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從是否強調雷鋒精神和中國道德精神傳統存在重要關聯的角度，對1963年雷鋒成為全國性人物以來的五十多年的雷鋒接受史作一掃描，我們會發現這一接受史可大致劃分為1963年至1989年年中、1989年下半年至今兩個階段。

　　從1963年至1989年年中，幾十年里關于雷鋒事跡、雷鋒精神的主流界定、主流宣傳邏輯，雖然不同時期常有變化，卻極少把它和傳統中國道德資源相關聯來理解與定位。①而從1989年下半年解放軍再度在全軍強力號召學習雷鋒以來②，強調雷鋒精神和中國優良道德精神傳統的關系，則成了國家號召學習雷鋒文本中從不缺席，但也從未被展開的表述。③

　　當然，如此概述，并不表示從1963年到1989年的幾十年中，關于雷鋒事跡、雷鋒精神，就沒有把它和傳統中國道德資源相關聯來理解的認識。

　　比如，1963年學雷鋒蔚為全國性運動時，現代儒學大師馬一浮便曾因“雷鋒言行足可詠嘆”而賦詩一首：“力作皆吾分，心同此理同。生非營一飽，僶俛學雷鋒”④。顯然，能讓對中國傳統有精深造詣、對傳統中優秀有力部分有真誠服膺的大儒馬一浮聲言“僶俛學雷鋒”，是他看到雷鋒的“力作”、“心”的方式，和他所肯定的中國儒家傳統之間有甚深的相通關系。只可惜，這詩只有20字，點到即止，沒有多作展開。

　　同樣，也是在1963年，當年3月雷鋒因毛澤東題詞而在全國迅速成為被熱烈號召的學習榜樣，雷鋒生前所在的沈陽軍區工程兵部隊當然更是積極行動起來。他們的積極行動之一便是組織雷鋒事跡報告團。雷鋒事跡報告團的第一次會議就是討論“雷鋒精神的實質到底是什么”，得出如下結論：

　　雷鋒身上的魅力，他的思想、品德、信念和行動，不僅是共產主義精神的體現，同時也是對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最好詮釋。他將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的崇高精神，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高尚的共產主義情操，在平凡的崗位上創造出偉大的業績。⑤

　　這一認為雷鋒、雷鋒精神是中華民族道德精神傳統和現代革命傳統的共同結晶的判斷，是非常正確的。只是，給出這判斷之后，當需要進一步把中華民族道德精神傳統和現代革命傳統結合起來，對雷鋒、雷鋒精神進行展開的分析、把握時，雷鋒事跡報告團卻沒有后續。這一不足清楚地反映在他們對雷鋒事跡該如何書寫的認識上。關于如何書寫，報告團反復討論后形成的結論是：

　　雷鋒一家受帝國主義、官僚主義、封建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慘痛的血淚家史和困難的童年，是雷鋒的階級基礎。他在工農業戰線上都是模范，參軍后的事跡最突出、最典型。他把共產主義思想和中國傳統美德完美地結合起來，表現了崇高的精神品質。覺得把他苦難的家史作為三分之一的篇幅來寫，重點部分是參軍后的事跡，集中表現他是人民解放軍的偉大戰士、他是黨的好兒子、他是人民的好勤務員、他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是毛主席的好戰士等四個方面。⑥

　　就是，雷鋒事跡報告團雖然感覺到雷鋒、雷鋒精神的品質與魅力跟中國道德精神傳統有深切關系，卻沒有能在具體講述中對這一點形成闡發。相反，其實際展開講述、闡發雷鋒，使用的還是革命演變到60年代上半葉通行的用來講述有關方面問題的主流話語、主流邏輯。這套話語邏輯自洽，但傳統中國的道德精神資源實際是被排除出這套話語邏輯的分析、理解視野的。在某種意義上，沈陽軍區工程兵部隊雷鋒事跡報告團的這一關于雷鋒精神和中國優良道德精神傳統關系的表述，非常類似從1989年下半年開始出現的國家各種號召學雷鋒的文本，都認識到雷鋒精神和中國優良道德精神傳統有深切關系，但關于兩者間的具體關系如何，卻都沒有展開。

　　當然，說從1989年下半年開始國家號召學雷鋒的文本強調雷鋒精神和中國優良道德精神傳統的關系，都不過是一兩句話一帶而過式的強調，并不表示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中國社會沒有文本試圖較展開地談論雷鋒精神與中國道德精神傳統關系問題。但至少就我的閱讀范圍論，談到這一問題的文本，在準確性和啟發性方面，都比不上謝覺哉《讀雷鋒同志的日記摘抄》一文，是以，我現在想深入、展開地談論雷鋒精神與儒家傳統的關系問題，重新認真審視謝覺哉此文，以對此文的認真把握作為我討論的出發點，仍不失為一個應該且正確的選擇。

二

　　說起來不免讓人驚訝的是，謝覺哉這篇在雷鋒精神宣傳史、接受史上頗為重要但實際又沒有被真正消化的文字，其發表不僅也是在1963年，且是在雷鋒宣傳、接受史上可說最具標桿意義的《中國青年》1963年第5、6期合刊中登載的。⑦1963年3月2日出版的《中國青年》1963年第5、6期合刊，除封底之外，以全部48頁內文篇幅與封面、封二、封三，及毛澤東“向雷鋒同志學習”題詞手記的插頁，共同構成了 “學習雷鋒同志專輯”。由于這個學雷鋒專輯不僅發表了后來影響廣泛的長篇通訊《共產主義戰士——雷鋒》和精心選摘的《雷鋒日記摘抄》，還約請到董必武、郭沫若、羅瑞卿、謝覺哉等具重要分量的人物賦詩撰文，特別是首次影印發表了毛澤東的“向雷鋒同志學習”題詞和周恩來為雷鋒的第一次題詞“雷鋒同志是勞動人民的好兒子，毛主席的好戰士”，使得《中國青年》1963年第5、6期合刊是大多數關于學習雷鋒運動、關于雷鋒精神宣傳與理解史的文字不能不提到的。而在提到這本《中國青年》合刊又比較展開些的文字中，多數又會提到這一專輯也刊有中國共產革命史上有名的“五老”之一謝覺哉寫了詩文。從這個角度來說，謝氏這篇雷鋒文不能說寂寞，但從提到其文字卻不注意文章內容來說，這篇散文詩式的文字其實在雷鋒精神宣傳與接受史上是被忽略的。⑧

　　為了方便討論，我把雷鋒精神理解、接受史上這篇不該被忽略但實際上恰恰被忽略的重要文獻的主體部分（楷體文字）引述如下，中間穿插我對謝文相應段落和儒家傳統資源關系的評注（宋體文字）：

　　讀雷鋒同志的日記摘抄

　　……

　　只許做有益于人民的好事，

　　不許做有害于人民的壞事。

　　要做大的好事，也要做小的好事；

　　小的好事天天有，積累起來就是大好；

　　不肯做小的好事的人，遇著大的好事也不會肯做。

　　為什么小好可以積成大好？說清楚這點很重要，因為這當中的理解及其對應的行為與心理機制中，有80年代強調作好人好事時的感覺與理解中所沒有的一些環節。詳后。

　　不是不能見義，怕的是見義而不勇為。

　　人做的事總有好有壞，有時好的多，有時壞的多；

　　這就要檢討，要自我批評，老話叫“自訟”：自己同自己打官司。

　　自己宣布判決：那（哪）件做得對，但還有不足，是甚么原因？那（哪）件做得不對，給了人民多少損失，所以致此是什么原因？

　　不能自己原諒自己，如說“經驗不足”、“能力低”等，經驗要自己去找，能力要自己去練；

　　也不能推到“客觀條件”。革命戰士共產黨人是專門要認識客觀、改造客觀的。

　　自己宣布的判決，要經常講：可以警惕自己不再犯，也可以減輕良心上的譴責。

　　“自訟”是儒家傳統中個人為了更切實有效“成賢近圣”的一種相當有影響的修養方法。在謝的感覺理解里，顯然認為它可以用來充實革命所強調的自我批評，把自我批評變成一個更能切己落實、更有自我改善效用的修養方法。細品這段文字，我們也可發現在謝的感覺與理解里，革命所強調的“經驗要自己去找，能力要自己去練”，不應該輕易把責任往“客觀條件”推卸，等等，也可用來充實儒家“自訟”，擴展“自訟”的建設性范圍與效用。

　　常求有利別人，不求有利自己。

　　經常算總賬：

　　要好事多，壞事少，以至于沒有壞事；

　　有實事求是之心，無嘩眾取寵之意；

　　證明自己天天在向共產主義者的風格靠攏。

　　顯然，這種修養思路和理學家所運用的“功過格”的修養方法很相像，相當意義上可視為“功過格”修養方法的革命運用。

　　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毛澤東著作：

　　不止要懂得它的字句，而是要懂得它的含義；

　　不止要懂得它的含義，而是要能把它體現到自己的行動上。

　　不懂的證據，是工作沒有做好甚至還出了大的差錯；

　　不懂的證據，是沒有體會黨中央政策的要求，甚至明明指示你向東，而你卻要向西。

　　不懂就得學。以前雖學過，沒有懂，因而必須重新學習；

　　重新學習的好處在于：有了沒有學懂的痛苦經驗，吃一虧可以長一智。

　　以上這段簡直可以當成王陽明“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⑨這一經典表述的直接革命運用。就是能行方是知的完成，是真知的真正實現。

　　不一定吃過虧的人就會長智，有的人碰了壁還要碰，直碰得頭破血流，甚至身敗名裂。

　　一是腦子不會轉彎，不知道想正面，想反面，想各個方面，尋找轉彎的訣竅；

　　要從“行”的經驗中尋找思想、認知、修養進步的契機。

　　二是不虛心，不肯承認錯誤，錯了還以為對，決心要錯到底，做錯誤中的好漢。

　　“謙受益，滿招損”。

　　學，為著不犯錯。會學的人不把學的東西去硬套實際，而是融化到實際中去。“理論聯系實際”，不把馬克思主義當教條，而只是“行動的指南”。

　　用“知行合一”充實“理論聯系實際”的理解，用現代中國革命中“理論聯系實際”的經驗，同樣可充實“知行合一”的理解，并賦予“知行合一”理解現代中國革命實踐的含義。

　　要有兩種教員：正面教員和反面教員。有反面才能顯出正面的正確。人的得益處有時來自反面的比來自正面的多。

　　和“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相通。

　　教員多得很，自己是第一個教員：常常檢查自己的行為，那（哪）對那（哪）不對。拿自己之鏡照自己之影。

　　“吾日三省吾身”。

　　別人是第二個教員：別人做得對的，為甚么我不能趕上他；別人做得不對的，設身處地，也許和他一樣，或還要差。拿別人之鏡照自己之影。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省”。

