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將就哈維對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累積策略的過渡作出簡介。事實上，哈維曾于其不同著作中提及并闡述資本主義從“福特主義”（Fordism) 至“靈活累積”(Flexible Accumulation) 的的過渡，以及差不多成為他商標一般的重要概念——“空間修復”(Spatial Fix，或稱“空間轉移”Spatial Displacement) 。故此，為收窄討論范圍，本文只集中介紹哈維其中一本重要著作——《后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里有關二十世紀資本主義政治經濟轉型上的討論。往后的討論將涉及以下各方面：（一）哈維就二十世紀資本主義政治經濟轉型上討論的切入點，（二）哈維眼中的福特主義及其缺陷，（三）哈維所認為靈活累積作為資本主義戰勝福特主義在累積策略上的缺陷，以及（四）哈維就福特主義至靈活累積過渡的理論建構。

　　資本主義累積的困難

　　哈維在開始討論二十世紀資本主義在累積策略上的過渡時，其切入點置于資本主義經濟系統兩方面的內在困難：

　　（一）資本主義持續增張的困難：古典經濟學派 (Classical Economic School) 及新古典經濟學派 (Neo-classical Economic School) 縱然能為資本主義提供所謂的“無形之手”作為巿場內自由交易的理論支持，但兩個學派卻始終未能在理論層面為資本主義持續增長提出保證。因而致使兩個學派在面對巿場失效 (Market Failure) 時亦只能低頭于國家機器，需要所謂的國家調節 (state regulation) 或國家干預 (state intervention)。

　　（二）資本家占有勞動成果的困難：資本累積中涉及將人的積極勞動能力（所謂的“勞動力”Labour Power) 轉變成為一種人的勞動成果能被資本家占有的勞動過程。但往往這種轉變的過程對資本家來說都是十分兩難的。這種兩難，是由于資本家一方面需要勞動者作為人（是人獨有的）具備適應于不同的生產工具及認識到將原材料轉化為有用產品的潛在可能性的能力；但另一方面資本家卻需要勞動者服膺于資本家的絕對指令，從而使在勞動過程中，能保證勞動者在雇用的每一刻中都是為資本家制造剩余價值 (surplus value)。故此，資本家需在不同層面上使勞動者能適應于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而哈維明確指出，這個適應過程是一個長時期而不幸的歷史過程，其中不單需要在生產層面中作出不同型式的配合（如壓迫、適應、同化與合作的某種混合），亦需要生產條件的社會化，對勞動者的精神以至心靈上進行社會控制（如教育、培 訓、勤說、勞動道德），透過大眾傳媒、宗教、教育機構及國家機器打造主導意識形態。

　　正是就上述兩方面的困難，1945至1973 年這一段透過“福特－凱恩斯式” (Fordist-Keynesian) 的政治經濟調節而得出的長時期增長，哈維認為是建立于一連串有效的勞動控制、技術混合、消費習慣、以及政治經濟權力分布的配套。然而，這種有效近三十年的配套在六十年代后期愈發失效。這種福特－凱恩斯式的配套最終于1973年被一連串新的配套（“靈活累積體系”，Flexible Regime of Accumulation）所取代。

　　順帶一提，哈維在理論化整個資本主義累積策略過渡中利用了“調節學派”(Regulation School) 的語言。其中兩個概念尤其重要：“累積體系”（Regime of Accumulation) 及“調節模式”(Mode of Regulation)。哈維對這兩個概念有以下的描述：

　　累積體系“描述了消費與累積之間凈產品 (net product) 分配在長時期中的穩定作用；它意味著生產條件與雇用勞動者再生產的條件兩方面的轉變之間的某種一致性。”一種累積體系得以存在是因為“它的再生產模式是連貫一致的”。不過問題是要把一切個人——資本家、工人、國家雇主、金融家和其它一切政治－經濟代理人——的行為，納入某種分布中使累積體系起作用。因此， 一定有“一種累積體系的具體化 (materialization) ，采取不同的規范、習慣、法律的形式，調節著各種網絡等等，以確保這一過程的統一性，也就是使個人行為的一致性與再生產的模式相適應。這種被內在化（interiorized) 的各種規范和社會過程被稱為調節模式”。（哈維 1990:121-2)

