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近期，盧荻老師《面對西方(中心主義)左翼看中國》一文在港臺與大陸文化圈引起廣泛熱議。當前，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探討仍在繼續與深化，署名燧鳴的作者針對該文的諸多觀點提出質疑，撰寫長論(由“紅色參考編輯部”公眾號于微信平臺原創發布)，以資商榷。其后，盧荻老師亦作出深入的回應。

　　燧鳴以“共謀”vs“競爭”替換盧荻老師“屈從”vs“反抗”二分標準，認為“屈從”與“反抗”的解釋路徑無法囊括主客體之間復雜關聯，缺乏普適性。同時，在論述中國是否是資本主義國家等相關問題時，無法認同“在中國，資本主義化并未成為主導的判斷”，通過“在地經驗”的舉例驗證社會主義特征的喪失，進而得出中國—資本主義的國家階級性質。作者的立論出發點在于“決定這些階級劃分的是這個民族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而且這一民族國家內部的結構決定著這個民族國家的階級性質”。

　　階級分析固然是闡釋國家與現實的利器，但盧荻老師指出，燧鳴對“階級”的運用悖離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階級始終產生于特定的經濟關系，是“關系”決定“結構”。因而，資本主義社會的界定首先依照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況且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歷史性的存在，社會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地位是認知國家性質的重要因素。此外，“屈從”與“抵抗”一組解釋概念是相較“民族國家的整體政治-經濟結構或制度性質安排而言”，“共謀”與“競爭”僅僅作為部分被其統轄。文末，作者進一步說明中國社會構成的含混與‘’非資本主義主導”的形態，并透過三個具體衡量標準的現實辨別(“系統性的利潤導向”，“霸權資本的積累”，“掠奪性積累”)反映出中國抵抗資本主義作出的努力。

　　總言之，站在人民的立場，關心勞動人民的利益，是思考資本主義與中國現實的前提亦是目的。

　　保馬今日推送兩篇文章，以饗讀者。感謝盧荻老師和“紅色參考編輯部”公眾號對保馬的支持!

面對歷史資本主義的第三世界左翼

——回應燧鳴等的商榷

盧荻

　　我在日前寫出的那篇題為《面對西方（中心主義）看中國》  的文章，先是作為博客文章放進公共空間，流傳于香港和臺灣的關注群體，然后因為微信公眾號《紅色參考》轉發，在內地/大陸也引發了一些討論，其中署名燧鳴的作者更是寫出了篇幅很長的一篇商榷文章，頗能代表好些討論參與者的觀點。商榷是針對我這篇文章以及此前刊于《破土》網和《觀察者》網的的一系列相關篇章，從中帶出一些很有知識和政治意義的話題。本文特此回應，期望有助于深化左翼圈中的討論、指導合理的實踐。

　　總括而言，這些話題都是圍繞著“如何理解資本主義與中國現實”展開的，涉及勞動與資本、資本與國家、國家與資本主義的多重關系。對這些多重關系的認識分歧導致很不相同的分析框架，從而對中國現實作出差距甚遠的判斷。

　　下文將以一些說明和澄清為起點，作為必要的基礎，使討論能夠免于誤解或糾纏在枝節話題上，能夠聚焦于上述的認識分歧、分析框架和現實判斷。

　　關于知識-政治立場：說明和澄清

　　燧鳴文章開篇對我給予了溢美之詞，對此我必須說一聲不敢當，這不是謙虛，而是要自勉以及勸告別人在試圖依靠知識干預現實時必須自我警惕。我在多年前就是這樣說的：知識分子在知識面前、以及知識在現實面前，應該抱持開放和謙卑的態度——開放，因為知識是艱深的有待探索的未知;謙卑，因為現實遠比知識復雜，而知識對現實的干預關系到千千萬萬我們所關心的人們的福祉命運。所以，對于任何自以為掌握了真理、洞悉了世情的知識-政治立場，我向來都是敬而遠之。我這種態度的形成，源自當年目睹蘇聯集團崩潰時各式知識分子的演出，不僅是那些洋洋得意的和平演變急先鋒，還有那些內心惶恐表面卻若無其事甚至還說應該慶祝的極左派，縱使真誠，也都是只執著自身的知識-政治立場而對人民的福祉命運無動于衷。

　　在此或許需要順帶說明一下，《紅色參考》刊發我那篇文章，嚴格而言其實并沒有得到我的授權，只是誤以為我將文章上載“新中國”微信群組供有興趣者討論就是授權了。當然，文章已經存在于公共空間，這個誤會也就不要緊，另外我對《紅色參考》沒有任何負面印象。這里只是想說明我對它毫無認識、跟它毫無聯系，在寫文章的時候也就無法顧及它的讀者群體是否有恰當的知識-政治立場來解讀我的立論。

　　回到燧鳴的文章，里面有好些地方誤解了我的意思，這里既有我自己語焉不詳的原因，也有他過度解讀或猜度的緣故，總之必須先作澄清，以利便下文的核心討論。需要澄清之處包括：

　　·       我理解，“西方中心主義”一詞，是在政治-經濟意義而非地理意義上使用的，西方指的是發達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核心(也因此馬克思主義不屬于西方，更不是西方中心主義)。由此引申，“西方中心主義左翼”，指的是反映著發達資本主義利益的左翼，簡單而言就是世界范圍尤其是西方的“工人貴族”階層的利益反映，

　　·       我批評David Harvey等人，但從沒有說他們是“西方中心主義”，而是說他們對中國的看法——將中國的政治-經濟整體理解為“富士康模式”——是“西方中心主義”，以及他們的關于今日世界資本主義的論著被“西方中心主義左翼”廣泛引用。與此同時，我其實相當認同Giovanni Arrighi和Samir Amin等人的中國論述，從沒有說他們是為“西方中心主義”服務的，倒是港臺大陸的左翼圈對他們的中國論述頗有嚴厲批判。

　　·       我自認在各篇相關文章中都是同情左翼的基本立場，但對港臺大陸的各路左翼的具體立論和實踐卻是有認同也有批判甚至鄙視，總之是按照基本立場力圖闡明可以期望的和應該批判的，從而，將下面這句話強塞給我應該是搞錯了吧：“簡單地將今天中文左翼圈青年面對現實的真誠思考與實踐探索(暫且不論是否正確)就簡單地歸為受西方左翼(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是否有草率之處?”

　　澄清之外，還需要糾正，指的是燧鳴在解讀我的文章時，頗有一些不當邏輯推論、或不當引申判斷，包括：

　　·       關于資本與資本主義，我只是說整體的性質不能化約為個體的集合(也就是說整體還包含著超乎個體集合的特性)，沒有說整體不是由個體組成的。我只是說反資本不等于反資本主義，沒有說要反資本主義就不能反資本。我只是說惟有理解上述兩點才能“合理地聯結本地的反資本抗爭與系統性的反資本主義抗爭、以及對這兩種抗爭可能存在的矛盾保持必需的警惕”，沒有將資本主義推到遠在天邊從而無從反抗。

　　·       關于中國與黃金時代模式，我只是說現實上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頗有向黃金時代模式趨同的跡象，從沒有說中國應該或將會融入黃金時代模式，更沒有說中國要復制黃金時代發達資本主義的整個發展經驗。至于所謂趨同跡象，我在之前的相關文章中已經闡明，指的是在結構層面上生產率與工資同步提升、消費與投資同步增長，以及在體制層面上“大企業、大勞工、大政府”作為上述結構的支撐(同時還指出正因為迄今“大勞工”在三者之中相對薄弱導致了嚴重的后果)，顯然，這兩者都是不涉及歷史上發達資本主義相關經驗的私有制和對外掠奪剝削等等。

