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石　　

世界上沒有什么先驗的真理，一切需要經過實踐的反復的長期的檢驗。　　

一個理論一旦形成“某某主義”，就必然會存在教條化的傾向，因為什么烏七八糟的理論都可以打著其名號招搖過市。同時，任何理論都要經受周期性的修正才能得以完善和進步。“馬克思主義”本身也難逃這一規律。　　

雖然馬克思在19世紀70年代末說過，“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恩格斯也曾多次強調，“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他們都表達了對教條主義的反對和嚴厲批評，但“馬克思主義”被其繼承者們炮制出形形色色的教條主義仍然毋容置疑的事實。　　

馬克思主義在前蘇聯的發展過程，實際上就是教條主義不斷滋生、日趨盛行的過程，是馬克思主義日趨失去鮮活生命力和不斷萎縮的過程，而在這一教條化過程中最為典型和集中的體現，就是迷信的盛行，不僅迷信于這一理論的創始人，而且還包括它的繼承者列寧和斯大林。　　

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在很大程度上發生在馬克思主義轉變成由官方宣傳支持、由國家提供資金的思想體系之時，發生在馬克思主義對其他有異議的社會理論予以禁止、詆毀之時，“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全面控制，將使這一科學的理論無可避免地轉變為教條主義的觀念體系”，勢必釀成學科理論轉變成教條化觀點體系的嚴重后果。　　

除此之外，在馬克思主義向教條主義轉變過程中，列寧起了重要的作用。早在1902年列寧寫作《怎么辦?》一書時，對國內外的各種修正主義觀點，對社民黨人的“批評自由”進行駁斥時，就已經為批評和討論的進行設置了界限；而在1921年3月召開的俄共(布)第10次代表大會，即列寧生前參加的最后一次代表大會上，一項關于禁止在俄共(布)內部出現任何派別的秘密決議，則對黨內的民主派構成了一次毀滅性的打擊。這就為后來教條主義的泛濫成災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條件。由于心理作用的原因，堅定不移的信徒們完全無法接受馬克思主義者內部產生分歧的現象，因為它會嚴重削弱黨為無產階級事業奮斗的戰斗力。　　

當然，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最為嚴重的時期，無疑是斯大林個人迷信盛行的時期，人們將斯大林的所有言論都說成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的杰出貢獻。這是典型的“言因人貴”。　　

下面，我們從蘇聯哲學發展過程中的三個代表人物及其典型事件來反思這段歷史。　　

1德波林事件　　

德波林是與列寧同時代的一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他是普列漢諾夫的忠實學生，在20世紀初俄國的復雜政治斗爭中，德波林錯誤地站在了孟什維克的立場上。但是，在發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那場“物理學危機”中，他與普列漢諾夫、列寧共同批判了在俄國馬克思主義內部滋生起來的馬赫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寫下了許多保衛唯物主義的論戰性的文章。雖然，列寧去世后的30年代，德波林也一度遭受了斯大林教條主義意識形態的“批判”，但他仍然完成了大量論文和學術論著，成為蘇聯學術界早期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學者。

德波林的遭遇和命運，在蘇聯哲學界有相當大的代表性。在“辯證法學派”與“機械論學派”之間的斗爭中，他正是有關事件的“主角”。聯共（布）中央于1931年1月25日通過的有關《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志的決議之后，德波林院士被趕出他創建的哲學研究所。按照斯大林個人指示，德波林被禁止在出版物上就哲學問題發表意見。

德波林被按上的罪名是“他本人是孟什維克”，并且是堅持“孟什維克唯心主義”的頑固分子。“孟什維克唯心主義”的含義是什么？

“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原本是俄國革命派內部因觀點不同形成的兩個“派別”——前者是“少數派”的意思，后者是“多數派”的意思。把政治派別與“唯心主義”連接起來，在以往的哲學上并無先例。它給人造成一種印象：只要是“孟什維克”，就必定是唯心主義。相反，只要是“布爾什維克”就自然是唯物主義。“孟什維克唯心主義”是憑空捏造出來的政治術語和罪名。這樣的“術語”不倫不類。

在斯大林1931年對德波林學派的批判中，“抬高普列漢諾夫在哲學發展史上的地位”，貶低列寧的思想史地位正是其主要罪狀之一。公認的事實，列寧在哲學方面是普列漢諾夫的“學生”，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地這樣說過。不過列寧求教于普列漢諾夫這件事，并不妨礙列寧獨立處理一系列的問題，而且在某些重大之點上糾正了普列漢諾夫的看法。從一定的意義上說，這兩位思想家是互相補充的。

