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高晨曦

　　翻譯  薛青林

　　校對  高晨曦

　　排版  竹子筒

　　馬克思把物質的生產活動看作人類社會的“下層建筑”，始終強調人類歷史中“經濟”的一面。要想描述人類經濟走過的軌跡，即便我們把僅視角局限在全球史觀，它的龐大性和復雜性也讓人望而卻步。因此，本文將關注的重心放在布羅代爾的《世界經濟：物質文明·經濟·資本主義》上，依托20世紀后半葉的思想史文脈，來探討布羅代爾流派的經濟史方法論。

　　該書最引人矚目的部分是結尾部分展現的布羅代爾的資本主義觀。布羅代爾認為，“潛在的資本主義很早就已成形，并在幾個世紀中不斷發展而存續至今”，而且“在本質上仍然與原初的形態近似”，即資本主義具有“長期性”和“結構穩定性”。也就是說，他從本書第二章開始描繪的世界史 (Global History) 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的歷史，這與“工業革命后，作為一種社會的生產體系而誕生的資本主義”這一通俗看法相對立。問題在于，布羅代爾為什么會提出這樣的主張，他的方法論根據在哪里?筆者認為，此前的各種議論過度集中于布羅代爾的“三層構造”理論，而忽視了他所用的概念的結構主義特征。

　　“結構是什么”，這個關于結構的定義的問題，連結構主義的創始人列維·施特勞斯也沒有給出清晰的答案。結構主義者們不是用“定義”而是用“規定”來分析研究對象。當他們分析世界經濟史時，他們把世界整體“規定”為一個大的高級結構，其下存在著“經濟世界(Weltwirtschaft）”[1]即經濟圈，并且在一個“經濟世界”中還有一個或數個“中心”，此處的中心可能是城市國家，亦可是地域、共同體社會、或者國民國家。

　　結構總是占據了特定的地位。結構的特征和結構間的相互關系決定了它的功能性地位。舉例而言，論述英國國民市場的時候，布羅代爾從英國“保守的”國民性這一結構特征出發，以此說明英國如何在與歐洲大陸的結構間關系下被迫“撤回國內”并由此“強化內部的聯結”，從而為統一的國民市場形成創造了條件。討論法國的情況時，他則借助法蘭西經濟世界“巨大”的結構特征和歐洲大陸內部的多重局面的結構間相互作用，釋明了法國國民市場較晚形成的原因。不僅如此，在說明更早的威尼斯和安特衛普的中心位置時，布羅代爾也一直在強調，這兩者的中心地位是隨其他的結構間的相互關系(主要是生產地-需求地)而搖擺不定的。

　　看來，在討論經濟史部分，布羅代爾就已經表現出強烈的結構主義傾向，這和他在結論部分對資本主義的理解在認識論上是一致的，這一認識論和列維·施特勞斯一致。對布羅代爾來說，資本主義不是一個實體，而是一種身份 (identity)，是結構。筆者把它看作一種對忒修斯悖論 (Shipof Theseus) 的解釋。如果設問：把某物體 (object) 全部的構成要素(部件)都逐一替換后，該物體是否還和原來的物體是“同一”物體?那么，功能主義的回答是“不”，而結構主義的回答是“是”。

　　功能主義比起結構的連續性更重視具有功能的實體，因此，考慮到現代資本主義下的金融和商業等部門的功能和中世紀時完全不同，應當明確地區分(前資本主義和現代的資本主義)。結構主義與此截然相反，認為功能不過是附屬的、流動的屬性，它們和實在主義 (Substantivism) 同樣，主張只有結構的相對位置(地位)才是實在的，功能反而是“形式的”。它們批評功能主義是一種“形式主義” (Formalism)，因為它把現代社會的功能特征直接套用在近代社會甚至原始社會上。因此也不難理解為什么會有這種看法產生：布羅代爾雖然批判波蘭尼的市場經濟理論，最終還是借用了波蘭尼列舉的三種“社會統合方式”，化為自己的“三層構造”理論。