　　·       我的立論的出發點，竟然被說成是“民族國家vs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漠視階級分化只著眼于/幻想著民族國家的整體利益，這真不知從何說起。其實，我那篇文章以及之前的一系列文章都應該足以昭示，我的出發點是“第三世界左翼”，反映的是世界資本主義外圍地區的以勞動者為主體的人民的利益。從而，我理解，20世紀世界范圍的民族解放運動尤其是中國革命，必然是以反抗世界資本主義為特性，必然具有社會主義導向。

　　正是由于這些不當邏輯推論和不當引申判斷，使得燧鳴文章中好些地方其實是抓住一個稻草人來批判，以及莫名其妙地塞進了好些沒有意義的引例——諸如說國民黨政權曾經試圖建立“強大的中華民國”、今天美國特朗普政府要引導本土生產導向、《金融時報》等西方媒體誘勸中國出來維護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等等——，從而既遮蔽了真正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又損害了討論、對話的氛圍。

　　理解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歷史存在

　　在“新中國”微信群組針對我那篇文章的討論中，關于如何認識中國現實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我認為這涉及艱深的方法問題，于是寫下了下面的字句：

　　“(按照一個常見的簡單直截的認識方法來作判斷)既然普遍化的雇傭勞動已經是現實——或，既然經濟結構和經濟活動都已經是資本主導了，就連國有部門的用工制度也是雇傭關系——，那么，資本主義當然就是現實。

　　這個方法可能會有兩個缺陷或偏頗。

　　一是，即使是純粹以(理論或理念上的)生產方式來定義資本主義，‘雇傭勞動-資本主義’論能否成立，取決于整體現實的運作規律，即是否存在著系統性的攫取剩余價值以供資本積累。

　　二是，中國(或其他國家/社會)的政治-經濟與資本主義的關系，這應該是由歷史存在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來界定，而非由現實是否對應于理念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界定。”

　　兩相對照，燧鳴文章的相關論述是這樣的：

　　“只要是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任何一個民族國家內部都存在著不同的階級結構(包含資產階級、中間階層與無產階級)，決定這些階級劃分的是這個民族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而且這一階級劃分是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階級劃分同譜的…

　　解釋中國是否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其實重要的不是去理解其作為民族國家對外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屈從vs抵抗’，而是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內部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特征，其階級性質。”

　　暫且放下現實情況的討論，先聚焦于方法問題，燧鳴這些話語(以及其貫串全文的分析框架)，可說是在我列舉的兩個可能缺陷之外還再增加了第三個，這就是：脫離了特定的生產方式或作為多個生產方式的集合體的社會構成(或政治-經濟構造)來談階級、來作階級分析，這是以社會學理論替代了政治經濟學。

　　我理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階級概念的運用，是將之嚴格限定為特定經濟關系的體現，從而資產階級只是“資本的人格化”，無產階級也只是“剩余價值的生產者”，總之是“關系”界定“結構”而非相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是這樣說的：“人類社會中各種經濟形態的本質差異，例如建立在奴隸勞動之上的社會與建立在雇傭勞動之上的社會兩者之間的本質差異，只能是在于從直接生產者即勞動者身上榨取這個剩余勞動的各不相同的方式。”可見，要判斷現實上特定社會是否資本主義，必須先辨明該社會的主導運作規律是否符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剩余價值生產和資本積累)，然后才能辨認體現勞動和資本的社會階級，這里的理論邏輯不應該是倒過來。

　　回到上述的前兩種缺陷，這里的關鍵問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據主導，對于判斷特定社會是否資本主義，這是必要條件、充分條件?在世界資本主義歷史上，在各個特定社會中，這種占據主導是常態還是特例?

　　我在以前一篇文章中(在“新中國”微信群組的討論中供參考)，介紹過依附理論與“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爭論。針對后者堅持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否占主導來界定特定社會，依附理論認為，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社會就是資本主義的組成部分了，因為它們的種種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東歐的“第二次農奴制”、加勒比海地區的種植園奴隸制、舊中國的包身工——或許還有作為“富士康模式”的前身的1980-90年代珠江三角洲的暴力強迫勞動，等等)，正是因為社會被納入資本主義體系而得以新建、再造、或強化，在整個體系的系統性資本積累邏輯中發揮了重要功能。

　　依附理論及其后續發展的出發點，是“只有一個資本主義，就是歷史存在的、世界范圍的資本主義體系，簡稱歷史資本主義。”這個出發點在理論上和歷史上是否具有充分合理性，這是大可以探討的。另外，依附理論既然強調現實上的多種生產方式皆有可能是資本主義體系的組成部分，則除非它能闡明每一特定時期的系統性資本積累邏輯、以及特定社會在該邏輯中的地位，否則也就很難辨認該社會的階級劃分和階級斗爭，至少是沒有“正統馬克思主義”依靠單一的生產方式理論來辨認那么簡單直截。

　　然而理論上的欠缺在解釋歷史、辨明現實上不一定就是弱點，至少，相對于“正統馬克思主義”以為所有的社會都是必然會趨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主導(而燧鳴將這種觀念推至極致的“同譜”說簡直是將馬克思主義神學化了)，依附理論更能認識到歷史的開放性、認識到純粹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主導(或相對接近純粹狀態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其實是歷史特例而非常態。換一個角度看，正是因為西方的霸權，為非西方要復制西方經驗、要沿襲經典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帶來了根本性的制約。

　　這就正如毛澤東所說過的，在現代歷史上，中國作為“學生”一直要努力模仿西方，然而因為“老師”不允許這些努力終歸都失敗了——其實就連帶有向資本主義妥協傾向的“新民主主義”也不被允許，終于被迫走向革命。縱使是在1950-70年代與資本主義“脫鉤”和對抗、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時期，資本主義仍然是一個普遍存在，表現為全面的圍堵、滲透、以及從社會主義建設轉向“好的資本主義”甚至乎屈從于歷史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的壓力和誘惑，而中國的轉向改革開放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與此有關。至于號稱已經進入“發達社會主義階段”的蘇聯，其結局卻是以極為瘋狂、猥瑣、悲慘的過程融入資本主義，更是顯示出建設平行政治-經濟體系的不可能，顯示出歷史資本主義確實就是普遍的存在。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燧鳴的這個認識顯得太過偏頗，即所謂決定某一社會是否資本主義的是內部階級性質、而非該社會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地位;其實，這兩者是不可分的。歷史上，表面上的民族國家與世界體系的關系，其實就是人民與世界體系的關系，世界體系的運作邏輯一直存在于民族國家內部的階級劃分和階級斗爭之中。在以赤裸裸的殖民主義為表征的英國主導的世界體系中固然是這樣，即使是在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中，表面上非西方社會紛紛獨立成為民族國家，實際上人民還是面對著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其在民族國家內部的“人格化”載體，是從前的買辦資產階級，是今日的美國金融霸權遍布世界范圍的附庸集團。

　　“屈從vs抵抗”是就整體而言

　　既然，表面上面對歷史資本主義的是民族國家或整個特定社會(例如“中國”)，實質上卻是人民在面對，那么，所謂是屈從還是抵抗指的是什么?

