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原文發表于《國外理論動態》2016年第1期。經譯者授權。作者鶴田滿彥為日本中央大學名譽教授，另著有《全球化資本主義與日本經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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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鶴田滿彥

　　譯者 高晨曦、范大祺

　　［內容提要］馬克思的《資本論》不僅批判地繼承了古典主義經濟學，從歷史的角度全面揭示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體制，而且指出了這一體制發展、變化的可能性。本文以馬克思的《資本論》為理論基礎分析了二戰后現代資本主義的最新發展，揭示了現代資本主義與歷史資本主義的延續性、它的基本特征和發展過程，并進一步探討了資本主義在發生歷史性轉變的同時，在國別或地域上所呈現出的多樣性。

　　［關鍵詞］現代資本主義 《資本論》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資本主義多樣性

　　馬克思的《資本論》不僅批判地繼承了古典主義經濟學，從歷史的角度全面揭示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體制，而且指出了這體制發展、變化的可能性。關于馬克思如何寫就《資本論》、實際寫了什么以及他當初打算寫成什么樣子，這問題已經隨著MEGA2編修工作的完成基本明了了。以這些成果為研究資料，我們在經濟學領域應該考量的問題就是：如何理解《資本論》?以此為基礎的經濟學對當代經濟問題具有多大程度的解釋力?面對全球化、雷曼公司破產引發的金融危機、貧富差距擴大等情況，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凱恩斯經濟學和后凱恩斯經濟學的解釋相比，《資本論》的解釋是否更有說服力?《資本論》是以19世紀70年代前后的英國為中心的經濟生活作為其闡述的事實基礎，理論背景是古典主義經濟學。基于19世紀70年代的社會現實和理論的《資本論》及以此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究竟是否有助于我們辨明20世紀和21世紀的現代資本主義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又需要怎樣的方法?與其他理論相比，基于《資本論》的現代資本主義論又具有怎樣的優越性?本文擬探討上述問題。　　

　　一、揭示資本主義普遍規律的《資本論》　　

　　雖然《資本論》是馬克思以19世紀的英國作為研究背景的理論產物，但它并非只是針對19世紀英國資本主義的理論。用馬克思自己的話來說：“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1]

　　即便是擁有如此天才的頭腦，我們也無法設想馬克思能夠預見到21世紀的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但是，馬克思畢竟從以下事實中找到了資本主義的形成過程，即從古代到中世紀、再到近代，曾經僅僅以高利貸資本和商人資本形式存在的資本，利用原始積累基礎上的勞動力商品化掌握了生產過程，并通過以棉紡織工業為中心的工業革命實際控制了勞動者，使其為自己生產剩余價值。不僅如此，他還以于19世紀中葉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為例，在《資本論》中對(剛剛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交換過程以及總過程進行了一般性說明。

　　雖然“經濟運動規律”、“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等這些馬克思的話語讓人聯想到萬有引力之類的自然科學規律，但經濟運動規律是通過作為主體的人類的意識和行動實現的，因而與自然科學規律有著根本不同的性質。馬克思肯定并引用了考夫曼的如下論述：“經濟生活中呈現出的現象，和生物學的其他領域的發展史頗相類似……舊經濟學家不懂得經濟規律的性質，他們把經濟規律同物理學定律和化學定律相比擬。”[2]

　　與物理現象和化學現象相比，馬克思顯然(或者說雖然)更贊成將經濟生活類比于不斷進化、發展的生物現象，但如果想要明了19世紀中葉在英國確立的資本主義是如何在現實中發展變化的，對其進行歷史性的分析就是不可或缺的。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指出了幾個與資本主義長遠未來相關的現象。例如，基于資本有機構成不斷升級的“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后備軍的累進生產”[3]，“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4]，“資本主義生產發展過程中利潤率下降的規律”[5]，等等。

　　這些表述是對資本主義普遍性的卓越分析，不僅揭示了資本橫貫生產、流通、分配領域的循環性再生產活動，也表明了推測資本主義的長期歷史趨勢是可能的。但這些說到底不過是推測，是具有可能性的假說，其真偽必須經由每個時期的實證性學術研究的驗證。

　　與之相對，勞動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再生產公式所體現的部門間均衡的規律、利潤率平均化的規律等等，無論在哪個時代，在什么樣的社會，都是共通的經濟原則。關于這點，宇野宏藏有過如下論述：“正是因為有了切社會共通的原則，換言之，也就是有了任何社會的存在都必須以人類的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為基礎這原則之后，才有了關于其特殊形態的問題。”[6]

