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社會主義必然民主

    今年，中國有人在某所謂民主國家發表演講說：          　　

“未來的中國，將是一個充分實現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國家。在人類歷史上，在反對封建專制斗爭中形成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權等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只是不同社會、不同國家，實現的途徑和形式有所不同。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真正的民主離不開自由。真正的自由離不開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的保障。坦率地說，目前中國社會還存在著貪污腐敗、分配不公以及損害人民群眾權益的種種弊端。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途徑，是堅定不移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國家。　　

我們要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障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我們要健全對政府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機制，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為人民謀福利。中國曾經是封建主義影響很深的國家，新中國成立后曾經歷十年“文革”的浩劫，在開放的環境下又出現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發揚民主，健全法制，加強對權力的有效監督，仍然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我們要創造條件讓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避免產生腐敗。人民的責任感和民主精神，將帶動社會的進步。人民參與社會管理和公共事務越多，推動社會進步的能量就越大。”　　

這段話說得很是冠冕堂皇。但真正的要害是：第一，民主的內容是趨同的，“只是不同的時候、不同國家，實現的途徑和形式有所不同”，換句話說，不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是人民民主；第二，否定文革是鄧小平所說的“是一場大民主運動”，“中國曾經是封建主義影響很深的國家，新中國成立后曾經歷十年文革浩劫……”，意思是中國沒有民主傳統，毛澤東時代有了一點民主，卻又全面顛覆了民主；改開以來，有了民主，但又很不完善，比某國的民主——西方民主差多了。　　

然而，言猶在耳，某國的民主便老大耳光搧來，絲毫也不顧及客人的臉面：一場轟轟烈烈的民主抗議運動被宣布為暴亂，民主的政府出動警察進行著民主的暴力鎮壓，彬彬有禮的紳士國度剎那間成為打砸搶燒分子的樂園，沒有任何刑事行為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的年僅七歲的小孩也在拘押之列，法律放棄了它的程序正義的榮耀，走上了快判、重判之路……于是有了這篇難登大雅的《正名：社會主義必然民主》，于是重發《祛魅：走出西方民主的圍城》。　　

蘇東坡有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首詩充滿辯證法。拿這首詩的觀點來描述人們對社會主義民主的認識再也合適不過。　　

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制度一樣，曾經風光無限。上個世紀1930-1940年代，曾經是“東風壓倒西風”，社會主義民主壓倒資本主義民主。但是隨著匈牙利事件，隨著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隨著柏林墻的倒塌，隨著蘇聯的解體，隨著“文革”的被徹底否定，社會主義民主不僅漸趨式微，而且被嚴重妖魔化，以至社會主義民主的面孔越來越模糊，以至社會主義越來越沒有了民主，以至社會主義與專制、獨裁聯系在一起，以至社會主義就是專制、獨裁，以至中國的政界、經濟界、知識界也常刮西方民主風暴，恨不得將美國之鷹掛上天安門城頭、自由女神佇立于天安門廣場。然而，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隨著世界經濟危機的全面暴發，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逐步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必將“復興重振，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社會主義民主，在我國也叫人民民主。要講人民民主，首先就要弄清“人民”和“敵人”這兩個概念。毛澤東認為，“人民”和 “敵人”是一個政治的、歷史的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一九五七年，毛澤東指出：“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一切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翻譯成2020年代的語境，就是凡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擁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社會階層和社會集團就是人民，反之就是敵人。因此，社會主義民主就是以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占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絕大多數人的民主。社會主義民主就其實質和內容來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或曰無產階級民主，在我國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就其本質屬性和特征來說，既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國家政權的活動原則和方式，同時也是黨、國家和人民的政治生活的準則，就是人民大眾具有“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機關、管理學校、管理企業的權利。”我們的基本政治制度，從根本上說是優越的。但又必須承認，在社會主義民主實踐中存在不少缺點和問題，如民主政治制度的某些環節不完善，官僚主義嚴重，人們頭腦中舊的意識和錯誤的觀念不少，政治民主化的程度甚低，民主的實際內容還遠遠沒有到位，民主的實現方式還遠遠沒有西方民主精彩，人民民主在一定程度上衍化為“官主”，等等。這些缺點和問題為妖魔化社會主義民主提供了口實和事實。但是，不斷犯錯的英雄，仍然是英雄；完美無缺的懦夫，不過還是一個懦夫。社會主義民主有再多的缺點和問題，仍然是有階級社會以來最全面、最廣泛、最真實的民主，隨著社會主義民主的不斷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一定會成為自有階級社會以來，人類最高類型的從形式到內容、從現象到本質、從程序到實質最完美的民主。　　

一、社會主義必然民主　　

社會主義必然民主——民主，確切地說無產階級民主或曰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它們雖不能同一，但它們絕不能分割——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人民民主;沒有人民民主，就不是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或曰無產階級民主，在我國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社會主義民主，這個理論的發明權屬于革命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曾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因此，所謂民主，在階級社會里只能是統治階級的民主。無產階級要想“爭得民主”，就只能“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如果不能上升為統治階級，那只能是可憐的現代雇傭奴隸，按照精英們的說法，不過是一群屁民——啥也不是，談何民主？因此，那些民主大師宣稱他們的民主就是人人當家作主，就是人類的普世價值，有人信，反正我不信。　　

無產階級民主也就是無產階級的國家，“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這實際是說，在資本主義滅亡到共產主義實現以前的社會主義階段，必須是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建成，實現共產主義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因而無產階級專政必然地貫串于社會主義社會這一歷史階段的始終。這個專政不是抽象的，它是無產階級統治的國家，是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反抗的國家，因而只有無產階級民主才是無產階級在名副其實地統治；只有無產階級民主，才能實現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否則，就不可能是無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當家做主，這樣的專政就不可能是無產階級在專政，一句話，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專政必須是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民主，就是社會主義民主。　　

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主義民主的闡述表明，馬克思、恩格斯給社會主義民主行了“割禮”：他們闡明了一個最基本的但又為資產階級思想家極力掩蓋的事實——自有階級社會以來，任何民主都是上升為統治階級的民主，資本主義的民主不過是上升為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不過是上升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的民主。　　

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給社會主義民主行了“割禮”，那么，列寧就給社會主義民主舉行了“加冕禮”。列寧指出;“民主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不是一個東西。民主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即一個階級對一個階級、一部分居民對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統使用暴力的組織。”社會主義是“絕大多數人享受民主，對那些剝削和壓迫人民的分子鎮壓，即把他們排斥于民主之外——這就是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條件下形態改變了的民主。”（列寧《國家與革命》）。因此，在列寧那里，國家是維護統治階級統治的專政組織，民主就是統治階級內部實行少數服從多數以至一致對外實行專政的國家。社會主義民主是對資本主義民主的革命，它實現了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絕大多數人的民主權利，因而社會主義民主是自有階級以來人類社會最全面、最直接、最廣泛的民主。　　

如果說列寧給社會主義民主舉行了“加冕禮”，那么，毛澤東則給社會主義民主舉行了“成年禮”。毛澤東贊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于社會主義民主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的觀念，毛澤東在評《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這里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工人階級對生活實行國家領導’.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并同時指出;“人民民主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本質必然是一個，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形式同十月革命后的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形式（也）沒有多大差別。”（《毛主席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但毛澤東不是重復過去的事情，在毛澤東那里，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質內容大大的豐富和完善起來。　　

（一）、社會主義民主就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社會主義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這個國家是過渡形態和相對獨立形態的對立統一。這個國家之所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因為它是“無產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這個國家之所以是過渡形態的國家，是因為它要通過無產階級專政消滅這個國家；這個國家之所以是相對獨立形態的國家，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因此，無產階級專政將貫穿于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始終，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也將貫穿于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始終；確切地說，社會主義社會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以共產黨為領導，以無產階級專政為手段，以社會主義道路為路徑，建成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的國家。它強調階級斗爭，是因為要通過階級斗爭消滅階級；它強調國家作用，是因為要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消滅國家；它強調公有經濟，是因為要通過公有制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最后實現沒有階級、沒有國家的共產主義社會。　　　　

1、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形態。“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80頁）。“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這個無產階級專政或者說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概括起來就是對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對人民自己實行民主的國家。那么，什么是人民的敵人，什么是人民呢？毛澤東認為，無論是敵人還是人民都是一個歷史的、動態的政治概念。他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里明確指出：“為了正確地認識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不同的矛盾，應該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敵人，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不是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拿我國的情況來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在現階級，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一九六二年，他又明確指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分子、愛國的知識分子、愛國的資本家和其他愛國的人士，這些人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這些人，在我們人民民主專政下面，都屬于人民的范圍。在人民的內部，要實行民主。人民民主專政要壓迫的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們代表的階級是地主階級和反動的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和壞人，大約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這些人是我們要強迫改造的。他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對象。”　　　　

