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列之聲公眾號編者按】本文的價值在于，它有意識地檢討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的蛻變：學院化、精英化和去政治化以及這其中包含著的反無產階級傾向，并且指明了這種蛻變的源頭之一是來自西馬和“馬克思學”的話語霸權。在我們看來，這篇文章反映的問題精準地擊中了當下理論界特別是馬哲學界的要害。

　　自中國80年代以來在社會經濟制度上全面向資本主義轉軌后，國朝專家教授們亦敏銳地捕捉到了“時代的轉換”，在理論方面同樣進行了大規模的修正主義的嘗試：一個人道主義的、實踐本體論的馬克思被宣布“重新發現”，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被斥為所謂停留在近代哲學層面、主客二分的“斯大林教科書教義體系”而被要求堅決摒棄;馬克思主義哲學悄悄地被“馬克思哲學”所替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和資產階級的“馬克思學”被宣布為真理的預言家——在這種解讀中，馬克思主義哲學被非唯物主義、非共產主義化了，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和革命性分崩離析。在其中，也誕生了作為西馬的雜交物、同時也是今天中國的官方哲學的“實踐唯物主義”（或稱“實踐哲學”）。

　　顯然，實踐哲學之所以能在今天自命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真正化身”并甚囂塵上，正在于它適應了這個時代修正主義政治和中國當政者新的利益需要：它為中國資產階級提供了消解和對抗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器”，亦用“反決定論/反客觀規律”、“實踐”、“主體創造性”等哲學話語迎合了官方實用主義改革的合法性論證，故而哲學家們的這種學術投機才能在國家權力的保駕護航下得以長期運轉和生產。如果看不到這一點，那就難以真正理解今天中國馬哲學界墮落和蛻變的真正根源，也無法認識到以學術面目示人的所謂“馬克思主義哲學范式轉型”的特定的階級-意識形態實質。

　　在這種學術投機中，被生產出來的不僅是在內容上被專家教授們篡改為了折中主義的修正哲學的冒牌“馬克思主義”，還有一整套確保和維持這種“學院知識生產”的理論等級秩序和社會分工制度安排本身。知識精英-學閥集團在同國家權力的密切聯姻之下，制造了這樣一種幻象：他們暗示“學術的馬克思主義”代表著馬克思主義最完善最精確的表達、最正確的領悟，甚至是其唯一的存在形態——從而以“理論權威”、“正確解讀”、“學術化”等裝潢自居，恢復了他們在理論知識領域的精英統治。通過這種操作，把馬克思主義窒息為了“書齋哲學”和“文本考古學”，變成一種職業哲學家的“智力游戲”；同時也就頒發了勞動者群體在爭奪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之時不在場的證明，在學說解釋權上徹底剝奪和排擠了那原本屬于無產階級的位置，泯滅了他們的聲音。借此，中國官方也成功地隔離了革命理論與它的階級群體二者間的有機聯系，實現了在“新時期”對馬克思主義的“收編”。這正是造成文中所述馬克思主義“回溯”現象的深層次原因所在。這篇文章的局限性也是顯然的，它給出的萬金油對策也流露出解決問題的蒼白無力，根本不足以扭轉由整個時代反動特點所決定了的學術反動之趨勢。

　　于是我們便在中國看到了如下奇異的景象：“反哲學”的馬克思主義，正在當做一種“哲學”被生產著;號稱最關心“實踐”的哲學家們及他們的“實踐哲學”，恰恰離實踐最遠;哲學家們把“張揚主體性”等口號喊得越響亮，就越不懂得中國工人在資本家統治下每天遭遇到的是怎樣一種經濟的必然性(在號稱“忠于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哲學家們的著作中，簡直難以尋覓到中國無產階級的身影!)、也就越不懂得如何破解這種處境，因而也就越落入反主體和反人的境地。如果朋友們對19世紀德國哲學的情況有所了解，那么很容易看出：今天中國以“實踐唯物主義”為代表的馬哲學界新型教義體系，恰是類似于被馬恩稱作“德意志意識形態”的那種東西。

