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主義從何而來，中國左派應向何處去?(全文版)

　　鄭姿妍

　　目錄

　　一 ： 世紀之交：“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二 ： 中國崛起：“這盛世，如你所愿”

　　三 ： 資本與國家：“中日之爭的核心是誰來主導亞洲”

　　四 ： 駕馭資本：“讓每個人都成為大大小小的資本家”

　　五 ： 第一天團：“英特納雄耐爾，我們還沒有忘掉”

　　六 ： 告別國家主義：幸福和權力，要靠我們自己去爭取

列寧在演講

　　相當一部分中國左派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不同類型的國家主義的影響。正因為如此，“中國左派”的內涵才具有不容忽視的復雜性和變動性。有的人輕易將國家主義與中國左派等同起來，甚至將自稱“保守愛國主義者”的周姓寫手與左派等同起來，不僅是以偏概全，更是思維停滯在上個世紀的表現。事實上，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以及國家角色的轉變，中國左派與國家主義的關系也在悄然改變。此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這便是本文討論的主題。

　　◤ 一 ◢

　　世紀之交：“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20世紀90年代的社會思潮紛繁復雜，在與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新威權主義思想的對壘中，一些知識分子被劃歸到“新左派”中。不論汪暉、甘陽、王紹光、崔之元等人的思想差異有多大，他們確實都在論述中提出了對市場化、資本化改革的反思。這種反思不僅針對國內不平等，也針對資本主義國際世界的霸權關系。

　　當新左派在《讀書》、《天涯》和《二十一世紀》參與論戰，老左派們也創辦了《中流》與《真理的追求》。新老左派們雖然行文風格大相徑庭，具體觀點也相差不少，但他們都共享一種批判的立場：即質疑改制下崗潮、教育醫療產業化，質疑簽署世貿協議，認為這將進一步惡化中國農民的處境，而“與國際接軌”則加速了國企私有化的進程。甚至還有人認為，許多產業將被外資所控制，使中國淪為西方的殖民地。在他們看來，政治自由化無疑會加劇這一過程。

　　這種觀點的背景，是剛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中國所處的環境：在分為“核心-半外圍-外圍”三級的世界體系中，世紀之交的中國無疑屬于外圍國家，即受剝削、壓榨最深的一類國家。在國際產業鏈、價值鏈上處于低端，就會有大量的剩余價值被轉移到外國。據經濟學學者李民騏的計算，中國2006年在國際不平等交換中被轉移走了四分之一的社會勞動時間，化為了核心國家的企業利潤與公民福利。

　　世界體系中的不平等不只有經濟關系，還有國際政治的權力關系。隨著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鞏固。在許多中國人看來，1993年銀河號事件、1996年臺海危機、1999年大使館被炸、2001年撞機事件，均體現了美國肆無忌憚的霸權行徑。以《中國可以說不》等書籍為代表，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被強烈激發出來。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老左派“反霸權主義”的立場必然呈現出民族主義的色彩。

　　在世紀之交，當局一邊大刀闊斧地推行市場化改革，一邊著手意識形態的更新換代。對于他們來說，當務之急是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維系經濟增長帶來的績效合法性。盡管這樣的經濟發展伴隨著兩極分化與工人、農民政治地位的極度弱化，但物質生活整體水平畢竟提高了。

　　在這樣的基礎上，意識形態宣傳自然不能再使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話語，而應當強調民族、國家、全社會的“整體利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前身，終于在1997年被確立起來。“社會主義建設者”的概念也橫空出世，資產者與無產者的階級對立被一筆勾銷。有學者甚至獲得了某種支持，掀起了推翻勞動價值論的聲浪。

　　在如此高強度的權力意志下，老左派們遭到了停刊，他們不得不將陣地轉移到互聯網，新左派們也試圖在這里打開一片天地。2003年，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誕生，這意味著左派思潮的發言權不再集中于干部群體和高級知識分子群體，一些知識分子無法在學界造成影響，卻能在此大受歡迎。這同時也意味著，“左派”群體的構成將更為復雜，彼此的側重點可能愈發不同。

