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政治、新技術與公共領域

道格拉斯·凱爾納

    知識分子范疇像如今其他的任何東西一樣被激烈爭奪。西格蒙特·鮑曼將作為立法者的知識分子和作為闡釋者的知識分子進行了對比：作為立法者的知識分子希望將普遍價值合法化，他們通常是為國家機構效力；而作為闡釋者的知識分子僅僅闡釋文本、公共事件以及其他的人工制品，運用他們的專門知識來為公眾對事物進行說明或闡釋（1987；1992）。鮑曼宣稱，有一種由現代知識分子向后現代知識分子的轉變，現代知識分子是作為普遍價值觀念的立法者，使新的現代社會秩序合法化；而后現代知識分子則僅僅是作為社會意義的闡釋者。鮑曼由此將社會生活中知識分子角色的非政治化加以理論化。

    相反，我力圖在“職能知識分子”與“批判-對立的公共知識分子”之間做出區別，“職能知識分子”服務于現存社會價值觀的再生產與合法化，而“批判-對立的公共知識分子”則反對現存秩序，并為進步的社會轉變而斗爭。職能知識分子早于傳統理論家，而今天他們卻要做政黨或利益集團的小職員，或者僅僅是為了某種具體目的而設計有效途徑的技術人員。技術-職能知識分子在各專業領域（如醫學、物理學、歷史學等等）運用他們的技巧來增加技術知識，對于它的結果、目標、他們為之服務的價值觀或者他們行為的社會有用性或無用性則不管不問，而職能理論家建構話語來對現存社會關系、機構和實踐進行合法化。 今天，在一種正在擴展的全球信息經濟中，知識分子在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比以前更為重要。知識分子概念在傳統上只包括腦力勞動者，他們創造觀念，書寫文本，發展并轉化知識能力，它與體力勞動者相對立，體力勞動者生產商品，并在生產、重工業、農業和其他主要依靠體力勞動的領域運用雙手進行勞作。知識分子與腦力勞動者的區別僅僅是一種理想形態，從來不是絕對的，并且其自身也進行著變化和歷史轉變。我的主張是，今天知識分子的概念正經歷著巨大的轉變，對之必須結合新技術和新的全球經濟和文化進行重新思考。 盡管職能知識分子是現存社會的服務者，專門研究立法和技術知識，而批判-對立的知識分子為創造一個更好的社會而斗爭。他們卻往往都以他們聲稱受到侵害的現存價值（如真理、權利、法律規范、正義等等）的名義發出他們批判的聲音，有時也以據說是現存秩序中更具有潛在性的價值或理念（如參與民主、社會主義、女性和黑人的基因平等、生態保護等等）的名義。批判的知識分子運用他們言說和寫作的技巧對不公正和權力濫用進行譴責，并為真理、公正、進步和其他普遍價值而斗爭。用讓-保爾·薩特的話說就是，“知識分子的職責是在任何不公正出現的地方對之加以譴責”（1974；285）[1]。對薩特來說，批判的知識分子的使命是在公共領域中進行寫作和言說，譴責壓迫并為人類的自由和解放而斗爭。在此種模式中，一個批判的知識分子的任務就是見證、分析、揭露和批判廣大的社會罪惡。

    批判/對立的知識分子的領域和舞臺曾經是“詞語”，他（她）的職能是在任何不公正所可能出現的地方對之加以描述和譴責。現代批判的知識分子的活動領地是哈貝馬斯（1989）所說的存在于民主辯論，政治對話，以及報紙、雜志、小冊子和書籍寫作與討論之中的公共領域。當然，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批判的，或者從任何意義上來講是進步的。如上所述，知識分子可以分為反對不公正和壓迫的批判、對立的知識分子，以及生產意識形態話語和使現存社會合法化并為之服務的技術性知識的職能知識分子。在下一部分，我將討論對批判-對立知識分子的經典概念的來自后現代主義理論的某些挑戰，以及新技術和正在出現的公共領域為民主討論和民主介入提供了怎樣激動人心的新的可能性，這要求對批判的知識分子進行重新界定。接下來我將討論公共領域概念的一些變化，以及在當代，新技術和公共領域是如何為知識分子的重新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公共領域與知識分子

    民主涉及到在政府事務中權力與公眾參與的一種分離。在啟蒙運動和18世紀民主革命時期，公共領域出現在那些個體能夠對普遍關心的問題進行討論和爭辯的地方（哈貝馬斯，1989）。公共領域也是對國家和現存社會的批判能夠流通的地方。18世紀民主公共領域的機構和空間包括報紙，雜志，非國家擁有和控制的出版社，人們閱讀報紙和進行辯論的咖啡館，觀念和批判得以產生的文學沙龍，以及進行公眾演說和辯論的公共集會等等。

    當然，由階級路線和完全不同的階級派別所造成的資產階級社會分化產生了不同的政黨、組織、公共空間和意識形態，每一不同的階級都吸引著詞語和寫作方面的專家，他們就是知識分子。被壓迫群體形成了他們自己的反叛的知識分子，從工人階級組織的代表，到像瑪麗·沃爾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英國女權主義者，著有《女權辯護》等，譯注）一樣為女權而斗爭的女性，再到因膚色、種族和性別而被壓迫的群體的領導者，等等。這些反叛的知識分子攻擊壓迫，推動尋求壓迫根源的行動，將思想與行動，理論和實踐聯系起來。因此，在19世紀，工人階級在工會、政黨小組、聚會場所、沙龍以及工人階級文化機構中發展了自己的對立的公共領域。隨著歐美社會民主黨和其他工人階級運動的興起，替代性的出版物，激進的文化組織，以及罷工、靜坐示威和政治叛亂也作為一種對立的公共領域而出現。