“我們站在哪一邊？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眾一邊？還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壞、右一邊呢？必須站在人民群眾這一邊，絕不能站在人民敵人那一邊去。這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立場問題。”（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因此，所謂人民和敵人的概念，翻譯成2011年代的語境，就是凡是擁護四項基本原則，擁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社會集團和社會階層以及分子，都是人民；反之，便是敵人。因此，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就是人民大眾主權的國家。　　　　

2、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毛澤東指出：“這就表明，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階級團結全體有公民權的人民，首先是農民向著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建設的分子實行專政。”（同上）。“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沒有民主，沒有把群眾發動起來，沒有群眾的監督，就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也不可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改造，他們就會繼續搗亂，還有復辟的可能。”（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因此，民主是社會主義的內在本質，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必然民主——必然是人民民主；不民主，就不是社會主義。　　　　

3、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對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在國際國內尚有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的時代，奪取了國家權力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對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們的復辟活動，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按語）。　　　　

4、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堅持黨的領導。“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求我們黨認真地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這就是這個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必須同無產階級專政一起存在，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最高形式，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就是通過共產黨的領導來實現的。（《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　　　　

5、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我們的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地聯系起來，這是我們黨的一貫的思想原則。”（毛澤東《八大開幕詞》）。就是要樹立辯證唯物論的世界觀，“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爭，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系。”（《實踐論》）。就是要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務，“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不是為少數人，不是為剝削階級，不是為資產階級，不是為地、富、反、壞、右。”（毛澤東《關于培養接班人的講話》）。　　　　

6、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實行對資產階級的專政，實行上層建筑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就是為了“堵住資本主義的路，邁開社會主義的步”，用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本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個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不管反動派怎樣企圖阻止，歷史車輪的前進，革命或遲或早總會發生，并且將取得勝利。”（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　　　　

7、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努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努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必須在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的指導下，逐步實現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國防的現代化。必須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　　　　

8、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就是保證建成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專政的目的是為了保衛全體人民進行和平勞動，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我們相信，偉大的六億中國人民，既然已經做出奪取民主革命勝利這樣的偉大事業，那末，也就一定能夠做出奪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勝利這樣的偉大事業。”（毛澤東《論十大關系》）。　　　　

9、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這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為了防止和平演變，必須把政治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毛澤東）。　　　　

（二）、必須堅持和加強人民民主專政　　　　

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對敵人實行專政和對人民實行民主，這是一枚硬幣的兩個方面。對敵人專政的一面前面已作了概述。這里主要概述毛澤東的人民民主思想。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那樣，“無產階級專政對于人民來說，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毛澤東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理論是既富中國特色又極富毛澤東個人色彩的人民大眾的民主理論。　　　　

1、人民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論聯合政府》）。“馬克思列寧主義從來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決定力量。”（《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多余勞動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按語）。　　　　

2、社會主義民主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專政和人民當家作主的統一，是毛澤東的一貫主張，即使是在“文革”狂飆突進的時候，毛主席仍在強調“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大民主的保障，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不但沒有大民主的，連小民主也沒有。”（引自《王力反思錄》）。　　　　

3、社會主義民主必然是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的統一。這是毛澤東的一貫主張。　　　　

（1）、黨必須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必須堅定不移地信任群眾的多數，首先是工農基本群眾的多數，這是我們的基本出發點。”（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我們代表了無產階級，代表了人民群眾，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就擁護我們，共產黨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廣大革命人民群眾。”（《紅旗》雜志一九六八年第四期）。　　　　

（2）、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自己起來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轉摘自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人民日報》）。“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哪些對的、哪些是錯的，哪些做法是正確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確的。”（《文革決定》）。　　　　

（3）、要支持群眾運動，愛護群眾的積極性。“一定要搞群眾運動，什么工作都要搞群眾運動，沒有群眾運動是不行的。”（轉摘自一九五八年十月四日《人民日報》）“對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區別。”（轉摘自一九六八年六月二日《人民日報》）。　　　　

（4）、必須關心群眾，為群眾服務。“應該使每個同志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符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論聯合政府》）。“為群眾服務，這就是處處要想到群眾，為群眾打算，把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是我們與國民黨的根本區別，也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和歸宿”。（《論合作社》）。　　　　

4、社會主義民主是以平等為基礎的最全面、最廣泛的人民民主　　　　

（1）、社會平等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根本內容。毛澤東勾畫的和已經基本建成的平等的社會主義制度使中國人民成了國家的真正主人，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大部分愿望。　　　　

其一，把全國辦成革命的平等的大學校。“把全國辦成革命的大學校，為了逐步消滅社會分工、消滅商品、消滅工農城鄉、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實現人民在勞動、文化、教育、政治、物質生活方面的平等。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個大學校，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活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斗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面都可以兼起來。當然，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了。工人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公社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商業、服務行為、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　　　　

其二，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目的，就是試圖通過整風、搞試驗田、消除等級制、下放干部，讓干部參加勞動、勞工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來逐步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化。“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解決了所有制問題以后，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平等關系，是不會自然出現的。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一定要從各方面妨礙這種平等關系的形成和發展。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中存在著的資產階級法權，必須破除。例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靠資格、靠權力，干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系和父子關系，這些東西都必須破除，徹底破除。破了又會生，生了又會破。”（《毛澤東談蘇聯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　　　　

其三，“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過社會主義關的目的，就是逐步使知識分子工農化、工農分子知識化、革命干部人民化，從而最終實現社會的平等化。　　　　

首先是對知識分子再教育。毛澤東一生對知識分子充滿了一種難以割舍的情懷和希望。在一九三九年寫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一文中就指出：“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這樣，他認為社會主義建設也是離不開知識分子的。建國初期，采取了對國民黨時期的知識分子包下來的政策，還吸收了許多黨派和無黨派的民主人士進入政府高層管理，政協參政議政。即使在對舊知識分子的改造中他也作了區分。像錢學森、李四光、華羅庚等一大批愛國的科學家和科學工作者給予重用和支持。如果說，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有成見，主要是對那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即那些“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中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人文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恨鐵不成鋼。　　　　

知識分子再教育要解決兩個核心問題：其一、必須改造知識分子。毛澤東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里，主要的社會成員是三部分人，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三部分人構成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堅力量，承擔著各自的職責與分工。知識分子掌握著知識與技術，對于工人、農民來說是腦力勞動者，是教育者。由于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產生的文化背景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他們中間就分成了左翼、中間派、右翼，也就是說他們中間的一部分的立場和世界觀不適應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在當“先生”前，就有一個先接受社會主義思想和工人、農民教育的任務，要向生產者學習，向自己教育的對象學習。這就是再教育的基本內容：“世界觀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其二、知識分子必須同工農群眾結合。即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懂得工人農民，熟悉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思想。　　　　

其四，“從嚴治官，治國先治吏”。毛澤東吏治的特點，可以用“嚴厲”概括。他對黨內干部有三條紅線。其一、必須廉潔自律。不被糖衣炮彈擊中，不學李自成，趕考合格；其二、必須三要三不要。就是“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其三、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三條紅線是高壓線，無論誰越過都將受到黨紀政紀追究。毛澤東對干部有一個重要的肯定與否定的公式：“我們黨和國家的干部是普通的勞動者，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干部通過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同勞動人民保持最廣泛的、經常的密切的聯系。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一件帶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義、防止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因此，毛澤東提出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輕化、專業化和知識化，從立場、年齡、文化、業務四個方向對培養和選拔干部提出了標準，中心是“又紅又專”。他提出五七干校——即右派們恨得咬牙切齒的“牛棚”，是社會主義時期的新型干部學校，是建設新型干部隊伍的最好陣地。五七干校之好，好就好在五七干校陳述了民主的權力觀和群眾路線，它把干部與工農群眾安置于平等地位，成為主體間的關系，“再教育”意味著“官”要向“民”學習，接受“民”的監督，而“民”有權參與“官”執行政策的過程，消解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封建官本位思想，讓干部牢記權力是人民給的，更堅決地執行黨的三大作風。他始終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干部政策，即使是在文革中，毛澤東仍然認為：“絕大多數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極少數。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要整的，但是，他們是一小撮。要團結干部的大多數。”“死不改悔的是少數”，“不要一提起走資派，就認為都是壞人。”“犯錯誤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們有了覺悟的時候，及時解放他們。”　　　　

其五，“人民的自我教育”。人民自我教育的目的，就是將人民群眾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新人，使人民群眾自己獲得當家作主的能力。毛澤東采用了從“平凡人”的先進事跡中描述新的道德價值和倫理價值，通過教育、公眾輿論、公共宣傳等渠道，獲得了人民的普遍認同，作為社會主義社會規范個人行為和主體間交往行為的準則。毛澤東又從社會主義勞動競賽中培養社會主義“四有”新人，從而既極大地提高了勞動人民的國家主人翁地位，又極大地改造了勞動人民的主觀世界——逐步取得人民當家作主的能力。毛澤東勾畫出了一副社會主義制度平等的圖畫，而且極大地實現了社會平等。　　　　

