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艾躍進同志《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思想的精華》一文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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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毛主席一生持之以恒的追求，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之所在。

　　堅持無產階級的正確方向就是認真實踐毛主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偉大思想，“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思想的精華”是艾躍進教授用他精彩的演講全面的、完整的將毛主席這一重要思想表述出來的又一力作。今天，我們幾個網友自發的組織起來，承擔起將艾躍進老師生前視頻講座的文字整理轉化工作，并以此緬懷位戰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無產階級戰士。

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思想的精華

主講：艾躍進 2013年1月2日北京人民大會堂賓館

(第二集下)

　　常識歸常識，推理歸推理，我們拿事實說話。我在這里給大家念一下毛主席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中的重要講話。得拿東西(資料)出來。1959年2月27號，“鄭州會議”通過了“鄭州會議”記錄。5號召開最后一次會議。新到的十二個省的省委第一書記，和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同志參加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講了一段很激烈的話。我講著你們聽著，你們分析。他說：“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干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我要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堅持不可。你們如果不同我一起‘右傾’，那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我犯了什么罪?無非是不要‘一平、二調、三收款’，要基本的所有制還是生產隊，部分的所有制在上面兩級要嚴格按照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來辦事。”看到了嗎?

　　這段話說明兩條：第一，毛澤東“糾左”的堅定不移的決心。“我一個堅持右傾到底”。第二，反映了第二次“鄭州會議”進行的不太順利。“我一個人堅持”，看了嗎，“我有什么罪?”。

　　我們再來看一下毛澤東1959年4月29號給全國六級干部，一直到生產小隊長以上共產黨員的一封信。我們先來看這封信的背景：“鄭州會議”之后某些同志仍然不把主席的話、主席的批評當回事。眼看春耕在即，為了避免蘇聯在推行“集體農莊”之后發生的糧食減產的悲劇在中國重演。毛澤東心急如焚，在黨報和正式刊物不會刊登或不會原文刊登文章的情況下，只得采取“特別手段”，在1959年4月29號“黨內通訊”一個極小的刊物上發表了這份信。那這封信說明了什么問題?說明主席這個人是遵守黨紀的。既然黨中央定出了一線二線。是尊重一線主持工作的同志。你不讓發就不發。我給你們透露個小秘密：主席當年要想去外地視察去，得找書記處，得向書記處報告，得安排車，書記處不同意去，他就不能去。這是個遵守黨紀的同志。好，我們來看寫封信：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看見了嗎?注意啊!這“上級”是誰?誰規定的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看到了吧!主席后來講我是農民，你說一畝地出一萬斤你騙誰呢?這封信就是證明。)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你只要學習就會發現，誰提出的畝產萬斤，誰搞浮夸?誰我不說，我就告訴你不是毛主席。我們今天不是追究誰的責任，誰我們也不追究。我們就說你別把這些事擱在毛主席身上。是誰就是誰，要是毛主席咱就說就是他的，那跑不了。不是他的，要實事求是嘛對不?)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上級機關是誰?某些是誰?)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年人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看見沒有?你別下高指標，誰下的高指標?是誰我還不說。是毛主席嗎?所以從這封信可以看出顯然不是毛主席。)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少的問題。(省略)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省略)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你聽聽)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事實勝于雄辯啊!你說主席搞浮夸，搞高指標?這封信看看。是誰壓出來的，是誰頭腦發熱。)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我想這封信能說明問題吧!

