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概念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文化”一詞的使用頻率和“政治”、“經濟”、“社會”等詞相比并不高。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共50卷)為例，“文化”一詞在全集中的分布狀況是:七卷零狀態(14%)，三十四卷有1—5處(68%)，七卷有6—9處(14%)，兩卷有13—15處(4%)，零狀態與極少量狀態占82%［1］(P64－65)。但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文化”概念，具有寬泛的內涵。

　　(一)文化概念等同于文明概念，文化泛指人類文明。馬克思恩格斯很多時候都是在這種意義上使用文化概念。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對早期粗陋和空想的共產主義主張絕對平均主義和公妻制進行批判時指出，這種主張是“對整個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貧窮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僅沒有超越私有財產的水平，甚至從來沒有達到私有財產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簡單狀態的倒退”［2］(P296)。在這里，馬克思是將文化與文明并列使用。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指出，資本家以社會的名義占為己有的剩余勞動，“一方面是社會的自由時間的基礎，從而另一方面是整個社會發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質基礎。正是因為資本強迫社會的相當一部分人從事這種超過他們的直接的必不可少的需要的勞動，所以資本創造文化，執行一定的歷史的社會的職能”［3］(P220－221)。這里也是在與文明相近意義上使用文化這一概念。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在分析剩余價值生產時說:“在文化初期，已經取得的勞動生產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滿足需要的手段一同發展的，并且是依靠這些手段發展的。”［4］(P218)這里的“文化初期”是指的生產力水平較低的人類歷史時期，意指文明程度較低的社會，此時“文化”的涵義和“文明”沒有區別。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是直接地將文化與文明等同起來使用:“最初的、從動物界分離出來的人，在一切本質方面是和動物本身一樣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5］(P456)。“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指什么呢?恩格斯接著寫到:“在人類歷史的初期，發現了從機械運動到熱的轉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為止的發展的末期，發現了從熱到機械運動的轉化，即蒸汽機。……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還是超過了蒸汽機，因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種自然力，從而最終把人同動物界分開。”［5］(P456)可見，恩格斯所使用的“文化的進步”乃是指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一章節的標題即為“史前各文化階段”，也是將“文化”與“文明”等同的。像這樣將文化概念與文明概念等同認識和使用的情況，在馬克思恩格斯從早年至晚年的著作中都能發現。

　　(二)將文化概念限定在文藝領域，用“文學”、“文藝”、“藝術”等詞直接表達現在的文化概念。例如，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中說:“在所有的人實行明智分工的條件下，不僅生產的東西可以滿足全體社會成員豐裕的消費和造成充足的儲備，而且使每個人都有充分的閑暇時間去獲得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5］(P150)恩格斯是把藝術作為一種文化形式的，盡管他的文化概念在這里超出了藝術領域。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文藝概念，實際上是現代的文化概念的一部分。

　　(三)將“文化”與“水平”、“程度”、“修養”等詞連用，表示知識水平和教育程度這一涵義。恩格斯在《英國狀況十八世紀》一文中分析英國過去的鄉紳的后代時提到，他們“自稱為英國的無封號貴族，這些人就文化教養、文雅舉止、奢侈揮霍以及貴族氣質來講，都足以和貴族相比，貴族也沒有什么比他們優越的地方。”［6］(P26)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多次將文化與水平連用，如:“革命所由出發的各個人都根據他們的文化水平和歷史發展的階段對他們自己的活動本身產生了種種幻想”［6］(P115)。在這里，他們將文化與知識并列，只是屬于一種通俗的、出于個人習慣性的用法，并不具有專門的哲學意義。馬克思還在其他著作中將文化與表示程度的其他詞匯連用，如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從這種關系就可以判斷人的整個文化教養程度”［7］(P184)；在1844年8月11日致費爾巴哈的信中，馬克思提到，“英國的無產者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他們的文化素質不及法國人”［8］(P14)。

　　(四)在比藝術領域和知識教育水平更為寬泛、抽象和處于更高層次的精神文化意義上使用，此時的文化是和意識形態相似的一個概念。例如，馬克思恩格斯都接受和使用過“文化斗爭”這一概念。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發表的《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中指出:“自由報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是把個人同國家和世界聯結起來的有聲的紐帶，是使物質斗爭升華為精神斗爭，并且把斗爭的粗糙物質形式觀念化的一種獲得體現的文化。”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獻》中多次使用“文化斗爭”，如“有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在我們的時代唯一能替神幫點忙的事情，就是把無神論宣布為強制性的信仰象征，并以禁止一切宗教來超越俾斯麥的文化斗爭中的反教會法令。”［5］(P247)這里的文化的概念指的是俾斯麥政府在與天主教教權主義勢力進行斗爭中所采取的具有意識形態性質的文化措施。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也提及這場“文化斗爭”，指出，“‘信仰自由’!如果現在，在進行文化斗爭的時候，那么只有采用下面這樣的形式才行……”［5］(P317)。馬克思把文化與精神斗爭聯系起來，賦予了“文化”一定的意識形態含義。

