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中國經濟主要矛盾
——仍然保留的公有制經濟與官僚資本的矛盾
在二○○四年三月出版的《中國經濟矛盾論》[①]中,我將中國現實經濟主要矛盾規定為“公有制經濟與官僚資本的矛盾”。該書寫作是二○○三年,當時大批國有企業還存在,公有制經濟仍有其承載。時過七年,現今國有企業的數量已大為減少,特別是在“競爭性行業”的中小國有企業基本已經消失。與之相對應,官僚資本已從隱性變成顯性,不少論著,以至報刊都在談“權力資本”、“權貴資本”,但仍忌用“官僚資本”。不過,其所指的內容,就是官僚資本,大概“官”字太敏感,不便明說。而理論研究的特點就在于“明”在于“確”,明內涵確外延,不明說就不能說明內涵,不說明內涵也就不能確定外延,理論目的不能實現?!皺嗔Α笔菣嗬畽嗄艿淖饔?,任何權利都在作用時表現為權力,“權力資本”是指的哪種權力的資本?私人資本的所有權也表現為一種權力,如果“權力資本”指的是資本的權力,大概沒有什么意義。“權貴資本”比“權力資本”明確了些,但仍未指明主體,現今的私人資本家因其資本所有權顯然屬于“權貴”者,但不能將私人資本歸入“權貴資本”,或者說“權貴資本”就是私人資本。用語的不確勢必導致含義不準,因此我仍用“官僚資本”這個概念。
官僚資本在現實中的復現,是不爭的事實,“權力資本”、“權貴資本”的提法所指也是這個事實。官僚資本在現實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其作為主要經濟矛盾中的一方,從理論上說并不成問題。成問題的倒是在前三十年作為主要經濟制度的公有制經濟是否還成之為主要經濟矛盾的主要方面?一些讀者朋友認為現在公有制經濟在中國已經不占主要地位,而且日益衰落,因此不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方面應是官僚資本,公有制經濟至多只是主要矛盾中的次要方面,甚至有人認為公有制經濟連主要矛盾次要方面的地位也已失去。
這個問題關系如何規定現實中國經濟矛盾的性質,也是中國勞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主題的核心問題?! ?/p>
公有制經濟包括國有企業和集體經濟單位、合作制經濟體及其資產,還包括全民(國家)所有的土地及其上的一切自然資源。這里有一點需要明確,就是農村的集體經濟依然存在著,只不過比以前有所變化,即由集體生產變成“聯產承包”,農民的勞動力所有權已歸其個人,但土地這個主要生產資料依然保持“集體所有”,即集體擁有土地占有權,而將使用權承包給農民個體生產。同時還要注意,依然有少量農村保持著集體所有制,特別是工副業的集體所有制,還有新出現的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這些都屬于公有制的范疇?! ?/p>
國有企業從數量上說,是大大減少了,但中央、省、市,以至區縣,都還保留著一部分國有企業,而且在資本量、規模、技術、管理各方面都有一定優勢,特別是中央企業,經過兼并、重組,資本大量集中,甚至成為關系國計民生的壟斷企業。包括由國有資本控股的企業,其基本性質依然是公有制經濟?! ?/p>
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合作企業加上全民(國家)所有的土地及其中的自然資源,歸總起來,在經濟實力上公有制經濟依然是現實中國經濟中的大部分,占有優勢地位。這是當前公有制經濟的“硬件”?! ?/p>
更應強調的是公有制經濟的“軟件”:憲法仍將中國社會制度性質規定為社會主義,并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雖然有人對此提出質疑,但不能否認這些原則性因素在中國經濟中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如果將其貫徹落實于公有制經濟的“硬件”,不僅能保證公有制經濟在中國經濟中的主干地位和主導作用,而且能促進公有制經濟健康地發展。