　　群眾更是大教員：任何行為都要經得起群眾的考驗并最后得到群眾的批準。凡是不合客觀要求或是群眾有話不敢說，要看做是大禍臨頭，馬上反省。

　　用“群眾路線”作自我反省、自我評價的標準。

　　解決問題必須有根源，這叫做從群眾中來；問題的解決必須能調動群眾積極性，成為群眾自己的事，這叫做到群眾中去。

　　從群眾中來的是原料，到群眾中去的是成品，革命工作者與共產黨人是加工工人。加工的好壞是我們的責任，因而要時時去檢查，發現不適用就修改，又從群眾中來，又到群眾中去。

　　從“群眾路線”的角度予“知”“行”以新解。

　　工作是前進的無止境的，學習也是前進的無止境的。

　　要“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天天吸收新的養分，消化在自己行為中；學到的東西要鞏固起來，在行為中鞏固，而不是死背字句。

　　等于用王陽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來充實子夏“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也就是用“知行合一”來充實我們關于“學習”的理解，“學習”與“工作”應有關系的理解。

　　雷鋒同志讀的書不比別人多，但讀一句懂一句，融化在自己的骨髓里面。

　　雷鋒是真的“知行合一”，是真的“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故“知”是真知。

　　雷鋒同志年紀輕，做的工作不多，

　　但他具備了共產主義的品質，有了做建設共產主義事業的本領。

　　因為雷鋒的“行”是“真知”所落實出的“行”，故是無瑕的、可作為榜樣的“行”。

　　雷鋒同志要求自己極嚴，一絲一毫不肯放過。

　　雷鋒同志每天寫自己的歷史，要在自己的歷史里放進新的東西。

　　正是通過這樣的“自強不息”，雷鋒得以成為新時代的“士君子”典范。

　　所有革命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應該每天在自己的歷史里放進新的東西。

　　雷鋒同志是平凡的，任何人都可以學到；

　　雷鋒同志是偉大的，任何人都要努力才能學到。

　　……

　　謝覺哉《學雷鋒》詩云，“曾云六億舜堯群，崛起平民迥不同”，雷鋒作為平民道德、精神崛起的代表，任何人只要像他那樣努力，都可以成為新時代的“士君子”。但雷鋒所以能成為新時代的“士君子”，根據謝氏上面的表述，除了對共產主義有堅定信仰，努力學習馬列主義，認真執行黨的各項方針、要求外，還要像過去儒家信仰者想修行成理想的“士君子”那樣，要通過和儒家“吾日三省吾身”“自訟”“功過格”等相通的一些修煉方法，把自己信仰的道、真理充分地落實于自己的一言一行，充分地融于自己的生命中，并把這一切和“群眾路線”真正地融通，把個人的道路和集體的道路、真理的道路充分融合，而一個人要做到這些顯然是非常不容易的，是必須通過自己的艱苦努力才可能做到的。

三

　　如果我們把謝覺哉的這篇文字，和1963年登在《中國青年》《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中國青年報》等報刊上的學雷鋒文字作對比，會發現謝氏這篇文字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他更用“理論聯系實際”“群眾路線”“批評與自我批評”這現代中國革命史上有名的“三大優良作風”的視角，來審視雷鋒事跡、雷鋒精神的所從來與實質，而非像當時多數文章那樣，把雷鋒事跡、雷鋒精神的出現和實質過快、過于籠統地解釋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這樣一些更具60年代上半葉特色的認識——所帶來的結果；二是他展開 “理論聯系實際”“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兩種在現代中國革命傳統中被高度重視的成就——所關涉的論域、論題時，不是用當時通行的談法，而是用與中國更長久的傳統——儒家成賢希圣、追求成為真正的“士君子”的自訟、知行合一等道德精神修煉傳統、思想傳統等——相融通的方式，來對這兩者進行理解賦形。就是，謝覺哉這篇散文詩一樣的不長文字，是以儒家道德精神傳統、思想傳統和現代中國革命傳統中的三大優良作風相融通為主要視角來理解雷鋒事跡的出現、雷鋒精神的實質的。而這種理解方式背后，是在謝覺哉的感覺中，雷鋒追求成為理想、純粹的共產主義者的諸般艱苦努力，與儒家追求成為真正的“士君子”的道德精神修煉傳統、思想傳統中的很多資源，有實質的相通性，通過這些資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雷鋒事跡、雷鋒精神的意義，有助于充實雷鋒所有力開辟的道路——如何在平凡的工作與生活中成為理想的共產主義“士君子”。

　　更重要的是，當我努力不受已有的關于雷鋒事跡、雷鋒精神的解釋干擾，而去認真、反復地讀《雷鋒日記》、雷鋒本人留下的其他文本，和從這些文本中所獲得的理解線索去看雷鋒事跡，我必須承認，謝覺哉關于雷鋒給出的理解、把握，比之其他闡述，更能貼合雷鋒文本所呈現的雷鋒自己的感受與理解。

　　就是，自認“思想和眼界變得更加開朗和遠大”后的雷鋒⑩，其最核心的關注，便是如何把自己修煉成全心全意的共產主義者，成為新時代的“士君子”。是以，我們看他的日記，便可發現，他的重心便在成賢希圣。當然他這時視為榜樣的賢已經不是過去的賢，而是董存瑞、黃繼光、方志敏、向秀麗、龍均爵、白求恩……，他這時五體投地的圣也不是過去的圣，而是他理解、想象中的毛澤東。就是，“圣”“賢”榜樣雖然變了，但成賢希圣過程中——不斷自我告誡，不斷對自我的高標準嚴要求，不斷尋找各種方式以使自己有實效地向上的——急迫心情與衷心努力的方式，雷鋒和刻苦努力希圣成賢的古人則有太多相通。

　　雷鋒的這一核心關注所在，使得我們細味他當年被廣泛稱贊的諸多表達——不忘舊社會的苦，熱愛新社會，感恩黨和毛主席的拯救與教導等，會發現他的大部分這種表達，扣連的都是自己一定要時刻自我要求，以成為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就是，他在以此來保證自己有更充沛飽滿的動力，以做到時時刻刻一心向上。

　　他的這一核心關注所在，使得他當年被廣泛稱贊的“刻苦閱讀毛主席著作”，其閱讀興奮焦點，也常常是把毛澤東的著作當成修養書來讀。是以，他讀的毛澤東著作不少，也都很認真，希望能讀懂、消化、應用，但他最喜愛的，讀的遍數應該最多的，令他最激動的，塑造也最深刻的卻是《紀念白求恩》這篇不滿千字的文章。他1960年講自己如何學習毛澤東著作的報告《一輩子學習毛主席著作》，開頭便說：

　　我想，學習毛主席著作，是為了改造思想，不斷地提高共產主義覺悟。我學習了《紀念白求恩》那篇著作，給我的印像最深刻，到現在我一共學習了20多遍，看一遍有一遍的體會，有一遍的心得。毛主席熱情地贊揚了白求恩同志專門利人、毫不利己的精神，我就按照毛主席這些話來鞭策自己，檢查自己。毛主席說，我們要學習白求恩同志那種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一點出發，就可以變為有利于人民的人。無論什么工作，只要是黨的需要，革命的需要，只要是對人民有利的，我就要做好。11

　　1961年他寫的文章《做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關于《紀念白求恩》對他的深刻影響，關于他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核心方式，有更展開的表述：

　　我從1958年起，一直堅持學習毛主席著作，這是與黨對我的培養和我對黨對毛主席的熱愛分不開的。幾年來，雖然環境一變再變，工作擔子愈來愈重，可是我從來沒間斷過政治理論學習，哪怕干了一天活很疲倦了。晚上我寧愿少睡點覺，也要堅持學習毛主席著作，實在疲倦了，就走出去打一盆冷水洗洗頭，腦子清醒了，坐下來又看……

　　三年多來，我利用星期日、節假日以及出車前、飯前飯后和業余休息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讀完了《毛澤東選集》一、二、三、四卷，其中有些文章我讀了很多遍。另外，還讀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60多本政治理論書籍。

　　通過學習毛主席的著作，我的政治覺悟、思想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懂得了毛主席說的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為共產主義奮斗到底的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毛主席教導我們要學習白求恩毫不利己的共產主義精神，使我認識到：作為一個人民戰士，首先必須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具有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鮮明的人道主義觀點，全心全意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從此我就決心向白求恩同志學習，做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從小就生長在毛主席的故鄉，經常聽到老人講毛主席在小時候就很關心窮人、為人民做好事的故事。又通過幾年來的學習毛主席著作，更加深了對毛主席的熱愛。我深刻地認識到：毛主席的偉大實踐過程，也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過程。這給我的啟發很大，教育很深。因此，我給自己規定：凡是對人民有利的事，就堅決擁護，積極去做，寧肯犧牲個人的一切。凡是對人民不利的事，堅決不做，并進行斗爭。用它當做一個標尺，經常來衡量自己，檢查自己，鞭策自己，這樣也就促使我時時刻刻想為人民做點好事。有時我走路也想，吃飯也想，睡覺還想，看到一個問題或一件新事也想。不讓一切不利于革命事業的個人利益、個人虛榮等等骯臟的、低級趣味的東西來玷污自己。12

