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最近日本發生特大地震，應該說，大多數網民其實是理智的。然而，有些人就是熱衷于借助地震這些天災，大肆銷售“普世價值”私貨。汶川地震、新西蘭地震……凡是有地震，這種推銷行為何時消失過？這種手法是否不仁？

　　其實，國際政治的超級玩家們是根本不關心什么“普世價值”的哲學討論的。在奧巴馬這些人的講話中，這些詞藻的出現只是一種政治表態而已，是安撫一些酸腐文人的政客式鬼話罷了。羅斯福曾經醉酒大罵美國扶植的各國傀儡：我知道他們是婊子養的，但他們是我們的婊子養的！酒后吐人話，是多么的可愛啊！

　　但是，也要看到，很多人是善良的，他們是不自覺上了“普世價值”的當的。對于這種情況，不在理論上徹底剖析資產階級抽象人性論，就不能從根本上挽救人。胡喬木同志這篇《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文章發表于1984年1月27日的《人民日報》，是專門針對當時我國理論界圍繞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而撰寫的，但今天的“普世價值”問題就是當年這種問題某種程度上的翻版，因此，我認為有必要重新關注此文。

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　　

胡喬木　　

　　近幾年來，我國理論界圍繞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展開了一場爭論。這方面的文章已經發表了好幾百篇，專門的討論會也開過好多次。這場爭論是有意義的。爭論中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問題，廣泛地推進了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回答和解決爭論中的所有重要問題，是需要廣大理論工作者來共同進行的一項巨大工程。我今天的講話不可能涉及爭論中的很多問題，只準備就幾個主要問題講一些意見，跟大家一起討論。說得不對的，請大家批評、指正。 　　

　　關于人道主義，我想首先應該指出，它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個是作為世界觀和歷史觀；一個是作為倫理原則和道德規范。這兩個方面有聯系，又有區別。我們現在討論人道主義問題，尤其需要注意兩者的區別，以免造成意義上的混淆。關于作為倫理原則的人道主義問題，我在講話的第三部分將專門談到。當前的爭論，首先在于作為世界觀和歷史觀的人道主義。因為已經發表的宣傳人道主義的文章，大都沒有區別人道主義的這兩種含義，而且大都把人道主義作為解釋歷史、指導現實的世界觀和歷史觀來理解和宣傳。當然，宣傳人道主義的文章意見不盡一致，不贊成或不完全贊成這種宣傳的文章也不少，不能一概而論。但是，應該看到，現在確實出現了一股思潮，要用作為世界觀和歷史觀的人道主義來“補充”馬克思主義，甚至要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或部分歸結為人道主義。有的同志提出了“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這樣的根本性的理論命題；有的同志宣傳“人——非人——人”(即人異化為非人，再克服異化復歸于人)這樣的歷史公式；一些同志認為不但資本主義社會有異化，社會主義社會也有異化；一些同志熱衷于抽象地宣傳“人的價值”、“人是目的”這類人道主義口號，認為可以靠它們去克服這種“異化”。如此等等的說法，提出了這樣一些根本問題：究竟應該怎樣來看待人類歷史的發展，怎樣來看待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究竟應該用怎樣的世界觀和歷史觀，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還是人道主義的歷史唯心主義，作為我們觀察這些問題和指導自己行動的思想武器?我認為，現在這場爭淪的核心和實質就在這里。因此，我的講話也就圍繞這場爭論的核心和實質，而不以某幾位作者的某幾篇論文的具體內容為對象。 　　

　　下面，我講四個問題：一、究竟什么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二、依靠什么思想指導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繼續前進?三、為什么要宣傳和實行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四、能否用“異化”論的說法來解釋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消極現象?因為是討論馬克思主義的一些根本問題，馬克思本人的話不免引用得多一點；這也有好處，可以幫助大家弄清楚馬克思主義究竟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一、究竟什么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 　　

　　對于這個問題，歷史上有種種答案。從根本上說，是兩種答案：歷史唯心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近代西方思想史上的種種人道主義，從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到空想社會主義，它們的歷史觀都是唯心主義的，它們對人類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動力問題，都不能作出科學的解釋。只有馬克思建立的歷史唯物主義，才找到了對這個問題的科學的答案，并在它的基礎上建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產生于十四——十六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它的最初形式是人文主義。針對中世紀神學以神為中心，貶低人的地位，蔑視世俗(即非宗教的)生活，提倡禁欲主義等觀點，作為新興資產階級思想代表的人文主義者提出了以人為中心的思想。他們要求尊重“人性”、“人的尊嚴”、人的“自由意志”，主張“順從你的意欲而行”。他們重視人的世俗生活和世俗享受的意義，提倡世俗教育和科學知識。人文主義堅決反對作為封建制度精神支柱的中世紀神學，在歷史上起過巨大的進步作用。在十七、十八世紀資產階級革命中，人道主義的思潮躍居歷史的前臺，成為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反對封建專制和等級制度的一面旗幟。“天賦人權”和“自由、平等、博愛”等口號，在法國革命進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人道主義，盡管都有重大的進步意義，但是作為歷史觀來說，都是唯心主義的。人文主義者也好，啟蒙思想家和其他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家也好，他們所說的人和人性都是抽象的人、抽象的人性。他們認為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動力，在于人類的善良天性或者人類的理性。啟蒙思想家主張以理性作為審判臺，一切都拿到理性面前接受審判，認為只要訴諸理性或通過教育，人類的一切“迷誤”都能克服。人道主義者提出“人道”、“正義”、“自由”、“平等”、“博愛”這樣一些口號，并不能科學地說明歷史。恩格斯說過：這是一些“或多或少屬于道德范疇的字眼”，“這些字眼固然很好聽，但在歷史和政治問題上卻什么也證明不了”。 　　

　　十九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提出了種種改革社會的方案和關于未來合理社會的設想。但是，空想社會主義者和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者一樣，用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質來解釋歷史，來設計他們的改革方案，來構想他們的合理社會。俄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在上世紀末說得很中肯：“本世紀上半期所有的無數的烏托邦不過是以人的天性為最高準繩而設想完美立法的企圖。”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的黑暗和罪惡不過是人性或者說人類理性的迷誤；消除這些黑暗和罪惡是思維著的理性的任務；社會主義正是理性、真理和正義的表現，只要把它發現出來，它就能用自身的力量創造出新的世界。由于離開具體的歷史條件，離開特定的社會關系談論人性、人的本質，并把它們當作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他們在歷史觀上依舊停留于唯心主義。他們在考慮怎樣實現自己的主張的時候，必然忽視社會歷史的現實基礎，脫離已經出現的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現實斗爭，而去指靠抽象的概念、籠統的全人類和喚起人性、改善人性的人道主義說教，并且往往還把希望寄托在少數杰出的統治者身上。這樣的社會主義學說只能流于空想。空想社會主義學說雖然提出了許多卓越的思想，包括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思想，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三大來源之一，在人類思想進步史上具有不容忽視的地位，但是，作為革命斗爭中的思想武器，它只能是幻想的武器。用幻想的武器去進行戰斗，當然不可能解決改造社會、推進歷史的現實任務。空想社會主義始終沒有為人類解放找到現實的道路，也沒有改變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進程，不就是歷史的證明嗎? 　　

