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學者應該怎樣治學？

                                   鄭彪

（這是寫于兩年前的一篇舊文，未發表過。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剛剛閉幕，一個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時代已然來臨，故將此文拿來發表，還有些意義）

改革開放30年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再次證明，真正的學術思想，是有價值的。但是，另一方面，也難以否認，回顧30年走過的歷程，時代是波瀾壯闊，成就也是巨大，但是如果煮酒論英雄，品評學術文化人物，無論同“五四”時代，還是同西南聯大時期相比，總起來說，或說在相當程度上，是人物平平。其突出表現，就是當前各領域各方面都痛感缺少出乎其類、拔乎其粹的領軍人物，特別是缺少大師。一個重要原因是傳統文化斷裂。今之知識分子，與古代讀書人已經不是一個概念。昔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如今，已經兩代人不讀古書，加以一個時期以來文風不正，人們往往已不了解傳統文化和士之所業何事，不以國無學術、無人才、無風俗為憂，而斷斷以搬運西學，甚至以贏得洋人特別是美（國）人青睞為務，遂至負赫赫之名者亦莫不將精神注意于此。所以，今之知識分子多出專家，極少有通家，也就難以出大師。
      當今真正有志于學術的，應認清一個新的時代已經來臨，時代在呼喚真正的學術，呼喚大師。優秀的年輕學者肩負中華復興的學術文化使命，必須超越先生，超越導師、院士等世俗目標，立志追求大師的境界，方不負時代的期望。恩格斯說：“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理論思維，第一等的是思想家。思想家不是專家而是通家，專家里難以出大思想家，馬克思恩格斯都是通家，毛澤東也是通家。一味跟著潮流跑，跟著西方跑，難成思想家，更難以成為真正的中國學者。固守傳統，不能與時俱進，是腐儒，也不能成為思想家。而一些新儒家如錢穆先生，一輩子守望傳統，卻能與時俱進，比較中西文化，成為大學問家，也是思想家。但是要貫通古今中西，沒有幾十年積累，不坐壞幾個板凳，不能收功。世界和中國，現在最需要的是新思想、新理論，創新是當代人類文明轉型也是中國發展提出的根本要求。當代世界文化轉型呼喚學術轉型，中國的發展和改革也在呼喚文化轉型和學術轉型。對于中國學者來說，現在正在迎來歷史上一個空前的文化繁榮高潮，一個真正的科學的春天正在到來。這時候，是年輕學子勵志成大才、大師的大好時機。

筆者不是大才，更兼小廟和尚，卻在這里忽悠年輕人作大家大師，不免有賣假藥之嫌。但是教書匠作久了，不免好為人師，也是惡習難改。畢竟多年來在這方面窺得一點門徑，加以自己在多年的教書匠生涯中，積累了一點淺薄的體會，敝帚自珍，寫出來希望對后學有所啟示。

