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法治理想的幻滅與紅色英雄的崛起
主講人：張望朝（中共X省委X委員會宣教處長）
看了這個題目，有的朋友可能會提出疑問：儒家不是講人治講德治嗎？怎么會有法治思想呢？法治思想不是法家的東西嗎？我認為，這是一個誤解。儒家的思想中，有法治的理念，法家的思想中，也有人治的理念。比如，孔夫子百般推崇的那個“禮”是什么？是禮節、禮貌嗎？不是，這個“禮”，簡單一點說，就是周朝的法律制度?？追蜃诱f，要“為國以禮”，意思就是依法治國。我們能說孔夫子不講法治嗎？能說儒家的思想中沒有法治的東西嗎？不能。法家重法度，輕德教，但法家主張“法自君出”，君主要獨斷國是，這是不是很有人治的味道，能說法家只講法治而不講人治嗎？
那么，儒家的法治思想有哪些內容？儒家的法治理想又是什么？
一是頑固的復古情結。
孔夫子一生都在推崇周禮，一生都在為恢復周禮而奔波吶喊?！爸鼙O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是什么？表面上看，是一種禮儀，在禮儀中明確人的不同階層、不同身份、不同地位，而實質是一種法律制度，違背了禮儀方面的規定，有時是要掉腦袋的。史有所載，一次，齊魯兩國的國君在一個地方會晤，年輕的孔夫子被魯國國君任命為賓相，就是禮儀的主持。在聯歡會上，齊國演藝界人士表演了一個民俗舞蹈，又演了一出宮庭喜劇，結果怎么樣？因為這些表演違反了周禮，孔夫子命令魯國衛士把演員趕下了臺，然后剁去了他們的手腳。一些儒家弟子對孔夫子的殘暴非但不做任何指責，反而大加贊賞，還說齊國非但沒有因此而與魯國交惡，而且讓出一些地盤給魯國。對于這種外交結果，我們只能估妄信之，就當它是真的。就件事說明了什么？說明孔夫子萬般推崇的“禮”，是一種以暴力為保證的法律制度，絕對不是于丹博士認為的那種溫柔的禮儀、禮節、禮貌一類的東西??！還說明，在“禮”面前，奴隸是多么的卑賤，那幾個被砍了手腳的演藝屆人士，在今天是大腕，在當時是奴隸。由此不難斷定，“禮”在奴隸制向封建制過度的春秋時代，是一種阻礙社會進步的反動的法律制度。有的學者不承認中國有過奴隸社會，理由是奴隸在中國，沒有作為一個階級出現過，甚至沒有作為一個社會勞動者集團出現過，春秋時代是貴族公有制向平民私有制過度的時代。此說也有道理。不管怎么說，孔夫子所要恢復的“禮”，在春秋時代已經注定被歷史所拋棄。
對于孔夫子的復禮思想，我們要一會為二地看。春秋時代一個新舊制度交替的時代，給中國的發展帶來了無限的生機，但也是一個戰亂四起民不聊生的時代，人民需要社會進步，也需要社會安定，孔夫子渴望社會安定有序，當然是對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渴望恢復周禮，渴望社會能像西周初年那樣祥和安定，是有道理的，也是不乏善意的。他老人家甚至渴望中國回到原始社會去，所以對堯舜禹的推崇超過了對周公的推崇。我們共產黨一直用發展的辦法解決發展中的問題，孔夫子則相反，他要用倒退的辦法解決社會問題，由此，儒家學派自始到終對革新，對社會進步持一種排斥的態度，即使不主張倒退，也絕不主張進步。有了這種反動的思想，就有了一個非常不切實際的理想，也可以說是反動的理想：用一種一成不變的法律制度，規范出一個一成不變的人人安守本份的理想社會。研究一下中國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各個朝代的法律制度，從形式到內容，沒有太大的差別。在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戰亂史，任何一朝代，都是在戰亂中出生，又在戰亂中滅亡，同而復始。沒有人想一想，為什么會這樣，沒有人想到要建立一種全新的法律制度，避免這樣的周而復始。一個重要的原因，注意，我說的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而不是唯一的原因，就是儒家法治思想和理想醬住了中國人的靈性。天不變，道亦不變，在中國，變法，哪怕是非實質性的改變一下不合適宜的舊法，也要付出血的代價，付出血的代價也不一定成功，比如大家都知道的戊戌變法。