　　通過上述引文，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為什么毛澤東著作中是《紀念白求恩》這篇短文最打動雷鋒，其實和他學習毛澤東著作時的實際興奮焦點所在有關。就是，他之努力學習毛澤東著作，實際興奮焦點在改造自己的思想，不斷地提高自己的共產主義覺悟。而他所說的改造自己的思想，主要是指去除“個人利益、個人虛榮”等從“私”出發的信念、意識的存在；所說的“提高自己的共產主義覺悟”，主要指的是能不能全心全意地按照毛澤東的要求與號召，在黨給定的日常工作、日常生活格局中，從黨的需要、工作的需要、他人（范圍限制在當時界定的“人民”范圍內）的需要出發，無私而又每時每刻充滿飽滿熱情地工作和組織自己工作之外的生活。

　　也就是，他之學習毛澤東著作，實際核心關注焦點不在通過學習毛澤東著作，來獲得如下能力——剖析現實，建立認識，尋找有效介入現實、改變現實的方式，以有助于創立更理想的現實新格局；他之核心焦點，其實在能不能不夾雜質，臻于純粹，并用是不是非常好地完成了組織交給的工作，是不是在組織交給的工作中能有效帶動周邊向上，是不是在生活中能從他人的需要出發來決定自己的所作所為，是不是及時而投入地響應毛主席和黨的號召，等等，來檢驗自己的覺悟程度、純粹程度。在這樣一種關懷當中，當然不是——作為一種“思想”能力、作為一種創造性實踐能力來源的“毛澤東思想”——成為雷鋒的關懷焦點，而是他在響應黨和國家、毛澤東思想中給出的要求、號召時是不是百分百投入，是不是無私、純粹，才是他的核心關懷焦點。這樣，雷鋒對感恩而又佩服的毛澤東的思想的學習，也就在大多數時刻被他轉換成了他自己“成賢希圣”“克己復禮”“存天理、滅人欲”的修煉項目。明了雷鋒內中有這樣一種機制，我們就不會奇怪，為什么不是跟開創歷史新局面最直接相關的那些重要文本（比如《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為什么不是被認為最有哲學思想理論密度的《實踐論》《矛盾論》等，而是這篇不到千字的短文成了雷鋒發自內心的最愛。了解了這些，就可理解，為什么是融合進現代革命氛圍的“吾日三省吾身”“自訟”“功過格”——這些儒家傳統中人們為了成賢希圣而產生出的修行努力——式的理解，反是最能伸進雷鋒精神、經驗深處的。

　　需說明的是，謝覺哉文特別用“群眾路線”，來對他所談及的“知”“行”、思想道德修養等作要求與界定，把能否增加群眾的革命熱情、工作積極性，作為審視個人修養、個人能力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則是傳統儒家成賢希圣重視不足，但卻是謝覺哉要求共產主義“士君子”特別重視的部分。

四

　　在很大的意義上，為什么是謝覺哉寫出了這篇既融合儒家和現代革命傳統，也極能深進雷鋒精神、雷鋒經驗關鍵的文字，是有其歷史-結構性原因的。

　　出生于1884年的謝覺哉，雖然只比毛澤東大9歲，比劉少奇、周恩來大14歲，卻因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中國史觀念和歷史-現實感巨變的時代，使得謝覺哉這位1905年最后一次科舉的清末秀才，在其人生成長極關鍵的青少年時期，比毛、周、劉等對儒家傳統有更深更完整的浸淫、更充分的認識與體驗，儒家感受世界和思考問題的方式、語言，也在他身心中充分落實下來。故其加入中國共產革命后，雖然對這革命有極深的服膺，有極深的掌握，但其服膺與掌握中儒家基盤也一直在發揮重要作用，身心中的儒家要素和現實中的革命也在不斷碰撞、融合。這種融合就經驗層次言，在很多人身心中都存在，但能像謝覺哉這樣，系統的儒家語言和系統的革命語言，在他身心中都強力存在（其表述語言常常表現為儒家傳統語言和現代革命語言的混合），而又有相當強的思想能力、表達能力的人則不多見。相比，比謝氏年紀小不算太多的毛、周、劉一代，他們對儒家傳統的正面浸淫就沒那么充分、完整，感受與思考的語言，特別是表述的語言也沒被儒家傳統那么深刻模塑。正是謝覺哉和毛、周、劉一代身心、語言上的這一歷史-結構差別，使得謝容易比毛、周、劉，更不要說革命中更年輕的世代，對現代中國共產革命傳統中和儒家道德精神價值傳統有密切關聯的成分、要素，有著更為敏銳的辨別與解釋、命名能力。而正是以自己身心中的儒家要素和現實中革命的不斷碰撞、融合經驗，和對這碰撞、融合經驗的更為敏銳的解釋、命名、把握能力為背景，謝覺哉才能在第一時間用儒家傳統和現代革命傳統的融合，來把握、解釋雷鋒。

　　并且，謝覺哉這篇既深有助于我們對雷鋒事跡、雷鋒精神的認識，又深有助于我們理解儒家道德精神傳統和現代中國革命正面關系的文章，也極有助于我們聚焦了解，現代中國革命傳統中特別讓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哪些是現代中國革命區別于傳統的新的創造，或弱一點說，是對傳統的突破性發展。

　　從這樣一種角度來讀謝覺哉這篇文章，我們就可以看到，相比謝覺哉可以自然地把“自我批評”“理論聯系實際”和“自訟”、傳統知行的思考等儒家傳統資源相融合敘述，該文講群眾路線時，卻沒有用到傳統資源來與它融合敘述。而這提示我們，在現代中國革命傳統中居極為核心地位的群眾路線，其核心性部分其實和之前看起來相關的傳統部分相當不同。

　　確實，儒家所強調的愛民、保民、富民、安民，強調得民心者得天下，都屬通常所說的“民本”范疇。群眾路線當然和這些強調不沖突，但又在關鍵處遠遠超出了“民本”的范疇。比如，群眾路線特別強調的，也是謝覺哉此文特別強調的：“任何行為都要經得起群眾的考驗并最后得到群眾的批準。凡是不合客觀要求或是群眾有話不敢說，要看做是大禍臨頭，馬上反省”，“解決問題必須有根源，這叫做從群眾中來；問題的解決必須能調動群眾積極性，成為群眾自己的事，這叫做到群眾中去”，“從群眾中來的是原料，到群眾中去的是成品，革命工作者與共產黨人是加工工人。加工的好壞是我們的責任，因而要時時去檢查，發現不適用就修改，又從群眾中來，又到群眾中去”，“工作是前進的無止境的，學習也是前進的無止境的”。顯然，這中間最突出強調的，關于革命具體實踐的“認識”究竟該如何形成，評判一個實踐進行得好壞的標準等，都和傳統中關于一個君子該如何形成自己的實踐方案，評價一個實踐好壞的標準何在等的有關理解，相當不同。

　　傳統中一個士君子介入社會實踐，當然也會注意社會的反應，但他所注意的重點，是社會的“清議”。而“清議”所以被叫作“清議”，在于這“議”是由“清”者們給出的，是指這些“議”來自——有操守、對“道”有理解、對“道”所肯定的政教維持有責任心的——士君子。不像群眾路線所強調的“群眾”，是指包括敵對者之外的大多數民眾，無論是他們是對這革命有積極理解、積極認同的先進分子，還是對這革命沒有理解和熱情的落后分子都在其內的。并且這群眾的“議”，不只是看他們在特定的場合就這實踐說什么，還要看他們是不是敢在任何場合都能就這實踐暢所欲言；而且至此還不夠，還要看這意在解決問題的實踐，在解決了問題的同時，是否有效調動了群眾積極性，調動了群眾的參與意愿，否則這實踐還會被認為不理想，必須反省、修正。而這也就意味著，群眾路線所關心的“群議”，不僅觀照的人數范圍為“清議”完全無法比擬，而且其關心的“議”，也超出了語言的層面，通達及心理反應、行為動力層面。“清議”和“群議”的這些重要差別，可以讓我們理解，傳統中以民本觀念為動力所推出的實踐，和現代中國革命中以群眾路線意識所構想的實踐之間，可以有多么大的不同。

　　群眾路線這一更區別于中國傳統主要為現代中國革命的屬性，也有助于我們審看革命中被特別強調的、和傳統有更多融合性、相互充實補充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理論聯系實際”，其和傳統距離甚大的特性部分。比如，在上引謝覺哉這篇文章中，他說，“群眾更是大教員：任何行為都要經得起群眾的考驗并最后得到群眾的批準。凡是不合客觀要求或是群眾有話不敢說，要看做是大禍臨頭，馬上反省”。顯然，謝覺哉認為“批評與自我批評”要變得更為豐滿、更具建設性，離不開“群眾路線”意識。就是，“群眾”所以會被謝覺哉在論述“批評與自我批評”時從“別人”范疇中區別出來單獨強調，和群眾路線意識影響緊密相關。

　　而相比 “批評與自我批評”，“理論聯系實際”和“群眾路線”兩者間的關聯無疑更為結構性。在一個具體的實踐設計中，根據“解決問題必須有根源，這叫做從群眾中來；問題的解決必須能調動群眾積極性，成為群眾自己的事，這叫做到群眾中去”的原則，不僅從群眾中來會更有助于我們全面深入地把握“實際”，而且檢驗實踐效果時所要求的標準——在解決實踐針對的具體問題時，這實踐還應該有助于群眾認同革命的覺悟提高，參與革命的積極性提高，更在要求實踐領導者、推動者對“實際”的掌握，能充分展開至這“實際”關涉到的人群的精神、心理和行為感受層次。也就是，現代中國革命中的“群眾路線”理解，已經使“群眾路線”成為“理論聯系實際”中要非常好地認識“實際”不可或離的關鍵保證，和“理論”要充分“聯系實際”的關鍵保證，和確保從“理論聯系實際”的經驗中提取的新的“理論”更貼合“實際”的關鍵保證。