（2）、政治平等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內容。毛澤東通過建立和建設人民民主的大眾政治制度，使中國人民成了國家政治的主角，實現了人民直接或間接管理國家事務的基本權利。　　　　

其一，通過憲法賦予人民大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罷工”的五大自由權利，使人民群眾實際擁有自己民主訴求的權利。毛澤東率領全國人民制定的《一九七五年憲法》——事實上，在他領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整個時期，一直主張并賦予了人民“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罷工”的權利，它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讓人民群眾不分種族、不分性別、不分貴賤，直接跨越政治權力、資本權力和知識權力三大門檻，擁有自由表達自己訴求的方式，擁有了反抗頂頭上司和各級、各部門官僚壓迫的政治手段，擁有了抗衡“反動學術權威”文化壓迫的手段，從而擁有了最廣泛、最真實的人民民主權利，把中國的民主事業推向了世界的最高峰。　　　　

其二，通過從人民群眾中直接推舉人民代表、推舉各級官吏，讓人民群眾直接或間接擁有了管理黨和國家事務的民主權利。由共產黨領導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協協商會議制度和人民政府制度組成的中國政治制度，是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創造的偉大的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保證了中國政治有了堅強有力的核心，由社會各種政治力量和不同政治家組成的政治協商會議，可以保證最大限度地發揮社會的政治創造能力和政治激情，提供經過多方較量，反復斗爭和詳盡論證的最佳政治較量、反復斗爭和詳盡論證的人民代表大會進行選擇；由于人民代表絕大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他們會按照天道公理和自身利益進行選擇；選擇以后便成為法律，交由人民政府去執行；而人民政府的官員，則主要是由來自于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共產黨和普通老百姓，像陳永貴、李淑文、吳桂賢、孫建等人組成，這樣就有了保證“人民政府愛人民，人民愛人民政府”的可能。這種權力結構既能保證由最優秀的政治家來設計制度，又能保證人民直接選擇和制定制度，是世界上迄今為上最能保證人民民主權利的政治制度，其最優最特之處，就是讓人民群眾獲得了直接或間接地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力。　　　　

其三，把官僚集團置于中央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讓人民群眾擁有了管理國家事務的民主權利。由于歷史的限制，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還都不可能直接由人民掌權，而只由各級官員作為人民勤務員代替人民掌權。如何防止新的國家官員由人民勤務員變成欺壓人民的官僚集團，使社會主義革命再次重蹈歷史上一個剝削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集團的悲劇，毛澤東一方面既給各級官員定位，又給各級官員告誡：“我們的干部不論職務多高，權力多大，都是人民的勤務員”；另一方面，又在總結中國古代吏治教訓和現代西方國家分權經驗的基礎上，創造了中國式的權力約束機制，把官僚集團同時置于中央和民眾雙重約束之下，形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雙重約束體制，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最有效的約束方式。　　　　

自上而下的約束方式，主要是吸取了中國古代吏治的經驗教訓，把布衣將相的格局建立在人民大眾的基礎上，直接選拔人民群眾中的優秀分子進入黨政最高領導層，通過不斷吐故納新使最高決策層具有來自人民的新鮮血液。為防止這些布衣將相再次脫離人民群眾，毛澤東還專門制定了“三三制”的工作原則，即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到基層搞調查研究。這套制度保證了中央最高層和人民群眾具有直接的血肉聯系，任何違背人民群眾利益的方案都很難通過。　　　　

自下而上的約束機制，主要是借鑒了西方國家分權制衡的民主約束制度，只是民主約束制度不再是建立在資本的基礎之上。一是前面提到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罷工”的五大自由，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強大輿論壓力；二是社團民主又形成了地動山搖的強大組織壓力。可以說，中國文革時期，是人類歷史上社團民主發展最壯觀的時期，紅衛兵組織，造反派組織，各類戰斗隊、宣傳隊，以及形形色色的各種群眾組織，可謂是祖國山河一片紅，人民大眾第一次成了政治生活的主人，不用申請就出現了，無論就單獨個體的政治權力而言，還是就人民大眾整體的政治權力來說，都達到了人類歷史上最高的實現形式。在那樣一個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理想主義大火熊熊燃燒，貪污一元錢都會有數十上百個戰斗隊等著你交代的年月里，怎么可能有貪官污吏！又怎么可能會產生貪官污吏！這實際上也就是人民群眾最直接或間接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力，是最廣泛、最真實的人民民主權利。　　　　

其四，建立了權與利相分離的新型權力體制。權與利分離的體制，有效地遏制了官員的官僚和生活的特殊化，使干部無論職務高低都基本成為了人民勤務員，成為了人民中的一員。　　　　

毛澤東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設計出了權與利相分離的新型權力制度，切斷了升官發財之間的內在聯系。文革后期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職務變動不再和工資、待遇相聯系，無論是工廠廠長、大學校長、國家部委的司長部長，地方的市長省長，工資收入都可能低于普通百姓，甚至出現了仍然在農村拿農民工分（陳永貴）、仍然在工廠拿工人工資（吳桂賢）的國務院副總理，這就是政治局開會時他們不敢喝茶只喝白開水的原因（政治局開會喝茶要收費）。這套新型管理制度的偉大意義在于，由于包括黨政最高領導在內的各級領導干部和老百姓在利益上完全融成了完全一體，徹底消除了官民對立的經濟基礎，這就從根本上保證了政府絕不可能制訂出危害百姓利益的政策法規。更為偉大的作用在于，它徹底改變了古今中外官員的成分和來源，由于當官已經無利可圖，只是實現政治抱負和展示政治才干的途徑，這就能夠在制度上保證進入官員隊伍的永遠是那些具有真才實學的理想主義者。　　　　

其五，毛澤東創造了以人民為本、符合天道的現代法律制度。自然法和公眾立法，使人民不僅是法律的遵守者，而且是合法的創立者、執行者，人民真正成為了“人賦人權”、“人定人權”的人。司法領域是目前人類社會歷史性轉變最突出的領域，是世界政治發展進程中最早表現出大眾政治色彩的領域，也是中國對世界政治文明的貢獻已經得到驗證的領域。目前推動世界司法領域發生歷史性轉變的兩大核心原則——自然法和公眾立法，就是毛澤東時代中國大眾政治建設的偉大成果。雖然目前是墻內開花墻外香，但總有一天，現代立法的兩大原則由毛澤東創造，必然會歸還給中國人民。　　　　

（3）、經濟平等是社會主義民主的主要內容。毛澤東通過建立和變革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實現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民主。　　　　

——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建立為社會平等、經濟民主創造了條件。毛澤東高度重視生產關系的變革。我國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和建立社會主義所有制變官僚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變個體農民私有制和個體手工業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他認為所有制的變革為生產力的大力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社會主義物質財富的增長準備了條件，為消滅剝削人的制度和建立人與人的平等關系創造了前提，這是比民主革命還要深刻得多的革命。但是，毛澤東沒有理想化我國這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制度。一方面他看到了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矛盾，另一方面，他深切地感知到社會主義公有制并不能自然生產社會平等和經濟民主，而僅僅是為此創造了前提。并且變革所有制必須有一個邊，有一個相對的穩定期。因此，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完成后，就將深切的目光主要投入到生產關系的其他領域。　　　　

——不斷調整勞動中的人與人的關系極大地促進了社會平等、經濟民主。毛澤東不只是高度重視所有制的變革，而且高度重視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不斷改進。他提出必須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因為資產階級法權必然妨礙人與人平等關系的建立，“例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是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干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系和父子關系，這些關系都必須破除，破了又會生，生了又要破”，必須不斷地破除。因此，在干群關系這對矛盾中，毛澤東一方面十分強調領導干部的服務意識，他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必須是人民的勤務員，因為社會主義社會是形式上平等而事實上不平等的社會，各級領導干部如果沒有“勤務員”和“平等”意識，很容易異化為人民的老爺。各級領導干部必須要當人民的勤務員，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另一方面，他又要求領導干部必須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實現干部思想的革命化；再一方面，他又用幾乎苛刻的要求，對待各級干部，防止干部的特殊化。毛澤東強調對知識分子的再教育。毛澤東又在實際中極大地提高了勞工階級的地位，認為工人農民是國家的主人。強調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在農村依靠貧下中農，使普通勞動者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毛澤東還極力提高工人農民的能力，強調工人農民知識化，強調工人農民要管理國家、管理學校、管理企業、管理軍隊。毛澤東不僅重視所有制變革、重視社會主義的人與人的關系，同時還十分重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分配問題。他認為分配首先是生產條件的分配，生產資料在誰手里，這是決定性的問題。生產資料的分配決定消費品的分配，因而毛澤東極力反對分田單干、包產到戶，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復辟。因為所有制基礎一動搖，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其他關系就會動搖，社會主義就會改變顏色。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毛澤東也眼光獨到、措施有力。他認為，利益問題和利益關系是公與私的對立統一，他說：“公是對私來說的，私是對公來說的，公和私是對立統一的，不能有公無私，也不能有私無公。我們歷來講公私兼顧，早就說過沒有什么大公無私，又說過先公后私，個人是集體的一分子，集體利益增加了，個人利益也隨著改善了”。（《毛澤東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因此，他強調要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分配關系，公私兼顧，先公后私。在物質和精神的關系上，他認為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都重要，他指出：“物質可以變精神，精神可以變物質。”“應當強調艱苦奮斗，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要講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同上）。同時，他又強調：“物質利益也不能單講個人利益、暫時利益、局部利益，還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同上）。要求處理好各個方面的利益關系，從而在消費品分配方面建立起世界上最公平的分配制度。他在文革中把權力和利益分開，干部和技術管理人員不論職務、職級如何升遷，工資不再與職務、職責掛勾；同時，工資的調升向生產第一線工人傾斜，農村則基本按勞動工分分配，形成了為后來改革開放極力詆毀和詬病的“大鍋飯”、“平均主義”的公平分配結構。　　　　