魯迅先生說，在中國，就是改裝一張桌子也要流血，而且就是流了血也不一定能改成。到了國民黨時代，儒家的這種醬缸理念還是遲遲不肯散去，還相當程度地左右著人們的思想。我們說蔣介石先生背叛了中山先生，背叛在哪里？我認為就是法律制度的背叛，中山先生要建立一個民主社會，而蔣先生雖不好意思說反對民主，但觀其一生，他沒做過推進民主的事，只做過反對民主鎮壓民主的事，他的腦子里，儒家的法治理想根深蒂固，他幻想用他的訓政解決中國的問題。他經常講忠孝節義禮儀廉恥，他主政中國期間，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沒有從儒家守舊思想中擺脫出來，政府還是要求國人各守本分，各安天命，說透了，他還是沒有拋棄儒家法治理想，還是想用中國數千年來固有禮法安天下，轄萬民。
這可能嗎？不可能。進入上個世紀的中國，從法律制度上改變自己，從政治本質上改變自己，已經是一個不可阻擋的潮流了。一是國家要獨立。不從法律制度上改變中國，使中國完全走出封建時代，中國就強大不了，中國就沒法獨立?！叭A人與狗不得入內”，類似的規矩大明大擺地寫在中國的大地上，稍有自尊心的中國人都是不能容忍的，都不得不想一想，數年的儒家禮法為什么使中國人與狗劃上了等號，不是說“半部論語”就能安天下嗎？讀了這么多年《論語》的中國人，為什么在自己的天下淪為外國人的狗了呢？中國人沒有尊嚴，首先是因為中國沒有尊嚴，而中國之所以沒有尊嚴，首先是因為中國做不到完全獨立。二是民族要解放。中國人進入二十世紀后，眼界大開，懂得了什么是權利什么是自由，懂得了一個民族要學會自己解放自己，懂得了民族要解放首先要自己打碎自己身上的封建枷鎖，主要是打碎兩千年來一切禮教和反人道的法律制度。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人在近代一直挨外國人的打，主要是因為自己綁著自己跟人家做戰，不挨打可能嗎？中國被打醒了，知道要戰勝別人，先要把綁在自己身上的繩索打開。還想對中國人“為國以禮”？中國人不吃這一套了。三是人民要革命。革命是什么？是對法律制度的改變，是對舊的法治理念、法治理想的革除。有個電影，里面有這樣一個情節，一個地主欺壓農民的時候說，這是自古以來的王法，這時一個共立黨人站出來說，不，這樣的王法要改了。從政治本質上改變王法，就是革命。
二是霸道的德治思想。
儒家主張德主刑輔，以德治國，于是有人認為，儒家比法家要講人道，要溫和。不是這樣的。儒這的“德治”比法家的“法治”更嚴酷，更反人道。為什么樣這樣說呢？大家知道，道德規范不同于法律規范，兩者最本質的區別在于，道德規范不能以國家強制力來維持，只能靠人自覺遵守，而法律規范是要靠國家強制力來維持的，否則就不能稱其為法律。我們認為一個人品行不端，會說他“缺德”，僅此而已，我們能因為他缺德就把他抓起來嗎？或者國家能因為一個人“缺德”就把他抓起來判刑嗎？不能。但是，儒家認為可以這樣做，而且儒家的祖師爺孔夫子自己就這么干過?？鬃釉谧鲷攪笏究?，也就是司法長官的時候殺掉了一個文化名人，叫少正卯，罪名是：“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丑而博，順非而澤?！贝蟾乓馑际?，少正卯這個人，心性通達，但又十分險惡，行為邪惡，而且十分固執，總說假話，還特別愛狡辯，專門記錄一些丑惡的事情，對邪惡順從，還把邪惡說成美好。聽著是不是有點云山霧罩的？這些道德的評價怎么可以作為定罪的依據呢？可是，孔夫子就是這樣給人定罪的，而且用這樣的罪名把人殺了。后來的一些儒家弟子也覺得這件事特別沒面子，就說是別人編出來的。從這件事不難看出，儒家的德治是一種蠻不講理、毫無人道可言的“缺德”之治。也就是說，只要國家權力在我手里，我認為你這個人不怎么樣就可以隨便找個罪名把你干掉，這就是儒家“以德治國”的實質。中國歷代封建王朝最高統治者都干過類似的事。宋王朝殺岳飛，罪名是“莫須有”，清王朝搞文字獄，殺人的理由是你寫了“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用法治的手段殺人，你必須有具體的罪行，而用德治的手段殺人，不一定要有具體的罪行，我認為你在心里罵我了，雖然你沒有罵出口，我還是可以殺了你。