　　與謝氏這篇文章的群眾路線強調相通，但未被這篇文章提到的，是謝氏另外專門寫過文章的曾在現代中國革命中被大提特提的“革命英雄主義”。“革命英雄主義”是相對“個人英雄主義”提出的，是以謝氏徑直把它表述為“集體的英雄主義”。它強調，一個人為革命不怕吃苦、不畏犧牲，也為革命作出了貢獻，但只要他的著力點不包括把自己所在的集體、自己周圍的人的革命覺悟、革命能力往上帶，不能更有助于集體的團結、集體中人和人的親密合作，這個人就還不算“革命英雄主義”，而還被認為沒有擺脫“個人英雄主義”的臭味。也就是，“革命英雄主義”之所以特別標出它和通常的“英雄”理解的意識差別，之所以它會在現代中國共產革命中被大力提倡，一個最重要的焦點，便在它是在通常的英雄“理解”之外，特別加了集體意識維度：要求每一個想成為“英雄”的人，都必須著力于集體的團結、集體中他人覺悟和能力的改善。按謝的話便是，這些英雄“不是以少為貴、以突出于人為貴，而是帶動人們前進，繼續產生無數的英雄、更優秀的英雄，以至于絕大多數人都成為英雄”。13以此為確定新時代英雄的核心標準，能不能帶動不如己者、后來者有效向上，當然便成為鑒定一個革命者革命成色的核心標準。

　　特別注意強調現代中國革命中的“群眾路線”和中國古典傳統中“民”理解的差別，還因為從這一視角出發，我們可以看到，理想的現代革命“道-行道”和理想的儒家傳統“道-行道”在結構上具有的差異。

　　在儒家的士君子，“道”是圣賢經傳所昭示的原則和道理，“行道”則是在一定的時空中把這“道”在時代問題的解決中付諸實行，推動時代往“道”所昭示的目標前進；與此具體內容上差異很大，但結構上看起來又非常相似的是，40年代中期以后現代中國革命中的“道”通常被理解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行道”也多被理解為是在具體的時代時空中把這“道”在問題的解決中付諸實行，同時推動時代往“道”所昭示的目標前進。不過，這種在儒家傳統的“道-行道”結構與現代中國革命的“道-行道”結構兩者間看到更多相似的理解，沒有特別注意現代中國革命中“群眾路線”理解與中國傳統儒家“民”觀的差異所昭示的：這古代儒家的“道-行道”結構與現代中國革命的“道-行道”結構看起來相似中的微妙但卻非常重要的結構性不似。

　　一個傳統的士君子“行道”，他在把握他的課題時，除了從“道”出發對問題的理解，他只需了解已浮現出的士大夫“清議”和通常被士大夫“清議”主導的社會“風評”對這課題的看法就好；他之“行道”結果，只要被認為符合“道”的原則解決他和以士大夫為主的輿論認為是的“問題”，且社會風評不錯就好。而不需要“群眾路線”所要求于一個革命者的“行道”，即要真正負責任地形成自己處理問題的方案，革命者需要經過“群眾路線”特別強調的那樣一個非常認真、投入的認知努力過程；并且革命者的“行道”目標不能只是看起來符合“道”和問題的就事論事解決，而還要在解決問題的同時，充分調動群眾參與的積極性，和使群眾因之具有更強的革命認同、革命覺悟。

　　就是，相對于中國儒家傳統中的“行道”，現代中國革命中群眾路線的視野與意識，將帶來的不僅是政治者對社會更深、更準確的認識，更強、更準確的調動社會、組織社會的能力，更強、更有召喚效果地與社會人心互動的能力，并且它還意味著對現代中國革命在“行道”的知行方面更多、更復雜的要求。換言之，傳統的“行道”更依賴對“道”的掌握和對“道”的真誠，它所參照的社會“風評”，也主要受更為“道”拘限的士大夫“清議”左右。是以，儒家傳統的“知‘道’”與“行‘道’”距離不大。相比，謝覺哉這種為當時中國革命所廣泛分享的“群眾路線”理解，實則潛含了如下尖銳提示：要真正負責任地“行道”，不僅“知‘道’”重要，如何準確深入地認識現實、準確深入地認識這現實中的群眾也同樣重要，如何富有靈感地把解決問題、進一步落實“道”和更好地召喚群眾的革命參與熱情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更為重要。而這些都意味著，現代中國革命如在它的“行‘道’”中真誠地去落實這樣的群眾路線理解，則它的“行‘道’”與“知‘道’”間的關系，比儒家傳統中“行‘道’”與“知‘道’”間的關系，要復雜太多。這使我們甚至可以說，當現代中國革命真誠地去落實謝覺哉所述的群眾路線理解，則它的“行道”結構與儒家傳統的“行道”結構，從構造上便極為不同。

五

　　當然，要充分展開“從儒學傳統和現代革命傳統同時看雷鋒”這個課題，僅僅有對謝覺哉的《讀雷鋒日記摘抄》的再發現，和對這篇文章的充分解讀、討論還是不夠的，還必須正面討論——雷鋒本人至為看重的，也對深入理解雷鋒經驗中至為關鍵的——“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的經驗問題。因為只有通過有關討論，才能充分呈現雷鋒所信奉和踐履的這一“仁”的經驗的核心內涵，才能展開——傳統儒家的“仁”和革命演進到60年代所產生的這一“仁”的經驗的——比較分析工作；而且，雷鋒“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的經驗，也是他的經驗中特別直接有助于我們反省今天的自己、今天的生活的部分。

　　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

　　對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樣的火熱，

　　對待個人主義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

　　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

　　這四句詩樣的格言，因為被寫到雷鋒日記中，14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幾十年歷史中最廣為人知的格言表達之一。關于雷鋒從一本雜志中所抄的這四句格言當初為什么會編入發表的雷鋒日記中，為什么后來仍加以保留而沒有刪去，當年親臨其事的董祖修在《〈雷鋒日記〉出版前后》一文中有詳盡說明。15更主要的是，他在這篇文章中的有關回憶，讓我們了解了雷鋒是怎么看待這四句格言的，就是這四句格言對雷鋒啟發很大，他一直牢牢記著它，并把它當作自己行動的指南。16

　　當然，由于雷鋒的早逝，在其生活、經歷中，他的主要經驗與關注還在“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樣火熱”，“對待（自己的）個人主義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而沒機會真把焦點擺在“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方面。17

　　而為了充分體會與把捉雷鋒——“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這種感覺背后的雷鋒經驗究竟為何，我要先提出如下兩個問題：

　　第一，為什么雷鋒對待同志一定“要像春天般的溫暖”，而不是以一個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解放軍戰士、毛澤東時代的青年應該有的標準等，對同志的缺點“像秋風掃落葉一樣”，通過嚴厲批評，嚴格督促同志改進，來為他希望盡力的革命盡力、負責呢？第二，雷鋒為什么一定要“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而不是像對待工作一樣，對待同志也“像夏天般一樣地火熱”呢？

　　為了有效展開這些問題，我們需要仔細審看雷鋒自己的經驗。下面是雷鋒1961年7月2日的日記：

　　今天，戰友???在隊列當中稀稀拉拉，九班長看見后就發了火，好頓批評，可是???同志置之不理。下操后，???同志說：“九班長態度粗暴，我懶得聽他的。”

　　這件事引起了很多人的議論。有人說：“九班長的脾氣不好，有事愛發火，他的心可是好的。”我認為這種說法不夠正確。毛主席說過：“真正的好心，必須顧及效果”。抱著好心而又好對同志發脾氣的人，常常是效果不好。既然效果不好，這好心又表現在哪里呢？這好心給革命、給同志又帶來了什么好處呢？

　　這件事，我認為九班長應該對???同志進行耐心說服教育才對，在列隊中對???發態度，達不到教育目的。我們都是階級兄弟，應該互相幫助，共同進步。

　　批評同儕卻遭致同儕反彈這種和九班長相類的經驗，雷鋒自己之前也遭遇過。雷鋒所在部隊在1963年雷鋒成為全國性榜樣人物后撰寫的《雷鋒同志在部隊的成長——匯報提綱》便特別講到，雷鋒曾在用毛澤東的話檢查自己有什么不夠時，“也像要求自己一樣要求別人，但是過急了一些。時間一長，有的同志對雷鋒這種做法就有點反感了，有的人說：‘我們班出了個“馬列主義者”。’這樣，雷鋒在一些同志中顯得有些孤立。有一次卸車扛麻袋，同班戰士韓玉臣指著一袋高粱米（有二百斤）對雷鋒說：‘你不是能干嗎？來一袋試試！’雷鋒聽到這話是刺激他的，很不好受，情緒有點消沉。……指導員就找雷鋒了解，雷鋒當時心里很窩火，認為同志們丟他的面子，埋怨自己個小，力氣不大，連一袋高粱米也扛不動。指導員了解到雷鋒這種心情，安慰了一番，但雷鋒的思想疙瘩仍然沒有解開。于是，指導員就給他指出毛主席著作中《紀念白求恩》的文章，叫他回去好好學，應該怎樣對待這個問題。他反復學了多次，當他真正領會了這篇文章精神以后，明白了一個真理‘一個人的能力有大有小，只要有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他向指導員說：‘我雖然扛不動二百斤重的袋子，但我一定要干好能干的工作，比別人干的更出色。”18可見雷鋒也曾因批評別人時不注意方法，而深受同儕反彈的困擾。

　　曾在雷鋒所在連蹲點任副指導員的龐士元，則回憶過這樣一件事： 

　　有一天，我看到雷鋒臉上有些不高興，問他是否碰到了難題，他說班內某同志有些缺點，在會上提，怕他受不了，找他個別談話，不但不接受，反而以不中聽的語言碰了回來。于是我想起了當時部隊提倡“兵管兵”，開展群眾性的思想工作，雷鋒是以實際行動貫徹這個號召的，就鼓勵了他幾句，問了談話的具體過程，原來他是從教訓別人的角度上叫來談話的，惹起了對方的厭煩。我建議他從相互幫助的角度交談，不要站在領導的角度上批評對方。過了幾天，雷鋒高興地給我說，問題解決了，他是選擇對方性情愉快的時候，邊工作邊交談，先檢討了自己的不足，請對方給自己提意見，二人的談話投機了，他也指出了對方的缺點，對方高興地接受了意見，也檢討了前次談話時的態度。19

　　從以上舉的這樣幾個例子，我們可以清楚了解，不夠成熟時的雷鋒曾經也很受不看對象、不看情境、不看氛圍的對同志的缺點“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的做法帶來的后果所困擾，而更成熟的雷鋒則對不看對象、不看情境、不看氛圍的對同志的缺點“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的做法非常不贊成。因為這種做法的實質就是認“理”不識“情”，不知道由“情”營造愿意接受“理”的“勢”，“再順‘勢’而有效落實‘理’”。也就是不知道由“情”入“理”、“情”“理”兼顧。