    德波林在《戰斗唯物主義者列寧》中敘述列寧曾經為普列漢諾夫學生的文字觸怒了斯大林。因為，在意識形態話語構境中，布爾什維克的列寧怎么能是孟什維克者的學生呢？真理如何與謬誤“互相補充”呢？斯大林在與紅色教授學院黨支部的談話中，明確指出：“應當揭露普列漢諾夫，揭露他的哲學觀點，他歷來對列寧采取傲慢的態度”。特別是普列漢諾夫對待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的態度。顯然，為了意識形態的同一性，維護列寧的至上形象是重要的，所以，人們不能提及他曾經是普列漢諾夫的學生這一發生過的事情。不尊重歷史，或者隨意篡改歷史，以及后來發展起來的對列寧的意識形態神化，這是斯大林教條主義式的強制性的意識形態話語的重要文飾方式。

德波林在回憶中寫道：“毋庸諱言，斯大林根本不懂哲學。我懷疑他是否在某個時間真正讀過哪怕是一本黑格爾或康德的書。當然他也不需要這樣做，因為他自詡為最偉大的哲學家，而那些也自詡為偉大哲學家的米丁、尤金等人就是這樣吹捧他的。斯大林被他們宣布為最偉大的辯證法家。是所謂新的、最偉大哲學價值、新的最偉大哲學概括的創造者”。那些人吹噓說：“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在斯大林的著作中得到了最高發展。”他們出于個人目的，硬是把斯大林吹噓為“高過馬克思和列寧的理論家。”

雖然，“斯大林在哲學領域中完全是一個門外漢”，但是在政治高壓下的扭曲的學術氛圍中，斯大林關于德國古典哲學是對18世紀法國革命和法國唯物主義的貴族式的反動的提法，盡管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于沒有德國古典哲學便不可能有科學社會主義的論點背道而馳，卻被宣布為“天才見解”。

德波林在回憶文章中詳細地講述了他的曲折經歷，他和列寧、布哈林等的關系、他遭到自己學生——米丁、尤金等的攻擊和迫害的過程、對斯大林進行了譴責、為自己進行了辯護。最令德波林痛心的是自己愛徒米丁的可恥背叛，與對偉大統帥的態度截然相反，米丁這樣影射自己的恩師：“眾所周知，理論工作的哲學部分已經深受托洛茨基、法西斯的破壞活動之害。大家知道，絕大多數孟什維克唯心主義干部都成了敵人、叛徒——他們現在已遭到克格勃機關的揭露和逮捕。你們知道有些機械論者也是敵人和叛徒，同樣也遭到克格勃機關的揭露。”

我們姑且不去討論德波林在學術上的功過是非，但就斯大林對他的迫害，就顯然是政治對學術的粗暴干涉，這為蘇聯哲學政治化、教條化打開了潘多拉魔盒。這必然導致后來整個前蘇東國家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的整體認識水平下降和低水準重復，也為斯大林教條主義教科書體系的意識形態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流布蔓延提供了必需的溫床。

2日丹諾夫現象　　

日丹諾夫是斯大林小女兒的老公公，也是1934 年以后斯大林在意識形態領域最忠實、最得力的助手，正是通過他的高壓掌控，斯大林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得到了成功貫徹。和斯大林一樣，日丹諾夫也沒有念過大學。十月革命勝利前他忙于革命工作，十月革命勝利之后則忙于領導工作，相信沒有什么時間用來補習文化，但這并不妨礙他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著名理論家和天才的宣傳家”。　　

但凡讀過日丹諾夫各種報告、發言和演講的人大約都會有這種感覺，即這個經常接受酒精深度刺激的大腦對斯大林主義的確有一種非凡的領悟能力，他總是能夠像地震儀一般精細地察覺到任何有違斯大林主義的理論動向，進而完全按照斯大林主義的要求對文學藝術和理論研究工作進行強力推動。　　

日丹諾夫錯誤地斷言：“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全部哲學“決不能成為實踐上影響世界的工具，也不能成為認識的工具。”日丹諾夫為哲學下了這樣的定義：“科學的哲學史，是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及其規律的萌芽、發生與發展的歷史。唯物主義既然是從同唯心主義派別斗爭中生長和發展起來的，那么哲學史也就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斗爭的歷史。”這個定義在相當一段時間里成了“經典性的”的定義，對蘇聯和中國理論界有廣泛影響。直到蘇共二十大以后，蘇聯哲學界才對日丹諾夫的定義提出異議，認為日丹諾夫的觀點具有極大的片面性：　　