現實的官僚資本是對公有制經濟的異化,是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初級公有制經濟主要矛盾演化的結果。官僚資本的出現及其擴張,使之成為與公有制經濟對立并不斷吞蝕公有制經濟的勢力,雖然它并不直接體現于工商行政管理、稅務和統計等官方機構的名冊上,但卻以各種形式存在并作用于中國經濟。官僚資本與公有制經濟的矛盾,是現實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雖然官僚資本還處于次要矛盾方面,但它與外國大資本財團相勾結,對公制經濟的吞蝕及對私有資本的壓抑,阻礙了對小農經濟的改造和工業化進程,是現實中國經濟矛盾的負面因素。進而,官僚資本又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障礙,它因行政集權體制而生而長,又為固守并強化行政集權體制提供了經濟基礎。現實中國政治、經濟的諸多問題,都源自官僚資本。
當前中國思想界有人試圖將現實經濟中的某個矛盾作為主要經濟矛盾,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或勞動人民)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公有制經濟與私有資本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等。但仔細分析,我們發現這些矛盾雖然都很嚴重,但尚不能成為現實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對此,我們在下一節詳細論說。至于將供給(生產)與要求(消費)的矛盾作為主要矛盾的說法,更不能成立,這對矛盾是所有人類社會經濟中共有的,從矛盾系統論應屬于第一層次,將這個矛盾作為中國現實經濟的主要矛盾,不僅離題太遠,而且有掩飾主要矛盾之嫌?! ?/p>
能夠作為現實中國經濟主要矛盾的,只有公有制經濟與官僚資本的矛盾,這是決定現實中國經濟性質的,也是主導中國經濟矛盾發展方向的矛盾。其他各種矛盾,都是從屬于主要矛盾的次要矛盾。只有抓住公有制經濟與官僚資本這個主要矛盾,才能規定現實中國經濟矛盾的本質,并由此論證中國經濟矛盾系統?! ?/p>
中國初級的公有制是有局限、有缺陷的,而它的主要矛盾未能及時通過改革予以解決,又是導致現實中國經濟主要矛盾的原因,也可以說現實中國經濟主要矛盾正是初級公有制經濟主要矛盾演化的結果。這里的關鍵,就是行政集權體制。行政集權體制既是初級公有制局限和缺陷的根由,又是官僚資本得以產生并擴張的主要條件。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國已經是全盤公有制經濟了,為什么會衰落,并在二三十年的時間就在其中生出了一個與公有制經濟相敵對的官僚資本?只有掌控了行政集權體制才能做到這一點,就像五十年代迅速地將官僚資本、私有資本和小農經濟改造成公有制經濟也只有靠行政集權體制才能完成一樣。
不論在經注關系上有多少變化,但六十年來,唯一不變的,就是行政集權體制,而且日益龐大、加強和嚴密?!癎DP主義”經濟學家整天將“改革”掛在口頭上,但絕不提對行政集權體制的改革,甚至還要以經濟的“改革”來穩定、強固這個體制。行政集權體制是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來經濟矛盾演變的關鍵所在?! ?/p>