　　然而，鮮有人自覺地意識到了今天的所謂“哲學界共識”與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的這種深刻共謀。直到現在，仍然有不少人把“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同“馬克思主義者”二者混為一談，匍匐在國朝馬哲學界所建構的“實踐哲學”新型教義體系下，誠惶誠恐，用一把叫西馬和“馬克思學”的刀子剜掉自己的膝蓋，以便叩頭求福。

　　哲學家們也繼續沉浸在他們于講壇、科系和學刊專著之內的自我狂歡之中，繼續醉心于構建他們的“實踐哲學”、進行著他們的“馬克思文本深度耕犁”，學術指標和發文量支撐著這種虛假的繁榮。盡管滿口講的都是所謂“震撼世界的”詞句，他們自己卻是最大的保守派;把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破爛貨稍加改裝，便幻想自己做出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新發現。在象牙塔中，教育部委員俞吾金、何中華及其徒孫可以繼續鼓搗“被遮蔽的馬克思”和他們的“實踐詮釋學”;王東可以繼續鼓吹建立中國的“馬克思學”;楊耕繼續充當“生存論的實踐本體論”的積極販賣者;吳曉明大可繼續用存在主義的路數來抹滅馬克思主義哲學同唯心主義哲學的界限;劉放桐大可繼續他關于現代西方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雜交實驗創新、張一兵也大可繼續做著他的黨委書記一職，同時也做著“思想構境論”迷夢并積極投身“解構蘇東教條解讀模式”的政治工程?？傊?，教授大人們各司其職，各顯神通，共建美麗新世界。

　　但是，他們所進行的這一切，卻是和中國無產階級的解放斗爭完全無關的——當然這是就其對無產階級運動的正面意義而言，是無關的;但在反面卻是有關的，因為由專家們生產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執行著意識形態統治工具的作用、愚弄工農頭腦的作用。故而國朝馬哲學界的新型教義體系是未來中國無產階級運動所必須要面對的敵人。

　　馬克思主義哲學被“有教養的人”奪取太久了，現在是奪回它的時候了。

　　馬克思主義“回溯”現象的反思與超越　　

　　王幸平，付清松　　

　　[摘要]理論同實踐的真正結合是馬克思主義的生命、青春與活力之源。但當代馬克思主義的主流走向卻是重新哲學化及與之相應的文本化、知識化、職業化和學院化，馬克思主義日益蜷縮在狹小的學術圈子內，變成由少數精英把玩的智力游戲，在單純的文本解讀和話語的加倍增殖中趨于思想化和思辨化，從而解除了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武裝，最終表現出對現實的無動于衷和無能為力，使其退回到馬克思批判過的舊哲學形態，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回溯”現象。對馬克思哲學革命性質的重溫及對“回溯”現象的反思，目的是超越單純的認知偏好，強化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意識、干預能力和大眾關懷。

　　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關鍵在于讓理論走進現實并在實踐中更新理論。但20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特點是走向了哲學化及與之相關的文本化、知識化、學術化和學院化。不論是對馬克思著作與思想的解讀，還是針對其文本的考據，不論是“我注六經”式的詮釋，還是“六經注我”式的發揮，都沒有擺脫馬克思曾經批評的純粹認識論偏好，它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并沒有超出意識的范圍，正逐步喪失對現實的診斷和干預能力。通過對馬克思哲學革命的重溫以及“回溯”現象的反思，意在說明，作為現實社會主義的理論武裝，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應該超越單純依賴文本和日益哲學化的研究模式，自覺走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深處，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干預和改變世界的政治功能，這也是當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大眾化亟待解決的課題。