第一，他沒有考慮到在哲學史，正象在其它任何科學中一樣，涉及到對客觀真理的繼承性問題。　　

第二，把黨性原則和哲學史上的繼承性原則對立起來。在日丹諾夫看來，已被推翻了的哲學觀點就“用不著多去注意它”，這是一種割斷歷史的做法。　　

第三，哲學史是人類思想發展的前進過程，必須把哲學史當作知識的發展過程來研究，并力圖揭示其發展的規律性。　　

日丹諾夫披掛上陣對蘇聯科學院院長亞歷山大洛夫進行的學術整肅，是蘇聯哲學教條化的一個高潮。而日丹諾夫1947 年6 月24 日的講話，其實質就是用斯大林主義的政治邏輯去規范哲學史研究，從而讓本應客觀公正的哲學史研究成為政治權力的順從婢女。它的出現不僅嚴重損害了蘇聯的哲學史學科的發展，而且也對當代中國人的哲學史觀念構成了實質性的影響，成為妨礙人們真實地面對哲學的歷史、思想的歷史的僵化教條。　　

事件經過是這樣的：　　

　1947 年6 月2　4 日是歷史上平常的一天。　　

是日，蘇共中央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日丹諾夫出席會議，做了一個頻繁引起“笑聲”、“掌聲”、“熱烈的長時間的鼓掌”的發言。自然更沒有人會料到，這篇長達2個多小時的發言幾個月后就傳入中國，由解放區而至全國，強有力地改變并重新塑造了一代中國人的哲學史觀念。即便在沒有多少人知道的這篇講話的今天，它的精神依舊夢魘般地束縛著當代中國人，成為束縛我們去真實面對哲學的歷史、思想的歷史的僵化教條。　　

這次會議的主題是審查亞歷山大洛夫所著《西歐哲學史》一書。該書是亞歷山大洛夫根據自己1933 年以后多次講授的講稿寫成，1945 年初版，1946 年再版，它的出版得到了包括蘇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在內的官方理論刊物的熱烈贊揚，已被蘇聯高等教育部審定為大學和高等學校人文科學系的教科書，并由蘇聯部長會議決議推薦為斯大林獎金的候選圖書。　　

但不幸的是，日丹諾夫今天不是來給自己的下屬捧場的，他此行的目的是為了宣讀蘇共中央、斯大林對這本書或者說對這本書所體現出來的、具有路線錯誤的“非政治化-學理化”哲學史觀念的死刑判決。就像西方學者曾指出、蘇聯官方哲學家后來也含蓄承認的那樣：在1931年蘇共中央通過決議清算了“德波林學派”之后，蘇聯哲學家就已經不再需要進行艱辛的哲學研究和爭論了，因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絕對真理已經被發現，人們只需要對它們進行理解、詮釋和論證就行了；而在1938 年《聯共(布) 黨史簡明教程》出版之后，蘇聯哲學家則干脆失業了，因為斯大林已經通過撰寫《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文終結了真理。于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教研室被取消，除了人文科學各系外高校停止了哲學課———改上聯共(布) 黨史了! 與哲學研究的終結相對應的是哲學史研究的相對繁榮，出現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蘇聯哲學家想逃避現實，而還是在于斯大林只想讓學術界去研究“真理當然已經終結了，但總是要讓人民明白真理為什么會終結、以及為什么會以這種方式在蘇聯終結了呀! ”　　

作為哲學真理的終結者，斯大林一向關注哲學界的動向，加之亞歷山大洛夫又是黨的高級干部，所以《西歐哲學史》很自然地進入了他的視野。不過，糟糕的是，斯大林此時心情不太好，因為盡管衛國戰爭勝利了，但在文學藝術領域卻出現了令他不快、甚至憤怒的自由化傾向，他此時正在文藝界親自領導一場新的批判運動。《西歐哲學史》讓他警惕地意識到:自由化的傾向同樣存在于哲學界!在亞歷山大洛夫的著作中，哲學史研究并沒有像哲學研究那樣自覺地成為現實政治的附庸，這無疑是在重復德波林之流當年所犯之無視哲學的黨性、理論脫離實踐的嚴重錯誤!這種錯誤必須得到改正! 于是，斯大林召見米丁、亞歷山大洛夫等人，就哲學研究以及《西歐哲學史》做出了系列指示。哲學界竟然還是有人不明白:哲學就是應當為政治服務，哲學就是政治的附庸! 正是為了解決這種具有普遍性的嚴重路線問題，斯大林派出了日丹諾夫。他首先以蘇共中央的名義宣布1947 年初的討論會不具有代表性、形式有缺陷,由此下令重新組織討論會,并從全國各地調集了近百名專家學者與會。會議從6 月16 日開始,先后有40 多位與會者做了大會發言,另有30 多人做了書面發言。由于這次與會者都聽懂了“招呼”,所以路線完全正確,大批判的氛圍很快就營造起來了。就在這種情況下,6 月24 日,日丹諾夫終于踩著鼓點、在人們的熱烈掌聲中施施然出場了。　　