如果說在建國之初保留行政集權體制是鞏固政權和實行工業化的必要選擇,那么,八十年代以后對這個體制的強化,則更多地是維護其既得利益者在體制中的地位,而進一步的演化,特別是二十一世紀以后,這種傾向更為明顯。之所以早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就已正式由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所決議的政治體制改制一拖再拖,其“條件不成熟”或主要的阻力,就來自這個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也正是由于強固了這個體制,使其缺陷日益突出,并失去了建國初期的革命精神及體制自身的自律功能,從而也就導致官僚資本的再現及其迅速膨脹。這又使對行政集權體制的改革更加困難。
官僚資本的形成及其與公有制的對立,相當充分地體現了馬克思辯證法中的“異化”關系,異化即由自身的矛盾生出成為與之對立并否定自身的勢力。馬克思以勞動的異化規定了異化勞動概念,以異化勞動概念來規定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馬克思的異化思想來自對黑格爾異化思想的批判繼承。在黑格爾那里異化是絕對精神轉化的形式,其核心和主體都是意識,他的異化概念,基本點是將異化規定為異已化,即從自身生出一種與自身相對立的東西,這種對立又會促成向一個新范疇的轉化,并開始新的異化和對立。這是黑格爾辯證法的重要內容。費爾巴哈則運用異化概念,批判基督教,提出“神是人的本質的異化”的命題,這是馬克思進一步從人的存在規定人的本質的邏輯前提。與黑格爾不同的是,馬克思的異化思想不是以意識為核心和主體,而是以現實的人的本質活動,即勞動為核心和主體的。馬克思是在對勞動過程及其結果的分析中,發現勞動在特定歷史階段的異化現象。所謂勞動異化,即勞動者以勞動將自己對象化于物,創造出物質財富,但由于私有制,這個勞動的創造物并不屬于勞動者所有,而是被非勞動者占有,并成為進一步控制勞動者勞動的手段。在對異化勞動的規定中,馬克思的辯證法得到具體表現,他寫道:
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勞動的產品就是固定在某個對象中、物化為對象的勞動,這就是勞動的對象化。勞動的實現就是勞動的對象化。在被國民經濟學作為前提的那種狀態下,勞動的這種實現表現為工人的失去現實性,對象化表現為對象的喪失和被對象奴役,占有表現為異化、外化。[②]
馬克思的異化思想及其對異化勞動的規定,為我們認識和規定官僚資本及其與公有制經濟的關系提供了方法的啟迪。
官僚資本是公有制經濟的異化。國家機構對公有制全部經濟權利的掌控,是行政集權體制在經濟關系中的集中體現,它在短期內是有助于集合人力財力進行工業化的,但不受作為所有權主體的勞動者控制、監督的國家機構,在其自律機制弱化的時候,就會滋生“長官意志”、以權謀私等各種侵害公有制經濟的現象。這種情況在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就已屢屢發生。毛澤東曾試圖以“群眾運動”來制約國家機構負責人及工作人員的行為,但由于“群眾運動”的局限性,不能以民主法制改造行政集權體制,未能切實規定勞動者的所有權及其行使所有權的機制,因此不能根除“長官意志”和以權謀私。
而結束“群眾運動”并徹底取消了“群眾運動”之后,行政集權體制就在不受任何監督的條件下自行擴張,不受所有權主體約束而掌控全部經濟權利的國家機構中,某些負責人不僅可以憑自己的“長官意志”決策,甚至會推行對公有制經濟的“私有化”,而且可以以各種方式利用體制漏洞和決策失誤,侵吞公有資產、資源謀取其個人及家族親朋的私利。這種情況不能得到有效制止和糾正,就逐步從公有制經濟中滋生、擴展出官僚資本。
歸總起來,官僚資本表現為兩大類,一是個體或家族官僚資本,二是集團官僚資本。下面先分析個體或家族官僚資本的形成方式:
其一,是從兩千多年制權官僚制傳統而來的方式,也是基本方式,就是利用職權貪污受賄。由于中國經濟的復雜與多層次,行政集權體制對經濟生活各個層次環節的集權,使幾乎所有的由黨政機構控制的權利都有可能成為經濟活動的關卡,在這些機構中任職的人員,也就有可能利用職務之便,來貪污或收受賄賂。近二十余年查處的經濟犯罪案件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是屬于這一類的。近些年,跑官買官現象的日益擴大,使主管任命權的黨的負責人,也有機會獲取巨額賄賂,貪污受賄者把得到的錢物作為資本,就形成官僚資本。但總的來說,貪污和受賄是要受到一定限制的,風險也大,雖然面廣,但其個體積累的貨幣量不可能太大,而且有些貨幣還用于揮霍,或由子女以出國留學等名義帶到國外。因此,貪污受賄作為腐敗的基本方式,所能直接形成官僚資本的并不多,形成了資本額也不大。但它卻是以下各種方式的基礎,也是必要條件?! ?/p>
其二,利用所謂“二元體制”及對經濟的統制,倒賣批文和倒賣商品來牟取暴利,進而形成官僚資本。這是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就出現,到八十年代末達到高潮,并一直延續至今的一種方式。人民群眾稱之為“官倒”?!岸w制”即在國內對一部分商品和生產資料實行市場價格,而另一部分(甚至同一品種)商品和生產資料仍保持計劃價格,二者差別往往數倍。這種政策的出臺,是否另有深意,不得而知,但它引發了全國范圍的“官倒”卻是事實?!肮俚埂钡幕臼址?,就是利用職權,買得或只是取得購買計劃價格的商品或生產資料的特權,再將之以市場價格賣出去,轉手(甚至“轉口”)間,巨額“利潤”就滾進自己錢柜。更為順便的,則是利用經濟統制的關卡,倒賣各種批文,這是無本萬利的買賣,其收益相當可觀。但由于批文主要出自高層,因此能以倒賣批文而獲利者,為數不多。在一定程度上講,“官倒”應屬貪污受賄范疇,但也有一些特點?!肮俚埂钡脕淼呢泿?,如果轉化為資本,就是官僚資本。這可以說是新生官僚資本的“第一桶金”,下面的各種方式,都是由此而衍生的。
其三,在特權保護下的走私。走私,即以各種方式逃避關稅,從國外進口或向國外出口貨物,由此牟取暴利。但凡走私的貨物,或緊缺,或國家明令禁止,其國內外差價非常大,若經合法外貿,關稅額相當高,故走私者逃避海關,鋌而走險。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的走私現象就已相當普遍,其中有一部分屬“民營”,而真正猖獗,并獲取巨額利潤者,還在于掌控“領導權”者及海關負責人的參與。而所有走私的“民營企業家”,無一不與海關及地方政府中的權勢者勾結。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個別掌控“領導權”者及其子女,地方官員和海關工作人員,眼見走私利潤之豐肥,也紛紛“下?!?,由此開創了走私經濟的第一階段。這是由特權保護下的走私,甚至動用軍警來保駕護航。九十年代末廈門的賴昌星走私集團,竟然在幾年內走私貨值五百多億元人民幣(只是查知的數量),而賴不過某官僚集團的“馬前卒”。此案以賴受意外逃,并由特權將其留在國外(加拿大)而不得結案,真正的“老板”至今不知所云。賴案只是偶爾敗露,更多的走私集團則在特權保護下,逍遙法外,甚至以“民營”、“外資”名義注冊公司,或者干脆連人帶錢都變成外國的。走私是官僚資本得以形成的重要方式之一,其資本量很難估計,但起碼占官僚資本總額的十分之一?! ?/p>
其四,操縱銀行貸款。在初級國有經濟中,銀行處于相當重要的地位,它既是政府的“出納”,又是國有資金流轉的中心。而它的存貸業務,則為國有企業的發展提供必要的流動資金。八十年代以后,私有經濟得以復興,銀行的貸款成了相當一批白手起家“民營企業”資本的主要來源。因此可以說,銀行的錢貸給誰不貸給誰,是決定這些“民營企業”命運的關鍵。在這種條件下,個別掌控“領導權”者和銀行中的負責人,就操縱貸款這根杠桿,來謀取“回扣”,或“拿干股”,甚至成了“民營企業”的真正老板。更為嚴重的是,他們還操縱貸款,從事炒股、炒期貨、炒房地產,用銀行的資金進行投機,大發橫財。其中相當一部分貨幣就轉變為官僚資本?! ?/p>