　　要丟掉幻想的武器而掌握現實的武器，就必須同空想社會主義的抽象人性論、同它的唯心主義歷史觀徹底決裂。這種決裂是社會主義從空想發展成為科學的關鍵。正如列寧所指出的，“社會主義學說正是在它拋棄關于合乎人類天性的社會條件的議論，而著手唯物地分析現代社會關系并說明現今剝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時候盛行起來的。” 　　

　　跟歷史唯心主義相反，歷史唯物主義不是以抽象的人、人性、人的本質等等的概念為出發點，而是以具體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為出發點來解釋歷史。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我們首先應該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同時這也是人們僅僅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都要進行(現在也和幾千年前一樣)的一種歷史活動，即一切歷史的一種基本條件。”歷來的思想家在解釋歷史的時候，都忽略了這個基本的、簡單的事實。馬克思正是抓住了這個基本事實和它的全部意義，從這里出發，發展和形成了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階級和階級斗爭，國家和革命，無產階級解放和全人類解放的完整學說。歷史唯物主義指出，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同生產關系的矛盾，以及在階級社會中表現這一矛盾的階級斗爭，才是歷史發展的動力。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思想作過這樣的經典表述：“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因為找到了對人類社會進步動力問題的科學的回答，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改造社會、推進歷史的革命斗爭才得到科學的指導，并因而取得偉大的勝利，開創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嶄新時代——社會主義時代，使廣大勞動人民得到解放。這不同樣是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了的嗎?　　

　　有些同志指責歷史唯物主義只講“物”，不講“人”，“見物不見人”。這是沒有根據的(當然，某些編得不好的教科書之類，是另外一回事)。歷史唯物主義在展開它的全部學說時并沒有拋開人，相反，正是歷史唯物主義科學地說明了人的歷史，說明了人如何創造歷史，并且指明了所有的人都得到全面自由發展即全人類得到解放的科學道路。歷史唯物主義講“物”，恰恰是講人們為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進行的物質生產活動，是講人們和物質即自然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生產力，是講通過對物的占有而形成的人們之間的物質的生產關系。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歷史是人創造的，但是跟歷史唯心主義不同，它認識到人首先是通過物質生產活動，通過在這個基礎上的社會斗爭(在階級社會首先是階級斗爭)來創造歷史，因此，歸根到底，從事物質生產的人民才是歷史的主要創造力量。歷史唯物主義只是拋開歷史唯心主義的人道主義關于人、人性、人的本質的抽象談論，而把這一切放到一定的社會關系(首先是生產關系)中去考察。因為只有這樣，社會的人的問題才能得到正確的解釋和解決。列寧在比較馬克思的經濟學和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時候說：“凡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看到物與物之間的關系的地方(商品交換商品)，馬克思都揭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因此，批評馬克思主義“見物不見人”的說法是不能成立和不能接受的。歷史唯物主義觀察和解決人的問題的基本方法論原則，就是從一定的社會關系出發來說明人、人性、人的本質等等，而不是相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的本質等等出發來說明社會。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歷史唯心主義的一個根本分歧，也是我們現在這場爭論中的一個根本分歧。 　　

　　“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這是一個典型的混淆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同歷史唯心主義的界限的命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從分析人們的物質生產活動和人們之間的物質的生產關系出發，正是為了具體地理解人；離開人們的物質生產活動和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來談人，就只能是抽象的人。把抽象的人作為出發點，這完全不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之所以能夠創立馬克思主義，就是因為他越過了以抽象的人作為出發點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歷史哲學，找到了自己的新出發點。馬克思1845年寫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恩格斯稱它為包含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在這個文件里，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類社會，人們的社會關系(首先是生產關系)，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新出發點。正是從分析社會關系出發，馬克思才批判了已有幾百年歷史、經歷了各種形態、但都是以抽象的人和人性為出發點的人道主義的唯心主義歷史觀，包括批判了馬克思曾深受其影響的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及其關于人的本質的異化的觀點，如他自己所說，“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同時，馬克思還為此而同當時社會主義運動中仍然停留在人道主義歷史觀基礎上的各種流派堅決劃清界限。例如馬克思指出，德國小資產階級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忘記了“不管是人們的‘內在本性’。或者是人們的對這種本性的‘意識’，‘即’他們的‘理性’，向來都是歷史的產物”；他們“只是把關于人的本質的思想悄悄塞給每個人，并且把社會主義的各種階段變為人的本質的各種哲學概念”。出發點的變化，新的出發點的發現，是人類思想史上劃分時代的根本變革和偉大發現的開端。有了新的出發點，才能產生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建立“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形成科學的社會主義學說，就是說，才能有馬克思主義。如果停留在舊的出發點上，無論怎樣變換形式，也不可能跳出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歷史觀的窠臼，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 　　