    同時，現代社會中的知識分子也被分化為具有相反社會職能的對立群體。傳統的批判知識分子——以托瑪斯·佩恩（Thomas Paine，1737——1809，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著有《人的權利》、《理性時代》等，譯注）、瑪麗·沃爾斯通克拉夫特以及后來的海涅、馬克思、雨果、德雷福斯、杜波伊斯、薩特和馬爾庫塞為代表——對不公正和壓迫進行大膽的批判，并為公正、平等和其他的啟蒙運動價值觀以及諸如社會主義、婦女解放等不凡的目標而斗爭。實際上，啟蒙運動作為設定知識分子重要社會職能的一種話語和運動，本身就代表了批判知識分子一個最為成功的結果。而保守的知識分子對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進行攻擊，并生產出使任何可以想象的壓迫合法化的話語——從階級到種族、性別、和種族統治。

    現代社會的發展越來越依靠智力勞動，因此，知識分子被更快地整合進現存社會之中，發揮著重要的社會職能，但在很大程度上也由此丟掉了在現代社會前期為他們所鐘愛的批判-對立的身份（貝斯特和凱爾納，1997）。隨著理論上的后現代轉向（貝斯特和凱爾納，1997），對現代批判知識分子理想的批評也開始出現，啟蒙運動和薩特模式的對自由做出承諾的介入的知識分子遭到反對。米歇爾·福科抱怨說，薩特代表了傳統知識分子的理想，他們為諸如真理、自由等普遍價值而斗爭，并承擔為整個人類說話的任務（1977）。為反對這種被提升——在他看來是被夸大——的概念，福科提出了“特殊知識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的概念，“特殊知識分子”從特殊的問題介入被壓迫者一方，他不宣稱為被壓迫者代言，而是以特殊問題和辯論方面的知識分子的身份進行介入。

    福科的特殊知識分子概念伴隨著后現代政治中向新社會運動的轉向，其中也隱含著他們能夠代替國家和政黨作為當代政治支點的愿望。對于像拉康和默菲（1985）一樣的作家來說，權力散布于各處，而不僅僅是在諸如勞動場所、國家或父權制社會等宏觀機構中才能發現[2]。在一些后現代理論家——福科、拉康、羅蒂、利奧塔和默菲等等——看來，隨著特殊知識分子介入大學、監獄、醫院、性別或少數種族這樣的被壓迫群體領域，追逐國家或資本這樣大機構的宏觀政治將會被微觀政治所取代。全球的和國家的政治理論被拋棄，轉而傾向于更具地方性的微觀政治學，知識分子的話語和職能被看作比現代理論和政治更加特殊、短暫、和溫和，對地方斗爭來說它比關于解放和社會變革的雄心勃勃的計劃更為重要。 然而，宏觀政治理論與微觀政治理論之間的區別是成問題的，正如絕對主義者簡單地認為不是現代主義就是后現代主義一樣（貝斯特和凱爾納，1991，1997）。這一點從1989年蘇聯模式共產主義崩潰事件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公眾對壓迫的國家共產主義權力的反抗將微觀政治與宏觀政治結合起來。斗爭從工會、大學、教堂和小團體等地方和特殊場所，擴展到要求民主改革的群眾游行，甚至是像羅馬尼亞所發生的那種傳統的以推翻現存秩序為目標的群眾暴動。在這些斗爭中，知識分子扮演了多種角色，運用了多種話語——從地方的和特殊的到國家的和普遍的。 盡管后現代理論包含著對于某些傳統的現代知識分子幻想與意識形態的重要批判，但它的某些版本在拋棄批判知識分子傳統角色方面走得太遠。換言之，批判和現代知識分子概念的某些方面仍然有用。實際上，為了形成一個批判的公共知識分子的標準概念（normative concept），我將拋棄特殊/普遍知識分子的二分法。公共知識分子——從這個概念來講——像薩特的介入的知識分子那樣介入公共領域，反對謊言、壓迫和不公，并為權利、自由、民主而斗爭。但是，按照我的界定，一個民主的知識分子并不為他者言說，并不廢除或壟斷言說真理的職能，而是簡單地介入討論和爭辯，維護特殊的觀念、價值觀或者可能是特殊或普遍的標準或原則。但是，如果價值和話語是普遍的——如人權，他們也是語境的、臨時的、標準的、一般的，而不是永遠有效。實際上，權利是社會斗爭的產物，因此它也是社會構建的，而不是像傳統的天賦人權理論所表述的那樣是固有的或自然而然的實體。但是權利可以被普遍化、被擴大，也能采用普遍的形式——例如一則聯合國憲章堅持認為某些權利對一切個體都是有效的——至少在這個世界上當前是如此。 因此，一個批判的知識分子可以宣稱他們不僅僅是為自己言說（正如在某些更為相對主義的后現代概念中那樣），而是要求本身就是社會斗爭產物的價值和標準，它們被看作是社會中的合理存在，對它們的廢止和剝奪被看作壓迫，這種社會制度就要被推翻。批判的知識分子可以通過運用現存的規范價值作為標準對它們在現存社會中的廢除進行批判，法蘭克福學派就是運用啟蒙運動的標準對它們被法西斯主義的侵害和壓迫進行批判。（凱爾納，1989）

