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研究發展的主導范式是基于“傳統”和“現代”的兩極對立之上的“現代化”理論。它的基本觀點是：第二和第三世界國家為了發展就必須在經濟、政治和價值觀方面向第一世界國家靠攏。前面兩個要求在理論上似乎是清楚的，“發展”顯然意味著某種形式的自由企業資本主義經濟和多元民主政治。但是，除了根據馬克斯·韋伯所提出的關于個人成就和企業家精神的模糊的觀點之外，發展所需的價值觀念系統仍然是難以捉摸的。許多理論家信賴于依靠創新把傳統轉變為現代，但是，最近幾十年來出現的一些帶創新性教義的宗教原教旨主義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關鍵問題不是“創新”本身，而是到底是什么東西被創新出來。

　　消費主義和生產主義

　　很明顯的，從上面的論述就可以看出，我所指的要成功地轉變到資本主義現代化所需要的價值系統就是消費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維爾斯(Wells)曾指出，“現代化”的觀點必須分解開來分析，代之以“消費主義”概念(定義為發達國家中物質消費文化的增加)和“生產主義”概念(動員社會人口去工作，并在非消費領域中增加勞動生產率)。由此他得出，“發展需要最大程度的生產主義”(Wells,1972,p.47)，以及消費主義“在根本上是和發展相對立的”(p.48)。他還創立了一套有用的分類理論(p.195)，把社會劃分成高生產-高消費社會(過度發達的享樂主義社會類型)，高消費-低生產社會(衰退中的寄生性社會類型)，低生產-低消費社會(不發達的傳統社會類型)，以及高生產-低消費社會(禁欲式的發展主義社會類型)。

　　給這些名字找到實例并不困難。高生產-高消費的社會，就象北美和西歐國家，事實上正處于這樣一個過程，其社會內部發展出了向消費主義挑戰的重要政治運動。而那些生產和消費水平都低的社會，特別是非洲和亞洲第三世界國家，更多的是由于缺少生產的手段和消費的能力，而不是由于有意識的選擇。這些社會里的精英階級，雖然人數很少，卻消費奢侈。只有一種類型難于找到實例，就是高消費-低生產、停滯的或衰退中的寄生性社會。一些評論家，由于過分關注于巨大的貿易逆差和某些傳統出口市場的丟失，開始冠以美國這個稱呼。這顯然是錯誤的。盡管日本在汽車產業方面、南韓在鋼鐵產業方面、香港在服裝產業方面分別要優于美國的相應行業，但是美國的生產總值是最靠近的對手(日本)的三倍，大約是所有其他第一世界國家的總和，并幾乎是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總和的兩倍!

　　最后一種類型處于那些在最近十年發生變化的地區。一些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76)的中國，就非常符合禁欲式的發展主義社會類型的特點。在那里，高度的生產主義，特別是對重工業和資本商品的注重，與壓低群眾可支配收入增加的政策所造成的低度消費主義結合在一起。在八十年代，中國城市和沿海地區相當一部分少數人口急劇地從低消費狀態進入了較高消費水平的狀態，同時又費力地保持著高度的生產主義。在這個的變化發生之前，維爾斯曾指出，超前的消費主義(一個有意思但也有爭議的概念)，即使在以進口替代為基礎的產業政策的促進下，也根本不會帶來發展。他得出的結論是：真正的發展，有賴于一個強制性的生產主義的精英。

