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馬編者按

　　本文以中國史研究為中心，分析了近年來日本的中國明清史研究的前沿與方法，并進一步探討了田野調查與歷史研究的關系，強調了歷史研究要加強田野調查方法的使用。

　　正如島田虔次教授所說：“中國研究如果不接觸活生生的中國的話，它便無以成立。”其中所講的“接觸活生生的中國”，從根本上說，就是作為外國人的日本人踏上中國的大地、接觸中國社會、接觸中國人。從廣義上說，“接觸活生生的中國”，也就意味著日本人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

　　本文原刊于《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作者簡介：森正夫(1935-)，男，日本國人，日本愛知縣立大學教授，校長。

　　前言

　　本文著重從日本中國明清史研究的角度，分四點探討“田野調查與歷史研究”這一問題。文章后面的參考文獻目錄是按照引用順序排列。

　　一

　　現代日本中國史研究中的田野調查

　　和上世紀80年代以前不同，當今日本的中國史研究，特別是明清史研究者們更加積極、廣泛地運用田野調查方法進行研究。

　　2001年3月，濱島敦俊出版了《總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一書。該書是討論“田野調查與歷史研究”問題時特別值得關注的研究。

　　1960~80年代，濱島從明清時期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水利和徭役問題入手研究農村社會結構，發表了許多研究成果。濱島在《總管信仰》一書中提出：無法確認中國的明清時期存在農民之間自然形成的村落共同體。特別是在中國找不到像同時代的日本那樣的以水利為中心的固定的共同體式的關系或組織。然而，居住在農村的人們如果不結成某種共同性的組織、進行共同性的活動的話，就無法維持再生產。為此，濱島從各種角度研究農村社會，逐漸認識到在民間信仰和祭祀中，確實存在著共同性的組織和共同的活動領域。80年代以來，濱島為驗證這一觀點，在長江三角洲的32個市、縣、鎮、村進行了多次訪談調查，并把訪談調查和對文獻資料的細致分析相結合，揭示出明清時期中國的民間信仰和祭祀中存在著共同性的組織和共同性的活動領域。

　　《大阪大學文學部紀要》第34卷，是以濱島為首的大阪大學共同研究小組至1994年為止所進行的田野調查的成果。1994年以來濱島仍繼續進行田野調查，前面提到的《總管信仰》一書便是其研究的結晶。在這部著作里，濱島敦俊把有關長江三角洲農村的文獻研究和作者本人在日本農村的生活體驗相結合，提出研究假設，分析以田野調查為基礎的訪談資料和新發掘的資料、文獻，證明自己的研究假設。這本著作運用獨到的研究方法，提出了關于明清時期中國民間信仰的形成和發展的學術見解，因而在學術界受到了高度評價。

　　在此書出版之前，自20世紀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佐ク木衛等5名研究者在路遙等中國研究者的協助下，對義和團的故鄉山東、河北、北京、天津農村的民間信仰與結社、集團進行了訪談調查。其成果收入了《近代中國的社會與民眾文化——日中共同研究·華北農村社會調查資料集》等著作。

　　此外，最近三谷孝等利用20世紀40年代華北農村慣行調查資料、并對其后50年間農民生活的歷史和華北農村社會變革過程進行了訪談調查，其研究成果正在陸續出版。已出版《中國農村變革與家族、村落、國家——華北農村調查記錄》第l卷、第2卷，作者們對詳細的訪談資料進行了認真的整理。可以預想，今后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上，將不斷有研究成果問世。《從村莊閱讀中國》一書便是其中之一。

　　菊池秀明對廣西移民社會進行了廣泛的實地調查，收集了大量族譜、碑文等資料。菊池根據這些資料，研究作為太平天國運動前史的明清時期廣西移民社會，于1998年出版了兩卷本著作，其中一卷是正編，一卷是資料編，后者正是作者進行實地調查的產物。在進行實地調查時，菊池有意識地不以訪談調查為重點，而把幾乎所有的時間都用來收集邊疆貧窮地區農家珍藏的，因而在以往的歷史研究中從未被利用過的資料上。兩卷本著作中的正編就是利用大量此類資料而取得的研究成果。