    當今，一個人不需要普遍知識分子的所有理論以維持一個公共或民主知識分子的概念。知識分子應該占領比宗派利益更高的陣地——一個尋求公共利益和合理存在的陣地。但是知識分子不應該放棄為全人類說話的權利，并且應該意識到他們是站在具有批偏見和局限的立場進行言說。另外，知識分子應該學會走出他們特殊的職權框架，尋求更為普遍的立足點，并能夠站在他者的立場上，重視更為邊緣的和受壓迫的群體，向他們學習并支持他們的斗爭。為了做到經常性的自我批評，增強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以及自我表現——的能力成為民主知識分子職責的一部分。 新技術，新公共領域和新知識分子

    從某種程度上講，在現在這樣一個勞動分工和新技術爆炸的時代里，每個人都正在成為知識分子，被迫去獲得實踐的文字技巧和運用新技術以在學校獲得成功的能力，都要在勞動系統中表現良好，要進入被當今時代所發展了的文化形式。正如葛蘭西早就說過的（1977），從能夠學習和運用語言的意義上來說，每個人都是知識分子，都能夠吸收和創造文化，并獲得使他們能夠在自己的文化和團體中言說和參與的知識技巧。在一個信息和智力勞動越來越成為經濟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時代里，知識分子和智力勞動的概念正迅速向社會整體擴展，正在為批判知識分子創造新的概念和挑戰。

    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將表明，盡管批判的和民主的知識分子應該在今天承擔新的職能和行動，但傳統的對立知識分子的洞見仍然與之息息相關，因此，我主張新的構建應該建立在過去模式的基礎之上，而不應該像一些后現代理論那樣簡單地將之拋棄。我力圖闡明，今天對于知識分子和公共領域的重新思考需要對知識分子與技術的關系進行重新思考，需要結合新的計算機和媒介技術的變遷對公共知識分子進行重新思考。 從某種意義上說，在傳統知識分子和技術之間并無重要的聯系。可以肯定的是，知識分子（特別是像萊昂納多·達·芬奇、伽利略、或達爾文等科學學者）發展了技術，像英國神圣學派整體對技術都十分關注，并且他們往往自己本身就是發明家。雖然據我所知對于打印機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關系并無專門研究，但一些知識分子使用印刷機，并且他們自己也是打字員，20世紀的許多（即使不是全部）知識分子都可能用過打印機。然而，一個傳統的知識分子不必是運用任何特殊技術的專家，因此在知識分子和技術之間沒有密切的聯系。

    然而我將提出，在當代高科技社會中，公共領域的重要擴張和重新界定正在出現，這些主要與媒介和計算機技術相聯系的發展要求對批判的或介入的知識分子的概念進行重新界定和擴大，同時也要對公共知識分子進行重新界定。在20世紀早期，約翰·杜威曾經設想要創辦能夠發表“思想新聞”的報紙，用來為普通公眾提供科學、技術和知識世界的最新觀念，它同時也能推進民主。另外，貝托爾特·布萊希特和瓦爾特·本雅明（1969）也看到了電影、無線廣播等新技術的革命潛能，要求知識分子掌握這些新的生產力，來對自己進行“再職能化”（refunction），并將這些新技術轉化為使社會民主化和革命化的工具。薩特也致力于無線廣播和電視的研究，他堅持認為“介入的作家必須進入電影和無線廣播藝術的接力之中。”（1974）以前，無線廣播、電視以及其他的電子通訊媒介在國家控制系統和私人公司中都對批判和反對的聲音封閉。公眾有能力夠買的低功率電視、社區臨時無線廣播以及因特網和計算機使這些技術對介入開放，并被批判-對立的知識分子加以利用[3]。無線廣播、電視、和其他的電子通訊模式創造了新的爭辯、討論和信息的公共領域，因此，那些要介入公眾，并對社會的公共事務進行干預的知識分子應該利用這些新的通訊技術，發展新的技術政治。

    接下來，我將申明，在當代政治中，有效地運用技術是必須的，并且那些希望介入新的公共領域的知識分子需要應用新的通訊技術來介入民主辯論，并為當代社會和文化的未來塑形。我的主張是，起初的無線廣播、電視等廣播媒介，以及現在的計算機，為信息、辯論創造了新的公共領域和空間，它既包括鼓勵民主的潛在行為又包括增加批判和進步觀念的傳播的介入——同時也為新的操縱、社會控制和傳統地位的提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是，介入這些新的公共領域——計算機廣告板和討論小組，廣播和電視講話節目，以及正在出現的我稱之為賽博空間民主（cyberspace democracy）的新領域，都要求公眾知識分子獲得新的技術技巧并掌握新技術。