　　可是，我們的一些同志，一方面把“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當作一個極重要、極新穎的命題提出來宣傳，一方面又極力模糊以“人”為出發點同以人類社會和人們的社會關系為出發點這新舊兩種出發點之間的原則區別，試圖把它們說成是差不多的東西。有的同志聲稱，這個命題中所說的“人”，并不是抽象的人，而是馬克思所說的“現實的人”，“從事實際活動的人”。似乎有了這個申明或其他類似的申明，他們就離開了抽象的人道主義，堅持了馬克思主義。但是，這樣的簡單申明，并不能改變他們的觀點的實質，而且不可避免地包含著一個邏輯矛盾：要說明人是“從事實際活動”的“現實”的人，就不能把人看成是籠統的、沒有分化和沒有差別的，就需要說明人在其中活動的具體的社會關系，這就必須從具體的社會關系出發，而不能從“人”出發。既然舍棄了具體的社會關系和具體的社會發展狀況來談“人”，并由此來談論“人性”、“人的本質”、“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自由”、 “人的需要”、“人的自然欲望”等等，那么這種以人為出發點和歸宿點的命題，就只能是抽象的人道主義實際上也就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實際上也就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命題。馬克思自從找到了他的歷史觀的新出發點，在研究人類歷史的時候從來不從抽象的、籠統的意義上來談人，他所說的人都是作為社會關系的不同承擔者的人，也就是不同的社會關系的人格化。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和《經濟學手稿(1861—1863年）》中，兩次在批評蒲魯東的時候，都駁斥過所謂“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并不存在奴隸和公民；兩者都是人”的說法。馬克思指出：“其實正相反，在社會之外他們才是人。是奴隸或是公民，這是A這個人和B這個人的一定的社會存在方式。”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時候，也從來不是從資本家和工人“兩者都是人”的角度來討論問題。當然，資本家和工人都是人，有人的共性，但是強調這種共性，作這樣一種抽象，對于認識資本家和工人以及他們之間的關系，沒有實質上的意義。有實質意義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主要當事人，資本家和雇傭工人，“本身不過是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體現者，人格化，是由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個人身上的一定的社會性質，是這些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產物”。如果不是這樣從分析人們的現實的社會關系出發，而是從籠統的“人”和“共同人性”出發，就根本不可能指明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社會主義的興起都是歷史的必然，也就不可能提出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 　　

　　宣傳“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的同志，還引用了不少馬克思的話，來為他們這個命題作論證。這些同志無視了一個基本情況，即馬克思、思格斯對于他們的新的世界觀和歷史觀究竟以什么為出發點，早就作出了十分明確的回答。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表述唯物史觀的時候說過：“這種歷史觀就在于：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來考察現實的生產過程，并把與該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來闡明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意識形式，如宗教、哲聿、道德等等，并在這個基礎上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 　　

　　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指出：“唯物主義歷史觀從下述原理出發：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么、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該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該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該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該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 　　

　　馬克思1879一1880年寫的《評阿·瓦格納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駁斥了這個德國庸俗經濟學家、講壇社會主義者以抽象的人的需要來確定商品價值的論點，指出：“‘人’?如果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這個范疇，那么他根本沒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的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么他應該被看作是一種非群居的動物；如果這是一個生活在不論哪種社會形式中的人……那么出發點是，應該具有社會人的一定性質，即他所生活的那個社會的一定性質，因為在這里，生產，即他獲取生活資料的過程，已經具有這樣或那樣的社會性質。”跟從人出發的方法相反，馬克思申明：我的分析方法“不是從人出發，而是從一定的社會經濟時期出發”。 　　

　　我們應該相信誰呢?是相信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還是相信宣傳“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的同志們呢?　　

　　不顧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清清楚楚的說法，反復摘引還沒有完全脫離費爾巴哈影響的馬克思早期著作中從人本主義那里沿襲下來的一些說法，如“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以及“共產主義是現實的人道主義”等等；或者引用馬克思后來的成熱的著作中的論述，而不理會這些淪述的精神實質，不理會這些論述同摘引者自己立論的矛盾，怎能不把問題越說越糊涂呢?如前所說，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成為馬克思主義，首先就在于它有了新的出發點，并由此出發而建立了新的科學體系。在這個根本問題上，是不容回避和含糊的。提出“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這樣的命題，這就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思想，拋棄了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抹煞了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區別于非馬克思主義的實質。這樣，馬克思主義在歷史觀上所完成的革命變革實際上就被一筆勾銷了。 　　

　　至于“人——非人——人”這樣的歷史公式，把人類歷史概括為人性的異化和復歸的歷史，這是一種典型的人道主義的唯心主義歷史觀。各種人道主義學說對人性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并不使用人性異化的概念，它們提出的歷史公式卻是類似的，如“理性——理性的迷誤——理性”，或“公平——不公平——公平”，等等。按照這類公式，似乎存在著某種抽象的、固有的，完美的、真正的人性或人的本質；在人類社會的某一個發展階段，這種人性、人的本質發生了異化，從原來的人異化成為非人(或假人)；而在人類社會的未來階段，這種人性、人的本質又得到了復歸，從非人(或假人)復歸成為真人。難怪現代西方竟有神學家把這類玄學的歷史公式同“樂園——失樂園——復樂園”這種神學的歷史公式相比擬，并把它歸之于馬克思主義，企圖把宗教、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調和到一起。這很難說不是對馬克思主義開玩笑。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的歷史首先是生產方式發展的歷史。隨著生產方式的發展，人類本身也在發展，雖然有歷史的曲折和歧途，但總的趨勢是向前，是進步。衡量歷史進步的尺度只能是生產和生產方式的發展，以及與之相應的社會、政治、文化、科學、教育的發展，不能是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質。沒有任何理由把遠古幻想為樂園。從原始社會到奴隸制社會，怎么能夠一般地把它看作是人性的倒退呢?這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巨大的進步，是生產力有一個很大的發展的結果，它標志著人類擺脫了蒙昧和野蠻的階段，而步入了文明的大門，從此才開始了人類的文明史。同樣，從奴隸制社會到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也是人類的生產力和社會關系的巨大進步，雖然這些進步都是在階級對立的狀態下發生的，因而伴隨著許多的罪惡、苦難和墮落。馬克思和恩格斯是資本主義制度罪惡的最徹底的批判者，但是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仍然明確地指出：“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至于共產主義之代替資本主義，更是意味著人類的生產力和社會關系的偉大進步，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固有的人性的復歸。馬克思、恩格斯把共產主義以前的人類歷史稱作“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是為了說明只有在共產主義下人們才能完全自覺地創造自己的歷史，而不是要把這以前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部文明史當作“非人”的歷史加以抹煞。相反，馬克思主義認為，如果沒有過去時代的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就不可能有共產主義。 　　

