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本文是歷史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方法的導讀。本文的引文主要來自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一版)，其中主要涉及的文獻為《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與《德意志意識形態》。《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引文源于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單行本第三版。在閱讀本文前，要向讀者強調的是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方法，馬克思用以表達“真正的實證科學”。因此，歷史唯物主義不是某些特定論斷的堆積，更不是某種線性進化史觀。對馬克思思想的討論必須基于現實的歷史社會材料。同時，基于材料的討論不是說用某種特定觀點剪裁材料，而是用材料檢驗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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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844”中，馬克思論及：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壞掉了。人的本質喪失了、被剝奪了，人的尊嚴被踐踏了。而人是一種“類存在物”(類似于想說社會性是人的本質屬性)。“類存在物”是一費爾巴哈的概念。我們可以想象這樣的場景：人與人之間不是互相欺詐、坑害、暗算，而是友愛地生活在一起。“類存在物”想說的是，由于人的本性，人們本該友愛地生活在一起。

　　“1844”中，馬克思試圖使用“異化勞動”這樣一種概念解釋：人為什么壞掉了。馬克思對異化勞動的兩個規定：與自身勞動相異化、與自身勞動產品相異化。可以這樣想象，人與人并不會因為像馬鈴薯一樣被堆積起來就會成為互相聯系起來的人。這些馬鈴薯要想聯系在一起需要中介。在馬克思看來，人與人之間的聯系的達成便是勞動。由于人的本質(類存在物)，勞動是為他人的。然而，這樣的聯系中介沒有使得人與人之間達成友愛的關系，則是因為“異化勞動”。也就是說，“勞動”變質了。至于私有產權等都是“異化勞動”的具體體現、具體結果而已。

　　為此，要恢復人的本質、恢復人的尊嚴，必須要克服“異化勞動”。馬克思提出的方案是“真正的公民權”(“1844”，63頁)。馬克思要求人能夠真正地主宰自身。雖然“異化勞動”與后面馬克思所提出的“生產關系”很相似(“異化勞動”同樣表達了工人與非工人之間的關系)，但是“異化勞動”的談論角度是個人的。

　　我們可以從諸多左派的理論、政策主張中找到與此相仿的思想痕跡。比如馬歇爾對“市民權”理論的擴張——公民權、參政權、社會權。

　　不過在其后，馬克思的思想發生了轉變。這里我們討論兩份同時期文獻，馬克思所寫的《關于費爾巴哈提綱》(1845)與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1844-1845)。

　　在“提綱”中，馬克思清晰地表達了對從“個人”出發進行探討的不滿，而提出首先從社會總體出發。前者被他稱為舊唯物主義，而后者是他思索的新唯物主義。這也是常見的所謂的馬克思的“倒置”。我們并不應該首先預設某種具有本質屬性的“人”，而應該首先分析社會。(第十條)“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全集第三卷，8，1965)

　　根據“形態”，在馬克思看來，舊唯物主義的滋生處是“市民”社會，那么什么是市民社會呢?市民社會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它體現為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對立，在政治層面表現為個人與國家(聲稱是代表了公共利益)的對立。市民社會是一種新交往形式(社會關系形式)。(參見全集第三卷，39-41，1965)農奴不會想自己的利益與領主老爺的利益相對立，他情愿為領主老爺效忠。典型的傳統中國農民也只認為“皇帝好，大臣壞”。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相對立、個人與國家相對立是資產階級興起后的事情。

　　“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詳細地批判了費爾巴哈的思想，并論及費爾巴哈思想的現實基礎便是“市民社會”。因此，費爾巴哈談論人是“類存在物”/“社會的人”，無非是說人與人相互需要，而解決當代問題的方法只能是讓人與人之間充滿了“愛”。問題并不能向前。(參見全集第三卷，47-49，1965)因為這只是布道，而不是改變社會，解決問題。這并不是實踐的唯物主義。值得注意的是，“1844”里馬克思雖然使用者費爾巴哈的概念，但是，馬克思卻試圖更深入的分析，反映他對特定社會關系理解的“異化勞動”概念便是其體現。在那里，馬克思便已經要求對社會的問題進行社會的解決了。但是，沿著費爾巴哈的思路、使用費爾巴哈的概念，限制住了馬克思的思考。因此馬克思要重建一種新的唯物主義。

　　【德國哲學從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這里我們是從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說,我們不是從人們所說的、所想像的、所設想的東西出發,也不是從只存在于口頭上所說的、思考出來的、想像出來的、設想出來的人出發,去理解真正的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我們還可以揭示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回聲的發展。……

　　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前一種觀察方法從意識出發,把意識看作是有生命的個人。符合實際生活的第二種觀察方法則是從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本身出發,把意識僅僅看作是他們的意識。這種觀察方法并不是沒有前提的。它從現實的前提出發,而且一刻也不離開這種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種處在幻想的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狀態的人,而是處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人。……

　　思辨終止的地方,即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的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實證的科學開始的地方。關于意識的空話將銷聲匿跡,它們一定為真正的知識所代替。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觀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綜合。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它們只能對整理歷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歷史資料的各個層次間的連貫性。但是這些抽象與哲學不同,它們絕不提供適用于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們著手考察和整理資料(不管是有關過去的還是有關現代的)的時候,在實際闡述資料的時候,困難才開始出現。這些困難的克服受到種種前提的制約,這些前提在這里根本是不可能提供出來的,而只是從對每個時代的個人的實際生活過程和活動的研究中得出的。……

