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生產力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 (客觀公式) 與階級斗爭 (主觀公式) 的辯證法, 構成了貫穿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一根紅線。如果就《資本論》而言, 這一問題則表現為資本邏輯與階級斗爭的關系問題。從第二國際到西方馬克思主義再到當代西方左派, 都對這一問題做出了積極探討。然而, 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 卻導致了不同的《資本論》形象。如何基于當代西方左派的討論語境, 回應他們對《資本論》的批判和重構, 全面澄清資本邏輯與階級斗爭的辯證關系, 并從當代視域出發, 重新激活《資本論》的歷史遺產, 建構21世紀的資本批判理論, 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超越或重構《資本論》:當代西方左派的理論旨趣

　　在《具體的辯證法》中, 科西克提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 即如何理解《資本論》的開頭 (商品) 與結尾 (階級) 之間的辯證關系[1]133。他認為, 這不是一個主觀臆造的問題, 而是一個涉及《資本論》精神實質的重大問題。雖然他最終走向了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 但不得不承認, 他在一定程度上詮釋了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 即只有以資本邏輯為基礎, 階級邏輯才具有合法性。也是基于此, 他得出結論說, 《資本論》不僅是一部資本批判理論, 而且也是一部關于階級斗爭的理論, 是他的哲學、政治經濟學批判與無產階級革命學說相互融合的光輝典范[1]140。然而, 這一定位到了當代西方左派那里則被弱化了。一些學者認為, 《資本論》在本質上是一部客體主義的著作, 根本不存在成熟的階級斗爭理論。以此為由, 他們指出, 要在當代語境中, 重新激活或重塑馬克思的革命理論, 決不能回到馬克思意義上的《資本論》, 相反, 必須要超越或重構《資本論》。也是在此背景下, 他們發動了一場超越或重構《資本論》的理論運動。

　　首先, 去政治化的解構之路。這主要以美國學者詹姆遜為代表, 他基于當代資本主義的金融危機, 重新詮釋了《資本論》的當代價值, 這一理論努力是值得肯定的。然而, 仔細分析, 不難發現, 他的重構實際上是建立在對《資本論》政治思想的解構之上的。在他看來, “《資本論》……不是一部關于政治的書, 甚至不是一部關于勞動的書”[2]2, 因此, 那些企圖在這一著作中尋求政治結論的人, 完全是異想天開、一廂情愿。而一個多世紀以來, 全世界都把這一著作當做“工人階級的圣經”, 是多么大的誤解啊!也是基于此, 詹姆遜得出結論說, 《資本論》根本不包含任何政治結論, 若要了解馬克思的政治思想, 必須回到《共產黨宣言》[2]111。這一論斷又重新回到了《資本論》與《共產黨宣言》對立的老路上來。那么, 《資本論》的當代價值體現在什么地方呢?他回答道, 在于它從根本上證明了失業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產物, 只要資本主義存在, 不論采取什么樣的措施, 都不可能真正解決失業問題。因此, 《資本論》歸根結底“是一部關于失業的書”[2]2, 它能夠為我們理解今天的全球性失業提供科學指南。