　　說到切社會共通的經濟原則，以我個人的看法是指以下三個原則：(1)用以維持人類的生命、生活(包括保護地球環境)的勞動力再生產;(2)以社會化勞動為代表的各種資源在各個部門的適當分配;(3)使人類能夠獲得更多自由時間的勞動生產力的提高。

　　亞當·斯密認為，這些經濟規律就是“看不見的手”，它們能夠自發地、協調地滿足經濟原則，而當代主流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也基本持同樣看法。然而，《資本論》的看法與它們有著本質的不同，即如果放任以價格機制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規律，那么短期或中期內資本的積累過剩必然會引起生產過剩危機，而只有通過由這種危機所帶來的暴力調整，才能勉強滿足經濟原則。而且長期來看，由于可能導致勞動力的疲敝以及自然環境的破壞，因而為了阻止包括這種現象在內的源于資本主義自身的危害性傾向，以及為了維護經濟原則，就不得不呼喚國家作為拯救者出手。但即便如此，若事態發展到不可修復的程度，就不得不變革資本主義體制本身。產生于人類歷史上某一階段的資本主義，雖然完成了發展生產力和全球化的重要使命，但顯而易見的是，它將漸漸難以滿足上述經濟原則，從而不得不更迭為新的體制。這就是《資本論》經濟學的基本認識。　　

　　二、資本主義的歷史性發展　　

　　在英國工業革命初步完成的19世紀初，基于勞動力的商品化，資本掌握了生產過程，并確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被馬克思稱作“現代工業特有的生活過程”[7]的經濟周期，也始于19世紀20年代，因此，資本主義作為種生產方式不過只有200多年的歷史。

　　然而，雖然資本主義時期在人類歷史上僅僅占據了最近200年，但卻使地球上的人口和經濟規模爆炸性地增長。例如，與公元元年的2.3億人、1800年的9.7億人相比，地球人口在公元2000年已經達到了60.8億。至于全球實際GDP(PPP，以2000年美元為單位)，公元元年為1300億美元1800年為7900億美元，而到2000年則達到了45萬億美元。[8]即使從這簡單的指標上，我們也能看到資本主義與自身初期階段相比驚人的成長力。

　　馬克思曾經指出，憑借其增長力和競爭力，資本主義化更早的英國將成為當時還是后發國家的德國、法國、美國、俄羅斯、日本等國的榜樣。“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9]如果只看這句論斷，容易使人覺得他認為所有的后發國家都將追隨英國式資本主義，模仿英國形成自己的資本主義。然而，既然馬克思能夠認識到英國從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型是通過多種方式進行的，那么他認識到后發的德國、美國等國資本主義的形成和發展應當采取與英國不同的方式則是順理成章的。事實上，后發國家的資本主義化更多的是采取了下述方式：設置保護關稅，避免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直接競爭，從而培養國內工業，引入先進國家的資本和技術，以移植資本主義的方式享受“后發優勢”。馬克思洞察到，雖然資本主義通過對外關系相互滲透，發生作用與反作用，但其內部也存在著發展、變化的趨勢。

　　19世紀初，英國迅速實現了工業革命并確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其當時的支柱工業是以棉紡織業為龍頭的纖維工業。然而，隨著生產技術、生產力的發展，需要生產出更加精密、耐久的勞動工具，于是鋼鐵等重化工業開始成為支柱。與手工業和手工作坊相比，機械化大工業多少帶有“規模經濟”和“收益遞增”效應的特點

　　馬克思是同時代的經濟學者中為數不多的注意到機械化大工業內在的收益遞增效應及其意義的人之一。也就是說，“在其他條件不變時，商品的便宜取決于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又取決于生產規模。因此，較大的資本戰勝較小的資本。其次，我們記得，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在正常條件下經營某種行業所需要的單個資本的最低限量提高了。”[10]在此，馬克思指出了“直接以積累為基礎的或不如說和積累等同的積聚”[11]的傾向。也就是說，若想一舉達到(經營所需的)必要最小資本的規模，單靠基于積累(從利潤中追加本金)的積聚是不夠的，利用股份制對本金進行集中與合并也是必要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轉型的理論基礎，首先就可以從必要最小資本規模的增大以及資本的積聚、集中運動中獲得依據。