其五,控制股票、期貨等證券市場。股票、期貨等金融市場是八十年代末開始出現的,對于這些“新事物”,少數“領導者”或行業負責人,利用決策和機構之便,從出臺政策到坐莊,到發布各種“消息”,大獲其利。以股票來“圈錢”,幫助國有企業“解困”,是某些經濟學家為實行股票市場所發的高論。但在他們的設計中,就故意留下了許多空隙。而出臺的“不規范”的證券市場政策,恰為個別掌控“領導權”者及其子女與幫派中人提供了大好時機,某經濟學家也指派其子女投身股市。這些人在短短幾年時間內,或以從銀行貸來的資金或挪用公款作本錢,充分地利用其權勢,在股票,乃至期貨、國債“市場”掀起一次又一次風潮,制造了一場又一場“黑幕”,將被其吹鼓手捧成“改革前沿和試驗場”的證券市場,變成了由他們控制的賭場與合法的搶劫場。數億、數十億、數百億普通百姓的血汗錢,被他們劫走。證券市場成了官僚資本迅速擴張的重要工具。
其六,利用對國有和集體企業的承包、破產、“股份制”改造的時機,個別掌控“領導權”者與企業經營者相勾結,在承包合同,承包指標上做文章,上下聯手,侵吞公有資財。相當一部分企業,在“野蠻經營”、“竭澤而漁”之后,元氣大傷,既無積累,又無技術更新,產品陳舊,設備破敗不堪,不僅停產,而且負債累累。在這種情況下,又有人提出以個別企業為單位的“破產”良方。這又給以權謀私者可乘之機。在宣布某企業破產后,將債務推給了銀行或其他企業,然后把設備、土地使用權和廠房“零出售”給自己或親信,再撈他一筆!對于那些尚不至于破產,甚至效益好的企業,則以“股份制”名義加以改造,掌握其大部分股權,甚至控股權。這些企業雖名義尚為“公有”,實則已為他們私有?! ?/p>
其七,操縱、壟斷房地產市場。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一個所謂“新經濟增長點”是房地產業。從形式上看,以私人資本投資房地產業,對于改善居住條件,改變城市建設,是有利的。然而,誰個私人有足夠的資金投資呢?或許有,但很少。對這塊肥肉,個別掌控“領導權”者及其子女、親信,早就虎視眈眈,一旦時機成熟,立即使用已駕輕就熟的老辦法:利用權勢,低價批地,從銀行貸款組建公司,再從農村廉價雇農民工;進而通過所掌握的輿論工具造勢;強行低價從農民手中“征地”和城市舊房拆遷,操縱土地使用權的“招、拍、掛”,建房(甚至“樓花”)高價出售,其間巨大差額就成了暴利。利用銀行“優惠”放貸,鼓勵投機,哄抬房價,形成巨額利潤。個別“領導”從中獲取“回扣”、“干股分紅”,成為官僚資本的重要來源。房地產業暴利的另一來源,就是對建筑工人(其中大部分為“農民工”)的殘酷剝削——其剩余價值率往往達百分之一百以上。這從建筑工人每天十幾小時的繁重勞動,及其低得可憐的工資就可以看出來?! ?/p>
其八,是近幾年才興起的“賣項目”。國家的基本建設項目,由過去的計劃指令,變成招標,這在形式上無可非議,但在操作上,卻又成了個別掌控“領導權”者及其子女、親信致富的捷徑。無論公路、鐵路、機場、城區改建,乃至政府、事業單位建房,都成了他們所賣項目。從中收取“回扣”,數額之巨,常令“買項目”者感嘆:比我們承攬此項目所獲利潤高得多!進一步者,則由配偶、子女、親屬名義辦公司,與國企、私企“合作”,幾乎不出資本,就因“拿”項目而分取巨額利潤?! ?/p>
其九,在出賣國有資源中謀取私利。國有資源是公有制經濟的重要內容,它的所有權完全掌控在各級政府,實行“市場經濟”,國有的自然資源也就成了商品,不論國有企業還是私有(包括外資)企業,都要購買才能取得對自然資源的所有權或使用權。礦藏、河流、土地、森林、湖泊、風力、海洋等等,都是現代工業生產必不可少的條件,而這也就給掌控自然資源所有權的政府官員提供了謀取私利的條件。以礦藏為例,不論煤礦、鐵礦、有色金屬礦,其采礦權和探礦權都需要政府批準,有償使用,但不同地區、不同礦藏、不同儲量、不同品位等多種因素使之不可能像生產品那樣定價,有很大的空間和彈性留給買者與政府討價還價。個別政府機構就利用這一點,低價賣出,私拿回扣,甚至有人與買者勾結,成為其“股東”,干拿紅利。這在山西、內蒙等煤礦資源的出賣中表現得相當突出。其他自然資源的出賣也都有這種現象存在,而官員以公共權力謀取的財產,有一部分就轉化為官僚資本。