    因此，我主張當前的公共知識分子必須掌握新技術，知識分子和技術之間的關系也比在以前的社會結構中更加緊密。今天，要成為一個知識分子就要運用最先進的生產力來發展和傳播觀念，來進行研究和介入政治爭辯和討論，來介入由廣播和計算機技術所產生的新的公共領域。新的公共知識分子應該試著去形成自己的戰略，以便利用這些新技術來進攻專政和提高權力、教育、民主、和政治斗爭——或者任何一種能夠設想和描述的目標。于是在這一主張中，知識分子的命運和生產力（它既可被用來達到保守目標也可用來達到進步的目標）之間有一種內在的聯系。 走向激進、民主的技術政治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民主的復興要求一種民主的媒介政治的產生。這樣一種政治具有雙重策略：首先，它試圖將現存媒介民主化，以使得它們更快地對“公共利益，便利設施和必需品(necessity)”做出反應。在美國，媒介監督機構F.A.I.R.（媒介中的公平與精確）已經發展了這種替代媒介，它批判主流媒介沒有承擔他們的民主和新聞責任，倡導媒介系統中聲音和觀點的擴展。他們通過給報紙或其他出版物寫信陳述觀點、發表廣播或電視講話、在組織內部對主流媒介的失敗進行批評以及其他的方式，力圖使現存媒介民主化。

    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戰略涉及到從已經建立的媒介系統外部來發展對立媒介，并對主流媒介加以替代。在這種途徑中，要變革資本家為追求利潤而批量生產的主要為政治服務的現存媒介純屬妄想。因此，在印刷、廣播和其他形式的媒介中替代發展性機構成為這種策略的焦點所在，它致力于已經建立的媒介機構之外的工作以發展替代性結構。

    盡管在過去的很長時間內我在替代性媒介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仍然主張，對民主媒介政治的發展而言，這兩種策略都是必須的，任何一種單純追求其中一點而不顧另外一點的做法都是錯誤的。因此，發展一種激進的民主媒介政治應該對現存媒介繼續進行無情的批判，以期使它民主化并得到改進，因為此種原因，使我們的媒介系統民主化需要增加可自由選擇的出版物，復興公眾電視，增加公眾參與的電視接節目，大力發展公共衛星系統、社區內的小范圍廣播、民主化的計算機網絡以及音樂、視覺圖像、印刷文化等每一文化領域中的對立的文化政治。

    當然，許多人會說民主政治涉及到面對面的交談、討論，并達成一致。但為了達成明智的辯論和共識，個體必須得到信息，而在當代社會中，無線廣播、電視和計算機正是信息的重要來源。因此，我并不提倡媒介政治支持所有的政治行為和政治組織，而是主張媒介政治應該被用來幫助激進的組織和個人獲得和吸收信息。人們應該在政治與運用因特網和新技術推進政治目標和政治斗爭之間做出區別，并由此在賽博領域和社會生活之間建立明確的聯系，而不是像有些人一樣僅僅將他們的政治局限在賽博領域自身之中——或者是狹隘地關注技術和因特網的政治，或者是進行脫離于現實政治斗爭進行因特網討論并結束于此。

    許多激進組織已經開始認識到，媒介政治是政治組織和政治斗爭的關鍵因素，并正在建立他們可以在其中將因特網和新技術用作政治斗爭武器的技術政治。實際上，如果進步的政治團體和政治運動要創造出“正確媒介”(the Right)的名副其實的替代性媒介，他們就必須增加他們的大眾基礎，并使他們的斗爭在更多的公共領域中傳播。畢竟，絕大多數人是從無線廣播、電視以及當前的計算機信息資源來獲得信息，因此，廣播媒介和新技術在界定現實、影響公眾選擇、以及在決定什么應該和什么不應該認真對待方面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如果知識分子要在地方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就必須與電子通訊和計算機所決定的現實達成和解，以建立利用新技術的戰略和介入的可能性。 計算機和信息的民主化

    考慮到在新的技術資本主義社會中計算機和信息日益增加的重要作用，創造一種替代的信息網絡和系統成為進步的媒介和信息政治的必要成分。整個世界正在計算機化，新的信息網絡和計算機通訊系統得以創建的可能性也正在增加，為避免集團公司和政府對信息的控制，也有必要建立新的公共信息網絡和信息中心，這也能夠使未來的公民獲得介入民主社會所需要的信息。計算機和廣播一樣，它既可以用來獲得民主，也可以用來反對民主。 實際上，計算機是一種潛在的民主技術。廣播傾向于單向的信息傳播，而計算機通訊卻是雙向的[4]。看電視常常是消極地接受信息，計算機卻可以是互動的和參與性的。個體可以通過計算機發送電子郵件與其他個體進行交流，或者通過調制解調器用電話線在互動網絡中與其他個體進行直接交流。調制解調器能夠點入社區公示牌、網站、遠程會議會址或聊天室，這使得一種新型的互動公共交流成為可能。民主涉及到民主的參與、辯論和投票，在大媒介時代（the Big Media Age）大多數人被排斥于民主討論之外，并被廣播技術中對信息娛樂的被動消費所控制。媒介被大集團公司控制，只有有限的聲音和觀點被允許流通（參見凱爾納1992）。