　　其次, 從資本邏輯回到需要邏輯:萊博維奇的“超越”之路。他指出:“《資本論》中的確并沒有談到階級斗爭, 或者說沒有談到工人的階級斗爭。因為《資本論》的實質是談資本, 這才是目標, 《資本論》也努力實現了這一目標。”[3]4因此, 要激活馬克思的階級斗爭理論, 就必須超越《資本論》, 以工人而非資本為中心, 重建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如果說科西克堅持從資本邏輯出發, 來論證階級主體出場的必然性, 那么, 到了萊博維奇這里, 這一思路則被徹底拋棄了:階級主體的形成, 根本不需要資本邏輯作為基礎。那么, 什么才是階級邏輯形成的終極依據呢?萊博維奇給出了自己的回答:工人的發展需要。這包括兩層內涵:第一, 工人的發展需要是階級斗爭和革命主體生成的客觀基礎。他指出, 工人的發展需要“是工人階級為自身利益進行斗爭的基礎”[3]115。而《資本論》僅從資本的角度理解工人, 將其詮釋為一種牲畜般的存在, 完全忽視了工人作為人的發展需要, “這就是《資本論》概念片面性的一個方面, 也是馬克思主義沒有超越《資本論》的一個方面。”[3]162從主體角度來看, 工人絕不只是資本增殖的一個要素, 在這一過程中, 他會主動地生成自己的社會需要, 因此, “與《資本論》中所描述的畫面相反, 存在著兩個‘應然’ (ought) ———不僅僅存在著資本的增殖需要, 還存在著‘工人的發展需要’。”[3]101為了實現自身的利益, 他們必然會聯合起來, 與資本抗爭, 進而在斗爭中“超越純粹的經濟運動” (即單純為了提高工資而進行的斗爭) , 上升為政治行為, 最終成為一個自為的階級[3]246。第二, 工人的發展需要是揚棄資本的終極動力。萊博維奇指出, 需要不是永恒不變的, 而是不斷變化發展的。當舊的需要滿足以后, 就會產生新的需要, 為了進一步滿足新的需要, 人們就會不斷地發展生產力, 改造原有的生產關系, 從而推動歷史的進步。這正是馬克思強調“需要的首要性”, 并將其視為歷史發展的內在動力的重要原因。由此出發, 萊博維奇指出,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 工人需求的不斷發展, 必然引發需要與資本之間的內在矛盾, 從而催生一個以總體生產來滿足總體工人需要的新型社會。

　　再次, 從資本邏輯回到商品-貨幣的對抗邏輯:克里弗的政治重構之路。與萊博維奇、詹姆遜等人不同, 克里弗并不否定《資本論》存在階級斗爭理論, 問題只是在于, 這種理論還不夠徹底, 或者說, 仍是晦暗不明的, 需要重新激活?；谶@一邏輯, 他從后結構主義的主體對抗理論出發, 完成了對《資本論》第1卷第1章的政治化解讀, 力圖以此來恢復《資本論》作為“工人階級圣經”的歷史聲譽。那么, 克里弗為什么選擇第1章作為自己的研究重心呢?他解釋道, 馬克思的《資本論》主要是研究資本與雇傭勞動的對立的, 而這種對立就起源于第1章, 因此, 后者構成了馬克思階級斗爭邏輯的秘密所在。然而, 在馬克思的敘述中, 這種意蘊并沒有被清晰地揭示出來, “盡管馬克思是這樣做的, 但商品和階級斗爭之間的關系并不是直接明了的。為了澄清這種關系, 我們必須理解階級斗爭的根源”[4]82, 而在商品中, 就隱藏著工人與資本斗爭的內在依據。由此出發, 克里弗重新詮釋了商品形式與階級斗爭之間的內在關系。他指出, 在以往的界定中, 都把工人階級理解為靠出賣勞動力來謀生的無產者。實際上, 這是不準確的, 這只是從資本的角度所做的界定, 完全忽視了工人自身的維度。從后者來看, 單純出賣勞動力絕不是工人階級的全部內涵, 相反, 只有從根本上超越了勞動力, 轉化為與資本相對抗的斗爭主體時, 它才能成為真正的自為階級。而這種斗爭的張力, 在商品形式上, 就已經清晰地表現了出來, 即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對立?？死锔ブ赋? 在這一階段上, 這種對立還是潛在的、抽象的, 因為作為一種幽靈般的對象性, 價值還沒有在現實中找到自己的真正代言人, 工人還只是與一種幽靈進行對抗。只有到了貨幣階段, 這種對立才充分展現出來。他強調,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 獲得貨幣是每個工人生存下來的惟一途徑, 因此, 貨幣必然成為資本家控制整個工人階級的根本武器:通過調節工資來分化在業工人;通過可變資本與勞動力的交換, 全面操控雇傭工人和產業后備軍, 使他們完全服從于資本的統治。在這種情況下, 工人更多地會采取罷工或拒絕勞動的方式來同資本抗爭, 以期提高工資。因此, 在這一階段, 工人在斗爭方式和目標上都參差不齊, 無法成為一種自為的階級。即便這種斗爭成功了, 資本也會及時地改變統治策略, 訴諸特殊的金融和貨幣政策, 通過貶值或通貨膨脹來重塑它對工人的統治[4]156。只要工人仍然使用貨幣作為交換手段, 他們自然就無法擺脫資本關系對他們的強制。因此, 對工人而言, 僅僅停留在第一個層次, 是遠遠不夠的, 他們必須將抗爭提升到抵制貨幣的高度, 拒絕一切價值關系, 惟有如此, 這種斗爭才夠徹底。“階級斗爭的另一途徑就是抵制貨幣中介, 拒絕一切價格, 實質上, 就是直接剝奪勞動力和其他商品的價格……抵制價格, 就是抵制資本的游戲規則, 拒絕接受貨幣, 就是拒絕接受一切用貨幣來衡量的東西, 即全部價值關系。這就是工人階級的復仇視角。”[4]156當所有工人意識到, 貨幣才是他們遭受苦難的根源時, 他們就會團結起來, 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 將原初的經濟斗爭轉化為廢除貨幣和價值關系的政治斗爭, 從而真正成為革命的歷史主體。這就是克里弗重構《資本論》的秘密所在。