　　1960年10月21號，中共中央組織部和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四名干部，把一份“關于河南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干部嚴重違法亂紀的調查報告”，送到了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同志手上。三天后李富春將調查報告上報毛澤東。信陽地區發生了干部嚴重違法亂紀打死人的情況觸目驚心。毛澤東看后沉思了兩天，26號把調查報告批給了劉少奇、周恩來。批示原文是：“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事后，中南局的王任重、陶鑄和國家紀委的李先念等同志會同公安部、糧食部、監察部等部委負責人前往調查。最后由少奇同志率公安部副部長徐守慶到信陽去做處理。當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同志動用野戰軍，一次抓捕了十八萬名干部。毛主席接到的報告是：要殺兩萬人。主席批示：一個不殺，絕大多數人不抓，立即放人!這就是史稱《信陽事件》的真正的背景。

　　少奇同志都去了，河南省委第一書記還敢抓十八萬人。河南省委書記吳志浦因此次事件被撤職。1976年主席去世后，不久被平反。由于毛主席批示“一個不殺，立即放人。”使得許多信陽的干部保全了生命，免遭牢獄之苦。在這種抓捕基層干部的行動到1960年底還在進行。對待基層干部和整群眾的這種做法，一直堅持到“四清”、“社教”，乃至文革初期。也使得主席和少奇同志的分歧公開化。

　　接著，召開了“七千人大會”。主席本意是一次總結經驗教訓的會，是交心會。可是某些同志在會上沒有檢討自己的錯誤。實際上在把責任推向黨中央，推向省一級的領導干部。主席呢根據這種情況順勢把交心會變為出氣會。白天開會出氣，晚上看戲順氣。結果擴大到縣的書記都來了。要不怎么七千人呢!就讓大伙談。這就是大躍進，后來的三年自然災害，以及餓死人真正的背景。

　　接下來彭德懷事件，“反右傾”。

　　那有人說“主席是報當年毛岸英之死之仇。”太小肚雞腸了，你小人之心啊。如果真是那樣的話，那1955年還能授予彭德懷元帥軍銜?還能任命他國防部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其實要說主席想報這個所謂“私仇”那是有理由的。在美軍飛機轟炸的前一天，主席已經將蘇聯情報機關轉給我們的中國情報告訴彭德懷趕緊搬家，美國飛機要來轟炸。彭老總沒聽，毛岸英的死他是有責任的。主席沒有這么小氣，沒有!只說了一句：誰讓他是毛澤東的兒子。所以你現在說拿毛岸英這事，說主席要報復彭德懷不胡說八道嗎這是。那么彭德懷同志在“廬山會議”上。應該說這個人是一個脾氣很耿直、很正直的同志。本來“廬山會議”是要”糾左“。結果彭德懷這一出來一說，又寫信，過猶不及。把會議方向給變了。為什么?其實，彭老總寫完了信，主席也看了也沒什么，打上箱子都要走了。本來主席都要走了。吵吵吵吵幾個中央常委進來說“主席不能走啊!那彭德懷攻擊黨中央，攻擊黨的領導，這個問題得解決啊。”這么著又給拉回來了。可見不是毛主席想整彭德懷。那彭德懷干了什么讓這些人還要把會議又開下去呢?我前面已經說了，從1956年黨的“八大”之后，是一線的同志在主持工作。那么在這種背景下彭德懷所攻擊的大躍進中的問題，他是有所指的，他不是指的毛澤東。那這些同志也不干。再加上此前一年1958年彭老總在軍隊內部整軍隊的“教條主義”，也得罪了不少人。粟裕、劉伯承不都那時候整的嗎!都有意見。而彭德懷這個人脾氣還特別犟。一般開中央全會的時候，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要坐前排主持。他那天他不坐，找個地方在最后，還剃個大光頭，那意思準備我坐牢。而且在跟常委們在對話的時候還說過這樣的話：你毛澤東在延安什么四十天娘，我三天還不行嗎。其實毛澤東跟彭德懷私人關系特別好，只有彭德懷能夠推開警衛員阻攔直接進毛澤東臥室，只有他。但凡事不可過。主席是為了維護黨內的團結。因為已經定了少奇同志是接班人就得維護他的威信!在這種情況下是為了維護中央的團結最后處理了彭德懷。注意，是毛主席主動提出要保留彭德懷同志政治局委員待遇的。后來彭老總自己主動從中南海搬出來的，沒有人讓他走。而且到了六十年代，主席重新啟用他去西南主持“三線建設”。這都是事實。也恰恰是中央有的負責同志在“七千人大會”上說：“誰的反都能平，就是彭德懷的反不能平。”這都說明一個共同問題：不是毛澤東在整彭德懷。你怎么能把彭的這件事說毛澤東在做的。所以你得還原歷史真相。