　　維爾斯自己對電視廣播在拉丁美洲的影響方面所做的大量研究，毫不意外地證明了：在拉丁美洲的電視廣播中，美國在消費主義方面具有巨大影響，而在生產主義方面則只有微弱影響。我們必須注意不要陷入國家中心主義。要弄明白作為生產主義對立面的消費主義是如何為美國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利益服務并不是容易的。但是，卻可以很容易地弄明白：消費主義是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服務的，這個體系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內由受美國所馴化的跨國公司所支配。正是對資本主義企業產品的消費永恒增長這樣一個動態過程，貫穿了它各個個體單元最大限度地獲取利潤的運作，從而維持著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絲毫不顧它會對這個星球帶來什么后果。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在第三世界有一個特別的任務，就是向人們推銷消費主義，而不讓他們去考慮自己的生產能力，并且僅僅是間接地考慮自己的支付能力。在這種意義上，消費主義和滿足人們的生理需要沒有任何關系，因為，生理需要是不需別人的提醒的;消費主義所造成的，只能被稱為“誘導出的需求沖動”。

　　馬爾庫塞在他那部今天已被人忽略的經典著作《單維人》中，在相似的場合下談到了“虛假的需求”(Marcuse,1964)。這對我來說，似乎意味著對至少源于盧梭(強迫人們去得到自由)的具有西方知識傳統中的偏見的背叛，我自己可能也具有這種偏見，但它也正是必須要加以避免的東西，才能使上面的論點具有跨越文化的可信度(見Doyal and Gough,1991)。使用“誘導出的需求”這個詞，我意在提醒大家，當人們的生理需求滿足后，還會有幾乎是無限多種的可能被誘發的需求。社會化的不同方式或者按外部利益來構造這些欲望，全球資本主義和“出世”的宗教就是兩個例子，或者激勵個人和團體遵循自己更為隨意的趣味行事。

　　這就意味著，在滿足“誘導出的需求”的意義上，第三世界的人們只有接受教導才知道如何去“消費”(見Belk,1988a)。廣告，這種消費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傳播的主要(但并非唯一)渠道，常常把它自己裝扮成教育的、至少是提供信息的行為(Sinclair,1987)。對第三世界大眾媒體以及它們和廣告的關系的研究領域，正適于著手研究消費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的運行方式。并非偶然地，在這個課題上的研究都是在文化和媒體帝國主義的理論框架之內進行的。

　　文化帝國主義和媒體帝國主義

　　在所有資本主義或準資本主義社會中，加工過的食品、飲料、香煙、汽車、個人和家庭的用品以及和娛樂相關的項目，占據了廣告業的大部分收入。盡管廣告的類型在國家和國家之間有小的差別，在每日出版和定期出版的媒體、電臺、電視以及露天宣傳欄廣告之間也有小的差別，商品和服務廣告的絕大數都是與消費相關的，而無關于生產。許多讀者看了這些陳述于是會問：那又怎樣呢?如果確實如此，那么它代表著消費主義的成功程度的一個衡量，而不在于說明這個陳述是如何顯而易見。為什么做廣告說服人們購買消費品，特別是當所賣的商品僅帶來細微的差別(廣告人稱之為“獨特銷售命題”)，要比做廣告說服人們購買能改善生產過程的商品和服務來得自然呢?商業雜志充滿了后者的廣告，但它只占整個廣告開支的極小部分。所以做消費廣告并非比做生產性商品廣告更為自然，只是在消費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中貌似如此。

　　在第三世界中，消費廣告比生產廣告多出很多，就顯得更不自然，因為我們會傾向于認為，那些可能購買商品的將是需要生產產品的商業團體和政府，而不是普通大眾。然而，消費商品在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城市中和在第一世界國家中一樣，同樣受到強烈的宣傳推銷。這種明顯的矛盾經常是通過文化帝國主義是如何借助媒體帝國主義來再生產而得以解釋，而這兩個概念本身都存在很多爭議。

　　有關文化帝國主義的理論認為，強國的價值觀和信仰是以剝削的方式強加給弱國。在新馬克思理論中，這種觀點通常表述為第一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把自己的價值觀和信仰強加給第三世界國家。相似的論點也用于解釋美國媒體給富裕國家，象加拿大(Lee Chin-Chuan,1980,第四章)、澳大利亞(Sinclair,1987)以及一般的國家(Dowmunt,1993;Tunstall,1977)所帶來的有害影響。基維庫魯(Kivikuru,1988)在他的一份關于芬蘭的有趣的分析中指出，這些國家已經通過“效仿”美國而發展了相對的自治。