這一次也是如此。一上來，日丹諾夫就謙虛地宣布自己只是一個“在哲學海洋中航行的見習生”，結果引來大家的“笑聲、鼓掌”。但接下來他就非常不謙虛地以黨和國家的名義為哲學史研究確定了五個起碼的要求：　　

第一，日丹諾夫認為哲學史必須有統一的對象和確切的定義。日丹諾夫認為哲學史必須有統一的對象和確切的定義。作為一個稱職的哲學史家，亞歷山大洛夫清楚地看到，從古希臘到中世紀再到近代，西歐哲學研究的對象發生了顯著變化，這種變化之大以至他難以給哲學史的研究對象下一個確切的統一定義。眾所周知，但凡認真而公允地對待哲學的歷史的人都會有這種感受。但日丹諾夫不這么看，他敏銳地察覺到:如果不存在一個具有普適性的哲學史定義，那么，由馬克思創立、斯大林系統闡發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怎么可能終結真理、終結以往的舊哲學? 　　

第二，日丹諾夫強調哲學史研究必須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成就為基礎。從字面上看,日丹諾夫的這個要求似乎沒有什么不妥。但接下來的言論就很有些不對勁了:日丹諾夫批評撰寫《西歐哲學史》的亞歷山大洛夫不關注地處東歐的俄國哲學發展史是毫無道理的。寫西歐哲學史干嗎要聯系俄國哲學史呢? 日丹諾夫的理由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近代西歐哲學的關系是一種具有質變性質的終結關系,所以,俄國哲學史就不僅重要,而且與西歐哲學史具有本質聯系,要不然俄國怎么可能誕生列寧、斯大林這兩個偉大的、在真理終結之后系統闡述了真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呢? 由此,日丹諾夫義正詞嚴地指出,哲學史研究不能按照其自然發展的順序加以歷史的研究,而應當瞄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形態即斯大林主義這個目標進行目的論式的回溯,否則我們將無法保證哲學史研究能夠得出符合黨和斯大林同志的要求的科學結論。　　

第三，日丹諾夫認為哲學史的敘述應當是創造性的,而不應是煩瑣哲學式的,它必須與當前的政治任務直接聯系,以便說明這些任務,并指出哲學繼續發展的前途。有了前面的鋪墊,日丹諾夫的這個要求就很好理解了:歷史上的哲學和哲學家究竟說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能為黨提供什么,如果不能為黨提供任何有用的東西,那就讓他們見鬼去吧! 哲學史研究工作者的任務就是讓黨需要的東西凸現出來,讓黨不需要的東西見鬼去,否則就是在搞煩瑣哲學!　　

第四，日丹諾夫要求引用的文獻應當是經過審查的,是完全可靠和適當的。引文應當恰當、準確,這個要求本身并不過分。但問題的關鍵在于用什么標準去衡量引文是否恰當、準確。在日丹諾夫眼里,這個標準決不是引文是否能夠正確地說明和解釋問題,而在于說這個話的人必須是黨認為沒有政治瑕疵的歷史人物和現代人物。那么,什么人肯定沒有問題呢? 從原則上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這個四個經典作家的言論是可以引用的,但其中也有些細微區別:馬克思有些結論已經過時了,恩格斯的某些結論(比如關于沙皇俄國的侵略本性的言論) 是不能接受的,列寧沒有看到新出現的很多新問題,所以,完全可靠和適當的文獻就只剩下斯大林的了。　　

從原則上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這個四個經典作家的言論是可以引用的，但其中也有些細微區別:馬克思有些結論已經過時了，恩格斯的某些結論(比如關于沙皇俄國的侵略本性的言論)是不能接受的，列寧沒有看到新出現的很多新問題，所以，完全可靠和適當的文獻就只剩下斯大林的了。　　