　　要很好地體會這些，可以看經副指導員指點后的雷鋒是怎么順利達到幫助同志改正缺點的：首先，他是選擇對方性情愉快的時候；其次，他們是邊工作邊交談；其三，雷鋒是先檢討了自己的不足，請對方給自己提意見；其四，他是等到二人的談話投機了，他才指出了對方的缺點。也就是，對方所以這次會順利地接受雷鋒的意見，并檢討了前次談話時的態度，和當時軍隊整個大氛圍固然有關，但也與雷鋒在批評前所注意的種種極其相關。從此看雷鋒1961年7月2日日記中的應該“耐心說服教育”，就可知道他此處強調的“耐心說服教育”，其中的說“理”和以“理”批評，是以“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所產生的對批評對象的體貼理解，與因這體貼理解所產生的批評方式推敲為前提的。就是，批評之前和批評中，應包括針對對象特點的批評氣氛、情境的營造，批評方式的細究。而這是以細心對待中國人的“情”特點、中國人的“心”方式為前提的說“理”、批評，而非直接只以“正誤”為指針的說“理”、“批評”。

　　在以“情”“心”為前提的說“理”和“批評”中，批評氣氛、情境的營造，是為了把對方召喚到更愿意接受批評，更愿意自我檢討的狀態；批評方式的細究，則為了讓批評所包含的建設性更在被批評者身心上有效扎根，且盡量免除批評所可能引起的負面效能。否則，像只以“理”之“正誤”為指針的九班長和之前雷鋒對同志的缺點“秋風掃落葉”般的直接說“理”20，哪怕是苦口婆心地說“理”，都可能不僅達不到批評說“理”本期待的建設性效果，反可能引發負面效應。像前引被批評對象反抓住九班長態度粗暴一點回擊，表面看這是在爭是非，在說“理”，實質上這是讓批評者和被批評者都容易產生芥蒂的意氣之爭。

　　正是這樣實際和“情”“理”的把握有關，但在雷鋒處會以“春天般的溫暖”與“秋風掃落葉”相對應的感覺所產生出的認識，使成長后的雷鋒在對集體建設、集體進步非常重要的“批評”問題上處理得更加老練、妥帖。當時在雷鋒擔任輔導員的撫順市本溪路小學讀書并擔任中隊長的王宗慧的如下回憶，可以進一步地讓我們了解成長后的雷鋒在這方面的意識與做法特點，及雷鋒這樣的意識與做法在日常生活、日常工作中的重要性。

　　雷鋒叔叔常常給我們隊干部講：要幫助淘氣的同學共同進步，不能讓一個同學掉隊。

　　可是，一天下午，有一名女同學從水房出來，嘴里含一口水吐在一名男同學的后背上，正巧被我看見了。我怕她再進水房含口水出來吐別的同學，當即喊住了她。我批評她這樣是不尊重同學，她順口就說：“你管不著!” “你太不像話了!” 我又接了一句，這時班主任老師走過來，并沒聽清我說什么，也不知道事情緣由，就嚴厲地說：“都進教室!”正好上課鈴響了，同學們很快回到座位上坐好，這時老師不問青紅皂白地就在全班同學面前宣布：“王宗慧作為中隊長和同學在走廊里吵架，停止你一個星期的中隊長工作!”當時我委屈極了，站起來想跟老師辯解，卻被老師一聲“坐下!”給嚇住了。

　　放學了，我跑到雷鋒叔叔連隊，他剛從車場回來，滿手油泥。我一見到雷鋒叔叔眼淚就“刷”地掉下來。雷鋒叔叔問我：“怎么一個人來了？為啥要哭哇？”我哽咽著回答：“您讓我們隊干部幫助淘氣同學，可我見到……”我一口氣把課間發生的事告訴了雷鋒叔叔。他安慰我說：“作為中隊長應該幫助同學改正缺點，可也該注意工作方法呀。這女同學已經把水吐在別人身上了，你要是說找她有事，引開她那就不會吵起來了。過后再和她談談，我相信她會認錯的。我說得有道理嗎?”我點點頭。雷鋒又對我說：“我也有被別人誤解的時候，當時心里是很委屈，過后想想毛主席說的‘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我就不再感到委屈了。”我問雷鋒叔叔，什么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他給我解釋說：“比如做錯了事就要改正，你沒做錯的事別人錯怪了你，也可提醒自己以后不再做這樣的錯事。這回懂了吧?”我回答：“懂了。”雷鋒叔叔說：“那就別生氣了，受點委屈也是一次小考驗嘛!”聆聽雷鋒叔叔的教誨后，我的心里像打開了一扇窗戶，亮堂多了。

　　第二天放午學前，老師在全班同學面前檢討了自己錯怪我的事，又恢復了我的中隊長工作，并對中隊委員說：“要向中隊長學習，主動幫助同學改正缺點。”當時老師這么一說，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原來是雷鋒叔叔來到學校和老師談過了。放學后，我問老師生我的氣嗎?老師說：“不生氣，是你們的輔導員——雷鋒幫助了我，你原諒老師吧!”21

　　確實，如果有人提出：在革命隊伍中應該坦率地以“理”為標準相互批評，而不該把過多時間和精力浪費在關注批評方法、批評情境的營造上。我要說，這樣的質疑是很有力量的。不過，當“應該”不考慮中國人、中國社會長期形成的“情”“心”“理”的特質方式，這“應該”落實到實際中去，所遭遇到的挑戰常常會超出我們想象。下面舉兩個雷鋒的例子，相信會很有助于大家體會這“應該”問題。

　　第一個例子來自1962年7月29日雷鋒逝世前半個月的日記：

　　今天，指導員找我談話。他說：“雷鋒同志，你從3月份離開連隊到下石碑山單獨執行運輸任務，工作很積極，政治責任心強，任務完成得很出色，安全行車四千多公里沒發生事故，同時還給人民群眾做了很多好事。這很好，要繼續發揚……不過，現在有人反映，說你和一位女同志談情說愛，是否有這么回事呢？你好好談談。”

　　從內心往外說，我沒有和哪個女同志談情說愛。指導員提出這個問題，我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風從何起。首長經常教育我們，無論到什么地方，都要嚴格要求自己，不要違法亂紀。這些話，我永遠也不能忘記，堅決不會明知故犯。

　　我想：自己年輕，正是增長知識的好時候，應該好好學習，好好工作，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我還這樣想過：我是在黨哺育下長大成人的，我的婚姻問題用不著自己著忙……

　　現在，有同志說我談情說愛，沒有任何根據，完全是誤解。我是個共產黨員，對別人的反映和意見不能拒絕，哪怕只有百分之零點五的正確，也要虛心接受。現在有的同志還不了解我，冤枉了我，使我受點委屈。這也沒什么，干革命就不怕受委屈。“沒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我沒有這回事，就不怕人家說。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事情總會清楚的，讓組織考驗我吧。

　　顯然，這個例子中的雷鋒是革命者對待批評，哪怕是一個完全錯誤批評的最理想的反應方式。但關鍵是，即使是已經相當成長后的雷鋒，也不是總能做到這一點。

　　下面這個例子來自1962年3月24日雷鋒日記：

　　今天吃早飯，我看到炊事班的飯盆里有很多鍋巴，便隨手拿了一塊吃。炊事員???同志說：“自覺點啊！”我聽了這句話，心里很難受，覺得吃一塊鍋巴有什么？賭氣把那塊鍋巴放到飯盆里，走了出來。這時，通信員送來了一張報紙，我接過來就看，首先看到報紙上毛主席的語錄說：“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我一口氣把這段話念了十多遍，越念越感到自己不對，越念越感到毛主席的這些話好像是專門對我說的，越念越后悔不該和炊事員賭氣。我自己問自己：“你多不虛心呀！人家批評重一點，你就受不了啦！”想來想去，我還是硬著頭皮跑到炊事班，承認了自己拿鍋巴吃不對，并檢查了自己的缺點。炊事員感動地說：“你對自己要求這么嚴，真是好同志……”

　　在這個例子中，我們不免吃驚地發現，即使是雷鋒，且是已經被重點培養、重點宣傳了很久的1962年的雷鋒，也并不是總能建設性地對待批評。顯然，在這個例子中如果不是雷鋒恰好看到毛澤東正巧與這件事有直接邏輯對治關系的語錄，雷鋒很可能就不會去承認錯誤；而且即使有毛澤東語錄為契機，雷鋒主動去承認錯誤，也是“硬著頭皮”，不是心里一點障礙沒有的。

　　而雷鋒1962年3月24日的經驗提醒我們，有關修養已經相當可觀、自我要求如此自覺的雷鋒尚不免對炊事員合“理”不合“情”的批評有意氣反應，更不用說以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解放軍戰士、毛澤東時代的青年等應該有的標準，對一般同志的缺點直接“秋風掃落葉”般地“批評”“掃蕩”了。也就是，即使是在——有很強上進氣氛，如何正確對待批評又被反復強調的——20世紀60年代上半葉的解放軍內部，主要以正確-錯誤、應該-不應該也就是說“理”為直接關心焦點的批評，即使其在一件事上關于正確-錯誤、應該-不應該的理解是對的，若不講求批評場合和批評方法，其后果常常不會是建設性的。更不要說是非判斷和事實的掌握不夠準確乃至錯誤的批評，若不講求批評場合和批評方法，被批評者的修養意識、修養程度又不如雷鋒，產生負面效應的機會一定更多，而這樣的負面效應一多，一個集體內情感和心理的障礙情況，也便可想而知。

　　以如上分析、把握為認識背景，我們就可相當程度了解——為什么“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這些格言讓雷鋒覺得啟發很大，為什么雷鋒會把它們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了。就如上面實際已經涉及的，在批評的脈絡里，“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的意識，使得人們會更加自覺注意到其要幫助對象的特點，從而考慮對他最有效的批評方式；并且，“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也能有效影響被批評者的情感、心情、意愿狀態，有助于他更愿意接受批評，更誠摯、認真地對待批評。而批評者和被批評者兩方面有了這些前提，批評才能更充分發揮出它的建設性能量，并把負面危險減至最低。

