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條道路斗爭始終是我國現代化進程的矛盾焦點　 　

雪文　　

一、重新思考我國現代化的主要任務　　

重新思考我國現代化發展，實際上是這樣幾個問題：　　

1、經濟的現代化，包括社會生產方式的現代化、經濟產業結構的現代化，總體上是社會生產力的現代化。本質上是由傳統小農經濟主導的經濟結構向現代工業經濟主導的經濟結構轉變的問題，也即是人們常說的工業化問題。工業化可以有不同的發展道路，或是資本主義的形式，或是社會主義的形式，二者必居其一。其中的根本區別是生產關系的不同，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和與之相配套的運行體制。　　

2、社會的現代化，包括社會結構的現代化、生活方式的現代化等。本質上是由以農民占主體的傳統農業社會向以非農業勞動者或城鎮居民為主體的現代城市、城鎮社會轉型的問題。這種社會結構的根本變革的一個主要標志，是農民的城市化、城鎮化轉移。當然這不是全部，還有農村的現代化社區建設。所以，我國社會的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傳統農村社會結構的轉型，表現為農村人口的城市化轉移一批。城鎮化集聚一批和新農村建設提升一批。農村社會結構轉型的不同結果取決于工業化發展道路的不同，是不同的經濟生產關系決定著一般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　　

我國著名的發展經濟學　家張培剛　教授曾指出：一個農業國家或地區，只有農業生產總值的比重降到30—20%以下，同時農業勞動者的比重也降到30—20%以下，這個國家才算實現了工業化，成為工業化了的國家，而且，這兩個條件缺一不可。　張培剛　教授提出的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兩個條件，實際上一個是經濟結構的現代化，一個是社會結構的現代化。這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現代化的主體內容。很顯然，按照這兩個條件，第一個在我國早已實現，而第二個則至今不能解決。　　

除了這兩個基本任務之外，現代化還應該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的任務：　　

3、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具有更鮮明的階級性。不同的民主形式和法治制度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憑借國家機器的強制力維護有利于自己階級利益的工具。超階級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普世價值”不過是麻痹人民的騙局。社會主義的工業化、現代化必然有與之配套的無產階級的民主和法治制度；資本主義的工業化、現代化必然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和法治制度。不論那種形式，沒有成熟的民主法治制度，工業化、現代化進程就不能算完成。　　

4、精神文化形態的現代化。生產力的發展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必然導致人們思想觀念和文化形態的變化。人類追求自由的本性在社會生產力低下的條件下所受到的約束被逐漸釋放出來，精神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但是，這種精神文化形態的現代化，同樣會由于不同的工業化道路而產生裂變，就其核心價值觀來看，一種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叢林法則基礎上，以極端自私自利為核心的弱肉強食，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價值觀及其文化體系；一種是建立在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以大公無私、集體主義為核心的共產主義價值觀及其文化體系。沒有成熟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精神文化形態，同樣不能算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最后完成。　　

二、我國現代化進程現階段的主要特點　　

現階段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在經歷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反復試驗之后，又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的轉折期。從整體上考察，現階段的經濟社會可以概括出以下幾個特征：　　

1、經濟的現代化進程已經基本接近完成。就社會生產力水平和產能來看，已經基本達到發達工業國的水平；雖然農業的生產方式仍然落后，但已經不是生產力水平的問題，而是生產關系和體制的問題，是路線和道路的問題了。從經濟基礎上看，私有化的經濟基礎已經占主導地位，體制和相關政策體系已經基本調整到與資本主義經濟擴張相適應的程度。　　