　　但是，這種結構主義的認識面臨著一個新的問題，如何解釋以“工業革命”為界，“潛在的資本主義”和“人們常說的資本主義”之間的鴻溝及過渡?要填上這個理論縫隙，布羅代爾等(疑似)結構主義者面前有兩條路徑可走。其一就是認定“鴻溝”根本不存在，所以，理論本身不存在任何問題。但是，這種見解過于獨斷——即使把工業革命描述成“緩慢而漸進的變革”，它也比中世紀的任何變革都要激烈，是令社會全體改頭換面的進程，所以不說明資本主義在工業革命前后的變化的路徑是不合理，走不通的。其二就是“飛躍說”，認為只要在某時期集齊了特定的條件，穩定的結構也可達成“飛躍”，發生激烈的變動。實際上，關于地殼變動的板塊構造學說正是這個道理：原本穩定的大陸板塊(結構)在一時期突然激烈變動，然后復歸穩定的狀態并維持下去。或可推測，“飛躍說”的理論源泉正是路易·阿爾都塞的“斷裂”理論。

　　但是，布羅代爾的考察順序并不是從13世紀之前就存在的資本主義開始，探討它如何在長久的存續間不斷自我變化而必然地發展為今天的形式;恰恰相反，他是從現代的資本主義溯及既往，以結構的同一性為線索在經濟史中“發現”相當于資本主義的結構。這一方法與其說是結構主義的，不如說它與馬克思的方法是極其接近的。

　　再從宏觀的視角略作考察，在此把焦點放在經濟世界的次級結構經濟中心。如前所述，在結構主義觀點中，城市抑或國家能否成為經濟世界的中心，取決于結構本身的特征(經濟中心的特征)和結構間的相對位置(如貿易航路的中心)。在兩個要因中，前者尤其難以把握，這是由于塑造結構的特征的正是該結構的各次級結構間的相互作用。在此筆者想提出的問題是：這些曾是經濟世界中心的城市或國家，它們的次級結構中，哪些“支配性結構”在它成為經濟世界中心的過程中起了決定性作用?

　　為什么這個問題很重要呢?在某些多重局面中，要處理特定的結構(城市國家或國民國家等)并說明其在多重局面中的地位，需要依照一定的線索。作為線索的結構是聯系其他結構的中心。舉例來說，在英國，這個支配的結構就是英鎊貨幣制度，財政的穩定、政治權力的集中、貿易的集中等非支配性的結構全部圍繞著英鎊制，一齊推動英國國民市場=國內市場=世界市場的形成。在法國，由于支配性結構的缺位或弱小，各結構不能統合一致，也就沒能產生把法國推到經濟世界中心的合力。反面來說，正是由于失去了支配性的結構(布雷頓森林體系)，英國才失去了中心地位，把霸權讓渡給了美國。

　　無論如何，要理解布羅代爾流派的經濟史方法論，結構主義視角會大有助益。

　　附論：

　　我們認為，現實中存在經驗主義的功能主義、結構主義、實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四種方法論或言視角，布羅代爾的方法論介乎實在主義、結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

　　經濟史應該采用怎樣的方法論，這一問題和經濟史學的歷史使命有著深刻聯系。在全球史觀 (Global History) 的文脈中，恐怕最重要的要數對“變化”的說明，是“變化”聯結了過去和今天。那么，就讓我們回到“忒修斯之船”的例子，來指出各派學說在考察“變化”時的區別。

　　功能主義的思路是這樣的：最初的忒修斯號和完全翻新后的忒修斯號的根本的功能是不一樣的，故它們不是同一物體。舉例來說，最初的忒修斯號是載客的運輸工具，但是現在卻被當成載物的貨船在博物館展覽。功能由運輸工具變成了展示品的忒修斯號，在功能主義觀點看來自然不是原來那艘忒修斯號了。

　　結構主義則關注結構之間的關系和相對位置。雖說翻新之后功能不一樣，但是組成忒修斯號的各部件的相對位置等結構本身沒有本質變化，況且忒修斯號下海仍能浮起，這類的結構之間(船和海)的相互關系也沒有變化，所以忒修斯號依然是同一艘船。

　　實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界限非常曖昧不清，而且現在還有多種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但是，實在主義明確表示自己是與功能主義對立的方法論，而馬克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容納了功能主義的部分論點。實在主義方法論與結構主義相類似，這也是布羅代爾的“三層構造”和波蘭尼的社會統合方式在邏輯上能夠一致的原因。實在主義和結構主義最重要的區別大約就在于對“結構”的規定。結構主義的大多數“結構”在實在主義看來只是結構的“形態”，形態的變化是理所當然的，所以，自然就不存在什么“斷裂”。在這一點上，實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相通的。