　　質疑私有化、市場化的改革，批判帝國主義的霸權行徑，揭露西方民主的虛偽是這些左派的共同之處。不過，許多左派會將精力放在抨擊自由主義者的歷史敘事上，這樣的行動在2011年萬人起訴茅于軾的簽名活動中達到頂峰。在這些左派的話語中，革命歷史敘事往往同民族主義敘事難舍難分，“漢奸”便成了最常使用的詞匯。2007年，老左派喻權域就針對“為列強侵略中國的罪行辯解”的言論，建議人大制定《懲治漢奸言論法》。

　　“漢奸”一詞也被用在對社會矛盾性質的評判上，張宏良在2006年寫道：“右派是目前中國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由官僚買辦集團和漢奸精英集團所組成，……中國人民同這個集團的斗爭，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向西方發達國家驚人的財富‘輸血’，已經使中國在經濟上落入最悲慘的殖民地狀態。……中華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中國人民又像20世紀初那樣肩負起了民族救亡任務。”“目前中央的政治路線(指“胡溫新政”)，是挽救中華民族于大動蕩的最后一次機會，也是實現中國人民利益的不流血轉變的最后一次機會。”

　　可以看出，張宏良的話語是“階級”與“民族”、“激進”與“保守”的奇異結合。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在左翼群體中激起的共鳴是巨大的，他的反對者也不得不承認這個“保黨救國派”的影響力。對“民族利益”、“國家整體利益”的強調，使這些左派要求維護現存的或建立更強有力的國家機器，這便是所謂的“國家主義左派”。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當時的國家主義左派其實離國家并不近，他們所表現出的批判性也遠非如今的國家主義左派可比。為何會發生這樣的變化，就是下文將討論的內容。

　　◤ 二 ◢

　　中國崛起：“這盛世，如你所愿”

　　2008年中國人愛國主義情感的變化，就是這二十多年來的縮影。一部分西方媒體在西藏3.15事件中的不實報道，直接催生了Anti-CNN網站，即四月網的前身。圣火傳遞被干擾、被境外輿論攻擊的屈辱感再次激起了民族主義情緒。這種情緒在汶川5.12地震后轉化成了“中國雄起”的呼聲，“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帶來了更強烈的民族歸屬感與國家認同感。這種感情在北京奧運會上進一步發展成了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完成了從憤怒、悲情到自豪的轉換。

　　從更長的時間跨度來看，這種轉換更來自于中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地位的提升。連續十幾年GDP增長8%以上的“黃金時代”，使積累起巨大財富的中國資本得以進占部分高端產業，從智能手機到高速鐵路。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報告，中國在亞洲高端科技產品出口中的份額，從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大高科技產品出口國。

　　在對外投資方面：2013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三大對外投資國。2014年，中國成為資本凈輸出國。201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1701億美元，同比增長44%。2015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10978.6億美元，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份額由2002年的0.4%提升至4.4%，排名由第25位上升至第8位(2011年17位，2013年11位)。

　　伴隨著中國從外圍國家上升至半外圍國家的進程，城市中產階層的規模顯著擴大了。清華社會學系李強教授的研究是個很好的佐證，他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的數據得出當時的中國社會是“倒丁字型”結構，而到了2010年，中國社會則初步呈現出“土字型”結構的特點，中產人口比例達到了20%左右——盡管其中大多數屬于焦慮的“中產邊緣層”。這些小業主、白領職員、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在經濟發展中實現了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而不僅僅是提高了物質生活的絕對水平。

　　面對“穩定壓倒一切，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國家主義官方敘事，他們更容易代入自己的角色，因為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與(資本主導下的)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的程度緊密相關。他們在國家的強大中獲益，更害怕在國家的動蕩中失去，他們似乎與國家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他們就好像是“國家整體利益”的象征者!正如列寧所說：“小資產階級由于自己的經濟地位，比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更加愛國。”他們對“這盛世如你所愿”、“此生無悔種花家”等話語的認同，可以說是發自內心的。