　　所謂壟斷資本主義是指，由于存在必要最小資本的規模擴大化的壁壘，部分經濟部門成了壟斷部門(也包括寡頭大企業)，資本無法自由進入其中;但與此同時，也存在著即使較小規模的資本也能自由進入的非壟斷部門(中小零售企業、農業)。這就導致了部門之間相互異質化的資本主義，它向我們展示了具有結構性差別的資本主義形態。在準人壁壘內部，少數壟斷大企業通過公開或者私下的勾結避免降價競爭，因而其利潤率往往長期高于整體標準，或者說在無外界干預的情況下往往可以阻止利潤率的實際下降。除價格政策外，壟斷大企業還能憑借由壟斷實現的高額利潤進行研發，將其所帶來的技術革新成果內部化，以獲得更多的高額利潤。雖然壟斷性大企業的投資行為有時會因其希望通過限制生產量來維持壟斷價格，從而表現出停滯性和局限性，但是由于它具備依靠壟斷性高額利潤調度資金的能力，并且可以針對技術革新進行激勵，因此它又有積極的、擴張的面。從供給角度來看，壟斷性大企業主導的壟斷資本主義具有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可能性。

　　馬克思曾這樣評論“信用制度”：“起初，它作為積累的小小助手不聲不響地擠了進來……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競爭斗爭中的一個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變成一個實現資本集中的龐大的社會機構。”[12]可見，他預想到了以銀行為代表的信用制度會發展成為以與形成壟斷相關聯的資本集中為目的的龐大社會機構。但是，銀行與產業在壟斷實際形成的過程中具有什么樣的關系，又產生了哪些新的資本形態?對以壟斷為基礎的新型資本主義應該采取什么樣的經濟政策?針對這些問題，只能基于資本主義的一般性原理，通過分析新的現實壟斷資本主義來加以辨明。在20世紀初期，挑戰這理論問題的代表性著作是希法亭的《金融資本》(1910)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1917)。他們分析出“金融資本”這嶄新的資本概念，揭示了銀行的新使命，也說明了依托金融資本的帝國主義政策的必然性。但是，由于他們基本上都是試圖在《資本論》邏輯的單一延長線上解決這課題，因此一旦現實發生了變化，他們的理論就不得不面臨需要修正資本主義一般性原理本身這一挑戰。

　　列寧認為，帝國主義其經濟實質是壟斷資本主義是“瀕死的資本主義”。馬克思也在《資本論》第1卷第24章第7節的“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中提到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13]，因而列寧將戰期間的帝國主義視為“瀕死的資本主義”并非毫無根據。但實際情況是，蘇俄確實在一戰期間脫離了資本主義世界，而資本主義卻并沒有死亡。馬克思所謂的“喪鐘就要響了”其實是揭示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歷史性，至于資本主義究竟在什么時期、以怎樣的形態被其他體制所代替，只能通過對當時的現實進行分析來找到答案。

　　與其說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是漸進的，不如說它是在危機、戰爭和技術革新的契機下階段性地發展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的契機是19世紀末的經濟危機(1873-1896)和重化工業化。跨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后，歷史的發展也未停止。在渡過了19世紀末的經濟危機后的20世紀初期，資本主義列強重新聚首，進而引發了最初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這場大戰中，蘇俄脫離了資本主義，德國和奧匈帝國敗北，資本主義世界重新大洗牌。從壟斷資本主義的確立到一戰結束這時期，就是所謂的古典壟斷資本主義。

　　從一戰后金本位制的重建和崩潰，到1929年開始蔓延到30年代的大蕭條，再到由此引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直至二戰終結，這時期我們視為過渡期。二戰后，在東西方冷戰的歷史背景下，依靠布雷頓森林體系和關貿總協定體制的支撐，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誕生了。國家方面全程介入再生產過程的每個角落以促進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將經濟增長的許多成果分配給勞動大眾，推進福利國家建設。“從1950年到1973年，世界經濟以從前任何時代都不曾有過的速度高速增長。這是空前繁榮的黃金年代。”[14]

　　在《21世紀的資本》中，托馬斯·皮凱蒂從統計數據中測算出全球長期的資本/收入比率(β)。β雖然在1910年前后達到500%的程度，但由于一戰、30年代的大蕭條和二戰的影響而有所降低，到1950年前后達到最低的250%。盡管此后 β 逐漸回升，但1970年左右也不過300%。然而70年代以后， β急速上升，1990年前后達到400%，2010年左右已經上升到450%。據預測，到2030年前后將恢復到一戰前的500%。[15]雖說皮凱蒂的“資本”概念是個將工廠、機器、甚至個人住宅都包括在內，并且在這些實體資產的基礎上加上國債、股票等證券的十分粗略的概念，但它仍然說明，即便世界大戰和戰后通脹造成了資本存量的必然減少，但單看二戰后資本主義史上空前高度增長的1950-1973年，資本存量的增長也只是勉強超過了收人的增長，顯示了這種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揮了其促進經濟增長、實現收人再分配的功能。

