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書，關于意大利哲學家維柯的研究--我很高興，這本書已經有了中文的翻譯。我對維柯的研究發現，他深信，現代理性主義本來是為了抗拒懷疑主義而發展起來，但它的心理效應，反而會使對宗教和社會權威的懷疑在年輕人當中彌漫開來，繼而使得年輕人忽視他們的公民義務，并擾亂社會的秩序，從而導致一個新的野蠻世紀。維柯是啟蒙運動發生之前的一個反啟蒙思想家。而我認為，他也是第一個反動的哲學家。在研究維柯的著作之后，我一直在思考反動的心理和政治效應--在《當知識分子遭遇政治》和《夭折的上帝》這兩本書中都包含著這種思考（我很高興，這兩本書也都有了中譯）。今天我的演講，是要把注意力轉向"反動"這個概念本身。而要理解這個概念，我們首先要理解其他與之相關的概念。
西方的現代政治言語充滿了成對的概念：今天在西方最常見的是自由與保守，左與右，而直到最近，革命與反動這對概念，才得到了真正的響應。我們有一種非常模糊的感覺，就是諸如"自由""左"和"革命"之類的術語屬于一個范疇，而"保守"、"右"和"反動"這樣的術語屬于另一個范疇。但我們實際上并不清楚，這兩類范疇中的術語分享什么，或區別這兩類范疇的特征是什么。所以，我們任憑情緒左右，來交替性地或隨機地使用這些術語，這混淆了我們的思考。在今天的演講中，我要做的就是把這三對概念--自由與保守，左與右，革命與反動--拆分開來，并初步嘗試去確定每個概念的涵義。
自由與保守
首先，讓我們扼要地考察自由與保守這對概念。這兩個常用的術語最初成為政治傾向的標簽，是在19世紀早期的歐洲，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后。就像一切論辯性的術語那樣，它們的意義和用法變幻不定。但到了19世紀中期，在它們被用于政治哲學的時候，含義就變得相當穩定和清晰。這主要歸功于埃德蒙·柏克，是他為后來成為哲學保守主義的那種思想鋪陳了基礎，也對澄清哲學自由主義的可能涵義做出了貢獻。在《法國革命論》一書中，柏克認為，革命黨人與他們的反對者的根本區別，并不是關于宗教信仰和無神論、貴族制和民主制、權威和自由，或特權與平等這些方面的分歧。在柏克看來，所有這些分歧都根植于對人性的不同理解。柏克所促成的保守主義傳統，始于這樣一個根本的前提假設：人出生在一個由其他人居住的活動的世界中，因此，社會優先于其中的個人。政治生活的單位，是社會而不是個體。個體是他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的實例。
通過突出這個關于人性的假設，柏克豐富地揭示了，由這個假設所導致人們做出的保守主義氣質和判斷。比如說，柏克意義上的保守主義，總是把社會看作承傳之物，這種承傳賦予我某種義務，對于先輩的義務，和對于后人的義務。這些義務優先于我們的權利。保守主義者們也傾向于認為，這種承傳是隱性地通過習俗和傳統而非學說和原則（理）來傳遞的。于是，他們雖然承認社會總在變化，也在適應新的條件狀況，但同時看到，健康的變化必然是緩慢的、漸進的并尊重既存的意見和制度。以這種方式理解的保守主義，對許多現代政治原則抱有敵意，這種敵意主要不是因為它們是現代的，更因為它們是原則（原理）性的。而原則之所以會成問題，在于它們傾向于激發幻想--直接簡單的社會變革的幻想，并為實現這種幻想而為專制做辯護。這就是保守主義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這種批判并不是對特權的捍衛。
