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國傳統文化：在批判中繼承，在創新中發展

　　作者：姜義華 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歷史系教授

　　確立大歷史觀和科學歷史觀

　　怎樣才是在批判中繼承，在創新中發展?

　　首先，要確立一種大歷史觀，一種科學的歷史觀，一種整體化的歷史意識。這就必須將回顧往昔、立足現在、開創未來這三者作為一個統一整體，將立足中國、環顧世界、縱貫古今中外這三者有機地統一起來。

　　為什么要重視傳統文化?因為我們現今的一切都是歷史的產物，都是歷史地形成的。傳統文化是歷史的重要構成部分，它不是一堆僵死的骸骨，不是前人留給我們的一批頹垣殘壁。傳統文化作為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積極參與造就了我們所面對的現實環境、外部世界以及作為主體的我們自身。歷史是現實世界的真正母體。歷史將告訴我們，現實的人從何而來，現實的外部世界從何而來。傳統文化從來沒有遠離現實世界而蒸發一空，它對現實世界的影響可以說仍然無往而弗屆，滲透在現實的人和現實世界的各種機體、各個細胞中。人們在創造歷史，開辟未來，但他們的創造，無論是客體，還是主體，都不能游離于歷史的聯系而獨立存在，他們的創造活動只能在包括傳統文化在內的歷史所提供的有限范圍內進行。這種大歷史觀認為，歷史不是僅僅給人們增加一些知識、一些成功的經驗或失敗的教訓，它的真正意義在于讓人們清醒地認識自己從哪里來，自己所處的世界從哪里來，清醒地認識自己究竟是什么，自己所處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清醒地認識自己將能夠做什么，能夠改變什么，自己所處的世界能夠做什么，能夠改變什么。只有在過去、現在、未來三者的統一中，在中國自身、周邊國家及整個世界的統一中，才有可能正確認識全部歷史聯系的真正意義，才有可能正確估定中國傳統文化的真正價值，才有可能對中國傳統文化真正做到在批判中繼承，在創新中發展。

　　在批判中繼承，不是重復往昔慣常所做的那樣將傳統文化簡單化地劃分。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群體，不同的個人，區別精華與糟粕的標準，不可能一致。

　　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批判的真正意義，是給歷史事物以客觀而準確的歷史定位，了解它們的發生、它們的存在具有什么樣的歷史合理性，它們被否定以及被新事物所取代，又具有什么樣的歷史合理性。這就必須深入研究它們在歷史的長河中因哪些條件、哪些機緣而產生，而發展，而演變，又因條件發生哪些變化、機緣怎樣喪失而無法繼續存在，最終不免為新事物所取代。批判，是非常深入的歷史思考，是站在更高的立足點上以更廣闊的視野對先前的事物重新加以估定，對它們的前因、過程、后果、存在的價值重新加以評判。

　　就以中國傳統的大一統政治文化而論，基于“民唯邦本，本固邦寧”的政治倫理而形成的國家與社會治理體系，包括依靠不同階層之間經常流動、在地域之間經常流動的選賢舉能進行國家與地方專業治理的體系，以及憑借家庭、家族、鄉里等社會自組織進行自我治理的體系，這些體系，如果不是放在一個更長的時段和一個更廣大的空間范圍中，而是用一時一地的某種固定標準來評價，或者舍棄制度性恒長起作用的基本面，而列舉一大批反其道而行之的事例來評價，就很難對其利弊得失和其真正的價值作出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公允結論。

　　以中國亦已綿延數千年的農耕文化而論，至少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農經濟就是它依以存在的最基本的形態。《孟子•盡心上》中說：“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饑矣。”這就是典型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后來，隨著人口增加，耕地面積不再那么大，正是這一小農經濟，造就了中國自力更生、勤儉力行、去奢寵儉、量入為出的文化傳統。中國農耕經濟的又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土地可以買賣，可以租賃，可以流動，可以進入市場，這會導致土地由分散而集中，導致兩極分化，但它確實給小農經濟注入了強大活力和再生力。國家為確保社會的穩定和政權的鞏固，用限田、均田等方法保障農民對土地的支配權，阻止或限制土地進入市場。這又形成了國家與市場互動的傳統。當國家和豪強地主相結合，不再維護小農利益時，廣大流離失所的農民便會奮起反抗，直至使用暴力打落皇冠，橫掃豪強，重建小農所期盼的秩序。土地由分散而集中，國家由足民足食、抑制豪強，而逐漸轉向橫征暴斂、縱容豪強，形成中國農耕社會的周期性危機和周期性重建。這就是中國農耕文化的自我更新、自我修復的傳統。

　　中國傳統的以群體為中心而不是以個人為中心的社會結構、社會倫理、社會文化，中國傳統以義利兼顧為最高訴求而反對見利忘義的經濟倫理，都必須和中國農耕文化傳統結合起來，才有可能獲得較為深刻的理解。