六

　　討論清楚了要運用好批評這一重要且方便的建設性利器，不僅不能對待同志的缺點像“秋風掃落葉”，反要以“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為前提，我下面就接著討論對待同志適合不適合“像夏天一樣火熱”。為了又好又貼近雷鋒經驗地展開這一問題，我還是先舉雷鋒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也來自1963年毛澤東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發表后，雷鋒所在部隊撰寫的《雷鋒同志在部隊的成長——匯報提綱》：

　　雷鋒還有一個問題，管理教育的方式方法有些生硬，對缺點較多的同志批評的多，有點恨鐵不成鋼。結果事與愿違，有些同志反而有些意見，還是不能充分調動大家的積極性……有一次本班戰士高奎云，有點缺點，雷鋒在班務會議上批評了他，高奎云和雷鋒是一起入伍的，雷鋒當上了班長，他還是戰士，思想上就不大痛快，受了批評就更蹩氣，第二天不起床，說病了，雷鋒叫他也不吭聲，雷鋒有點沉不住氣，就找連長匯報，要求連長親自去把他叫起來。……連長又說：“我去叫，他可能會起來，可是你們今后的團結就成了問題，你先回去找他談談是什么問題，征求一下他的意見。”雷鋒聽了之后，想了想覺得連長的話有道理，連高奎云為什么不起床都沒有搞清楚，就來找連長，太簡單了。回去改變了原來的態度，問長問短，打洗臉水，找衛生員，做病號飯，高奎云看到班長對自己這樣關心，他就躺不住了，起了床，吃了飯就干工作去了。以后雷鋒又找高奎云征求意見，這時，才弄清了高奎云不起床的原因，原來是對自己工作方法有意見。通過這件事對雷鋒是個實際教育，連隊干部又幫助雷鋒從中取得經驗，告訴他對待老同志，既要嚴格要求，又要耐心說服的道理。……從此雷鋒……改變了領導方法，密切了同志關系，對同志更加愛護。22

　　這是雷鋒1961年8月剛當班長不久后發生的事情23，顯然，這時的雷鋒還不知道如何在管理、帶動整個班集體向上方面，充分運用由“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的意識所開展出的方法。而這次經驗教訓，讓他很大的收獲之一，就是更積極、更自覺地運用“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的方式來對待戰友、調動同儕。下面的例子是 1961年10月14日雷鋒日記提到的：

　　???同志調到我班的第三天就病了。……我覺得自己有責任去關心他，體貼他，給予他溫暖。一清早，我請衛生員給他看了病，并給他打開水吃藥，打洗臉水，給他洗臉，做病號飯送給他吃，把自己的棉大衣給他蓋在身上，安慰他好好休息。到澡堂洗澡的時候，我給他擦澡……在生活方面我給予他適當的照顧。他激動地對我說：“班長，你對我太關心了，人心都是肉長的，我再不好好干，也說不過去了。”第四天一早，他就主動地打豆子去了。我們吃早飯的時候，他打了一麻袋豆子背了回來。

　　不過，對待戰友的關心和愛，也并不總是具有建設性，并不總是為關懷對象所積極接受。下面這則1961年9月10日雷鋒日記提供的例子，便是雷鋒關心戰友，卻給戰友造成困擾的例子：

　　今天陳排長找我談了一番話，對我的啟發和教育很大。從多次的談話中，使我深知，陳排長是一個直爽、誠實，對同志關心、對革命負責的好干部，這種精神和優良作風，我要永遠學習。

　　排長談到，據同志們反映說，我工作主觀，其事實是：到渾河農場拉菜，我看農場里的同志都已吃晚飯了，心想戰友艾起福、何國良出了一天車，比較累，再說午飯吃的早，也可能餓了。我和農場的管理員聯系了一下，準備好了飯，叫他們兩位司機吃，可是他們硬不吃，說天快黑了，車沒有燈，要趕緊回隊。我想回去也要吃飯，現在這里飯已準備好了，在哪吃還不一樣嗎？再三勸他倆吃，最后他倆還是沒有吃，我也就和他倆一塊拉菜歸隊了。事后他倆說我辦事主觀。

　　今天排長給我指出，要我今后辦事多和群眾商量，注意工作方法。我覺得很好，一定改進。至于其他方面的小缺點，我也要特別注意，加以糾正。有些反映雖然有出入，但我也很歡迎，今后提高警惕，隨時注意。我深記了斯大林的教導：“我們不能要求批評百分之百的正確。如果批評是來自下面的，那么即使這種批評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是正確的，我們也不應當忽視。”今天我是一個班長，對于戰士的反映和意見，絲毫不能輕視，一定要堅決克服缺點，做好工作。

　　在第一和第二個例子中，雷鋒對高奎云從按照“應該”對待，到改變方式以春天般的溫暖對待，和對新來班上生病同志的春天般的溫暖，都直接成功地召喚了他們的熱情和向上狀態。考慮到“人心都是肉長的”，“人家這樣對我，我若還不有點改變、調整，還算是個人嗎？”——這樣一些反應在當時中國人心、意識中的普遍性，使我們可以想象，在那時的集體中如果其中有覺悟、有責任感的人對待同志經過春天般的溫暖的環節，再加上以身作則和正面宣導及批評武器的運用，這個集體被帶動到一個相當好的狀態的幾率會大大提高，起碼一種向上、愿意配合的狀態會在這集體中成為主導。而一旦這樣的小集體普遍出現，贊譽這樣小集體很多的大集體為“革命的熔爐”，也就不算過譽了。相比，80年代的強調好人好事，由于在中間缺少“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這樣的意識自覺與努力的環節，其改善集體的力量，也便比有“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這樣的意識自覺與努力的“好人好事”弱很多。這也便是雷鋒的小好能積成大好，而80年代的小好不容易積成大好的核心原因之一。

　　而在第三個例子中，雷鋒沒有把艾起福、何國良的批評反應成“好心當作驢肝肺”，沒有把排長的批評反應為“也太上綱上線了吧”，而是積極從正面對待換了人很容易計較的批評，一方面反映了雷鋒作為一個自我要求很高的人已經達到了相當的修養境地，另一方面雷鋒的這一被埋怨、批評，也讓我思考，使雷鋒這一被埋怨、批評得以發生的雷鋒方面的原因是什么？

　　顯然，在上面的第二和第三個例子中，推動雷鋒去如此做的都是他對同志的誠意關心與愛，但為什么被關心、關愛的對象反應卻不同呢？而要了解雷鋒同樣從對同志的關心、愛出發，對象卻為什么反應不同，這便涉及——為什么“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比“對待同志要像夏天一樣火熱”更妥當無弊——這一核心問題。

　　對很多中國人來說，都是很能被別人如火的熱情打動的，特別在北方，這一點可說相當明顯。那說“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比“對待同志要像夏天一樣火熱”更妥當無弊，不是很奇怪嗎？

　　要展開有關思考，就首先要辨析春天溫暖和夏天火熱所引起的人們身心反應的差異，就要想到，在四季中，只有春天的溫暖是最讓我們身心舒展的，且春季帶給人的舒展是相比于所從來的身體相對緊縮的冬季，這更使得春天的身心舒展所帶給人們的愉悅、安慰，是其他季節不可能有的。這樣我們就了解，“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更意味著讓對象的身心按照身心內在的要求而打開，而舒展，比“對待同志要像夏天一樣火熱”更多考慮對象的身心感受、處境脈絡。相比，夏天的熱，是最徹底讓我們告別寒冷問題的，但它也常帶給身心來自熱的壓力。就是，看到同志的問題與疾苦，致力于改善，因此一盆火般地對待同志，當然可因雪中送炭而為同志所擁護，所感動，但如果火熱得過于以自己看到的問題與自己習慣的反應方式為中心，就會影響細心進入對方的情境與脈絡，充分熨帖進對方身心去理解、感受，而更容易出現不從對方感受脈絡出發的問題。就像上舉雷鋒的例子，雷鋒由衷地關心同志的吃飯問題，但卻因沒有顧及對象其他方面的情況，只考慮吃飯問題這一面，反讓戰友困擾。

　　當然，“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不是“對待同志要像夏天一樣火熱”的對立，對同志真誠、無私的關懷和愛，雷鋒當然認為是對的。這種情況下，感覺“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更恰當，是因為火式的熱情，不如春風式的熱情更能體貼進對方的情境與脈絡，充分熨帖進對方身心去理解、感受，也更能給對象留出自主反應空間。用今天的話說，“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是在把關心對象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去對待，在充分面對自己所關心的對象首先是一個獨立個體的情況下，推動對象往對他有益的方向進展。比較起來，“對待同志要像夏天一樣火熱”雖然其出發點是對對象的無私關懷，目標是對對象有益，卻更有從自己的認識、反應出發，對對象作為特殊個體的一面認識、考慮不夠的問題，這樣也就容易出現上舉雷鋒例子的問題：雷鋒因只從自己想當然認為的同志吃飯需要出發，結果出現他想不到的對戰友的強加行為。是以，強調“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和“對待同志要像夏天一樣火熱”的分際，是因為這特別關涉到是否充分面對了——每個人都更首先是他真切且具體的“自己”，而不首先是問題、疾苦的載體——這一重要問題；強調這一分際，還因為這一分際所映照的“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意味著一種特別的集體形成方式，就是“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所帶來的集體性加強、集體的團結與向上，并不會帶來對個人的簡單化與壓抑，恰恰相反，在這過程中不僅個人性會被更細膩面對，而且集體的團結與向上，可更大限度成為個人充實與成長的條件。

　　這也就是為什么“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更該也更能和“對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樣火熱”相輔相成，而不是“對待同志要像夏天一樣火熱” 更該也更能和“對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樣火熱”相輔相成。

　　如果說，以上的討論還主要以一個人所在的具體集體為范圍，以為應該以“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的自覺，來對待集體中的他人，以加強集體的團結、向上，雷鋒則不僅對待同儕如此，他也用這樣的精神、行為對待跟他看起來沒有確定關系的社會，且他也希望他所在的集體這樣對待社會。