　　從文本考察可以看出，馬克思恩格斯在多種意義上使用“文化”一詞，他們對文化的基本觀點是通過“文明”、“文學”、“藝術”、“觀念”、“思想”、“精神生產”、“精神生活”、“意識形態”等概念來闡發的。

　　二、唯物史觀視域下的文化觀

　　馬克思恩格斯在多重意義上使用“文化”一詞，且沒有專門論述文化的著作，對他們的文化觀，需要通過他們創立的唯物史觀這一視域來認識和理解。

　　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馬克思恩格斯不對文化理論作專門的研究，是由于當時的學術研究尚未進展到文化領域，還是有別的原因?考諸文化研究史可以發現，文化概念的使用在18、19世紀已經非常普遍，馬克思恩格斯在世時，無論是當時的德國還是世界，對文化理論的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果①。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中不可能接觸不到文化問題。從馬克思的《倫敦筆記》來看，他在1852至1853年期間閱讀并在筆記本中做了摘錄的至少有三部文化史:(1)威·瓦克斯穆特的《文化通史》1850年萊比錫版第1部，1851年萊比錫版第2部；(2)威·德魯曼《文化史大綱》1847年柯尼斯堡版；(3)古·克列姆《人類文化通史》1847年萊比錫版第6卷，1849年萊比錫版第7卷［4］(P647)。

　　那馬克思恩格斯為什么很少使用“文化”這一概念呢?有學者認為，這是由于馬克思恩格斯對“文化史”觀的警惕［1］(P69)。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文化史”表示的通常是一個貶義的概念，馬克思恩格斯對當時有唯心史觀傾向的“文化史”觀念持否定態度。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寫道:“這所謂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1］(P50)。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指出:“舊的、還沒有被排擠掉的唯心主義歷史觀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質利益的階級斗爭，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質利益；生產和一切經濟關系，在它那里只是被當作‘文化史’的從屬因素順便提一下。”［5］(P365)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必然對實質上屬于唯心史觀的所謂“文化史”觀念加以否定。

　　但否定當時的“文化史”觀并不意味著否定文化現象的存在，也不意味著否定“文化史”作為一個中性的學科概念。1889年，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密特的一封信中說:“要知道在理論方面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特別是在經濟史問題方面，以及它和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學史和一般文化史的關系這些問題方面，只有清晰的理論分析才能在錯綜復雜的事實中指明正確的道路。”［9］(P283)在這里，“一般文化史”就是一個中性的學科概念。晚年馬克思雖然對文化人類學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最終仍未來得及對文化問題作系統闡述，按照恩格斯的說法，這可能是因為馬克思恩格斯在反駁他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并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與相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10］(P698)

　　馬克思恩格斯意識到所謂的“文化史”觀念與他們創立新的歷史觀有矛盾，但“文化”缺席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恩格斯忽略了文化現象。定位、認識和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觀，要回到他們創立唯物史觀的過程中去考察。

　　馬克思恩格斯并非天生的唯物主義者，他們的世界觀經歷了一個轉變的過程，而其文化觀的形成正是孕育在這個轉變過程中。馬克思大學畢業后到波恩大學任教的愿望破滅，在1842年開始為《萊茵報》撰稿并擔任該報主編，投身于反對普魯士專制制度、爭取民主自由的斗爭。也就是在這一時期，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4］(P31)，促使其從關注政治、法的觀念轉向研究物質利益和經濟關系。基于對人類物質生產活動這一現實性問題的接觸和研究，馬克思漸漸意識到文化觀念史的非現實性，其文化觀也逐步轉向唯物主義的層面。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寫道:“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2］(P298)而1844年發表在《德法年鑒》上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更已經表明了他批判黑格爾得到的新唯物主義的結果，即后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的“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4］(P32)。從這里可以看出，馬克思在這一時期已經顛覆了通常敘述文化觀念史的那種觀點的歷史敘述，而轉變為現實的歷史敘述。對于這一點，恩格斯后來在馬克思墓前講話中簡明扼要地講到，“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5］(P776)