這就是儒家“德治”的實質。儒家的德治，其實是一手軟一手硬。軟的，就是仁義道德的說教，把你的精神忽悠瘸了，再賣給你一支精神的拐杖，讓你永遠也無法在精神上站起來。過去的女人信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節”是什么，就是儒家給你的精神拐杖，因為他已經先把女人忽悠瘸了，所以女人一但沒了這拐杖，就站不起來了，所以寧可餓死也不能失節。不過，也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守節或者不得不守節，比如武則天就不怎么守節，慈禧太后也不怎么守節，不守就不守了，沒有哪個儒家弟子敢說什么，拍馬還來不及哪，敢說太后老佛爺不守婦道？找死啊！這也不難看出儒家弟子的另一副嘴臉——遇有強勢者，也可以當當孫子。宋代理學家提出“滅人欲，存天理”，注意，他要滅的是別人的人欲，不是他自己的人欲，他自己的人欲他是一點也不肯滅的。表面上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盜女娼，教導別人守道守德、自己什么不要臉的事都做的衛道士，太多了。這是軟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如果你不聽我的忽悠，硬是不要我的拐杖，怎么辦，我就只好用孔夫子對付少正卯的辦法來對付你了，就是我前面說過的血腥殺戮。
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中有一段話，大意是，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邪邪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最后在字縫里看出字來，原來滿本都寫著的兩個字是吃人。
中國進入二十世紀，國門大開，儒家的“吃人”禮教很難再“吃人”了。中國人不怎么聽忽悠了，因為有了各種進步思想在中國的傳播，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使這個飽受封建統治者愚弄的民族終于覺醒了，懂得了儒家禮法是反人道的東西，也懂得了治國當以法，“德”、“法”要分開的道理。有一出很有名的評戲，叫楊三姐告狀，是根據一個真實的案例創作出來的。民國時候，楊三姐的二姐被二姐夫謀殺了，楊三姐要告狀，要為姐姐報仇，這在今天不算什么奇事，而在當時，一個女孩子出頭露臉打官司，是不成體統的，是有違規矩的，可楊三姐硬是出頭露臉打官司，而且把官司打贏了，把兇手推上了斷頭臺，還得到了當時社會各方面贊許。這個真實的故事對于儒家的禮法來說，很有諷刺意味。楊三姐的做法，不合儒家規定的婦德，但符合民國的法律，在國法與婦德之間，楊三姐選擇了國法，社會也選擇了國法。這說明了什么？說明儒家的德治思想是不是在中國開始越來越沒戲了，以德治國的幻想正在走向破滅？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首先是喚醒民眾，也就是把民眾從一切反人道的禮教中解救出來。最近中央電視臺推出的一個電視劇，叫《星火》，很值得一看，說的就是共產黨首先是從靈魂上拯救中國農民，并且喊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農民萬歲！不要小看這個口號，這個口號，是對民權的一次呼喚，是號召農民從圣人的腳下，從帝王將相的腳下站起來，做個堂堂正正的人。
三是愚昧的情理觀念。
孔夫子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意思是說，父親犯了罪，兒子為父親隱瞞，兒子犯了罪，父親為兒子隱瞞，這是天經地義的。于是漢代出現了“親親得相首匿”的司法原則，就是一定范圍內的親屬，相互隱瞞罪行，法律是可以給予寬免的。還出現了所謂的“春秋決獄”，就是把儒家經典《春秋》中的思想觀念做為司法原則，斷處各類司法案件。