　　媒體帝國主義在邏輯上是由文化帝國主義所導出的。如果允許美國或者西方對文化的控制，那么它顯然是通過對大眾媒體的控制來達到，因為它制造了使人服從于霸權文化的條件，并且限制了對它進行有效抵抗的可能性。這些理論都有強烈的支持者，但也有強烈的反對者。

　　對文化和媒體帝國主義理論的批駁主要有四種類型。第一種，認為通常被認為是“美國文化和媒體帝國主義”的東西事實上只是一種高級的專業活動。第二種，認為在它在不同的國家有非常不同的發展過程，在國家間模式的差異要比全球的模式要更重要。第三種，認為所有國家都有自身的文化和媒體力量，它抵消了美國的文化商品的外部影響。第四種，認為美國的媒體既可以阻礙國家的獨立也可以促進國家的獨立。

　　現在立刻就明白了，大部分的爭論都是在國家中心主義范式之內提出的，而且正因為這樣，絕大多數人都會同意說，用廣泛的不同方式對美國霸權提出成功的挑戰是可能的。正如同在大多數行業中，規模經濟會使經營最有效率。(現階段，我們先不把問題復雜化，我們不考慮“對誰來說是有效率的”，也不考慮即使這個理論也正受到一些基于科學的行業所提出的靈活生產方法的挑戰。)美國擁有遠為最大的媒體工業，它的運作也總是被認為是最先進和尖端的。例如，在討論美國媒體和第三世界媒體關系時，李金傳認為：“媒體合作生產被極大地局限在盎格魯血統的美國人的利益之內……作為對文化擴散的一個嘲諷，合作生產的媒體產品被故意精心地美國化了”(Lee Chin-chuan,1980,p.82)。他以美國所驅動的全球電視業的商品化的成功來解釋，商品化的一個后果就是“給當地的媒體能手帶來真正的壓力，迫使他們遵守完全是任意性的所謂技術完美的‘世界標準’，而這種‘標準’可能正好和本地的文化需要相違背”。(p.102)

　　人們當然會發現，也有些合作產品并不特別美國化，或者某些國家的媒體系統比起其他國家來說美國化的程度要淺，或者有一些國內的因素成功地抵制了美國化的企圖，甚或有“美國化”確實促進了國家獨立的情況。這一方面的例子有：蘇聯在八十年代晚期由“公開性”所帶來的蘇聯電視的“美國化”(見Barnathan,1989);土耳其引進錄象機，以及巴西的卡雅泊印第安人購買錄象機來保護他們的地方文化--盡管有人認為，這樣做實際上會破壞地方文化，因為它是基于口頭傳統(Ogan,1988)，好萊塢肖像學中的“瓦爾皮里解讀”以及許多其他例子(Belk,1988a;Tomlinson,1991)。

　　如果我們用“資本主義方式的消費主義”來代替“美國化”一詞，我們就會發現這里存在著雙重的文化意識形態的轉化過程。資本主義的消費主義通過“美國化”一詞而被神秘化，同時，人類歷史上最成功地進行物質生產的社會所采用的方法--美國化--正式認可資本主義的消費主義。“美國夢”在全球資本主義事業的中心地位將在其他地方略作討論。那里得出結論說：與資本主義發源于歐洲西北部所造成的期望正相反，是美國，而不是歐洲中心，成為資本主義在全球化身的同義語。這樣，資本主義的重構，就是資本主義的美國化，消費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正是它的基本邏輯。但是把文化和媒體帝國主義與美國甚或美帝國主義等同起來，是一種極大的神秘化，也是極大的錯誤，因為這意味著如果美國的影響能被屏蔽，那么文化和媒體帝國主義就會終結。這僅僅在字面意義上是正確的。美國化本身是一個過程的特殊形式，這個過程是全球資本主義，亦即消費主義文化意識形態所必須。