——通過上述生產關系的變更和調整，形成了毛澤東式的中國經濟民主。毛澤東的經濟平等和經濟民主到底如何，還是用英籍印人諾貝爾經濟學家阿瑪提亞.森的一番評論作為結論：“平等不僅僅是起點平等，還必須包括分配平等，而分配平等主要是指使‘最小受益者福利最大化’，即改善社會最下層百姓的生活和福利。平等同時還包括能力平等，即要增加下層勞動者的能力，就必須給人們平等的教育，參與政治，提升他們的信心。毛澤東時代在改善社會最底層百姓的生活和福利以及增加基層勞動能力方面，中國做得最好，也在全世界做得最好。”——阿瑪提亞森的評論是公允的。但是這位先生既可能是健忘，也可能是回避——這就是被現代主流經濟學家判定的“必然無效率”的公有制——中國的“起點平等”更是平等的。　　　　

（4）、文化平等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內容。毛澤東通過建立和變革文化關系，實現了社會主義的文化民主。　　　　

——毛澤東通過爭得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使人民大眾的文化成為社會主義的主流文化。毛澤東指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63-664頁）。因此，自文明社會以來到無產階級取得根本統治之前都是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在奴隸社會里是占統治地位的是奴隸主階級文化，在封建社會里，占統治地位的是地主階級文化，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占統治地位的是資產階級文化，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占統治地位的必然也應該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但是，在現代社會里，無論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根據毛澤東的觀點：上層建筑并不總是為經濟基礎所決定的。這意味著必然產生兩個悖論或矛盾：一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可以臣服于作為“社會共識”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從而“幫助資產階級統治自己”；二是在經濟基礎發生了社會主義轉變的制度下，其上層建筑依然可以是資產階級的，這一點絕不會因為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而自動完成。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同樣也可以幫助喪失了經濟地位和基礎的資產階級在文化上統治自己，甚至聽任他們從文化上摧毀社會主義制度的文化合法化。（韓毓海：《漫長的革命——毛澤東與文化領導權問題》）。因此，“文化領導權”的問題不僅是事關無產階級政權合法性的問題，同時，也是關系到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社會主義新文化能否建立和建成的問題。“文化領導權”不會“因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而自動完成。”也不會因無產階級政權的建立和建成而自動地建立和建成，必須開展政治戰線、思想戰線和文化戰線上的革命——無論是政治戰線、思想戰線還是文化戰線上的革命，都是文化革命。一部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的實質，都是文化革命史。建國之初，毛澤東之所以高度重視對“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是因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性質”——是事關中國革命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即農民的土地問題是否合法的問題：“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并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丑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斗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斗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的宣傳”。（《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6頁）。讓毛澤東揪心的不只是電影《武訓傳》本身，更讓毛澤東揪心的是整個共產黨領導集團對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態度——幾乎一邊倒的既叫好又叫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象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象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于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同上）。　　　　

毛澤東之所以又高度重視對《紅樓夢》的研究，一方面是為了讓文化新人嶄露頭角，另一方面就是要告誡和抑制那些文化權威。主要的是，他認為《紅樓夢》寫出了：“興亡之辯，盛衰之道的辯證法，反映了血淋淋的階級斗爭。——《紅樓夢》寫四大家族，階級斗爭激烈，幾十條人命。統治者二十幾人（有人算了說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隸，三百多個，鴛鴦、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講歷史不拿階級斗爭觀點講，就講不通。《紅樓夢》寫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紅學的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可見問題之難”。　　　　

這表明，毛澤東所說的“階級斗爭”史觀不是簡單地指農民起義，而是從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基本要素出發去觀察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方法，而人口問題，則是古代社會最主要的生產要素。　　　　

而用這樣的觀點觀察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運動，如果不能維護工人農民的主人翁地位，任憑資產階級或者剝削階級的意識統治他們，行嗎？　　　　

“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一項重要任務也是直接的任務就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開展教育革命，開展新聞戰線的革命，改革文藝，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將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筑領域的革命進行到底。這既是為無產階級爭奪文化領導權，又是對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建設了。毛澤東通過牢牢把握文化領導權，建立起了人民大眾的社會主義主流文化。　　　　

——毛澤東通過給“人民安上哲學的頭腦”，使人民大眾成為了社會主義文化的主力軍。　　　　

現代歷史的基本矛盾就是精神活動與物質活動之間的分離，是精神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之間的分裂。當然，這里的所謂“精神者”，絕不是一般地指由于社會分工而從事精神活動的人或者“知識分子”，而是指一種與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著的文化——知識結構，這一結構賦予社會生活以形式的和規范，并塑造社會生活，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合法性就是這一文化——知識結構的集中體現，正是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分離，使得勞動者越勞動，從而就越增加生產資料所有者的財富量，從而使得生產資料對勞動的統治關系愈加強化，換句話來說，如果不改變生產資料對于勞動的統治關系，那么勞動者只能是越勞動就越貧困。于是，對于資本主義的批評，同時也是對于這一精神的形而上學的批評——這就是馬克思《資本論》副標題是“政治經濟學形而上學批判”的用意所在。　　　　

根據這樣的認識，勞動者解放的目標就是追求二者（精神者與勞動者，生產資料與勞動）的統一，而不是單純的政治解放和經濟翻身。在毛澤東看來，這種革命和解放的歷史過程，一方面是“頭腦”在尋找它的“身體”，“真理”在尋找其“主體”——這就是所謂“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相結合”；而另一方面，則是“身體”在尋找“頭腦”，“主體”在尋找“真理”——這就是所謂“勞動人民知識化”。這也就是馬克思所謂，重要的不是這樣或者那樣的“經濟上”的勞動者階級，以及勞動者階級悲慘的現實處境如何（政治無權），關鍵在于勞動者的階級意識，一句話——關鍵不在于勞動者是否受壓迫，而在于勞動者是否“有覺悟。”——認識到歷史和自己的歷史使命。　　　　

勞動者的革命不可能不通過宣傳而自動發生，所謂宣傳既不是標語口號也不是廣告生產，而是為了造就一種新的人和新的社會主體。這就是毛澤東反復強調的黨的宣傳工作就是“人的思想工作”，而不是緊跟中心，甚至不一定跟生產密切結合。　　　　

勞動者的悲慘命運，不是由于他們沒有“身體”、沒有氣力，不拼命勞動，而在于他們沒有頭腦、不會思考、不會表述，因為他們如同機器一樣，被剝奪了“學習”的權力，如同奴隸勞動一樣屬于“黯啞的領域”，因而才“越勞動就越貧困”。——在這個意義上，無產階級的貧困，從根本上說不是物質的貧困，而是“哲學的貧困”。因此，以勞工階級為基礎的人民大眾要想實現“真正”的解放，就必須實現革命政黨和執政黨的理論化和勞動人民的“知識化”，把哲學和知識交給人民大眾，對勞工階級來說，革命最大的勝利果實不是物質財富，而是把學習和受教育的權力，把“關心國家和世界大事”的權力，把思考和表述的權力奪到自己手里。而要達此目的，革命政黨和執政黨、勞工階級就要不斷地學習，在不斷的學習中改造自我。“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剝削者要改造，勞動者也要改造，誰說工人階級不要改造？——工人階級要在階級斗爭中和向自然界的斗爭中改造整個社會，同時改造自己。工人階級必須在工作中不斷學習，逐步克服自己的缺點，永遠也不能停止”。　　　　