　　但必須注意，“大國崛起”的國家主義，與“民族救亡”的國家主義，縱然時常相互呼應，其對現狀的認識卻根本不是一回事。后一種認識盡管不切實際，卻強調了經濟發展中利益受損群體的存在。畢竟，“民族救亡”的國家主義者主要是由退休干部、下崗工人和非主流知識分子構成的。比較兩種國家主義的群眾基礎，一個是日薄西山，另一個則是朝氣蓬勃。不過，盡管已“日薄西山”，其在左派內的影響力卻依然強勁，意識形態畢竟存在著滯后性。

　　兩種國家主義者的共同點在于：他們都在事實上遵從了被制度所維系的政治權力關系，都將所謂的“民族／國家整體利益”置于階級主體爭取自身解放的運動之上。作為改革開放的獲益者，“大國崛起”國家主義者的政治取向我們不難理解;而對于“民族救亡”國家主義者而言，其取向則既可能是出于現實中與權力的依附關系，也可能是依賴、迷信父愛主義國家的精神遺留。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哪種國家主義者都未必自稱左派，但不可否認的是，有太多的所謂左派都是實質上的國家主義者。與左派并無關聯的國家主義者也常常會有意無意地使用左派的話語，說什么“(反華)資本控制媒體”之類，然而他們卻幾乎沒有反思過資本作為支配性的生產關系在中國的存在。有的左派卻相信，國家主義者憑著這些只言片語——被切割、裝飾過的左派宣傳——再加上社會現實的教育就能轉向社會主義，因而樂于與國家主義媒體合作，好像是自己“利用”了國家主義，而不是恰恰相反。

　　◤ 三 ◢

　　資本與國家：“中日之爭的核心是誰來主導亞洲”

　　我們不能僅僅重視國家主義的群眾基礎，更為關鍵的是，經濟發展造就了強大而政治傾向保守的資本，不僅包括國家資本，還有一些私人資本，乃至于替華爾街金融家打工的買辦資本——如果認為中國的買辦資本總會站在國家權力的對立面，可就大錯特錯了。即便是屬性相同的資本也未必是鐵板一塊，經濟關系的許多具體因素，以及資本家對自身利益的不同認知，會使其產生不同的取向。

　　同樣的，國家權力也不是鐵板一塊，而是相互博弈的許多塊。資本在這場權力游戲中的任務，就是為自己找到一塊鐵板，并讓這塊鐵板變得比其他任何人的都硬。于是，這些人格化的資本——以金融資本為主——全都試圖將自己的認知和意志注入到意識形態的政治劇場，將上述群體的力量化為自己的政治資源。就這樣，一個個網站、刊物、基金會出現在了世人面前。

　　2010年，Anti-CNN網獲得了“成為基金”(成為資本)一千萬的投資，轉型成了“四月網”。成為資本的許多資金來自于擁護共和黨的華爾街金融家，它的業務十分廣泛：策劃了土豆、優酷的合并，是“中國最大的私營鉆井服務商”安東石油的最大股東，而安東石油的業務則擴展到了中東、非洲。2012年，觀察者網也憑借其兩千萬注資的建立起來。顯而易見，對這類網站的投資，是毫無直接的經濟回報可言的。

　　四月網剛創辦時，后來離職創辦獨家網的編輯唐杰就提出：“中國認同”和“泛左翼”話語有一個相當大的填補空間，這就是四月網可以發展的地方。觀察者網從創辦時起，也一直聚攏著不少“泛左翼”的學者、時評者。這些網站的評論者中，有不少受國家主義影響的左派(有人認同國家主義，也有人不認同但愿意與其合作)，但恐怕更多的是裝扮出左翼傾向的國家主義者。