　　1845—1846年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標志著新世界觀的理論大廈已經構成，而其歷史唯物主義的文化觀也在這部文獻中正式形成。在批判文化史觀的基礎上建立了以現實的人、現實的生產活動為出發點的文化觀，揭示物質資料的生產在社會生活中的決定作用，確立了馬克思恩格斯文化觀的歷史唯物主義基礎。

　　三、馬克思恩格斯文化觀概要

　　(一)文化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一種形式，為經濟基礎所決定但有自身的特點。馬克思恩格斯對文化的定位及其本質的認識，立足于他們創立的唯物史觀，換句話說，他們的文化觀是包含于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之中的。

　　第一，文化是上層建筑之一，它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產生并被該經濟基礎所決定。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作為上層建筑組成部分之一的社會意識形態，它的產生、存在以及它的性質，都不能只從它本身得到說明，而“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4］(P33)。文化屬于上層建筑的一個部門，又是社會意識形態的一種形式。一切觀念形態的東西都不是憑空產生出來的，它是整個人類社會生產生活在人類意識中的反映，并受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

　　第二，文化隨經濟基礎的變更而發生變化，但是文化的這種變化與上層建筑的其它一些部門相比，又具有自身的一些特點。馬克思特別指出，上層建筑的變革是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或慢或快”地發生的［4］(P33)。在一般的情況下，作為上層建筑結構的政治、法律等屬于制度結構的部門，其對于經濟基礎的變化是靈敏的、較快的、較明顯的；而哲學、藝術、宗教等屬于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其適應經濟基礎的發展和變化是較慢的、較隱蔽的。文化作為上層建筑中的意識形態形式之一，在適應經濟基礎變革的過程中常常表現出較長較復雜的特點。列寧在《新經濟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務》中指出，“文化任務的完成不可能像政治任務和軍事任務那樣迅速”，“這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期，我們應該使自己適應這個較長的時期，據此規劃我們的工作，發揚堅忍不拔、不屈不撓、始終如一的精神”［11］(P591)。

　　(二)特定歷史時期藝術生產同物質生產的不平衡性。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談到了物質生產的發展同藝術生產的不平衡關系問題。這是馬克思恩格斯文化觀中的重要內容。這個不平衡關系從側面反映出生產力水平與文化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特殊情況。馬克思在《導言》中寫道:“關于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4］(P28)馬克思以古希臘為例來證明這種不平衡關系。古希臘的生產力水平并不高，但是卻創造了豐富多彩的神話和史詩，相反，到了生產力更為發展之后，古希臘的神話和史詩不僅沒有得到更大發展，反而相對地停滯了。馬克思認為這種不平衡關系的存在是藝術本身的發展規律使然，并不是偶然的，“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某些有重大意義的藝術形式只有在藝術發展的不發達階段上才是可能的。”［4］(P28)如何解釋這種現象?馬克思更多的是側重生產關系的特殊性。即，要研究一個特定歷史時期內物質和精神生產這二者相互關系的特殊性。文學藝術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形式，是上層建筑的一個部門，與其它部門相比，文學藝術距經濟基礎較為疏遠，而且制約上層建筑的因素并不是絕對單一的。

　　馬克思的描述和解釋并沒有到此為止。馬克思又提到了一個“困難”:“它們何以仍然能夠給我們以藝術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說還是一種規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4］(P29)這是另一個新的問題:為什么生產力水平低、社會發展落后的階段，會產生非常有影響力的藝術?也就是說，對于享受著以前社會階段創造的藝術的后人們來說，該如何去理解這種“落后”和“藝術影響力”之間的矛盾。馬克思把希臘藝術比作人類童真的顯現，以此來對這個“困難”加以解釋，他形象地寫道:“一個成人不能再變成兒童，否則就變得稚氣了。但是，兒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嗎?他自己不該努力在一個更高的階梯上把兒童的真實再現出來嗎?在每一個時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純真性又活躍在兒童的天性中嗎?為什么歷史上的人類童年時代，在它發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該作為永不復返的階段而顯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兒童和早熟的兒童。古代民族中有許多是屬于這一類的。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4］(P29)

　　馬克思的這種解釋，至少在兩方面給予我們啟發:其一，由于生產力水平與文化發展水平不平衡的現象確實存在，而且能夠被解釋，因此，落后國家發展先進文化也存在著可能性；其二，僅對相對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言，亦不可排斥資本主義文明所創造的文化。如何看待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呢?用馬克思上面的比喻來說明最為貼切，“他自己不該努力在一個更高的階梯上把兒童的真實再現出來嗎?”。