所謂成大家大師的門徑，依筆者管窺蠡測，至少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歷練。

 志當存高遠

    “取法乎上，僅得其中”。這個“上”，即高目標，不是指某一個具體的世俗目標，而是指成為某一類人，做錢穆、馬一孚，還是陳獨秀、李大釗？還是王夫之、顧炎武？還是朱熹、二程子？抑或是孔子、孟子？青年毛澤東“糞土當年萬戶侯”，心里是有遠大的革命理想和目標的。中國歷史上的優秀學者，包括許多后來做了大官大事的，一個共同點，就是胸襟、器局大。胸襟，就是抱負；器局，就是才識和氣度。這是由于儒家文化的熏陶，就是修齊治平的一套理論。孔子說：“君子不器。”這個器，是器物，是指有形的東西。君子不作有形的具體的器物，而要作無形的大才，就是“志于道”。孟子最理解孔子的“志于道”，《孟子》通篇都與帝王論道，就是修齊治平。那時候物質生活極為匱乏，但是中國古人心懷“天下”，以天下為己任，有“君子謀道不謀食”的襟懷，生命非常充實。中國人自古重視子弟教育，五歲開蒙，低班學一點“三百千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的通俗文化，但凡有點力量的人家或重視讀書的人家，子弟多以科考為目標，上高班，讀《四書五經》。《四書五經》，其中《論語》和《孟子》對于開器局有特殊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孟子》。開器局對于青少年尤其重要，所以孔子說：“士先器識而后文藝”，就是專業技術這些東西還在其次，首先開器局。器局一開，一生才可以致遠，可以達到相當的高度；器局不開，滿腦子個人利益，古人叫“求田問舍”，后來叫“五子登科”，雖然照樣可以做大官，享大名，大富大貴，但由于器局所限，眼界狹小，目光如豆，精神境界上不去，終于沒有大家氣象。沒有大家氣象，就只有中家或者小家甚至敗家氣象了。現在有些學者，名、位都夠份了，但是講話寫文章，就是沒有“五四”時期學者的大家氣象，甚至有時還犯低級錯誤，與器局和功底大有關系。一些成功人士，達到一定高度以后，再上不去，或者下來了，甚至栽了，不是沒有機會，一個重要原因也在這里。胸中沒有合理的政治理想，也就缺少思想高度，缺少應有的責任感，也就難以有大的事業；一旦專一于“五子登科”，行為就出問題。現在全社會都感嘆沒有大師，只有大樓、大蔓兒、大官兒。器局不夠，，眼孔就小，胸中沒有高遠的理想和志向丘壑，只有個人，只有名利，何來大師？又說打造大師，大樓可以打造，大蔓兒可以用錢堆，用媒體吹，大師如何打造？于是揠苗助長，或學資本摻水，制造泡沫學者。舊私塾弊端很多，但是有一個好處，就是從讀經開始，先開器局，器局不同，氣象才能不同。所以傅斯年當臺灣大學校長，硬是規定低年級不分文理，一律學《孟子》，道理就在這里。

中國經過百年來的戰亂、整合、蓄勢，現在正處于民族復興的關鍵時刻。生在這個時代的學者，其實特別幸運，其實是生在中國近代史收獲的季節。但是收獲不是坐享其成，也要付出艱辛，也要為國家民族抗一肩責任。學術，乃國家公器，不僅是個人飯碗，謀生手段，不是不要飯碗，而是不孜孜以個人利益為念。“學也，祿在其中矣”。中國自古以來就賦予學術和士以引導社會的責任，所以士居四民之首，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社會也賦予其很大的責任。現在也是一樣，其實黨和國家對于知識分子寄予厚望，現在也特別需要知識分子為國分憂、效力。所謂思想庫，上至廟堂之高，下至江湖之遠，實在是太需要了。可是，現在的實際情況與現實需要，其實是很不適應。恰恰在這個時期，又是一個青黃不接時，出現大機遇。所謂大機遇，機會主要在年輕學者。有機會能不能成事，關鍵不在學問，不在“文藝”，首先在器識。所以，志當存高遠，志在中華復興，如少年周恩來說“為中華騰飛而讀書”，“愿相會于中華騰飛世界時”，這就很有希望了。

    有了志存高遠的愿望還不夠，還需要磨練品行意志，具體說，就是不愛錢。不愛錢，不大容易。成為磐磐（上般，下木，字盤里沒有）大才，本來就不是容易的事。愛錢，就是多欲，多欲，成不了大師。梁漱鳴先生評論章士釗，本來可以有更大的作為，就是因為多欲。不愛錢，不是不要錢，也不是拿錢完全不當回事，而是不以錢為生活目標，更不為錢所累。要做真正的學者，先斷了發財的念頭，讀書不為稻糧謀，真有本事，車房都是小事。所以孔子說：“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孔子最欣賞顏回，最討厭樊須，就是這個道理。今人如果有顏回子10%的精神，就足以成就任何事業。孟子說“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不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勵志和不愛錢，這兩條都是養氣。古人重視養氣，養氣也要從娃娃抓起。“五四”以來的進步學者，有傳統文化，又有時代精神，當大任都知道吆喝什么。馬寅初當北大校長，說：“欲使人民養成國家觀念，犧牲個人而盡力于公，此北大之使命，亦即吾人之使命也。”今人雖然經歷文化斷裂，大部分人了解近代史，心中還有一口窩囊氣，于是懂得愛國；有些人卻糊涂，“擺攤賣菜”不知道吆喝什么。更有一些人心里只有一股晦蒙之氣，專一與自己的國家民族過不去，用唐德剛先生的話說，就是“專一拿祖宗開刀”。