　　一、馬克思哲學革命的重溫與馬克思主義的“回溯”現象

　　無須贅言，馬克思主義是在西方哲學土壤中浸潤生成和發展起來的，同其分享著共同的文化底色和社會背景。但它已不是舊哲學視界中的本體論和認識論言說，而是拂去蓋在感性的物質實踐上的意識之神秘主義面紗，讓歷史和實踐本身言說。它不再以犧牲或抽離歷史內容為代價而設定問題，也不再設想在具體的、歷史的、現實的物質條件之外謀求解決問題的方案;進而，它拒絕純粹的求知或獵奇偏好并不再以解釋世界作為其根本旨趣，而是把現實地“改造世界”寫在自己的理論旗幟上，徹底擺脫了舊哲學的各種形而上學糾纏，實現了哲學“問題式”的本質性轉換或哲學范式的革命，從而賦予自己鮮明的實踐性和政治性。

　　這種哲學革命不單是對舊哲學及其思維方式的顛覆，更體現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解剖和批判上。“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歷史的任務就是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于是，對天國的批判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1]不僅如此，與“從意識開始，以道德結束”的唯心主義改造方案不同，馬克思尋求對資本主義進行革命性改造的現實途徑，而首要任務就是找到革命的現實主體。通過深入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馬克思揭示了剩余價值的真正來源，闡明了資本主義是建立在工人階級的剩余勞動之上，進而剝開了工人階級作為資本主義之物化客體的偽像，呈現出其歷史主體即資本主義的創造者和掘墓人的真相。因此，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理論一經發現，就成為工人運動的指南，并在同工人階級實踐的結合中經過一系列的中介轉化為一種現實力量。

　　馬克思主義兩位創始人革命和戰斗的一生無比清晰地表明，他們不是坐而論道的“講壇”社會主義者，也不是在書齋中皓首窮經的職業哲學家，而首先是革命者、活動家和戰士。他們始終將自己的理論扎根于資本主義現實和工人階級實踐并同其保持緊密聯系，一方面將對工人運動和資本主義的實際考察作為理論生產的材料，另一方面又身體力行地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立場和方法分析、診斷現實問題，指引工人階級斗爭，同時始終敏感于客觀條件的變化，對理論及其診斷和干預現實的方式及時作出調整(馬克思、恩格斯晚年致各國革命者的書信，恩格斯為《共產黨宣言》1872 年德文版寫的序言以及他在暮年為《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寫的、被稱為“政治遺囑”的新版導言，都是典型的例子)。

　　但20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同實踐的血肉聯系在經過了列寧、盧森堡等那一代人的短暫復興之后，出現了向馬克思哲學革命前的倒退，返回到舊的思辨哲學形態，并日趨表現出文本化、知識化、職業化、學術化和學院化等特征，這便是馬克思主義的“回溯”現象。對于這種現象，吉登斯認為甚至早在列寧那里便已出現，他說：“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遭到了社會民主黨正統派的排斥，但卻是以強化機械唯物主義的趨勢為代價的，也就是有效地回到了馬克思在其早期階段所批判和拋棄過的‘消極’唯物主義那里。”[2]盡管由于吉登斯誤解了非常時期“戰斗的唯物主義”的政治功能而扣錯了帽子，但他所隱喻的那種“回溯”現象卻已成為馬克思主義發展中一股不可遏止的潮流。20世紀20年代崛起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就是典型的代表之一。

　　對于這種現象，國際知名的左派旗手、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開山者佩里·安德森在清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軌跡時就已辨識出來，他指出：“西方馬克思主義整個說來，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轉了馬克思本身的發展軌道。馬克思這位歷史唯物主義的創始人，不斷從哲學轉向政治學和經濟學，以此作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現的這個傳統的繼承者們，卻不斷地從經濟學和政治學轉回到哲學——放棄了直接涉及成熟馬克思所極為關切的問題，幾乎同馬克思放棄直接追求他青年時期所推論的問題一樣徹底。在這一意義上，似乎整整轉了一個循環。”[3]