    在因特網時代，每個人都可以利用計算機、調制解調器和因特網服務參加討論和爭辯，這使得在大媒介時代被排斥于民主對話之外的大量個人和團體獲得權力。由此，一種技術政治在新的賽博空間公共領域（the new public spheres of cyberspace）展現出來，并為介入面對面的公共爭辯和討論提供了一種補充——即使不是替代。例如，許多計算機公示牌和網站都有政治討論會談，在那里，個體可以輸入他們的觀點，別人可以看到它們，如果愿意的話，也可以做出回應。其他一些站點有生活實時（real-time）聊天室，在聊天室里，人們能夠相遇并相互作用。這些賽博民主形式構建了一種公眾進行對話的互動的新形式，并在新的公共領域中發揮作用，擴大了民主的概念。

    顯然，這種介入并不能代替現實世界中的政治斗爭，并且也存在著因特網民主變成自身封閉的空間和世界的危險，在這種封閉空間中，個體自我蒙蔽，僅僅通過交換和傳播信息就自認為是積極參與了政治。然而計算機數據庫和網站提供了必要的信息資源，新技術極大地方便了信息查尋和研究。主流數據庫包括Lexis/Nexis和Dialogue，它擁有大量的報紙、雜志、期刊、電視節目腳本、新聞發布會、國會聽訊和新聞信件等等。替代性數據庫包括PeaceNet等，它擁有關于生態、戰爭與和平、女權主義以及其他主題的600多種會談話題，還有其他難以計數的免費信息和文學網站，個體可以進入這些網站進行閱讀，如果愿意的話還可以下載和打印出來。在這些網站中，進步的知識分子放入可供選擇的信息，有些網站的談論集會還有生動的辯論。在主流和替代性的計算機數據庫中，個人和團體能夠在相對短的時間內獲得巨量的信息。

    例如，我能夠對媒介和海灣戰爭進行研究，因為我僅僅輸入符碼就可以通過一系列的來源獲得有關各種主題的信息，這使我能夠在關于海灣戰爭的各種互相沖突的信息中做出辨別，并對經過布什政府和五角大樓做過修改的信息提出疑問（凱爾納，1992）。最終，有關戰爭的許多謊言和經過美國政府刻意歪曲的信息被一系列的信息來源揭露出來，這些信息來源能夠被計算機數據庫找到。集團公司、政府機構、主要政黨和其他組織正在利用這些計算機數據庫，進步的知識分子也必須學著接觸并利用它們來產生出在未來公共討論中所必須的信息。

    將來，信息政治必須為了在主流數據庫和替代性的數據庫中得到可供選擇的信息而斗爭[5]。實際上，世界網的擴張使替代性組織和個體能夠創建自己的網站，通過這些網站，他們的信息能夠被世界各地的人們所獲得——通常是免費的。在下一部分中，我將舉例說明計算機信息政治是怎樣運用網站、公示牌、電子郵件等來推動政治斗爭的多元化的。然而，我首先要說明，在新的信息資源、媒介和技術與政治組織和政治斗爭之間的合作正在出現。進步的印刷和廣播媒介組織能夠從計算機資源獲得信息，并將之擴散到公眾之中。對立的政治組織也可以從這些來源獲得信息，并通過印刷、廣播和計算機技術將之反饋回去。批判跨國集團政策的信息能夠通過多種場所進行流傳，所以，個體和政治組織需要意識到在當今時代通過多種的媒介進行信息傳輸所具有的潛能 另外，因特網或許會成為替代性的廣播、電視、電影、藝術和每一種文化形式以及信息和印刷媒介的新型載體。新的多媒體技術已經在網站上出現，現在的因特網廣播和電視只是它的雛形而已。這使布萊希特關于一種新的通訊系統的夢想成為可能，在這種通訊系統中每一個人都既是信息發送者又是信息接受者，這將擴大聲音和文本的范圍和多樣性，同時也無疑會為超載的信息/文化的概念提供新的范圍。在此，我僅從當今政治斗爭的原動力的角度對新技術和技術政治加以討論。

技術政治與政治斗爭

    新技術正在極大地改變著生活的每一個領域，由此帶來的主要挑戰是如何使這種巨大的變化理論化，以及如何設計新的策略以對這些新技術加以富有成效的利用。顯然，對新技術在工作場所、學校、公共領域和日常生活中非人化的、自私的、壓迫的利用的批判也比以前更加激進。但是利用新技術來重建我們的城市、學校、經濟和社會的策略也是如此。因此，在這一部分我將關注的問題是：新技術怎樣才能被用來增強民主化；并列舉幾個對立的社會運動利用新技術為推動社會進步而斗爭的例子，以說明新技術是如何使個體在斗爭中獲得權力的。

    考慮到在最近幾年中商品及商業邏輯對日常生活中更多領域的殖民化程度，賽博空間在總體上將許多人非商品化這一事實在某種程度上是令人震驚的——至少在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是如此。在美國，政府、教育機構和一些商業組織提供了免費的因特網服務，在有些地方還提供免費的計算機——或者至少是在工作場所提供此類服務。通過每月的平價話費單（據我所知這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是沒有的），一個人就可以在因特網——在技術資本主義的超商品化世界中少有的非商品化空間之一——上獲得豐富的信息和娛樂。

