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現代性的價值觀”體系通行了幾百年，有其成功的一面，但是，隱患也很多。它從一開始就有問題，但是人們當時為現代發展所激動而沒有去反思和解決那些潛在困難，問題就被往后推延。為什么人類能夠成功地推延那些隱患？或者說，為什么那些隱患沒有充分發作？根本原因是科技和經濟的高度發展所帶來的“進步”和繁榮掩蓋了隱患。
現代西方特別喜歡“進步”這個詞匯，與之密切相關的詞匯還有“發展”、“解放”、“革命”之類。300多年物質生活高速改進，掩蓋了太多的矛盾。物質進步帶來的快樂和享受使人類忘乎所以，忘記了各種問題和危險，忘記了那些問題和困難像火山一樣隨時可能爆發。對于現代性隱含的各種致命隱患，人類并沒有特別當真過。
哥本哈根全球氣候大會，正是人類追求好世界中遭遇的典型困境。經濟學和博弈論所喜歡討論的各種困境，諸如“囚徒困境”、“搭便車”、“公地悲劇”之類，在這里都得到不同程度的體現，結果并不樂觀，更可能是共損，而不太可能共榮。——各方給的都是對自己最有利的方案。如果一家單方面讓利的話，就只有一家受損，而共同情況未必有所改善，而且更糟。問題無解，原因就在那些作為現代產品的各種困境，而這些困境的背后就是現代的價值觀和運作制度。
究其根源，今天人類的行為依然被那個叫做“霍布斯叢林”的觀念所遙控：每個人是每個人的敵人，每個國家也是每個國家的敵人。世界因此僵化成一個由“個人主義體系”和“民族國家體系”構成的雙層結構。在此結構里，人類的命運顯而易見——永遠在爭論各種困難，卻找不到解決方案，因為造成困難的原因正是現代人擁護和堅持的價值觀。
現代化的困境
面對人類從沒當真過的困境，人類是否冒著自我毀滅的危險，等待現代性的完成？或用古典價值觀替換現代價值觀？
現代社會是一個不斷解放、不斷自由化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不斷失去穩定性、權威性和可信性的過程。從根本上說，現代社會是一個不可測的社會。古代人希望未來是現在的重復延續，現代人希望未來是現在的否定，所以未來是無概念的。與其說現代是個未完成的工程，還不如說現代是個爛尾樓，不是由于資金斷鏈，而是因為設計方案是不完整的，而且還有許多自相矛盾的設計。現代社會的心靈是失序的。現代試圖創造一種現代的心靈和現代世界的存在方式，但是卻沒有準備好可靠的新的價值觀和存在論。“權利為本”的現代制度以權利壓倒美德，以平等壓倒智慧，以民主壓倒權威，以自由壓倒傳統，生活就失去了標準，失去了方向和控制。傳統社會確實有許多問題，但傳統社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有著一種自然形成的協調性。現代試圖建立一個更好的社會，想法是好的，但是以一些很人為的觀念去強行革命，難免用力過猛，反而難以達到協調性。
現在人們好像突然意識到現代的各種隱患。要糾正這些錯誤，人們很容易就想回到和現實正好相反的古代價值觀。那些前現代性的價值觀，正是被現代性所否定的價值觀，而所以被否定，就是因為它們是有弊病的。那么，回到傳統價值觀是否是正確的？這也同樣是必須反思的。
一百多年來，中國上演了一出典型的描述現代化進程的悲喜劇。中國在短時間內復制了西方現代化的進程，表演了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在步入現代社會后，精神開始沒有著落、尋找出路的過程。當年中國因為物質和技術的落后而被西方打敗了，要拯救國家，人們就很容易想到必須反對自身的傳統，走向西化。從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走現代化道路，而現代化的實際所指就是西化。現代化的經濟成功確實拯救了中國，目前中國正在高歌猛進。但問題是，中國的現代化同樣面臨各種現代困境：今天中國人的精神落在哪兒？把傳統價值觀替換成現代價值觀是否就能夠解決問題？或者，回到傳統價值觀是否就能夠解決問題？當精神成為亂局，社會是否能夠保持持續的成功就是非常可疑的了。經濟危機什么的都是暫時的，精神危機才是深刻的。
關于現代性的反思，人們有不同的立場和看法。很多人認為不是現代性本身錯了，而是現代性還未完成。按照哈貝馬斯為現代性辯護的說法，現代性和啟蒙至今尚未完成。這種說法很好聽，給人無限憧憬，就好像將來把現代完成了，問題就解決了，可是這是一種沒有抵押就預支未來的承諾，如果不改變價值觀和制度，不去改變生活的邏輯，誰能保證現代的各種問題在未來就能夠被解決呢？人類是否可以冒著自我毀滅的危險，是否等得起現代性不知什么時候的完成？還有一部分人反思現代性，試圖回歸傳統，試圖全盤復歸古典價值，像中國的現代激進儒家，西方的保守主義者如麥金太爾、列奧•施特勞斯等等。李澤厚先生就曾經為現代化辯護說：又有誰真的愿意回到物質匱乏和自由匱乏的傳統社會去呢？確實我們也不能忘記過去的傳統社會是因為什么被否定和拋棄的，不能忘記早期啟蒙者們對傳統社會忍無可忍甚至聲淚俱下的批判。