　　綜觀上述路徑, 可以發現, 雖然他們的邏輯有所不同, 但核心觀點卻存在一致之處:《資本論》根本不存在或缺乏成熟的階級斗爭理論, 若要激活這一理論, 要么回到《共產黨宣言》或《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 (以下簡稱《大綱》) , 要么從資本邏輯退回到需要或商品-貨幣邏輯, 以此來重構階級斗爭理論。針對這些觀點, 我們該如何回應呢?或者說, 如何理解資本邏輯與階級斗爭之間的關系呢?惟有科學解答這些問題之后, 我們才能準確定位《資本論》的政治意蘊, 才能有效回應當代西方左派對《資本論》的批判與重構。

二、資本邏輯與階級斗爭的辯證法:馬克思革命理論的再思考

　　如何理解馬克思與布朗基、雅各賓主義之間的關系, 一直是國內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一個重大問題。在這一問題上, 大部分西方學者都認為, 馬克思的革命理論是布朗基和雅各賓主義的延續。實際上, 這是一個重大誤解。馬克思恩格斯生前曾不只一次地強調過, 布朗基和雅各賓派完全是在歷史進程之外人為地制造革命, 而他們則試圖在歷史矛盾的基礎上來尋求革命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前者是一種密謀式的恐怖活動, 而后者是一種奠基在歷史規律之上的革命實踐活動[5]321。因此, 當馬克思恩格斯建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之后, 他們總是力圖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來論證革命的現實性, 從《德意志意識形態》到《共產黨宣言》再到《大綱》, 以及后來的《資本論》, 始終是這一邏輯的延續和深化, 區別在于, 不同時期,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分析存在重要差異。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 他以分工為中介, 一方面詮釋生產力與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 借助分工所導致的片面化發展來論證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性。而在《哲學的貧困》中, 他力圖通過分配不公平來闡述革命的內在機制。從《共產黨宣言》到《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再到《大綱》, 馬克思都把經濟危機視為無產階革命的直接契機, 進而在革命與危機之間建立了直接的依賴關系。然而, 1857年的經濟危機并沒有引起馬克思預想中的革命熱潮, 這促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客觀公式與主觀公式之間的辯證關系, 這就是后來科西克提出來的問題, 即如何理解資本邏輯與階級斗爭之間的內在關系。

　　在馬克思看來, 工人階級與資本是內在共生的。正是由于資本取得了統治地位, 資產階級社會才轉化為資本主義社會, 而那些靠出賣勞動力謀生的人才被生產為工人。但這絕不是說, 資本一產生, 工人就能夠自動地轉化為自為的革命主體了。實際上, 這有賴于資本邏輯的深化和發展。原因何在呢?

　　首先, 從需要和生產一般出發, 能夠形成自為的革命階級嗎?歷史唯物主義認為, 生產物質生活資料, 滿足每個人的生存需要, 是社會得以存在的客觀前提。然而, 在不同社會形態中, 需要的內容以及滿足需要的方式存在重要差異。用馬克思的話來說, 隨著前現代到現代社會的轉型, 人的需要也從自然需要轉變為“歷史地形成的需要”[6]286, 即資本制造出來的需要。那么, 從需要邏輯出發, 能夠形成自主的革命主體嗎?或者說,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 存在一條完全獨立于資本邏輯之外的需要邏輯嗎?答案是否定的。在《消費社會》和《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中, 雖然鮑德里亞的結論略顯幼稚, 主張用象征交換來顛覆資本邏輯, 但他畢竟看到了資本對現代需要和消費過程的建構。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 工人更高層次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求, 都是資本為了實現自我增殖而建構出來的社會需要;當現代個體在消費中覺得自己是一個獨立主體時, 恰恰中了資本的詭計, 使其淪為后者的同謀者。因此, 當萊博維奇力圖在資本邏輯之外, 建構一條獨立的需要邏輯, 以此來重構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時, 恰恰抬高了需要的歷史地位, 直接從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回到了傳統的主體哲學之路。