盡管"自由主義"這個術語直到19世紀早期之后才被用作黨派政治的標簽，但它對人性的假設在兩個世紀之前就已經得到了闡述。與保守主義者相反，古典自由主義者認為個體優先于社會，這既是基于人類學的理據也基于道德的理據。他們認為，個體是政治生活的基本單位，因為個體在根本上是自由的。這意味著，一切社會在根本上都出于個體的自由，而不是相反。這個假設塑造了自由主義的特征性氣質，以及自由主義對政治的判斷。比如，自由主義者認為，社會屬于生者，死者是沒有發言權的（而何處安放尚未出生的來者，則是自由主義思想中的一個嚴肅的問題）。自由主義者未必會對改革計劃持樂觀態度，更不用說烏托邦了；但由于他們假設，社會最終是人類自由的建構之物，那么，社會也終究可以被拆毀或重造。自由主義者懷疑對習俗或傳統的訴求，這不是因為他們不想承認限制，而是因為這些說法常被用來為特權和不公正辯護。自由主義者只承認原則給出的限制，這些原則是超越特定社會和習俗的，也應當用來指導政治活動。自由主義最基本的原則是：個體擁有權利，有些事情是別人不能對你做的，否則就會違犯那些權利。
革命與反動
如果說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的爭議，根本上說是有關人性及其與社會之關系的爭議，那么革命者與反動派之間的爭議，則與天性無關，而是對于歷史的爭議。"反動"（反作用）這個術語最早進入現代政治思想的語匯，是在19世紀的法國，是從牛頓的科學論文中轉借的。牛頓確立了這樣一個原則，一切運動天然地都會引發一個等量反向的反作用（反動）。盡管牛頓不認為這個機械原則適用于政治，但后來的許多思想家--從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開始--確實這么做了。孟德斯鳩把政治生活描述為一連串無盡的運動與反動的結果，他承認革命是一種可能引起反動的政治行動，但他又認為，革命是罕見的、不可預測的事件。革命不是孟德斯鳩思想的核心。
在法國大革命之后，也因為法國大革命的緣故，一種格外不同的反動概念發展出來。古典思想家，以及像孟德斯鳩那樣的早期現代思想家，把革命看作一種簡單的動蕩，以及按照新修訂的原則來重新安排社會秩序。但法國大革命被其擁護者與批評者看作揭示了某種原則--歷史的展開（historical unfolding）。對一些空想家來說，比如說孔多塞，革命只是長程歷史進步的第一步。但大革命的激進派幾乎是以基督教啟示錄的方式來理解歷史的。對他們來說，大革命通過民主的奇跡，把歷史分成兩個分離的且不可協調的階段，大革命之后的歷史將是人類解放的進步歷史。而他們最激進的反動敵手也以完全同樣的啟示錄方式來看待革命。雅各賓派把日歷重設為共和元年，以此來標志人類的重生，與此同時，邁斯特那樣的反動派卻在預言基督的重歸，這帶來的不是舊制度的復辟，而是他稱作"對立于大革命"的新新世界。革命者與反動派在此有某種全然一致：對于政治的思考本質上就是對歷史的思考，而他們的全部分歧就在于如何判斷歷史會傳達什么。
當然，我們知道，有各種各樣的革命與革命者。但我們很少意識到，反動與反動派也是形形色色的。我設想，存在著兩種值得區別和研究的反動類別。我把第一種稱為"復辟的反動"，第二種稱為"救贖的反動"。
復辟的反動派力圖返回革命前的真實或想象的狀態，這可以針對任何革命（無論是政治的、宗教的、經濟的或美學的）。想要復辟君主制的法國人，想要將東正教復辟到其原始實踐的俄國人，想要回到大城市出現之前的那個時代的美國烏托邦主義者，想要復歸15世紀繪畫風格的英國藝術家--所有這些在嚴格的意義上說都是反動人物。他們拒斥特定革命的正當性，想要復辟一個他們已經失去的（真實的或想象的）世界。
救贖的反動派，在我看來，是一種更復雜也更有意思的現象。復辟的反動派，想要逆轉他們認為篡奪了正當權威的那種歷史事件。而救贖的反動派則與此不同，他們承認過去不可逆轉，因此選擇繼續前進，并夢想一場新的革命來實現雙重超越--既超越了舊制度，又超越（上一場革命的）非法的篡權。歐洲法西斯主義就是這種政治反動的經典案例。法西斯主義者拒斥18世紀和19世紀的大多數革命：代議制民主，自由資本主義，普世主義，寬容，資產階級價值觀等等。但他們對過去的貴族社會或曾經統治這個社會的人，并無懷舊的鄉愁。法西斯主義者設想了一個全新的秩序，這個秩序反對現代性，同時也超越現代性。這些救贖的反動派，也可被稱作是最早的"后現代革命者"。