　　概括而言，屈從與否，是就民族國家的整體政治-經濟構造或制度安排的性質而言。屈從，就是指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無可逆轉地主導了整個構造。這個運作邏輯，在一般意義上指的是系統性的利潤導向，在歷史存在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指的是霸權資本集團的資本積累要求，在今日世界的新自由主義形態資本主義中指的是經濟的金融投機化、以及相應的“掠奪性積累”。這樣概括屈從與抵抗隱含著三個論斷。

　　一是關乎燧鳴認為遠比“屈從vs抵抗”重要的“共謀vs競爭”。上文指出，是“關系界定結構”而非相反，惟有在確定了系統運作邏輯的基礎上，才能辨認政治-經濟上的各種主-客體關系及其組合。所以，是整體的屈從抑或抵抗，界定了部分(內部特定階級或階層)與世界資本主義是共謀還是競爭。我在《觀察者》網的文章有論述，在今日世界，非西方社會屈從于世界資本主義的極致形態，是徹底任由霸權資本“掠奪性積累”，也就是徹底開放金融和參與世界范圍的勞動力“競爭到底”，相應的，金融投機性質的買辦資本/資產階級就成為了內部政治-經濟構造的主導力量。

　　二是關乎燧鳴認為重要性遠低于“勞動vs資本”的“生產vs投機”。這個重要性排比純粹是知識-政治立場使然，一方面是忽略了“生產vs投機”對勞動人民的福祉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現實的系統層面上，“勞動vs資本”與“生產vs投機”兩者之間并沒有矛盾，重要性排比也就沒有意義。想想，整體制度安排是生產導向而非投機導向，就是免于被系統性的金融掠奪、以及免于系統性的參與勞動力“競爭到底”(免于讓整個經濟變成“富士康模式”)，這對于人民的福祉當然是極其重要的，對于社會主義過渡也是必不可少。至于實際上生產性導向究竟將是引向社會主義過渡，抑或是引向資本主義發展，那取決于勞動人民與資本的政治-經濟權力/權利爭奪。

　　三是關乎燧鳴將“生產vs投機”說成是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分蛋糕”角逐，認為只不過是資本共謀剝削勞動之后的內部競爭，這反映出他對資本的性質理解不夠全面。在依附理論和歷史資本主義論文獻中存在著一個核心論題，即：資本本質上都是以追逐利潤為導向，所以，投機性與生產性之間可以隨著整體制度安排的變動而轉化，至于已經凝固在投機活動和生產活動的資本主體之間的矛盾則是較為次要，它們對控制整體制度安排的角逐更是無法繞過世界體系運作邏輯的影響以至主導。或許，由這個論題還可以引申，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的區分其實也并非總是穩固，同樣取決于整體制度的安排，同樣存在著世界體系運作邏輯對這個安排的影響以至主導。

　　提出以上三點，并不是要否認“共謀vs競爭”的存在，更不是要貶低“資本vs勞動”的重要性，而是要強調，對這兩者的分析和判斷，必須是建立在先辨明整體層面的“屈從vs抵抗”的基礎上的。燧鳴認為在一個已經徹底資本主義化、資本與勞動階級分化的社會中，重要的是辨認“誰在屈從，誰在抵抗，誰在共謀，誰在競爭”，這是只著眼于主-客體關系而忽略了整體制度安排問題，忽略了在真實歷史上(而非生產方式理念上)所謂資本主義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至于他進而以這個框架來評論中國現實，那就更是不作論證、純粹假定整體制度安排或政治-經濟構造早已是資本主義化了，論述于是變成了立場宣示。然而現實真的是這樣嗎?

　　回看中國現實，并非不證自明的現實

　　上文對特定社會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界定是，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無可逆轉地主導了整個政治-經濟構造，而何謂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的辨認，可以分作三個層次的標準——在普遍意義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系統性的利潤導向、在較特殊的歷史資本主義是霸權資本的積累要求、在今日的全球新自由主義現實是“掠奪性積累”。

　　按照這些標準來衡量中國現實，應該是判定不了它確實是資本主義，甚至可以說，應該得出的判斷是“資本主義沒有成為主導”。根據是：直至今日，中國的經濟剩余的擁有或至少是運用，是操控在國家手里、是在很大程度上免于利潤導向的強制。

　　更明確而言，中國的經濟剩余的運用，主要是表現為長期持續的高水平的生產性投資率(從而帶動勞動生產率、工資水平、消費水平的提升，以及社會發展)，這是全球特例，因此可以說是系統地抵抗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掠奪性積累”、以及歷史資本主義的霸權資本的運作邏輯。而高投資率在總體利潤率、生產性部門利潤率持續下降時期仍在，由此可以判斷，這其中是有系統性的抵抗資本主義化的因素在起作用。

　　與這個判斷相關或許還有下列三點可作補充：

　　·       一，國家控制經濟剩余的運用，除了透過國有部門在社會全部生產性資產中擁有的比例之外，還透過制度權力，例如控制銀行部門、限制投機活動、限制資本跨境流動等等，都是反映著整體制度安排的重要性。

　　·       二，在國家擁有全社會的生產性資產的相當高比例、以及控制銀行部門的情況下，在收入分配領域，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下降，不一定就意味著資本的收入份額上升，有可能只是國有部門從而是全體人民(至少是在政治-法律意義上)的積累增長。

　　·       三，生產性投資率長期居高，這是有賴于在結構層面上生產率與工資同步提升、消費與投資同步增長，以及在體制層面上“大企業、大勞工、大政府”作為上述結構的支撐，也就是說這是反映了整個政治-經濟構造有向“黃金時代模式”趨同的跡象，或者可以說是正在演化形成的“中國模式”。

　　當然，上述判斷只能說是階段性認識，是在檢視迄今積累下來的證據之后作出的。而正因為所依靠的衡量標準和現實根據是可以驗證的，這就不排除有可能出現新的、與此相反而更有說服力的分析結果，從而推翻這個判斷。在此之前，我們可以說：迄今，中國的社會構成仍然是混合性質，資本主義因素與反資本主義因素仍然在拉鋸，仍然不能說資本主義因素已經是不可逆轉地主導了整個社會。

　　燧鳴對這個判斷顯然是不服，但是，縱觀他的整篇文章，卻只是從立場出發認定這個判斷不對，沒有任何論證。又或者說，他的論證就是：看看今日中國社會是否仍然是社會主義因素主導，如果不是，那這個社會就是資本主義了。這個論證分兩步，首先是關于社會構造的演變過程：

　　“盧荻老師認為2008年(之后)新自由主義對中國是系統性的滲透，但是，新自由主義能對中國實現系統性的滲透是建立在什么的基礎之上?如果中國仍然是‘社會主義導向’的，是什么力量和因素導致這種系統性‘滲透’的出現?這是由于‘中國’對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屈從’導致的，還是‘中國’作為其中參與者的積極‘共謀’?”

　　(原文語法不通，例如結尾應該是問號而非句號，這里代為更改，應該沒有歪曲燧鳴的原意吧。)

　　這里雖然是問句，但結合到下面的論證第二步，燧鳴的傾向還是清晰的，即，新自由主義之得以系統滲透正因為中國已經不是社會主義了。燧鳴在這里引用的是我在2016年初在《破土網》的辯論文章，里面指出了自2008年之后新自由主義的系統性滲透(經濟趨于金融投機化)，但是當時并沒有確定這種滲透是否不可逆轉地成為主導，而現實的情況是自那時之后確實是逆轉了，正反映出中國整體政治-經濟構造的混合性和不確定性、以及從社會直至國家高層的多種利益群體的權力/權利角逐。至于說這個滲透究竟是“屈從”還是“共謀”，正如上述，這兩者都對：是整體政治-經濟構造的屈從，是買辦性質的金融投機政治-經濟群體與世界范圍的霸權資本的共謀。

　　燧鳴的論證第二步是界定社會主義的特征并以之對照中國現實，按他的理解：

　　“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總要包括：生產資料公有制(逐步消滅剝削)、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分配上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那么今天的中國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這些特征呢?”