　　其次, 從商品-貨幣蘊含的對抗邏輯來論證階級斗爭, 是否可行呢?實際上, 克里弗的思路是當代西方左派在新的語境中重構階級邏輯的一種嘗試, 在這方面, 法國調節學派的創始人阿格里塔也是如此。他們認為, 資本邏輯完全是一種看不見的抽象邏輯, 對于生活在資本主義日常生活中的工人而言, 最為重要的不是與看不見的資本邏輯進行抗爭, 而是在貨幣層面上展開斗爭。特別是隨著當代資本主義不斷采用靈活的金融和貨幣政策, 這種統治變得更加明顯, 似乎貨幣已經取代了資本, 成為統治工人的主導武器。于是, 他們認為, 在當代社會中, 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不再表現為馬克思所說的資本與雇傭工人之間的矛盾, 而是直接表現為以貨幣為中介的價值與使用價值的二元對抗。他們之間的斗爭無須上升到資本, 在貨幣階段就已全面地表現了出來。那么, 問題是, 停留在貨幣層面, 能夠為階級主體的形成提供合法論證嗎?實際上并不盡然。就像馬克思反復強調的那樣, 商品和貨幣實際上只是資本的現象界, 不論商品和貨幣關系如何變化, 都無法觸動交換背后的生產關系。因此, 馬克思始終認為, 必須將商品-貨幣邏輯推進到資本邏輯, 通過對資本的生產和生活過程的解剖, 來論證階級形成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現實可能性。換句話說, 在馬克思看來, 資本邏輯批判是階級出場的客觀基礎, 如果缺少了前者的支撐, 階級邏輯就會喪失相應的合法性。

　　那么, 資本邏輯批判又意味著什么?馬克思曾將剩余價值生產區分為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 然后又依據生產力提高方式的不同, 將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方式劃分為協作、分工和機器大生產三種類型。這就意味著, 我們不能籠統地談論資本邏輯批判, 必須要予以具體化, 結合生產力的發展形式, 具體地、歷史地推進資本邏輯批判。在此, 我們就以分工和機器大生產為例, 來說明不同階段資本邏輯與階級邏輯之間的辯證關系。勞動分工的確把工人固定在單一環節之中, 導致工人的片面化發展, 但這能否形成一種自為的革命階級呢?馬克思的回答是“否”。他指出, 勞動分工是根據工人的技能做出的劃分, 因而必然導致熟練工和非熟練工之分, “這種由先天的和后天的技能構成的等級制度”[7]405必然會在勞動力內部和工資水平上形成一種等級制度。在這種情況下, 大部分工人主要是圍繞提高工資進行經濟斗爭, 而反抗對象往往是單個資本家。此時, 整個工人階級完全處在自在階段, 根本無法結成內在統一的聯盟, 更無法超越經濟行為, 上升到反抗整個資本邏輯的政治斗爭。因此, 馬克思認為, 資本邏輯批判不能停留在分工層次上, 必須推進到機器大生產的高度。正是由于機器體系的資本主義運用, 大量成年工人被排斥在生產過程之外, 淪為相對過剩人口;而大量婦女和兒童, 或者說, 整個家庭淪為資本統治的對象。馬克思認為, 只有到了這時, 工人才有可能超越經濟斗爭, 將總體資本而非單個資本視為他們的反抗對象, 進而為實現從自在階級到自為階級的轉變提供客觀條件。