　　春秋研究院(觀察者網的智庫)的一位成員這樣寫道：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涵蓋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利益的政治核心力量”，“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民族復興黨’”。“李世默和春秋研究院在政治光譜中離‘革命’知識分子最遠……春秋研究院的寒竹和文揚在若干年前就提出過“中華保守主義”的概念，并一直以保守主義自居。”除此之外，春秋研究院的成員們還曾提出：中國的“長期戰略目標”是“回歸其在亞洲的主導地位”;“今天中日之爭的核心并不是釣魚島、靖國神社或者歷史問題，而是誰來主導亞洲。”

　　獲得一些私人資本支持的修遠基金會2015年在其運營的《文化縱橫》雜志上發布了報告，提出：“依靠階級聯合來超越國家，已經不現實。……我們需要以國家的力量來提升競爭力，在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中獲得更多的經濟份額，從而來改善國家內部的民生和就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民間的馬克思主義需要重新理解國家，重新定義勞工與社會、勞工與國家的關系。”

　　不難看出，這些政治勢力的意圖就是要否定階級主體爭取解放的政治斗爭，將“主導亞洲”的資本利益，描繪成“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

　　最為露骨的帝國主義表述是由某位周姓寫手做出的：“總結就是：中國要想徹底去除污染，國家就必須要下定決心頂住壓力，繼續完善工業化水平和掌握制造技術的制高點，同時利用強大的工業體系來打造一支全球最強的作戰部隊，因為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具備轉移和轉嫁污染型企業的資格。”在這里我們看不到左派的半粒兒原子。

　　相比之下，修遠基金會們就要斯文多了。他們強調：“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不僅僅是將他國作為能源基地或商品銷售地，也要為他國建立工業體系和奠定現代化的基礎而努力”，因此包含著突破“中心—邊緣”模式的可能性。

　　然而，即便是在舊殖民主義時期，建立殖民地的工業體系都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問題不過在于是否有利可圖。對外擴張中不平等的程度是與資本積累的條件和需求相適應的。當中國資本的利潤壓力不斷提升，對外關系的不平等程度及其帶來的矛盾沖突真的不會愈發加強?只有當本國經濟首先拋棄了資本積累的邏輯，才有可能推動不平等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被平等的新體系取代。

　　◤ 四 ◢

　　駕馭資本：“讓每個人都成為大大小小的資本家”

　　問題在于，國家主義者并不打算拋棄資本支配勞動進行增殖的生產關系，他們要么避而不談，要么無限期地延遲這一任務，要么干脆發明一套“恩格斯是企業家不是資本家”的胡言亂語。

　　中信集團在2014年成立了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原始基金為五千萬元。在其指導的刊物《經濟導刊》上，中信研究院的學者們論述道：“社會主義要同資本特別是私有資本和跨國資本相結合共發展，其中當然存在著利益上的共同點和交匯點，這是我國主動加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依據所在。……要害是，共產黨以及黨所領導的國家與資本之間，誰控制誰，誰駕馭誰?”“中國共產黨的正當性源于用社會主義馴服資本”。

　　這種措辭的關鍵在于——“駕馭”、“馴服”而不是“消滅”資本。盡管馬克思在《資本論》手稿中明確指出：“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產生，是資本價值增殖過程的主要產物。……有些社會主義者認為，我們需要資本，但不需要資本家，——這是完全錯誤的。……資本顯然是關系，而且只能是生產關系。”中信研究院的一位“資深研究員”卻聲稱：“中國共產黨人始終認為：社會主義要反對的是資本主義和資本家，而不是資本。恰恰相反，社會主義的目標就是：使資本為生產和交換的不斷擴大所用，使資本為人民所用，社會主義就是要采用各種方式，去打破資本家階級對于資本的壟斷。”在《大道之行》里，中信研究院的另一位研究員干脆更進一步，說：“社會主義不是消滅資本家，而是要讓每個人都成為大大小小的資本家，從而根本上改變勞資對立的經濟形態。”

　　在他們的論述中，資本可以存在，但不能由資本家壟斷，而應由國家資本來壟斷——這就是社會主義。除此之外，“勞資政三方談判”是社會主義，員工持股是社會主義，養老金投資基金是社會主義，淘寶店也是社會主義。然而基本上，這些舉措都沒有改變勞動者在生產領域被資本所支配的生產關系，該出現的矛盾依然會出現——從北大建筑工，到清華保安，再到廣州大學城環衛工，哪一起勞動者權益受損事件中的主角不是“國家資本”?即使能有所改善，也僅僅是資本容納范圍內的改良，一旦遭遇利潤率危機就可能被放棄，特別是在工人毫無政治力量的條件下。當人大代表、政府高官紛紛揚言修改《勞動合同法》，我們又能在哪兒找到工人的聲音?