　　他的戰友于泉洋曾回憶1961年國慶節雷鋒帶領他們全班到火車站打掃衛生時，這樣跟他們說：“我們今天放棄休息，是為了過一個有意義的國慶節。在進行義務勞動中，我們一定要遵守群眾紀律。我們為人民群眾辦好事，是為了使人民群眾更加熱愛黨、熱愛人民解放軍，從而加強軍民團結。所以我們一定要認真地干，干就干好。同時我們要強調，請大家務必注意安全，千萬不能出現事故。對打掃衛生的要求，必須達到干凈徹底，要愛一草一木，別損壞車站的東西。如果借用車站的東西，不要弄壞，用后要還……”24

　　就是，雷鋒在自己和帶領同儕用“春天般的溫暖”方式對待看起來跟自己沒有確定關系的社會，除了他為時代的“為人民服務”氛圍所召喚外，還在于他作為解放軍的一員，想通過為人民群眾認真辦好事，“使人民群眾更加熱愛黨、熱愛人民解放軍”，“加強軍民團結”。而雷鋒這一意識所以重要，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被充分組織起來、可充分自主的中國，是共產黨、解放軍和以他們為核心的統一戰線，經過艱苦奮斗所創建起來的。而這就意味著在新中國成立后相當長的一個階段，建成這個國家的力量，不能不面對如下這些課題：建成這個國家的力量之外的中國社會會不會對這被一部分人創建出來的國家積極認同？這個社會能不能普遍地對國家目標規劃有一種積極的關懷與責任心投注？在整個社會中能不能廣泛且迅速地產生和國家目標更有內在配合性的情意感與行為感？人們的日常生活、身心能不能因和國家目標更有內在配合性而更有一種飽滿向上的狀態？

　　從這樣一種視野看雷鋒希望——通過“春天般的溫暖”式的為人民服務與對待社會——所想達到的目標，我們可以了解，雷鋒雖然對這些課題的存在把握得很清晰，但顯然，在他的——參與創建了這個國家的解放軍，該用對人民、對社會的春天般溫暖的行動，以召喚和激發社會，對成立新中國時最代表國家的存在的共產黨和解放軍更多熱愛的——意識中，他對這些問題是有感覺、有思考、有努力承擔的。就是，他要用對人民、對社會的春天般溫暖的實際服務行為，來召喚和激發社會對國家及具體代表國家的存在有積極的認同、積極的情意和責任心投注。

七

　　以上關于“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的討論，主要展開的是在與他人的具體互動中，如何把自己對他人、對集體、對社會、對國家的關切、責任心，充分有效地實現出來。下面1960年6月的這則雷鋒日記，則很有助于我們體會——這看起來是向外指向的“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對自我身心狀態的飽滿、意義感充盈所構成的重要意義：

　　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一個人是辦不了大事的，群眾的事一定要發動群眾、依靠群眾自己來辦。……我一定虛心向群眾學習，永遠做群眾的小學生。只有這樣，才能做好工作。

　　我深切地感到：當你和群眾交上了知心朋友，受到群眾的擁護，這便會給你帶來無窮的力量，再大的困難也能克服，無論什么艱苦的環境中，都會使你感到溫暖和幸福。

　　顯然，雷鋒這里講的相當部分是和那時的群眾路線理解相通的，就是你只有先虛心向群眾學習，做群眾的學生，你的方案才可能立基于更充分的現實掌握、更準確的群眾條件狀況，這樣你的方案才能不僅比群眾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把握得更妥帖、周全，你也才能更充分獲得群眾的擁護，從而更好地帶領群眾，克服困難。這樣的群眾路線理解，主要關涉的是認識形成的方法，領導、組織群眾的方法。這些認識，加上認為群眾路線的目的之一就是幫助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認為群眾路線是共產黨組織工作中的根本問題，從群眾路線角度來解釋民主集中制，共同構成著當時關于群眾路線的經典理解。 25但同樣顯然，在雷鋒這則日記中，他關于群眾路線的感覺，已不限于當時對群眾路線的這些理解，而還是一種帶給他精神、身心充實、飽滿的重要路徑。而所以群眾路線能對雷鋒精神、身心構成這樣的意義，是因為他和群眾的互動，已不限于當時群眾路線所提醒的——是有關實踐的正確認識，正確組織、領導群眾方法之形成的必不可缺的重要環節，還有“和群眾交上了知心朋友”的一面。

　　而要深切體會雷鋒所言的“知心”為什么會對他的精神、身心狀態有這么重要的幫助，就離不開從雷鋒所服膺的“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來體察他所言的“知心”。正如之前已經討論過的，在四季中，春天的溫暖是最讓我們身心舒展的，并且從身體相對緊縮的冬季，來到最能讓身心按照其內在的要求而舒展的春季，春天帶給身心的愉悅、安慰更是其他季節不能有的。就是，“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是最考慮對象的身心感受的。而如此，也便意味著自己和對象間，有更緊密更展開的身心涉入。這樣，自己和他人間才會因這更緊密更展開的身心涉入，而更和對方之間有一種因情感和心的投入所形成的交流與溝通，才會因心與心之間的共鳴、共感，使共鳴、共感的心和為這心所牽動的情感都得到充實、清洗。

　　也就是，雷鋒關于“知心”的經驗，是通過“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這樣的過程路徑，才能出現的成果。

　　也就是，經過“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過程路徑的“知心”，讓雷鋒和同志之間的關系，和群眾之間的關系，都已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己”-“人”關系，而是有點類似父母對孩子、投入戀愛的戀人對對方的那樣一種“己-人”感，是已極大程度打破通常“己-人”關系狀態的“己-人”感。

　　也就是，為人民服務只有進到這一層次，自己的行為才會從理智和信仰出發，而更落實進情感與心，自己的情感和心也才會在服務的行為中更被提升、充實、安放，對象的情感和心也才更容易被喚醒、充實、提升。而對自己行為、努力——對對象身心所引發的真切可感效用——的感到，反過來又會讓自己對自己的行為、努力對他人生命所具有的意義有更真切的感覺與理解。

　　也就是，進到“知心”層次，在雷鋒群眾路線便不只是一種工作方法、認識方法，同時還是自我身心精神充實的方法。因為“知心”已在群眾、他人和自己的情感與心之間，推動出了彼此正相感通往復、相互充實、相互擴展、相互辯證的關系。

　　也就是，在進入“知心”狀態的雷鋒，為人民服務是在為他人、為社會，也是在為自己。因為對進入“知心”層次的他而言，人-我之間已然分無可分。

　　也就是，在雷鋒這里，無論是“同志”，還是“群眾”，都不是外在于自己的，而是自我充實、成長不可或缺的內在結構性元素。而這也是他這顆螺絲釘為什么能不生銹的根本原因之一。

　　也就是，雷鋒理解的關心群眾，和“文革”后通行地關心群眾生活的理解不同，前者還要求到心，后者則及身而止。而此種只到身的理解、關心，就不能有通過以心發現心來獲得的對對象的深入認識，和由之產生的自我反觀；就不能有通過以心換心所帶來的對對象的召喚，和由之產生的自我充實、成長與意義感充盈。正因此，80年代以來的“五講四美”，文明、公德等強調，對新時期社會看上去更“文明”不乏貢獻，但卻都不能產生雷鋒“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所能產生的切實情意與主體功用。

　　也就是，我們通常說雷鋒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是“無私奉獻”的典范等等表達，都表示我們對雷鋒非常核心的“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的經驗，在關鍵處還沒進去。因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無私奉獻”這些習慣性表達，都是直接以常見的“己-人”感為前提，沒有受雷鋒“己-人”感的真正清洗。

　　我曾仔細尋繹雷鋒這顆革命事業中的“螺絲釘”為什么能永不生銹的原因，發現支撐他不生銹的幾個支柱，除“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也都和他——在對革命事業的投入與自我肯定、自我成長的設定之間建立了一種良性互相加強關系——高度相關。就是，一旦在革命事業和自我肯定、自我成長間建立了這種正相關往復關系，對革命事業的投入，就變成了一種最好的自我肯定、自我成長，而自我肯定、自我成長又為自我投入革命不斷補充能量，并持續推動自己的革命認識、革命實踐越來越成熟。而關于雷鋒“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無私奉獻”這些習慣性表達，表明我們不只對雷鋒“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的經驗中的“知心”部分沒有真正理解，對這之外的雷鋒“自我-革命”正相關經驗也沒有理解。

　　比如，在雷鋒的文本中經常出現的“感恩”，這不僅是基于他個人真實經驗的真實心理活動，而且在四五十年代，中國社會對一個人知道“感恩”是高度肯定的，而顯然雷鋒也是相當內化了這一價值感的。是以雷鋒因個人經驗對共產黨的“感恩”所產生的對共產黨組織和倡導的事業的誠摯投入，對他而言，也在不斷印證他是一個知道“感恩”的人。同樣，前面所引的雷鋒日記“1958年入廠時候，我只是一個抱著感恩的思想埋頭苦干的工人，在生產上只能做到完成自己的任務和達到每天的定額。后來，在黨的教育下，特別是受到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全國人民沖天干勁的鼓舞，才使我的思想和眼界變得更加開朗和遠大，才使我的干勁越來越高漲”，則讓我們看到，在雷鋒，他的干勁越來越高漲，是和他——“思想和眼界變得更加開朗和遠大”，即脫卻小我心胸、個人精神思想境界提升的——自我認定緊密相關的。就是在雷鋒的感覺、理解中，他的干勁狀態是和他心胸、思想精神境界正相關的。而當然，在本文前半部分所展開討論的雷鋒要成為理想的共產主義“士君子”努力中，雷鋒每一次對他人、集體、社會、國家的無私投入，對他的自我感覺而言，都是他往共產主義“士君子”的理想更接近了一步。也就是，在對雷鋒成為革命事業不生銹螺絲釘非常重要的這三方面，和他“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的“知心”一樣，他每一次對工作，對他人、集體、社會、國家的熱情投入，都對他自我狀態的更加飽滿、向上是一次有效的培力。