　　不過, 自為階級的形成, 并不意味著革命本身就能獲得成功。從自為階級到革命實踐的轉變, 仍需要主客觀條件的支撐:一方面, 需要成熟的政黨組織和科學的理論指導;另一方面, 要依賴于資本主義客觀矛盾的發展。對于后者, 馬克思曾經寄托于經濟危機, 認為后者的爆發從根本上證明了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已經達到了尖銳的程度, 由此在經濟危機與革命之間建立了直接依賴關系。然而, 后來的事實證明, 這一觀點存在明顯漏洞。在《資本論》中, 馬克思已清楚認識到, 經濟危機只不過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外在表現, 是它發展的一個生理階段, 并不能從根本上證明資本主義已經到了垂死掙扎的階段。這時, 馬克思才意識到, 將經濟危機視為資本主義滅亡的前兆, 或將革命直接奠基在經濟危機之上, 是不合時宜的。要真正為無產階級革命提供科學依據, 決不能停留在外在表象之中, 必須深入資本主義的生理機制:不僅要科學解剖資本的生產過程, 也要系統理解資本的生活過程, 進而實現對資本總生產過程的全面把握?！顿Y本論》第2卷和第3卷正是這一邏輯的延續和深化。也是在此基礎上, 馬克思認為, 經濟危機只是資本矛盾的外在表現, 并不構成資本的內在界限, 只有資本積累危機和由一般利潤率下降規律引發的總生產過程危機, 才是資本不可克服的內在界限。只有到了這時, 無產階級革命才具備成功的可能條件, 這也正是《資本論》以“階級”收尾或階級邏輯出場的語境和原因。以此來看, 從商品-貨幣到資本再到階級, 反映的是偽主體經過“奧德賽式的漂泊歷程”, 最終回歸真實主體的過程。這表明, 主體的生成是需要客觀條件的, 只有經過資本邏輯的洗禮, 并在資本的運動中, 工人階級才能不斷茁壯成長, 成為真正的革命主體。而后者的出場則意味著批判和革命, 它將承擔起歷史賦予的神圣使命, 顛覆偽主體的物化世界。

　　從這個角度來看, 《資本論》雖然探討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理機制, 但它卻包含非常明確的政治意蘊, 即揭示階級主體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客觀前提。因此, 它在本質上是一部革命的批判著作。而當詹姆遜僅僅將《資本論》解讀為一部關于失業的書時, 恰恰把這一著作的政治旨趣徹底解構了, 實現了對《資本論》的無害化處理, 這在某種程度上迎合了當代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需要。而當萊博維奇和克里弗基于需要和對抗邏輯, 來重建以工人為中心的革命理論時, 恰恰忽視了階級主體生成的客觀條件, 扭曲了《資本論》的哲學意義和政治旨趣。

三、21世紀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資本邏輯批判的當代建構

　　上述評論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這里還涉及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即《資本論》如何走向當代?？陀^地講, 《資本論》雖然以“階級”收尾, 但這一章前后不足千字, 并沒有真正解決資本邏輯與階級斗爭的關系這一難題[8]。后來第二國際和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各自抓住一方, 建構了不同的《資本論》形象, 形成了經濟決定論和主體哲學之爭。不過, 這種爭論畢竟是在堅持階級范式的前提下所進行的一種理論之爭。然而, 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 隨著當代資本主義的后福特制和新自由主義轉向, 這種階級邏輯也被解構了, 取而代之的是以個人自由至上、種族、性別、生態等為軸心的后現代主義、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義、女權主義、生態主義運動, 等等, 于是, 各種版本的“無產階級消亡論”開始粉墨登場, 如米爾斯的“白領階層”、高茲的“告別無產階級”、拉克勞和墨菲的多元民主、哈特和奈格里的“大眾”理論, 等等。在他們看來, 當代社會的斗爭主體已經不再是馬克思意義上的無產階級了, 而是多樣化的大眾或體制外的少數弱勢群體。這些理論的積極意義自不待言, 然而, 必須看到, 它們所能做的只是在資本主義制度所能允許的范圍內進行某種權利抗爭, 根本無法動搖資本的統治基礎。與其說, 這是一種理論上的重要推進, 倒不如說, 是它們從階級立場退卻的思想反映;與其說, 這是一種激進的實踐運動, 倒不如說, 是它們在新自由主義的侵蝕下所進行的一種策略轉型。