　　盡管西方馬克思主義內部學派和思潮林立，在諸方面呈現出強烈的異質性、尖銳的分歧甚至對立，但就它們都不約而同地“回溯”到馬克思以前的哲學形態而言，卻具有顯著的家族相似性。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陣營中幾乎是清一色的專業哲學家，他們所從事的學科也基本是哲學，其著作常常冠以哲學色彩濃厚的標題，主題也大多是借助各種西方傳統哲學資源去重構馬克思，哲學演繹替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分析成為其理論中心，從而將馬克思拉回到他批判過的思辨哲學的基地，最終將馬克思主義“改造”成新時代的形而上學。

　　伴隨這種新式思辨哲學的是理論對象的文本化，理論目標的知識化，研究方式的職業化和學術化，以及研究陣地的學院化。他們不是通過對社會物質過程的“歷史科學”的考察和政治經濟學分析提出對時代診斷和干預的意見，而是將重解馬克思和批判資本主義的旨趣賭在對馬克思文本和思想的哲學化重讀上，表現出強烈的文本依賴。他們試圖通過精細的文本研讀捕捉馬克思主義的舊哲學基因或淵源，企圖以此激活馬克思的“革命性”。雖然他們也關注資本主義的變化，關心工人運動的發展，但他們“不是直接回應當代資本主義提出的社會改造難題，而是把對馬克思主義文本的出其不意地新穎解讀作為焦點，通過這一點，它努力推動馬克思主義的多樣性，即在話語上解放自身”[4]。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中絕大多數是科班出身的大學教授，其中有相當部分是黨員，但他們與黨和工人階級組織的聯系卻十分松散，遠離組織化的政治實踐而保持相對獨立和職業化的知識分子角色。他們用密碼式的晦澀語言言說理論，其目標也僅僅滿足于知識化的理論成果。作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反對派”，他們創辦刊物，但幾乎都不面向普通工人，從而也就缺少一線工人階級的讀者;他們演講的聽眾也僅限于那些與工人運動并無實質性聯系的有閑階層，發表的那些充滿了哲學行話的著作和文章也只是在封閉的學術圈子里討論來、討論去，甚至是自說自話。在這種“回溯”大潮中，馬克思主義日益蜷縮到象牙塔內，理論斗爭和宣傳的陣地漸漸從工廠、車間、街頭、社區、工人夜校、工會和政黨集會等轉移到了大學的學院、科系和講臺。

　　二、馬克思主義“回溯”現象的反思

　　不可否認，在上述“回溯”中也的確產生了一些值得我們認真對待的理論課題，如阿爾都塞提出的“多元決定論”對于經濟因素之歸根結底的決定作用這一歷史唯物主義強綱領的“軟理解”問題等。它們對于破除蘇聯教科書意識形態的鉗制、以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對待經典作家本人及其文本、進一步打開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空間、豐富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領域和方法等，具有積極意義。但同樣遺憾的是，那種“回溯”性策略也在大面積地撤出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陣地，大幅度地淡化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和政治性。

　　由于理論割裂了同現實的聯系，文本成為創作的起點和落點，“回溯”者們往往撇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剪斷文本同歷史條件的聯系，以便對文本及其思想進行各取所需的哲學“剪裁”和“拼貼”，加劇或直接參與了由西方“馬克思學”炮制出的“兩個馬克思”“馬恩對立”“揚馬抑恩”等學術神話。通過把現實問題轉換為文本和思想研究，馬克思主義被知識化，成為純粹的學術活動和政治上中立的哲學思潮，馬克思、恩格斯也被“改編”成對資本主義無害的學者或思想家，最終剔除了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屬性，卸掉了其政治武裝?？梢?，在效果上，“回溯”路線同“馬克思學”所謂“去意識形態化”路線實質上殊途同歸，也算是廣義上的“馬克思學”。