　　總之，作為世界觀和歷史觀的人道主義，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是根本對立的。我們的宣傳人道主義世界觀和歷史觀的同志，卻企圖抹煞這種對立，而把兩種不同的世界觀和歷史觀混合起來。他們或者要把馬克思主義納入人道主義而成為人道主義世界觀和歷史觀的一個派別(盡管被譽為“真正”的、“最高”的、“最科學”的人道主義派別)，或者要把作為世界觀和歷史觀的人道主義納入馬克思主義而成為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歷史觀的一個部分(據認為，前者是后者的核心和實質，是出發點和歸宿)。這兩種含義實際上是一樣的，都是要把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化。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忽視了人，要用人道主義來“重新說明”馬克思主義，要用抽象地談論人性、人的價值，確立“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來“補充”、 “糾正”或“發展”馬克思主義；或者認為只有用人道主義來“重新說明”了的馬克思主義，才是本來面目的、完整無缺的馬克思主義，否則就是被歪曲和有缺陷的馬克思主義。這樣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不能接受的。作為世界觀和歷史觀，馬克思主義和人道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根本不能互相混合、互相納入、互相包括或互相歸結。完全歸結不能，部分歸結也不能。人道主義并不能說明馬克思主義，不能補充、糾正或發展馬克思主義，相反，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說明人道主義的歷史根源和歷史作用，指出它的歷史局限，結束它所代表的人類歷史觀發展史上一個過去了的時代。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代表人類歷史觀發展史上一個新時代。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不能離開具體的社會關系去談人、人性、人的本質，不能離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對社會關系的改造去謀求人的問題的解決。它拒絕“人類天性”這一類的抽象議論，而著手分析現實的社會關系，尋找無產階級解放和全人類解放的具體道路。由此得出的實際結論，就不是各種人道主義的說教和各種合理社會的空想，不是抽象人性的神秘“復歸”，而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按照社會發展規律對社會進行革命的改造。這樣，馬克思主義就對解決人的問題提供了一個科學的答案，這是過去的一切志士仁人都沒有找到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當然沒有也不會丟開人，而正是為爭取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找到了現實的革命的道路。只有通過無產階級的解放才能達到全人類的解放，這就是科學的結論。隨著歷史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包括歷史唯物主義)當然需要并且實際上是在繼續發展；但是現在籠統地宣傳人道主義的許多同志們的主張，同科學發展的要求正好相反，是要使我們的歷史觀從唯物主義倒回到唯心主義，從而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學說從科學倒回到空想。　　

　　二、依靠什么思想指導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繼續前進? 　　

　　或者有同志會問：“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這個命題對于資本主義社會或其他剝削制度社會是不正確的，現在我們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了，這個命題是不是有它的意義呢?這實際上是問：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是繼續有效?讓我們來考察一下吧。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生產資料私有制已經基本消滅，階級斗爭已經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社會主義社會面臨著新的條件和新的任務。毫無疑問，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切活動的目的都是為了勞動人民和他們的利益。但是，社會主義將怎樣來實現這一切呢?我們應該怎樣來看待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呢?依靠什么思想指導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繼續前進呢?有一些宣傳人道主義世界觀和歷史觀的同志，實際上是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只在革命和革命以前的時期適用，現在已不適用，而要代之以人道主義了。他們說社會主義就是要實現“人是目的”， “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社會主義就是要實現“人的價值”，“人的價值就在于他自身”，還說“人的價值和人的解放程度是考察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綜合指示器”，“我們；要努力為消除異化現象，提高人的價值而斗爭”。他們似乎認為社會主義還沒有達到理想中那么美好的境界，就是因為還缺乏這些觀念，如果在全社會普及了這些觀念，就能保證實現最美好的境界。究竟這些說法是不是正確，能不能夠指導我們前進呢? 　　

　　如同爭取社會主義制度的斗爭一樣，在新制度建立以后，社會主義社會的繼續前進仍然必須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為指導，反對種種歷史唯心主義的空想。這并不是因為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現階段還沒有最終消滅階級劃分，世界上還存在著資本主義制度，因而階級斗爭在我國還將在一定范圍內存在，而是因為歷史唯物主義并不只是說明階級社會的歷史的科學，它是說明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科學。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進步動力的原理，不僅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所證實，而且在今天和今后仍然是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強大的武器。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同以往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一樣，仍然離不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離不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在一定條件下的矛盾，仍然需要在科學地認識和正確地解決這些矛盾中前進。作為社會主義社會主人的人民，比革命以前獲得了遠為廣大的自由。但是人們的自由只有在對必然的認識和根據這種認識而進行的對世界的改造中才能實現，這個客觀規律的有效性同以前一樣，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也是不因社會制度的變化而變化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廣大人民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的滿足開辟了廣闊的可能性和遠大的前景。但是社會主義是科學而不是魔術，不可能使人們的各種要求一下子都得到實現。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給我們開辟了一條到達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實現還要靠我們的辛勤勞動。”無論在物質方面還是在精神方面，我們都需要從實際出發，遵循事物的規律，依靠人民的努力，在既定的現實基礎上一步一步地前進。我們所創造和繼續加以完善的新的生產關系和整個社會政治制度，使我們能夠比舊社會遠為迅速地前進。但是。我們的經濟文化基礎的落后卻是長期的歷史所造成的，我們不應該也不可能視而不見，實行不承認主義。“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經常記住馬克思的這句話，會幫助我們的頭腦保持清醒。 　　

　　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由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所揭示的我國社會主義時期歷史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這在我們這樣經濟比較落后的國家顯得特別迫切，因而它很自然地成為全國人民的首要愿望。人民知道，只有努力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切實地盡快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才能逐步滿足人們關于吃、穿、住、學習、研究、勞動、創造，交往、旅行、娛樂、休息等等的需要。我們的各項工作，我們在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各個領域的活動，我們改革和調整生產關系的各種活動，都要圍繞著并且服務于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個有決定意義的目標。我們的黨和國家從開國初期就很注意經濟建設，努力發展生產力。中間犯過在經濟建設上急于求成、夸大主觀意志作用的錯誤，也犯過忽視發展生產力(反對所謂“唯生產力論”)、實行平均主義的錯誤。這些錯誤從指導思想來說，都是由于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背離子經濟科學和自然科學。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總結了過去的經驗教訓、力求忠實地遵循各種科學的規律，因而正確地確定了全黨全國工作重點必須堅定不移地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經濟建設上來并且同這、—戰略轉移相適應，決定了和實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措施，開始獲得了公認的顯著的成績。當然，這些成績離開黨在十二大提出的建設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還很遠，工作中也還不能避免缺點和錯誤(我們當然應該竭力避免這些，但即使借助于計算機，究竟也不能完全避免，這或者就是人性不同于所謂神性的所在之一吧)。如果不去具體地、歷史地分析現實的經濟文化條件，不從這些條件出發，按照客觀規律，切實地進行各種建設，解決現實存在的種種實際問題，或者對解決這些問題提出積極的切實的建議，那么，任何關于“人是目的”、“人的價值”、“人的尊嚴”的抽象討論，無論討論者怎樣真誠，動機怎樣善良，都不能使我們在實現這些目的、價值、尊嚴方面前進一步。正如馬克思說過的，憑借關于“人”的解放的抽象議論，“‘人’的‘解放’并沒有前進一步；只有在現實的世界中并使用現實的手段才能實現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種歷史活動，而不是思想活動，‘解放’是由歷史的關系，是由工業狀況、商業狀況、農業狀況、交往關系的狀況促成的”。 　　

