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馬克思主義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特權現象的批判

    

    摘 要 西方馬克思主義沒有就反特權做專門、詳細的研究，但在對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中所呈現的弊端進行揭露和批判時，提出了一些反特權思想。而這些主要集中于對辯護、維持資產階級特權的理論武器以及資產階級所擁有的經濟特權、政治特權、文化特權的批判上。

    所謂“特權”，是指個人或集團憑借經濟勢力、政治地位、身份等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所享有的特殊權利或權力。在階級對立的社會，特權更多地表現為統治階級相對于被統治階級而言，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所享有的特殊權利或權力。盡管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就反特權做專門、詳細的論述，但在對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中所呈現的弊端進行揭露和批判時，或多或少地指涉、反對過特權現象或特權制度。從他們的相關論述來看，主要集中于對辯護、維持資產階級特權的理論武器以及資產階級所擁有的經濟特權、政治特權、文化特權的批判上。不同于19世紀初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的過分求助于啟蒙理性、公平正義等抽象原則，他們批判的理論出發點，更多地結合批判現代性從而呈現出具體化的特征。
    一、對辯護、維持資產階級特權的理論武器即理性主義的批判
    從文化的視角來看，理性主義不僅孕育了西方的古代文明，而且也是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建立、發展的理論基石，這點可從資本主義賴以反封建特權的精神支柱獲得佐證。17、18世紀的西方自由主義者繼承了文藝復興時期先哲們恢復古希臘理性主義的傳統，借助于自然理性，強調一切人都擁有理性、相信自然法能確保每個人的權利如抵抗特權和暴政，認為理性人都能夠認知、理解和運用自然法以實現自由和平等，從而在思想理論上取得了批判和摧毀封建等級和專制制度的勝利。“17世紀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們舉起了近代自然法的旗幟，通過訴諸自然法，瓦解了國王專制統治的合法性，從而實現人的權利。”
    但這種本質上反專制、追求自由平等的理性主義卻在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中，走向了它的反面，成為一種極權主義。“正如神話已使啟蒙得以實現那樣，啟蒙也一步步地陷入神話之中。”面對此情況，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重點就理性主義走向反面的表現和原因進行了反思。如盧卡奇強調非理性主義的發展是造成“理性的毀滅”的主因，指出為了抵抗和消解無產階級的反抗和斗爭，資產階級將非理性主義視為自己的理論武器。“現代的非理性主義萌發于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和專制君主制的斗爭中，形成于資產階級抵抗無產階級的反動的自衛斗爭中。”霍克海默將理性主義分為客觀理性（批判理性）和主觀理性（工具理性）兩種；強調當前理性主義走向其反面就在于數字化的發展、技術合理化的發展、文化工業的發展使主觀理性（工具理性）戰勝了客觀理性（批判理性）；認為工具理性所造成的危害性不僅表現在對自然上，而且也更體現在對人和社會上，如統治者權力的增長是以被統治者不斷被異化為代價的，理性喪失了批判性、戰斗性而日益墮落成統治的工具，造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統治合理化的假象。阿多諾主要用“否定的辯證法”這一范疇就現代社會中工具理性對人的統治及其所導致的消極后果作了激進的批判；認為工具理性支配下的大眾文化、文化工業是“生產極權主義馴服工具的社會機器，是構筑資本主義統治的防護工事的‘社會水泥’”；強調要克服這種工具理性及其危害性，必須提倡絕對否定的辯證法，拋棄那些調和、不徹底的辯證法。馬爾庫塞則集中對技術理性進行了批判，強調技術理性統治改變了單純建立在強權和暴力之上的傳統政治統治的形式，通過技術與政治的結合，把所有的對立都整合起來，“同化一切替代方案”，阻止一切有效對抗的產生。另外，馬爾庫塞也認為在技術理性統治下，民眾將失去了人作為一種自由的創造性的實踐存在所應具有的否定性、超越性和批判性，而只是一味追求帶有享樂性的物化活動的“單向度的人”；只有形成科學、技術、藝術和價值相結合的新理性，才能根除技術理性所帶來的弊病。哈貝馬斯強調理性主義走向極權主義這一困境和危機的出現，根源在于工具理性取代了交往理性而成為人的生活的中心，人與人之間的主體問關系降格為客體關系；主張以交往理性為基礎開展交往行動和建設新理想社會，以實現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二、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經濟特權的批判