　　福特主義及其缺陷

　　在哈維眼中，“福特主義其實只是對大量生產的明確肯定。大量生產即大量消費，一種新勞動控制及管理的政治，及一種新美學及心理學；簡言之，一種新的以理性，現代主義及大眾民主為目標的社會。”（哈維，1990:125-6)。

　　哈維認為，作為一種累積體系，福特主義亦有其解決之前所述資本主義的兩方面的困難。在解決維持持續經濟增長方面，利用福特式生產，資本主義在地區層面上 (locally)利用一地區內不同行動者 (actors，如資本家、工人、政治及經濟代理人)之間的妥協及重新定位來維持增長。在這點上，他枚舉在二十年代在工人之間的關系上，福特利用移民工人在生產在線工作以抗衡美國本土工人當時強而有力的勞工組織，致使生產成本能得以下調；在資本家與工人的階級關系上，他舉出福特利用“泰勒式”組織架構，致 使工人對資本家能作出服從。另一方面，在國際層面上，資本主義則透過國際貿易及投資的增長，以維持經濟增長。其中，哈維枚舉美國如何在二次大戰后利用直接的政策及間接的手段（如軍法統治）在日本和歐洲從而擴張其于美洲以外的貿易及投資。

　　在解決占有勞動成果的困難上，哈維認為福特利用著名的“泰勒式”科學管理模式，改革組織架構，致使工人服從于資本家的命令，將他們習慣于一系列沉悶及不假思索的工作上。

　　當然，福特主義亦有其缺陷，而這些福特主義的缺陷是內在于福特主義本身的資本累積策略。而這些缺陷亦引發不同的反抗聲音。在《后現代的狀況》一書中，哈維指出了因福特主義而引發的四種反抗：

　　第一，在資本方面，由于福特主義以調控不同行動者的位置及關系而達到穩定，故其間必做成不能令所有人都能從福特主義下的政治經濟調控中獲得利益，因而導至有某些團體被排擠。就行業而言，福特式生產明顯對大規模的工廠生產有利，而致使那些并非使用大規模生產的資本不能從福特式生產中獲利。

　　第二，在勞動巿場方面，在福特主義下，政府的其中一個目標便是要安撫本土的勞工，故此，政府對一系列政策如承認工會的合法地位、集體談判、最低工資亦均開綠燈。在這情況下，由于勞方擁有強而有力的還價，故此當資本家想下調工資時便遇到很大的反彈，久而久之，這種不能透過下調工資來增加生產競爭力便導至勞動巿埸愈來愈缺乏彈性。另一方面，在福特主義下，由于美國政府需要安撫本土勞工，外勞便往往是被排擠于獲利團體以外的對象。不少美國本土的勞工團體及工會亦受到很大的批評，指他們對外勞及其它弱勢團體不加理予，成為助長政府的排斥政策幫兇。

　　第三，對國家政府而言，明顯地政府亦在福特主義下陷亦兩難局面。一方面，政府發現他們的認受性愈發與福利掛鉤；另一方面，福利開支的長期增長亦使政府十分頭痛。但假若政府突然間緊縮福利開支，便很可能出現認受性的危機。

　　第四，在文化及國際層面而言，福利主義下的貿易擴張亦致使不少第三世界國家投訴他們的本地文化受到嚴重的損害。

　　總括而言，以上不同的反彈，致使福特主義及美國作為政治經濟的權力愈發受到挑戰。而這亦構成資本主義累積策略上轉變的重大因由。

　　靈活累積

　　正如哈維所說，在六十年代尾至七十年代頭，福特－凱恩斯主義所制造出來在不同層面的問題能以“缺乏彈性”（Rigidity) 來容。在資本方面，長期及大型投資缺乏彈性；在勞動巿場方面，因勞方擁有強大的談判能力而缺乏彈性；在國家方面，因政府一方面為保持認受性而另一方面面對嚴重財赤而在政策制定上缺乏彈性。

　　而“靈活累積” (Flexible Accumulation) 正是為解決福特主義所產生的“彈性”問題而出現。哈維在《后現代的狀況》一書中列出下列各種靈活累積的特征：