　　由此可見，不僅歷史上存在過空想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們只要離開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離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而熱衷于人道主義的抽象議論，仍然會陷入某種空想社會主義。這種歷史唯心主義的空想，不同于從前的曾經起過進步作用的空想社會主義，在今天只能起消極作用。因為它散布一種幻想，以為不需要進行長期的艱苦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就可以或者就應該無條件地完全實現人的目的、需要等等。而當社會主義由于種種歷史限制還不能完全實現這些要求時，它就有可能影響一部分缺乏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的人去懷疑社會主義的實踐，干擾社會主義建設的正常進程。歷史唯物主義者應該理解，人們的需要等等都是歷史地發展著的。具體地研究人們的需要，具體地研究如何發展和改進我們的各項建設以更好地滿足這些需要，是我們必須積極進行的科學工作(應該承認，這一工作還沒有引起全黨的普遍注意)；倘若只是抽象地提出來，那就沒有什么意義，而且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完全實現。 　　

　　拿“人的價值”來說。這在現在是一個很時髦而又被弄得很混亂的概念。不管人們給予它的含義如何多樣，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不能離開社會發展的具體情況，離開人在社會中的勞動，離開個人同他人、同集體、同階級、同社會的關系，來抽象地、孤立地談論“人的價值”。荒島上的魯濱遜和土人“星期五”在互相發現以前，無所謂人的價值和尊嚴；只在互相發現以后，他倆之間才有可能發生這些問題。歷史上從來也不存在什么抽象的“人的價值”；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階級、不同的人們有不同的價值觀。實際上，抽象的“人的價值”觀念，只是隨著資本主義商品交換出現才產生的。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價值觀，一般地是以個人為中心的，是個人主義的，這是資產階級專門追逐個人利益(所謂“商品拜物教”、一切向錢看的“拜金主義”等等)的階級意識的表現。資產階級思想家還宣稱“人的價值就在人自身”，似乎每個人生來都具有平等的價值。資本主義私有制度和剝削制度的現實，恰恰是對這種虛幻口號的諷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人的價值”觀，是集體主義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過：“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集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固然，沒有任何個人也就無所謂集體或社會，但是沒有集體或社會，任何個人首先無從存在(荒島上的魯濱孫也是依靠社會所給予他的使用和制造工具的能力，依靠社會所留給他的一些工具，才能生存了一段時間)，更談不到他的價值和自由。社會和個人的關系，可以比做樹根和樹葉的關系；樹沒有葉子不行，但是沒有根更不行，所以說根深才能葉茂。正是由于這個簡單的真理，社會主義首先強調人民的價值，只有在人民的價值中才談得到每個個人的價值。由于社會主義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消滅了剝削制度，才使全體勞動人民從而使它的每一個分子獲得前所未有的社會地位(或社會價值)，才為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更充分地實現全體勞動人民和他們中間的每個個人的價值創造了前提。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在個人和社會的關系上，人的價值包括兩個方面，即：社會對個人的尊重和滿足；個人對社會的責任和貢獻。從社會對個人這方面來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限制我們實現更高的人的價值的，已經不是根本社會制度的不合理，而主要是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充分，某些體制的不完善，以及我們的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等等。例如，盡管我們黨和政府這幾年來為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為改進黨和政府的工作，做了巨大的努力，并且收到了顯著的成效，但是現在不少群眾的生活水平還不高，有的地方還很低，城市住房還比較緊張，一部分青年的上學、就業問題還沒有解決；黨和政府的某些機構中還程度不同地存在著官僚主義、以權謀私等不良作風；社會上還有各種為非作歹的壞分子，還有貪污、盜竊、浪費、破壞生態平衡、男女不平等、虐待婦女兒童、早婚多育、迷信、不衛生、不文明等落后現象。我們的黨和政府正在動員人民努力發展經濟文化，提高政治覺悟，為消滅種種落后的和消極的現象而斗爭。這需要全體人民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同心同德地進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包括有計劃地發展生產、蓋房子、辦學校、發展醫療衛生事業、擴大就業門路、進行共產主義思想道德教育、整頓黨風、打擊犯罪活動，促進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等等。脫離這些建設和斗爭，在尊重“人的價值”的口號下提出各種各樣不切實際的關于個人享受、個人自由的要求，似乎社會主義制度一經建立就應該無條件地保證實現這些要求，否則就表明社會主義制度“不合乎人性”。這樣做，除了鼓勵個人主義、渙散人心以外，能解決任何一個實際的問題嗎? 　　

　　尤其必須著重指出的是，我們決不能只從社會給予個人這方面來談“人的價值”。因為社會要能夠提供實現其每個成員的“人的價值”的條件，首先就需要把它們創造出來。所以，評價一個人的價值，不僅在于他的存在和需要是否從社會、從他人那里得到承認和滿足，更重要的是在于他為社會、為他人盡了什么責任，作了什么貢獻。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共產主義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原則，都是從這兩個方面的結合來規定個人和社會的關系的，而且都把為社會、為他人盡其所能放在首位。馬克思主義所理解的人的價值，應該從倫理角度反映這種關系。所以，從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看來，人的價值首先在于為共產主義事業、為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作出貢獻；在我國，在今天，首先就是為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貢獻。我們共產主義者是唯物主義者，不是苦行僧。我們承認和重視個人的需要、享受等等的重要意義，而且正是為此才強調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因為有所貢獻才能有所享受。只有人人都為社會作貢獻，社會才能根據這種貢獻的總和，扣除必須扣除的部分，來滿足每個人對享受的需要。享受和勞動不可分，一如權利和義務不可分，自由和紀律不可分。這是極明白的道理。實際上，不僅馬克思主義者這樣理解，人類歷史上的許多先進分子也是更強調從個人貢獻于社會這方面來談“人的價值”。例如宋朝的范仲淹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就包含著這種意思。著名的正直的偉大科學家愛國斯坦說得更明確；“一個人的價值，應該看他貢獻什么，而不應該看他取得什么。”又說：“一個人對社會的價值首先取決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動對增進人類利益有多大作用。”并非馬克思主義者的愛因斯坦所能深刻理解的道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應該成為常識的道理，我們的一些同志竟然不加考慮，而一味片面地從個人需要的角度提出人的價值問題，這是很奇怪的。他們以為這是針對過去“左”的錯誤而提出的救世藥方。過去發生過的忽視人民群眾生活的“左”的錯誤確實需要糾正，我們的黨和政府已經作了巨大的努力來糾正，但是這樣抽象地片面地提出問題，非但不能解決問題，而只能增加解決問題的困難。　　