　　另一方面，皮凱蒂的資本/收入比率用馬克思的概念大致等同于C/(V+M)，而在置鹽信雄提出的“生產的有機構成”中，其倒數(V+M)/C代表利潤率的上限。因此，70年代以后，皮凱蒂所稱的資本/收入比率的趨勢性上升即意味著利潤率上限的下降傾向。雖然利潤率上限的下降并不必然意味著利潤率自身的下降，但若將長期利息率視為利潤率的指標，則發達國家的利潤率從70年代或80年代初期達到頂峰后直持續下降到今天。在這里，我們將二戰后的資本主義稱為現代資本主義(contemporary capitalism)。所謂現代資本主義論，就是將現代資本主義作為分析對象，揭示現代資本主義與其自身初期的接續關系、它的基本特征及其強化和發展的過程。現代資本主義是基于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兩次大戰期間的經濟危機及其應對的經驗，通過財政金融政策、就業政策、產業政策等手段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形式全面介人國家經濟運行的過程，它在一段時期內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被譽為“黃金年代”。然而，以歐洲、日本為中心的高速經濟增長卻使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內在矛盾表面化，同時由于勞動力和資源的嚴重制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逐漸轉變為全球化資本主義。正如皮凱蒂的上述實證研究所表明的那樣，20世紀70年代是這歷史性轉變的重要轉換期，而它的直接契機則是1973-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

　　下列重大變化可以被認為是這次轉換的基礎：

　　第一，以石油危機為契機，始于現代能源革命的信息產業代替了一直以來的能源消耗型的重化工業，成為新的支柱產業。現代能源革命(以及隨后的信息通信技術革命)快速推動了計算機的小型化、大容量化和價格低廉化，使其滲透到包括研究開發在內的生產過程、流通過程、消費過程以及社會生活中。

　　第二，生產、流通過程中的信息化、電子化讓以往的勞動方式煥然一新。即，方面是工人整天都默默注視著電腦畫面般的單純且高密度的勞動，另一方面是軟件開發等要求高度科學化的創造性勞動，勞動一體化正趨于解體。勞動的這種多樣化、分散化和個別化也造成了就業形態的多樣化(非正式員工的增加)，導致了發達國家中勞工運動全球性的衰退。

　　第三，在第一次石油危機(人為策劃)的沖擊下，，1971-1973年，布雷頓森林系崩潰(美國停止美元-黃金自由兌換，以及主要發達國家導入浮動匯率制)，使得對沖外匯風險的金融期貨交易自由化以及隨后的金融自由化成為必然，并引發了金融創新，從而促進了“經濟的金融化”。而“經濟的金融化”又使經濟中的金融部門過度膨脹，并給金融部門帶來了顯著增大的利潤份額，但同時也導致金融危機更加頻繁地發生，例如，1982年的墨西哥債務危機，1990年的日本經濟泡沫破裂，19971999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以及2010年的歐元危機，等等。

　　第四，在經濟政策方面，70年代末之后，標榜放松管制和民營化的新自由主義濫觴并成為主流，英國的撒切爾主義、美國的里根經濟學、日本的中曾根臨調(臨時行政調查會)以及民營化路線就是其代表。在全球化背景下，國家的調控和管理效果受到了極大的制約，但統治階級利用信息通信技術革命所導致的勞工運動低潮和國家面臨的財政危機，企圖削弱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福利國家特征，重新建構低工資、低福利的積累體制，這才是事情的真和相。

　　第五，這時期還有個最為重要的變化就是：作為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先鋒，中國和印度飛速工業化，并躍升為經濟大國。世界銀行將其稱為“東亞奇跡”。在全球化過程中，一般都是發達國家率先取得發展變化，然后再通過金融、貿易、資本流動、技術轉移等途徑作用于亞洲各國，但到了21世紀，卻產生了主客顛倒現象，反而是新興經濟體開始引領世界經濟。這種沖擊可以說足以匹敵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和德國飛速崛起、從而在工業能力上趕超英國、并最終改變資本主義世界的案例。

　　由此看出，無論是產業結構、勞動形態、金融制度還是國際關系，都在上世紀70年代發生了重要變化，這足以說明現代資本主義已經開始從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全球化資本主義過渡。　　