　　然后進入到“四清”。

　　“四清”、“四不清”，年紀大的同志都知道。有個”桃園經驗”，主席的意見是不要針對基層，關鍵是要整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而有些同志要整基層的干部，要抓基層的貪污犯，要整“地富反壞右”。要整走資派，這是關鍵分歧。可以說這個分歧導致的文革。

　　那文革是什么呢?文革的動機是“防修反修”。什么是“修”?過去我們不知道什么叫“修”。“修”就是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是一種比資產階級更加惡毒的資產階級思想。因此主席講修正主義上臺就是資產階級上臺，而且比資產階級更厲害是法西斯。其實“修”就是腐敗，簡單的說。因此，文革的動機是要使人民的江山不變顏色。這一點小平同志都是肯定的。

　　有人說文革十年是內亂、是浩劫。我們剛才說了：毛澤東為建立這個國家犧牲了六位至親，那他愿意把這個國家搞亂?這符合邏輯嗎?同理，文革被他視為一生中最重要的第二件事，那他想把他搞得這第二件大事給他搞亂?希望出現打砸搶燒?讓文革失敗?這不是一個正常的邏輯。其實毛澤東最初的設想是三個月結束文革。只是由于黨內不統一，甚至一直在頂著使得一直拖拖拖。我記得主席在1974年有一次講話時說：文革已經八年了，現在以安定團結為好。這句話說的他也嫌長了。實際上“九大”就標志著文革結束了。后來結束不了啊!對嗎。那么誰最希望文革亂呢?關鍵看文革是針對誰的!針對誰的?如果文革亂了誰能受益呢?這不自然就推出來了嗎!不用多說這句話。你再查查第一批紅衛兵是誰?“西糾”、“聯動”是誰?不就可以了嗎?對不對?現在有很多文章：北京什么十大附中，副校長被打死，誰打死?這都有很多(文章)，對嗎!

　　因此總括來說，文革初期出現的那些問題后來都有總結四個字：“形左實右”。表面上左，是極左，實際上是右。用著名作家丁玲同志的話說：“當年說我右的，現在又說我左。”你看這句話最典型了。你就理解了什么叫“形左實右”。

　　有人講：文革時候是封建專制，獨裁最厲害。如果發動群眾容易搞獨裁，那為什么古代的皇帝不發動群眾去推翻官僚體系呢?哪有發動群眾搞獨裁的，有嗎?全世界搞獨裁都是依靠警察、官僚體系。還沒有聽說過發動群眾砸爛自己的官僚體系，包括公檢法去搞獨裁的，這是不合邏輯的。搞獨裁是用官僚體系鎮壓人民，不可能發動人民去砸爛自己的官僚體系。這很正常的思維。

　　文化革命的關鍵是這個“文”字。主席反復講“要文斗不要武斗”。那誰要武斗呢?對嗎?主席講“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他的理論依據是什么?其實很簡單：當共產黨成為執政黨掌握權利、掌握社會資源的時候，我們前面說了腐敗就隨時都有可能性。如果你腐敗了，你不就是資產階級嗎?劉青山、張子善不就是我們黨內在建國后第一批走資派嗎!說白了不就這么簡單嗎!對嗎?因此在無產階級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由自己專政的情況下，仍然要繼續革命。如果不繼續革命，原來的共產黨就可能在掌握政權之后為自己謀利益，這不就是資產階級。因為對資產階級就需要繼續革命，就這么簡單。這些理論闡述就這么簡單，沒有多復雜。你再看看現在，你除了成克杰之外，你這些個貪污犯哪個不是黨員?哪個不是共產黨高官?對嗎?