　　西方馬克思主義無一不批判資本主義，但它對思想的哲學批判取代了對現實的政治經濟批判，理論的創新變成了話語的增殖即無盡的反對詞語的斗爭[5]。無產階級在他們那里不再是現實運動的主體，而是成為學術研究的客觀對象，即由“我們”變成了“他們”，由集體的“志業”變為個人的“職業”。工人階級解放這一歷史活動變成了純粹的思想解放活動， 從而改造世界的旨趣被重新置換為舊哲學解釋世界的純粹認知偏好。“回溯”現象清楚地表明，理論已從對現實的分析、診斷和革命性改造變成了對革命思想本身的改造。

　　造成“回溯”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客觀方面看，最根本的一條莫過于安德森的代表性總結，即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洲資本主義先進地區革命失敗的產物，它是在社會主義理論和工人階級實踐之間愈益分離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3]。特別是受二戰后福利國家建設的影響，工人階級的斗爭滿足于在資產階級法權框架內爭取微觀權利和福利，眼前的經濟和物質利益需要替代了社會解放的總體和長遠目標。另外，大工業生產的機械化、自動化和智能化產生了對科學技術知識的巨大需求，出于對效率的需要，知識的生產也必然以商品化和市場化的方式實現，并以分工的方式強化理論的學科化和專業化趨勢。西方馬克思主義一旦由于理論與實踐的分裂而走向純粹知識化的道路，那么就難以抵制資本主義知識生產方式的收編，表現出學科分化和專業細化等資本主義理論生產的特征，從而破壞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總體性和實踐性特質。

　　從主觀方面講，歐洲社會民主黨革命性的弱化、斯大林的獨裁和沙文社會主義政策以及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等諸多負面影響，讓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普遍感到失望，信仰動搖，同黨和工人組織化運動的隔閡加深，造成他們身份定位的曖昧和對政治行動的超脫，這也是導致“回溯”現象的重要原因。但我們認為，最關鍵的，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沒有處理好理論和實踐的關系。

　　馬克思曾指出，“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6]?，F實條件和實踐既然已經變得保守，理論就應冷靜而務實地走進物質條件和工人實踐的現實，提供有針對性的分析和診斷，而不是無視客觀實際一廂情愿地讓理論激進化。如果非得如此，那么理論就只能通過自我革命去虛幻地實現現實革命，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勢必將純化為思想的形而上學，從而無法抗拒同樣是形而上學的資產階級文化的吸引，結果就只能像安德森批評的那樣，“由于缺乏一個革命的階級運動的磁極，整個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指針就不斷擺向當代的資產階級文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同無產階級實踐之間原有的關系，卻微妙而持續地被馬克思主義理論同資產階級理論之間的關系所取代”[3]。

　　當然，如人們所熟知的，“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革命的前提是須首先在理論上科學且清楚地將革命的必然性、目標、主體等描述出來。但同樣的，如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的，理論作為“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1]，而只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7]，“只要問題一關系到描述某個歷史時期，即關系到實際的應用，那情況就不同了”[7]。由于西方馬克思主義沒能深入解剖特定時期的現實和實踐，而只是同其保持一種表面或話語上的聯系，所以無法正確地找到改造眼前世界的現實主體和具體途徑，導致主客體分裂，進而把實踐的退守歸咎于馬克思歷史敘事的“不合時宜”，它也就只能鉆進文本中，以將馬克思主義徹底認識論化來解決政治難題，換言之，他們不是在對資本主義具體運動及其后果的剖析中而是僅僅借助對歷史認識論的持續修正來尋找斗爭方案，而這只能在文本中通過對思想的空對空研究實現。不論他們的理論披上何種時髦哲學的外衣，本質上都是以話語的激進姿態掩蓋實踐上的挫敗感，最終表現出對現實的無動于衷和無能為力。