　　(三)文化具有現實性、開放性和跨越性的特征。第一，現實性。馬克思恩格斯文化觀的出發點是“現實的個人”，不再是德國古典哲學家眼里的“絕對精神”、“自我意識”、“唯一者”等精神層面的東西，也不再是抽象的人，而是“現實的個人的活動及其所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德意志意識形態》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6］(P67)，“我們開始要談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條，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開的現實前提。這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已有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6］(P66－67)人類在自己的生產實踐中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文化，文化是由現實的人及其實踐所創造的，它的載體也是最廣大的人。馬克思恩格斯除了在抽象的理論層面強調“現實的個人”外，還在涉及創作具體的文化作品時特別強調現實性原則。從早期到晚年，現實性原則一直是馬克思恩格斯堅持的文藝創作原則，他們合著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恩格斯的書評《卡爾·格律恩〈從人的觀點論歌德〉》、馬克思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薩爾的兩封信以及恩格斯致明娜·考茨基的信等等，都闡發了現實性原則的思想。

　　第二，開放性。文化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現象，其發展必然要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例如，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人的實踐能力和實踐方式、自然地理條件等等。既然文化受多種因素制約，因此促進其發展的因素也是多元的，具有遠大前途的文化必須是開放的。根據唯物史觀，社會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是文化形成和發展的決定性條件，但是，文化傳統、政治制度、統治階級的素質、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因素，都會對文化的發展產生直接的影響。文化的發展還受到“世界歷史”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歷史”概念表達的是人類歷史所具有的整體性和有機性特點，特別是由資本主義大工業所開創的各個國家和民族的“一體化”趨向。在“世界歷史”形成后，過去那種自足的狹隘地域性的文化發展形態被打破，而世界性的、整體性的、相互聯系的文化發展趨勢不斷加強。因此，沒有開放性，就不會有文化的發展。

　　第三，跨越性。生產力發展是文化得以發展的最根本的力量。那么，經濟落后國家可以發展那些在一定意義上超越了本國現有生產力水平的文化嗎?馬克思晚年在對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一書所做的摘錄中記錄到，野蠻時代低級階段文化中的發明，“有一些可能是從處于中級階段的部落那里承受過來的；正由于這種過程是經常重復的，所以較進步的部落便把較它們落后的部落提高到自己的水平，其速度則以后者能夠認識和利用這些進步的方法的速度而定。”［12］(P382)這說明，在人類文化發展史上，存在著落后地區向先進地區學習并實現跨越發展的可能性。恩格斯在致施米特的信中也提出類似觀點:“經濟上落后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一小提琴”［10］(P704)。恩格斯主要是以哲學為例通過闡發意識形態的歷史繼承性來證明這一觀點的。關于這種歷史繼承性，他說到，“每一個時代的哲學作為分工的一個特定的領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驅傳給它而它便由此出發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為前提。”［10］(P703)恩格斯在這里闡述的繼承性，說明了一個道理，即如果沒有以前各代人留下的、可繼承的思想資料，而僅僅是單純的經濟發展，是不會造就繁榮的文化的。也正因為如此，落后國家才有了實現文化跨越式發展的可能性。

　　四、我們應該堅持什么樣的文化發展觀

　　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中蘊涵的巨大價值還有待于進一步發掘，但從中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一)堅持“以人為本”的文化發展觀，發展中國特色大眾文化。文化是由現實的人及其實踐所創造的，它的載體也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文化發展觀。

　　第一，文化建設和發展要立足于“大眾”即廣大的勞動群眾。大眾文化是工業時代的文化，源于資本主義生產帶來的大眾精神世界的匱乏。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現實社會主義也還不能完全克服勞動的異化和人的異化。因此，發展大眾文化，滿足人的精神需求，填補人的精神空白，是現有生產力水平下文化發展的現實需要。

　　第二，大眾文化不是千篇一律的文化。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生產生活實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表現在各民族、各時期的文化中，就具有諸多共同性，例如，對生命的尊重、對和平的向往以及其它基本的倫理道德。同時，由于生存環境的差異性，以及不同歷史時期的狀況不同，也存在各式各樣的文化形態。發展大眾文化，就要充分尊重和挖掘國內不同民族、不同地區、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特色。

　　第三，要處理好發展“大眾文化”與“高雅文化”的關系。高雅文化蘊含著人類智慧和思想的精華，大眾文化則以通俗性、平凡性，以及對普通群眾生活和內心的細致表達為特色。兩種文化都是人類實踐的產物，都有自身的比較優勢，只不過分屬于不同層面、不同領域，面對不同的對象。兩者都是需要珍視、發展的文化。

