的基礎上，科學分析了中國社會的新矛盾、新問題，提出著名的《論十大關系》。這是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部“經典”大作，閃耀著辯證法的光輝。1960年6月18日，毛澤東在《十年總結》中說，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1956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開始反映中國客觀經濟規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冊，第419頁)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的結尾，作過這樣的概括：“這十種關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我們的任務，是要正確處理這些矛盾。”(《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4頁)十大關系，就是十大矛盾。《論十大關系》在一定意義上也可視為《矛盾論》的續編，是新《矛盾論》。

　　拿“一、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來看。這一大關系就是一大矛盾。毛澤東說，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這是已經　定了的。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生產。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

　　在毛澤東看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這一大矛盾，就是對立的統一。一方面，它們是相互對立、相互排斥的，國家的“投入”是一定的，投到重工業多了，輕工業、農業就得相應少些;反之亦然。另一方面，它又相互聯結、相互促進、相互合作的。不應當只見它們之間的對立，無視它們之間的同一。

　　他說：“這里就發生一個問題，你對發展重工業是真想還是假想，想得厲害一點，還是想得差一點?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點，那你就打擊農業、輕工業，對它們少投一點資。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厲害，那你就要注重農業、輕工業，使糧食和輕工業原料更多些，投到重工業方面的資金將來也會更多些。”(《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5頁)因為“從現有的材料看來，輕工業的建設和積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產以后，四年之內除了收回本廠的投資以外，還可以賺回三個廠、兩個廠、一個廠，至少半個廠。”這不反過來保大大促進和加快重工業的發展!

　　這就是對立面的統一，相反相成!

　　再拿“十、中國和外國的關系”來說。

　　毛澤東從矛盾的普遍性和對立統一的觀點看待“中國和外國的關系”，提出全面對外開放方針，不僅要向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學習，而且一切民族、一切國家學習。他說：“我們提出　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就是愿意提，甚至不敢提這個口號。”

　　“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不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概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

　　這就是唯物辯證法的要求。

　　毛澤東說得好：“應當承認，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不然他為什么能存在?為什么能發展?同時，每個民族也都有它的短處。有人以為社會主義就了不得起，一點缺點沒有了，哪有這個事?應當承認，總是有優點和缺點這兩點……一萬年都有兩點。將來有將來的兩點，現在有現在的兩點，各人有各人的兩點。總之，是兩點而不是一點。說只是一點，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在這里，毛澤東把“對立統一”通俗地名為“兩點論”，與此相反的形而上學謂之為“一點論”，“ 知其一不知其二。”

　　在論及學習西方發達資本主義時，毛澤東提醒全黨，要堅持“兩點論”，切不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這就是他所說的：“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　作風，我們堅決抵制的批判。但是，這不防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地好好學過來，以利于改進我們的工作。”(《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1、43頁)

　　我們應當學習毛澤東的辯證法的對外開放觀，堅持“兩點論”，善于向一切外國學習。

　　最后是、要不要用對立統一的方法來觀察自然界的微觀世界?

　　無庸諱言，毛澤東在自然科學方面的造詣并不深厚，但是他作為辯證法的大師，一旦掌握了辯證法這個“偉大的認識工具”，用對立統一的觀點來觀察微觀世界，還真能“高瞻遠矚”，科學地預見到，微觀世界的“基本粒子”也是無限可分，以至使國際上著名的物理學家也為之膺服。

　　人類對自然的認識，本是從不知到知、由淺入深的無限發展過程。只是物理學家總想發現和找到構成物質的最小的“基本粒子”。

　　在19世紀開初曾有學者認為構成物質的最小“基本粒子”是“原子”。但1919年英國物理學家盧瑟福卻發現了“質子”，1932年英國物理學家查理威克又發現了“中子”。于是自然科學界就把“質子”和“中子”看成到構成物質的最小粒子，認為它們已不可再分了。

　　那么，這種認識是否正確?是否合乎辯證法?

　　毛澤東基于唯物辯證法的指導，把辯證法堅持到微觀世界，提出了遠見卓識的科學預見。這就是五十年代初，中央召開專門研究原子能的會議上，他問我國著名物理學家錢三強：“質子、中子是什么東西構成的”?錢三強鑒于當時自然科學還沒有研究到這一步，便如實地回答道：“對這個問題，還沒有新的認識，根據現有的科學研究，還只知道質子、中子是構成原子的基本粒子。”

　　毛澤東不以為然，接著說：“我看不見得。質子、中子、電子還應該是可分的，一分為二，對立統一嘛!現在實驗雖然還沒有證實，將來條件發展了，將會證實它是可以分的。”

　　1964年8月24日，毛澤東在同我國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談話時，又一次提出基本粒子“無限可分”。他說：“宇宙從大的方面看是無限的，從小的方面看也是無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而且可以無限地分割下去。莊子講‘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這是對的。因此，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也是無窮盡的。要不然物理學這門科學就不再發展了。”(《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89頁)

　　毛澤東的這一科學預見，再次證實唯物辯證法確實是無比銳利的“偉大的認識工具。”

　　1978年，在美國召開的第7屆基本粒子物理學國際會議，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肖格拉在答記者的時候，有感于關于中國的高能物理學工作者，遵照毛澤東關于基本粒子仍然有結構、無限可分的辯證觀點，于1965—1966年最早提出由強子組成的“層子模型”，為了紀念已故的毛澤東主席，他提議把中國人最早提出的比基本粒子更深層次的物質粒子，命名為“毛粒子”。

　　一個外國人，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得者肖格拉，直面毛澤東在對微觀世界的科學的認知，如此尊重、敬仰。而一些中國人，卻肆意詆毀、攻擊和否定毛澤東的《矛盾論》，如此強烈的、鮮明的巨大反差，說明了什么呢?

　　總上可知，對立統一是辯證法“核心”、“實質”，對立統一規律是自然、社會和思維發展的最普遍的根本規律。如果說，列寧提出，“可以把辯證法簡單地規定為關于對立面的統一的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說明和發揮。”(《列寧全集》第55卷，第192頁)，那么，毛澤東則完成了列寧的遺愿，在《矛盾論》里對“事物的矛盾法則”作了相當完備的“說明和發揮”，乃至發展，增添了新的內容。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矛盾論》的客觀真理性，已為80年的社會實踐反復證實。李銳、陳學定等卻極力攻擊《矛盾論》，否定矛盾的普遍性，只能是桀犬吠堯，無損于《矛盾論》的光輝。　，

　　矛盾的普遍性萬萬否定不得，否則，也就“否”了對立統一規律，“否”了唯物辯證法和歷史辯證法，“否”了全部馬克思主義哲學!

　　(2017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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