　　川勝守對長江三角洲地區市鎮的石拱橋景觀進行了全面調查，并結合鄉鎮志的記載，揭示了石拱橋建設的過程。上田信關于寧波郊外農村宗族的研究，聶莉莉關于中國東北地區宗族的研究都運用了訪談調查的方法。山田賢探討了清代四川移民的宗族組織和同鄉組織的性質，以及宗族組織和同鄉組織在該地區社會中的作用，在研究過程中，山田也考察了四川省云陽縣的山寨、宗祠、同鄉會館的樓寨以及縣城郊外鎮子的景觀并將其用于分析。

　　其后，上田信調查了華北、華南的森林植被破壞、沙漠化以及綠化的現狀，揭示了目前森林的生態、環境狀況，還追溯了以往的歷史變遷。澀谷裕子在以清代中期徽州府休寧縣從事商品作物栽培的棚民為對象的研究中，也注意到該地區森林的狀況，并對清代的碑文進行了實地考察。另一方面，唐代史專家妹尾達彥與中國研究者一起，在黃土高原進行了田野調查，并以位于考察地區南端的漢、唐兩朝的長安城遺址為對象，研究城市與灌溉的關系。妹尾通過這一研究分析了沙漠化產生的原因。上田和妹尾的研究將實地調查與歷史研究相結合，有助于探討現代中國的綠化和環境保護問題。

　　如上所述，在當今日本的中國史研究中，研究者們在中國研究者和有關方面的理解和協助下，廣泛、積極地進行田野調查，因而不斷有卓越的研究成果問世。

　　二

　　1945年以前日本、中國以及1945年至80年代美國、中國的法社會學、社會人類學、社會學等領域中的田野調查及其影響

　　回顧歷史，實際上在二戰時和二戰后，日本以及其他國家的法社會學、社會人類學、社會學等領域的研究者們已經在田野調查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對現代日本的中國史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本部分就這一問題作一回顧。

　　從1940年到1942年，滿鐵調查班在社會法學者末廣嚴太郎博士的指導下，在河北省的4個村落及山東省的2個村落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其目的是要揭示“中國社會中法律習俗、亦即現實地制約著中國的社會關系并使之得以成立的法律規范”，以及有關道德、禮儀、宗教等的各種規范。這一調查也稱為華北農村慣行調查。調查的結果即6卷本《中國農村慣行調查》，由巖波書店于1950年和1980年兩次出版。戰后，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者們通過對這一調查的內容進行分析和研究，提出了諸如中國社會是否存在村落共同體，在中國是否存在村與村的界線，中國的共同體與日本的共同體有什么不同等等重要問題。尤其是曾經直接從事慣行調查的旗田巍的研究，在銜接華北農村慣行調查和戰后史學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華北農村慣行調查資料為基礎，產生了許多研究成果，如古島敏雄、幼方直吉、野間清等的評論、村松佑次的《中國經濟的社會體制》、仁井田陛的《中國法制史》等等。尤其是村松佑次的著作尖銳地闡明了中國社會結構的特征。華北農村慣行調查不僅對60年代前半期以前的著作，對此后直到90年代日本的中國明清史、近代史研究也產生著持續的影響。眾所周知，美國的黃宗智用這一調查資料研究華北的小農經濟，同時，還利用滿鐵上海事務所在華中農村調查所得的資料分析長江三角洲的小農經濟。

　　此外，中國著名的社會人類學家、社會學家費孝通博士的研究成果，自1945年以前以至今日，也不斷影響著日本的中國史研究。

　　《中國的農民生活》(PeasantlifeinChina)這本廣為人知的著作，是費孝通在英國社會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指導下完成的博士論文，出版于1939年，正是他在整理、分析訪談調查基礎上取得的成果。費孝通的這部著作對戰后日本的明清史研究，尤其是社會經濟史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中很多章節經常被人們引用。