在毛澤東看來，現代文化的“家園”也就是“勞動人民的現實生活”，現代文化的根本“歸宿”，就是現實世界生活著的民眾所追求的平等。通過克服種族、階級的、性別的區別和矛盾，現代文化擴脹著、運動著、不可阻攔地向著這個眾生平等的世界邁進，向著它的家園和歸宿“普遍人權”的實現邁進。因而毛澤東說：“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在社會主義社會里，人民大眾也必然更必須成為社會主義文化的主力軍——通過解決文化是誰創造的和為什么人的問題，使社會主義文化成為既是由人民大眾創造，又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文化。在毛澤東看來，文化歸根結蒂是同勞動人民創造的，因為勞動人民本身創造了自己的勞動文化，因為生活本來就是文藝（化）的源泉，因此，文化是為什么人的問題，如同文藝是為什么人的問題一樣是一個根本的問題，社會主義的文化應該也必然是為“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服務的”——一部毛澤東時代的文化史實質也是一部人民大眾文化的創造史和文化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歷史。首先，它是一部人民大眾創造文化的歷史。從建國之初的民歌、地方戲、少數民族戲劇進京晉演到大躍進中文學藝術創作的群眾運動，再到“文革”中遍布城鄉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無不散發著田野山花的馨香，也無不體現人民大眾的文化首創精神和主創精神；其次，文化又是為人民大眾服務文化。工農兵不僅成為文學藝術的主要描寫對象，人民大眾也把自己的文藝作為欣賞對象。　　　　

一曲《白毛女》，唱出“新中國”。今天，如果我們背離了這個藝術民主和民族化的傳統，那么，就不會懂得中國究竟怎樣才能“對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就不會明白，為什么芭蕾舞《白毛女》、《紅色娘子軍》至今依舊是世界上頂尖舞團的保留劇目（例如著名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團），它早已經列入世界芭蕾舞劇的經典。我們也就不會明白，為什么《白毛女》、《紅色娘子軍》、《鋼琴協奏曲黃河》至今在世界各地巡演，長演不衰，而1990年代以來動輒以百萬、千萬打造的“歌劇”，卻竟然無一成功，徒留下一片勞命傷財的罵名。　　　　

如果我們今天忘記了這個偉大傳統，我們的文學史寫作也就會情不自禁地流于“瞞和騙”，而不去顧及一些最起碼的事實。例如：到1996年，中國的電影觀眾，比1949年增加了900多倍，以前是沒有什么人看電影的。以長篇小說《青春之歌》為例，1958年初出版后，僅一年半就銷售了130萬冊，1960年它的日本版發行5年后，也印刷了12次，印數也達到5萬。而《青春之歌》還不是1950年代發行最高的長篇小說。我們更必須知道：1949年之前的中國，是沒有多少人看小說的。不管它寫得好、寫得壞，自由還是自由，開放還是不開放，畢竟這個數字也能說明最基本的問題：它說明中國已經有大批的人看電影了，有大量的人讀小說了。它說明看電影、讀小說的習慣并不是天然的，再早以前，中國普通老百姓生活中幾乎沒有看電影、看小說這些個說法。一個廣泛的閱讀群體、觀影群體、特別是觀劇群體——即我們學院里說的審美的群體，就是在1942年-1960年代培養出來的，這是一個起碼的事實，任何好壞、自由、開放與否的判斷，都不能離開這種最起碼的事實去發議論。最后——它更說明：1980年代文學的繁榮和作品發行量的保持，其實就是建立在丁玲、楊沫、趙樹理們所培養的審美群體和閱讀群體之上，建立在普通民眾對于文學的熱愛之上，而今天文學作品發行量的大幅度下降，人民大眾對于當代文學的冷漠，難道就與1980年代后期以來的文化潮流沒有一點關系？1990年代以降中當代文學的日漸衰微，是中國當代新文化的合法性日益喪失的表征，1980年代后期以來割斷歷史的歷史寫作本身所寫就的，就是一部忘恩負義的歷史。（參見韓毓海《漫長的革命——毛澤東與文化領導權》）。　　　　

——通過借鑒揚棄、學習吸收創造了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社會主義文化。毛澤東對封資修文化展開了嚴厲批判，但他不是對它們進行簡單的拋棄，而是提倡“吸取其精華，剔除其糟粕”。他提出了一切民族的東西都要學。他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認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于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正因為能海納百川，又能夠正確處理，毛澤東時代的文化，不僅普及性的一面無出其右，而且提高性的一面也登上了世界文化的高峰。　　

二、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屬性和特特征　　

1、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經濟基礎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如果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是個客觀真理，那么民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就更是一個客觀真理。所謂平等，在生產資料面前的平等是最根本的平等。經濟上的平等是政治平等的基礎，在生產資料面前是否平等這一點具有決定意義。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民主才是最根本的和最有實質意義的民主。上個世紀1960年代，我國推行的“鞍鋼憲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經濟管理制度，確實既極大地維護了工人階級的主公翁地位，又極大了調動了工人階級的生產積極性。　　

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社會基礎廣泛。社會主義民主是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享有的民主，勞工階級構成了社會主義民主的主體。　　

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根本要求是勞工階級能夠真實有效、充分地參與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的管理和決策。社會主義民主是全方位、多層次的新型民主制，人民不僅享有“發言權”，如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平等的表決權、創制權，對于公職人員的選舉權和罷免權等，而且更具有參與對社會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務的管理和決策的權利。這種管理和決策權，首先體現在勞工階級有對不同形式的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支配權上。其次，體現在勞工階級在政治上真正當家作主，參與政策、法律的制訂和實施以及對公共權力的有效監督等方面，即實現管理民主化和決策民主化。　　

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思想學術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反映現實生活的充分的自由和平等的權利。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需要完善和發展　　

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之一，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客觀需要。要實現這一“高度民主”之一目標，當前必須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加強人民民主專政，這是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前提和基礎。　　

2、健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使人民群眾通過由人民選出的代表及其機構能夠真正充分行使國家權力。　　

3、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使公民的自由和民主權利切實得到保障。　　

4、切實健全和加強國家的監督體制，以防止權力的亂用和濫用。　　

5、在組織上和制度上人民群眾參與經濟過程和政治過程的管理和決策的民主權利得到充分的體現和保障，逐步實現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的管理民主化和決策化。　　

6、切實建構好“黨的領導、代表代議、人民主權”“三位一體”的中國特色民主框架。中國共產黨對整個國家和社會政治生活的領導地位和領導作用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必備特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地方各級權力機關，要使人民的代表及其機構真正發揮權力機關的作用，就必須擴大和加強“人大”的權力。人民當家作主，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根本準則和核心內容。一些人將黨的領導、代表代議、人民主權分割開來、對立起來，甚至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是愚蠢無知，就是別有用心。但我們要積極探索和建立“黨的領導、代表代議、人民主權” “三位一體”的中國特色民主框架。只有這樣，才能將人民群眾的平等權利、民主權利落到實處。從而既確保人民民主的廣泛性，更確保中國民主的實質性，保障全體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維護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積極探索和運用“抽簽”、“選舉”、“協商”和“網絡”等民主形式。社會主義民主本質上是民主的，是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但由于過去民主協商的時候多，抽簽民主少，選舉民主沒有規范，網絡民主未建立，使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既不好看又不好吃。通過“抽簽”、“選舉”、“協商”和“網絡”民主形式的逐步規范和交互使用，使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既好看，更好吃，從而更好地將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落到實處。　　

7、進一步夯實公有制經濟基礎。鄧小平說過：中國的改革，如果出現一個新的資產階級，如果出現兩極分化，那我們就真的走上邪路了。很不幸，中國現在不僅出現了一個新生資產階級，更產生了嚴重的兩極分化。要加快推進“國進民退”戰略，使國有經濟不僅在關鍵領域、關鍵行業處于主導地位，而且要在基礎行業，競爭領域處于主導地位。　　

四、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必須堅持的原則　　

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民主原則。　　

1、必須堅持“人民主權”的原則。在我國現階段就是要以工人、農民作為我國執政的階級基礎。很不幸，隨著新生資產階級的產生和嚴重的兩極分化，工人、農民的民主權利受到嚴重削弱。應當將顛倒的權利再顛倒過來，以工人、農民的民主權利為依歸，維護好工農大眾的根本利益。　　

2、必須堅持“公有制主導”的原則。我國《憲法》明確規定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處于主導地位。但法律是一回事，現實的狀況又是一回事。隨著“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的蔓延，國有經濟不論是在總量上，還是在支配地位上已失去主導地位。也應當把顛倒了的經濟關系再顛倒過來，大力推行“國進民退”戰略，把失去的主導地位奪回來，從而也就把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和平等權利重新奪回來。　　