    顯然，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甚至連電話也沒有，計算機就更少了，這與那些能夠接近計算機和進入技術革命和賽博空間的人有巨大的不同。對新技術和賽博空間的批評者不斷地反復強調說，總的來看，在當前年輕人、白人和中上階級男性是賽博空間中的主要角色，即使事實如此，統計和研究也表明，更多的女性、有色人種、下層和其他的少數群體在賽博空間中正變得更加活躍。另外，在發達國家中，計算機正變成普通家庭消費的一部分，在21世紀初它有可能成為像電視機一樣的普通消費品，當然，它對于社會生活和教育的作用要比電視機大得多。正在醞釀之中的通過衛星將整個世界連接起來的計劃將會使那些即使沒有電話、電視機，甚至連電都沒有的人們得以接觸到因特網和通訊革命。[6]

    無論計算機和新技術變得多么廣泛和普通，非常明顯的是它們已經成為勞動、政治、教育和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那些想要參與未來公共和文化生活的人們必須利用計算機。另外，盡管社會的計算機化有增加階級、種族、性別等關系當前存在的不平等的威脅和現實危險，但是，也存在著另外一種可能性，即一個民主化和計算機化的公共領域或許會為克服這些不公提供機會。下面我將相應地舉出一些被壓迫和剝奪權利的集團運用新技術來提高他們的利益和推動進步政治日程的方式，但是，我想首先說明對因特網和計算機激進主義的另外幾種經常性批評。 對因特網和賽博空間的批評常常指出它們的軍事起源及其在維持統治集團和國家權力方面的中心角色。然而令人驚奇的是，因特網正在非商品化，并且正在變得越來越非中心化，變得對越來越多的聲音和團體開放。于是，賽博空間和因特網應該被看作一個互相沖突的場所，一個互相爭奪的地帶，進步的知識分子應該從之尋求斗爭得以堅持和流傳的可能性。統治集團、國家權力和保守的右派組織已經在利用新技術來推進他們的日程，如果公共知識分子要在未來的政治斗爭中發揮作用，他們就必須利用新技術推動進步日程，提高被壓迫者的利益以及抵抗和爭奪的力量。 至今，在因特網和賽博空間如何被用于對立的政治運動方面已經有了豐富的例證。許多反叛的知識分子在他們的政治計劃中已經對這些新技術和公共領域加以利用。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農民和游擊隊從一開始就利用計算機數據庫、游擊電臺以及其他形式的媒介來使他們的斗爭和觀念得以流傳。薩帕塔主義者(Zapatista)部隊的每一份宣言、文本和公告都是通過計算機網絡迅速地傳遍世界各地[7]。1995年1月，墨西哥政府采取行動來反對這一運動，計算機網絡被用來動員世界各地的個人和團體來支持薩帕塔主義者的斗爭，反對墨西哥壓迫政府。在世界各地有許多支持革命的示威游行，知名記者、人權觀察家和代表團團結一致地來到恰帕斯，并對這次起義進行報道。各種消息紛紛對墨西哥和美國政府加以攻擊，主張談判而不是對起義者進行鎮壓。墨西哥政府相應地放棄了對叛亂者的壓迫，截止到1998年夏本文寫作時，墨西哥政府已經與薩帕塔主義者進行了多次談判，盡管在1998年初發生了了薩帕塔主義者被地方殺人小組暗殺的事件——這使墨西哥政府再次面臨來自因特網上的要求懲辦兇手的巨大壓力。

    由于看到了先進的通訊技術的進步潛能，弗朗茨·法儂（1967）對無線廣播在阿爾及利亞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進行了描述，列寧也高度評價了十月革命后電影在推進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方面的重要作用。另外，錄音帶被用于推動伊朗革命，并被世界各地的政治運動用來推動替代性媒介的發展（多寧，1984）。在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anti-NAFTA）斗爭中，反對者也對新的通訊技術進行了廣泛利用（布萊納，1994；弗萊德里克，1994）。跨國網絡和信息流傳并沒有使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停止，卻創造了對未來斗爭有用的聯盟。正如尼克·威則夫特(Nick Witheford)所說：“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聯盟發起了完全出乎資本家意料之外的深入的反抗，雖然他們并沒有達到自己的直接目標，但是，這種橫貫大陸的對話阻礙了——盡管并未消除——北美沙文主義因素對自由貿易的反對。這次運動為跨部門和跨疆域組織創造了磨練的機會，并為未來的聯絡開辟了渠道，包括電子渠道——它在最近剛剛被薩帕塔主義者有效地利用。”

    因此，用新技術來連接信息和實踐，傳播斗爭，對于政治斗爭來說既不是無關緊要的，也不僅僅是烏托邦式的空想。即使不能成功地收集材料，信息的流傳和斗爭聯盟的建立也經常能夠被利用。例如，麥當勞快餐連鎖店對兩個英國激進分子提起訴訟，指責他們分發小冊子，譴責麥當勞公司的低工資、廣告實踐、毀壞森林、捕殺動物、生產質量低劣和不健康的食品等等。這兩個激進分子也進行了反擊，他們成立“麥當勞控訴”（Mclibel）組織，建立了擁有大量批評麥當勞公司的信息的“麥當勞聚焦”（McSpotlight）網站，并組織專家來論證和支持他們的批評。歷經五年，于1997年7月曖昧結束的審判給麥當勞公司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惡劣影響，并通過因特網、電子郵件和討論小組流傳到世界各地。麥當勞控訴組織聲稱，他們的網站的訪問次數超過了12，000，000次，《守衛者》雜志（Guardian）報道說，這個網站“聲稱它是所有組織過的關于一家跨國公司的信息的最為全面的來源”，實際上它也是一次更為成功的反公司戰役（1996年2月；見http://www.mcspotlight.org）。

