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媒介理性

支運波

　　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呈現突飛猛進之勢，大量人口從農村遷徙到城市從事各種與傳統農業、工業不同的工作。在這些工作中，人們普遍地使用電腦處理各種事物。可伴隨這種現代化生活狀況的是以網絡、手機、電視以及諸多視屏為媒介的傳播方式。電視觀眾、手機使用者以及網民的數量不計其數，據稱國內網民的數量已超過3億。可以說，現代人身體居停于都市物質空間，而精神卻寄寓在媒介所構建的電子空間中。常常可以發現攜帶筆記本電腦、手機、音樂播放器、讀書器、游戲機以及各樣視屏設備的人，他們身體到了一個地方（空間），可腦子或者精神卻并沒有隨同身體一起到達該地方，而是去做了別的事情。另外，都市里的人由于生活在由鋼筋混凝土建造的格子式的房間中而失去了與大地、自然的“親在性”，成為缺乏身體感知和體驗的“工具性”的人，他們關心媒介，尤其是網絡中發生的事，而不是現實地理中發生著的事，人儼然成了無器官的“空間動物”。

　　人類是生活在一起的群居動物，群居則會構成生活關系。媒介由于它的虛擬性、迅捷傳播性、視覺性、參與性、平等自由等特點受到了人們的青睞。可令人遺憾的是，近年來在媒介空間中掀起的大眾文化出現了各種“亂象”和非理性。突出表現為：電視媒介中審美暴力泛化、性感與欲望泛濫、物質主義空前膨脹；手機媒介中黃色網站、黃色段子層出不窮，詐騙與垃圾短信屢見不鮮；網絡媒介中各種“壞訊息”（負面消息）受到熱捧，各色網絡社區內話語倫理和語言暴力此消彼長。電視、手機和網絡被市場資本所控制，以謀求商業利潤作為核心目標而置塑造公民性格、公民倫理而不顧。它不斷地把公民引入了一種粗鄙的低俗、媚俗、庸俗的大眾文化中。并且，權力欲望、物質欲望、身體欲望被不斷合法化、正當化，內在理性有完全被消費思維吞噬的危險。媒介空間還打破了公共性和個人隱私之間的平衡，給個人隱私進入公共空間打開了便利之門。同時，現實中結構性的不平等關系在媒介空間并沒有消除，比如女性角色被消費的功能不是被降低而是被強化了。種種跡象表明，媒介空間生產的新型社會關系亟須構建公共理性主義。

　　媒介空間是當代人的公共領域。在哈貝馬斯看來，公共領域是教堂和法庭的延伸，主要以咖啡館、沙龍和宴會為主，是資產階級、貴族成員和知識分子相聚一堂的批評性聚會。開始時以對政治、文學的批評為主要內容，以理性批評為主要特征。哈貝馬斯認為在公共領域內公眾達到了自我啟蒙的目的，甚至將自身理解為啟蒙的現實過程。依據話語倫理哈貝馬斯希望以交往理性對抗工具理性對人生活世界的吞噬，在平等的交往基礎上達成相互理解與意見一致，締造沒有暴力沒有壓制，自由而和諧的共同生活。漢娜·阿倫特、羅爾斯以及麥金泰爾等人都在公共理論與公共倫理上作出了卓越貢獻。其中，羅爾斯是基于互惠和公共政治思想論述公共理性的。相比較哈貝馬斯、羅爾斯的公共理性概念，康德的公共理性概念具有一種不附于實體的柔性特征，在媒介空間時代具有更大的理論空間。康德哲學認為，“理性不是基礎性的，因為它是一個任務，是一個過程，而不是指定的事物，而且，它還是一個永遠不會結束的任務。既然理性必須經常地對批評開放，那么在公開辯論中理性就是謙遜的、猶豫不決的，而不是專橫的、確定的。”媒體知識分子以受眾為導向而放棄自己的理性，缺乏批判意識和公共道德。在媒介空間中，絕對不能奉行哈耶克的社會“自發秩序”論，必須重建公共空間中的公民理性、公民倫理和生態智慧。

　　對理性和道德社會的追求，是無法逃避的歷史性的宿命。羅爾斯認為秩序良好的社會是一種有效的公共正義觀念所規導的社會。如何建立公共理性和具有現代性的倫理需要人們的思考和探索。在網絡媒體時代，法國社會學家、哲學家勒菲弗認為“人們在空間中看到了生產關系的展開”，要對網民進行網絡生態教育，倡導他們建立一種網絡正義、媒體倫理和生態智慧觀。這種責任要由具有良知和理性的公共知識分子來擔當。在國內，真正具有這種責任的媒體并不多見。媒介空間所彰顯的公共理論基本都是媒體公共知識分子的話語言說，學院公共知識分子尤其是專門的公共知識分子在公共理論構建中更應該承擔較大的社會責任。因為，作為生存在空間里的動物，未來社會的公民倫理和公共道德的塑造將在很大程度上由這些人擔當。

2010-11-29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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