　　后來，在改革開放初期的80年代初，費孝通回到以前曾進行過調查的吳江縣，與許多專家一起在農村進行了社會調查。費孝通特別注意到農村市鎮在生產、流通中發揮的作用，于1984年發表了題為《小城鎮大問題》的論文。費孝通早在半世紀前的《中國的農民生活》一書里就已注意到了市鎮的作用。這篇論文以及費孝通在此后發表的一系列論文以各種形式介紹到了日本，由大里浩秋和并木賴壽以《江南農村的工業化<小城鎮>建設的記錄1983~84》為題譯成日文，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戰爭時期，社會學家福武直在華中進行調查，并在此基礎上于1946年完成了《中國農村社會的構造》一書。該書運用調查資料揭示了市鎮、農村的實際狀況，并提出包括市鎮、農村在內的地域社會的理論框架，它對戰后日本的中國明清時期江南農村社會研究有著啟發意義。

　　此后，60年代介紹到日本的美國社會人類學家施堅雅的論文(中國農村社會的市場、社會結構)，也對日本有關宋代以后的中國歷史的研究、以及地理學中的市場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篇論文指出，在中國社會，居住在農村交易中心“集鎮”周圍村落里的農民，在經濟上、社會上、心理上形成了一個統一體。擁有這種統一體的地區便是一個“標準市場”，“標準市場”與“中間市場”、“中心市場”一起構成重疊的農村市場。施堅雅的上述理論體系，是以他1949、1950年在四川省華陽、金堂兩縣進行的社會調查為依據的。斯波義信在1966年發表的書評中，最早系統地介紹了施堅雅的這篇論文，古島和雄1972年的論文第一次運用施堅雅的理論分析中國社會的結構，中村哲夫1984年的論文也運用施堅雅的理論分析了華北農村市場。1979年，今井清一、中村哲夫、原田良雄將施堅雅的論文全文翻譯成日文，這些都擴大了施堅雅的影響。

　　如上所述，自1945年直至今日，日本的中國明清史、近代史研究是在許多田野調查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其中有1936年費孝通在長江三角洲農村進行的調查、1940~1942年的華北農村慣行調查、同一時期福武直在華中農村進行的調查、1949年前后施堅雅在四川農村進行的調查、以及1980年代前期費孝通的市鎮(小城鎮)調查等。

　　三

　　在長江三角洲市鎮從事田野調查——挫折與發現

　　進入80年代后，隨著中國政府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越來越多的日本研究者頻繁地訪問中國。筆者自己也與名古屋大學的中國史、地理學的研究者合作，對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市鎮進行了田野調查。田野研究的課題是“關于長江三角洲中小城市——市鎮——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歷史學、地理學研究”。

　　出于以下幾個契機，課題小組選擇了長江三角洲的市鎮為研究對象。

　　第一，出生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日本的中國研究者，受日中戰爭導致的兩國斷交等歷史因素的制約，40歲之前一直是在與中國大陸完全隔離的情況下從事研究的。因此，研究者對中國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在我們這一代人的內心，有著一種強烈的愿望，那就是訪問中國、接觸中國的風土人情、在中國生活、與中國人對話。這種發自內心深處的愿望，成為我們從事田野研究的第一個契機。

　　第二個契機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3~1984年，筆者有機會接觸到長江三角洲當時唯一對外開放的上海平原的自然景觀，并在復旦大學樊樹志的指點下，訪問了這個平原上有著悠久歷史的市鎮，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三，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社會經濟結構是戰后日本中國明清史研究的中心課題，有必要調查和探討這一地區發達的市鎮以及市鎮間的網絡，從而對這一問題重新加以闡明。我們對于長江三角洲只限于文獻上的抽象理解，而沒有具體的感受。體現長江三角洲特征的大大小小的河流渠道，對我們來說也只有來自書本的印象。

　　第四，在80年代后期的名古屋大學，歷史學、人文地理學、自然地理學三個相鄰學科的研究者之間存在著一種互相協作、開拓學術新領域的氛圍。名古屋大學和南京大學的中國史學者、地理學者們之間也形成了很好的學術交流氛圍。