    所謂經濟特權是指為謀私利而對別人的勞動或其勞動成果的無償占有的權力或權利。相較于在奴隸社會中奴隸主通過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和奴隸來獲取經濟特權，封建社會中地主階級依靠土地進行地租剝削形成其經濟特權來說；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產階級主要是依靠資本和雇傭勞動來實現其經濟特權。“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里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條件是雇傭勞動。”盡管人們經常將西方馬克思主義看為一種哲學、政治學或社會學理論，很少視為經濟學理論。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結合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實際來評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時，也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經濟特權現象的表現、原因進行了批判和反思。主要表現在：
    第一，從資本主義勞動分工的角度探討了工人階級受雇傭、受剝削的原因，強調資產階級為了謀私利即追逐利潤必然要實施勞動分工。如盧卡奇認為勞動分工使工人喪失了獨立生產的技能，從而加強了工人對資本家的依賴性，也造成物化現象的產生。“把生產過程機械地分解成其各個組成部分，這也破壞了生產還是有機的過程時個人與社會共同聯結的紐帶。在這方面，機械化也把個人改變成了孤立的抽象的原子，個人的工作不再把個人直接地和有機地聯系起來；個人越發專門受到禁錮他們的抽象的機械規律的居中調節。”馬爾庫塞強調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分工使工人日益處與異化狀態中，勞動只是完成一種預定的功能，而不能滿足勞動者自身的需求。高茲更是將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看為一切異化的根源，指出“工業資本的本性決定了對工人的勞動實施嚴格的分工，從而強迫從工人那里獲得最大限度的產出”。
    第二，從資本主義生產目的的角度論述其實質就在于維持資產階級的經濟特權。如馬爾庫塞認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就是制造“虛假的需求”，掩蓋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產生工人階級與資本主義制度在需求上“一體化”現象。“那些為了某些特殊社會利益，從外部強加于人的需求，這些需求使艱苦勞動、依賴性、痛苦、非正義永久化”，“而統治者的統治不再僅僅是，或者說不再首先是，維持某些特權而已，而好像是在維持全體人的利益”。列斐伏爾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目的是為了高額利潤，其與資本家充滿著“銅臭味”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馬克思《資本論》一書的主線就是對此問題的揭露。
    第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維度揭露資產階級的經濟特權。如霍克海默認為當前資本主義國家采取了拋棄市場經濟而實行計劃經濟這一“國家資本主義方式”，實質上剝削繼續存在，國家變成了總體資本家。“國家資本主義乃是當代的獨裁國家。”高茲強調經濟理性（即以計算和核算為基礎，與計算機和機器人聯系在一起，把由于勞動手段的改進所節省下來的勞動時間盡可能加以利用，讓其生產出更多的額外價值）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認為這一生產方式使人與人的關系變成金錢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變成工具關系，勞動者失去了人性；主張應該讓勞動者自己組織勞動，以實現自我確定的目的和自由追求。
    第四，從資本主義剝削視角分析資產階級經濟特權產生的原因。最為典型的是分析馬克思主義代表者柯亨、羅默。柯亨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產生剝削現象，資產階級之所以擁有經濟特權，不僅因為是工人階級自我所有權（身體、勞動力占有權）的喪失，而且最為關鍵的是因外在資源所有權的缺失。羅默運用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如博弈論，在修正馬克思主義剝削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一般剝削理論。盡管他反對馬克思將資本主義的剝削建立在雇傭勞動基礎上，但仍堅持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人剝削人的制度，而根源就在于生產資料的原始分配的不公正。
    三、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政治特權的批判
    相對于奴隸制下的政治特權是作為統治階級的奴隸主的政治特權，封建社會的政治特權是以皇權為中心的封建主或封建貴族的政治特權來說；資本主義社會下的政治特權則體現為資本的持有者即資產階級對社會政治生活的種種支配與控制。對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政治特權的表現及其實質，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立足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現狀也進行了大膽的揭露和批判。主要表現在：