　　同樣，這里雖然是問句，他的判斷應該是：沒有了，今天的中國社會沒有多少這些特征了——所以，今天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了，“‘生產性投資增長’只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發展模式的選擇，而并非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

　　這個論斷涉及艱深的“(世界資本主義包圍下的)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問題，也就是所說的這些社會主義特征能否在今日中國實現問題，這里無法展開討論。即使如此，認為不符合這些社會主義特征就必然是資本主義、就必定與社會主義前景背道而馳、就要無論如何要加以反對，這是過于武斷的提法吧。

　　已有的文獻當然不是這么武斷。例如，我在文章中提及的臺灣社會主義統一派(左統派)所闡釋的一些理論，包括“過渡社會論”、“國家(控制和利用)資本主義論”、“類資本主義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都是體認到建設社會主義既需要確立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也需要特定的物質基礎、生產力水平，歸根究底就是必須得到超越歷史資本主義所需的精神和物質憑借。這些理論或許確實是有待發展，對于兩種需要的偏重的論述或許未盡合理，但是，比起燧鳴的純粹從立場和理念出發來要求現實，它們顯然是更加顧及現實的復雜性和建設社會主義的艱巨性。

　　當然，燧鳴及其觀點相近的論者，在訴諸政治-知識立場的同時，往往還會以“鮮活的在地經驗”來肯定自己的立場和觀點，最有代表性的是這么一句：“今天中國正在發生的數以萬計的工人對抗資本的集體抗爭與其他的‘社會群體性事件’恐怕更是不爭的事實。”是事實，大都是正當的抗爭，這沒錯;但是，要從這些抗爭上升至對整體政治-經濟構造的否定，顯然就是理據遠遠不足，就是欠缺在辨明整體現實之后才作出判斷、指導實踐。

　　然后再想想作為(第三世界)左翼應該如何面對

　　國內外西方中心主義左翼，往往以為一旦按照理論定義認定了中國是資本主義，這就完事大吉，就能毫無政治負擔地反之可也，其結果卻是往往墮入“反本地資本的初衷/名目，變成維護整體資本主義的實踐”的陷阱。

　　這種傾向以港臺左翼尤其明顯，以反資本主義、反新自由主義的口號來正當化雨傘和太陽花兩場“在地運動”，實際上就是跟在顏色革命加大鄉里沙文主義的后面搖旗吶喊，不管有意無意就是為世界范圍的工人貴族利益甚至乎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張目。而這兩個運動獲得了東亞地區以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各路左翼的廣泛支持、聲援，在內地/大陸左翼圈中也不乏同情聲音，都是與這種傾向很有關系。

　　說港臺大陸的青年左翼圈中存在著一種西方中心主義左翼思潮、說他們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西方中心主義左翼存在著緊密的對應、聯系，這應該不是草率，不是憑空想象。他們的種種表現，不僅是投入或聲援這兩場法西斯運動，還有將“一帶一路”和亞投行、以及中國對外投資說成是霸權是殖民主義是“大東亞共榮圈”的翻版，將中國應對美國“亞太再平衡”和美日軍事聯盟進迫的舉措說成是軍國主義，將南海爭執說成是帝國主義之間的角逐，將近期的中印邊境對峙說成是兩個資產階級的競爭，等等，擺出一副“革命失敗主義”的姿態來正當化自己的“在地反抗”——歸根究底就是上文所概括的，純粹從政治-知識立場出發來認定現實，然后反對之毫無政治負擔，卻不想想這種實踐、以及反對的后果跟他們(所宣稱)的出發點或基本立場是否一致。

　　記得2015年和2016年在《破土》網的兩場辯論。劉紀蕙在反駁趙剛的太陽花批判時，對中美“資本主義”等量齊觀，認為它們都是“透過國家機制以及在地政府滲透而快速發展的新自由主義與跨國資本帝國”，因而針對它們的抗爭毫無疑問是正當的(當然，實際上太陽花運動只是反中沒有反美，隨后至今臺灣的政治-經濟構造更是變本加厲、向著皇協軍的道路猛沖)。盧映西在批判我否認中國是“世界資本的中心”時更進一步，認為“中國資本主義”遠比“美國資本主義”原始野蠻，然后自得地質問：“知道美國主導的TPP吧?… TPP要求越南這樣的共產黨國家賦予本國勞工更廣泛的權利，包括組織工會和罷工的自由。這意味著越南政府需要修改或另立法律允許工人組織獨立于政府的工會，罷工的理由也不局限于對工資和勞動時間的不滿，還包括對工作條件和權利的不滿。原來，美國政府居然比經過‘改開’的共產黨更‘左’!現在問題來了，在勞工權益方面，究竟是中國頑強抵抗美國，還是美國頑強抵抗中國?”我知道啊，這個TPP又不是什么神秘事物，然后只能這么回應：必須明白，理念上的普世價值與現實世界的“普世價值政治”不是同一回事。

　　不是同一回事，也就是說，僅僅是依靠神學式的知識-政治立場來面對現實是不足和誤導的，必須明白“在地”的現實其實也是多重矛盾糾結，本地的勞動-資本關系與系統性的勞動-資本主義關系其實都是在場，而整體的政治-經濟構造正是主戰場。如果說，關于TPP勞工條款與中國的話題尚為顯得抽離，那么，面對由美國專職顛覆外國的官方機構國家民主基金會資助、甚至培訓的獨立勞工團體，縱使其表現出來的活動是聚焦于維護勞工權益，作為左翼，豈能不嚴格辨析其中涉及的合理與不合理之處?

　　我在之前一篇題為《權貴資本主義批判作為“左翼”的遁詞》的文章中，是這樣回應那些只是純粹從知識-政治立場出發來干預現實的自稱左翼的：

團結工會

　　“如果沒有中國革命歷史遺留下來的政治-經濟構造，如果中國經歷了蘇聯式顛覆性轉變，如果中國的變革是以新自由主義為導向，那對‘華爾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財政部綜合體’而言是上帝的恩賜，對中國人民和全世界勞動者而言只能見到最徹底的‘世界范圍的劉易斯模型’，迫使他們一齊‘競爭到底’為金融霸權的掠奪性積累奉獻出他們的全部幸福。

　　聯系到今日世界的現實狀況，左翼要作為尾巴跟在自由派本土派獨派后面搖旗吶喊，即使讓你介入成功，大有可能也就是復制波蘭的團結工會經驗，那還是反革命，那還是‘普世價值政治’。”

　　那么，請真誠的左翼都想想，現實是不是這樣，如何超越現實。

附文：

“屈從vs抵抗”，還是“共謀vs競爭”?