第五,日丹諾夫認為敘述的文字應當是明確易懂、使人信服的。和前一條要求一樣,這條要求本身也是合理的,問題的關鍵同樣在于用什么標準去評判敘述的文字是明確易懂、使人信服的。這個標準自然同樣來自黨和斯大林。只要黨和斯大林同志認為是明確易懂、使人信服的,那就好。至于這種明確易懂、使人信服的文字是否正確表達了哲學家的本意并不重要———盡管斯大林同志沒有專門學習過哲學,他的哲學知識主要是在20 年代后期與布哈林等人的理論論戰過程中由個別御用紅色哲學家突擊補習的,但他是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天才呀! 如果連斯大林同志也看不明白的哲學語言,那就說明這種哲學語言一定是有問題的。　　

只要黨和斯大林同志認為是明確易懂、使人信服的，那就好。至于這種明確易懂、使人信服的文字是否正確表達了哲學家的本意并不重要———盡管斯大林同志沒有專門學習過哲學，他的哲學知識主要是在20 年代后期與布哈林等人的理論論戰過程中由個別御用紅色哲學家突擊補習的，但他是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天才呀! 如果連斯大林同志也看不明白的哲學語言，那就說明這種哲學語言一定是有問題的。　　

日丹諾夫的講話結束之后，全場響起“熱烈的長時間的鼓掌”。次日，亞歷山大洛夫上臺發言，熱淚盈眶地感謝日丹諾夫同志拯救了他，表示今后一定要堅定地沿著斯大林同志和日丹諾夫同志指明的正確方向前進。隨后，大會勝利閉幕。　　

在60多年后的今天，我們重讀日丹諾夫《在關于亞歷山大洛夫著〈西歐哲學史〉一書討論會上的發言》，自然不難看出，日丹諾夫其實是在用政治的邏輯去規范哲學史研究，目的是讓本應客觀公正的哲學史研究成為政治權力的順從婢女。在這個意義上，亞歷山大洛夫的屈服是一種象征，它意味著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史研究在斯大林時代的徹底死亡。在此之后，日丹諾夫教條洋洋自得地成為每一個蘇聯哲學史家的“第二天性”，除了它，蘇聯哲學史家們已不知道還有其他能夠進行哲學史研究的范式或方法了。對此，我們只要看一看此后蘇聯按照日丹諾夫的要求創作和出版的大量難以卒讀的哲學史著作和教材就可以確診了。　　

在當代中國哲學界，已經很少有人知道日丹諾夫這個名字以及　1947 年6 月2　4 日這個講話了。即使是知道它們的人，也總覺得那似乎是一個關于別人的虛無縹緲的故事。這毫無疑問是錯誤的。因為在10 個月后，這篇發言就被中國共產黨老資格的革命家李立三（曾在莫斯科外國文學文籍出版局中文部擔任過校對）在晉察冀解放區翻譯成中文出版，先在各大解放區廣泛傳播，接著在解放后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中和《聯共(布) 黨史簡明教程》一起成為中國哲學家們的必讀書目，深刻地改變、重塑了那一代中國人的哲學史觀念。作為這種思想改造的積極成果，60 年代初，脫胎換骨后的中國哲學家們創作和出版了多種《西方哲學史》和《中國哲學史》，這些著作的文字無疑是中國的，但它們的靈魂卻是蘇聯的。日丹諾夫在中國復活了! 在中蘇兩黨、兩國關系惡化之后，日丹諾夫的這篇發言和《聯共(布) 黨史簡明教程》一起變得不再那么重要了。但它的不在場卻變成了一種真正的在場:改革開放20 多年以來我們創作和出版的各類哲學史著作在基本觀念上和文革以前的著作有實質性改變嗎? 這也就是說，以直接受日丹諾夫教條影響的那一代哲學家的思想和著作為中介，日丹諾夫教條對當代中國人的哲學史觀念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雖然人們并不知道這種觀念的源頭來自日丹諾夫。　　

近年來，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反思傳統哲學史觀念、探索符合歷史真實的思想史的新寫法。在此過程中，他們對多種思想影響進行了反思與清理，惟獨沒有提到日丹諾夫及其講話。抓住了枝枝葉葉，卻漏掉了大魚，這多少有些本末倒置的味道。因為在我看來，重寫哲學史或思想史，首先必須從破除日丹諾夫教條開始，而要做到這一點則必須讓日丹諾夫教條的幽靈現形。　　