　　概言之，西方馬克思主義“回溯”現象的產生，雖然同它所處的特殊環境有一定關聯，但不能恰當處理理論同實踐的關系(理論要么是落后于現實，要么是把現實遠遠甩在后面)，由此導致理論走上純粹思想化和學術化的道路，進而同研究對象的文本化和目標的知識化一道構成其理論生產的主導模式，這一點對馬克思主義研究具有普遍的警示作用。

　　三、中國馬克思主義：超越“回溯”現象的理論期待　　

　　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進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包括將馬克思主義原理用于中國實踐和從中國實踐發展與創新馬克思主義兩個維度[8])的歷史進程中，產生了重大的理論成果。這些成果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它們都來自于共產黨領導人民的實踐活動。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界卻出現了西方那種“回溯”動向，且搭著知識商品化和學術市場化、馬克思主義學科化和建制化的順風車，有愈演愈烈之勢，盡管其操作方式和表現形式有別于西方。

　　當然，國內學者自身已注意到這種現象。孫伯鍨等指出，“國內一些學者在反思傳統解讀模式、試圖重建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時候，大都以青年馬克思的類概念來取代馬克思的社會概念，從而重新回到了已經被馬克思揚棄了的人本主義類哲學的立場上”[9]，并將這種“回到”視為一種“蛻化”。俞吾金也看到，遮蔽馬克思的立場和方法，將導致“馬克思哲學在方法論上被黑格爾化”[10]的問題。顯然他們在這里都還只是對“回溯”現象的一種描述，且把它僅僅歸結為“誤讀”或“遮蔽”，但在筆者看來這是遠遠不夠的。在根本上，這種“回溯”與其說是“誤讀”，毋寧說是理論之政治意識的褪色，即表現為面對現實問題時某種“痛覺”的消失。但問題的嚴峻性在于，“回溯” 現象的批評者的理論化方式，亦有“回溯”傾向。

　　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打出了“回到馬克思”“讓馬克思走進當代”“面向未來的馬克思”等口號，出現了對馬克思哲學的多種解讀模式，單從學術研究角度看，這無疑是一種進步。然而，不論是在文本耕犁中讀出新知(如在政治經濟學中讀出哲學)還是在文獻考證中(如對MEGA2 表現出的極大熱情)爭奪思想解釋權，不論是從“生存論”還是“價值論”等視角聲張“發展”馬克思的合法性，途徑和效果都是一致的：把馬克思主義請回書齋并使其哲學化和文本化。這倒不是說理論不能在書房中以學術方式完成，畢竟馬克思當年在革命熱潮冷卻后退回書房寫作《資本論》，列寧也曾在蘇黎世中央圖書館創作《帝國主義論》，并將這種理論生產作為防守式的革命策略。問題的關鍵不是研究的場所，而是研究的對象和使命：是現實還是文本(思想)? 當前的國內馬克思主義學界，文本解讀熱度不減、文獻考證熱鬧異常、外文譯介熱火朝天，這種表面的學術繁榮之下掩蓋了一個實質性的匱乏：對現實的診斷和干預。實際上，維系于文本上的學術繁榮反襯出當前中國馬克思主義之廣義“馬克思學”的尷尬處境，即它們仍舊是指向思想和意識本身的研究，最壞的結果將是在哲學化操作中將“主義”(政治性)從“馬克思主義”中悄然擦除。特別是在全球資本主導的知識商品化和學術市場化的今天，醉心于純粹的認知偏好，實際上是對跨國資本控制的政治經濟過程的投誠。

　　為此，我們應汲取“回溯”現象的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實際緊密結合起來，擺脫西方馬克思主義那種將理論指向自身并單純滿足于證明自身科學性的“清高”，從而促使理論再次承擔起診斷現實并為之提供干預建議的使命。