　　誠然，不少學者也意識到了工人政治權力的喪失，但盡管他們口口聲聲依靠人民、為了人民，卻從未把工人階級視作可以也必須自己爭取自己解放的階級主體，而認為必須由一個超脫于勞動者與資本的“第三方”式的存在來協調勞資關系，來動員工人實現被其限定的需求，來決定工人的命運。然而，這樣的“存在”其實根本不存在。協調勞資關系的國家機器要么服務于工人階級消滅資本的過渡階段政策，要么服務于資本積累，想以此抑制工人階級的斗爭。如果事實上國家機器否定了消滅資本的必要性，那么它顯然就屬于后者。

　　我們不難發現，上述這些宣揚國家主義的機構的成員重合度相當之高。除了一些青年學者，不少人就是當年的新左派。與老左派的毫不動搖相比，學院里的新左派華麗轉身，投向了資本與“大國夢”的懷抱。不僅如此，隨著官方宣傳口徑的轉向，他們中的不少人也成為了團中央新媒體的座上賓。當資本對新媒體意識形態領域的介入進行了數年，權力機器才幡然醒悟，但為時不晚，因為它們收獲了新左派這批梁山好漢。

　　至于體制內老左派，生前極力揭露“修正主義”的老干部魏巍、李成瑞等人，已一個個去世了。民間的左派則發生了一次分化：始終寄托于“健康力量”，卻又使勁批判“修正主義”的烏有之鄉，在2012年因為重慶事件而關站，擊碎了一批人的幻想。同時，卻又有不少人聲稱接受了某種“信號”，開啟了新一輪期盼，盡管他們已無力再恢復烏有之鄉往日的風光。無論如何，富有激進性的“民族救亡”左派衰敗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人對國家主義話語的摒棄，以及另一些人對國家權力的愈發親近。

　　◤ 五 ◢

　　第一天團：“英特納雄耐爾，我們還沒有忘掉”

　　2013年6月，共青團中央新一屆班子走馬上任，年底，團中央進駐微博。在2013年之前，微博上盛行的始終是自由主義、反體制的言論，而官方也愈發意識到互聯網意識形態形勢的嚴峻。《人民日報》就在當年的8月21日指出：“能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他們必須想點新主意了。

　　在頭一年，團中央還沒有得到大多的響應，但是民間的國家主義力量已漸漸積蓄成熟。漫畫《那年那兔那些事》已連載三年左右，周小平也出版了《請不要辜負這個時代》。這些資源慢慢被團中央充分地利用了起來。2015年，《那年那兔那些事》的動畫版上線，得到了團中央的大力宣傳。2016年，共青團與周小平團隊合作了視頻《今日中國，如你所愿》;與四月網、天府事變樂隊合作了音樂作品《This is China》;與青年力網、讀家傳媒聯合推出了《你在何地?請返航!》。這些作品、團隊，以及察網、青年力網等媒體，都獲得了團中央的合作與支持。