　　在此背景下, 我們便可以更好地理解萊博維奇和克里弗的積極意義。面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轉型, 眾多西方左派學者紛紛放棄階級范式, 選擇多元民主、無政府主義或自治運動作為抵抗策略, 這本身就是階級邏輯退卻的結果[9]。而萊博維奇和克里弗則試圖通過重構《資本論》來重建階級邏輯, 這本身是值得肯定的。然而, 他們的不足之處在于, 他們恰恰忽視了階級邏輯形成的客觀基礎。在這方面, 哈維和齊澤克分別提出了不同策略。哈維認為, 要重塑階級力量, 必須沿著《資本論》的道路前進, 實現資本邏輯批判的當代轉向, 將圍繞剩余價值生產的斗爭轉化為圍繞剩余價值實現的斗爭, 將宏觀的革命邏輯轉化為微觀的日常斗爭邏輯;同時, 在斗爭策略上, 放棄無政府主義的抵抗策略, 制定切實可行的反資本主義綱領[10]。而齊澤克也認為, 要重塑階級范式, 就必須“復興”或“回到”政治經濟學批判, 將“資本邏輯”當做批判的“堅實內核”[11]185;而在政治策略上, 必須要回到列寧, 激活列寧的政黨革命理論, 實現資本批判與革命實踐的辯證統一[12]3。以此來看, 在哈維和齊澤克看來, 要重塑階級邏輯, 就不能像萊博維奇和克里弗那樣, 回到需要和商品-貨幣邏輯, 相反, 必須沿著資本批判之路, 建構21世紀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那么, 問題也隨之而來, 即如何推進資本邏輯的當代批判呢?哈維重新復活了“固定資本”概念, 通過資本全球擴張的歷史分析, 建構了一套獨具特色的新帝國主義和空間批判理論。而齊澤克雖然主張回到以資本批判為軸心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但究竟如何回到, 或者說, 如何建構21世紀的資本批判理論, 齊澤克并沒有給出回答。筆者認為, 在這方面, 《資本論》依然能夠為我們提供科學的方法論指導。就像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 在21世紀, 哲學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當代價值[13];同樣, 在21世紀, 政治經濟學批判依然是我們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特質的根本方法。要建構21世紀的資本批判理論, 就必須沿著馬克思的道路繼續前進, 即從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入手, 依據抽象上升到具體的原則, 逐步推進對資本流通過程和總生產過程的研究。如果忽視了生產機制的轉型, 單純從流通 (巴蘭和斯威齊) 、分配 (皮凱蒂) 、消費 (鮑德里亞) , 或空間 (哈維) 、生態 (福斯特) 、生命政治 (哈特和奈格里) 、文化 (湯林森) 、意識形態 (詹姆遜) 等領域展開分析, 雖然有其價值, 但卻無法實現對當代資本主義生理機制的科學解剖。那么, 如何建構21世紀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呢?在此, 筆者提出一點拙見, 謹供國內學界同仁批評指正。

　　首先, 必須研究當代資本主義商品形態的轉型。馬克思說, 資本主義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 這一點依然有效。不過, 在商品形態上, 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如果說在馬克思那個時代, 商品主要表現為一種看得見的物質財富, 即一種有形物, 那么, 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 商品不僅表現為一種有形物, 而且也表現為一種無形物, 如知識、信息, 等等。換言之, 今天, 知識、信息等已經成為一種可以買賣的商品了, 與其他有形商品一樣, 它們也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 但在交換方式上出現了一些變化。比如, 同樣是商品, 面包出售出去以后, 一旦被消費了, 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這是一種單一性交換;然而, 知識則不同, 作為產權人, 他可以反復出售同一件商品;此外, 一塊面包一次只能賣給一個人, 無法同時賣給其他人, 這種使用價值在交換中本身就具有排他性;而知識商品則克服了這一缺陷, 可以同時出售給多個人。雖然有形商品的生產在量上依然占據主導, 但從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來看, 知識、信息等商品的生產將會逐步成為未來社會的主導。

