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君按
對于熟悉當代國際知識界的讀者來說，對大衛(wèi)·哈維的名字并不會感到陌生。生于1935年，現年82歲高齡的哈維，自1969年憑借《地理學中的解釋》（Explanation in Geography）登上學術舞臺以來，數十年筆耕不輟，至今已出版近30本專著，“著作等身”可謂當之無愧。哈維的學術本色是人文地理學家，但他又能出入地理學的內外，將空間問題聯系到更大的城市倫理和社會正義當中;更以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和批判眼光，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歷史、現狀和未來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通過《資本的限度》（The Limits to Capital ）、《讀資本論》（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等煌煌大著，確立了他作為當代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繼承者的地位，與齊澤克、奈格里、伊格爾頓、詹明信等人鼎足而立，構成了當代世界左翼知識分子的基本版圖。稱其為“一代宗師”，或許并不為過。
去年6月，哈維教授應邀訪問中國，在南京大學、山東大學和首都師范大學等高校發(fā)表了學術演講，場場爆滿，盛況空前。當時還在上學的活字君，也有幸在首度師范大學親聆了其中的一場演講。今天活字文化分享著名學者唐曉峰教授的《哈維印象》一文，便是對哈維這次訪學的回顧與感想。哈維的到來能夠為中國知識界帶來什么？同為地理學家的唐曉峰教授，會和同為地理學背景的哈維碰撞出怎樣的“火花”呢？
哈維印象
唐曉峰
今年6月間，哈維訪問了南京和北京，與許多學者會面，做了三次演講，還與中國社科院的學者進行了一次對話。哈維本是地理學家，他的來訪，在國內一群地理學家中，毫無意外地引發(fā)了一輪對于理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理論——的討論，被稱為是地理學家的一次“集體發(fā)聲”。這是一波發(fā)自學者自身的理論熱情，在當代中國地理學發(fā)展史上應該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在這期間，我聆聽了他在首師大的報告，也與哈維稍有接觸，留下一些印象。
哈維是一位典型的學者，語言風格與問題意識，深入淺出，坦率開放。他雖然在臺上講話從容流暢，下面卻不是夸夸其談的人，準確地說，他喜歡講自己感興趣的學術問題，而不善于雜談。他是1935年生人，今年已經81歲，但大家都說，他的思維依然靈敏銳利，報告不用稿子，一套思維邏輯下來，八、九十分鐘，絲毫不亂。當然，哈維講“資本”問題，輕車熟路。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已經做過幾十場《資本論》的輔導報告了。”
有兩個原因，讓我們這些經濟學的外行也能聽懂一些東西。一個是哈維的深入淺出，一個是現實生活經驗中“資本”這個活物就在身邊，不像多少年以前，覺得資本只是一個在西方社會里的概念。所以，現在我們聽哈維講“資本”的報告，是以兩種身份，一種是敬重哈維學問的學生學者，一種是在資本運行下的生活者。
在哈維講的東西里面，有兩點讓我最感興趣。一個是資本運行的螺旋加速；另一個是當今資本運行積累的一個要害——消費潮。以下是一些感想。
哈維提出，資本運行有四個階段：價值生產、價值實現、價值分配和價值增值。資本的運行，就是沿著這四個階段循環(huán)不已。產品(含有價值)被生產出來，之后到市場上出售，把價值實現出來，價值實現的標志物是貨幣，于是就有如何分配這些貨幣的問題，最后，貨幣到了手里怎么用，貨幣少的人只能購買生活必需品，但貨幣多的人可以再行投資增值。于是，這些投資出去的貨幣又開始了下一個循環(huán)。只要資本主義在，這個循環(huán)就是無限的，而因為有上升的運動，便可圖示為螺旋形狀。