3、必須堅持“平等和多數”原則。列寧說：“作為政體的民主就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民主的原義就是指人民的平等權利。從其功能機制來說，它是在社會公共生活中處理意見分歧、管理公共事務的政治形式；在適用范圍內，則遵循權力平等原則和多數裁定原則。一方面，民主是一種與平等相聯的權利，無權利的平等就沒有民主可言；另一方面，民主又是遵循少數服從多數、解決權力與服從的關系的原則和制度，即民主就是承認多數人的統治權或支配權，決不允許個別人、少數人的意志凌駕于多數人的意志之上，凡經多數人同意的決定、決議、方案必須毫無條件的執行。　　

4、必須堅持“政治正確”的原則。資產階級民主講“政治正確”，即維護私有制，確保資產階級的統治；社會主義民主更講“政治正確”，即維護公有制，確保無產階級的統治。這就必然要求全體人民以“公”心、以“共”心、以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依歸，討論和決定國家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這就必然要求絕大多數公民具有良好的政治道德操守。法國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盧梭發明了“人民主權”理論，但他同時又認為：民主只適用于民風淳樸、道德高尚的人群。一個道德淪喪、毫無廉恥的社會，種下去的是真民主、好民主，收獲的必然是假民主、壞民主。　　

總之，沒有“人民主權”、“公有制主導”、“權利平等”、“多數裁定”、“政治正確”的社會主義民主共識，必然像反偽斗士司馬南描述的民主：只會撕裂族群，只會加劇沖突，只能積蓄非理性，只能帶來毀滅感，只能是陰森跳動的鬼火。　　

附錄：　　

祛魅：走出西方民主的圍城　　　　

世界民主，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民主按其字面之意就是人民主權，簡言之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確切地說就是由全體人民（而不是他們選出的代表）平等地、無差別地參與國家和公共事務決策，進行國家和公共事務管理。（馬克思主義從在階級社會里民主是統治階級的民主這一事實出發提出了更為科學的定義）。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誰敢逆天下而行，誰敢冒天下之不韙？所以民主是號角，民主是旗幟，民主是方向，民主是戰勝對手的銳利武器。所以，社會主義擁戴他，資本主義也熱愛他。六十年前，隨著一批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社會主義民主高歌猛進，無情鞭笞資本主義民主的有限、虛偽，直讓資本主義只有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功；三十年前，資本主義民主狂飆突進，毫不留情地指責社會主義民主的獨裁、專制。至今則是西方民主稱霸全球。中國的學術精英、資本精英、政治精英中也有那么一批人在搖唇鼓舌、蠢蠢而動，恨不得將美國之鷹掛上天安門城頭、“自由女神”立在天安門廣場。普羅大眾見到兩（多）黨競爭、議會代議、任期限制、三權分立的西方選舉，也不禁熱淚盈眶、振臂高呼：（西方）民主啊！你來得快些、更猛烈些吧！以《南方周末》、《炎黃春秋》為代表的民主先生，以教師爺自居，痛恨國人不要西方民主，竟然效法盧梭、孟德斯鳩，對國人重新啟蒙。看來西方民主是有它的魅力，是有他的獨特之處。但我們既要當中國和尚，更要當印度和尚，深入研究一下西方民主的歷史和現狀，我們會發現西方民主竟是這樣虛偽、有限和糟糕。　　　　

（一）民主在西方長期是個壞東西。　　　　

西方民主有2400年的歷史，資產階級民主也有500年的歷史。但是西方民主2300年、資產階級民主400年，一直都是壞東西。只是到了最近100年，民主才成為香餑餑，由壞東西變為好東西。這不是昏話，這是歷史事實。這一歷史事實本身能說明許多問題。　　　　

1、“民主之父”看到了民主之“壞”。闡述西方現代民主，不能不提到為西方現代民主奠基的“民主之父”們。很不幸，這些“民主之父”不僅不擁護民主，而且對民主充滿憎恨和恐懼。　　　　

在英國，政治家彌爾頓說過“一切權力的源泉一向來自人民”。但是他又認為：必須由少數開明者強迫多數人接受自由；不然的話，多數人可能出于卑鄙的動機迫使少數人成為奴隸。思想家洛克更是對民主沒有好感，他寫道：“由于大多數人沉迷于激情和迷信，人類的未來不能由多數人掌握，只能由開明者掌握。”　　　　

在法國，百科全書派成為啟蒙運動的旗幟。但他的代表人物也并不激揚民主。孟德斯鳩認為：在民主政體下，平等精神走向極端，由此產生的一窩窩小暴君們與單一暴君一樣可怕。伏爾泰認為：民主政體“只適用于非常小的國家，即便如此，它也不斷出錯，因為他是由人構成的，相互傾軋在所難免，就好比女修道院來了一群男居士。”狄德羅認為：一個種族的未來不能掌握在多數人手里。柏克則破口大罵：“純粹的民主制就是世界上最無恥的東西。”首相基佐則擔憂：“民主……是多數下層人反對少數上層人的旗幟。這面旗幟有時是為了爭取最合理的權利而舉起，有時卻是為了滿足最殘暴、最邪惡的激情而舉起，它有時指向最不公正的篡奪者，有時卻把矛頭對準最合法的權威。”　　　　

在美國，美國國父們面對“謝司起義”引起的恐慌，把“所有的動蕩都算到了民主的帳上，迫不及待地以法律和正義的名義熄滅民主之火”。美國的制憲會議是對民主的聲討會，他們要建立的也并不是一個由人民直接參與治理的民主制度。這部憲法體現的也根本不是民主，而是赤赤裸裸的羅馬式共和國制。麥迪遜就極力鼓吹不要民主，而要建立一個“憲制共和”，他說得直截了當：“政府若采取民主的形式，與生俱來的就是麻煩和不便，人們之所以譴責民主，原因就在這里。”　　　　

有人會說，這些是經過過濾的“產品”。那就讓我們的法國政治家、思想家埃米爾·法蓋的感慨作結：“幾乎所有19世紀的思想家都不是民主派，當我寫《十九世紀的政治思想家》一書時，這令我十分沮喪。我找不到一個民主派，盡管我很想找到這么一位，以便能介紹他所闡述的民主學說。”　　　　

2、統治階級通過立法限制民主之“壞”。由于資產階級對民眾的恐慌和敵視，在很長時間里，勞工階級和婦女、少數人種根本沒有選舉權，他們獲得選舉權只是近幾十年的事情，擁有選舉權的人只是少數經濟和知識精英。　　　　

在英國，到18世紀中期，在英國的700萬成年人中，僅有15萬人享有選舉權，占成年人口的2.1%。直到“光榮革命”143年以后的1831年，英國有選舉權的人也只有占成年人的4.4%。英國于1884年“在民眾的壓力下進行第三次議會改革……，英國選民總數達到450萬人，占成年人總人口的28.5%。到1928年，英國婦女才獲得投票權。”英國直到1948年以后，才最終實現普選制。從13世紀算起，經歷了700多年。　　　　

在法國，1789年法國大革命后，有2600萬人，其中積極公民只有440萬，他們享有投票權，“直到第三共和國時期初的1871年，法國才確立了男子普選權，法國婦女得到選舉權已是1944年的事了……”。　　　　

在美國，1787年制定憲法時，有資格投票的選民僅限于人口中的極少部分。1789年第一次舉行總統選舉時，只有約4%的成年人投票。1965年后，美國黑人才真正開始享受選舉權，而此時距殖民初期只讓白人成年人土地所有者投票已經過去了350年。美國婦女獲得投票權的歷程也十分曲折，也是在上個世紀六、七年代民權運動的影響下，婦女才完全獲得普選權。　　　　

從上述三個所謂西方民主典范的國家實行普選權的漫長過程中可以看出，選舉是有產者、社會精英的游戲，根本不是全體人民的“民主、民治、民享”。正如英國工黨領袖拉斯基指出的“自由派的理想是讓中產階級分享方方面面”的特權，而讓無產階級留在鎖鏈中”（王紹光《民主四講》）。資產階級這所以想方設法限制勞工階級的民主權利，說到底就是害怕勞動人民威脅到它的統治和財產權利。正是這種人民的民主權利，到了資產階級手里，卻成了“多數人的暴政”。這樣的民主對統治階級來說確實是地地道道的壞東西。　　　　

3、統治階級通過代議民主制堵住民主之“壞”。在西方民主先生的忽悠下，“共和制”被忽悠成了“民主制”，“共和”與“民主”成了同義詞。而在18、19世紀，這兩個詞的意思竟是天壤之別。前者是指人民參與治理國家，后者則僅是禁止國家權力世襲。以美國憲制為例，美國的共和制不過是西塞羅、馬基雅費利、孟德斯鳩等人鼓吹過的君主（以總統為代表）、貴族（參議院）和人民（眾議院）三者之間的平衡，這種平衡的要害正是限制人民行使權力。　　　　

首先分割立法權。效仿美國上議院設立參議院，參議院的功能是“一個抗御……反復與激情的必要防護”。華盛頓說得更是形象：“我們將（來是眾議院的）法案倒入參議院的碟子里冷一冷。”美國在成立后126年間，參議院議員均非民選，而是由各州立法機構遴選。　　　　

