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空概念在理論建構中的重要作用

　　周憲：近幾十年來，社會學領域以及人文學科研究中出現了“空間轉向”，深刻改變了學術研究的范式，促進了跨學科研究。毫無疑問，在這個轉向的過程中，您作出了重大貢獻，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影響的理論和方法。現在來看，您認為空間研究是否已經過了其全盛期?

　　哈維：所謂的“空間轉向”其實在很大程度上與后現代主義試圖摧毀各種宏觀理論的嘗試是密切相關的。福柯等理論家認為，宏觀理論是錯誤的、誤人子弟的，因此人們應該更加關注微觀程序，應該返回身體層面，細究規訓措施，關注生命政治，等等。空間概念一旦被引入社會學理論，通常就會擾亂各種元敘事，而這些敘事通常是某種歷史化或時間化的結果，或者暗合某種目的論。空間概念會破壞理論的統一性，將混亂因素引入普遍性理論框架。

　　以經濟學理論為例，所有的經濟學理論都是建立在“針尖”的均衡上。一旦人們試圖將經濟理論空間化，均衡就會喪失。事實上，空間競爭就是壟斷競爭。我成長于這種壟斷競爭理論盛行的時期。市場上總會出現這種狀況，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無法擁有一個可以解釋這種過程的普遍性理論。很多時候，理論的功能就是用來追蹤并解釋這種現象的。許多學者借用空間概念來攻擊普遍性理論，試圖證明普遍性理論行不通，我對這點感到非常困惑，因為對于我來說，這就是理論結論，這就是理論應做之事。經濟學家對于空間概念制造的混亂非常擔憂，因為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或多或少地堅信均衡價格存在的可能性。如果在一種經濟情況中，均衡價格無法達成，那么他們理論的核心就會崩潰，理論也就難以為繼。經濟學家往往因為無法解決空間性的問題而陷入絕境。如果將空間概念引入社會學領域，同樣的狀況也會發生。

　　后現代主義者發現了這一點，他們挪用空間性概念來攻擊元理論，試圖論證那些元理論的不切實際。我認為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我以為，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建立普遍性的理論，并且在一開始就要融合對空間性的考慮。因此，我對福柯的空間概念非常不滿，我認為他關于“異托邦”的文章就是個丑聞，暴露了他對空間概念的嚴重誤解。他與列斐伏爾關于“異托邦”的理解存在著巨大差異，后者的觀念相當實用，而福柯的看法則瘋狂得令人吃驚。他竟然認為“殖民地”和“海船”是“異托邦”，簡直是無稽之談。

　　我希望，人們現在可以不再進行關于空間以及空間性的爭論，應意識到，如果沒有對時間和空間的充分認識，就無法對社會進行有效的理論化。因此，空間和時間在我們理解世界的理論建構中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們不能將空間和時間概念當作破壞宏觀理論建構的武器，這恰恰是后現代主義者通常的伎倆，他們挪用了我關于空間的某些看法，加上地理學家以及空間研究學者的只言片語，用以攻擊甚至試圖摧毀我們想要建構的東西。這令我非常氣憤，所以后來我寫了《后現代的狀況》一書，用以抨擊所謂“后現代轉向”，探討后現代主義對于空間的運用，同時試圖論證后現代境況中充滿活力的空間與時間元素，并指出“時間—空間壓縮”等話題的重要性。

　　周憲：作為空間研究方面的開拓者，為什么您會選擇使用“時間—空間壓縮”而非“空間—時間壓縮”作為您的理論創新術語?這樣的詞序安排是否有什么深意?

　　哈維：其實沒有什么特殊的安排，我也沒有優先任何概念的意圖。這更多的是一種寫作策略，寫作的時候考慮到讀者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人們似乎更容易理解時間性的概念，比如說“加速”以及“日常生活”。此外，社會學理論通常也優先討論時間因素，我這種命名法也算是對他們理論的某種習慣反應，但這并不代表我認同他們的看法，我會在別處挑戰他們。

　　空間模式與視覺文化關系不大

　　周憲：在西方，存在著理性與直覺、語言與圖像、時間與空間之間的種種二元對立。而空間似乎與圖像之間聯系更為緊密，您認為這一觀點可以給文學及文化研究帶來怎樣新的啟示?