2、社會結構的現代化嚴重滯后。社會結構現代化轉型陷入資本主義的發展陷阱，是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不可能消化和解決農民問題的集中表現。社會結構轉型的任務只完成35-40%左右。這個判斷可以參照城市化率，官方公布的最新數據是49.68%，但實際上真正轉化為城市居民的不到40%。按照西方的觀點，有人估計城市化率已經達到60%以上。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大的差距呢，是因為兩種不同的城市化道路，有兩個完全不同的標準。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城市化是農民由集體經濟的主人轉化為社會主義的城市居民，由集體所有制轉變到全民所有制；而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是農民轉化為雇傭勞動者，主人翁地位完全喪失。現在官方的統計，是把進城打工的農民都統計在城鎮居民中，而大批農民工卻處于城鄉兩棲狀態，人為地提高了城市化率，卻掩蓋了社會結構轉型滯后的矛盾。另一方面，大量傳統農村地區的衰落和空殼化得不到改造，已經實現農村社區現代化改造的比重很低，說明社會結構的轉型是我國工業化、現代化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我國能否真正實現現代化的一個難以跨越的坎兒。　　

3、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化進程處于兩難境地。是要人民大眾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還是要資產階級少數人的民主和法治，已經到了難以調和的階段。向左轉，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已經坐大，不取得政權誓死不休，國際上帝國主義勢力也不答應；向右轉，社會兩極分化已經形成，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廣大人民群眾逐步覺醒，毛澤東熱持續升溫，強行右轉會造成共產黨的政治優勢和執政的合法性徹底喪失，社會將處于混亂和分裂狀態。　　

4、精神文化領域已經陷入無主流意識的混論狀態。在意識形態領域，照搬來的西方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經濟和社會學說已經喪失欺騙性，剩下的是赤裸裸的漢奸思維和洋奴意識，根本無法收拾民心；再搬出幾千年封建文化的代表孔子，以國學的面目出現，重塑國民的價值觀，無異于飲鴆止渴，暴露出一些執政者精神文化層面的蒼白；而現成的國家之精神瑰寶、民族文化之魂魄和共產黨的正統靈魂的毛澤東思想，卻多年來被邊緣化，被“不包括”。在道德層面，拜金主義已經成為主導的社會價值觀。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的：“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圣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在文學藝術領域，假、丑、惡取代真、善、美，庸俗化的低級趣味充斥媒體和整個社會。但是，掌握權力的上層卻六神無主，猶豫不決；主流媒體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廣大群眾和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回歸毛澤東，卻被不斷打壓。只一個孔子像在天安門廣場邊緣的偷偷的來，又悄悄的走，不過百日，可以看出是何等的進退無據。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何在？　　

三、我國現代化兩條道路之間的轉換　　

縱觀我國的近現代史，主題就是如何實現工業化、現代化。到底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始終是一切矛盾的焦點。　　

1、從辛亥革命到新中國成立，是我國現代化進程的資本主義嘗試的失敗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或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準備期）。這一時期，真正意義的現代化進程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但是，這一時期的一切革命斗爭，都是我國現代化進程真正起步的必不可少的政治準備。　　

2、新中國50年代的10年，是向社會主義過渡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成的時期。這一時期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進程，并以人民公社60條為標志，完成了國家的兩種公有制基本經濟制度的建立和計劃管理體制的發展模式。　　

3、新中國的60-70年代的20年，是社會主義工業化進程飛速發展的20年。20多年的時間基本建成了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并且在國防和重大科技領域躋身于世界前列。農業也已經擺脫了傳統小農經的落后狀態，靠組織起來的集體經濟進行了大量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農業的生產條件得到了根本改善。但是，這一時期的問題在于，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尚未達到以工補農的發展階段，還不能大面積地惠及廣大農村，而農村的公社工業化還處于初期階段，還不能承擔起大量增加農民收入和大批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責任。這種發展階段的客觀條件的限制加上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管理體制，挫傷了部分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為后來的農村體制的蛻變埋下了伏筆。　　