    第一，對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即維護資產階級政治特權進行了分析。如葛蘭西提出了資產階級國家是一個復合的權力關系體即“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指出其不僅是鎮壓的場所，而且也是個從事欺騙活動的場所。列斐伏爾在繼承葛蘭西相關思想的基礎上，認為現代資產階級國家還扮演著“控制消費的官僚社會”的角色，并將其視為保障資產階級自由的必要條件，從而達到對被統治階級民眾的心理實行潛在的控制。盡管阿爾都塞更多強調現代資產階級國家是個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但始終堅持認為維護資產階級的權力仍然是其主要職能。普蘭查斯發展了葛蘭西和阿爾都塞的相關思想，強調資產階級國家的主要職能是通過有組織的暴力維護資產階級的權力；認為它鑲嵌在由懲戒性和意識形態機構所組成的網絡之中，即使它不直接實施，它也在形塑社會全體接受統治的物質條件。
    第二，對資產階級通過法治形式來實現和保障政治特權的實質進行了揭露。為了區別于前資本主義社會統治階級在實現政治特權過程中的“人治”色彩，使自己的政治特權在行使中更具有“合法性”和“欺騙性”，資產階級非常注重運用法治形式。但是其實質只不過是資產階級借助于法律這一規范的形式來貫徹自己意志和實現自己利益的體現；是對廣大民眾這一政治特權的客體的行為的規范和約束而已。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從不同的角度就此進行了揭露和論述。如葛蘭西將資產階級國家的法律與資產階級的市民社會聯系起來，指出資產階級的法律在通過政治社會實行其強制和鎮壓功能外，還通過市民社會扮演同質和教化功能，培育民眾自覺維護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順從意識。哈貝馬斯對現代資產階級國家所實行的兩種主要的法律范式即古典資產階級形式法范式和社會福利國家實質法范式的弊端進行了批判，認為前者加據了社會的不平等和兩極分化，后者造成了官僚主義的盛行。為此，他提出必須用程序主義法律范式來進行替代，即以交往理性為立足點，以對話理解、協商共識為核心，以一個自由的、懷疑的、信息靈通的社會為守護神，真正實現社會的民主和正義。普蘭查斯對資產階級國家的法律特征進行了分析，認為其具有調節社會各種力量平衡的粘合劑以及使合法性的中心由神性向合法律性轉化這兩大重要特征。另外，他也強調了資產階級國家的法律的實質是調整和控制著國家機器的權力在“一個權力集團的資產階級不同部分之間的分配過程”。
    第三，對辯護和掩蓋資產階級政治特權的理論武器即資產階級自由觀進行了批判。從階級社會統治階級特權演變史來看，資產階級的政治特權之所以能取得對封建主義政治特權的勝利，很大程度上歸功于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這一理論武器。但由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占有的不平等，以及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所宣傳的人道的抽象性和現實權利保障的無人民性，使得資產階級政治特權既是對資產階級所提倡的自由主義的諷刺，也是一種“實質”所歸的踐行，畢竟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就是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這種狀況在現代的西方資產階級國家依然沒有改變，甚至伴隨西方的現代化過程日益嚴重化。為了更加清楚地認識這一假象，以揭露資產階級政治特權的實質，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注重從其理論武器即自由主義為切入點并聯系現實開展了相關批判。如盧卡奇認為資產階級所提倡的自由主義是一種存在主義的自由主義即把自由形式化和主觀化，它具有虛假的客觀性、絕對的自由性和虛無的神話性等特點。立足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自然、人與商品、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變化狀況，弗洛姆就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實踐效果進行了分析，指出其一方面促進了個性的自由發展，但同時也使個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變得更加孤獨、無意義和無權力。阿多諾對資產階級的重要自由觀——康德的自由意志進行了批判，認為自由意志是最大的不自由，它以絕對同一性的自由壓制了非同一性的自由，并且本身還具有非確定性和無效性；主張在對自由意志的反思和抗拒中，實踐非同一性的自由。從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民眾日益成為謀求生活必需品的單向度的人這一現實出發，馬爾庫塞強調其與真正的自由本質是相違背的，也顯示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并無真正的自由。“當代的工業社會幾乎把這個自由王國的大門插上了門閂。”哈貝馬斯對現代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片面性進行了揭露，認為保護個人自由沒有錯，關鍵的問題在于它只是從理性自然法的道德原則出發的，而現實中的個人自由是與具體的社會和法律秩序等密切相關的。針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人關系的日益異化，薩特以“存在即自由”為基礎，強調人就是自由，自由是人具有的天然屬性，以批判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只是維護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自由。