　　哈維：列斐伏爾認為，人們通常是通過物質實踐來理解空間的。空間是如何被概念化的，空間是如何被再現的(比如說通過地圖等)，空間是如何被感知的，比如說，當你走在城市中，在某些地方你會感到緊張，而在另一些地方你會感到放松或開心，等等。

　　很顯然，不同的人對同一地方的想象也不一樣。例如，在巴爾的摩，有些人會認為其市中心是個危險地帶，人們隨時都有可能受傷，很多人終其一生可能都沒有踏足市中心。但實際情況卻是，在巴爾的摩郊區比在市中心受到傷害的可能性更大。這一種思維模式的結果就是，人們對于城市的不同地方所發生的事情存有各種不同的概念與想象。比如他們會認為有些地方非常危險，而另外一些地方則是美好的。這些感覺會回饋到人們對于這些地方的概念想象中。

　　如果你對某些地方產生某些情感，這些情感就有可能被概念化而成為一種模式，從而可能引發某種空間上的實踐，例如建起一道墻。當你去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旅游，你會看到在清教徒聚居區與天主教徒聚居區中間建有一道高墻，兩邊的人群因為生活方式迥異而互不往來。這種物質實踐其實就是來源于人們對于生活以及生存方式概念化的不同。

　　因此，我并不認為這種空間模式與視覺文化有多大關系，因為在大多時候，視覺文化僅涉及如何發送各式信號，與空間模式關系不大。例如，當你在巴爾的摩一個治安很不好的街區閑逛時，迎面走來三個穿著吊襠褲、手揣在腰包里的黑人小伙子，你怎樣行動?你什么時候過街最好?如果過街，你怎樣與他們擦肩而過?如果你過街時間掐得不對，他們立馬就能察覺你的敵意。如果你選擇不過街，你又怎樣應對他們的挑釁?而對于一個熟諳城市各種視覺符號的人來說，這些事情顯得輕而易舉。

　　行政決策可解決某些不公平現象

　　周憲：您在《社會正義與城市》中提到，列斐伏爾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空間成了一種商品。城市中存在空間分配的不平等，窮人與富人在城市中占據不同的空間。您認為是否有什么策略或方法可以解決空間中的社會不公正?特別是針對中國城市中存在的空間分配上的不公現象，您有什么好的意見或建議?

　　哈維：政府的行政決策可以有效地解決某些不公平的現象。例如，同一城市的人口均應享有干凈的飲水、有效的地下水系統以及基本的社會保障。然而諸如教育不公平這類問題則很難解決。雖說人人都有接受同等水平教育的權利，但是我們卻不得不承認，教育不僅取決于老師，也取決于同學以及學生所處的社區。在一個人人都不關心教育的街區或社區，接受教育便顯得困難重重。

　　我不知道中國的情況怎樣，但在美國，部分驚人的不平等狀況源自行政上的決策。例如，美國的地方教育依賴于財產稅，這也就意味著富裕的地區擁有更好的教學設施。雖然最高法院強制所有州政府為每位學生提供同等的教育支出，但在過去10年中，地方政府總是以預算不足拒不履行。

　　從這一系列事情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不公深深根植于空間結構之中，這些情況亟須解決。人們可以通過一些項目在一定程度上減輕這種不公平的現狀，例如給一些低收入家庭提供資助，前提是他們將孩子送去上學，但是上學并不意味著就接受到了教育。另外，人們也絕對不想在追求教育平等的過程中壓抑個體發展的多樣性，這一點需要學校的協作才能得以保障。所以說，教育不公是一個非常有趣但又很難解決的問題。針對這一類問題絕對沒有簡單易行的方法，人們只有長期地、持續不斷地努力，去逐步解決這些問題。

　　通過“空間修復”吸收過剩生產力

　　何成洲：最近中國國家發改委出臺了《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將上海市以及江蘇、浙江、安徽三個省的部分城市納入了統一發展規劃。但這四個地區發展程度不平衡：上海非常發達，浙江、江蘇的城市較為發達，安徽的城市發展(尤其是經濟)則相對滯后。而國家這一政策似乎想要建立一個新型空間，近年來極速發展的城市交通也使這些地區的人民更方便地聯結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區域的民眾還是偏向于認同自己的地區身份，對來自其他地區的人抱著審慎懷疑的態度。據您了解，這種政府規劃項目在世界上具有普遍性嗎?

　　哈維：這種政府規劃項目在世界上并不罕見。例如荷蘭政府就曾將阿姆斯特丹與鹿特丹連接起來，形成一個新區域“鹿斯特丹”，其主要目的其實是為了合理分配交通可達性，為不同地區民眾之間建立更為便利的交通網絡。其實早在四五十年前，人們就試圖建立巨型城市區域，例如美國政府的波士頓—華盛頓特區計劃等，不過大部分計劃最終都沒能成功。英國20世紀60年代也有過類似的嘗試。

　　我覺得此類計劃的重要之處在于，它反映了人們對于城市規模日新月異的理解與想象。城市不再是中世紀那種相對密集、被城墻環繞的封閉空間，而是開放的、不斷擴大的廣闊空間。

　　何成洲：我們知道，您認為空間、地點和區域三者之間是相互協作的，我們該如何理解它們之間的這種復雜關系?