　　至于“人是目的”，這原是十八世紀康德的倫理學口號，是針對人沒有成為目的、僅僅是手段的社會提出來的。歷史上的剝削階級在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時候，只把他們當作手段；社會主義當然要根本改變和永遠結束這種狀況。但是，我們一些同志強調“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并把這樣的口號當作深刻的哲理，這就走入了歧途。在“人是目的”的問題上，如同在“人的價值”的問題上一樣，社會主義首先強調人民是目的，只有實現人民是目的，才談得到實現人民中的各個個人是目的。社會主義鏟除了剝削制度，使人民有了真正當家作主的權利。這是不是意味著人從此就只是目的，不再是手段呢?不是。把目的和手段割裂開來、對立起來的觀點，根本不是唯物辯證法的觀點。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勞動都是為了人民及其每一個分子的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講人是目的。但是人的利益并不會自動實現，無論人可以怎樣廣泛地利用機器和其他工具，歸根到底，仍然不能離開人本身的勞動。就是說，為了達到人是目的這個目的，人還是免不了要充當手段。當然，這跟歷史上剝削階級把人當作手段截然不同。首先，這里目的和手段不是分屬于剝削者和被剝削的勞動者，而是統一在人民自己身上；其次，由于這種一致性，人不是被迫作別人的手段，而是自覺地充當人民(包括他人和自己)的手段，起碼共產黨人和人民中間的其他先進分子首先要自覺地這樣做。 　　

　　充當手段本身并不能決定是否喪失人的尊嚴和榮譽。這除了是否自愿以外，還決定于為什么目的而充當手段。我們提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也就是說用自己的勞動為大多數人謀福利，把自己的力量以至于生命貢獻給祖國，貢獻給人民。人在這個意義上作為手段，正是人的尊嚴和榮譽所在。中國共產黨人一貫地自覺地把自己當作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實現其歷史使命的手段，并且以此為無上的光榮。黨也號召和組織人民群眾為實現他們自己的目的和利益而奮斗，亦即自覺地充當自己的手段。充當手段也不一定就是痛苦或犧牲，因為從本質上說，人的基本實踐活動即人的勞動，在消除了剝削之后，在自覺進行的條件下，既是謀生的手段，又日益成為生命本身的需要。對于人類的先進分子說來，即使在剝削制度存在的時候，目的和手段也不是對立的。馬克思在艱苦條件下為工人階級的利益奮斗了一生，為人類的解放事業和科學事業奮斗子一生，難道他在奮斗中就不感到愉快嗎?魯迅在黑暗的舊社會里，俯首甘為孺子牛，不是仍然自以為甘嗎?中國紅軍在克服無數艱難險阻、付出巨大犧牲而勝利完成長征的時候，不是像毛澤東同志的著名詩篇所描寫的那樣，“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嗎?我們一切忠貞的共產黨人，無論在革命成功以前和以后，無不以能為人民的利益奮斗為樂事，而以不能為人民的利益奮斗為痛苦。社會主義的原則應該是目的和手段的統一，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的統一，享受和勞動的統一，權利和義務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離開人民的、社會的需要去宣傳“人是目的”，去追求什么“自我設計”、“自我表現”、“自我滿足”等等，勢必導致同社會主義格格不人的極端個人主義。就在那樣的情況下，人也仍然擺脫不了做自己個人不高尚目的的手段。 　　

　　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脫離歷史發展，把人的價值、目的、自由等等抽象化，看成是非歷史的東西。不能從概念出發，向社會主義的一定階段提出實際上無法實現的要求，而只要個人愿望未能得到滿足，就抱怨“人的價值”被貶低了，“人是目的”被忽視了，“不把人當人看”了；因為被要求為國家的、人民的利益服務，就嚷嚷“人被當作手段”了，人“異化”了。這種觀察問題的觀點和方法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也是違背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原則的。我國目前生產力水平還不高，很多問題的解決當然不能盡如人意。但我們的事業每天都在向前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正在一天比一天更多地發揮出來。為此，同革命年代一樣，需要人們做出踏踏實實的努力，需要人們艱苦奮斗，甚至需要個人做出必要的犧牲。不但為了守衛廣西、云南邊疆的安全，不但為了修筑新疆、青海、西藏的公路和鐵路，不但為了抗御洪水，不但為了犯罪分子作斗爭，就是為了讓天津的人民喝上灤河水，不也有十七位解放軍指戰員和四位民工付出了寶貴的生命的代價嗎?為了保證擁擠在華山危險的狹路上的游客的安全，搶救其中已經墜崖重傷的人，以第四軍醫大學學生為主體的英雄群體挺身而出、舍己為群所表現的崇高精神，哪一個當代熱血青年能不為之激動和引以自豪呢?難道他們的犧牲和奮斗不正是以人民的利益、價值等等為目的的嗎?有的人道主義宣傳者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和個人價值對立起來，甚至說什么“人的世界不斷貶值，物的世界(包括權力)不斷增值”，模仿馬克思揭露資本主義制度時使用的詞句來批評社會主義制度，似乎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偉大事業不是為了增進人民群眾的利益，而是為了損害他們的利益。這樣的宣傳會把人們引到哪里去，還不值得大家深思猛醒嗎?　　

　　三、為什么要宣傳和實行社會主義人道主義? 　　

　　我們反對人道主義的抽象宣傳，反對人道主義的唯心史觀，但是，我們并不是籠統地反對任何意義上的人道主義。我們要求對人道主義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批評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宣傳和實行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 　　