　　美國化和文化依賴之間的聯系開始于二十年代好萊塢電影工業的卡特爾和它所依賴的“影星體系”。這種關系的建立方式是經濟、政治和文化意識層面相互關聯的典型范例，這些關聯是按照那些擁有并控制電影工業及其產品的推銷和流通渠道的人的利益而構造的(King,1984)。好萊塢式系統所帶來的跨國活動多得數不勝數。在美國之外，就象史密斯(Smith,1980,p.45)所說：“由于美國在廣告業中的統治地位，廣告已經無法表明自己是本土媒體的獨立的贊助來源”。好萊塢所創造的媒體的理論是以單一大眾市場為基礎的，后來的全球商品標準化的理論也是如此。這與第三世界的現實完全不符，更不用說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國家了，因此這個理論必須指出一些運作來改變不同社會的差異，以使理論的假設條件成立。根據史密斯，亞洲在七十年代時，大約有140家英文日報，它們吸納了絕大部分的面向精英階級的廣告收入，并且給所有人樹立“現代化”和“美國化”的標準。

　　這一點非常精確地，盡管可能是無意的，被羅杰斯和安托拉(Rogers and Antola 1985)對拉丁美洲肥皂劇的研究所展示。他們證明了1972-1982年間在拉丁美洲，進口的電視節目的平均小時數事實上在減少。秘魯肥皂劇《單純的瑪麗亞》(Simplemente Maria)在整個拉丁美洲獲得了巨大成功。《瑪麗亞》劇和辛格牌縫紉機的銷售結合在一起，據羅杰斯和安托拉的研究，在“推廣有益于國家發展的教育性的主題”的同時，也可以吸引大量觀眾并獲取利潤(1985,p.31)。劇中“教育性的主題”指的是：一個貧民窟的女孩若在富裕的人家那兒找到一份工作，就能變成一個舉足輕重的時裝設計師，但是這個主題是如何有益于國家發展卻并不清楚!羅杰斯和安托拉還評論了基本上由墨西哥控制的“西班牙語國際網絡”電視節目，它已經開始將媒體帝國主義逆轉過來--把西班牙語節目傳送給美國的墨西哥移民觀眾。只有在文化和媒體帝國主義理論所固有的國家中心主義的意義上，這個結論才是正確的。

　　在一個對所謂“促進發展的肥皂劇”的很好的評論中，布朗(Brown,1992)顯示了它們如何變成了一個名符其實的全球現象。“促進發展的肥皂劇”在六十年代為墨西哥的特里維薩電視臺的米蓋爾·薩比多所首創，然后它被紐約的國際人口交流中心采納，并被介紹到印度，在印度產生了獲得巨大成功的系列劇《我們人民》。隨后，尼日利亞的《公雞在拂曉打鳴》、肯尼亞的《圖紹利阿尼》、土耳其的《麻雀不遷徙》，巴西的《大賭注》、巴基斯坦的《夏娃的女兒》，以及許多其他的肥皂劇都獲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所有的這些，都(或多或少)帶有“促進發展”的信息。布朗沒有談到的是這些肥皂劇對消費方式變化的影響，以及在這些故事中有時是作為背景、但通常是作為故事本身的新的生活方式和全球資本主義消費主義的關系(例如：Oliveira,1993;Wilk,1993)。《瑪麗亞》和大多數其他“促進發展肥皂劇”的成功，實際上證明了資本主義的消費主義的勝利，不管它由北美還是南美或其他地區所制作。

　　對這一結論的進一步的證據來自于南韓的研究，它明確地陳述了一些其含義并非明確的發現：“對物質商品的大量消費，是南韓中產階級的最主要特征，但這同韓國的儒家傳統是相矛盾的”(Hart,1993,p.42)。關鍵之點在于：消費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既消解、又重新解釋文化傳統，并且是通過一種窒息大眾反抗的辦法達到的。這是全球資本主義在明顯的敵對的文化氛圍中的最為有效的一種運作方式。