表面上看，這很有人情味道，對親情似乎十分的體恤，但分析一下它的實質，就不難看到它的反動性了。法是什么？一種規范，也可以說是一種規矩，這個規矩一經確定，就不容破壞。法無權威，則不成其法。大家是否看過張藝謀的電影《英雄》？一個英雄，已經走到了秦始皇的跟前，一劍刺出，刺出的卻是劍柄，刺秦成功在握，但他放棄了，為什么？他告訴秦始皇，放棄刺秦，是為了“天下”，是為了劍道“不殺”的最高境界，希望秦始皇一統天下，使天下人從戰亂中擺脫出來。對于這部電影宣傳的大一統的政治理念，我不以為然，但是，電影最后一個情節給我很大的震撼，英雄能刺秦而不刺，扔下了手里的劍，一步一步向大殿外走去，群臣問秦始皇：“大王，殺不殺？殺不殺？”是啊，對這個刺客，殺？還是不殺？他已經深深感動了秦始皇，甚至秦始皇已經為刺客的情懷流下了淚水。但是，秦始皇已經定下法令，對刺秦者，殺無赦，怎么辦？群臣說，請大王做一個遵守法令的表率，“大王殺，大王殺！”秦始皇揮淚殺英雄。這個情節是虛構出來的，但展現了法家思想的精髓。法，不管是民主政治的法還是專制政治的法，只要是法，就要體現出一種鋼性，法律不承認良心，法律不承認情感。秦國之所以強大，秦始皇之所以能消滅六國一統天下，就在于這種法治精神。儒家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的思想一但進入法制，就意味著情理、情面一類的東西大于法制，法制就會像一個中了病毒的人，早晚要倒下的。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又把儒家的這一思想引入法制，上升為“親親得相守匿”之類的法律原則，此后，中國有王法就像一個軟骨病人，半死不活地立在統治者身邊，統治者對他就像皇帝對待一個老太監，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可以這樣用，也可以那樣用。殺岳飛，殺袁崇煥這樣的民族英雄都可以抬手就殺不講法度，殺老百姓還用得著尋找法律依據嗎？不用。
有朋友會提出，法律不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嗎？反動統治階級的法律的軟弱一點不好嗎？對人民來說不是一件好事嗎？沒這么簡單。在階級社會，法律從本質上說，確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但是法律還有另外兩個職能，一個是，對統治集團內部成員做出必要的約束，一個是，對社會進行正常的管理，這種管理有時不存在階級對抗。17世紀，英國的國王詹姆斯一世忽發奇想，要到法院審理案件，結果遭到了大法官愛德華的拒絕，國王說，國家都在我統治之下，我為什么不能審理案件呢？大法官說了句世界法制史是非常有句的格言：“上帝在法律之上，國王在法律之下?！庇秒A級分析的觀點，國王和大法官都是統治階級，國王高于法官，這么點事還辦不成嗎？中國的唐朝，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一個叫柳雄的人偽造資歷被太宗皇帝發現，皇帝要殺他，進入司法程序后，一切都依法辦理，太宗皇帝竟也插不上上手。這樣的美談，只能發生在唐太宗這樣開明的皇帝身上。在中國，皇帝是天子，在天之下，但不會在法律之下。同是封建社會，為什么有這么大的差異？原因是復雜的，多方面的，但有一個原因是一定的，那就是，儒家這種以情亂法的理念使統治者重權而輕法，不懂得用法律約束自己，也使中國人失去了對法律的尊重與信任。如果統治者連他們自己制定的法律也不遵守的話，老百姓還有好日子過嗎？在舊中國，以情亂法，以權亂法，以錢亂法的事，幾乎隨時都在發生，受害者當然是無權無錢無勢的百姓。從社會管理的角度看，法度嚴明，社會才穩定，社會穩定，百姓才能安居樂業，所以任何一個社會，法律都要制裁殺人、盜竊、搶劫等行為，哪個階級的人也不可以隨便殺人吧？法度不嚴明，社會必混亂，百姓必受苦。舊中國的老百姓為什么渴望清官的出現，就是因為清官執法嚴明，老百姓能夠從嚴明的法度中保全一下自己那點可憐的權益。從包公到海瑞，人們把好多編出來的故事安在他們身上，抒發一種期盼、一種渴望而已。這些故事無一不是這樣的定式：豪門依權仗勢欺壓百姓，清官挺身而出執法如山。