　　確立了這樣的大歷史觀或科學的歷史觀，就能在一個很長的時段內，在一個更為廣闊的空間內，客觀而深入地認識與評估包括傳統文化在內的歷史遺產，揭示它們存在的意義和內在的價值。

　　將馬克思主義和傳統文化精髓結合起來

　　要理直氣壯地正面闡明，中國共產黨人在近一個世紀奮斗中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成功結合起來，取得一個又一個偉大的勝利，是中國傳統文化在批判中繼承、在創新中發展的偉大踐行者。

　　可以從認識論、本體論、方法論三個環節，了解深得中國文化精髓的中國共產黨人為什么能夠最有成效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來推進中國革命和中國建設事業。

　　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堅持實踐第一，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從實際的前提出發，它須臾不離這個前提”，“在玄想終止的地方，在實際生活那里，也正好就開始了實際的實證的科學”。這和中國傳統的實踐主義、經驗主義、歷史主義文化非常容易銜接和互相結合。

　　馬克思主義的本體論，堅持以現實的人、人與人的現實交往、現實關系為主體，堅持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堅持以最廣大的人民大眾為主體，這和中國傳統文化以群體為本，以從個人到家庭到社會到國家直至天下的命運共同體為最高價值，很自然地最容易互相理解、互相印證、互相融通。

　　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是唯物辯證法，這和中國《易經》的一陰一陽為之道，《老子》所說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及儒家所倡導的“中為大本，和為達道”的辯證思維，相互之間幾乎沒有任何不可逾越的障礙，中國共產黨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辯證法的運用得心應手，出神入化，正是充分掌握了辯證法精髓的結果。

　　中國共產黨是代表了現代先進的工業文明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秘訣，恰恰在于它創造性地將現代先進的工業文明和中國傳統的農耕文明有機地結合起來，通過農耕文明內在力量的激發與重組，使之成為中國建成現代先進工業文明最有力的推動者，而這一點可能正是中國共產黨所開辟的中國道路、所創立的中國模式真正的基本點。

　　中國共產黨第一代最杰出的代表毛澤東，他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特別從中國最廣大的農村和最廣大的農民這一實際出發，依靠廣大農民群眾，將廣大農民組織成為一支具有極強戰斗力的現代軍隊，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武裝斗爭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毫無疑問是實踐主義認識論、人民主體的本體論以及革命辯證法的偉大勝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土地改革和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又一次將廣大農民動員起來，在新的基礎上用新的形式重建了中國的大一統政治秩序，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各民族的團結，并為中國向現代工業文明全面轉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質條件和極為寶貴的經驗。這可以稱作第二次農村包圍城市。這也是實踐主義認識論、人民主體的本體論以及革命辯證法的偉大勝利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所主導的改革開放，從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發展鄉鎮工業開始，引發城市和國有企業改革。中國農村又貢獻了數以億畝計的土地，由農業用地轉變為工業用地、交通運輸業用地和城市用地，激發了巨量資本積累與集聚，吸引了巨量外資的進入;中國農村還貢獻了幾億青壯年農業勞動者轉變為工業和城市勞動者，造就了勞動密集型產業超大規模的快速發展，為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超常發展奠定了基礎。中國僅用了短短幾十年時間，實現了從傳統農耕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全面飛躍，中國擺脫了兩三百年來的貧困落后局面，一躍而為具有世界重要影響力的巨大經濟體。在中華文明這一歷史性的巨變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農村無愧為第一大功臣，人們無論如何都不能低估他們的勤奮、勞動、無私的奉獻、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所做的貢獻。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這是第三次農村包圍城市，傳統的農耕文明成為現代先進工業文明的同盟者、支持者和最有力的推動者，這當然更是實踐主義認識論、人民主體的本體論以及革命辯證法的偉大勝利。

　　中國現在不僅要全面建成小康，而且要全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將在已取得的成就基礎上，再一次依靠廣大農村，建設新型的生態文明。那很可能是第四次農村包圍城市，農村支持城市。面對這一新的歷史性的挑戰，中國共產黨人會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結合提到一個更新的高度。中國今天已深度進入全球化，并一步步從邊緣半邊緣走向世界性聯系的核心。中國將成為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國家。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歷史形成的穩定的命運共同體，在整個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將承擔更大的責任，也將發揮更大的作用。立足這樣一個高度，中國共產黨人繼續高舉馬克思主義大旗，對中國傳統文化堅持在批判中繼承、在創新中發展，將開辟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達到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中國傳統優秀文化，也將在應對中國和世界這一全新挑戰中譜寫出嶄新的篇章。