其次賦予總統“帝王”般的權力。美國國父們坦率地承認，美國總統的權力“與英國國王有類似之處，它也同樣類似于土耳其皇帝，韃靼可汗。”美國總統本杰明·富蘭克林說，美國政體是一種“選出來的君主制”。托馬斯·杰斐遜也說它是“君主制的新版本”。　　　　

再次賦予最高法院審查法律的權力。由此可見，西方代議民主制度——立法權一分為二，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制度是為了保護少數人即有產者免受多數人也即勞工階級的暴政，他們拒絕信任人民。對此，麥迪遜說得很露骨，他認為未來的美國政府應該與古代民主不同。“完全排除以整體身份存在的人民，以免它染指政府事務。”　　　　

推行民主，給勞工大眾以政治經濟權利，反過來卻威脅到推行者的統治和財產權利。這樣的民主，當然是壞東西。站在有產者立場，我也說民主是個壞東西。　　　　

（二）異化后的西方民主成了“好”東西。　　　　

風水輪流轉，今年到我家。“臭”了2300年的民主，于19世紀中期開始“香”起來了，“壞”東西突然變成了“好”東西。現在，民主幾乎成為西方的專利。民主成為“好”東西，既有外部環境的變化，更是民主的異化。外部環境的變化主要是勞工的革命和反抗。穆勒曾感嘆：盡管知識階級中沒有人喜歡它，民主還是不期而至。民主潮流的興起并不是思想家們鼓吹的結果，而是由于幾大股社會群體已變得勢不可當。精英們一方面害怕民主，一方面認識到民眾要求勢不可擋。與其堵，不如導；與其死守民主原義，不如改變民主內涵。于是他們不得不“打著紅旗反紅旗”，讓民主退到民主的本質后面，讓“自由民主”、“憲法民主”、“代議民主”、“程序民主”中的“自由”、“憲政”、“代議”、“程序”等修飾詞跑上了臺面。一旦有產者和他們的代言人開始擁抱民主時，民主的本質沒人談了，大家關注的都是帶修飾詞的民主，而且修飾詞比“民主”本身更重要，民主完全異化了，再也不是人民的統治了。　　　　

1、“自由”和“憲制”使民主變“好”。現在“民主、自由”響徹云宵，不絕于耳。好像二者互為表里，不可分割。其實，很長時間不僅不同，而且相互對立。自由是個人不受政治權威與社會干預的私人生活領域，強調個人權利的不可侵犯，尤其是私人財產的神圣不可侵犯；民主則是“人民的多數在管理國家方面有權決定一切”，是多數人的暴政。為了解決多數人的暴政問題，那就不僅要對專制的權力進行制約，對民主的權力也要進行制約，使無限民主變為有限民主，將民主限定在“公共領域”。顯然屬于個人的自由，與屬于公共的民主不僅不互為前提，而且相互對立。　　　　

要想使這種對立保持在各自的邊界之內，資產階級思想家舉起了“憲政民主”的大旗。在憲政中確認某些個人權利尤其是財產所有權神圣不可侵犯，以此限制民主權利的行使范圍。因此，現代西方民主制度，公民可以用民主方法決定一些事情，但除了政治領域，其它領域沒有任何民主可言。在“自由民主制”下，人民已經接受了對其使用民主方式進行決策的限制，使得民主決策的原則在人類生活的絕大多數領域里而不再被運用；在“憲政民主”下，無非“民主的原則只能在適用的領域里面適用。”經過資產階級思想家這番忽悠和改造，從此“自由民主”和“憲政民主”把“自由”、“憲政”置于“民主”之上，實質是把“民主”關進鳥籠，這樣的民主不過是螺絲殼里做道場罷了。　　　　

2、“代議”民主制使民主老“好”。在現代，由“民意代表”組成的“議會”儼然是西方民主的基石，以致于相當多的人認為“民意代表”和“議會”就是現代民主，但是這種代表和“議會”到底有多少民主？　　　　

從原始氏族社會的直接民主被現代西方“間接民主”的代議制所取代，固然有客觀的原因，如人民群體擴大、語言差異變大、議事場地有限等，但根本原因是有產階級及其代言人對民眾直接參與政治的蔑視與恐懼。在有產者看來，如果任由廣大民眾直接參與決策，民主便很難駕馭，而一旦換成競選“代表”，讓“代表”構成“議會”掌管國家大事，民主就馴服多了。　　　　

既然人民已被“代表”了，那就必然要將民主進行改造。資產階級思想家約瑟夫、熊彼特成功地進行了這一改造。在熊彼特看來，原來的民主觀把人民放在第一位而把他們對代表的挑選放在第二位是不對的。他把民主定義為“一些個人通過競爭人民選票來獲得（公共）決策權的制度安排。”這就徹底顛覆了民主的原意：把選舉代表放在第一位，而把人民的決定權放在第二位。對此，他毫不諱言：“民主不是、也不能意味著‘人民的統治’，民主僅僅意味著人民有權會接受或拒絕將統治他們的人，但由于人民也可以用完全不民主的方式來決定誰做領導人，我們必須再加上另一個標準以收窄我們對民主的定義，即候選人自由競爭人民的選票。”從此，西方民主遵循這位民主之神的旨意，民主從“人民的統治”轉型為民主是“人民選擇統治者”， “人民”變成了“選民”，“民主”變成了“選主”，選舉變成了“金主”。這樣的民主對資產階級自然有益無害，真正的老“好”了。　　　　

3、“自由競爭性選舉”使西方民主風光無限“好”。崇尚西方民主的人認為：自由的、周期的和競爭性的選舉，正是西方代議制民主的精髓。一人一票，可以用腳投票，投誰不投誰，都是自己的權利，可以自薦或他薦候選人，弄得好就可能坐上公職的位置。多么民主、多么美好！然而，且慢，這里面有玄機。　　　　

首先，選舉本身就是一種不平等。它不可能把所有公民都看作公職的潛在候選人，因而不可能給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擔任公職的機會；它必然偏愛知識資本、能力資本、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雄厚的人。這就不難理解，號稱“民主之最”的美國，顯赫政治家庭——亞當斯、漢密爾頓、塔夫特、羅斯福、肯尼迪等掌控國家權力幾乎從未間斷；這就不難理解，亞洲的所謂民主國家日本、印度、新加坡、泰國等選出的都是政治大家族的人員，所謂民主政治成了不折不扣的貴族世襲。　　　　

其次，選舉改變了民主的性質。自由的競爭性的選舉把政府是人民行使主權的政體變為人民作為權力來源的政體；把公民是公職分布的平等變為選舉權的平等。從此，政治是少數精英的政治，公職是精英的囊中物。選民們投完神圣的一票也就再也沒有自己的神圣。然而，由于西方民主一年一小選、幾年一大選，確實是既熱熱鬧鬧，又風風光光；既賺得了資本，又賺得了眼球，選來選去基本是各路精英，基本是一些老面孔。這樣的民主自然是風景無限“好”了。　　　　

西方現代民主通過“自由憲政”、代議民主、自由競爭三招，既賦予了公民一定的民主權利，又讓民主變為馴服的工具，更讓民主悄悄地改變了性質，最關鍵的是讓各類精英保持了世襲地位，這樣的民主不是好東西才怪呢。但對于精英和有產者是好東西，對勞工階級則是地地道道的壞東西了。　　　　

（三）看清西方民主的“真”（東西）。　　　　

被一些人頂禮膜拜、吹得神乎其神的西方民主，“人民主權”的成份到底有多大？可以從比較的角度看，因為有比較才有鑒別；可以從西方民主的實現形式和內容看，因為它反應了人民在西方國家和社會中的真實地位。通過比較和揭示，西方民主怎么這么虛偽、有限和糟糕。　　　　

1、相對于原始氏族民主和古希臘民主西方現代民主是嚴重的倒退　　　　

（1）原始氏族民主“質樸而美妙”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不獨親其親，子其子。　　　　

這段人盡皆知的名言，千百年來只被當做圣人的感想、理想。但很有可能是圣人對史始氏社社會狀態的“補記”和描摹。　　　　

恩格斯依據摩爾根的歷史著作《古代社會》揭示的事實，寫成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部著作對這種原始氏族民主作了詳細而生動的論述。　　　　