四是封閉的施法原則。
晉國鑄了一個刑鼎，把法律刻在上面，讓老百姓觀看，這在兩千多年前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結果遭到孔夫子的謾罵?？追蜃诱f，“失其度矣”，意思是，法律讓老百姓知道了，那還叫法度嗎？又說，“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他認為，法律掌握在統治者手中就可以了，不應當讓老百姓知道。這是一種神秘主義法治觀，其反動程度要超過儒家的“德治”思想。為什么這樣說呢？請大家想一想，一個人要管另一個人，當然要立一點規矩，這個規矩，管人的人知道，被管的人是不是也應當知道？如果被管的人不知道，那就意味著管人的人可以想怎么管就怎么管，這樣的管法，是對人的管法嗎？我認為這是對動物的管法，沒有把人當人。中國古代有個官名，叫“牧”，這個州哪個州的都有個“州牧”，“牧”是什么意思？對牛羊馬驢的管理，對畜生的管理叫“牧”，在統治者那里，管理民眾與管理牲畜沒什么區別。所以我說，沒有什么思想比不拿人當人的思想更反動。說到這里，我想再說一下我對進步與反動的理解。什么是進步的思想，什么是進步的法律制度？什么是反動的思想，什么是反動的法律制度？就看你對人是什么態度，就看你是不是把人當人看。你如果是尊重人的，愛護人的，是要人活得更好的，那你就是進步的思想，是進步的法律制度，反之，你就是反動的。儒家的這種神秘主義法治理念，就是一種漠視人的尊嚴和價值的法治理念，說其反動透頂也不為過。
大約是受了這樣一種思想影響，兩千多年來，中國的民眾對國家的法制處于一種不關心的狀態，一種麻木和畏懼的狀態。秦朝有過“以吏為師”、“以法為教”，要求各級官吏要向百姓宣教國家法令，百姓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向官吏請教。這是法家理念的一個具體體現，可惜在歷史上一閃即逝。當然，秦朝的法律過于嚴酷，百姓對法律的畏懼大于依賴，所以不足為取。此后，中國封建社會似乎再也沒出現過“以吏為師”、“以法為教”，國家法制始終處于若明若暗的狀態，民眾對法律的了解程度似乎是一個說不清楚的問題。不能說老百姓完全不懂法，他們大約知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的道理，就像《楊三姐告狀》里楊三姐唱的，“國家的大事我不懂，我只知殺人償命千古一理是王法”，但是，民眾對法律的了解也僅此而已，還會知道更多的東西嗎？首先，反動統治者不希望老百姓通曉國家法制，你什么都知道，有些事就不好辦了。為什么？法律一但透明，政治也就相對透明，老百姓就對政治不再有神秘感，進而也就不在有敬畏感。老百姓一但不再敬畏政治，也就不在敬畏統治者手中的權力，就會由對國家權力的絕對服從變成相對服從，甚至不服從，這對于反動統治者來說，是一件要命的的事啊！其次，百姓深受愚弄，用魯迅先生的話說，歷代反動統治者精通“瞞”和“騙”的藝術，百姓被“瞞”慣了，被“騙”慣了，久而久之，也就不在關注國家法度了。這個危害，是相當巨大的。其一，弱化了民眾的自主意識、自立精神。民眾的精神和一個人的精神一樣，也是需要培養的，也是需要鍛造的。同樣是黑人，如果一直生活在非洲原始部落，那他就是一個原始人，他永遠也不會懂得什么是人的尊嚴，什么是人的權力，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法治，但如果他一生都在美國生活，那么，他不僅可以懂得人權，懂得民主，懂得法治，可能通過競選當選州長。一個民族也是這樣，因為被欺瞞得太久了，習慣成自然，這個民族的一些關鍵的神經就要壞死，就處于一種不知痛癢的狀態，就越來越不知道自己有哪些權利，越來越缺乏尊嚴意識了。阿Q看官府殺人，不會去想殺人對不對，合不合法，也不會想到如果官府今天可以非法殺別人，明天就可能非法殺到自己，他是不會想到這些的，他想到的是，好看，好看！其二，助長了統治者把政治進一步推向黑暗的反動氣焰。