　　——全集第三卷(30-31，1965)(強調為本文作者所加)】

　　上述引文應該可以清楚地表明馬克思所想說的新的唯物主義是什么了。不是思辨哲學，而是真正實證的科學。是基于歷史材料的分析得出結論的科學。可以看到馬克思思想在這里體現出與后來興起的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高度親緣性——不要有任何預設，而要用實際材料來反復檢驗。而恰恰是因為從實際材料出發，所以可以看到，從來沒有一個本質不變的人，而只有在不同社會中實際活動的人。一切歷史材料終歸是社會的歷史材料。這也是為什么馬克思不再沿著德國思辨哲學的路徑進行思考，而是開始沿著英國政治經濟學的路徑開始思考。(取代“類存在物”這一類概念的，是“價值”、“資本”等政治經濟學概念)

　　“形態”在第一節中根據既有的材料勾勒敘述了馬克思恩格斯所暫時得到的對人類歷史的理解。(上同，23-29)“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等似乎可以與線性史觀相應和。但是，預設了歷史發展的幾個階段，然后把歷史材料塞進來進行強行敘述，而不是反過來根據歷史材料得出結論，這恰恰是馬克思所反對的舊唯物主義。

　　不同于后期集中精力關注各種現實議題，馬克思恩格斯在“形態”中專門用一節依然很認真地討論了什么是“共產主義”。(上同，79-87)在“形態”里馬恩使用的詞匯是“交往形式”，這大致可以替換成后期的“社會關系”，只不過，前期的“交往形式”依然保留著對個人的關注的色彩。

　　馬恩在這里要求維持一種保持個性的個人，他們要求有意識地去生產一種新的交往形式(社會關系)，“自由聯合起來的個人”(81)，個人只有在這樣的集體中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歷史的戲謔在于，這樣一種要求被篡改為建立一個新的國家。但在馬恩看來，國家是“冒充的集體”(84)，“由于這種集體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于被支配的階級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集體，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實的集體的條件下，各個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84)

　　當然，我們常常會聽到這樣一種修辭：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是“辯證”“統一”的，個人利益服從于集體利益。但是，按照馬恩在此的論述，恰恰是因為這樣一個集體是虛假的、是冒充的，才會出現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對立。恰恰是因為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在這里，馬恩指分工以及在此之上的階級分化)，人與人疏遠了，才有著自私的個人，與強迫自私的個人服從“集體”的國家。

　　在此，我們才能真正理解為什么馬恩反對一切“國家”，而不是反對某種“國家”。換言之，共產主義者從不是要建立某種"國家"，即使是“共產主義”國家。共產主義所想表達的生產新的社會關系。要說明的是，這絕不是說馬恩是無政府主義者。馬恩對國家這一組織形式秉持著務實的態度。《共產黨宣言》等一些列文本中，馬恩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務實態度。國家不過是某種形式的組織，而非需要信仰、效忠的神圣物。無產階級也可以對其進行爭奪。

　　在馬恩看來，個人的自由發展需要借助一定的條件，而這些條件的生產需要人與人之間的聯合。“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條件和社會全體成員的生存條件的革命無產者的集體中，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在這個集體中個人是作為個人參加的。它是個人的這樣一種聯合(自然是以當時已經發達的生產力為基礎的)，這種聯合把個人的自由發展和運動的條件置于他們的控制之下。”(84-85)集體控制了人發展的條件。這意味著沒有任何人可以私人占有這些條件。而個人在集體中可以自由發展意味著個人可以自由地在其中獲得其發展的條件。這不意味著某種分配。即使是所謂的按需分配，也意味著某種作為集體代理的權力，也就是說存在分工，也就是說存在分配資源的階級，也就是說是存在不平等，從而誘發著私人占有，也就是說必然意味著這樣的集體是虛幻的。

　　個人在集體中應該可以自由地取用。個人發展條件的生產需要集體，同時集體又是對私人的否定——沒有任何人可以占有什么，但是任何人都可以去使用什么。無產階級喪失了一切條件，他們的生存條件完全被另一個階級所占有，所以無產階級不得不使得自身處于被另一個階級支配的地位，因為人總要生存。無產階級因此只有摧毀這一鎖鏈才能獲得自身的解放。而無產階級這一名稱本身便暗含了，只有摧毀一切私人占有，無產階級自身才能夠得到解放。否則，在現有社會關系下(在“形態”里是交往形式)，無產階級會不斷地被生產出來，因為這是那樣的社會(“形態”中尚未使用“資本主義”一詞)存在的基礎。

　　這一節的標題是，“共產主義——交往形式本身的生產”。最后，我們不妨對這一命題進行一些暢想。為了使得馬恩所描繪圖景更形象，我們不妨借助當時一些古日耳曼社會研究中的例子。雖然后世的研究對此多有反駁。在古日耳曼人耕作共同體中，共同體成員在其田產的柵欄之內享有充分的自由，而在柵欄之外遵守聯合的習慣。而這一切，不依賴任何外在的權威機構。

　　參考文獻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5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5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

　　梅因，《東西方鄉村社會》，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

　　莫里斯·布洛克，《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華夏出版社，1988

　　T·H·馬歇爾，《公民身份與社會階級》，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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