　　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比任何其他人都更為精明地了解這一點。一份美國的外交事務委員會的報告《贏得冷戰：美國的意識形態攻勢》(1964年出版)指出：

　　在外交事務中，有些目標通過直接和外國的人民接觸能夠比和它們的政府接觸更好地達到，在今天，通過通訊技術和工具的中介，有可能接觸到其他國家人口中重要而富有影響力的那部分人，從而給他們傳達消息，左右他們的態度，甚至能成功地促使他們采取某些果斷的行動。然后，這些團體就有能力對他們的政府施加相當大的影響。(被馬特拉特所引用，Mattelart,1978,p.12)

　　這個如何贏得冷戰的要訣是驚人地簡單，并且不容輕易忽略，因為它似乎已經被證明是正確的，至少在目前來說如此。選擇自由和消費者的主權等意識形態對于西方的那些看透了的人來說顯得太粗陋了，但對大多數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處于產品匱乏中的消費者來說，正象最近的歷史所證明的，毫無疑問是一種潛力極大的力量。“美國方式”的信息確實已經借助通訊方面的技術更新繞過政府的領導人而直接傳送給了各國的人民。這一點，在東歐共產主義的垮臺，特別是1989年柏林墻的倒塌等事件中得到了最好的體現。信息傳播的主要目的是促進消費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即使是傳播給那些仍然得不到消費品，或著實際上沒有能力購買消費品的人們。

　　拉丁美洲對媒體的研究

　　從七十年代開始，在拉丁美洲對媒體的研究非常興盛，這是因為在知識層面上受到依賴理論所引發的支持性評論的刺激，在政治上起因于薩爾瓦多·阿連德為首的人民陣線政府領導期間智利所發生的事件(Dorfman,1983)，以及受古巴(Kunzle 1978;Hamelink 1984)、尼加拉瓜(Mattelart,1986)和其他地區的媒體實驗的啟發。朗卡格里奧羅，一位媒體研究的積極參與者，曾經在一篇關于《跨國通訊和文化》(Roncagliolo,1986)的論文中對這方面的研究作了非常有幫助的概括，參考這篇論文作為一個引導，將幫助我們了解這批復雜而又經常是不易搞到手的研究工作。

　　研究者提出了三個中心問題：

　　在跨國化過程中，文化占有什么地位，而信息交流在文化過程中又占有什么地位?消費的跨國化除了預示著國際范圍內需求的同質化之外，還包括什么其他更多的東西?是否存在所謂“跨國文化”這種東西，還是說，實際存在著的，不過是的國際化了的行為模式?(Roncagliolo,1986,p.79)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幾個主題被明確出來，例如對國際上新聞流動的研究(對“商業概念的新聞”和“作為社會公益的信息”觀點的批判);跨國化的媒體所推行的文化被加賦以普遍意義，變成“跨國文化”;新的通訊技術(數據處理和遠程通訊是如何改變跨國通訊的基本準則)和對大眾化的另類通訊的展望。

　　朗卡格里奧羅提出了一系列的命題，概括了有關研究成果，并且同時試圖建立一個既不是國家中心主義也不局限于“現代化理論”框架內的關于文化和媒體帝國主義的理論。他首先駁斥了“通訊學派”的偏狹觀點。在市場上進行交易的是媒體而不是通訊，所以有必要區分三種商品：即新聞、媒體和公眾，也必須認識到次級市場(廣告和引起公眾關注程度)比初級市場(訊息本身)要占優勢。因此，拉丁美洲媒體對美國媒體的關注要超過美國媒體對拉丁美洲媒體的關注，并不是偶然的。這個問題，不應當和一些“通訊學派”理論家所重視的信息的自由均衡的流通問題相混淆。