馬克思曾就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問題指出，國家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需要，但其一經產生，就出現了異化，就有了天然的“惡”性，就成了無產階級不得不消滅的“禍害”。我們的偉大導師真的這樣說過嗎？是的，真的這樣說過。他為什么這樣說呢？我的理解，導師的意思是，國家權力來源于社會，其生成的本意應當是服務于社會，而不是統治社會，但是，國家一出現，國家權力一出現，社會首先是被統治起來了，或者說，服務的方式不是別的，是統治，而且是階級統治。國家權力在管理社會事務的時候，必然要表現出與社會的對抗，與民眾的對抗，與每個具體的人的對抗，這是一個無奈。所以，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國家消失了的社會，也就是說，我們共產黨人今天建立國家，目的是在明天消滅國家。在國家權力與民眾權利的天然對抗中，國家權力只有最大限度地接受民眾的監督，才能得到很好地規范，才能減少對民眾的“禍害”。而監督的前提是民主，是政治的透明，法律的透明。民眾對法律越來越麻木，越來越無知，統治者守法的自覺性就越來越差，就會把“依法”統治變成隨意統治，社會政治就會越來越黑暗。《水滸傳》中，林沖誤入白虎堂的故事，從法的角度思考，就十分的耐人尋味。誤入的“誤”是怎么來的？林沖知道白虎堂不得兵刃進入，卻被害他的人引來引去引入了白虎堂，說明林沖對不得進入，哪怕是誤入也不行的白虎堂知之不多，如果一眼就看出這里是白虎堂，就不會有這個的“誤”了。法律有了不得進入白虎堂的規定，就應向社會明示，哪是白虎堂，門前，不管是哪個門的門前，都要有禁入的標志，可連身為八十萬禁軍教頭的林沖都暈頭轉向，都存在誤入的可能，一般的老百姓呢？所以我說這個“誤”，是高俅成心制造的一個“誤”，就是在需要的時候讓你誤入一下，然后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權大于法的現象是怎么來的？民眾對法知道的越少，對統治者破壞法制的情況了解的就越少，對統治者權力的約束能力就越低，統治者手的權，就越要大于法。其三，法律意識的消減使民眾在反抗階級壓迫的時候，往往表現出盲目性、社會破壞性和非革命性。歷代農民起義都帶有暴亂色彩，都對民眾的生存、社會的穩定和社會生產力造成極大破壞。史學家比較頭疼的一個問題是，分不清哪些人是起義領袖，哪些人是江洋大盜。有些人，是起義領袖也是江洋大盜，打擊反動統治勢力的同時也在欺壓民眾，濫殺無辜。明朝農民起義領袖張獻忠，常以殺人為樂，以屠城為樂，他的口號是，“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張獻忠所到之處，生靈涂灰，血雨腥風，還談什么社會穩定，還談什么發展民生？這樣的人，推翻一個反動王朝，建立起來的，仍然會是一個反動王朝。這跟法律意識有關嗎？太有關了！法律意識不一定就是一種民主意識，但它起碼應當是一種秩序意識、規則意識、誠信意識、穩定意識，有了這樣的意識，做任何事情都會有宗旨，講章法，都會受到理性的支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自始至終有主義，有章程，有信條，有法度，我認為這首先是一種法律意識，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法治理念。
說了半天，似乎一直在說儒家的法治思想，思想不同于理想，儒家的法治理想是什么呢？搞清了法治思想，搞清法治理想就是一件很容易和事了。儒家的法治理想是，一，以一種萬古不變的法律體系管好天下的大事小事，二，所有人都信奉儒家的道德規范，都遵守儒家的道德規范，不信奉不遵守者，殺無赦，三，法律不要太嚴肅，情理，當然是儒家認為的情理，與法律發生矛盾時，法律一定會做出讓步，四，老百姓不知法，也不想知法，老老實實干活、聽話就是了，一切由統治者安排。這就是儒家要為我們創造的理想社會。