　　前面已經說過，人道主義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作為世界觀和歷史觀的人道主義，是唯心主義的，它不能對人類社會歷史作出科學的解釋。至于人道主義在。歷史上和現實中的具體作用，則要作具體的分析。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興起的人道主義思潮，盡管它總是抽象地談論人、人性、人的本質，總是以全人類的普遍性形式出現，但就其實際的歷史內容來說，它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在人們思想上的反映，它是新興資產階級的思潮。這種人道主義思潮在反對神權統治和封建專制的斗爭中，在為資產階級革命作思想準備的過程中，起子重要的歷史進步作用。資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以后，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偽善性質隨著資產階級反動傾向的發展和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興起而日益增長。這時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常常成了資產階級暴力鎮壓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甜蜜補充，而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隊伍中，它的影響常常成為革命斗爭的消蝕劑。當然，在這個時期，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和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為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還在使用人道主義的武器。就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仍然不乏真誠的人道主義者，他們反對霸權主義所制造的戰爭危險，反對核競賽，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其他恐怖主義，反對種族歧視，要求維護婦女和兒童的權利，要求保護人類生存的環境，等等。在這些方面，社會主義者無疑仍然應該支持他們所進行的斗爭。只要他們堅持反對帝國主義的反動政策，堅持揭露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阻礙人類進步的罪惡現象，他們就可能轉變成為社會主義者或社會主義的同情者。例如法國作家法朗士、羅曼·羅蘭和阿拉貢，科學家郎之萬和約里奧·居里，西班牙畫家畢加索(這里只說各人的原籍)，英國作家蕭伯納和科學家貝爾納、李約瑟，德國作家亨利希·曼、托瑪斯·曼兄弟和布萊希特，科學家愛因斯坦，美國作家德萊塞、電影藝術家卓別林和新聞記者斯諾，智利詩人聶魯達，加拿大外科醫生白求恩，印度作家泰戈爾，日本作家有島武郎、宮本百合子和經濟學家河上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但是，不容諱言，人道主義者中的許多人由于資產階級立場和世界觀的局限，又遠離甚至反對勞動人民的革命斗爭，這樣，他們反對資產階級的反人道暴行的斗爭就難免軟弱無力。至于反動資產階級政客和論客們口中的所謂人道主義，完全用來粉飾帝國主義，攻擊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那就是徹頭徹尾的虛偽和反動了。因此，我們在批判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時候，要肯定它的歷史作用；對于現實生活中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宣傳，要區別其不同的政治和社會傾向，采取不同的態度和政策。 　　

　　我們所要宣傳和實行的人道主義，是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呢?在我們為建設社會主義而斗爭的前進過程中，為什么必須宣傳和實行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呢?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同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區別在哪里呢?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是作為倫理原則和道德規范的人道主義，它立足在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之上，同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相適應，屬于社會主義的倫理道德這種意識形態；作為一項倫理原則，它是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歷史觀為基礎的。 　　

　　有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為什么還要有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呢?歷史唯物主義從來沒有忽視也不應該忽視倫理道德這種意識形態的重要作用。它一方面對不同時代、不同階級倫理道德的歷史變化給以科學的說明，找出它同它所依附的經濟基礎的相互關系，以及它同依附在同一經濟基礎上的上層建筑和其他意識形態的相互關系；另一方面要求新社會的建設者們在建立新的經濟基礎的同時，努力建設同它相適應的倫理道德，如同建設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其他部門一樣。歷史唯物主義指出，倫理道德是經濟基礎的反映并為經濟基礎服務；不同的社會，經濟基礎不同，為經濟基礎所決定、所要求的倫理道德，當然有本質的不同。歷史唯物主義又指出，社會生活是復雜的，并不是一切社會現象都可以分類歸入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語言、理論數學和理論自然科學、體育競技活動，都是這種社會現象的例子)，此外，不同社會制度的社會生活中也不是沒有任何共同的東西，因此，社會制度的改變從不曾也決不會引起社會生活的整個中斷和整個重建。從意識形態的歷史發展方面看，新的社會總是要從舊的社會批判地繼承和發展改造許多屬于人類文明的精神財富的東西，倫理道德也是這樣。所以，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本質上不同于作為倫理原則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又同它有一定的批判繼承的關系。 　　

　　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提出過許多倫理道德理想。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倫理道德理想，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以前的時代里提出過的最高的倫理道德理想。然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些倫理道德理想無法真正實現。盡管一些真誠的人道主義者個人可以在實踐人道主義倫理原則方面表現出令人敬佩的品格，盡管在不觸及資本主義根本制度的改良范圍內資本主義社會也可以使這種原則的某些要求得到一定程度的實現，但是從根本上說，資本主義的階級剝削制度使人道主義的倫理原則在很大范圍內只能流于空談。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消滅了資本主義的階級剝削制度，建立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新的經濟基礎，保證社會主義人道主義這種新的、更高水平的人道主義倫理原則有充分的可能真正實現和逐步更完滿地實現。因為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批判地繼承和改造了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倫理原則中的合理的東西，所以也可以說，歷史上一些真誠的人道主義者所幻想而無法在全社會范圍內實現的人道主義倫理原則，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變為現實。空想社會主義所提出的解放全人類、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樣一些社會理想，也只有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歷史觀的基礎上加以改造，才能為科學社會主義所繼承，并在無產階級的解放斗爭中找到逐步實現的現實道路。 　　

　　當我們強調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依附于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的時候，還要著重指出，在無產階級領導人民為在將來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而斗爭的革命實踐中，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革命隊伍中，已經形成和發展了作為對待人的倫理原則的革命的人道主義。這里所說的對待人，首先是指絕大多數人；下面將要說到，人民對待已經投降或已經不能為害的敵人，也實行特定的人道主義倫理原則。　　

　　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是革命的人道主義的發展，革命的人道主義是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的前身。兩者的本質是一致的。 　　

　　革命的人道主義，是我們在革命年代提出的口號。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樂同志，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對革命人道主義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當然，指導中國革命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而不是作為世界觀和歷史觀的人道主義。那種人道主義不可能幫助我們確定反帝反封建的斗爭綱領，更不可能幫助我們找到開展武裝斗爭、實行土地革命、用農村革命根據地來包圍和奪取城市等革命道路。但是，在我們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人民革命過程中，作為革命倫理原則的革命人道主義同我們的革命斗爭聯系在一起，卻得到了很大發展。拿我們的軍隊來說，由于它的性質是革命的，是為人民服務的，差不多從紅軍創建的時候開始，就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三大紀律中的一、三兩項純粹是軍隊內部的紀律，并不涉及軍民關系，這里作為一個整體說，所以未加分析)，實行官兵平等和“三大民主”。我們的人民軍隊的軍民關系、官兵關系的人道性，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罕見的。在舊中國的反動軍隊里，官長不把士兵當人，軍隊不把百姓當人，更不把俘虜當人。而在我們的人民軍隊里，官兵是同志關系，軍民是魚水關系，所以官長不打罵土兵，同士兵共甘苦；尊重老百姓，愛護老百姓，不拿老百姓一針一線，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打人罵人，不調戲婦女；對俘虜也不虐待，不搜腰包，愿意留的歡迎，愿意回家的發放路費(俘虜一般也是階級兄弟，只是由于反動軍隊的壓迫和欺騙才進攻紅軍，而在成為俘虜以后，他們就獲得了自由，有了覺悟的可能)。這一切都是由人民軍隊的革命本質和政治宗旨所決定的；同時，也體現了它的革命人道主義的倫理原則。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不僅僅是醫療工作方面的口號，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它從倫理方面反映了我們的革命的性質。這種革命人道主義精神在全國解放以后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剿匪反霸，救濟失業，消滅娼妓乞丐，禁止販毒吸毒，使全國的社會面貌煥然一新。建國初期，在國家財政還非常困難的情況下，黨和毛澤東同志提出實行勞動保護和公費醫療。對于舊中國幾千年束手無策的水旱災害和鼠疫、霍亂、血吸蟲病等病害，人民政府依靠人民進行了大規模的水利建設、抗災斗爭和除病滅害斗爭。像這樣解除人民群眾疾苦的事情不勝枚舉。這些是我們的制度和政權的政治職責和經濟職責；同時，也體現了它的革命人道主義的倫理原則。在堅決推翻剝削制度，消滅剝削階級的時候，對于剝削階級的人們，除了其中極少數罪大惡極、血債累累的分子以外，我們仍然努力幫助他們在勞動中轉變為自食其力的人，參加到勞動者的行列中來。我們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和嚴重犯罪分子，這是為了保護人民；同時，只要有可能，對于一切不需要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罪犯，包括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國民黨的軍政黨特要人、日本侵略軍的重要軍官，我們都給予人道的待遇，并且分別給予改造自新、重新做人的機會，或者遣送回國。這些也是革命人道主義的一種表現。所以，盡管敵人罵我們反人道，而事實恰恰證明，正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才真正實現了先進人類所長期追求的基本的人道精神。 　　