可惜的是，李立三同志歷史上的左傾冒險主義的“立三路線”得到清算，而他傳播流布的蘇聯教條依舊在神州大地上泛濫，即使他是無心的，但錯誤觀念的危害卻是不可估量的。中國人在國家哲學上應該清醒起來。　　

3灰衣主教——蘇斯洛夫　　

蘇斯洛夫在蘇聯政壇上歷經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三個朝代，從1946年調入中央介入文化意識形態，1947年進入中央書記處，1948年正式接替日丹諾夫主管意識形態，到1982年去世，在蘇共中央管理文化意識形態達36年。蘇斯洛夫是伴隨蘇共思想理論體系向僵化、教條方向演化，伴隨蘇聯意識形態走向保守、凝固和衰落，一步步走過來的，他既是這一過程的見證者，又是這一過程的推動者和領導人。所以，從相當意義上說，不了解蘇斯洛夫其人，不了解他的生平歷程和政治品格，就不能深刻了解從戰后開始，蘇聯意識形態的演化和一步步走向衰變的過程。 　　

過去我們在文章中曾經說過，如果說其前任日丹諾夫是一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主要理論家，是一位協助斯大林確立文化意識形態管理體制的倡導者，如果說此人也是資產階級文化“全面腐朽論”的提出者，戰后意識形態大批判運動的最高指揮官，那么，蘇斯洛夫就是一位后來人、追隨者、模仿家和守夜人。就蘇斯洛夫相比于日丹諾夫來說，這樣講是不錯的，因為這是蘇斯洛夫政治生涯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個人崇拜和專制統治時代，要打通仕途，步步高升，必須對下冷酷無情，敢揮鐵拳；對最高，則要善唱頌詩，有祭拜神靈的高亢歌喉。蘇斯洛夫深諳此道。所以，他一踏上仕途，就飛速升遷。　　

靠尋章覓句、摘引語錄踏上通天之路或許是在“　紅色　教授學院”經濟學部學習期間與斯大林私人秘書Л.З.麥赫利斯相識，這時恰好后者也在這個經濟學部進修。但另一種說法是，蘇斯洛夫常向《真理報》投稿而被麥赫利斯發現，因為1929年麥赫利斯從斯大林秘書處調入了《真理報》。或者，他們兩人相識是以上兩種情況兼而有之。 　　

麥赫利斯雖從20年代初就在斯大林秘書處工作，但其文化程度并不高，據說，他連月亮為什么不會發光都不知道。由于布哈林在反“右傾”斗爭中倒臺，布哈林及其弟子被從《真理報》撤職，這里需要補充斯大林的人，因此就調麥赫利斯進入了這個重要陣地。辦報寫文章必須引用列寧和斯大林語錄，麥赫利斯發現蘇斯洛夫有這個特長，他最善于尋章覓句、摘引語錄，可以說是一位引經據典的好手，只要一有需要，他準能為麥赫利斯找到恰到好處的語句。他不僅善于引用列寧、斯大林的語錄，甚至連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的語錄也能很快找到。這樣，“麥赫利斯把他新發現的人才向斯大林匯報，引起斯大林對蘇斯洛夫的注意，自此，蘇斯洛夫走上通往權力頂峰之路”。　　

蘇斯洛夫確有尋章覓句，翻檢語錄的高超本領，這一點，在幾十年后也為布爾拉茨基親眼所見證。那是在1964年蘇共中央二月全會期間，赫魯曉夫責成蘇斯洛夫必須就譴責斯大林個人崇拜作個人發言。布爾拉茨基等人為蘇斯洛夫準備了發言稿。在商量定稿時，蘇斯洛夫覺得一個地方應找一段更恰當的列寧語錄加以充實。布爾拉茨基本想自己動手，但蘇斯洛夫搶先說：“這個我自己來，我現在就去找。”“說著，他敏捷地跑到辦公室的一角，”布爾拉茨基這樣描寫道，“抽出通常圖書館里才有的小抽屜，放到桌子上，然后用他那纖細的小手快速地翻閱其中的語錄卡。抽出一張卡片，看了看，不是的，又開始默讀另一張，又不是的，后來終于抽出一張，只見他得意地說：‘就是這張，這張合適。’讀了讀，還真是一段挺好的語錄。” 布爾拉茨基接著寫道：“當我看到身為我國最著名的思想家，找一段語錄，就像找一個小玻璃珠子，或者說，就像過去的君主選念珠一樣，我不禁失笑起來。”由此可見，蘇斯洛夫是確有這一本領的，并非虛妄。　　　