這個資本的循環(huán)是事物發(fā)展的客觀過程，關鍵是在這個過程里面摻入了一種人類的主觀因素。與資本的運行相結合的是人性中的貪婪，對利潤的無限的貪婪。中國人通過這幾年的反腐算是親眼見到了貪婪的嘴臉，沒有無限的貪婪，那些私室中成垛的鈔票是無法理解的。“沒有最多，只有更多”，這是資本的無限性。我在看動物世界的時候，總愛對比一下人，比如獅子和人的差異。獅子捕食的能力甚強，但是它吃飽了以后，便不再去捕獵。而人則不同，他會“不饑而獵”(我們知道人類不渴而飲)，持續(xù)地捕殺獵物，然后堆存起來，占為己有，然后……。獅子用自己的辦法做下去，可以保持生態(tài)循環(huán)的平衡，而人，“沒有最多，只有更多”地向著這個線性方向無限地追逐下去，結果，必將打破生態(tài)平衡。
哈維進一步指出，人，不但要“更大，更多”地無限地干下去，還要“快，更快”，這就更加嚴重。哈維是這樣說的：如果我們看看資本主義的技術變革，就可以看到，半數的技術變革都是為了加快資本的周轉速度。這給社會很大的壓力，讓社會也不得不加速運行。另外，要加速生產，就要加速價值實現，那么如何讓實現加速呢?需要人用更快的速度消費。的確，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過程也是一個激勵人類消費需求的過程，從簡單的需求到復雜的需求，從必需品消費，到奢侈品消費和炫耀消費。(怪不得廣告、明星、時尚、名牌、貴賓卡、VIP在資本大肆運行的社會生活中是如此顯赫誘人)。
為了輕松一點，哈維舉自己的例子，“我現在用的還是祖母的刀具，已經有120年了。如果資本生產的商品都用這么久，資本就垮臺了。資本喜歡生產的是容易損壞，必須快速更新的產品。市場的作用就是推動你加快消費。這極大地影響了人們的生活。”一切都在提速，包括學者們。哈維回憶：“我進入學術界的時間很早，那時候，一個人寫書，超過2本，就算是浪費紙張了。當時寫一本書，要花很多年的時間。而現在，如果你兩年還沒出一本書，人們就以為你死了。”學者不是資本家，但有意無意間也被快速循環(huán)的資本帶著奔跑起來，追隨時代的節(jié)奏。
針對人類的奢華無度，有人發(fā)歷史的牢騷，稱中國的發(fā)展，其實到漢代就夠了，有酒，有肉，有史，有詩，有儒，有道，還不失質樸，幸福感足矣。后來的發(fā)展，開始追求奢華，都屬于多余的消費。到了現在，按照當下的路子想象幾千年以后，對地球已經毫無新鮮感的人類，會“時尚”地爭先沖出地球的生態(tài)圈，去消費太陽系，去消費宇宙。“地球末日”不一定是自然原因。獅子沒有進化出貪婪，而人類已經無法退回到獅子的純樸。人類想結束這種無止境的奢華，要靠倫理與理性，當倫理與理性戰(zhàn)勝貪婪，將是人類又一次巨大的進步，就像當初貪婪戰(zhàn)勝倫理而推動資本瘋狂運行一樣。
在哈維所講的四個階段中，他特別強調了第二個階段，即消費階段，也就是價值實現階段。這個階段的問題在《資本論》第二卷中有詳細討論，哈維說人們讀《資本論》，往往注意第一卷中關于價值生產的論述，而忽略了比較枯燥的第二卷中關于價值實現的論述。“馬克思考察了價值實現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如果人們對商品并沒有欲望和需求，或者沒有足夠的貨幣來購買商品，那么，商品就沒有辦法實現價值。所以，價值既取決于生產，也取決于實現。”
在價值實現這個階段，商場取代工廠，商人取代工廠主，成為主角。被剝奪者從工人變?yōu)轭櫩汀９と藙趧樱斜匾獎趧雍褪Ｓ鄤趧又郑櫩拖M，則有必要消費和多余消費之分。對付工人的辦法是脅迫，對付顧客的辦法是誘惑，最虛偽的誘惑是：“顧客是上帝”。做上帝的感覺真好，顧客們在舒適的購物環(huán)境中，在點頭哈腰的恭維中，進行多余消費，享受購買的那一瞬間。在價值實現過程中，有博弈，這種博弈不是倚仗生硬的力量，而是靠奸巧的營銷心理誘惑，誘惑一旦得逞，價值實現會出現騰躍，還是那瓶酒，那只螃蟹，那個人，身價百倍。名牌商品，虛榮大于實質，是商人完成的成功跨越。