——與盧荻老師商榷“國家與階級”的關系

燧鳴

　　“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

　　——《共產黨宣言》

　　近日見到盧荻老師授權發布在紅色參考編輯部公眾號上的文章《盧荻 | 面對西方（中心主義）看中國》，非常敬佩盧荻老師嚴謹的治學態度、濃烈的愛國情懷與對世界社會主義前途的使命感。

　　首先在此本人向盧荻老師道歉。由于去年本人僅根據“三聲書屋”講座時匆忙與粗略的錄音記錄扭曲了盧荻老師的原文與部分觀點，之后所做的摘要與評論中存在錯漏，并且有先入為主和過度引申的問題，對由此導致的誤讀及帶來的影響與困惑深表歉意。我個人承擔文責，與紅色中國網無關。

　　http://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31733

　　http://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31739。

　　近日讀到盧荻老師最新的文章，個人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與盧荻老師商討，還請盧荻老師與各位網友批評與指正。如果本文中討論的內容不慎存在對盧荻老師觀點的誤讀與歪曲，本人預先表示歉意，因為個人學識水平與能力有限，所以文章中很多解釋與說法可能不入各位大家之眼，我個人承擔相關文責。

　　下面涉及對盧荻老師一些觀點的具體思考，盧荻老師原文用“藍色字體”標出。

　　一

　　盧荻老師提出，

　　在港臺大陸的青年左翼圈中竟是十分另類，他們的主流傾向卻是要對上述兩個問題做肯定回答。聯系到他們以及他們在西方的同道偏愛以“富士康模式”(也就是對勞動者“超剝削”的模式)來概括整體中國經濟，偏愛引用David Harvey、Alex Callinicos、Leo Panitch等人的相關理論或現實研究，以此作為憑藉來高舉“反對新自由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旗幟反對中國整體的政治-經濟構造，這就在相當程度上印證了我之前的印象，即：存在著一股西方中心主義左翼思潮，甚至可說是港臺大陸的青年左翼圈的主流。

　　盧荻老師認為今天中國左翼中不少青年人對于中國社會(國家)的性質分析有偏差，并且(可能在相當程度上)受到西方左翼(西方中心主義)的誤導(蠱惑)，而且提出了自己對現實的中國作為民族國家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分析。

　　一方面我贊同盧荻老師提出的，確實有必要批判對西方亦步亦趨的膜拜和將西方模式與西方理論奉為圭臬的錯誤，而且偉大的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是在各種慘痛教訓下放棄了“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的教條主義，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走出了一條結合中國當時國情與世界大勢的道路，動員億萬勞動人民實現民族解放與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道路。

　　但是，另一方面中國革命的勝利并不僅僅是一個民族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實現獨立與強盛的孤立事件(在當時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下一個民族國家實現完全的民族獨立與強盛本身就是不可得的)，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徹底割裂的產物，是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高潮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全球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全球階級戰爭的一個重大勝利。

　　同樣無可否認的是，如果從歷史來看20世紀的中國文化啟蒙與中國革命本身就是西方思想(馬克思主義為其杰出代表)傳播與影響的結果(當然這種影響需要與現實的條件相結合)，而且馬克思主義(來源于西方)也是整個20世紀在全球范圍內無產階級運動與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最重要的指導思想。所以，簡單而粗淺地說，離開馬克思主義(外因)，中國革命不可能成功，離開中國具體情況(內因)，中國革命也不可能成功，在個人看來這也許可以理解某種辯證的對立統一。

　　其次，簡單地將David Harvey或者Alex Collinicos等人歸為“西方中心主義”恐怕不是特別妥當，譬如David Harvey所寫的《新帝國主義》一書和剝奪性積累等觀點本身就是反對今天美國為首的西方霸權主義，如果僅僅是因為他們對今天中國的社會與階級性質分析就稱為“西方中心主義”，這種結論是否過于草率?

　　而且，即使在中國以外世界的著名左翼學者中，諸如喬萬尼·阿瑞吉或者薩米爾·阿明(他們當然主張反對歐洲中心主義)等人對于今天的“北京模式或中國道路”富有信心或者說寄予某種期待，在西方和中國的左翼圈中也有相當的人接受他們思想的影;我們也不能因此就得出他們的分析一定是為“中國中心主義”服務的。

　　所以，簡單地將今天中文左翼圈青年面對現實的真誠思考與實踐探索(暫且不論是否正確)就簡單地歸為受西方左翼(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是否有草率之處?

　　二

　　盧荻老師提出，

　　中國經濟迄今在系統意義上至少是既有屈從也有抵抗，這正意味著資本主義化并沒有成為主導，也沒有理由和根據相信未來前景必定是屈從將成為主導。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按照個人的理解，盧荻老師使用“屈從VS抵抗”的解釋路徑用來解釋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中國是否是資本主義國家?”(盧荻老師的回答是“資本主義沒有成為主導”)，第二個問題是“中國是否是帝國主義國家?”(盧荻老師的回答顯然是“不是”)。只有先解決中國是否是資本主義國家，才能進一步探討“中國是否可能是帝國主義國家?”;沒有第一個問題的討論，后一個問題的討論也就無從說起了。但是，無論第二個問題是否成立，對于第一個問題的討論仍然是有必要的。就個人而言，我不著眼于也不急于討論或界定“中國是否帝國主義國家”這一問題本身，或者說我暫時沒有能力也無法對此作出明確的結論。

　　其實盧荻老師的觀點不僅是去年在內地、香港與臺灣等一系列講座的主要觀點(包括觀察者網發布的文章)，也是去年年初盧荻老師在中文左翼圈中(以破土網為主平臺)與潘毅、李民騏、盧映西、劉世鼎等老師討論的一個主要觀點。

　　針對盧荻老師提出的“屈從”VS“抵抗”的兩分法，我也冒昧地提出一個兩分的標準“共謀”VS“競爭”與盧荻老師探討，當然這一劃分方法與盧荻老師出發點顯然有所不同。因為，按照我的個人理解，“屈從與抵抗”是有特定的語境，也就是說“只有作為受害者”(被動的客體)本身才談得上面臨屈從與抵抗的選擇。

　　從邏輯出發，一個對象要么是受害者，要么是受益者，無法兩者同時都是;也許在特定的條件下在一個主體與一個客體之間(單維)，這一對假設關系是成立的;但在現實中總是存在著大量不同的客觀對象，面對不同的對象，它們之間的關系更為復雜;在有多方參與的體系中，除了一對一的“屈從與抵抗”，顯然也存在著一對幾、幾對一或者幾對幾的關系，它們之間的關系是否用“屈從與抵抗”就能概括呢?

　　而且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一個對象對于另一對象是“客體”，但對于第三者、第四者則完全可能是主體，而且曾經的“客體”可以變成“主體”，而“主體”也可能變成“主體”，所以主客體之間的關系是隨著時空和對象不同而轉換的。在不同的幾組對象之間，作為客體的一方面(無論是單個還是數個)對主體一方確實存在“屈從VS抵抗”，但無論在主體與客體內部(數個對象之間)則不一定是“屈從VS抵抗”，也存在著“共謀VS競爭”的可能性。而且，即使是在一個對象內部也可能存在可以進一步細分的一對或數個“主體”與“客體”(或者說受益者與受損者)。

　　“屈從VS抵抗”與“共謀VS競爭”雖然有時表面現象和行為看上去是一回事，但是其內在動機和利益是不同的。當我們討論“屈從VS抵抗”還是“共謀VS競爭”時，我們無法不先提出問題，也就是這些行為是發生在哪些主體與客體之間，他們之間的關系又是如何?

　　去年年初盧荻老師與其他老師討論時，有老師曾與盧荻老師商榷“誰的屈從，誰的抵抗”，今天我進一步提出，不能局限在“屈從與抵抗”的框架下，還要討論，誰在屈從，誰在抵抗，誰在共謀，誰在競爭;哪些是屈從，哪些是抵抗;哪些是共謀，哪些是競爭?