　　那有人說：毛主席搞文革是為了整劉少奇。劉少奇在“十一屆十一中全會”問題就解決了，那后面可以不搞了。所以我多次講過主席要想“廢了”劉少奇不用搞十年，憑他的威望開個會就夠了。主席和少奇同志的分歧在于路線分歧，這一點王光美同志是承認的。我覺得王光美同志還是很實事求是的。我們說毛澤東沒有私敵，和馬克思一樣沒有私敵。其實坦率的說，主席對劉少奇不薄。五九年少奇同志當選為國家主席之后，那毛主席不干了，你干，培養你(劉少奇)。主席主動提出：全國不要光掛我的像，少奇同志的像也要掛。那一年的十月一日國慶節是兩個主席的照片在《人民日報》頭版發表。過去說“一國不能有二主”，看主席這胸懷了嗎!不薄!到了少奇同志犯了錯誤，主席最后一次同他見面，送了他兩本書，一直把他送到電梯口。后來還跟光美同志說：主席對我很好。但遺憾的是少奇同志還是沒看主席給他的那兩本書。一本是國外的，一本書大概是先秦或者是漢朝的一本書。兩本書的意思是一個：要實事求是看問題，不要唯心。

　　在這次見面中，少奇同志一見面就跟主席講：“我辭去現在的所有職務，包括《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我都辭了。我帶著老婆孩子去延安，或者去井岡山，或者回家鄉種地。”主席沒有接受，沒同意說：“你還是看看書吧!”少奇同志接著說：“我趕緊下，不要因為我再使黨內這么多干部都受到沖擊。”少奇同志到最后都還沒明白主席搞文革是什么意思!要如果想讓你們不干了，撤職不一句話，一個會議不就解決問題了嗎?你還認為是因為你不下才使得這么多干部受到沖擊。恰恰是包括你在內這么多干部都沒有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義所在是防修反修，是防止變顏色，是我們黨內、國內的一次思想教育。都認識不到。這是他最關鍵的分歧，這是認識局限性。

　　“炎黃春秋”在去年發了一篇文章是關于少奇同志去世之前到底是被破壞致死，還是毛主席、周總理派了醫療組積極救治。兩個主任醫師，其中有個姓黃的說：“三中全會后小平同志、陳云同志親自看了我們對少奇同志的搶救記錄，最后表示很滿意。感謝我們說：‘你們工作做的很好。’”白紙黑字寫著了。所以你說什么悲慘死去啊什么等。你在渲染什么?歷史是歷史，真是派了救治組去的。

　　那么，主席和少奇同志在文革初期一個關鍵的交點是工作組。主席去南方之后，按照慣例少奇同志繼續主持中央工作。這時文革已經開始起來了。對嗎!那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派出工作組到北大、清華。這兩個學校就抓了一萬多師生要打成“反革命”。如果這個路子繼續下去的話又是第二場“反右”。還是針對下面。這才有了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當年還有一句話，叫“警惕中國的‘赫魯曉夫’”。那赫魯曉夫什么問題呢?赫魯曉夫除了反對斯大林，他還一個問題：他動用軍隊解決黨內分歧。國防部長朱可夫派軍用飛機把外地中央委員全部運來了。本來蘇共中央主席團，現在我們政治局已經決定了解除赫魯曉夫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職務，他動用軍隊把外地中央委員全部接來開個中央全會，把政治局的中央主席給否了。把那些人給解決了。這動用軍隊解決黨內問題，這是非常惡劣的，這叫“槍指揮黨!”請同志們想一想，中國的“赫魯曉夫”。有些事我們不能說的太明，你們還可以去學習，誰是中國的“赫魯曉夫”?肯定有類似行為才叫中國的“赫魯曉夫”。至于后面又動用軍隊，解決黨內問題，黨內矛盾。因此陳云同志說：“下不為例!”為什么這么說?這槍指揮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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