　　其次, 必須研究勞動價值論的當代發展以及勞動力的當代轉型。實際上, 在當代社會, 資本已將自己的觸角延伸到知識生產的過程之中, 最為典型的就是微軟、蘋果公司和硅谷, 等等。在這里, 知識不只是作為商品被生產出來的, 而且也是作為商品資本 (即包含剩余價值的商品) 存在的。作為商品的知識本身具有二重屬性, 而生產知識的勞動同樣也具有二重性:生產使用價值的是一種具體勞動, 形成價值的是一種無差別的抽象勞動。然而, 由于知識本身具有特殊性, 因此, 第一, 生產知識使用價值的勞動與生產有形商品使用價值的勞動具有重要差異:后者似乎主要體現為一種簡單的物質勞動, 而前者似乎表現為一種更為復雜的智力勞動。也是基于此, 拉扎拉脫、哈特和奈格里將其稱為“非物質勞動”。但不論是物質勞動還是非物質勞動, 它們在本質上都是一種具體勞動。第二, 作為一種商品, 知識的價值并不取決于直接勞動或非物質勞動 (暫且借用這一概念) , 而是取決于摒棄一切質性規定的社會平均勞動 (抽象勞動) 。就此而言, 從物質勞動到非物質勞動的轉型, 只是直接勞動的轉變, 絕不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證偽。因此, 當博當用“認知資本主義”來概括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特質, 并將知識的價值源泉歸結于以智力和創造活動為代表的具體勞動時[14]55, 恰恰表明他根本不理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勞動二重性理論;而當哈特、奈格里基于非物質勞動來反抗資本邏輯時, 顯然沒有抓住問題的要害。第三, 由于知識商品的特殊性, 資本必須在市場上找到一種特殊的勞動力, 才能從事知識商品生產。與傳統意義上的勞動力相比, 它必須具備較高的知識素養、專業技能和綜合素質, 因而“比普通勞動力需要較高的教育費用”[7]230。而作為商品資本, 知識商品中所包含的剩余價值就是由這種新型的勞動力創造出來的。

　　再次, 要研究當代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生產過程和資本積累的一般趨勢。馬克思將剩余價值生產區分為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 這一區分依然適用。不過, 隨著當代資本主義生產力的迅猛發展, 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形式又出現了新發展, 其中最為突出的特征就是由馬克思意義上的機器大生產到智能生產的轉變。如何揭示勞動價值論與自動智能工廠之間的內在關系, 一直是國內外學術研究的重大問題。在這里, 我們必須認識到, 智能工廠的存在恰恰是以資本化的知識和程序生產為前提的, 本身就是后者的物象化體現, 而剩余價值的轉移和創造本身就蘊含在這種生產之中。更為重要的問題是, 資本化的知識生產和智能生產意味著什么呢?馬克思當年說, 機器大生產為自為的革命階級的形成奠定了客觀條件, 然而, 到了當代社會, 這一判斷顯然受到了嚴重挑戰。資本化的知識生產要求更高的勞動力, 這一方面造成了傳統工人階級的分化, 進一步強化了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二元對立, 瓦解了工人階級的統一聯盟。另一方面, 在分析勞動分工時, 馬克思指出, 技能的熟練與否會在工人內部形成一種等級制;同樣, 現代勞動的再技能化和智力化, 也加劇了勞動力的內部分化, 催生了一種更加穩固的等級制, 這正是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逐步“消亡”的原因, 也是當代西方左派紛紛放棄階級邏輯、選擇大眾或少數邊緣群體作為抵抗主體的重要緣由。而新自由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只不過是這種社會轉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以此來看, 當代資本積累的趨勢必然是把勞動力內在素養的提升作為剩余價值生產的首要條件, 供養出大批量的勞動力大軍, 一方面是資本增殖需要的優秀人才, 另一方面是相對過剩的蕓蕓大眾。而資本對他們的統治, 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身體規訓, 而是滲透到他們的智力、情感和靈魂之中, 從而實現了對他們整個生命的內在操控, 這恰恰就是當代西方左派學者所強調的生命政治或生命權力批判理論。由此可見, 生命政治學批判恰是當代資本邏輯批判的必然結果, 企圖用前者來代替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做法, 是斷不可取的。

　　最后, 必須要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的流通和總生產過程, 特別是商業資本、金融資本、信用資本等在現代社會中的最新發展, 以及土地和房地產成為商品之后的社會效應。馬克思當年曾感嘆道,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 資本先生和土地太太, 作為這個社會的人, 同時又作為這個社會的物, 在興妖作怪, 整個資本主義社會成了一個著了魔的、顛倒的、倒立的世界[15]940。這一判斷, 就是在今天來看, 仍是無比精辟的。因此, 如何基于全球化語境, 剝離當代資本運作的種種表象, 實現對資本運行機制的科學解剖, 建構21世紀的資本批判理論, 重塑階級范式, 任重而道遠!也是基于此, 筆者認為, 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根本沒有完成這一任務, 如何做到這一點, 仍需學界同仁共同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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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張志偉:《21世紀哲學能做什么》, 載《廣西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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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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