孟子說“吾善養吾浩然之氣”，那是孟子，對一般人而言，養氣都是一輩子的功夫。養氣就要讀經、讀史。不一定貪多，但是要認真讀。有人反對讀經，須知中華民族存續幾千年不滅，讀經有巨大作用。不讀經，文化繼續斷裂下去，別說沒有大師，民族也會退化。西方國家都讀經（《圣經》），連旅店客房都備有《圣經》，中國何以不能讀經？

學貫中西，學貫古今，創新學術文化。

    器局開闊了，胸中充溢著浩然之氣，又清心寡欲，屁股就坐住了。這時候學問往腦子里鉆，效率特高。傳統文化是民族的根，也是作學問的根。傳統文化的教育熏陶，使人的思想有深度，愛國主義有厚度，立身處世有原則，氣質有中華民族性。沒有傳統文化，只有西學，學問的根子只扎200-500年，只在世界近代史打轉，比較淺；有了傳統文化，學問的根基可以扎到5000年甚至更深遠。根深才能葉茂，盆景難以長大。有了傳統文化的根基，再學馬克思主義，就更有利于中國化；再學西學，就有比較，有鑒別，有自主性，有批判吸收能力。如此，則無論刮東西南北風，掀九級浪，如有定海神針。無論什么西化、分化、全球化的美國化，等等，無論什么潮流襲來，都能有主心骨，不至于迷失方向。“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句話道出了全球化條件下作學問和做一切事情的道理。中國文化的大師歸根結底不是海外可以培養的，文化的根一定是在國內。民族文化的根愈深，中西合壁的學問之樹就愈是繁茂，就愈是可能有國際地位。反之，愈是拜倒在西方文化面前，失去民族文化的根，即使一時能夠得到洋人廉價的捧場，其實不會有真正的國際地位，甚至不會有尊重。

    學問做到一定程度，關鍵不在長，也需要長學問，但關鍵在化。文化文化，關鍵在化。化的關鍵，在悟，在通。悟到一定程度，就通了。中醫說，通則不痛，痛則不通。通還不夠，要博而通，才上高度；博而通而雅，則上流品。學問做通了，頭頭是道，也能深入淺出。不通，則淺入深出，別人看不懂。唐德剛先生批評現代西方社會科學著作，照搬自然科學方法，且往往語言晦澀，佶屈聱牙，淺入深出，恐怕跟不通有關。亨廷頓的《我們是誰》是一本寫文化的著作，在國際上有影響，但是讀起來缺少文化的厚重感。這歸根結蒂是由于美國怎么寫也是200年或400年歷史，西方文化的歷史也有限，文化厚重不起來。錢穆先生的《晚學盲言》也是寫文化，而且是出自盲人口述，但是力透紙背，且上下五千年，縱橫八萬里，貫通古今中西，是大師手筆。