　　原本與政治宣傳無甚關系的韓庚、TFboys等小鮮肉，也被納入到團中央策劃的活動中，吸引了眾多原本并不關心此類敘事的粉絲。共青團開始加深對網絡輿論事件的參與，比如質疑加多寶侮辱烈士，支持帝吧出征，質疑趙薇與臺獨分子的關系和她操縱刪帖的行為，進一步強化了互聯網的國家主義氛圍。最近，團中央又進占B站、知乎，扮演起了權益衛士的角色。總之，這些舉措使其吸收到越來越多的粉絲(482萬)，獲得了越來越大的認同，而如團中央小編所說：“他們認同了團團，就認同了黨嘛。”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團中央和觀海網重新制作發布了原本僅由觀海網完成的音樂《TG暖暖的》。這首歌唱道：“英特納雄耐爾，我們還沒有忘掉。”可諷刺的是，視頻使用的畫面卻是《那年那兔那些事》——在這部作品中，日本的形象是竊賊裝扮的“腳盆雞”，東南亞諸國的代號是各類“猴子”，朝鮮、韓國則是“北棒子”、“南棒子”，怎么看都不像是國際主義的描述，更別提其典型的抹煞階級政治的國家主義敘事了。

　　這種自相矛盾或許是圍攏在團中央四周的國家主義左派的一個縮影。當話題指向歐美這些“資本主義社會”時，階級分析法就有模有樣地運用了起來。然而當話題轉向國內，事情就變得有些曖昧，國家主義官方敘事幾乎對階級問題避而不談。對于“努力就能上清華北大嗎?”這樣的知乎問題，馬克思主義者會首先想到“階級再生產”的概念，畢竟實證研究也表明政企負責人子女考上重點大學的幾率是工人子弟的30倍，而共青團的回答則是告訴我們：“如果沒有運氣，那么就請努力。”

　　當自稱左派的國家主義者極力強調國家秩序的重要時，尤其會遮蔽掉階級關系，以至于鬧出顧頭不顧腚的笑話。青年力網的后沙月光曾這樣論述警察權威的重要性：“七八十年代，隨著經濟良好運轉和多元化社會加深，英國國內各種矛盾日益增多，矛盾最終都會集中到警察身上。也是從這時開始，媒體越來越熱衷于攻擊警方，蘇格蘭場的威懾性日漸弱化。……警察和輿論，誰是強者，誰是弱者?其實他們都應當是社會秩序的維護者。”然而眾所周知，在英國，七十年代是改良主義難以為繼的年代，八十年代是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的年代，在這兒維護所謂的權威、威懾力，難道不就是在維護資本主義的這個鬼秩序嗎?

　　國家主義左派有時并不諱言階級對立，但體制內的學院左派往往不愿探討無產階級政治權力的問題，似乎形式上的領導階級，就是事實上的領導階級。然而，誰都不能否認中國工人連罷工權都不受保護的事實。一些大腕學者或民間人士倒敢于論及這一領域，可他們卻從不放心由無產階級自己爭取命運的決定權，而是寄希望于一個“救世主”聽從他們的禱告復臨人間，救贖苦難的無產者。至于“救世主”“聽不聽我的，決定權不在我。盡人事，聽天命”。他們忘了國際歌那句振聾發聵的教誨——“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 六 ◢

　　告別國家主義：幸福和權力，要靠我們自己去爭取

　　國家主義左派對打破政治秩序的擔憂并非沒有來由。有人認為中國應當謀求在世界體系中更核心的地位，因而需要穩定的秩序，這種實質上的帝國主義主張我們不做過多評價，因為歷史的教訓已經足夠深刻，中國資本的擴張也不會由于人的主觀愿望而帶來平等。

　　更值得回應的是這種想法：一旦政治秩序變動，國家就會分裂，民族、地域矛盾就會激化，右翼保守勢力也會奪取權力。維護國家秩序，就是維護國家利益，或者說就是維護中國無產階級的利益。

　　這種主張最致命的問題在于：難道照現狀發展下去，我們就不會面臨民族、地域沖突加劇和“中華保守主義”當政的危險了嗎?無產階級必須無力地等待災難，而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起來試著解決問題嗎?