我們必須另尋出路。這條出路必須是一條審慎的道路，是兼備了傳統和現代的優點的道路。這不可能是簡單的結合，而必須是一種創新，是在新的思想框架下對傳統和現代的理解和繼承。
重估現代價值
在找尋人類未來價值觀之前，我們必須在現代性和古典價值中辨別，我們必須清楚，哪些東西是不能丟棄的，哪些東西必須被重新塑造。
自由是個好東西
自由是源自西方現代性的最重要價值，它是個人權利的實質。今天幾乎沒有人為了回到傳統社會而愿意付出犧牲自由的代價。民主未必是個好東西，但我們大體可以說，自由確實是個好東西。
然而，自由也常常被誤導。自由是從個人角度定義的自由，對于一個人來說，如果他是自由的，那么他就免于被強制而可以做想做的事。在僅僅考慮個人時，自由當然多多益善，以個人為準的自由沒有邊界。可當“他人”在場，自由的形勢就發生了根本變化，他人的存在成了自由的約束，他人的自由成了“我”自由的邊界，自由不可能最大化了，于是必須通過制度把自由轉換為權利。可以看出，盡管自由屬于個人，但每個人的自由與他人的自由是沖突的，因此，人們追求的只能是在關系中被限定的自由。事實上，不僅是自由，其它任何一種普遍價值都一樣只能在關系中去界定和證明。
公正：人所不欲，勿施于人
公正是眾望所歸的基本價值，從古就有，應該算是古典價值。中國稱為“天理”，西方稱為“自然正確原則”，其中的道理相通，它意味著，既然事物各有不同，那么，一切事物都必須被“不同地正確對待”，就是使一切事物各得其所、各得所值、各得所應得。
公正原則在生活的不同問題上有各種具體表現，比如懲惡的報應原則，一視同仁原則，這都是法律的根據；付出與收益對稱原則，這是利益分配原則；公平競爭原則和程序公正原則，這是一切社會游戲的操作規則。總的來說，還特別表現為所謂的“金規則”，即一切人際交往、互相對待和合作的一般原則，金規則最為深刻地表現了公正價值。
不過傳統金規則的各種版本都存在一個嚴重的局限性，必須修正。基督教說“你若不愿意別人對你這樣做，你就不應當對別人這樣做”，孔子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雖然充滿善意，但其“由己及人”的方法論隱藏著主體觀點的霸權，其思維出發點仍然是“自己”，只考慮到我不想要的東西不要強加于人，卻沒有考慮他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這意味著，“我”可以單方面決定普遍的價值選擇，這就是主體性霸權。當把他人觀點計算在內，金規則就必須修改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一直相信我的這個新版金規則是更為正確的。
有限定條件的平等
平等不像自由、公平那樣，平等不是一個自足價值，顯然并非一切平等都是好的。平等是一個“有條件可接受”的現代價值，其限定性前提條件就特別重要。未來需要的平等是哪方面的平等？機會平等還是結果平等？絕對平等還是相對平等？何種程度的平等？最極端的平均主義、“大鍋飯”沒有人會喜歡；人人都可以參與的充分競爭的機會平等聽上去很美，好似充分自由市場，但實際上也暗含著殘酷，而且那還是一種不現實的想象。比較可靠的平等可能是人的尊嚴的平等。最不靠譜的平等可能是思想、意見和價值的平等，因為這是一種向低看齊的平等，它會導致文化的墮落。比如我聽說，現在有的通俗藝人和商業電影導演已經開始聲稱不存在雅俗之分了，或者聲稱雅俗之間不存在價值高低之分。這是數千年來最大膽的言論，敢于認為人類數千年來的偉大精神作品與市井作品是價值平等的，敢于藐視人類文化的偉大成就，膽子真大。只聽說古人希望人們能夠見賢思齊，人人精神得到提高。那種向低看齊的平等是文化的威脅。如果把價值上的好壞高低都取消了，唯一剩下的就是物質利益之爭了，現代社會的這個傾向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關于平等的概念與限定條件，今天很多方面還是不清楚的，都是需要審慎反思和探討的。
民主：如何減少對少數人的傷害