    四、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文化特權的批判
    所謂文化特權是指個人或集團壟斷某些意識形態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組織機構的權力或權利。相較于奴隸社會奴隸主、封建社會地主階級幾乎獨自享有、繼承、傳授文化知識權，以及通過國家機器暴力和赤裸裸地推行意識形態的控制權；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對文化特權的占有無論在內容還是形式手段上都發生了變化。內容上的變化在于伴隨文化知識的進一步普及，享有、繼承、傳授文化知識權上的等級制度逐漸削弱；但文化也逐漸成為一個資本，文化知識的占有者將憑借這種資本攫取社會資源，爭奪相應社會地位。形式手段上的變化在于意識形態的控制更加具有隱蔽性，不再經常呈現暴力和赤裸裸性，而是通過現代化和政治社會化的過程潛移默化地影響民眾。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更多地側重于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占有文化特權的形式、手段變化的揭露和批判。主要表現在：
    第一，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意識形態的操控性和虛假欺騙性的批判。如盧卡奇認為物化意識是資產階級的主要意識形態，其特征在于將自然科學的方法應用于社會領域，將資本主義看成是由自然界和理性的永恒規律所決定的永存的東西；指出這種意識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合理化、機械化的過分強調，也造成了無產階級的整體性和批判精神的喪失。葛蘭西則將上層建筑劃分為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兩部分；強調市民社會不是傳統所認為的物質生活領域，而是代表著從經濟領域中獨立出來與政治領域相并列的倫理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指出資產階級就是通過這一領域實現了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意識形態控制。法蘭克福學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主要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虛假欺騙性進行了揭露，認為其集中表現在對現實生活的美化，并通過各種手段將其內化到民眾的心理中，以使民眾認可和順從資產階級的統治。如弗洛姆指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主要通過塑造一種符合民眾的社會性格來同化民眾；阿多諾認為是通過突出意識形態的“和諧的幻想”的作用，以實現社會的一體化；馬爾庫塞強調資產階級主要通過制造虛假的需求來實現對民眾的操控。另外，結構主義的代表人物阿爾都塞提出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概念，強調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主要通過教育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召喚并建構主體，同時使主體體現意識形態。
    第二，對大眾文化的統治功能的批判。所謂大眾文化是指“依托文化工業和大眾傳媒技術而形成的、發展起來的，供大眾進行消費的商業型文化或商品性文化”。在現代和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這種大眾文化并不是面向大眾真實的文化需求并遵循文化內在發展規律而形成的；而是資產階級為了維持自己的特權和實現自己的利益，有意制造出來的具有功利主義價值、意識形態功能的虛假的消費型文化。針對大眾文化的這種統治功能，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給予了大膽的揭露。如霍克海默、阿多諾認為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大眾文化造成了民眾的避世主義和消極主義的心態、壓制了人們的創造性、維護了工業資本的利益和壟斷的權力，因此其彌漫著廣泛的意識形態性。哈貝馬斯強調文化領域應是私人的空間，但是由于工具理性的侵襲，使其服從于商業化，因而造成了民眾的理性思考和批判精神的喪失。“今天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傳統因素，是圍繞著科學主義、現代機械復制藝術和普遍主義道德而定型的。在所有這些領域中，由于內在的邏輯，形成了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結果便產生了文化屏障。”后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詹姆遜，立足于后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現狀，認為后現代下的大眾文化所呈現的多元化風格和無深度、無歷史感等特征是與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體制相融在一起的，是與“西方社會的官方文化結合起來”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07期，摘自2011年第2期《科學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