　　根據戈德利爾所言，結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區別在于是否認定“連繼的偶發事件”是結構變化的原因。這在筆者看來是不夠充分的。蘇聯的馬克思研究者魯賓是這樣評價馬克思思想體系的：“它的研究對象是與一系列越來越復雜的人與人之間生產關系相對應的，一系列越來越復雜的物的‘各種經濟形態’或者‘各種形態的規定’ (Formbestimmtheiten) ”[10]也就是說，馬克思的方法論本身就有兩個層次：“物質的、技術的側面”和“社會的、生產關系的側面”，前者不是后者的條件和決定因素，而是后者所處的、后者呈現出的“一定的社會經濟形態”的前提。[11]此處“物的社會功能”不是物的自然屬性，它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結構間關系賦予的，“物的社會功能”還會賦予物以“特殊的社會性格”或者“一定的社會形態”。

　　例如，假設現在，本來由風力驅動的忒修斯號木船改造成了蒸汽動力的鐵船。在實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看來，真正的“結構”不是船，而是制造船的勞動，和船的生產(更新)過程對應的生產關系。無論是什么樣的船，亦或是船以外的制品，都不過是“勞動產品”的“形態”。“是什么形態，在什么程度上同一”才是重要的，它不取決于物，而取決于人。

　　[1] 經濟世界 (Weltwirtschaft) 是布羅代爾新造的德語術語，指當在經濟上形成了一個整體時，全球的某一部分的經濟。

　　[2] 這里的身份 (identity) 和同一性，最初是結構主義語言人類學在分析音素的研究中指出的結構的一個特征。

　　[3] 列維·施特勞斯的弟子(同時也是布羅代爾的弟子)戈德利爾指出：“結構無法直接用肉眼看見，因此它們(是實在，但——引用者)不是能直接觀察得到的實在。這種實在處于人與人之間看得見的種種關聯的彼岸，它的功能構成了體制最根本的邏輯，構成了最基礎的秩序——一切外部的(可視的——引用者)秩序都必須從這個最基礎的秩序出發、得以說明。這一點在馬克思那里也好，在列維·斯特勞斯那里也好，都是一樣的。”

　　[4] 《人類的經濟》中，波蘭尼提出，原始社會構筑在“互酬=對稱性、再分配=中心性和市場=交換性”三種社會統合方式上，而相對的資本主義則成立在市場經濟(與“市場”是不同的概念)的基礎上。布羅代爾使用的術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純粹經濟”可分別對應于波蘭尼的術語“市場經濟+再分配”“交換=市場”“互酬+再分配”。

　　[5] 在《保衛馬克思》中，阿爾都塞指出，馬克思的思想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經濟學批判》之間存在“斷裂”，從此衍生出了“從異化理論到物化理論”“從黑格爾辯證法到馬克思辯證法”等各種“斷裂說”。

　　[6] “如果把經濟學的范疇(尤其是經濟學的基礎概念——引用者注)，按照歷史上它們所規定的范圍的先后順序排列的話，是錯誤的，也是不可操作的。相反，它們的順序是由它們在近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相互關系規定的，這一關系與它們的自然順序和與它們在歷史發展中的順序是完全相反的。”——莫里斯·戈德利爾：《功能主義，結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488頁。

　　[7] 換句話說，某座城市或某個國家的次級結構，例如國家機構、經濟共同體、宗教共同體、軍事力量等，在這些結構中，對該城市或國家成為經濟世界的中心發揮了最重要作用的結構，就是支配性的結構。

　　[8] 我在《英國的商業優越性》報告資料的最后，用一張關系圖展現了各結構圍繞并統合于支配性的結構的情景。

　　[9] 參考恩格斯提出的“社會的力的平行四邊形法則”。

　　[10] 魯賓《馬克思價值論概論》(竹永進譯)法政大學出版社，1993年，34頁。

　　在魯賓看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不存在“決定關系”。這恐怕是首個對蘇聯教條馬克思主義解釋提出的反對意見。

　　[11] 同上，魯賓《マルクス価値論概説》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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