民主常常被歪曲為一種價值，其實民主是一種技術手段，一種形成公共選擇和偏好的平等表達手段。現代人很容易相信“民主是好東西”，未免太簡單化了。其實民主未必是好東西，好不好要取決于民主的約束條件。歷史上民主導致的悲劇很多，比如法國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等等。第三世界的民主大多數也是災難性的。柏拉圖等古希臘哲學家早就發現，專制以強凌弱，民主以眾暴寡，兩者都是違背公正的暴政。既然人們非想要民主，這是既定事實，那么，民主怎么才能變成好東西，這才是真問題，而且是個開放的問題，民主問題遠遠沒有封口，思考余地大著呢，比較好的民主還沒有問世。為什么不去考慮一下，民主是否能換個樣子？如果人類真的需要民主，就必須探討一種更好的民主模式。
現代流行的民主模式是選舉民主或叫投票民主，它的弊病不必多說：選舉舞弊、金錢政治、傳媒政治、多數人暴政等等。我有個投票理論認為，目前流行的投票制度的根本缺陷在于只表達了人們喜歡什么，而沒有表達人們不喜歡什么，更多地考慮讓多數人得利，而忽視不讓少數人受損。這個缺點特別表現為投票制度一般只設計贊成票，這顯然不能全面反映人們趨利和避害的雙面偏好。事實上，避害比趨利更重要，因為安全和自由的重要性高于利益，更多的安全和更有保障的自由對于每個人永遠是適宜的，而更多的利益只是錦上添花，顯然，對安全和自由的傷害最小化必定高于利益最大化。因此我設計了一種“雙票民主”，每人可以投贊成票和反對票，以便表達人們的雙面偏好。具體規則就不說了。
現在很熱門的還有一種模式是協商民主，在西方理論界很熱，但基本上還屬于紙上談兵，并沒有充分的實踐。在許多理論家看來，不以公議制度為核心的民主是不負責而冒險的民主，公共領域的退化意味著民主的衰退。從阿倫特和哈貝馬斯以來，許多人要求修復足夠強大和健康的公共領域，道理在此。但協商民主并非無懈可擊。當年古希臘的城邦民主就屬于協商民主類型，但當時最好的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一致反對協商民主。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協商民主最不好的一點在于：民眾總是更容易被花言巧語和不負責任的煽情觀點左右，這是人性不可克服的弱點；另外，由于知識和智力的限制，能夠清醒地看出真理的人總是很少的，所謂真理往往在少數人手里，因此公眾辯論中勝出的未必是比較好的觀點。
總的來說，不論選舉民主還是協商民主，平庸觀點總是容易勝過卓越觀點，因此，目前的民主模式都是有明顯缺陷的，都不能有效地減少民主所可能導致的對少數人的傷害以及對高尚觀念的傷害，所以都并非最優民主。我的想象是，要改進民主制度就必須引入兩條“減災性”的基本原則：最小傷害原則和最大兼容原則，分別用于改進投票制度和公共領域的運作。
天下、仁義與“水”的智慧
傳統價值也并非都適合復活，我們必須審慎辨別，只能復活對于未來社會確實有益的那些價值。
就中國傳統價值而言，我愿意選擇的是“天下”和“仁義”，另外，在思維方式和方法論上，我看重中國傳統“水”的思維方式。其中，“天下”是周朝思想，也是中國百家的共有資源，各家理論都講這個概念；“仁義”是儒家理念，“水”的思維方式是道家思維。
天下：最飽滿的世界觀
未來世界需要一個“天下體系”，把世界的公共問題、不可分的公共利益、公共資源、公共的善管理起來，否則世界無法克服無政府狀態的各種危險。比如氣候問題、環境問題、水問題、能源問題、核能問題、糧食問題、信息和知識問題，都需要協調管理，否則經濟學家喜歡討論的各種悲劇，諸如囚徒困境、搭便車、公地悲劇、反公地悲劇，或者政治學家討論的各種危機，諸如戰爭、冷戰、沖突、文明沖突、意識形態對立等等，就不可能解決。
與西方的政治思路不同，中國的政治不是從國家問題開始的，而是從世界問題開始的。中國古代，在周朝就創立了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以及道德和美學生活，其核心理念就是“天下體系”——以天下作為世界理念，由此推想一個作為萬民公器，能夠“協和萬邦”，使“萬民歸心”的世界制度。
“天下”思想有著超越國家的維度，表達了關于世界秩序的一種理想。“天下”理論首先要求把世界視為“無外”的整體。假如把世界看作是給定的分裂模式——比如西方所習慣的敵/我、國內/國外、信徒/異教徒——那么世界的完整性就只能通過征服他者來獲得。而“天下”體系則保證了天下的完整性只能依靠內在的多樣性和諧來維持。在天下體系的思維中，世界政治是國家政治的前提，有序世界是有序國家的必要條件。世界的構成原則是“和”而非“同”，世界的治理原則是“王”而非“霸”。
老子講“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天下觀天下”，這是說每個層次都有著各自不可還原的利益和權利。既然“世界”、“天下”存在，就必定存在不能還原為國家利益的世界利益，我們就不能只對國家利益負責，而必須對世界的公共利益——比如氣候問題、能源問題、核武器問題——負責。“天下體系”既保證了世界政治的一致性，又保證了文化歷史的多樣性，這是唯一能夠滿足世界文化生態需要的世界制度。