   王國維先生用三個宋詞名句比喻作學問的三個境界，流傳很廣。初級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中級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高級境界：“眾里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先生是國學大師，1927年自沉于昆明湖才50歲，實在太可惜。換言之，他很早就登上了學問的高級境界。什么道理？筆者瞻仰過他在浙江海寧老家的故居。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王國維十三歲就立志做學問，一生有十一個兒女，卻一輩子不事生產，不管掙錢養家的事，潛心作學問。王國維留學日本學習物理，攻過西學，研究過（西方）哲學、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戲曲史、詞曲；又專治經史之學、古文字學、音韻學、古器物、金石學，尤致力于甲骨文、金文和漢晉簡牘的考釋，生平著作共六十二種，蜚聲中外，對史學界有很大影響。中國古代學術，講求經史子集全通，尚通才不重專才。王國維是現代學者，學貫中西古今，政治上雖然保守，學問上實在了不得。所以郭沫若先生說，他對近代學佩服兩個人，第一就是王國維（還有魯迅）。學貫中西也是近現代中國幾乎所有有大成就的學者的共同道路。從晚清魏源，到“五四”以后一代學人，都有條件學貫中西。以后就不行了，原因就是文化斷裂和中西隔絕。改革開放以后，有條件“貫西”了，可是肚子里沒有中學墊底，缺少必要的訓練，更不能通文史哲經，往往只知今不知古，能“貫西”而不能“貫中，也就削弱了比較和鑒別能力，再趕上世界大變局，一些人就難免跟著跑；跑得久了，就容易食洋不化。借用佛學語言，這叫在劫難逃。這不是個人問題，是歷史造成的，但是削弱了民族的軟實力。

    據說現在耶魯大學開一門新課、大課，叫做“大策略“（grand strategies）。由兩個對世界歷史頗有造詣的教授輪講，是一種非常綜合性的訓練，內容包括孫子兵法、管子經濟、古希臘策略等等。這種高級訓練對師資的要求很高，由此培養出來的人才知識結構、思維能力，當然不一樣。據說這種最新課程訓練，使得中國即使想要從制造業往服務業轉移，也難以同美國競爭。因為產業結構、技術創新也受到教育內容制約。中國人才的問題在教育，教育的問題“不差錢”，差在基本思路，盲目跟著西方跑，往往又學不到點子上，忘記了學貫中西才是真正的成才之道。美國教育重視人文社會科學訓練，而不是只偏重硬技術、工程思維。包括當代市場營銷，離開對人性的研究，難以建立品牌價值。美國人很聰明，也很狡猾，他們很早就悄悄學習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經典、歷史文獻，卻誘導中國拋棄傳統文化，搞全盤西化，其實是削弱中國軟實力。最近美國學者理查茲·尼斯比特通過實驗得出結論：誰把握了東西方兩種世界觀的長處，誰就會在21世紀取得最大成功。這在西方看來，似乎是新思想，其實是中國經驗。美國教育重視思維能力訓練，從娃娃抓起。我們的某些教育和課程愈來愈象傻瓜訓練，不重思維訓練，偏重工具訓練，特別偏重英語和西學。例如西方經濟學經過“去政治化”處理已經工具化了。又如英語其實就是工具，現在從小學雙語，不學傳統，一路跟著美國跑，大學畢業再留洋，滿腦子美國化思維，沒有東方思維。因此，有些中國人被美國人嘲笑為“又傻，又開放”，真正令人痛心。其實，啥叫“大策略”？無非東西文化貫通，而且是多學科地通。東西方文化打通，貫通，通了，就超越東西方，就有大智慧；有了大智慧，才有大策略。策略是小玩意，要有戰略思維，大智慧出戰略思維。西方人認準了中國古代文化的價值，教授們偷偷學，貫通中西也就是經過學術創新以后編成教材，在耶魯這種名牌大學講授這種世界一流的高級課程，以提升美國未來高級人才的軟實力，而且“以華（文化）制華”，一石兩鳥。而我們卻照搬人家已經過氣的理論和教材，跟在后面亦步亦趨。可見，美國人的學術創新也在搞學貫中西、學貫古今。