　　第一，勞動巿場二分成為“中心”與“邊陲”部分；而中心部分以長期或穩定的雇用方式為主，而邊陲部分則充斥著各種的相對不穩定就業模式為多，如外判，承包及散工等。

　　第二，對勞動方的控制則揉合新與舊式的控制模式，如引入家庭中使用的層級控制機制進入生產領域中。其中哈維舉出日本的企業文化中雇員與老板之間有與家庭成員與一家之主的關系作例。

　　第三，在勞動巿場方面，引入女性勞動力進入勞動巿場，以減低生產成本。

　　第四，著重“經濟范圍”(Economies of Scope) 多于“經濟規模”(Economies of Scale)。

　　第五，在消費方面，則引入快轉變的潮流（quick-changing fashions) 消費模式。

　　第六，至于Urry 及Lash 曾以“無組織”來形容“靈活累積”，哈維反對這種累積策略并非完全無組織可言，反而時以一種“透過地域上的零散、流動及靈活應對勞動巿場的策略來緊緊組織起來　(tightly organized through dispersal, geographical mobility and flexible response to labour market) ”（哈維，1990:159)

　　第七，在靈活累積下，信息 (information) 成為被受重視的高價商品 (highly valued commodity) 。不同的行動者亦嘗試以控制信息的流動。

　　第八，在國際金融層面上，亦出現一定程度的重新組織。

　　在列出靈活累積的多種特征后，哈維亦強調以下幾點：第一，靈活累積與福特主義之間的過渡是連貫的 (Continuity); 第二，在靈活累積的年代，政府的角色及其干預并不是毫不重要，反而是更加之重要；第三，相較于福特主義年代強調某些具集體意向的價值，反之然，在靈活累積當中則強調零碎的 (fragmented)，分散的，暫時的 (ephemeral) 及偶然的 (contingent) 的價值觀。而哈維認為正因為這種不強調集體意向的價值觀在靈活累積下不斷被強調，以致勞工方面的集體力量很難得以形成。但哈維對這方面亦認為：在靈活累積下所強調的個人化及零碎化價值觀必會引發齊美爾 (George Simmel) 所認為傳統價值（如家庭價值及宗教價值等）的反彈。

　　福特主義至靈活累積過渡的理論建構

　　在指出靈活累積的各項特征后，哈維嘗試在理論層面建構由福特主義至靈活累積的過渡。而在這方面，他回到馬克思討論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互相矛盾的三大特征及其衍生出來的周期性危機。這三大相互矛盾的特征包括：

　　第一，資本主義是以增長為目標的 (Growth oriented)；

　　第二，資本主義的實質增長 (growth in real values) 是建基于在勞動過程中對工人的剝削；

　　第三，資本主義是需要社會技術上及組織上的不斷革新。

　　而以上三大特征，正如馬克思所言，是互不相容的 (inconsistent) 及矛盾的 (contradictory) 而且并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周期性的危機。而這周期性的危機正是所謂的“過度累積”(overaccumulation)。

　　在這里，哈維回到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討論上。此外，哈維亦引用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如何透過不同的途徑來內化（而不是解決）“過度累積”的危機。這途徑包括：

　　一．貶值 (Devaluation)：透過對不同的商品 (如勞動力) 、資本（如固定資本）及貨幣的貶值；

　　二．宏觀調控 (Macro-economic control)：透過利用不同的制度來調節宏觀經濟。而凱恩斯式的調控正是此類；

　　三． 過度累積的吸收 (Absorption of overaccumulation)：透過時間轉移 (temporal displacement) 、空間轉移 (spatial displacement)或時空轉移 (time-space displacement) 來吸收過多累積。哈維對不同的轉移有以下的定義：

　　時間上的轉移或者必需把資源從滿足當前的需要轉移到探索未來的用途，又或者必需加速周轉時間 (turnover time) （以貨幣支付還給投資者的利潤的速度）以便加速本年度對上年度過量能力的吸收。例如，可以通過把當前的消費轉移向長期的公共投資和私人投資于工廠、原料和社會的基礎建設的項目來吸收過量資本與剩余勞動力。（哈維，1990:182)