這樣的理想，只能是一個幻想，因而必然要破滅。為什么說它只是一個幻想，甚至是一個可笑之極的幻想，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它忽視了人的需求，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人的權利。人，不管是哪一個民族的人，都要求尊重，都要求自由，都要求利益的滿足和權利的保障。我認為，革命，不管是資本主義革命還是無產階級革命，只要是革命，無一不是為著人的解放而開展的，否則就不是革命。馬克思主義是人學，而不是別的什么東西。正因為如此，馬克思主義一進入中國，立即找到了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等知音，這些知音都是當時中國的最有識之士，是中國先進文化的杰出代表。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紅色英雄的崛起，幾乎是歷史的必然。
與以往改朝換代者不同，紅色英雄首先是革命者，不是造反者，革命者與造反者不同之處在于，革命者有先進的理念，或者說有進步的主義，而造反者只有目的，沒有理念，沒有主義。紅色英雄崛起時，其革命行為的核心理念是解放民勞苦大眾，也可以說是解放中國人民。他們的革命，是沖著人去的，是為著人去的，因而，他們首先做的，不是聚眾造反，而是喚醒民眾。他們告訴民眾，沒有永恒的天條，只的不斷的社會進步，舊的禮教，壓迫你們數千年了，應當打破；統治者強迫你們信奉和遵守的舊道德是吃人的道德，也要打破；你們要建立一種全新的，符合你們需求的國家和法律制度；在你們建立的那個國家里，你們是主人，不是奴隸，你們有權利知道一切，了解一切，掌握一切。請大家想一想，紅色英雄當年向人民傳播的，不正是這些嗎？而這些，哪一條不是與儒家法治思想針鋒相對的？
當然，紅色英雄的崛起，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不能把主觀因素看得過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是各種歷史因素匯集出來的一個必然結果。沒有近代史上中國人的受氣挨打，沒有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的勝利，沒有國民黨政府抱殘守缺拒絕中國繼辛亥革命之后的再進步，沒有民眾對新中國的渴盼，就沒有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就沒有紅色英雄的崛起。但是，僅有這些，就一定有中國共產黨的橫空出世嗎？未必吧。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這一進步思想的傳播，首先使中國有識之士清醒地看到了數千年來中國社會的黑暗，看到了儒家思想的反動本質，看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緊迫性和必要性。有了這個因素，再加上前面說過的那些歷史條件，一個先進政黨的產生，一群紅色英雄的崛起，就是大勢所趨，就是任何人也無法阻擋的歷史潮流了。
最后強調一點，解放生產力的目的是解放人，但在一定歷史時期內，解放人的同時不一定能解放生產力，解放生產力的同時也不一定能解放人。原始社會的人比奴隸社會活得要自由得多，但奴隸社會比原始社會進步在哪里？就進步在解放生產力上。紅色英雄的崛起，首先以解放人為目的，革命勝利后，也就是人的解放實現以后，馬上要做的事，應當是解放生產力了。好在胡錦濤總書記反復強調要堅持科學發展觀。這，也許正是紅色英雄崛起的初衷——先解放人，再解放生產力，最后還是更好地解放人。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要跪著的人站起來，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是要站著的人跪下去，所以，我們不應當容忍天安門廣場上孔子像以“九五之尊”與毛澤東像遙遙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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