　　這在邏輯上又引出了第二個命題，“信息的跨國化并不是源于所謂的媒體跨國化的一個機械結果，它是一個伴隨著經濟和政治跨國化的復雜的過程”(p.82)。似乎是自相矛盾而又致關重要的一點是：地方媒體本身相對來說抵制著跨國化的滲透。一般來言，跨國公司生產信息，地方媒體負責傳播信息，但是從根本上說是跨國控制著整個系統，它通過操縱金融領域，主要是廣告業的，給地方媒體系統強加上一個“生產-財經”的“鉗形攻勢”，盡管這也容易導致民族主義和公眾力量的有敵意的反彈。新的通訊技術加速跨國化的過程，但也使得其他新的通訊形式產生，這些只能以跨國化的對立面，即民族主義/大眾特色這一極來定義。以通訊自身來定義它們(如規模、技術、政治)是個極大的錯誤，因為它們在自己的活動范圍內都很少能戰勝大眾媒體。它們的真實意義是：找到通訊的反霸權空間。

　　因此，“跨國化的過程遠遠不是一個局限于大財團擴張意義上的經濟現象，而是定義在政治和文化層面之上--就是說，在政治和市民社會的變化的層面上”(p.86)。資本主義的跨國化階段正在侵蝕著民族國家，它所造成的通訊跨國化，是諸如“全球超級市場”和“全球村”等現象產生的必要條件。在這個階段，通訊手段漸漸地變成主導意識形態的工具，并且部分地代替了傳統的社會化機構。朗卡格里奧羅重復了意識形態光譜上各個位置上的媒體理論家都同意的一個結論：“當前媒體無所不在的范圍和強度給媒體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的社會化功能”(p.87)。

　　我之所以大段援引朗卡格里奧羅的(和那些他所引述的)論點，是因為它們在我的中心論點中的兩個要點上非常清楚，而和其他媒體研究對這些問題的回避完全不同：首先，朗卡格里奧羅避免了國家中心主義，這就使得建構一個更加可信的關于文化和媒體帝國主義的理論成為可能，這個理論不是基于美國化--這很容易被駁倒，而是基于消費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這方面的證據要有力得多。其次，他對“消費的跨國化”提出質疑，將它同國際產品的“同質化”相區分，這個作法富有成果。在這方面他的工作正是我所打算做的，即把消費主義和產品本身分離，再把消費主義和產品與它們所服務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利益聯系起來。

　　南美當然深受北美的影響。有些人也許會認為我所描繪的消費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只是針對美洲大陸的。來自中東的研究(Stauth &Zubaida,1987)說明了事實并非如此。薩義德(Zayed)對開羅的一個居民區的研究說明了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景況下的消費主義的全球普遍性。他論述道：

　　正是通過消費主義，傳統社會一定程度上變得西方化和“現代化”了……資本主義體系對外圍國家的入侵意味著兩個過程：越來越強化的市場關系，伴隨著消費主義的強化和大眾文化的擴張;以及生產的集中化和分化。(Zayed,1987,p.288)

　　在這個被研究的地點(開羅的一個混雜的貧窮區)，“外國商品流通在滿足即使是最貧窮階層的需要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p.295)。消費主義文化的引進在三個互相矛盾的層次上發生著作用。首先，選用廉價的進口商品對貧窮的消費者來說在經濟上是理性的;其次，“被消費主義所壓制的下層人們利用它來掩飾他們困苦的物質生活狀況”;第三，它也被當做“存在的象征，以便和被蔑視的過程形成反差，而這個被蔑視的過程本身也正是消費主義的壓制性質的結果”(p.299)。薩義德的觀點意味著，一旦消費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被引進，貧窮的人們就無法應付，因而必須找到一種抵抗的形式。對穆斯林來說，大多數情況下，這就表現為宗教極端主義，它所批判的對象既是消費主義本身，又同時是美國化。