“天下”是融合了自然地理、社會心理和政治制度三者合一的飽滿的“世界”概念，它是中國哲學真正的總體框架和問題體系，它蘊含著一種世界觀：世界必須被理解為一個有統一制度的世界，否則世界不可能是一個政治政體，而世界不是一個政治政體，就不可能真正克服沖突和戰爭。
“天下體系”不僅在古代是偉大的創造，即使在今天仍然是最前衛的政治觀念。它提出的和暗含的政治問題甚至超出目前的政治現實而屬于未來。
200多年前，康德提出了“自由國家的聯盟制度”，今天的聯合國和歐盟就是康德理論的不同實踐。在未來，不知道幾百年，世界必須進化為一個類似“天下體系”的政治制度，能夠負責世界的共同利益，保證世界和平，建立世界普遍合作關系。
我的設想是，要實現“天下體系”就需要一個或多個大國的領導作用，必定滿足兩個條件：首先領導國家必須最強大，這樣才能夠控制局面，有了最優的協商能力；其次必須是一個大公無私的、德性高尚的國家，愿意優先考慮世界共同利益，兼容各種文化。照此標準，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顯然不是，西方的帝國主義和單邊主義價值觀和思維邏輯不可能兼容世界。但愿在將來，在充分發展之后，中國能成為一個真正“好的大國”，實踐“天下”和“仁義”。
仁義就是人義
仁義價值對于構造一個全面的普遍價值觀極其重要，仁義強調的是人對人的義務，就是“人義”，這與“人權”構成價值平衡。每個人的命運都掌握在他人手里，他人就是我們的命運，沒有人能夠絕對地自己拯救自己，他人就是我的存在條件。如果只有人權而沒有人義，或者，如果權利優先于義務（現代社會），或者義務優先于權利（古代社會），都是價值失衡，這種價值失衡必定破壞公正，最終使權利和義務都得不到保證。
沒有自由，每個人就可能被迫害；沒有仁義，每個人就可能無助。避免迫害和獲得救助正是生活的兩大需要。如果說自由試圖解決的是“我的權利怎樣才能得到保護”的問題，那么，仁義則試圖解決“我將與他人共享什么”的問題。
“水”：最優的博弈思維
現在的問題越來越復雜。如何應對復雜性，是這個世界最大的難題。人類能把航天器送上火星，但地球上的天氣預報、傳染病預防卻總也說不清楚，人類能夠用核武毀滅世界，卻對付不了感冒。所有難以對付的問題都是因為復雜性。
中國有一種思維正是為了解決復雜問題的，就是由老子、孫子定調，后來被中國人廣泛接受的一種非常優越的思維方式，我愿意稱它為“水”的思維方式。老子最喜歡用水來說明他的“道”，水最形象，所有博弈特征都能用水來表達，比如隨機應變、因地制宜、順勢而為、順其自然、化背為順、以柔克剛、以弱勝強。老子講的很清楚，因為水本是無形，沒有定規，所謂無法，可以適應所有形勢，能在所有形勢下占優。這是一種非常優秀的博弈思維，在復雜的世界中，必須找到一種在動態中連續占優的策略，這就需要一個敏感機制，一個“無法”機制，以便對形勢做出最快的靈活應變，還需要一個強大的糾錯機制，保證能夠卷土重來，更新換代。水的無限性、可變性和無條件性的優勢正在于此。
水的方法論是中國最典型的思維方式，是中國思維方式的本質，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有這種思維方式，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很可能是中國能夠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下生存的一個原因。當然，這種方法論主要是政治性的，對科學是否有用，就不知道了。
趙汀陽論“先問是非，再論成敗”
這個口號很有意思。“是非”是價值觀的問題，分善惡、講好壞。倫理、社會生活是講是非的。而軍事、經濟里只講成敗。政治是在中間搖擺，壞的政治只講成敗，好的政治就會講是非。
現實世界里的成敗和是非是完全不搭邊的，只不過如果一個社會制度足夠好，形成一個對好人有利的博弈環境，那就是一個好社會，反之就是一個壞社會。
從《論可能生活》到《壞世界研究》，我不斷在重復同一個話題，就是在一個社會中，如何使善良的人和成功的人達成一致，如何使“善”和“成功”兩個概念結合在一起，讓好人不吃虧，解決了這個問題，好社會就成為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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