以地理學的思維觀察事物，要看事物落地的特點。在哈維談到的資本運行的四個階段中，前兩個階段對地的依賴性最明顯，也最大。生產需要廠房與勞動力的高密度聚集，消費則需要商品與消費者的高密度聚集。這兩種聚集都是近現代城市發(fā)展的最大推動力。許多城市由此獲得本質，有生產城市，有消費城市，也有二者兼?zhèn)涞某鞘小?/strong>1949年以前，北京是消費城市，新中國成立后，口號是：將北京從消費城市變?yōu)樯a城市，所以林立的煙囪曾經是人們樂見的城市景觀。
現代性，對于城市來說，包括巨大的消費性，即價值實現功能。各類銷售、消費系統(tǒng)是現代城市體制的核心，對于現代城市來說，居住是次要的，更準確地說，居住也是一種消費，甚至是最沉重的消費，城市本身已成為一個龐大的復雜商品。現代城市的核心區(qū)不再可能“宜居”，而只能是哈維所說的那個螺旋加速的旋渦中心。許多城市的非正義性，都來自巨大的消費空間結構的失衡。而多余消費與炫耀消費，令城市景觀呈現一派虛榮。單純質樸的生活已經不是現代城市要提供的東西，北京人必須變身為瘋狂的消費者，才能在城中繼續(xù)居住，否則就要被迫讓位給新時代的消費大佬們。宜居區(qū)不在城市的中心，而只能逐漸邊緣化。資本的無限膨脹是對量的追求。當城市為資本主宰的時候，城市發(fā)展的量會大于質。許多現代城市，有人口、汽車，水泥大廈的海量，卻并沒有獲得“美好生活”的實質。
哈維曾經研究過巴黎城市現代性的形成。19世紀那場巨變，扭轉了巴黎發(fā)展的方向，巴黎向消費之都的方向迅速前進。如今的巴黎，把萬里之外的中國消費群體也吸引了過去，我們看到資本運行在價值實現階段依然有著超越空間的魔力。而現在的北京，消費正在成為主流，歷史資源、文化資源、風景資源，都成為消費品。土地更不用說，建設或購買房子，不是為了生活，而是為了升值。北京南鑼鼓巷就是這樣的從生活空間轉變?yōu)橄M空間的典型。現代消費都市遠比當年的工業(yè)城市美麗，四季空調控制的商廈也遠比當初那些烏黑的廠房舒適，但在資本的調動下，同樣具有榨取功能。
這次與哈維有所接觸的人都感到，如此認真地對“資本”進行關注和思考，哈維的確是一位執(zhí)著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這里所謂執(zhí)著，不是說信仰，而是指理論運用的扎實性與熟練性，可以稱作“從心所欲”。從報告中看出，哈維是把自己的理論施用于全世界，面對各種問題，無往不通。可能出于這種無往不通的自信，當中國學者對他說“中國有些特殊”的時候，他并不認同。“到處有人對我說中國特殊，你們不開汽車嗎？沒有銀行嗎？沒有酒店嗎？它們是怎么建立起來的，怎么工作的？”哈維往往由此開始，闡述中國并不特殊的道理。哈維說，這些是同一種資本發(fā)展的不同方式，本質的邏輯是一樣的。
特殊性的問題，原是相對的。對于中國的發(fā)展，哈維其實也抱著一種特別的期待。中國有些事情的發(fā)展往往會超出視野。幾年前，美國瓦薩學院的周宇教授在與哈維的對話中，建議哈維“盡快去中國看看，因為中國可以說是世界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前沿(frontier)。”哈維則說：“不，中國，是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未來（future）。” “未來”是什么意思?未來應該包含一種沖出視野的開拓，這其實是認可中國存在特殊性的一種表述。或許，中國的特殊不在于已經做了什么(這是哈維否定的特殊性)，而在于將要做些什么(這是哈維所期待的未來)。中國是否會呈現一種“反常”的歷史形態(tài)。我理解，這些天來哈維否認中國的特殊性，是不認為他的理論對中國的事情不能涵蓋。只要能夠解釋，就沒有什么特殊。哈維說過，解釋就是消除詫異，解釋力越強，詫異就越小。另外，哈維可能更注重理論層面的特殊性，而中國學者想得多的是歷史的特殊性。