　　哈維：通常我認為，此類大型的城市規劃項目與資本積累的運作緊密相關，描述城市時空的傳統語匯已經無法描繪當今的資本積累模式。城市必須被重新定義，以適應急速增長的資本積累速度，滿足資本尋求投資機遇的需求，而高數量級別的資本增長速度并不是狹小固定的空間所能承受的，因而空間必須被拓展。我認為這些計劃背后的決策者應該已經意識到拓寬其空間視野的必要性。中國現在面臨巨大的生產力過剩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只能關掉國內1/3的鋼鐵廠或者水泥廠，或者必須新建一批設施。如果不能像修建某些小型城市那樣新建一批大型設施，就必須創造巨大的市場以吸收過剩的生產力。因此，城市化的規模必須非常巨大。

　　不僅如此，我還注意到中國政府正在重建“絲綢之路”，這也是我所說的通過“空間修復”(the spatial fix)來吸收過剩生產力的一種嘗試。有一種策略在世界各地非常常見，如英國政府就曾借錢給阿根廷政府修建鐵路，前提是該政府要從英國購買鋼鐵、股票等。這就是資本運作的常見方式：借錢給別人，前提是別人必須購買你的產品。

　　何成洲：您如何看待這種政府規劃項目?

　　哈維：目前，中國政府面臨如何在本土消化過剩生產力和資本的問題。通過重組國內空間(例如將北方與南方聯合起來，東部與西部合作，高鐵計劃，等等)，部分過剩生產力與資本已經被有效地消化。中國政府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也在做同樣的事情，例如在美洲建立洲際鐵路或者所謂新型的巴拿馬運河。現在有些人開始批評中國政府的所謂“經濟帝國主義”，認為其通過輸出國內資本，達到消化多余勞動力的目的。但這卻是必需的策略，否則就只能關閉國內的大量鋼鐵和水泥工廠，從而造成大規模的失業情況，中國政府顯然不想讓這種情況發生。也就是說，中國政府的舉措基本符合資本繼續運作的邏輯。

　　而就我自身的地緣政治觀點來看，這是必然要發生的狀況。如果資本主義要繼續下去，當然最終還是得由民眾來決定此種城市是否是其想要生活的地方，建立這種巨型城市有何意義或者人們希望自己的日常生活是何種樣貌，是“惡托邦”(Dystopia，又譯“反烏托邦”)式噩夢，還是溫馨睦鄰、親近自然的美麗生活。有趣的是，我在中國接觸到所有的文化活動，都在倡導人們回歸森林，與自然和諧相處，而這些文化運動都與現在的城市發展規劃相悖。

　　中國在過去三年消費的水泥超過了美國20世紀的消費總量，中國還消費了世界上一半的鋼鐵和60%的銅。中國是世界經濟的動力，如果沒有中國，國際資本主義可能會深陷危機。我認為，中國這樣做并不是為了拯救資本主義，而是為了消化國內勞動力。所以我認為，消化勞動力是個重大問題，也是政府努力的方向。

　　“空間修復”的兩種層面

　　何成洲：您剛才提及了“空間修復”，我也注意到，在您的研究中，您也經常用這個理論術語來闡釋全球化。然而對于這一概念，人們有各種各樣的闡釋，為避免造成誤解，能否請您再詳細解釋一下呢?

　　哈維：在英語中，“fix”有雙重意思：一方面是安置，指的是某物被固定于空間，它無法被移動或改變;另一方面是解決困難、應付問題，我們也說“技術修復”、“政治修復”。在藥品詞匯表里，fix指的是解決焦慮情緒的注射。我就是在這兩種層面上使用“空間修復”這一概念的。

　　首先我們要承認資本主義的動力在于資本的增長，在于資本壯大和吞并的必要性。接下來，我需要知道資本在何處增長。觀察資本主義的歷史，似乎它總是用空間擴張回應增長的需要，也就是說投資新的土地。20世紀70年代危機的解決辦法之一就是全球化：全世界，尤其是中國，向資本開放。在此意義上，地理擴張和重組總是成為解決資本吞并問題的辦法，這是“空間修復”的第一重意義。

　　但是具體而言，似乎資本也“駐扎”在空間里，嵌在空間里，然后重塑空間，如人們建高速公路、港口、鐵路。我們生活的世界一個越來越明顯的特征，就是土地上的固定資本越來越多。“空間修復”的兩種意思明顯地連起來了。更確切地講，第一個意義取決于第二個。當中國要向資本積累開放，準備之一就是為集裝箱而修建運輸、交通線路以及港口基礎設施等，使它們在空間中“就位”。大多數時候，如果不對這樣的固定資本做初步投資，似乎就找不到解決資本吞并的辦法：資本向中國移動曾經是困難的，因為那里沒有相應的運輸和交通基礎設施。這就導致了我所說的“資本主義集裝箱崇拜”，它就是建設基礎設施，與此同時期望產生“空間修復”的結果。人們在修建新機場的時候預計航空交通的到來;建港口的時候假設隨之而至的發展。有時候實現了，有時候沒有。

　　所以“fix”的兩個意義之間的關系復雜。但是我們看到了，在歷史上，對空間中“固定”基礎設施的投資規模，如何試圖限制和引導資本的運動。因為如果這些載體一直不被使用，駐扎其中的所有資本就失去了價值。所以在這樣或那樣的空間里讓固定資本增值有著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壓力。資本應該在空間中自由移動，而它卻越來越被這種壓力囚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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