　　三、現代資本主義的多樣性與不穩定性　　

　　從時間上看，資本主義在發生歷史性轉變的同時，在國別或地域上也具有了多樣性。如前所述，馬克思已經注意到英國在從封建制向資本主義過渡時采用了多條路徑，但由于彼時確立為資本主義的國家只有英國，因此他幾乎沒有提及資本主義各種模式之間的國際性比較。

　　與之相對，列寧詳細地分析了帝國主義列強的關系，將它們分別區分為：英國金融殖民帝國主義，法國高利貸帝國主義，以銀行主導的卡特爾壟斷為基礎的德國容克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以股份公司制托拉斯為基礎的美帝國主義，以及俄國、日本的軍事封建帝國主義。而致力于揭露日本資本主義的軍事性、半封建性特征的山田盛太郎則將它們分別區分為日本型、英國型、法國型、德國型、沙俄型、美國型等各種模式，但其區分的基準主要是“產業資本確立時期農業的形態”，并且他認為，只要不發生革命性變革，那么一經確立的形態就不會再有變化，因此不能否認他的觀點比較僵化。[16]

　　在二戰后的冷戰時期，為了封鎖蘇聯等社會主義陣營，各資本主義國家集結于握有壓倒性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的美國周圍，人們也就無暇顧及資本主義模式的劃分了。尤其是自戰后到70年代為止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歐洲、日本都以追趕美國為目標，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差異不過就是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所謂的“經濟增長的各個階段”的差別罷了，而且認為所有的資本主義只要到達“高度的大眾消費社會”這階段自然就會同化為同一模式的想法已經成為主流。隨后，從80年代開始，全球化資本主義來襲;90年代前后，蘇聯式社會主義崩潰，中國也宣布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全球化資本主義變得實至名歸。正是這個時候，有關資本主義多樣性的爭論再度復蘇。冷戰結束時有關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的翹楚，正是米歇爾·阿爾伯特(Michel Albert)的《資本主義對資本主義》(1991)一書，書中將資本主義世界劃分為以市場和金融為主導的盎格魯薩克遜式資本主義(英國和美國)和社會共同體式的萊茵式資本主義(德國和日本)兩種。

　　調節理論最為關注資本主義組織、運轉的多樣性，這理論成果的集大成者山田銳夫主要依據布魯諾·阿瑪布爾(Bruno Amable)的《五種資本主義》(2003)，劃分出了下列五種現代資本主義模式及其代表國家，即市場原教旨型(英國和美國)、亞細亞型(日本和韓國)、歐洲大陸型(德國和法國)、社會民主主義型(瑞典和芬蘭)和地中海型(意大利和西班牙)。[17]

　　這些現代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并不具有可以同化的統一答案。雖然當代主流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期待各種形態的資本主義都同化為“市場原教旨型”，但即便在全球化資本主義下，包括勞資關系在內的社會關系和文化的國民性、地域性特征仍舊頑強地殘存下來，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各種模式的多樣性也是存在的。當然，歷史的發展變化與地域性的多樣化是相互交錯的，而構成多樣性的各種模式自身也會相互滲透融合，繼續發展變化下去。

　　最后，讓我們再來探討現代資本主義的穩定性問題。如前文所述，在全球化資本主義時代的現代資本主義下，金融危機頻繁發生，發達國家的實際工資增長停滯，資本/收入比率上升，恐怕利潤率也將持續走低。這些現象表明了現代資本主義是不穩定的。雖然我們可以以各種標準或視角來探討經濟體制的穩定性，但這種經濟體制能夠在何種程度上滿足《資本論》所示的所有經濟原則是一項重要標準。

　　第一，從勞動力再生產的角度說，危及勞動力再生產的貧困和貧富差距擴大是現代資本主義的顯著特征。當今世界，有調查稱，在全球72億人口中，約8億人為饑餓人口。在全球化的進程中，隨著資本的全球流動，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在國家層面上的差距雖然縮小了，但是在國家和地域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差距反而不斷擴大。目前，據稱世界GDP約75萬億美元，如果將其平均分配給72億人口，則人均應達到1萬多美元，從而可以消滅饑餓。因此，貧困與貧富差距的原因不在生產層面，而在分配層面。