　　然而，由名古屋大學和南京大學的中國史學者、地理學者共同策劃的兩校間的國際合作研究，最終并未能順利進行下去。其結果，中國史和地理學的研究者們僅僅以一個或極少數市鎮為對象，就各自的課題集中進行了調查。基于這樣的調查情況，研究者們只能個別地交流研究成果，尚未弄清長江三角洲市鎮的形成過程以及市鎮網絡所具有的意義，研究便草草結束了。

　　不過，雖然原先的計劃未能實現，我們卻嘗到了從單純的文獻分析中體會不到的田野調查的樂趣。按照原先的計劃，筆者要研究的是計劃調查的兩個市鎮之一的上海市朱家角鎮的行政機能、以及它對周邊農村的行政統轄機能，關于這些課題的調查未能充分進行。相反，通過對多年從事商業工作的有關人員的幾次采訪，筆者了解到在解放前后有關“米行”的非常有趣的事實。以這些事實為中心，參照1990年出版的《青浦縣志》(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市鎮的流通機能為主線，研究并撰寫了自明代后期至20世紀90年代初期四百多年間江南市鎮的通史。

　　雖然我們沒能按計劃對長江三角洲市鎮進行調查研究，但是從失敗中發現，伴隨田野調查而得到的各種新發現、新經驗，以及與地理學等相鄰學科的協作研究，為中國史研究開辟了廣泛的前景。由中國史學者津田芳郎、稻田清一和森正夫，自然地理學者海津正倫，人文地理、經濟地理學者石原潤、林上六人合著的《長江三角洲市鎮研究——從歷史學和地理學的角度》一書，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誕生的。

　　四

　　歷史研究和田野調查所孕育出的課題

　　最后，筆者想就歷史研究與田野調查的關系作一個總結，其中也將涉及到一些上文沒有提到的問題。

　　筆者關心的問題是“田野調查如何對歷史研究產生功效”，或者說“田野調查作為歷史研究的方法具有的功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意圖是通過探討這些問題來開拓東方學研究的新方向。不過，筆者想從歷史研究與田野調查的關系這一角度出發，提幾點看法。

　　第一，歷史研究本身具有現實性和實踐性，而田野調查也具有明確的現實性和實踐性。因此，兩者之間本來就具有共通性。

　　歷史研究的出發點就是通過檢證以往的歷史，解決現實所面臨的問題，并且以過去為參照，摸索解決現實問題的途徑。就這一點而言，可以說田野調查也是與此相一致的。以田野調查方法的開創者而著稱的社會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在為他的弟子費孝通的《中國的農民生活》一書所寫的序文里，高度評價了費孝通對當時中國農村社會面臨的現實問題抱有強烈的關心并著成專著。馬林諾夫斯基指出，社會人類學和作為其研究方法的田野調查，本身應該以解決現實問題為目的。在探討歷史研究與田野調查二者關系的時候，我們必須牢牢記住二者都與現實、實踐有著密切的關聯。無論是從事歷史學研究還是從事田野調查，研究者都不應該脫離自身生活著的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問題。的確，將學術研究與解決現實問題相結合并非易事，但是學者們必須經常保持這樣一種強烈的意識。

　　第二，日本人研究作為外國史的中國歷史，以及作為外國人的日本研究者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究竟具有何種意義。換言之，也就是日本的中國史研究以及以中國為對象的田野調查，到底面臨什么樣的現實課題。

　　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者在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或者研究中國的環境、生態史的時候，從某種意義上說，其研究對象屬于現代，而且研究對象與日本有著明確的關聯，因此現實的課題就顯得十分清晰。例如，近現代日中關系中所包含的政治問題便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課題。

　　在研究近代以前的中國歷史的時候，特別是對我們外國人來說，考慮什么是現實的課題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比如日本文化和日本社會在東亞世界中所占有的位置以及日本文化和日本社會的歷史形成過程，實際上不正是我們日本人所面臨的課題嗎?對研究明清時期或宋元時期、甚至研究唐代以前的中國歷史的日本學者來說，這些課題恰恰是重要的研究對象。