蘇斯洛夫的思維方式是十足教條主義的，小心謹慎、面面俱到、講究平衡、四平八穩，是它的突出特點。可以說，他一貫保持著與斯大林主義原教旨的一致性，保持著解釋斯大林概念的準確性。作為不斷聽取蘇斯洛夫指示意見的蘇共中央寫作班子成員，布爾拉茨基曾對這位“灰衣主教”的思維和教義做過詳細描繪。他說，蘇斯洛夫對一些理論問題的意見“前后一致”，人們對此“有非常清晰的印象”：“譬如說，我們在文件中寫到在其他國家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他就指出，他認為也應談談武裝起義；我們寫到關于世界大戰不是不可避免的，他就提出，他認為應該說和平也不是注定不可動搖的；我們強調民主的意義，他建議要談論紀律；我們指出個人迷信的錯誤，他建議強調這種時期是沒有的，因為黨始終站在列寧主義的立場上；我們指出，集體化時期并不是一切都盡善盡美，而他則建議，應該指出偉大變革的歷史意義。總而言之，他維護面面俱到的觀點。”　　

蘇斯洛夫講究教條的準確性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布爾拉茨基接著談到了蘇斯洛夫表述“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這一概念的做法：每次我們只要在這兩個短語之間寫成“和”，他都非常認真地劃去“和”字，加上連接符號“—”，即寫成“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他認為，不應該將兩者對立起來，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那么，為什么在這兩個短語之間加上“和”字，就是將它們二者對立起來了呢，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僅此一例就可看出，這位“灰衣主教”從字面上釋義教條、固守教條之一斑。他只管從字面上竭力維護原教旨，但它究竟距離現實生活有多遠，這就不是他關心的事了。所以，他竭力從理論上宣揚“發達社會主義”的“三個條件”，而不管蘇聯現實社會主義的生活實際是不是達到了這個程度，反正蘇聯就是“發達的社會主義”。蘇斯洛夫就是這樣一個閉眼不看實際，只顧講經說道、維護斯大林原教旨的“灰衣主教”和“理論家”！ 　　　

蘇聯黨和國家的意識形態，在這樣一位“大主教”和“理論家”的嚴厲監管之下，一直走過了34年；而他所繼承的前任又是一向以提出“日丹諾夫主義”而著名的意識形態最高指揮官日丹諾夫，他們共同以斯大林主義為旗幟，監管著蘇聯意識形態幾乎達半個世紀。這樣的監管“業績”究竟達到了什么效果，蘇聯70—80年代的社會意識和黨內狀況，可以說就是一個絕好的回答。這是一種什么狀況呢？簡言之，社會政治經濟停滯；黨內腐敗成風；青年人大多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失去信仰；知識分子和干部中間則多有所謂“夜間人”現象，即白天上班只能說假話，騙騙領導，只有下班回到家中，在夜晚見到家人和親朋好友時，才披露心跡，抒發對領導和社會政治的不滿。這種狀況，恰恰可以解釋，何以在80年代下半期改革當中涌現出了洶涌澎湃的激進民主派思潮；而恰是這一思潮的泛濫及其代表人物的掌權，最后埋葬了蘇聯。 　　

　　蘇斯洛夫去世于1982年。但他伙同勃列日涅夫集團在這時造成的政治后果已經顯現，國家的難題日益增多，改革的難度已積重難返，一個斯大林體制逆反效應產物的政治人物——戈爾巴喬夫，顯然已經無力回天。蘇斯洛夫這個為其政治信念，為斯大林教條執著一生的人物，在理論上連一個連接符號“—”也不肯放棄的人，如果后來對蘇聯的悲哀結局地下有知，他會對自己的一生和孜孜努力有何感想呢？ 　　

4尾聲 蘇聯哲學的末路——哲學所被拆遷　　

“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蘇聯已經被嚴重異化，已經不是什么鮮活的解決實際問題的理論工具，而是成了令人討厭的官方教條。而俄羅斯哲學所“被”“搬遷”事件本身，說明長期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蘇聯哲學”已經從從前沒人敢于觸動的“神壇”上走了下來，失掉了它曾經享有的特權。

2009年歲末，發生的“俄羅斯科學院哲學所被逼“搬遷”事件“，堪稱21世紀頭十年里俄羅斯哲學界遭遇到的最大“事件”。這一“歷史性事件”肯定將被記載在蘇俄哲學史和蘇俄文化史上。俄羅斯科學院哲學所為慶祝該所建所80周年，將首次在俄羅斯舉辦“世界哲學日”      