　　皮凱蒂的研究表明，最富有的10%的人，其收入份額的增加主要依靠最富有的1%的人所帶來。因此，“占領華爾街”運動中提出的“我們是99%”的口號是有依據的。羅伯特?萊奇(Robert Bernard Reich)認為，這種極端的貧富分化將危及在政治層面支撐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他指出：“在看上去根本不公平的社會不可能幸福地生活，在充滿憤怒和不信任的國家，也不會有豐饒的生活。”[18]已經擴大了的收入差距隨著新自由主義下的減稅政策被世襲化，正在帶來更大的資產差距。

　　地球環境作為保護勞動力再生產的重要一環，也因為主要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等)排放所造成的全球變暖而瀕臨危境。現代資本主義的高度增長和新興國家的工業化，使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從1959年的316ppm增大到1998年的367ppm。《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四次評估報告》(2007)預計，到2100年，地球的平均溫度將上升1.8-4度，海平面將上升38.5厘米。一度被宣傳為清潔能源轉換設施的核電，由于在鈾的精煉和發電站建設的過程中也免不了使用化石燃料，而且我們現在也不具備對用完的燃料進行最終處理的技術，因此一旦發生諸如三里島、切爾諾貝利和福島那樣的事故，整個社會就不得不承擔天文數字般的費用。資本歷來就不受管制，有著將利潤內部私有化、費用外部社會化的傾向，因此資本不可能通過控制生產去應對全球變暖和核電問題，這就足以說明現代資本主義已經不能滿足經濟原則了。

　　第二，從資源的適當分配角度說，由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源的分配采取了種逐利運動的形式，因此無論從社會的和人類的視角來看是多么有必要的領域，只要無法盈利，資本就不會流向那里。比如，教育、醫療、保育、護理等公共資源都是如此。

　　公共資源本來就與資本主義互不投緣，因此才會由國家通過財政提供公共資源。然而，在現代資本主義下，方面，財政支出會因為需求管理政策和經濟危機時對大銀行、大企業的救濟政策而增大;另方面，稅收收人會因為全球化背景下競相降低法人稅以及全球化企業利用避稅天堂逃避納稅而裹足不前，最終只能擴大財政赤字、削減公共支出或對公共事業進行民營化改革。羅伯特·萊奇稱這些現象為 “公共資源的惡化”，他指出：“靠稅金支撐的、任何人都有權使用的公共資源正在逐漸喪失。本應是公共資源，現在卻變成了私有財產，而且主要是富裕階層來享有同時，他們也變得越來越不愿意維護公共資源”[19]逐漸放棄承擔公共事業的現代資本主義，正在背離經濟原則。

　　最后，我想探討下勞動生產率的上升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是否與勞動者自由時間的增加相關聯。自由時間是相對勞動時間而言的，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據，1990年至2011年，美國的人均勞動時間從1831小事縮短至1787小事，日本從2031小時縮短到1728小時，分別縮短了2.4%和14.9%。在這一現象的背后，恐怕也反映了兼職等非正式員工的增多。雖然與勞動生產率相關的綜合數據十分稀少，但若考慮到實際GDP增長率是勞動生產率上升比率和就業者增加比率之和，就可以看出，美國和日本的勞動生產率從1990年到2011年至少分別上升了30%和20%。相較而言，勞動時間的縮短幅度實在是太小了。

　　馬克思構想的以人類自身各種能力的發展為目的的“自由王國”，是建立在人類為滿足各種需求而付出最小代價的“必然王國”的基礎之上的，為此馬克思指出：“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20]將勞動生產率的上升與工作分擔制(Job Sharing)相銜接，從而縮短勞動時間，才符合經濟原則，并且是構建未來社會的正途。

　　注釋

　　鶴田滿彥：日本中央大學;高晨曦：日本一橋大學;范大祺：中央編譯局中央文獻翻譯部。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9頁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1頁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22頁

　　[6][日]宇野弘藏：《經濟原論》，巖波書店1977年版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4頁

　　[8][日]八尾信光：《21世紀的世界經濟與日本》，晃洋書房2012年版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頁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6頁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6頁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7頁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1頁

　　[14]麥迪遜(A.Madison)：《從經濟統計看世界經濟2000年史》，政治經濟研究所譯，柏書房2004年版，第23頁

　　[15][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的資本論》，美鈴書房2014年版，第203頁

　　[16][日]山田盛太郎：《日本資本主義分析》，巖波文庫1977年版

　　[17][日]山田銳夫：《資本主義的各種形態》，藤原書店2008年版

　　[18][美]羅伯特·萊奇：《貧富差距與民主主義》，東洋經濟新報社2014年版，第104頁

　　[19][美]羅伯特·萊奇：《貧富差距與民主主義》，東洋經濟新報社2014年版，第69頁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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