　　(二)堅持“開放融合”的文化發展觀，吸收人類創造的一切文化精華。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文化交流的頻率和文明融合的可能性大大增強，世界上已經沒有一種文化能夠在封閉孤立的狀態下獨立發展。經驗事實告訴我們，一個國家如果對內廣開言路，對外吸取異國精華，就能夠加速文化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反之，如果對內專制，對外排斥，固步自封，就會阻礙文化發展，延緩文明的進步。

　　堅持“開放融合”的文化發展觀，既要求尊重文明和文化的多樣性，更要求吸取先進文明和文化中的精華，以提升民族文化的現代化水平。當代社會主義面對的最現實的問題是:如何對待資本主義文明?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歷史”思想中包含著文明由高向低傳播的原則，他們在《共產黨宣言》等著作中充分肯定了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擴展所起到的革命性和進步性作用；而造成“未開化和半開化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東方從屬于西方”的局面的最根本原因，正是前者的落后性和封閉性。

　　在當今時代，開放不僅指經濟上的相互往來，更重要的是知識、文化方面的開放。過去，由于兩種社會制度、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對抗，人們“都習慣用二元對立思考，將現代工業經濟分成‘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兩種不能并存、相互排斥的絕對選擇……一個代表著以蘇聯為模式的經濟體制，另一個則把其余的全部照單齊收”［13］(P6)。這種極端的思維，妨礙了人們對資本主義創造的反映現代社會發展規律的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鑒。例如，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把并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屬于人類共同創造的政治文明成果如自由、民主、人權、法制，不加具體分析地一概加以拒斥。總結社會主義發展的經驗教訓，鄧小平得出這樣的結論:“總之，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現代市場經濟是20世紀人類文明的最大成果之一，中國大膽吸取和借鑒這一重大文明成果，并與本國國情相結合，堅決地走上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才有了今天這樣的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至今生命力不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是行進在人類文明發展的大道上，能以開放的姿態汲取人類的優秀文明成果來充實和發展自己。

　　在當今時代，以本土化抵抗現代性越來越不可能，只有堅持開放、包容、融合的文化發展觀，才能以本土文化豐富人類文明，以異域優秀文化資源促進本土文化進步繁榮。

　　(三)堅持“先進取向”的文化發展觀，實現文化的跨越式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特定歷史時期藝術生產同物質生產的不平衡性觀點，以及對實現文化跨越式發展可能性的分析，對于中國文化建設的啟示有兩點:

　　第一，要正確認識文化的時代性與進步性的關系。時代性指的是任何文化都屬于一定的時代，它表明該文化產生的必然性和何以如此的原因。根據唯物史觀，文化的時代特征是由社會形態的歷史演變決定的，不同的社會制度有不同的文化，這些文化都有各自的時代特征。因此，文化的時代性并不意味著文化的進步性，進步性表明的是該文化處于時代的前列，代表的是符合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進步潮流，而具有負面作用的時代特征會阻礙文化的發展。例如，中國晚清時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是時代的產物，但沒有進步性可言。今天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過程中，也必須防止借口“國情”特殊，保護一些現存的、已無遠大前途的文化因素，而要以現代性原則勇于吸收和發展處于時代前沿的進步文化。以中國國情的特殊為由，拒絕普遍規律和普適文明，不是真正堅持“中國特色”而是對中國特色的曲解。

　　第二，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落后國家又如何發展自己的文化呢?按前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在人類文化發展史上，存在著落后國家和地區向先進國家和地區學習并實現跨越發展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除了通過發展生產力來實現外，還可以通過對先進文化的繼承來實現。如何邁出這種繼承的第一步呢?這就需要接受和發展科學文化。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科學是歷史的有力杠桿”和“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的論斷，以此闡明科學對社會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科學文化作為一種社會意識，是人類對自身、對自然界、對人類社會進行正確總結的產物，是破除迷信、開闊思維、消除愚昧、啟發靈感的強大精神力量。落后國家的現代化發展，除了器物層面的進步，還包括制度層面和文化觀念層面的現代化，科學文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注釋：

　　①例如，1838年，德國學者列維·皮格亨就第一次提出了“文化科學”一詞，主張全面系統地研究文化，建立專門的學科；德國另一位學者古斯塔夫·克萊姆著有十卷本的《人類普通文化史》(1843－1852年)、兩卷本的《普通文化學》(1854－1855年)；約翰·克里斯提安·阿德隆的《人類文化史初探》(1782年)；泰勒的《原始文化》(1871年)等等。

參考文獻:

　　［1］黃力之．馬克思主義與資本主義文化矛盾［M］．開封: 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列寧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3］［英］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上冊［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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