　　只有團結各族各地人民的無產階級社會運動才能真正地阻擊右翼保守派，只有無產階級的群眾運動才能與排外主義者、原教旨主義者、大漢族主義者的群眾運動抗衡。

　　其實，在民族宗教問題上，國家主義內也出現了裂痕。主流的國家主義者依然維護現行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伊斯蘭教信仰，這符合中華民族凝聚團結的大局;另一些國家主義者則斷定伊斯蘭教很可能對國家的現代性產生威脅，其中還有不少人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

　　他們在知乎、微博、四月網論壇上宣稱，“溫和穆斯林”只會為己辯護，而不去打擊極端者，“綠教”作為一個整體就是不可信任的——似乎不存在為反恐而犧牲的穆斯林警察，似乎被刺殺的居瑪·塔伊爾大毛拉不是穆斯林。這一浪潮更像是歐美極右翼在中國的回聲，在2015年以前，這種觀點恐怕還是大漢族主義者“皇漢”的專利。

　　有些人旁征博引《古蘭經》里有暴力含義的詞句，好像穆斯林只有兩條路：要么徹底拋棄自己的宗教，要么成為極端分子。事實上，基督教《圣經》也有不少表現出暴力、歧視性的詞句，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這些詞句不再有多少影響。正是社會經濟的變遷導致宗教解釋的改變，特殊的歷史政治經濟環境造就了如今的極端勢力，這才是唯物史觀。有什么理由斷言伊斯蘭教就必然野蠻落后呢?

　　學者習五一認為，有人“給堅持馬克思主義無神論，遏制宗教極端的大眾思潮，制定一頂‘極端無神論’的大帽子”。然而，漢語網絡中來勢洶洶的不是單純針對極端分子的思潮，而恰恰是否定穆斯林整體、鼓吹“清綠”的極端思潮，怎么能視而不見呢?只打擊一種極端思潮，卻縱容另一種極端思潮，不恰恰成為原教旨主義分子攻擊的把柄嗎?

　　主流國家主義的問題在于，光靠優惠政策與反恐力量，是無法消除極端思潮的。恐怖主義是一種群眾運動，“反穆”也是一種群眾運動，其參與者大多在階級關系中處于受支配的一方，而他們所受的生存壓力則被轉化成了對其他群體的怨恨，必須靠無產階級運動消滅這一根源;其次，國家的基層控制力一但由于經濟危機而衰弱，極端運動將無法被權力遏制，這時也只有無產階級運動才能與其抗衡;最后，只有在聯合了各族人民的無產階級運動中，先鋒隊獲得了群眾基礎與政治信任，才能更好地在各族群眾中推行性別平權、尊重包容等進步理念。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西藏民族問題和香港、臺灣的右翼排外主義問題。光琢磨對港臺的優惠政策以及反分裂宣傳、威懾，而不去思考當地的階級關系、團結那里的勞動群眾，是絕無可能實現各地人民的真正統一的，反而還可能加劇對立。而要團結當地的勞動群眾，首先便要求內地勞動者起來爭取政治權力。我們難道能指望一個壓制自己工人的資產階級，去幫自己生意伙伴的工人謀幸福嗎?

　　左派中的國家主義者常常自詡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然而，他們是否真的了解，在中國工人爭取權益的斗爭——比如沃爾瑪工人這一年來反對綜合工時制的斗爭中，信訪、仲裁、訴訟、寫信能產生多少效果?黨政機關、人民法院、各級工會又發揮了何種作用?除了自己，工人階級還能將希望寄托在誰身上呢?

　　我們絕不能否認國家體制內存在著積極力量，但能從根本上推動社會前進的還是無產階級有力的團結斗爭。為爭取前者而壓制后者，是徹頭徹尾的舍本逐末，束住工人的手腳使其成為國家的附庸，是國家主義立場的體現。

　　正如《勞動者贊歌》所唱的那樣：“我們的幸福和權力，要靠我們自己去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得。共產主義者是工人階級運動的一員，而不是“站在工人階級運動以外，寧愿向‘有教養的’階級尋求支持”。

　　左派對國家主義的告別一直在艱難地進行著，面對資本與權力的介入，是時候加快步伐了。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否則第二國際就不會在一戰中解體，我們只能一起加倍努力。我們相信：“那么多人終將走到一起，火紅的五月，只是你我新的登場!”

　　2017年5月

　　(作者：鄭姿妍。來源：現代資本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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