在恩格斯看來，人類創造的第一個社會——原始氏族社會是天然的氏族民主制，這種氏族民主制有著基本共同的特征。一是氏族胞族、部落有議事會。氏族（胞族、部落）議事會是最高權力機構，氏族和胞族的議事會由氏族和胞族的全體成年男女成員參加，部落議事會則由各氏族的酋長和軍事首領組成，氏族成員有權圍立、發言，但無表決權。氏族成員彼此平等，都有討論和參與氏族事務管理的平等權利；二是氏族的公共事務由氏族酋長和軍事首領具體管理。氏族酋長和軍事首領由氏族全體成員民主推選，職位在氏族內世襲，也可以隨時撤換；三是氏族酋長和軍事首領權力有限。氏族酋長和軍事首領的權力正像恩格斯論述的“氏族酋長在氏族內部的權力，是父親般的、純粹道德性質的；他手里沒有強制的手段，軍事首領僅僅在出征時才能發布命令。”（《馬克思選集》第82頁）。　　　　

按照恩格斯的論述，原始氏族民主制，不論其形式還是內容都是一種“十分單純質樸”又“多么美妙”的制度（同上，第92頁），這種質樸和美妙主要表現在：　　　　

A、沒有私有制和剝削，社會成員在經濟上過著大致同等的生活，不存在貧富的對立。“家庭經濟都是若干個家庭按照共產制共同管理的，土地乃是全部落的財產，僅有小小的園圃歸家庭經濟暫時使用”，“不會有貧富困苦的人，因為共產制的家庭經濟和氏族都知道它們對于老年人、病人和戰爭殘廢者所負的義務”。（同上，第93頁）　　　　

B、沒有階級和階級壓迫，社會成員在政治上平等，不存在統治和被統治。“大家都是平等的、自由的，包括婦女在內。他們還不曾有奴隸；奴役異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沒有的。”（同上，第93頁）　　　　

C、沒有國家和法的強制權力。在這里“沒有軍隊憲兵和警察，沒有貴族、國王、總督、地方官和法官，沒有訴訟，而一切都是有條有理的，一切爭端和糾紛都由當事人的主體即氏族或部落來解決，或者由各個氏族相互解決”； “一切問題，都由當事人自己解決，在大多數情況下，歷來的習俗就把一切調整好了。”（同上，第92-93頁）　　　　

這三個方面，相對于階級社會的本質特征和弊端來說，確實質樸而美妙。美妙由于質樸，質樸顯得美妙。但是，不要以為恩格斯對于這種制度只是贊嘆，他同時還告訴我們：“氏族制度的偉大，但同時也是它的局限性，就在于這里沒有統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同上，第154-155頁），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產品有了剩余，有了壓迫和奴役的前提，“這種組織是注定要滅亡的。”（同上，第93頁）因此，闡述人類最初的氏族民主制，我送出的決不盡是玫瑰，而只不過是試圖肯定這種制度在人類歷史上的性質和地位罷了。　　　　

（2）古希臘民主直接而廣泛。　　　　

古希臘雅典的國體是奴隸主專政。雅典的人民只是年滿20歲以上的男性公民且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奴隸主和自由民，成年的婦女、男性的奴隸和外幫人都不是公民。雅典一共有多少公民呢？據估算，在不同時期，公民的數量介于3萬至6萬之間。那么，同期雅典的總人口是多少呢？估計在30萬至50萬之間。……不管確切的數字是多少？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公民人數在整個人口里面的比例……大概只有十分之一左右。因此，雅典的民主僅僅是極少數“公民”享有的民主，是排斥絕大多數人的民主；雅典民主政治所謂多數人的統治，實際上是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極少數人的統治。”（王紹光《民主四講》第4頁）　　　　

雅典的政體非常復雜，主要有三個機構。　　　　

一是公民大會。公民大會是雅典政體中最重要的機構，它有幾個重要特點。第一，全體公民都能參加大會；第二，對雅典公私生活的任何問題都可表決；第三，公民大會召開頻繁，每年至少要召開40次大會，每次要開5個小時；第四，必須達到法定最低人數才能開會，至少要有6000人來開會，這個會才是合法的，并且，所有合法的公民均有權在大會上發言，闡明自己的主張，并參與辯論和表決。（王紹光《民主四講》第4頁）　　　　

二是五百人議事會。它是雅典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五百人議事會最重要的職能是安排公民大會所有的議程，包括起草議案、預先審查提交公民大會的議案、召集并主持公民大會。五百人議事會成員，通過抽簽從雅典當時十個部落中產生。議事會成員任期一年，不得連任。議事會內部以部落為單位設制10組五十人團，輪流執掌雅典政務。　　　　

三是民眾法庭。其體制特征是一切由人民的多數說了算。如果有人被指控犯法，就要由200多位公民組成的民眾法庭來進行審判。他們既是陪審員，也是審判員，并且根據多數票來斷案。　　　　

2、相對于“中世紀的黑暗”，西方民主是偉大的進步。　　　　

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經歷了漫長的中世紀黑暗。在中國，是漫長的君主制。“朕即國家”，皇帝為國家元首，通常獨掌國家最高權力，卻不負實際責任；而權力并非派生，所謂“君權神授”、國民無權過問和監督；皇位世襲且幾乎全是皇位終身制；在西方，則有君主制、貴族制、共和制。君主制已見前述。貴族制則是參與政權的管理，居于統治地位的是整個統治階級中的貴族；處于權力中心的是貴族中的少數世族顯貴，中小貴族往往被排除在這個中心之外；執掌權力的貴族代表通常經貴族成員選舉產生。共和制則是國家元首和權力機關經選舉產生，實行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負責制，在法制上被定義為“公民”的人有選舉權，但這樣的公民在成年公民中所占比例極少。中世紀的君主制、貴族制、共和制，盡管國家治理形式不同，權力來源不同，但毫無例外地專制、獨裁。因此，西方現代民主相對于中世紀的專制、獨裁的統治方式，不論是在形式上，還是在實際上都是一個偉大的進步。西方現代民主不僅具有歷史合理性，也有相當的現實合理性，即民主的有限真實性。　　　　

3、相對于社會主義民主，西方民主虛偽和有限。　　　　

社會主義民主是有階級社會以來，最全面、最廣泛、最真實的民主。雖然它在實行過程中產生過這樣那樣的問題。不幸的是，當今世界，社會主義民主不僅被嚴重妖魔化了，而且隨著社會主義的全面退卻而全面退卻了。我們必須祛魅、正名、實行，重振社會主義民主雄風。后面，我們將簡論社會主義民主。　　　　

（四）西方民主已成為地道的“金主”。　　　　

西方現代民主既有它歷史的合理性，也有它相當的現實性，即民主的有限真實性。西方民主有“三大支柱”：第一，以議會制取代君主制，取消貴族特權，議會成為資產階級爭取民主和實行專政的權力中心；第二，以選舉制代替世襲制，打破了宗法制、家長制和貴族世襲的傳統公共權力和公共事務的管理，通過選舉途徑進行；第三，以任期制否定終身制。西方現代民主，推翻了封建貴族特權制度，在形式上保障公民的民主權利，并且實際上享有選舉權、居住權、人身自由權、游行示威權等人民民主權利，確實是階級社會里民主發展的最高階段。但是它的歷史合理性和現實合理性，也就到此為止。它用“自由民主”、“憲政民主”維持了資產階段的統治地位。它用選舉代替民主，維持了資產階段精英貴族，對國家權力的控掉；它讓“選主”變成“金主”，維持了資產階段精英、貴族統治的世襲和終身地位。民主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專制”。“錢能說話”，以美國為例，“從1860年-2004年間144年，平均每次選舉的花費比上一屆選舉增長45.5%，到2004年競選花費已高達7億多美元。”“在2006年的國會選舉中，當選的參議員平均花費964萬美元；即使是那些沒有選上的倒霉蛋，每人也平均花費了741萬元。在參加角逐者中，大量是已經在位國會議員競選連任，些人平均競選花銷比其他人多得多，他們再次當選的機會也比其他候選人高得多。在2006年國會選舉中，有30位參議員競選連任，23人成功連任，成功率77%；同時有407位眾議員尋求連任，383人成功，成功率高達94%。美國國會議員是沒有任期限制的，只要競選成功，可以永遠賴在國會不走，于是國會里總有大量的老面孔。不僅如此，美國國會雖然不允許世襲，但父傳子的現象相當普遍。　　　　

由此可見，治理美國的是群與普通美國人完全不一樣的特殊群體，一個非常有錢的群體。難怪尼克松總統的顧問凱芬·菲利普斯把美國的政體稱為“富豪制”。在他看來，在美國“金錢與政府已完全融為一體了。”（王紹光《民主四講》）。　　　　

在“自由、民主”、“憲政民主”的旗幟下，經濟民主、社會民主成了西方現代民主的禁臠。它以自由的名義，使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表面上看，人民財產不論貧富多少平等保護，但在一個財產大都集中在一個大資產階級手中的社會實際保護的是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因此，西方現代民主所宣布的法律上的平等權利，正如列寧所說，僅僅是“保護一切私有財產，不問其來歷怎樣。”（《列寧選集》第四卷第52頁）是名副其私有財產的平等權利，西方現代自由“只是擁有財產的人的自由。”（同上，第52頁）。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