　　從雷鋒經驗這樣一些核心關鍵，來看諸多關于雷鋒精神的界定與宣講說雷鋒精神的特質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是“無私奉獻”，便會知道，這些說法不能說錯，但確有深度不夠的問題。顯然，在雷鋒，他的“己-人”“己-集體”“己-社會”“己-國家”的感覺都已不是通常人關于這些方面的感覺了。而在現有關于雷鋒精神“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無私奉獻”等的表達中，顯然這些表達還沒——從通常的“己-人”“己-集體”“己-社會”“己-國家”感覺的羈絆中——充分擺脫出來。

八

　　有了以上對雷鋒“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的經驗的展開掌握，我們就有條件把“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這個在現代中國革命中產生的，為雷鋒努力踐履的“仁”，和傳統儒家所講的“仁”作一對比了。通過對比，我們可以發現這一新“仁”：

　　不再是儒家傳統的“仁”那樣會受“愛有差等”模塑，而是更把“仁”推擴到當時“人民”范疇中的所有人……

　　不再對沒有血緣、地緣等關系的人們強調“君子之交淡如水”，而是對這之外人們的工作、生活、身心狀況都更為關懷、涉入……

　　不再會強調“道不同，不相與謀”，而是不管別人和自己關心的“道”“志”是不是相同，只要他不是敵人，都是必須“相與謀”的：一方面群眾關系到自己能否有足夠好、足夠負責任的實踐方案，因此是必須相與謀的；另一方面假使“對待‘他們’”和“對待同志”一樣像春天般溫暖，他們不僅會成為自己身心充實、事業和修養進展的重要條件，慢慢他們中的多數也會變成自己的“同志”，或向“同志”趨近。而且能不能帶動集體中不如己者向上，已發展為四五十年代現代中國革命判斷一個革命者是否成為合格的革命者的最重要標準之一。

　　就是，儒家傳統士君子的“仁”更被封閉于圣人之道中，封閉于自我按照“道”的要求所進行的修養實踐、行動實踐中，不需要像有群眾路線作核心背景的“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這一雷鋒所服膺的“仁”，對特定（血緣、“道”同，等等）對象之外的更廣大人群（社會、他人）有那么廣、那么積極的涉入。并且，對雷鋒而言，這一涉入是否能隨時隨地，是否能高度純粹，在他的感覺中，實際是他判斷自己能否成為真正革命的“士君子”最核心的標準。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這一雷鋒所踐履的“仁”，一方面是和時代所強調的“道”（強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緊密配合的，另一方面雷鋒所踐履的這“仁”，實際上對他所服膺的“道”也有發展，從而可使關于這“道”的理解變得更為飽滿。比如，雷鋒最喜歡的毛澤東《紀念白求恩》便寫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顯然，“對待同志要像夏天一樣的火熱”是不違背“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的。而雷鋒“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本身便以雷鋒對“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和“對待同志要像夏天一樣的火熱”有所區分為前提，而這也就意味著雷鋒對他極為服膺的毛澤東《紀念白求恩》有了發展。同樣，雷鋒在他極為看重與服膺的群眾路線方面，也加了“知心”這一當時經典的群眾路線闡述中沒有的意識。雷鋒不是一個有相當思想自覺的人，為什么他卻對他視為“道”來服膺的“教導”實際上反有重要的充實與發展呢？我以為，要理解這一現象，就涉及儒家經常講的“誠明”。就是雷鋒這些“明”上的貢獻，來自他對所認為“道”的高度誠摯的投入，正是這些“誠”的努力，產生了他如上這些“明”，雖然他對這些是新的“明”并沒有自覺。

　　當然，指出雷鋒所踐履的以 “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為表征的“仁”，在如上這些方面不同于中國傳統儒家的“仁”，并不表示這一“新仁”已極大地割斷了和傳統儒家強調的“仁”的聯系，相反，雷鋒由“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所表征的“仁”的努力，所以能在當時時代有很強的建設性效用，恰恰因為雷鋒所踐履的這一“新仁”其核心是對中國傳統一直所強調的“情理”充分、有靈感的推擴，和對梁漱溟所指出的“互相以對方為重”更為充分、更為切實的應用。

九

　　通過以上對雷鋒事跡、雷鋒精神和儒家傳統、現代革命傳統關系的充分討論，我們不僅對雷鋒事跡、雷鋒精神和儒家道德精神傳統關系問題有了非常展開的認識，而且對我們體會、思考儒家傳統和現代革命傳統關系問題，也提供了一些重要且關鍵的理解視點。

　　從其中我們也可體會，雷鋒的經驗雖然和他所在時代的各種理解、號召直接相關，卻不能僅僅通過回收到這些理解與號召中來認識。因為正如我們之前討論的，僅僅通過回收到這些理解與號召中來認識雷鋒經驗，就不僅不能充分涉及——這些理解與號召落實到種種具體情境、脈絡中時——常常會出現的種種復雜與曲折，更觸碰不到當事人對這些理解與號召的各種自覺不自覺溢出所對應的經驗部分。而這就提醒我們研究——被政治、宣傳極大籠罩時代中那些看起來在積極應和時代政治與宣傳的經驗時，不能以為把握清楚了時代的政治、宣傳，和這些經驗所在脈絡的組織運轉狀況、人員基本狀況，也就基本把握住了這些經驗，還必須去認真審視這些經驗本身。

　　當然，我會在“如果從儒學傳統和現代革命傳統同時看雷鋒”問題上下這么大功夫，不只因為討論這一問題有如上這些知識意義，還因為討論這一問題所開放出的知識與思想視域，對今天中國大陸存在的問題，有很強的對治啟發性。

　　比如，因為毛澤東時代的集體主義越來越發展，變成對個體的過度強制，使得新時期對集體主義出現了很強的反動。只是這反動過于簡單而籠統，以為任何一種集體強調，都必然以妨礙、犧牲個人為前提，而未想到集體的形成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就像雷鋒“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的經驗所昭示的，這種路徑下能最好地實現建立于個人由衷內在動力之上的集體團結，集體和個人之間就可形成一種正相關關系：集體成為個人身心、生活飽滿的有利條件，個人的身心、生活飽滿成為集體更有活力、更團結的核心原因。就是，對雷鋒有關經驗的展開把握，可以使我們對毛澤東時代和集體有關的經驗有更深入、準確的認識，并幫助我們形成對自己的生命、生活更有益、更負責任的思考和實踐理解，而非自以為在對自己的生命、生活負責，實際卻在妨礙生命和生活的流暢與飽滿。

　　比如，對雷鋒“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的經驗的展開把握，對今天有責任感的人開展如下思考便很有參照意義：要如何努力，才能有效帶動周圍往自己期待的方向發展，有效改善周圍不健康的氣氛，吸納、消化問題，并在這個過程中自己也越做越有動力，越做越有時代生活、生命的深刻體味與自我生活、生命境界的成長。

　　就是，雷鋒有關經驗所以在今天有一種又尖銳又迫切的需要，實和今天時代下述結構性狀況相關：孫中山先生當年稱中國為“一盤散沙”，并非當年中國人在如何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效安頓自己的日常身心方面出了很大問題，而是從其時中國要有效應對當時列強的軍事、經濟、政治挑戰角度，作出斷言的。相比，今天的中國從政治、軍事自立，特別是經濟競爭的角度，可謂高效地組織起來了，從這樣一些角度，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今天中國已不再是一盤散沙。問題是，經濟、政治、軍事被富于效力組織起來的另一面，是今天眾多中國人反在自己的日常生活、日常身心方面陷入困頓，個人與他人、社會、組織、國家間也缺少著順暢的情意關懷流通管道。這正是今天中國對有關日常生活、日常身心安排有很多思考與安排的儒學之所以熱得強勁，熱得被社會普遍期待的重要現實背景。與儒學熱相對，另一些人則認為中國人在日常生活、日常身心遭遇困境是現代性帶來的必然結果，像今天最典型且普遍的社會流動、社會經濟組織方式，就使以血緣、地緣為重要組織邏輯的儒家在今天少了太多發揮作用的土壤。

　　正是在這樣一些問題困境，和圍繞這些困境所產生的思潮與思考中，我們可以看到雷鋒“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所表征的他的“仁”的經驗，對改善已有問題、困境，和在直面問題的尖銳挑戰下對開啟新的、有效的思考方向所具有的意義。因為雷鋒所踐履的“仁”可從對中國人非常有效用的儒家強調的“仁”中充分汲取資源，吸收能量，但又不需要像傳統儒家的“仁”常常要背血緣、地緣等的包袱，而且只要流動性沒那么極端，“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所對應的這一“仁”的形態在各種現代組織和連帶中都可有力發揮作用。即使流動性確實過高，雷鋒以這種感覺為社會做的種種好事所引發的效用，也可讓我們想象，在高流動性的空間中，這一“仁”也會產生相當效力。

　　是以，如果今天我們借鑒雷鋒這一“仁”的經驗，來承受、轉接對中國文化、中國社會、中國人心、價值感可說最為核心的“仁”，并從這承受、轉接再進一步去積極行動和思考，我們未必沒有機會相當程度改善我們的日常生活、日常身心狀態，使我們的身心更為安實，生活更為暢達，生命更為自在，使我們的身心、生活、生命與他人的身心、生活、生命間有更多情意、理解的流動；我們未必沒有機會相當程度去改善我們的社會、組織，使社會、組織更多回應身心、生活、生命的需要，從而使我們的社會、組織因更多“仁”的落實而更為充實、光輝。

　　*這篇文章醞釀多年卻從2016年年底才動筆，動筆的契機是參加2016年11月25—26日在中山大學召開的首屆東亞人文論壇“面向未來的東亞儒學”國際學術會議。會后，我一面續寫這篇文章，一面受邀到多家學術機構去做同題演講。每一次演講都推動我進一步推敲、完善我的分析、思考和表達。續寫過程中，吳重慶和劉曉虹等諸多師友給了我很多鼓勵，使我沒因中間多次被打斷而放棄文章的寫作。文章越寫越長，變成了一本小書的規模，這里刊發的是從未完長文中節錄出的部分。陳明、臧清、辛智慧對這獨立出的部分作了認真的閱讀、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