　　薩義德的研究將人們對作為跨國行為的消費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的理解向前推進了重要的一步。它指出人們并非是“文化上的阿斗”，只知盲目地服從剝削社會秩序的命令，哪怕這些命令在潛意識層次是有效力的。人們，特別是第三世界的窮人，接受消費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是因為一些很容易理解的原因。在一些情況下，這是他們所能做出的唯一的經濟上合理的選擇。它常常是(甚至總是)一個圈套，但是鉆進圈套的人并非出于愚蠢或無知，而是由于別無選擇，這種圈套正象是農民不得不把玉米種子喂給孩子吃一樣，他們沒有其他選擇。

　　當然，消費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不會這么富有戲劇性，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它是一系列的實踐過程，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以多種多樣的方式滲透整個社會。在世界各地，一直都有少數人批評本土版本的消費主義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識形態，但是只是在最近，消費主義才被理解為一個全球問題。這樣提出問題，已經不再是對消費主義本身的直接抨擊，而是作為第三世界國家對上文所述的文化和媒體帝國主義的抗議。這樣做的一個結果之一就是呼喚一個新的世界信息秩序。

　　一個新的世界信息秩序

　　對新的世界信息和通訊秩序的研究在七十年代開始展開，特別是通過象聯合國科教文組織這樣的機構。對第三世界國家，這被理解為“信息革命”的概念，比如，庫馬爾(Kumar 1980)在1980年編輯的一部有趣的文集中，涉及到全球“知識體系”，同時還討論了跨國公司控制書籍出版、新聞機構、職業培訓和教育如何對第三世界的文化產生深遠影響(亦見Nair,1980)。在八十年代，人們對這些問題的興趣變得越來越濃厚，對電子媒體的控制的爭奪在越來越多的第三世界的關于通訊的研究論著中得到反映(見Stover,1984;Jefkins and Ugboajah,1986;Meyer,1988;Melkote,1991;Reeves,1993)。政治帝國主義和經濟“新帝國主義”都分別關注于第一世界國家的霸權在各種勢力范圍內給第三世界國家帶來的后果，八十年代的“信息革命”則集中關注于文化和意識形態層面(Becker et al.,1986)。

　　特別地，信息技術領域取得了質和量上面的發展。這些技術已經提供了新的服務、新的就業機會和新的文化商品，例如有線電視和錄象帶。在這些領域，取得霸權地位的機會顯而易見，事實上，稱霸的跨國公司和跨國資本家階級已經在世界各地抓住了這些機會。

　　馬特拉特在他的《跨國公司和第三世界：圍繞文化的斗爭》(1983)一書中指出了分析“文化商品生產的跨國機器”所經歷的五個理論階段，他把當前的階段歸結為“文化工業”階段。他說，當代的文化工業跨越了從電視廣播事業到旅游到廣告事業的幾乎所有行業，并試圖通過一系列有關發展、信息、組織、日常生活和變革等方面的一套自以為是的觀念的傳播，把全球的聽眾都變成跨國商品的消費者。有些人會認為，馬特拉特的觀點是片面的，它不承認第三世界信息媒體是相對自主的，也不承認發展中國家的機構和個人堅持本國文化和發展新形式的能力。不過，正象巴格迪肯(Bagdikian,1989)提供的資料所指出，近年來，在電子技術新發明的幫助之下，那些控制這些技術的跨國公司，已經為重組全球文化以服務于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而創造了史無前例的機會。但是，跨國公司在多大程度上抓住了這些機會，以及第三世界的精英和一般人對文化重組在多大程度上是合作還是抵制，仍然是一個未知數。在這個問題上已經有許多研究。