    許多勞工組織也開始利用新技術。麥克·庫雷（Mike Cooley）已經撰文對計算機系統是如何使工人重新獲得技巧而不是喪失技巧進行了論述，而紹山納·祖伯夫（Shoshana Zuboff）則認為高科技能夠使勞動者“獲得信息”而不是使他們自動化，能夠擴展工人的知識和控制生產，而不是使之降低和取消。凈衣運動（the Clean Clothes Campaign）——一次由荷蘭婦女在1990年為支持菲律賓制衣工人而發起的運動——支持了整個世界的工人罷工，使壓榨性的工作環境得到曝光（見http://www.cleanclothes.org/1/index.html）。在1997年，激進分子介入了南朝鮮工人罷工和英國默西賽德（譯注：英國英格蘭郡名）碼頭工人罷工，利用網站來獲得國際團結（見www.gn.apc.org/1bournet/docks）。[8]

    從總體上看，勞工組織——如北南勞動尊嚴組織（the North South Dignity of Labor）——認為計算機網絡對信息合作和發布有用處，但它不能取代可以為更多數人所接觸到的印刷媒介，以及面對面的聚會和傳統的政治斗爭形式。因此，挑戰來自于將通訊政治與實際的政治運動和斗爭結合，以使賽博斗爭（cyberstruggle）成為政治斗爭的武器，而不是它的取代。如上所述，最有效的因特網斗爭已經圍繞釋放政治犯、聯合抵制集團戰略、現實的勞工甚至是革命斗爭等運動切實地匯入了現實斗爭。

    對于來自上層的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賽博激進主義者（cyberactivitists）已經試圖通過發展全球性的團結和傳播斗爭的網絡來從下層實現全球化，。針對跨國公司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國際，用瓦特曼（Waterman）的話來說，以計算機為媒介的第五國際（Fifth International）正在出現。這一網絡將勞工，女權主義者，環境保護、和平以及其他的進步組織聯系在一起，為一種聯盟、團結的新型政治提供了基礎，它足以克服后現代身份政治的局限性（詳后，見貝斯特和凱爾納，1992，1997，即出）。

    另外，圍繞性別、種族的一系列斗爭也是由新的通訊技術作為中介。1991年，在美國就托馬斯是否適合就任最高法院大法官舉行了聽證會，聽證會上托馬斯對聲稱受到性騷擾的安蒂娜·希爾等人大肆攻擊。男性議員們并沒有取消明顯不合格的托馬斯的大法官資格，這一事件促使女性利用計算機和其他技術對美國政治體系中的男性特權進行攻擊，并組織婦女支持女性候選人。在1992年大選中，女性候選人比以往任何一次大選都要多，它也是對傳統觀念的一次摒棄。 當今，許多女權主義者已經建立了網站、郵件目錄和其他的賽博通訊形式來傳播她們的斗爭。更為年輕的女性有時運用“騷亂女孩”（riotgirls）的概念，創造了電子媒介的科幻雜志、網站和討論小組來推廣她們的觀念，討論她們問題和斗爭。非洲的美國婦女、拉丁婦女和其他的婦女組織也建立了網站和討論列表來提高她們的權益。艾滋病激進主義者也運用新技術來傳播和討論醫學信息，并為政治行動和政治斗爭的進程動員他們的支持者。

    同樣，非洲的美國反抗知識分子也利用廣播和計算機技術來推進他們的斗爭。約翰·費斯克曾描述了一些如今的“技術斗爭”(technostruggles)中非洲的美國廣播節目，以及媒介在最近圍繞種族和性別的斗爭中，媒介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非洲的美國“知識斗士”（knowledgewarriors）正在運用廣播、計算機網絡和其他的媒介來使他們的觀念和在一系列問題上的“反抗的知識”得以流傳，并爭奪主流話語權，提供替代性的政治觀點。同樣，有色人種社區——如奧克蘭、哈萊姆和洛杉磯——的激進主義者也正在建立社區網絡和媒介中心，用來教給社區中的人們在文化媒介化和社會計算機化的沖擊下生存所必須的技巧。

    實際上，許多地方的激進主義者已經利用因特網來批評當地政府，反對集團政策，圍繞特殊問題將人們組織起來。這些努力的范圍十分之廣，包括發展網站，反對地方政策，揭露地方腐敗，運用因特網發布信息、招募新手、組織個體在一系列政治運動和政治斗爭中變得活躍等等。[9]因此，新的通訊技術使普通市民和激進主義者變成知識分子，使他們能夠生產和傳播信息，參與辯論和斗爭，由此使葛蘭西的每個人都能成為知識分子的格言成為現實。

    顯然，右派和保守組織也能夠并且已經開始運用因特網推進他們的政治日程。在很短的時間內，一個人就能夠登陸由三K黨、種種新納粹組織（包括亞利安人國家組織和各種愛國激進組織）主辦的極右網站。因特網討論列表也推進了這些觀點，極右分子在許多網絡討論會上十分活躍，在他們的廣播節目和廣播電臺、公共電視節目、影碟甚至搖滾樂中也是如此。這些組織并非無害，他們已經使各種恐怖主義大量增加，從教堂縱火到公共建筑爆炸案等等。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使傳統工業、農業和技術含量低的部門中的工人大量失業，通過運用準列寧主義（quasi-Leninist）的話語和策略，極端組織已經成功地吸收了深受資本主義全球化發展之害的工人階級成員，