其十,與外國壟斷資本財團或港臺資本家相勾結,充當其代理人,在引進外資、對外貿易、出賣資源、勞工政策,以至稅收、金融政策等各個方面,給外國壟斷資本財團或港臺資本家提供多種方便,小則收取“傭金”或回扣,大則由外國資本財團將為之服務的官員子女辦成外國籍,將其所得“傭金”存入外國銀行或開辦“外資”公司,再回國投資,享受其老子所給予的各種“優惠”。不妨由中央紀檢委、安全部和檢察院做一個登記,看看我們的高官還有多少子孫是中國人,而那些子孫都已變成外國人的官員,除極個別確因子孫學業優異者能自己加入外國籍之外,絕大多數都是與外國壟斷資本財團有各種形式的勾結。而這類以“外資”名義在中國開辦的企業或做的買賣,又都會得到更多的便利。這可以說是典型的、充分的官僚資本。
其十一,利用手中掌控的公共權利,培植黑惡和家族勢力,獨霸地方經濟。重慶“打黑”,暴露出中國某些地方官員與黑惡勢力勾結,甚至是黑社會組織者、領導者的問題,文強其人作為公安、司法官員本應是掃黑打黑者,卻成了黑惡勢力的核心人物。讓人不寒而慄!近十幾年來黑惡勢力猖獗,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有官在支持。黑惡勢力又都有企業作為經濟基礎,官員利用其掌控的公共權利,為之保護,并將公共設施建設等由其壟斷。與之相應的是家族經濟,官員命其親屬開辦公司,建筑、房產等行業都有這類公司,再利用權力,將城建、道路等項目發包給這些公司,壟斷經營。此類家族企業,從省到市到縣,均有存在,廣東中山市市長的家族企業竟有二十多億元資產!可見其一斑。這類企業,當屬官僚資本無疑。
以上十一種方式,是從報刊所公布的紀檢、執法、司法機構公開處理的案件(這類案件逐年在增長)中概括出來,雖然只是冰山一角,但也可以顯示官僚資本之端倪。關于官僚資本的資金、利潤等數據,幾乎是永遠不可能統計的,但它的來源,又主要是公有制經濟中勞動者創造的公共價值。與某些貪官只知享樂,揮霍不同,官僚資本雖然在來源上與之是一樣的,但其擁有者更為“開明”,具有長遠的“市場經濟”意識,他們要將非法占有的財產資本化,以此來強固權位,獲取更大利潤,并使子孫萬代都成為人上人。他們的手法也更高明,利用權勢將這些“黑道”非法收入,大部都洗得干凈,并以合法形式出現。而且,繼續在權勢的保護下,獲取超額利潤,并不斷尋找、制造新的增長點。
總之,個體官僚資本作為一股新的政治、經濟勢力,已經從初級公有制機體中再生,這是一種異化。它的出現和膨脹,就像癌一樣,速度之快,二十余年時間遠超過西方國家私人資本二三百年的成就。猶如癌細胞作為正常細胞的異化物,官僚資本仍在努力擴張,由此成為公有制經濟的對立面。除了這種個體或家族的官僚資本,還有一種集團的官僚資本,這在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統治時期都曾有過。當時的中國,官僚資本是統治勢力,其存在形式就是官辦私有和私有官辦,而且官辦私有是主要形式。官辦私有,即以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名義投入資本所辦企業,它的資金來自財政,即以政治權力剝奪的全國或一地區內勞動者的剩余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它的品牌和信譽,來自政府;它的經營是壟斷性的,是以政治權力排斥競爭的,并以政治權力保護它的運營;它的內部經濟關系是按行政集權方式建立的,雖然也招收職工,但不是購買其勞動力使用權,因而職工也沒有勞動力所有權及由此派生的組織工會爭取利益的權利;它的所有權牢牢控制在某一官僚集團手中,它的經營權及人事任免,完全由該官僚集團決定;它的收益權完全歸該官僚集團,所獲利潤,完全由該集團按其需要使用。蔣介石集團,就是典型的官僚資本集團,該集團的官僚資本,是以其掌控的政治權力為根據的,同時也是其鞏固政治權力的經濟基礎。在集團官僚資本的總體勢力之下,個體官僚資本以私有官辦的形式出現,是官僚個人私利的體現?! ?/p>