　　一個引人注目的研究項目是“新聞世界”研究，共有十四個研究小組(包括來自美國的一個小組)針對十六個不同的媒體系統進行研究。在1979年的一段時間內，總共對二十九個國家的報紙和廣播進行了監聽。每個新聞條目都根據發生地點、來源、人物的職務和國籍、和主題進行了編碼。在新聞條目中，政治新聞占主導地位，地方新聞也占了多數，而且沒有跨地區的新聞條目。一本信息專業雜志發表了關于這個研究的專題討論，它很好地展示出：從這個研究中可以得出各種不同的結論。一個研究者斷言“對于某些事件的關注的方式總的來說是非常相似的”(Sreberny-Mohammadi,1984,p.125);另一個研究者則聲稱這個研究揭露了在媒體偏見問題上的“虛假的辯論”。他聲稱，問題在于：對別人在做什么缺乏興趣，而不是缺少信息，新聞報導即使不全面，但還是準確的：“注意到新聞幾乎不包含什么先入為主的主題，這一點具有啟發性”(Stevenson,1984,p.234)，大概這就說明了：新聞的職業標準受到普遍的維護。斯蒂文森得出結論：“太多的有關新的世界信息秩序的辯論所關注的觀點，可能從來就不是正確的，現在就肯定不正確。這個研究正可以幫助消除這種虛假辯論的氣氛”。(p.236)

　　諾敦斯特朗(Nordenstreng)是這個研究項目的策劃人，他完全不同意這種看法。他指責說：

　　研究項目最后是被一些“庸俗”的范疇所支配，它們關心媒體內容的個別的方面，而不是這些內容所塑造的整體形象……“庸俗”范疇主要決定于各種實用的方面，其中包括獲得一個硬性數量證據所構成的最低層次的共同核心，這個核心為各種國家媒體所擁有。(1984,p.238)

　　社會科學家都知道，這是典型的所謂實證主義難局。諾敦斯特朗通過定性比較《紐約時報》和《真理報》對有關戰略核武器第二階段談判的報道差異，很好地證明了他的觀點。然而，以研究項目的“庸俗”標準來衡量，這兩篇報道被看成是很相似的。

　　在廣播業方面，美國和歐洲的跨國公司有效地控制了全球的信息流動，并且準入障礙仍然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一個有關“媒體中的非洲”的討論會指出，西方在第三世界國家的記者數目和發展中國家在西方的記者數目正在下降。以評論員的話來說，“在衛星技術的世界里，這顯得很荒唐”(Palmer,1987,p.24)。這個現象的效果就是：使跨國公司更容易向第三世界“傾銷”信息，而限制信息從貧窮國家向富裕國家的流動。

　　當然，也存在非西方來源的新聞和信息，正象媒體帝國主義的批評論者總是爭論說，沒有任何第三世界國家被強迫去從某個特定來源去充斥本國的媒體(Reeves,1993)。然而，不要忘記，對于一個窮國的國家電視或報業集團，從西方大媒體來源那兒購買本地區的新聞(更不用說是海外新聞)，比自己建立起新聞來源或依靠象他們自己一樣貧窮的國家來說，要更節約成本。只要不同于西方的新聞來源一建立起來，就會有政治上的勢力和它作對。例如：在對“社際新聞服務”(Inter Press Service)--一個為第三世界提供新聞、報道第三世界新聞而創立的新聞機構--的一個極具啟發性的歷史研究中，基佛德(Giffard 1984)記錄了一場發源自美國的造謠污蔑運動(其謠言與事實完全不符)，差點兒摧毀了這個組織。

　　八十年代一個包括六十九個國家的國際電視流動的研究，結果顯示和一九七三年所做的一個類似研究結果沒有很大不同，除了“在少數幾個出口國家的持續主宰下，有了較大的地區xxxx流”(Varis,1984,p.143)。這個研究的一個有趣的但并非意外的發現是，絕大多數國家大量地從美國進口娛樂節目，特別是在黃金時間--廣告收入最高的時間--放映這些節目，同時任何第三世界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節目都從未在美國電視的黃金時間內播出過。

　　(摘自萊斯理·斯克萊爾著《全球體系的社會學》第五章。(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Leslie Sklair.Second Editi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Maryland,1995.)合杰譯，墨石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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