哈維在英國劍橋大學讀書的博士論文是關于英國農村的歷史地理問題，題目是《關于1800-1900年肯特郡的農業(yè)和鄉(xiāng)村》。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已有英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達比(Darby)主編的《1800年以前的英國歷史地理》一書，達比的研究截止在1800年，而哈維的研究，從1800年開始。不知哈維在選題時，是不是有意要做上這個銜接。
哈維博士論文中對于農村問題的研究，從歷史背景看，是英國資本主義工業(yè)化的高潮，這時的英國農村正經受一個被資本改造的過程。我這幾天偶然讀到一些討論眼下中國農村問題的文章，我便特意問到當下中國農村發(fā)展的問題。哈維曾說過，中國近三十年的發(fā)展，包含城市對農村土地和農民工的生產價值的獲取，但他顯然沒有特別關注過中國農村的現狀，他只是泛泛地用城市化向農村逐漸擴展的原理簡單地做了回答。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馬克思對于前資本主義時代的城鄉(xiāng)關系關注較多，而對資本主義誕生之后的城鄉(xiāng)關系關注較少。哈維也是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城市。而當下的中國社會，農村問題日益復雜，它會順利地城市化嗎？也許，中國農村的發(fā)展應該屬于哈維所說的“未來”。
站在城市去思考農村，還是站在農村來思考農村?很多西方人是站在城市設想農村的發(fā)展。這樣不僅僅缺乏情感，還缺乏對于農村特有社會價值的重視。中國百年來的鄉(xiāng)村改革、鄉(xiāng)村建設，被次第取代，現在又是處于爭論多，結論少的狀況。但是無論如何，顯然不能放任資本去橫行鄉(xiāng)里，否則，假設哈維看到，也會寫出“社會公正與鄉(xiāng)村”這樣的著作來。(哈維的成名著作之一是1973年出版的《社會公正與城市》，書中揭示了巴爾的摩等城市的空間沖突問題。)
6月16日哈維在首師大做了題為“資本的空間與時間”的報告，結束后，聽眾問問題，有在場的同學問哈維，“您是否有很強的理論自信?”哈維的回答出乎預料：“不，我沒有理論自信。”哈維的不自信，是指自己手里并沒有終極理論，理論總是要發(fā)展的。
在與哈維的短暫接觸中，有點意外的收獲，是關于拉鐵摩爾。想不起來談話是如何引出拉鐵摩爾的了，可能是提到霍普金斯大學的緣故，哈維曾長期在這個大學任教，拉鐵摩爾也曾在那里任教。提到拉鐵摩爾，哈維反復告訴我們：“我認識他，我們談了很多。他在霍普金斯，我后來也到霍普金斯。”看得出，拉鐵摩爾在哈維心中有著很重要的地位。
回來一查文獻，果然找到哈維在1983年發(fā)表的一篇文章：“歐文·拉鐵摩爾傳略”(Owen Lattimore: A Memoire. Antipode 15:3-11.)。值得注意的是，拉鐵摩爾是1989年才去世的，所以哈維的這篇文章并不是那種程式化的對前人的追憶，而是出于對生者的一種特殊的關懷與在此基礎上的自己某些見解的表述愿望。1983年，哈維48歲，拉鐵摩爾83歲，哈維在拉鐵摩爾的生平業(yè)跡中必定有所感觸。
哈維認為，拉氏一生跨越20世紀，歷經兩大事件，一個是中國的革命，一個是美國的麥卡錫主義。文中，哈維對拉氏在麥卡錫時代的遭遇敘述最詳，說明這是他的主要關注所在。關于拉鐵摩爾在麥卡錫時代的境遇，后來有更詳細的研究，今天讀起來，哈維的敘述，已經不是新鮮問題。不過，文中畢竟有哈維自身的觀察和總結，這對于我們了解哈維與拉鐵摩爾均有些幫助。以下提出兩點感想。
一個是關于拉鐵摩爾個人的政治色彩與思想上的理論色彩。哈維認為，在20世紀30年代知識界的氛圍中，馬克思主義很時尚，甚至對于像胡克(Sydney Hook，1902-1989，與拉鐵摩爾大體同齡)這類人也是如此，胡克在冷戰(zhàn)時期以一員批判馬克思主義的猛將聞名，但其年輕時期卻曾追奉馬克思主義。拉鐵摩爾周圍有一群閱讀馬克思著作的學者，他必然間接受到馬克思著作的影響。不過，拉鐵摩爾所能接受的馬克思主義里的東西，都是要與他自己的經驗相關聯的。從這一點來說，拉鐵摩爾可算是一個“腳踏實地的歷史唯物主義者”(down-to-earth historical materialist)。哈維寫道：“當我把這個想法對他講時，他回答道：當然，在那幫（damn –fool該死的）歷史學家里，只要是個腦子正常的人，必定是個歷史唯物主義者。”(按：哈維在1981年6月19號曾對拉鐵摩爾做過一次訪談。)