要有馬克思主義

    學貫中西，是方法不是目的。按儒家思想，目的是修齊治平，天下大同，現在叫中華復興，和諧世界。近代世界是資本主義時代，現在是處于它衰落的末期。這個時代，光有儒家文化應付不了，需要現代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是作為資本主義也是自由主義的批判武器而產生的，是新武器而不是舊武器。馬克思主義對發展中國家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因為只有靠這個主義指導，才能翻身解放，鯉魚跳龍門，甚至后來居上。俄國人就是這樣翻身的。蘇聯人思想退化，是從后來領導人（實際上，不是口頭上）放棄馬克思主義開始的。20世紀中國能翻身，有今天的局面，避免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悲慘命運，歸功于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儒家文化是底氣，是愛國主義的思想來源，但是政治上指引方向道路，還是靠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實踐證明，包括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證明，削弱馬克思主義會導致政治上迷失方向，實踐中會出大問題。如果改革走了邪路，改旗易幟，中華民族160年的奮斗犧牲得來的成果將毀于一旦，前功盡棄。所以實現中華復興的偉業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作學問是同樣道理，需要有正確的思想理論作為指導，否則在這個混亂不堪的世界上找不到北。葛蘭西說，知識分子都必須扎根于他們所認知的階級之中。這種認知是通過主義的選擇進行的。所以，對馬克思主義不是要懂一點，而是要真懂，弄通，而且自覺地作為立場、世界觀、方法論，用來觀察社會發展變化，觀察世界風云變幻，從中尋捕捉中國的機遇、路徑、辦法，這樣作學問才有用，才能起到思想庫的作用；而且是大作用，不是零敲碎打，小打小鬧。無論古今中外，也無論居官經商還是做學問，看大勢，都是第一等功夫。看世界大勢，中國大勢，離開馬克思主義，看不清楚，說不透徹，這方面自由主義不中用。所以美英國家20世紀60年代以來也要花錢養一批人包括終身教授，投入巨資，來研究馬克思主義。作學問有馬克思主義和沒有馬克思主義大不一樣，有了馬克思主義，就會分析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就會了解歷史發展趨勢，特別是會使用唯物辯證法、科學抽象法、階級分析法等等，就有火眼金睛，不為現象所迷惑，白骨精變成美女也沒用，照樣一棍子打死。所以任繼愈先生說，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唯物辯證法，是使人聰明的學問。先師關夢覺先生早在1987年指導博士論文時言傳身教的“兩要兩不要”，筆者一輩子受用。“兩要兩不要”就是：“要解放思想，要獨立思考；不要跟著跑，不要上西方的當。”真是聽君一句話，勝讀十年書不止。先生為什么說這樣的話？因為當時大氣候在變；為什么他能頭腦清醒？因為實踐上有根基（一生追隨共產黨革命，久經風雨），理論上從傳統文化和西方經濟學轉向馬克思主義，所以改革開放以后政治上看得明白，理論上能說清楚，實踐上腳底下有根，政治上就自覺地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否則，在歷史轉折關頭，思想上容易犯迷糊，腳底下就動搖，政治上說堅定那是堅定不了的，風浪大了就要改旗易幟。

重視社會實踐

    學問、理論固然重要，但是缺乏社會實踐，理論不能與實際融為一體，再提煉出來指導實踐，照樣還是不行。這就是洋包子往往敵不過土包子的道理所在。例如馬克思主義，離開社會實踐，只從書本上把握是靠不住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離開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社會實踐，更是沒辦法“化”。王明21歲去蘇聯學習，25歲回國，一肚子蘇聯版馬克思主義，只搞了一年工人運動，沒有中國社會底層的長期實踐，對中國社會的理解膚淺，書生氣十足，長期搞“左”傾冒險主義；抗戰爆發以后，又放棄獨立自主，轉向右傾投降主義，“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給事業造成重大損失。這與他缺乏中國社會實踐有很大關系。相形之下，毛澤東從山溝到城市讀書求真理，在社會實踐中學得了馬克思主義，又積極參與社會實踐、革命斗爭，又回到山溝里帶兵打仗，與士兵（工農）摸爬滾打，與老百姓血肉相連，再出手就不一樣了。土包子與洋包子一比，高下立見。同理，對于作學問來說，閱歷是一種極為寶貴的財富。前文說，作學問，學固然重要，但“學而不思則惘”，所以關鍵在“思”，更在“悟”。而悟性的高低，其中實踐經驗、閱歷起重要作用。閱歷豐富的人，觀察社會，思考問題，其視野、角度和深度都不一樣。人生是否經歷過苦難，有無革命的經歷，有無逆境的磨練，有無官場、商場的閱歷，等等，作起學問來都是不一樣的。夢覺先生生前說：“你們跟我不能比，主要是閱歷。”先生那一代進步學者和老一代革命家一生的閱歷，更多的是革命活動的閱歷，這個沒辦法比。但是不同的時代都可以有相對豐富的閱歷。實踐的根基深厚，可能走向經驗主義，不能保證理論和政治不出問題；但是實踐根基不牢，理論上更容易走偏鋒，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左傾冒險主義到右傾投降主義，也是容易的。王明是革命時期的例子，建設時期也是這樣。現在美國提出“Chimerica”的“中美國”構想，其思路挺邪性。一個時期以來學術界流行一種思潮，唯美國馬首是瞻，有點“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味道，削弱獨立自主原則。王國維和陳寅恪都講過，學術貴在獨立，學問貴在有創見。他們都有深厚的舊學根基。沒有傳統文化，又沒有馬克思主義，熱衷于“與狼共舞”，是很危險的。好在中央思想清醒，有強烈的憂患意識，把得住舵，這樣黨和國家就能生于憂患，也才可能實現中華復興。