　　首先，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應自覺從哲學和文本深處走向歷史深處。哲學和文本當然是走進歷史并進而通過歷史分析提供診斷和干預現實的建議的一把拐杖，但不應忘記，它們自身卻是歷史和實踐的產物，在哲學和文本中流連忘返恰恰遺忘了它們所依賴的歷史條件本身并非是永恒不變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大規模淹沒于文本和哲學的海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們始終糾纏于歷史的再現(認識論)，而沒有在對資本主義具體的政治經濟過程分析中，揭示時代主體同物質條件的真實關系。這一點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當前發展尤為緊迫。因為，一般見解認為，以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批判為己任的馬克思主義在今天中國的建設時代，似乎面臨一種情境錯位：中國恰恰在動員資本力量建設社會主義。我們當然反對國內外一些人把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理論篡改成資本主義建設的正面綱領，但是，不也正是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馬克思從未遭遇的新歷史任務給我們提供了接近馬克思主義之歷史科學(具體的、歷史的、現實的分析)的機會嗎? 要真正建設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形態，除了走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腹地，并沒有其他有效的替代性選擇。

　　其次，通過對當下條件的分析，增強理論干預現實的主動性和實際本領。也許有人會說，理論不徹底，如何診斷和干預現實? 不解釋世界，如何改變世界? 問題的提法本身并沒有錯，但是，理論的徹底是以剔除歷史和實踐中的偶然性和特殊性為代價的，如果理論僅僅滿足于自己的徹底性而不以這種徹底為方法前提深入到具體的問題分析當中，那么在面對現實時，理論就將成為抽象的原則，當它干預現實時，只能導致以理想規范現實的倫理姿態。換言之，“只有成為能夠在社會行動中直接產生調節作用的知識，一種價值才會具有真實的意義”[11]。所以，對世界的解釋是必要的，但不能僅限于此。今日中國馬克思主義既不能以理論的徹底性代替對現實的診斷，又不能撇開理論的普遍性前提而陷入難以共享的特殊主義主張;不能滿足于外在的同質化批判，而應通過對具體的時空情境分析提供建設性意見，放棄道德吁請，提供現實的干預策略。比如，對于當代中國空間生產實踐出現的一些問題(如暴力拆遷等)，流行的研究往往直接套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空間生產理論，將其簡單地歸結為資本和權力的合謀并對之展開規范意義上的批判，而撇開了當代中國的“壓縮式現代化”這一時代背景、資本積累的特殊動態、極度差異化的歷史地理環境以及人民的現代化意愿等復雜因素，從而無助于為今天中國的空間實踐提供恰當的矯正措施。

　　最后，強化馬克思主義對大眾的關懷。“馬克思主義就其本義而言，是站在大眾立場、為大眾立言、為大眾提供現世智慧并極力維護大眾利益的學說”[12]，這亦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與大眾化的基本要求。以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為例，它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同時應認識到它產生廣泛影響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為通俗易懂的語言形式，而是因為理論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基本宗旨和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時代化離不開語言形式的大眾化與通俗化，但離開了大眾立場和為大眾服務的意識同樣也無法避免馬克思主義走向廣義“馬克思學”的危險。在這一點上，擁有群眾路線制度化保障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理應超越西方馬克思主義脫離群眾的組織困境，從而在回應現實和實踐的需要方面作出理論表率。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

　　[2] 安東尼·吉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M].郭忠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215.

　　[3] 佩里·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M].高铦，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8-69，117，72.

　　[4] 胡大平.西方馬克思主義歷史敘事轉向及其政治意蘊[J].學習與探索，2011(2).

　　[5] 胡大平.管窺當代西方左翼激進主義思想叢林[J].國外社會科學，2012(5).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3.

　　[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2-743，698.

　　[8] 董德福.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個維度及其相互關系[J].齊魯學刊，2012(5).

　　[9] 孫伯鍨，張一兵.走進馬克思[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346.

　　[10] 俞吾金.被遮蔽的馬克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 胡大平.“地方性空間生產知識”的公正之維[J].探索與爭鳴，2016(8).

　　[12] 韓慶祥.論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上)[J].哲學研究，2012(8).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