4、新中國的80年代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繼續推進的時期，又是社會主義體制向資本主義逆轉的調整期。有兩件大事對后來的經濟社會發展造成深遠影響。一件大事是工業化進程加速推進，最大的亮點是農村鄉鎮企業即農村工業化異軍突起。其正面意義是農村現代化的真正起步，農民收入增長，農業勞動力加快產業轉移，本質上相當于毛澤東預測到的公社工業化階段。但這種農村產業結構的變革，被解釋成農業實行家庭經營改革的結果，實乃天大的謊言。鄉鎮企業的發展和農村的短期繁榮，反倒為體制上的悄悄的私有化倒退提供了理由。另一件大事是解散人民公社。我國整體上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蛻變，實際上起于解散人民公社。從體制和經濟制度的變遷上看，解散人民公社為社會主義開始被“改革”和資本主義重新萌芽和發展提供了制度和體制上的前提條件。就這兩個事件來說，如果農村工業化進程與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結合在一起，發展的結果必然是社會主義的；如果農村工業化建立在解散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基礎上，則必然是農村資本主義的發展結果。從后來的結果看，整個80年代也是向資本主義轉變的“逆向過渡”的時期。這種逆向過渡首先從農業開始，因為這一環節最容易突破。然后是解散公社，使農村工業化轉入資本主義自由化的軌道。然而，在廣大干部和群眾中，雖然思想在不斷被“解放”，但社會主義信念在當時還是居于主導地位。以北京為例，直到1991年初，市委、市政府還在出臺關于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意見，當然后來就很難落實了，因為90年代的私有化和市場化很快就到來了。　　

5、大規模的私有化和市場化進程是90年代開始的。主要標志是城市國有企業改制，抓大放小，打破鐵飯碗，導致大面積私有化；農村鄉鎮集體企業改制，由企業向集體要產權到企業被變賣私有化；對外開放和招商引資，進一步加快和鞏固了這一進程，使90年代完成了資本主義在經濟上占主導地位的轉變。以后的發展，只是資本的進一步擴張和國際資本的進一步侵入。這一進程現在還沒有最后完結。在農村，是以土地流轉為手段的資本圈地運功還沒有完結；在國有企業，還有一些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大企業如鐵路等還沒有完成私有化。　　

6、上世紀90年代以來以資本主義為主導的現代化進程似乎一路高歌猛進。人們都沉醉在所謂改革的巨大成果中，任何國內的反思都被看成是“異質思維”，是蘇聯模式和“文革遺毒”的影響。但是，不爭氣的是，08年金融風暴的襲來，從外部打破了這種局面。盲目學習、緊跟了30年的美國出問題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陷入了危機。于是，體制內反思改革的呼聲漸高，民間的毛澤東熱持續升溫。與此同時，“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加快政治體制改革“致死方休”，要進行“頂層設計”等等闖關喧囂也越發強烈了。　　

這是因為，30多年的改革開放，都是在披著社會主義的外衣和戴著共產黨的紅帽子進行的，憲法和黨章中仍然宣示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和共產黨的領導，仍然寫著四項基本原則。這至少說明資產階級在政治領域還沒有取得最后的勝利，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憲法仍然是資產階級和漢奸賣國賊的緊箍咒。資產階級愿意將這頂紅帽子長期戴下去嗎？這種局面能夠成為我國現代發展的常態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一切說明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又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轉折期。　　

如果說，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決心向資本主義轉變，那只能是大權在握的極少數人或個別人的事。就當時的絕大多數老一代革命家和廣大干部、干部群眾來說，改革的初衷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是糾正過去“左”的錯誤。問題在于，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毛澤東去世以后，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規律性認識上更是理論上的空白。關于對農村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發展社隊企業的認識、關于對農村工業化及其與國家的城市的工業化的關系的認識、關于人民公社體制和組織形式的功能和作用的認識、關于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的“沒有想到”等等，基本上沒有形成什么成熟的理論。說的好聽一點是“摸石頭過河”，實際上做了群眾運功的尾巴，撈取政治資本而已。但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右派在玩弄整治權術上很聰敏。他們充分利用了共產黨的政治資源優勢，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培育新的資本主義因素，聲東擊西，打“左”燈向右轉，溫水煮青蛙，通過漸進式改革，逐步瓦解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等到資本主義已經坐大，國際大資本已經控制我國的經濟命脈，再改變就很困難了。　　

向什么方向轉折？如何實現新的轉折？能不能實現新的轉折？世界還給中國留下多少機會？是所有的中國人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               （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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