　　空間上的轉移必需吸收地理上擴展的過量資本和勞動力。這種對于過度累積問題的“空間修復”(Spatial Fix) 必須創造資本主義生產在其中可以繼續進行的各種新的空間（例如通過基礎建設的投資），必須增加貿易和直接投資，必須探索剝削勞動力的新可能性。在這方面，得到國家財政、貨幣以及在必要時軍事力量支持的信用制度和虛構資本形成，成了至關重要的中介勢力。而且隨之而來的是：資本主義擴張到搶先占有的空間里去的方式以及在那些方面碰到的抵抗的程度，可能具有意義深遠的后果。（哈維，1990:183)

　　但哈維認為，利用時間轉移亦有期限制，時間轉移吸收過度累積的能力取決于信用的有效性 (availability of credit) 及“虛構資本形成”(fictitious capital formation) 的能力。虛構資本形成“被界定為具名義上的貨幣價值與紙面存在形式的資本，但在既定時刻中沒有真實的生產活動或物質資產作為支撐。虛構資本形成被轉移成實際資本是由于所進行的投資導致實用資產的適當增加或商品的商當增加。”（哈維，1990:182)。故此，哈維始終認為：“時間上轉向未來的用途對過度累 積問題的一種短期緩解，除非有通過不斷加速虛構資本形成的速率和擴大長期投資的數量而維持進行的轉移。所有這一切都取決于負債方面某種持續的和國家支持的有活力增長”（哈維，1990:182-3)。哈維認為1945年之后凱恩斯在部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就具有這樣的效果。

另一方面， 哈維認為“資本主義持續地在地理上的擴張是一種真實可能性的話，那么就可能有一種相對持久解決過度累積的辦法。但是，由于資本主義跨越地球表面的逐漸移植把空間延伸進了可能出現過度累積問題的地方，所以地理上的擴張充其量只可能是過度累積問題的一種短期解決辦法。長期的后果始終是加劇了的國際和地區間的競爭，以及最不發達國家和地區所遭受到的最嚴重后果”（哈維，1990:183)。

　　而對于所謂的“時空轉移”亦只是時間轉移和空間轉移的結合。但在哈維來說，這種兩條腿走路的策略正是“值得考慮的”，而且這亦是吸收過度累積一種“典型而強力的形式”。

　　哈維認為無論是福特主義，還是靈活累積，均是利用時空轉移這兩條腿走路的方法來解決過度累積的問題。而福特主義衍生出來的危機只是用盡了所能夠用的選擇；故此只能最后在1980-1982年利用貶值的方法來緩沖過度累積的趨勢。而對哈維（1990:186) 而言，靈活累積只是“兩種馬克思所形容獲取利益（剩余價值）基本策略的簡單再結合。第一種，被命名為‘絕對’剩余價值 (absolute surplus value)，要依賴于延長勞動日。”“第二種策略方面被命名為‘相對’剩余價值 (relative surplus value)，組織上和技術上的變化開始為一些創新公司贏得暫時的利潤和作為商品成本的更為普遍化的利潤，這限制了勞動力生活標準被降低。”而哈維認為這種將兩種新策略的結合正是有趣地重新利用一些舊有的和非人道的剝削來進行勞動控制。在談及應對過度累積的問題是，哈維亦認為就算是靈活累積將兩種策略如何結合，以及利用時空轉移和宏觀調控為資本主義帶來內化過度累積的危機的選擇，當如福特主義般用盡所有可能的選擇時，最終亦只能行貶值一途。而對勞動者而言，最慘痛的莫過于對勞動力的貶值。

　　而如果硬要問在新的靈活累積策略下，有什么是新的呢？哈維認為在靈活累積下，新的東西是對金融巿場的轉化。而哈維認為這意旨資本主義嘗試利用金融的方法來解決過度累積的問題；而哈維指出在七十年代以來，金融系統得到有資本主義以來最大的自主度。但正因這史無前例的金融自主，哈維亦指出這將會暗示資本主義要面對由金融系統為其帶來的危機亦會是史無前例的。

2006年1月31日

參考書目：哈維（Harvey, D.) (1990)：《后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牛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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