　　把握個性與共性、差異性與統一性

　　批判地繼承，必須在異彩紛呈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既注意它們各自的個性，更正視它們的共性。比如，既要看到諸子百家各自的個性，又要看到諸子百家的共性;既要看到儒釋道三者的個性，又要看到儒釋道三者的共性;既要看到中國歷史上各民族文化上的個性，又要看到這些民族文化的共性;既要看到中華文化不同時期不同區域的差異性，又要看到它們相互之間內在的統一性。只有全面而系統地把握住個性與共性、差異性與統一性這兩個方面，才能真正做到傳統文化在批判中繼承，在創新中發展。

　　共性的部分，或統一性的部分，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軸。

　　中國傳統文化和其他各種文化相比較，最鮮明的一個特點，就是世界絕大多數文明的形成與發展，都和統一宗教和統一教會密不可分。但中國傳統文化最大的特點，恰恰就是從來沒有以這樣的統一宗教、統一教會為主軸。中國所重視的知識，是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為中心，是以人們現實的實際生活為出發點和終極目標，而不是以達到彼岸神的世界為終極目標。所以，中國傳統的知識譜系從根本上來講是實踐主義、經驗主義、歷史主義的。它不是把彼岸世界放在第一位，不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人、現實的人、人的現實生活放在第一位。中國從最早的《易經》開始，一直到今天中國共產黨所堅持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都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這一根本的特點。這樣的文化，并不排斥其他的宗教，而是可以包容佛教、道教，包容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但這些宗教要在中國生根發展，都要順應中國傳統文化關注人的現實生活，關注現實的人自身如何成長這一共性。

　　中國傳統文化的又一鮮明的共性，就是以群體為中心的所謂倫理本位，這就是以現實存在的群體的人為價值主體，以人和人的現實關系為價值主體，以從個人到家庭到鄉里到社會到國家到天下這樣一個家國命運共同體為價值主體。中國的諸子百家，都是以人與人的共同命運為價值主體。中國各民族傳統文化，最重要的特點，也是承認和推重人與人的共同命運。中國也有倡導個人本位者，也有主張“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者，但它從來沒有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無論是繼承，還是創新，個性與共性，差異性與統一性，忽視了其中任何一個方面，都會產生嚴重的問題。沒有個性與差異性，就沒有豐富多彩的多樣性，就不可能有突破與創新;而沒有共性與統一性，突破與創新就將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傳統文化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抱殘守缺，必須不斷創新，在創新中發展，這樣，它方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響力。

　　創新的起點，是疑前人所未疑，試前人所未試，視追求真理、發現真理、堅持真理為文化研究的最高目標。對傳統文化的長處要有充分的自信，同時，對傳統文化的不足，也必須有足夠清醒的認知。對傳統文化的長處沒有充分的自信，會迷失前進的方向;對傳統文化的不足沒有足夠清醒的認知，同樣會步入歧途。傳統文化必須勇于接受現實與未來的各種挑戰，努力探求各種未知，努力不斷提升自身，方才能夠永葆活力。

　　對既有的和新發現的各種歷史文化文獻，進行系統的整理，根據歷史實際，吸取現代各學科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在充分借鑒中外前賢研究基礎上，作出新的梳理與新的詮釋，這是一種創新。

　　在繼續深入研究傳統精英文化的同時，廣泛了解積淀在民間大眾和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傳統文化，并將精英文化與以往常常被忽略的草根文化緊密結合起來，全方位地認識傳統文化真實面目，這又是一種創新。

　　然而，最有意義的創新，還是立足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立足于當代世界復雜多變的全部實踐，從中國實際和當代世界實際出發，在宏大的歷史與文化視野中，對中國自身的經驗作出系統的總結，對中國道路作出深刻的闡述，對世界的發展與變化作出符合實際的解釋，從而形成具有無可辯駁的中國自己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這方才是最重要的創新，中國傳統文化只有在這樣的創新中方才能夠得獲無窮無盡的活力。

　　在融合融通中開辟一條新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自信開放的心態，通過中國傳統文化與其他各種文化的比較研究，通過積極主動地和其他各種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批判地吸取各種優秀文化的精華滋養自己，這同樣是一種批判中繼承，一種創新中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全過程表明，立足于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乃至珠江流域而形成的農耕文化，最初就是在同周邊游牧文化、山林農牧文化長時間的接觸、碰撞、沖突、交流、交融中，既鞏固了自己的主體地位，又兼容了游牧文化。雙方通過逐步互相認知、互相包容、互相借鑒、互相吸收，方才形成中國大一統兼容并蓄的復合型的文化共同體。

　　隨后，中國傳統文化又陸續在同西亞文化、印度文化、歐洲文化的接觸、碰撞、沖突、交流、交融中，又批判地吸取了這些文化之所長，彌補了自身之所短，用異質文化的豐富營養提升了自身。