　　第三，作為歷史研究對象的中國社會所具有的卓越的中國特質的問題。中國以其豐富的文獻收藏量而素有文獻之國之稱，然而，其實有不少問題如果不進行田野調查就無法弄清楚。在第一部分里介紹的濱島敦俊關于民間信仰的研究，在文獻里幾乎沒有記載。

　　第四，歷史學有必要全面攝取在與之相鄰的地理學、民俗學、文化人類學、社會人類學中業已確立的田野調查的方法。攝取田野調查的方法及其成果，有助于給歷史學開辟新的未來。然而，攝取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最近，長期與濱島從事共同調查的片山剛，在須藤健一主編的《走田野調查之路——人文學科研究者的知識與經驗》一書中，闡述了有關田野調查與歷史學之關系、以及如何運用作為歷史學相鄰學科的田野調查的方法。

　　第五，必須指出，在發掘作為史學研究基礎的文獻資料時，田野調查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中國的研究者、學術界十分積極地從事著地方資料的發掘、整理和出版工作。這些雖然沒有被稱為田野調查，但無疑它們確實是田野調查。在這個意義上，近幾年中國史學界劃時代的成果——徽州文書、巴縣檔案、以及福建宗教碑文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出版也可以說是田野調查。在日本，黑田明伸最早利用了《退想齋日記》。這部日記由山西大學的研究者喬志強發掘，是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中葉出自山西省赤橋村讀書人劉大鵬之手的珍貴記錄。這正是田野調查的產物。

　　第六，必須指出，文獻資料的整理工作本身就帶有田野調查的性質。這一工作本身并不是實地社會調查意義上的田野調查，然而，比如在進行國際性的調查活動時，從大的角度研究某一文獻資料的內容和性格，也可以稱之為田野調查。夫馬進等有關《使琉球錄》的共同研究，就具有這樣的性質。

　　第七，文獻資料的使用方法本身就具有田野調查的性質。巖井茂樹廣泛涉獵現代中國的報紙、雜志、廣告、行政、財政資料，使用“原額主義”(維持初定稅額的財政制度)這一概念，揭示了自明清以來跨越各個時期的中國財政體系的結構特征。這種靈活運用現代文獻資料的方法，也是值得注目的田野調查方法。

　　結語

　　除了本文提到的問題之外，還有諸如田野調查在地域史敘述中的作用等問題，對此難以全面討論。作為本文的結語，筆者想重申一點，那就是歷史研究與田野調查二者在學術或方法上具有相近的特性。

　　日本優秀的中國思想史學家、已故的島田虔次先生在日中邦交尚未建立，因而日本人無法前往中國進行田野調查的1962年就曾經說過：“中國研究如果不接觸活生生的中國的話，它便無以成立。”從根本上說，“接觸活生生的中國”，就是作為外國人的日本人踏上中國的大地、接觸中國社會、接觸中國人。從廣義上說，“接觸活生生的中國”，也就意味著日本人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

　　本來，中國史研究是中國研究的一部分，也是歷史研究的一部分。中國人從研究本國史的角度研究中國史和外國人研究中國史，兩者的出發點自然不同。歷史研究和田野調查的關系并不是簡單能理清的問題。然而，就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者而言，島田的發言提示了中國史研究與田野調查之間有著很強的內在聯系。

　　參考文獻：

　　[1]濱島敦俊.總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會と民間信仰.研文出版，2001(1).

　　[2]濱島敦俊，片山剛，高橋正.華中·南デルタ農村實地調查報告書：大阪大學文學部紀要第34卷.大阪大學，1994.

　　[3]濱島敦俊，片山剛，橫山政子.華中·南デルタ農村實地調查報告書第一部江南デルタ索引：大阪大學文學部紀要第34卷別冊.大阪大學，2001(2).

　　[4]川勝守.明清江南市鎮社會史研究.汲古書院，1999.

　　[5]寺地遵.近世中國、江南市鎮におけ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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