現實中國雖然個體官僚資本已很普遍,但由于中國共產黨的性質、社會主義理論、憲法和黨紀等各方面的原因,特別是黨內的健康力量、廣大民眾的覺悟和抵制,目前官僚資本還主要以個體形式存在,但集團化的趨勢已經呈現,如對某行業、某地區的國有企業的集團性控制,雖然是隱性的,但其對公有制經濟乃至全部國民經濟的危害是巨大的。更為重要的是,這些隱性的官僚資本集團,具有明顯的政治目的,它利用所掌控的資財,不僅操縱經濟,還要強固其集團的政治勢力。如果任其做大,后果不堪設想?! ?/p>
歷史上的官僚資本是先集團后個體,現實中正相反,先個體而后集團。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從洋務派開始的集團官僚資本,都是掌握局部或中央政權的,而當時的小農經濟和廣大民眾都不能制約官僚資本的形成與擴張,因此他們可以以“官辦”、“國辦”的名義形成集團官僚資本,進而又形成個體官僚資本。現在的中國與歷史上中國質的區別在于,基本社會制度仍是社會主義的,法律和共產黨的紀律都明確規定官僚資本是非法的,是要制止和取締的。雖然法律和紀律的執行中會出現漏洞,從而給官僚資本的形成以可乘之機,但并沒有改變官僚資本的非法性。而作為官僚資本侵吞對象的公有制經濟,雖說其自身的矛盾與缺陷并未解決和克服,但它畢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是全體中國勞動者利益的集合,從總體上仍是制約官僚資本的主要經濟力量。經過六十年社會主義教育的中國勞動者,也從各個方面、層次抵制官僚資本。還有一個必須充分重視的因素,就是以馬克思《共產黨宣言》來命名的中國共產黨,其本質依然是共產黨,是工人和勞動群眾“消滅私有制”的先鋒隊,廣大黨員和干部都是維護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的主體,他們和勞動群眾一起,抵制官僚資本,反對腐敗,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健康力量。
綜合以上因素,我們認為,公有制經濟雖因自身矛盾導致官僚資本的產生和擴張,并因而衰落,但它并未被消滅,而且頑強地存在并發展。至今龐大的中國經濟仍然是公有制經濟在支撐著,特別是保留下來的國有企業作為中國經濟的主干,在廣大仍堅持共產黨信念的領導干部和經營者的努力下,在工人和技術人員的艱苦勞作中,與官僚資本勢力展開了各種形式的斗爭,為中國保住了生命線。國有企業不僅低御了強大的金融風暴的沖擊,而且頑強地堅持并發展。公有制經濟與官僚資本的矛盾,歸根結底是全體中國勞動者與行政集權體制中殘存的舊統治勢力的矛盾,是進步與保守的矛盾。近期顯現的“國進民退”傾向,受到“私有化”論者的拼命詆毀,卻是中國經濟矛盾演化的體現。公有制經濟仍然是現實中國經濟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但絕不能低估官僚資本的勢力,它利用行政集權體制的缺陷,利用壟斷資本財團對世界經濟的控制,仍然在生長著、擴張著。如何改革、發展公有制經濟,抑制乃至消滅官僚資本,是中國經濟矛盾依循勞動社會主義的本質和原則,在實現勞動者社會主體地位,提高勞動者素質技能的過程中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否則,任由官僚資本擴張,并上升為主要矛盾方面,那么中國經濟勢必倒退六十年,甚至一百年,成為外國壟斷資本財團的附庸?!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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