　　而且即使能證明中國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受害者”，也無法解釋第一個問題“中國是否是資本主義國家”，對這兩個問題進行衡量的尺度本身是不同的。

　　我在這里試圖就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階級關系、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不同民族國家的關系，以及民族國家內部不同階級關系，以及這三者之間的聯系提供一些個人看法，當然這些看法很不成熟。

　　而且，我個人認為只有嘗試具體分清這三者之間的關系，才可能對于所謂“屈從”VS“抵抗”、“共謀”VS“競爭”之間的問題有一個框架性的認識。

　　(我特地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名詞上做一區分是因為兩者所依賴劃分的標準并一樣，前者是從階級角度出發，后者是從民族國家角度出發)

　　在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既存在按階級尺度大致劃分資產階級、中產階層、無產階級三層的“金字塔架構”，同時也存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按民族國家的“核心國家、半外圍國家’外圍國家”三層大致劃分的“金字塔架構”，同時在每一民族國家內部仍然存在著按階級劃分的“資產階級、中產階層、無產階級”三層大致劃分的“金字塔架構”。

　　雖然民族國家內部按階級劃分的“金字塔架構”是被民族國家的界限框定的，但決定其劃分標準并不遵循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按民族國家劃分的“金字塔架構”，其階級關系也不是民族國家架構的從屬，其所劃分的標準來自于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以階級為尺度劃分的“金字塔架構”。而且，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階級劃分的“金字塔架構”與民族國家劃分的“金字塔架構”之間是無法簡單的重合。

　　具體地說，只要是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無論是對核心國家、半外圍國家還是外圍國家而言，任何一個民族國家內部都存在著不同的階級結構(包含資產階級、中間階層與無產階級)，決定這些階級劃分的是這個民族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而且這一階級劃分是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階級劃分同譜的，而并非是受一個民族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所處地位決定的。而且這一民族國家內部的架構決定著這個民族國家的階級性質。

　　解釋中國是否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其實重要的不是去理解其作為民族國家對外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屈從VS抵抗”，而是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內部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特征，其階級性質。所以，個人覺得不應該用“中國經濟”(民族國家對外的經濟體征)來解釋其內部的國家階級性質，以避免既誤用了判斷尺度，也誤用了主體與客體。

　　盧荻老師認為(中國面對帝國主義，觀察者網)：

　　然而“富士康模式”真的能代表中國經濟嗎?或許，它至多只能代表加工貿易部門——進口零部件組裝為最終產品后再向世界市場出口。從1990年代中期到現在，加工貿易項下的出口一直占中國商品出口總量的一半左右，以凈出口與總出口的比率粗略地作為加工貿易的國內附加值率，這個比率從1990年代中期的20%逐步增加至2009年的45%，而以此計算2009年加工貿易的附加值也只是僅占當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5%左右(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各期)。換言之，中國經濟其實存在著某種二元結構，加工貿易只不過是一個“飛地部門”，在整體經濟中所占分量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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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經濟發展的主流，其實并不是勞動密集、出口導向的工業化。尤其是自世紀之交以來，總出口中機械與運輸設備占比不斷提高、即便在人民幣持續升值的情況下中國仍然保持巨額的貿易順差、實際工資持續上升、勞動生產率快速提升等等，都意味著廉價的勞動力不是支撐中國出口和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持續快速的生產性投資增長，以及在世界經濟日益金融化的背景下保持相對的非金融化，是遠為重要的因素。

　　這里盧荻老師提出中國經濟存在某種二元結構，是“勞動密集出口導向型”與“非金融化的生產性的投資增長”兩種。但是，無論是“勞動密集的出口導向型”還是“生產性投資增長”本身都只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發展模式的選擇，而并非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

　　按照個人理解，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總要包括：生產資料公有制(逐步消滅剝削)、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分配上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那么今天的中國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這些特征呢?

　　根據今天眾多社會學與經濟學的統計(北京大學《中國民生報告2014》與Piketty團隊2016年中國報告)，中國社會中前1%的人口掌握著全國約三分之一的社會財富，前10%的人口掌握著約三分之二的社會財富;更不用說在社會服務、文化教育、住房與醫療上(在絕對發展的背景下)的相對差距的擴展。國有經濟占社會整體經濟比重日益下降到30%以下(進一步市場化的趨勢也非常明顯)，普通勞動者的社會與經濟地位的下降(大部分勞動人口參與到市場化就業中，國有企業就業人口20%以下)等現象。

　　我們姑且不論已經市場化的國有企業是否仍然具有社會主義特征，但目前整個中國內部整體上勞動與資本間的關系、社會財富分配方式與政權的階級代表是否符合上述的社會主義特征呢?

　　盧荻老師認為2008年新自由主義對中國是系統性的滲透，但是如果新自由主義能對中國實現系統性的滲透是建立在什么的基礎之上?如果中國仍然是“社會主義導向”的，是什么力量和因素導致這種系統性“滲透”的出現?這是由于“中國”對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屈從”導致的，還是“中國”作為其中參與者的積極“共謀”。

　　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作為后發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依賴于廉價勞動力與資源的出口導向型模式并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也不是今天的獨有現象。早在19世紀時，德國作為后發的資本主義國家就依靠廉價勞動力出口質次價低的產品推動經濟增長，此后還有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國家等。而今天，“富士康模式”也不是中國的獨有現象，在中東歐國家(如波蘭與斯洛伐克等)通過建立不遵守基本勞動法律的經濟特權大量引近其他國家的廉價勞動力為富士康、三星、仁寶等跨國公司服務，也是一種普遍現象。

　　盧荻老師認為中國的經濟結構仍然存在“對新自由主義的抵抗”，但是這到底是非資本主義成分的抵抗，還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不同參與者的競爭呢?今天我們看美國特朗普政府的很多政策竭力引導“本土生產導向”，其中包括近期宣布的富士康將在美國建廠，那么我們是否也可理解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對新自由主義的抵抗”?并且或者是美國對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屈從”，而并非是世界頭號霸權主義國家“為重新掌握產業資本與實體生產”以鞏固其衰落的霸權呢?

　　所以，對于一種表現形式是否“進步的抵抗”還是“體系內部的競爭”，恐怕還是要看這種生產模式是否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是有利于資本的發展，還是有利于整體無產階級或者勞動人民的利益。

　　三

　　盧荻老師認為，

　　(中國)沒有轉嫁危機，因為中國對發展中世界是貿易逆差，因為中國相對于發展中世界的貿易條件是持續惡化。有剝削(馬克思意義)，但迄今只是局部現象，總體上遠少于中國所提供的補貼。

　　確實今天以美國和歐盟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強權仍然掌握著全球經濟霸權，并且在世界經濟體系中仍然居于優勢地位。我們承認在與美國等核心國家之間的交往中，中國仍然是不平等交換的受損者，但是假定今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且仍在發展中的“中國”，在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只是一個被動的客體(受害者)的角色是否符合事實呢?

　　根據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的推算，雖然今天中國在世界體系的不平等交換中仍然處于凈受損國的地位，但這主要是針對美國等少數發的核心國家而言;從2012年開始中國對東亞、南亞以及非洲這些外圍經濟體國家而言已經成為一個凈“剝削者”。在十年之內，中國的對外不平等交換極有可能接近或超過世界平均勞動，到那時中國在面對大多數半外圍國家時都將是不平等交換的受益者。《2017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中國2016年對外投資飆升44%，達到1830億美元，首次成為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國。

　　也就是說，即使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角度出發，中國是否作為整體體系的受益者正日益向“金字塔的中間和上層”過渡?是否有越來越多的其他國家在與中國的交換中存在著“不平等的受損”，這一趨勢是否日益明顯?當然最終中國是否能攀升到核心位置，或者是否可能攀升到核心位置，我們現在無法隨意推測。

　　但是，作為現行體制的受益者，“中國的某些利益群體”有什么必要去抵抗或者推翻這一體系?最近，特別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以來的西方主流資產階級媒體中可以看到，不僅存在過去對中國崛起的惡意，同樣也越來越多出現希望中國成為“全球化與現行世界貿易秩序維護者”的呼聲(例如《金融時報》等西方媒體)。

　　所以，中國所出現的眾多制度變革與現象，到底是在現行制度下作為受益者的“某些利益群體”的“屈從”還是發自內心的“共謀”呢?中國在過去30余年如果說一開始仍然是保留地或游移不定融入這一資本主義體系，但在21世紀初以來的近20年是否還是如此?