　　章太炎在1913年所寫的《駁建立孔教議》，論及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一個最重要的特征：“蓋自伏羲、炎、黃，事多隱怪，而偏為后世稱頌者，無過田漁衣裳諸業。國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務在工商耕嫁，志盡于有生，語絕于無驗，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為真宰，此華夏之民所以為達。”中國古代這些神話傳說，總的看，都是以現實的人為中心，而不是以超越人世的神為中心，是以人的政事日用、工商耕嫁等現實生活為中心，而不是以虛構的鬼神世界為中心，這就是“志盡于有生，語絕于無驗，人思自尊”。在論及形成中國文化軸心的先秦諸子時，他指出，這也是他們共同的特征：“逮及衰周，孔、老命世，老子稱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孔子亦不語神怪，未能事鬼。次有莊周、孟軻、孫卿、公孫龍、申不害、韓非之倫，浡爾俱作，皆辨析明理，察于人文，由是妖言止息，民以昭蘇。”梁啟超此前所寫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也曾指出，先秦諸子“無余裕以馳騖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學術思想，常務實際，切人事，貴力行，重經驗，而修身齊家治國利群之道術，最發達焉”。這也適用于整個中國文化。

　　然而，知性過強，理性便常常缺位;語絕于無驗，抽象思維和超越現實的對未來世界、未知世界的想象及探求，便缺乏足夠的內在動力，發展的空間便非常有限。而這些，恰好可以從印度、西亞乃至歐洲古代及中世紀文化中得到啟迪與借鑒。中國宋明理學的勃興，對人較為抽象的心性、理氣問題深入進行的討論，就是吸收和融匯了印度文化特別是佛教文化的結果。

　　陽明心學在宋明理學中可以說最具獨創性，貢獻最大。王陽明在知識論、認識論中，特別強調了人的主體性地位，強調了人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中的主觀能動作用。他認為，朱熹訓格物致知為即物窮理，其格的后果只會析心與理為二，使主觀之心與客觀之理不能統一。他說：“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他所強調的是，人用以界定內在的精神世界和外部的物質世界所運用的語言、概念、符號及其使用規則，原本都是人自己創造的創造物，人正是利用自己的這些創造物認知自我、認知外部世界，完成自我修養，相互進行溝通，組成人類社會，確立人類和外部世界交往的秩序。王陽明提出必須“致良知”，以為良知人人俱具，自圣人以至愚人，無不相同，它是支配人的道德行為的精神本體。和“致良知”緊密相連的是知行合一。他認定，知行是同一個功夫，知則必行，不行不足謂之知;真知必行，不行終非真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行之明覺精察處即知，知之真切篤實處即行;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這就是要矢志不渝地將人的內省的功夫和實踐的方法真正統一起來。陽明心學高揚人的主體性、主觀能動精神，是中國以人、現實的人、人的現實生活為中心的傳統知識論、認識論、本體論的繼續，是非常重要的充實和一次重大的提升，它為人、現實的人在認識自身、認識世界以及提高自我精神境界、變革整個社會的實踐中，更具主動性、積極性、原創性提供了一種理論基礎，提供了異常強大的原動力。

　　近一個多世紀來，中國為適應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曾如饑似渴地從西方、從日本、從蘇俄吸取了大量近代文化成果。近代西方文化是一種立足于人與物的二元化的文化：人之本、人之情、人之義，仍舊歸原于上帝，歸原于宗教;而物之本、物之理、物之成，則歸原于科學，歸原于邏輯、數理、實驗。170多年前，中國被迫打開大門后，特別迫切需要解決科學技術與物質生產落后問題，于是，師法西方文化，窮究物之本、物之理、物之成，重邏輯、重數理、重實驗，彌補了自己在這方面的不足。此時，中國自己所固有的非宗教化的人之本、人之情、人之義，竟在一定程度上為物之本、物之理、物之成所壓抑、所支配。生存競爭、優勝劣汰這一自然法則曾被一些人無條件地移用于人類社會，倫理人在這些人那里要完全變成經濟人，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拜物教在這些人那里被說成必須無條件地取代以人為本，以人情、人性、人義為本的中國文化傳統。人之本與物之本、人之情與物之理如何做到不是彼此絕對互相排斥，而是恰當地互相交集、互相結合、互相融匯、互相融通，是近代以來中國學習西方、學習蘇聯過程中，一個無法回避而必須面對的歷史性課題。事實證明，在這一點上我們如果走偏了，就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沉重的代價;這一步如果走正了，我們就能事半而功倍。

　　今天，全球化、信息化已經席卷整個世界，誰最善于利用世界各種不同文明精神生產、物質生產乃至制度生產的優秀成果同自己所固有的優秀文化傳統有機結合起來，在彼此融合和融通中開辟自己的新路，誰就能夠占得先機，領跑于世界。這毫無疑問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神圣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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