這種反動的背后是什么？其心理又是什么？這需要進一步深入的研究。現在我只是想指出，在心理學的意義上說，反動與憤怒有很大的關聯。革命者當然對當下的境況感到憤怒，但他們的憤怒服務于他們對更好的未來的希望。而在反動派那里，革命者所建立的憤怒與希望的平衡，會一路滑向憤怒的一方。革命者對歷史并無憤怒；他的希望就貫注在歷史之中。而救贖的反動派惱怒歷史，因為它已經被歷史打敗了一次。這種政治反動派想要給我們一個全新的世界，但他只有在同時主張對時間本身的征服時才能做到這一點。這也就是讓他變得如此危險的地方。
讓我來舉一個新近的救贖的反動派的例子，就是美國的新保守主義。這是一個具有啟發性的例子，因為新保守主義的演變過程有助于顯示保守主義與反動之間的區分。"新保守主義"是1960年代晚期美國社會主義者發明出來的一個術語，用來描述一群溫和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這些人對美國的福利國家政策做出了批判。那段時間他們正向保守主義轉變，就此而言，是因為他們開始認識到保守主義的一些智慧：關于人性和政治的限度。新保守主義就其原初形式而言，是反烏托邦的、經驗主義的思想，流露出某種悲劇感。這就是第一階段的新保守主義。在1970到1980年代，新保守主義發展到第二階段，變成了一種復辟的反動。這是因為，在1960年代的文化革命引發了社會變革之后，新保守主義者對美國社會越來越悲觀。這些變革包括在大學以及在更加廣泛的社會中，對權威的攻擊，激進的女性主義，種族沖突，審查制度的廢除，以及未婚母親數量的不斷上升。面對這些變化，真正的保守主義者會對之加以批判，但從某一時刻開始，他們也會接受事實--這些變革已經成為美國生活的一部分。而新保守主義者的反應卻大不相同：他們變成捍衛所謂"家庭價值"和"傳統家庭"的民粹主義者，他們把其他知識分子攻擊為普通民眾的敵人--盡管他們自己當然也是知識分子。新保守主義在1990年代進入第三階段，而后來由于2001年9月11日的襲擊，新保守主義成為一種攻擊性的救贖的反動，尤其體現在過去十年來他們所塑造的美國外交政策之中。在我看來，新保守主義早年對美國政治的真正貢獻在于這樣一種成熟的意識：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好的意圖可能導致不好的結果，而政治生活是難以預測的。他們從這種意識中汲取的教訓是：我們的政治期待應該低一些，而激進的變革要么不會發生，要么就會帶來災難。但現在，在他們對最近美國歷史進程的狂怒之中，新保守主義者拒絕了所有的這些教益。而這就是他們說服小布什總統，為把自由民主帶給中東而襲擊伊拉克（作為反恐戰爭的一個部分）的方式。就這樣，清醒的新保守主義變成了烏托邦的新保守主義。這就是救贖的反動派的典例。
的確，反動塑造了法國大革命以降的西方政治和世界政治，而且仍然是當今一股強大的力量。在我看來，反動是現代歷史上最為重大的未被辨識的力量。如果我們不理解反動的話，我們就不能輕易地說我們理解了現代性。但令人驚訝的是，在這方面幾乎沒有什么西方學派付諸努力。我在我們大學圖書館的文獻檢索過程中發現，論述革命的著作超過了一萬部，而與反動有關的著作只有六百部（其中大多數只是在書名中用了反動這個詞）。最后，我只找到了三部論及反動概念的著作，這就是全部。
左與右