　　如果說1970、198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陷入“滯脹危機”，中國的改革開放更多是面臨現實環境與壓力的“屈從”，為西方資本主義提供廉價的勞動力、資源與市場以“修補空間”;那么面對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在G20峰會上是英國等發達國家近乎哀求地要求有“deep pocket”(深口袋)的中國對危機中的資本主義體系施以援手。當時中國表示愿意提供500億美元的緊急援助，并要求以IMF的債券作為擔保，而且由此在五年后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按照過去的說法“資本主義富國俱樂部”)中僅次于美國與日本的第三大權重國家(雖然有美日的阻擾，但中國與日本在投票權重上極小)，也是在當時有了某領導人所謂“救xxx就是救中國”的說法。

　　2015年，中國作為首倡國建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迄今已經成為有77個成員國的多邊國際金融組織，中國投入的資本金占到亞投行資本金的32.0243%(297億美元)，擁有的投票權重27.1586%(300746票)。根據官方說法，亞投行的目的是旨在促進亞洲區域的建設互聯互通化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并且加強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合作。

　　根據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在2017年7月份的說法，在我們戰略目標和重點議題的指導之下，重點議題包括可持續的基礎設施、跨國的互聯互通以及私人資本的撬動，我們目前已經批準了17個項目，價值28億美元。很多的這些項目都會緊密地跟其他的多邊發展銀行進行合作，這將允許我們向他們學習，同時識別出有效的合作伙伴。(這些多邊發展銀行也包括世界銀行、亞洲發展銀行等傳統資本主義體系的國際金融機構)

　　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加入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是否有助于維護與穩定整個資本主義體系，而且同時也有益于“中國”的經濟發展?今天中國成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拯救騎士”的話題也是不少中國官方學者與西方學者津津樂道的話題。如果參與者在現實的政經邏輯上已經接受了整套的話語體系，并且主動參與而從中受益，恐怕也無法簡單地用“屈從”與“抵抗”這一組關系進行解釋。

　　四

　　盧荻老師說，

　　必須有資本主義理論，因為，一個個部分資本的集合，不等于資本主義;必須有國家理論，因為，一個個官僚或官僚群體的集合，不等于國家;歸根結底，必須有一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及其在今天的主導運作邏輯”的觀念，惟此才能合理地聯結本地的反資本抗爭與系統性的反資本主義抗爭、以及對這兩種抗爭可能存在的矛盾保持必需的警惕。

　　任何合集都是由眾多的個體組成。固然具體的個別的反資本的行動并不等于反對資本主義體系本身，但是系統性的反資本主義抗爭必然建立在眾多個體的部分的反資本主義行動之上;如果不在當時當地反對具體的資本主義，又如何能從根本上反對資本主義體系?沒有具體的、現實的、個別的階級利益，整體的階級利益又如何體現?資本主義制度并不是遠在天邊的“妖魔”，而是存在于我們生活空間的各個方面，并時時刻刻發生作用。

　　我們毋庸否認過去三十年確實存在“絕對意義上的”的社會整體發展和民族國家實力的綜合提升，其中包括人均GDP、人均壽命、教育與醫療等眾多發展指標的普遍提高;作為左翼與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將頭埋入沙土中而不承認現實，拘泥于歷史中僅依靠幾句口號和前人的論斷而“食古不化”也是沒有出路的，所以很有必要認真研究和了解實現這些“發展”的背后的內在動力與深層次原因。

　　但是，同時我們都明白在階級社會中“國家”是具有特定階級性質的，并不存在于超越階級關系的代表全體人的“民族國家”。更為重要的是認識這些所謂“普遍發展”中，“某些利益群體”(資本)與社會中“最廣大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勞動)之間的關系，也就是其中的階級關系。今天中國正在發生的數以萬計的工人對抗資本的集體抗爭與其他的“社會群體性事件”恐怕更是不爭的事實。這很難用民族國家對外的“屈從還是抵抗”的策略選擇解釋的，更不是所謂一些“西方左翼”蓄意渲染或煽動所能導致。

　　如果說“社會主義導向”是現實存在的，但為什么近三四十年來，這種導致民族國家內部貧富分化與階級沉淀日益明顯的趨勢沒有得到遏制?在這個民族國家內部的“小的階級金字塔”內部的鴻溝是在日益加深，還是縮小?這是因為所謂“某些利益群體”的對外“屈從”導致，還是系統性的轉型所致?

　　當一個民族國家內部存在明顯的階級利益沖突，這個民族國家對外的“屈從”與“抵抗”的視角，必然存在從內部哪個階級的角度去看的問題，到底是從占統治地位的“資本”的角度出發，還是從處于被統治地位的“勞動”的角度出發?如果為了維持和鞏固民族國家的“資本”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地位，必須要犧牲國內普通勞動人民的利益，這顯然不能簡單地用“抵抗”來解釋。

　　而且當我們討論所謂的“社會主義導向”，顯然不能光根據某些人的片言只語，而必須回到具體的經濟內容和切實的社會感受，避免“宏大但并不符合現實的詮釋”。

　　而至于本地的反資本主義抗爭與系統性的反資本主義抗爭之間可能存在的矛盾，很大程度不就是由于民族國家的藩籬所導致的?今天在歐美發生的關于極右翼的崛起，種族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回潮本身不就似乎這種矛盾的體現?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階級沖突的張力進入民族國家的內部被扭曲變形所導致的，從而導致矛盾張力以變形的方式表現出來。如果無法使內部矛盾沖突得以確切的反映，又如何能在整體上對抗“系統性資本主義”?

　　個人認為中國革命勝利與此前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實踐也證明了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如果“屈從”于資本的邏輯，無論進行怎樣的主觀努力(中國國民黨政權何嘗不希望建立強大的“中華民國”?)，也無法對抗“系統性資本主義”，而只能作為其一部分成為其參與者。

　　當然在特定條件下作為參與者確實存在“體制內地位提升，并且戰勝其他參與者”的可能性，但這絕不是某種“抵抗”，而更類似于“共謀”(也就是承認基本秩序)下的“競爭關系”。所以，馬克思主義者需要的是從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的核心問題階級矛盾與階級斗爭出發，尋找與資本主義制度截然不同的新道路。

　　五

　　盧荻老師在行文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目的”意味著單一主體，而現實是多種主體(勞動vs資本、生產vs投機)，迄今屈從的利益群體并沒有占據絕對主導地位。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當然也有屈從與抵抗，但是，在發展中世界中，像中國這麼系統性抵抗的，可說沒有。中國抵抗的特色，是形成“黃金時代模式”(社會民主主義)的趨向，而且這個趨向現在開始向發展中世界擴散。

　　強調一句，以上所談，并不意味著我認為中國應該走黃金時代模式/社會民主主義道路，沒有任何鼓吹意味。而是說，就我在現階段的認識所限，這是現實上遠比屈從合理的方向。

　　盧荻老師提到“目的意味著單一主體，而現實多種主體”之間的關系，譬如勞動VS資本或者生產VS投機(當然可能盧荻老師還有其他所要列舉的關系)。

　　“勞動VS資本”間的關系(階級關系)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核心關系(也是維持資本運作的根本原因——剩余價值的產生)，我想這一點上我們與盧荻老師之間沒有不同意見。