哈維介紹說，關于學術的政治傾向，拉鐵摩爾否認自己屬于馬克思主義，但是其他人卻常常簡單地持有肯定的看法。拉氏說自己從未讀過馬克思的書，他了解馬克思的理論，主要是從大地上而不是從《資本論》的書本上。哈維想說的是，拉氏在思想上是左傾進步的，麥卡錫主義對拉氏的迫害正反映了這一點。關于這一點，與拉鐵摩爾共過事的陳翰笙也這樣看，陳在晚些時候發(fā)表的回憶中，也說拉鐵摩爾是左派，卻不入黨。(參見袁劍：《邊疆的背影：拉鐵摩爾與中國學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66頁)。哈維說，美國的麥卡錫主義者們，憎恨勞工組織、商會、移民組織、各類知識分子、政治左派。拉鐵摩爾是這個大事件的一個符號，如同麥卡錫本人也是一個符號一樣。哈維對拉鐵摩爾的看法是，拉氏對中國了解很多，對美國則了解很少，在美國的政治生態(tài)中，顯得太幼稚。在對拉鐵摩爾的熱切的關注中，哈維似乎要在拉氏身上找到一些自己認同的東西，這或許是當年對拉氏進行訪談，繼而寫出評述，直到今天，仍愿意告訴人們“我認識拉鐵摩爾”的原因。
在哈維文中，另一個有意思的，也相當重要的一個問題，是講麥卡錫主義時期的拉鐵摩爾事件對美國政治地理學發(fā)展的影響。哈維說，拉鐵摩爾當初工作的《太平洋事務》是一份地緣政治刊物，是一個各派對立媾和的平臺，拉氏周旋其間，滋味并不好受，用拉氏自己的話說，如同在“熱水”之中。因為立場的模糊，后來給拉鐵摩爾惹出一大堆麻煩。拉鐵摩爾事件因此影響了地緣政治學的發(fā)展，人們感到這是一門有政治風險的學科，搞不好會越軌，滑出狹窄的國家利益觀念或主流政治路線。這種氣氛的彌漫，使地緣政治研究在地理學中日益消退。地理學家們都躲在貌似自然科學方法的“實證主義盾牌”后面以求安全，社會責任則被淡化。前美國地理學家協(xié)會主席、著名政治地理學家阿格紐(John Agnew)在2012年出版的總結西方政治地理學發(fā)展的著作Making Political Geography(Second Edition,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12, p.116)中，采納了哈維的上述觀點。
哈維認為，地理學中的計量運動既是一項認識論上的挫折(break)，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政治(政治一詞在原文中被斜體加重)上的挫折。在這個背景下，拉鐵摩爾逐漸被人們忘記，沒有幾個研究生知道他是誰，更不用說讀他的書。他的對手很早就獲得了AAG（美國地理學家協(xié)會）的杰出貢獻獎，而拉鐵摩爾的貢獻卻仍舊不被知曉。哈維說，這種情況是十分丟人的。
哈維曾說，自己是自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在當年社會激進思潮興起的時候，很多學者投入具體問題的研究，他們認為從顯而易見的事物入手就夠了，例如具體地研究貧困、戰(zhàn)爭等等。而哈維走向基本理論的鉆研，要尋求堅實的理論基礎。正是具備了理論的深刻性，使哈維的觀察、思考、論述有著長久的生命力，他跟蹤資本的歷史地理，直至當代。作為地理學出身的學者，他強調空間維度，不過，他的學術已經超越了傳統(tǒng)的地理學，而進入更宏觀的視野，他所做的，可以說是一種具有空間維度的大敘事。
(2016年8月28日于五道口嘉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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