結語

    因特網是一個互相爭斗的場所，它被左派、右派和中立集團用來推進自己的日程和利益。將來的政治斗爭或許仍然發生在街道、工廠、國會以及其他過去的斗爭場所，但所有的政治斗爭都已經由媒介、計算機、和信息技術作為中介，將來會更是如此。那些對未來的政治和文化感興趣的人應該清楚新公共領域以及相應介入的重要作用。

    因此，公共知識分子應該掌握新的技術能力，以介入媒介和信息社會的新公共領域。除了傳統的關注讀、寫、說的文字技巧之外，知識分子也應該學著運用新技術去介入公眾。[10]新技術擴大了知識分子的領地和能力，同時也為公共介入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大媒介時代，批判-對立的知識分子在總體上被邊緣化了，他們不能進入主要的信息和通訊媒介。然而，隨著因特網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對公共知識分子來說，存在著到達大眾的新的可能性。因此，批判地介入這些新技術和對賽博文化的諸種發展進行批判地分析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這就要求能在成本與收效、上升與下降之間做出區別的辨證思考，并設計出使新技術能夠被用于推動教育、民主、啟蒙等方面的積極價值觀的方式。公共知識分子面臨著新的挑戰，民主的未來部分取決于新技術是被用于專治還是被用于民主化，以及知識分子是袖手旁觀還是積極介入新的民主公共領域的發展。

注釋

1．人們尚未普遍注意到，對知識分子的本質和職能加以界定的問題是薩特哲學的主題。1970年代他對介入的知識分子的概念進行了重新界定——這是他政治和知識分子活動的最后10年。薩特有關知識分子的討論參見薩特1962，1970，1974，1975和凱爾納1974/5，1995b。

2．關于多種多樣——經常是互相沖突——的后現代政治，參見貝斯特和凱爾納1991，1997的有關研究，以及即將出版的Bertens1995。

3．多年以前，我就開始呼吁進步的知識分子應該對新的通訊廣播媒介加以利用（凱爾納1979；1985；1990；1992），1979年—1980年代中期，我在得克薩斯州首府斯奧斯丁參與了600多個面向公眾的電視節目，并獲得了喬治·斯托尼公共電視節目獎。我現在主張，因特網和新的計算機技術不僅為替代性的電視和廣播的擴展提供了場地，而且為交流和政治對話提供了一種新的、互動的公共領域，它自身也對民主和公共領域進行重新界定。 4．但這毫無必要。電視談話節目、廣播和電視中的日常談話節目以及電子社區會議等，也涉及到雙向的交流和參與性的民主討論。鮑德里亞等理論家反對電視和媒介，其主要理由就是電視和媒介僅僅提供一種單向的、自上而下（top-down）的交流，他們將媒介簡單化，并將當前的媒介形式僵化為一種固定的結構，掩蓋了媒介能夠被重構、被賦予新的職能和經常被改變的事實。

5．Dialogue, Lexis/Nexis和其他我所熟悉的主流計算機數據庫都排斥這樣的出版物——Mother Jones, The Utne Reader, The Progressive, Z Magazine和其他的進步雜志——盡管他們經常與更多的信息來源合作。然而，替代性出版物（如The Utne Reader, The Progressive）創造了許多活躍的電子沙龍和互動站點。另外，在近幾年，由激進的經濟、社會學和政治組織管理的電子郵件列表、公示牌和網站，從主流媒介和替代性媒介下載文章，以便人們可以免費獲得資源。

6．1997年4月，Boeing Aircraft和Bill Gate宣布投資建設一個衛星通訊公司——Telsdesic公司，它計劃發射288顆小型低軌道衛星，用以覆蓋美國絕大部分，到2002年則可以覆蓋世界的絕大部分，它能夠同時為2千萬人提供因特網服務（見《今日美國》，1997年4月30日）。1998年5月，摩托羅拉公司加入“空中因特網計劃”（“Internet in the Sky” Project），計劃投資一百二十億九千萬美元建造一個能夠為地球上任何地方提供高速數據通訊服務的衛星網絡，這樣，摩托羅拉就將Boeing推到一邊，成為Teledesic的首席承包商（《紐約時報》，1998年5月20日）。“空中因特網”將使那些連電話也沒有的地區能夠接觸到新技術，由此擴大了將新技術運用于民主進步用途的可能性。 7．見克里沃1994，從薩帕塔主義者那里收集到的文件，以及卡斯特爾1997

8．關于勞動者對電子通訊技術的應用，參見穆迪1998年，沃特曼1990、1992年，布萊徹和科斯特洛1994的研究。運用新技術的勞工計劃包括African WorkNet, the Asia Labour Monitor Resource Centre, Mujer and Mujer, 代表拉丁婦女的組織以及第三世界網等等，而美國的和平網也致力于一系列進步的和平和公正問題。

9．見《賽博空間中的牛蠅入侵》（《洛杉磯時報》1998年5月18日）卡斯特爾1997，第2-4章。

10．關于在教育、通訊、政治等方面對新技術的多種需要，見凱爾鈉1998。

閆玉剛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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