2009年11月16-19日將在莫斯科召開“世界哲學日”大會，屬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性活動之一，預計將有50多個代表團100多位現代世界知名學出席。會議議題：《在文化對話中的哲學》。

然而擔負“世界哲學日”活動組織工作的俄羅斯科學院哲學所卻在此時遇到了大麻煩——該所現在所在的——沃爾洪卡 14號。據考證，這里曾是20世紀20年代中山大學所在地），將被“征用”，這里將建“博物館城”。而在這里存在了80年之久的哲學所正在被逼“遷往”他處。

2009年10月20日該所曾致信俄羅斯總統和總理，信中寫道：“從19世紀起，在沃爾洪卡的這棟樓房就已經成為俄羅斯哲學的象征地。這棟樓房從1929年建成之日起，就歸哲學所使用。在這里工作過和正在工作著許多大學者……許多世界知名思想家經常訪問這里……”

11月，哲學所向社會各界和哲學同仁發出緊急“呼吁”。2009年11月2日發布“搬遷俄羅斯科學院哲學所的企圖：沖突的經過”一文該文稱：“不久前，在沒有預先打招呼的情況下，莫斯科資產管理局的一個所謂管理處伙同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大約20人）從10月12日夜到13日借口檢查樓房使用情況，對該棟樓房進行了巡視。他們“摘掉并砸毀入口處懸掛的標明此樓為‘俄羅斯科學院機關——哲學研究所’的標志牌“有關此事件的“來龍去脈”，在這里不想詳談。

令我們慨嘆的是：喏大的莫斯科竟逼使一個小小的哲學所“無立錐之地”！

哲學在俄羅斯遭到如此的下場，頗為發人深省。哲學和哲學所今天遇到的困境（面臨掃地出門的現實危險），就是現今俄羅斯不給“它”留有生存余地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證明！不管哲學所對此事件的實質即所謂“其背后蘊藏著商業和其他利益”看得多明白，他們的“弱勢”和“劣勢”已經是既成事實，挽回頹勢，可能性怕是不大。

在俄羅斯，哲學走到這一步，是對那些至今自視清高、自我陶醉、自我安慰的夢中人的當頭棒喝，他們該猛醒了，該重新、從頭審視和思考自己的過去、自己的現在和自己的未來。在蘇聯解體的歷史時刻，我曾得出一個看法：“蘇聯哲學”是哲學史上的一個特殊形態，這個“形態”隨著蘇聯解體，已經終結了。我還提出一個問題：靠“政權”建立起來并靠政權支撐得以存在的“蘇聯哲學”，一旦失掉“政權”的支撐，僅靠自己的力量，它能否繼續生存下去？！蘇聯解體和蘇聯哲學終結帶來的歷史啟示意義，仍有待于進一步思考和研究。　　

從以上資料，我們看到了蘇聯哲學經歷“成住壞滅”的過程。這也對中國國家哲學的新生有所啟示。　　

中國當今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直接師承蘇聯體系，所以其境況也好不到哪里去。北京大學章啟群教授寫到：“我在北大哲學系教書20年，讀書學習的時間更長，眼見現在相當多的學生對哲學不感興趣，甚至厭倦、反感，而且十幾年來的高考狀元沒有一人選擇哲學系。面對這種現象，不免感到困惑、震驚和不安。”現實中，哲學專業的學生普遍思維水平和綜合素質不高，他們經常被社會認為是只會吹牛與撒謊的人，故而哲學專業的畢業生在人才市場上與“受歡迎的人才”無緣。　　

教條化的“蘇聯馬克思主義”已經令國人聽而生厭，人們錯誤地認為哲學就是指教科書上的老一套，故而認為哲學乃是無足輕重、可有可無的東東。這直接導致了當今中國社會完全認識不到哲學的重要性。然而事實上，哲學的純粹理論思維的訓練，不僅僅能培養哲學人才，也有利于各種人才的培養。它有利于科學創造，有利于實際工作中的分析、歸納、總結，等等。反過來，如果沒有這樣嚴格的思維訓練，可能會影響這些人才的培養。我們科學人才的缺乏，與此不無關系。西方大學的最高博士學位仍然稱“哲學博士”（Ph. D），表明了哲學對于其他學科的引領作用。　　

排除謬誤是完善真理的需要。今天，中國理論界方興未艾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面臨一個“去蘇聯化的問題”，我們首先需要找出我們教科書上哪些理論是被蘇聯人異化的東西，只有這樣才能有的放矢，對我們的理論工具升級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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