　　這一組關系既作用于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也作用于民族國家內部的階級關系。而“生產VS投機”則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核心矛盾(階級矛盾)，當然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之間存在矛盾，并可能在某些條件下明顯激烈，但這種“生產”與“投機”的矛盾并非核心的矛盾;通俗地講不過是不同資本(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間“分蛋糕”的問題。所以，個人看來“勞動VS資本”與“生產VS投機”并不是同級別討論的問題。

　　盧老師接著強調“屈從的”利益群體沒有占據主導地位，中國存在著“系統的抵抗”，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當然也有屈從與抵抗，但在發展中世界中，像中國這樣的系統性抵抗可說是沒有的。”

　　按照個人觀點，盧荻老師提出的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民族國家這一受害者的客體面臨的“屈從VS抵抗”的選擇。但是，“勞動VS資本”之間的關系并不是民族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關系所能代替的，而是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和民族國家內部進行階級劃分的重要關系。也就是說，在不同民族國家間的“屈從VS抵抗”的沖突是不能簡單地代替“勞動VS資本”間的階級沖突。

　　我們還是有必要問，無論是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還是在民族國際內部“資本”對“勞動”的壓迫是否已經占據主導地位?是否存在“不同資本”共謀對勞動的剝削?當然為了爭取自己更大的份額，這些“資本”之間自然也會存在“競爭”、

　　至于盧荻老師提及的“現實上遠比屈從合理的“黃金時代模式”(社會民主主義)的趨向(當然盧荻老師強調了他并不認為應該)”;由于盧荻老師沒有在文章中進一步明確說明，所以并不知道按照盧荻老師的理解“社會民主主義”有哪些必須的特征，所以只能根據今天和歷史上存在的“社會民主主義”國家與其模式做一推測。

　　按照一般的馬列主義理論分析，目前存在的“社會民主主義”模式只能是資本主義性質的，而不可能是其他。這并不僅僅是因為列寧曾經說過，“問題只能是這樣：或者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或者是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這里中間的東西是沒有的(因為人類沒有創造過任何‘第三種’思想體系。)”

　　因為以現實案例來看，今天也就是西北歐一些福利資本主義國家是以“社會民主主義”模式運作或者由所謂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執政，但是這些國家都有一些共同特征，即他們都是承認私有制與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國家，雖然曾經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國有經濟成分與二次分配的調整，而且對外都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下的核心國家或者至少是半外圍國家，我想盧荻老師也不會否認其中很多都是曾經的或者現實的“帝國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家)。

　　換而言之，這些國家都是今天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下的不平等交換的受益者，他們都要通過“剝削”廣大的外圍國家獲取超額剩余價值來維持國內的福利體系(按照列寧的說法，收買本國“工人貴族”)，否則其內部的階級統治也維持不下去，而且即使在這些民族國家內部，資產階級(資本)與無產階級(勞動)間的階級矛盾也仍然是社會的核心矛盾。

　　假如按照盧荻老師的說法，中國“有幸”努力向“社會民主主義”方向發展，并可能有朝一日加入這些國家的行列，豈不也就是證明了中國會越來越多地從資本主義不平等交換中獲取“超額剩余價值”，那么這樣一個未來中國的階級性質到底是什么呢?(雖然個人也認同今天的中國還遠沒有發展到這一步)

　　更不用說，在這樣一個金字塔式的“核心-半外圍-外圍”的世界體系，如果中國這樣一個有14億人口的龐然大國要發展成為穩定的“核心”或者“半外圍”國家(實現“社會民主主義”模式)，意味著需要由多少其他外圍國家的勞動人民來負擔“被剝削的義務”，這在現實中可能嗎?更不用說是否可能“這個(社會民主主義的)趨向現在開始向發展中世界擴散”?到那時地球上誰來承擔這一“被剝削的義務”?

　　即使我們退一步，假設存在可能，這也仍然無法解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所有民族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與資本主義的危機。

　　今天歐美諸國在新自由主義條件下，包括2009年以來出現的金融危機，所謂“去福利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于這些國內統治階級對外獲取的“超額剩余價值”逐漸減少，已經日益無力承擔“福利開支”滿足國家內部廣大人民的需求所致。這已經在這些國家內部造成嚴重的政治與社會危機，而這恰恰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不同民族國家間力量(通過不平等交換)此消彼長有密切關系。

　　與盧荻老師理解所不同的是，并不是因為缺失對于“世界體系的中心與邊陲”的視野，而正是因為認識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核心國家與半外圍國家剝削廣大外圍國家”的現實，所以我們有必要討論“社會民主主義”模式對今天中國是否是可能的現實的道路?而假如這一道路在現實中可行的話，一旦實現這一目標對中國國家性質、階級關系、以及對于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和其內部秩序又將意味著什么?

　　抱歉，本文已經寫的過于長了。也許對盧荻老師來說，列寧的某些分析方法可能已經“不太與時俱進”，不過我認為有些話語仍然值得我們思考：

　　“馬克思主義者在談論階級社會的一切社會問題時，始終不能離開分析階級關系的正確立場，不能離開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因為“階級關系——這是一種根本的主要的東西，沒有它，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

　　對于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國家階級性質的討論是今天世界范圍內所有左翼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而且也將帶來一系列現實影響。對于中國左翼來說，如何能在吸取前人勝利的經驗與失敗的教訓基礎上，能夠不僅有利于億萬中國人民和全球數以十億計的勞動人民共同反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和消滅剝削壓迫，任何真誠的探索應該都是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

　　以上不成熟的想法，歡迎盧荻老師與網友的批評與指正。

　　補記

　　盧荻老師提及，

　　什麼叫“點了名字”?另外，我提及香港的是CWI和左翼21，我對它們只有鄙視，不認為它們是托派。

　　關于此前這一細節問題，我個人談一些看法，與正文未必有太大關聯。

　　根據網絡上的公開資料，CWI(工人國際委員會)是今天國際托派群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盧荻老師提到的Alex Callinicos所屬的SWP(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是英國最主要的兩大托派組織，在世界范圍內有數萬成員。至于香港的“左翼21”固然受到一些在香港托派的觀點影響，但是否屬于托派確實我所不知。

　　據我所知，在今天的國際托派視野中，對于中國國家階級性質的分析確實有不同的觀點，譬如從“官僚控制的畸形工人國家”(美國斯巴達克斯聯盟)到“正在形成中的帝國主義”(第四國際USFI)，CWI(工人國際委員會)對中國定性為“獨特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unique state capitalism)，而且其內部仍然有部分人認為中國是“官僚控制的畸形工人國家”。不過縱然存在這些觀點與判斷的不同，但就從其理論體系和思想脈絡而言，恐怕不是我們從外部能簡單地判定他們是否屬于“托派”。

　　而且，據我所知，西方不同的托派與托派思潮內部對于中國國家的階級性質的分析從1990年代以來就有大量的討論與爭論，這一爭論的持續時間長達20余年，其實直到今天仍然還在繼續中。

　　此外，在中國之外的毛派群體中，無論是在西方的還是在廣大亞非拉地區的，對于今天中國的國家階級性質也有激烈的討論。例如，2014年www.red-path.net曾經發行過一個論文集《中國是否是帝國主義?——思考與證據》(Is China an imperialist country?Consideration and Evidence)，其主要理論依據來源于列寧針對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和中國對蘇修帝國主義的批判，而且作者多是對中國人民、中國革命與中國文化大革命傳統具有深厚感情的國際左翼分子。

　　以上后記，僅供盧荻老師和感興趣的網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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