何以如此？我認為原因在于，我們在西方還在使用第三對概念：左與右。我們拒不放棄這對概念。但是，我們距離法國革命和工業革命越久，左右之分對歷史和政治生活能夠揭示的東西也就越少。在大約一百五十年間，"革命/反動"與"左/右"這兩對概念是完全重合的，不存在混淆：站在左派的立場就是支持法國大革命，并努力在全世界推廣革命；采取右派的立場就是對大革命遺產的反動，致力于擊敗革命。但隨著1930年代法西斯主義的興起，這兩對概念就不再是必然重合的。法西斯主義者是救贖的反動派，上演自己的革命，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無異于18世紀巴黎的革命者曾經的作為：他們摧毀了舊制度的制度（此例中是民主制度），監禁或殺害反動分子（此例中是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猶太人），并強行推行平等--暴政的平等，把所有人置于專制的鐵蹄之下。他們的革命轉而又造成了新一輪的反動。歐洲法西斯主義的反對者以兩種經典的反動類型出現：復辟的反動派，他們想要恢復原有民主制度的特殊原則；以及救贖的反動派，他們希望擊敗法西斯主義會為通向烏托邦鋪平道路。
自1930年代開始，這種對"左與右"概念組的依附，已經搞亂了西方對許多革命的思考。現在仍然有許多知識分子，支持任何自稱為革命的政治運動或政變，他們依據的原則是，革命總是會推進左翼事業。我略過不談在后殖民的亞非國家中那些苦澀的革命經驗，只提一個更近的例子。想想伊朗革命，然后問問自己：那些革命衛隊成員（他們曾經與伊朗國王斗爭、現在又與民主的綠色革命組織斗爭）應該被當作是左派還是右派？又該如何看今天在德黑蘭游行示威的那些中產階級青年呢？由于他們反對那位象征著伊朗革命的總統，他們就屬于一場右翼運動嗎？甚至可以問，確定左右這樣的問題還重要嗎？我不認為這有多大的意義。
當我們談論革命與反動的時候，我們是在做一種清晰的區分，這種區分能用于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的許多政治現象，這兩個概念是不受時間約束的。而與此不同的是，左與右的概念出自歐洲歷史的一個特定時刻，涉關一組時間約束的條件、制度和愿望。但在條件、制度和愿望已經發生改變之后，西方知識分子出于某種理由仍然繼續沿用這些概念，在任何被認為有必要的時候，清空其舊的意義再填充新的意義。于是，也就難怪他們會有那么多的麻煩，難以理解我們在當今世界政治中所看到的各種新形式的革命與反動。
在這次演講中，我力圖闡明一些政治概念在使用中所涉及的各種不同的關切、假設、理念、承諾和氣質，尤其意在指出，在通常的政治劃分背后，存在著三種非常不同的智識問題：對自由派與保守派來說，根本的智識問題是關于人性；對革命者與反動派來說，根本問題在于歷史；而對于左派和右派來說，根本問題是......就是"左與右"，這并不是特別有意思。
而保守與反動卻是有意思的，并且是重要的。智識上的保守主義是一個嚴肅的思想流派，如果你想要理解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和限度，你就必須直面保守主義。另一方面，反動是一種強有力的心理和政治力量，它能用來推動或摧毀我們最關懷的美好事物--正義，自由，基本的尊嚴。如果我們想要理解我們時代最重要的政治現象背后的東西，那么，我們就需要忘記左與右，轉而去追問：什么是反動？
（劉擎根據英文演講稿翻譯，發表時有所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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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利永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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