    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就是強調社會實踐。知識分子參與社會實踐的一個重要意義，還在于培養人民群眾的立場和感情，才能真正“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以他們的疾苦為疾苦，寫出來的東西就有社會性、人民性，就有真正的價值。杜甫成為詩圣，不在技巧，古人寫詩，技巧高明的多得是，可是能寫出象《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并不多，這樣的作品才能傳世。白居易做詩，天然去雕飾，先得讓窮老婆婆聽懂，才算定稿。鄭板橋，七品芝麻官，一首《竹墨圖題詩》幾百年來一直傳誦不衰：“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有沒有實踐根基，思想感情有沒有人民性，說話做事寫東西，都是不一樣的。改革開放以來，國情世情國情黨情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缺乏實踐根基，情不能為民所系，為其它所系，就不了解歷史呼喚什么，國家和人民需要什么，作學問也就無的放失；甚至不諳世情，不通外情、時務，學問就沒有用；或者添亂，起副作用。“文革”期間的“老幾屆”無論在政界、商界還是學界，許多人現在都是抗扛大梁的。這些人經歷了文化斷裂，但是改革開放以后大都經過惡補，所以能頂得上去。他們的一個重要優勢，是社會實踐經驗豐富，特別是有長期在農村和工礦的工作生活經歷，懂得國情。中國共產黨的高官，重大政策制定，或重大事件發生，能一竿子插到底，或調查研究，或現場指揮，這種體制和作風，非常有效，而西方沒有。每每把那些專罵中國體制不好的西方學者看得目瞪口呆，西方老百姓卻很羨慕。現在的青年學者，如何加強社會實踐，是個問題。

要鍛煉膽識，要能言、敢言、善言

學者靠學問立身，以搖唇鼓舌搖筆桿為能事。有了前面幾條，積累到一定程度，學問必有長進，會有見識。有了學問見識，要發揮作用，教育學生，影響社會，就需要表達出來，需要能言，包括能寫。有了識，還要有膽，不能畏首畏尾，老是口囁嚅而將言，又膽兒突的，不敢言，也不行。有膽，不是傻大膽，是有肝膽，有抱負，有擔當，不是為個人出風頭，個人名利。“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譚嗣同詩）將肝膽比作兩座巍峨的昆侖山，這是怎樣的胸襟氣魄？所以能臨危不懼，慷慨赴死，而且說出“中國要有流血者，請自嗣同始”這樣氣吞山河的話。馬寅初先生說：“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難。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馬寅初先生一生就是這樣為人處世，后來因言賈禍，也是為此。但是這種人在歷史上的精神價值并不因此稍減，反而增輝。當然，能言，敢言，還要善言。這一點誰也比不上周恩來，這功夫就遠不是一般人所能學得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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