　　比起革命的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在新的基礎上又擴大了范圍和豐富了內容。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理所當然地要求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的發展。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使個人和社會的基本利益歸于一致。這樣，社會就應該和能夠真正做到對每個勞動者及其勞動和勞動成果的尊重，就應該和能夠真正把滿足社會成員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作為社會生產的目的，就應該和能夠為勞動者的才能的發揮和發展逐步創造必要的社會條件。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之間，就應該和能夠真正建立起團結、互助、友愛的關系，排除舊社會那種損人利己、爾虞我詐的關系。因此，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就應該和能夠在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廣大范圍內形成社會主義的倫理關系，而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就是它的重要內容之一。這種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從倫理方面體現出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社會對絕大多數人民的權利、利益、人格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出絕大多數人民對共同利益的共同關心以及人民之間的相互尊重和關心。　　

　　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并不是自發地、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是在共產主義思想教育下，在先進分子的模范行動的帶動下，逐步形成的。無論在革命過程中，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都非常重視共產主義思想和革命倫理道德的教育，提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提倡沖鋒在前、退卻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提倡一事當前，先為別人、為人民著想，提倡在必要的時候為了別人的利益而犧牲自己的利益，為了祖國和大多數人的利益而犧牲個人和少數人的利益。毛澤東同志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批評一些共產黨員對同志對人民不是滿腔熱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關心，麻木不仁，號召大家學習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和他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指出一個人“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這些都是崇高的共產主義的精神，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和真正的革命者的政治本色和革命品德；同時從對待人的倫理原則這個方面說，也體現了革命的、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精神。中國共產黨人總是用共產主義思想和包括人道主義在內的革命的倫理道德準則約束自己，教育我們組織起來的隊伍，教育在我們領導下的廣大群眾。宣傳和實行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是我們的倫理道德教育的一項內容，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任務。 　　

　　以上的這些說明，是不是把革命的、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說得太寬了呢?提倡共產主義的道德，同提倡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是什么關系呢?我們從革命軍隊的政治紀律、民主精神到人民政府的經濟和社會措施以至于法制等等，在這樣廣闊的背景上來說明作為倫理原則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并不是要把這些政治、經濟、社會的政策和措施，都歸入人道主義，而是說這些政策和措施都必然具有它們的社會主義倫理的意義，就這一側面而言，它們也都是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表現。人們之間的很多倫理關系，不能不聯系到人們之間的政治、經濟、社會關系而成為它們的一個側面。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倫理原則的實現，是同經濟、政治、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不可分的，并且只能以這種改造和建設為前提和基礎。這正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原理所教導我們的。因此，我們必須聯系而不是離開政治、經濟、社會的改造和建設來說明、宣傳和實行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至于共產主義道德和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關系，應該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生活的倫理道德要求的總體中，它們居于不同的層次。共產主義道德是現時代人類的最高道德，屬于這個總體中的最高層次、最高要求，是對先進分子的要求。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屬于這個總體中的較低層次，作為道德要求，它具有大得多的廣泛性，就是說，它能夠也應該為絕大多數人所接受。這個總體還包括其他程度不同的較低層次。所有這些層次，以及它們的許多方面，又互相聯系和滲透。共產主義道德不能脫離開其他層次、其他方面的倫理道德要求，而應該同這些要求密切聯系，在許多情況下還要通過這些要求而體現出來并賦予這些要求以更高的意義。例如，一個共產黨員醫務工作者的共產主義道德，就必須聯系和通過模范地遵守醫務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其中就包括對待病人的人道主義原則)來體現，而同共產主義的革命事業聯系起來的醫務道德就把傳統的醫務道德提到更高的境界。 　　

　　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可不可以說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如果說，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的含義，不是作為世界觀和歷史觀，而只是作為從屬于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歷史觀、從屬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社會主義倫理道德原則，那么，使用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的提法并無不可。不過，如果沒有必要的說明，這個提法有可能被解釋為馬克思主義和人道主義這兩種不同的世界觀、歷史觀的互相混合、互相納入或互相歸結，從而引起概念的混淆。事實表明，作為社會主義倫理道德的一項重要內容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這個提法，如同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法制、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社會主義文藝、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等提法一樣，表明它們是從屬于一定社會制度(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含義更為明確。 　　

　　在今天，宣傳和實行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具有重要的迫切的現實意義。由于長期的封建思想的影響，由于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由于文化的落后和經濟的落后，在我國的現實社會生活中，違反人道原則的犯罪現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對人(首先是對于普通勞動者、普通知識分子、普通服務人員和普通顧客，尤其是對于普通婦女、普通兒童、普通老人和有殘疾的人)缺乏關心、尊重、同情、愛護的冷漠現象也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這些現象的存在，是同人民的利益、同社會主義的利益相沖突的。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我們必須同這些現象進行堅持不懈的斗爭，并且必須盡一切可能減少人們的痛苦和不幸，盡一切可能改善勞動條件，加強勞動的安全保護工作，防止和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犧牲。我們必須對共產黨員、對干部、對群眾、對青少年進行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包括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倫理原則在內的思想道德教育。這種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道德教育，完全不同于抽象人性、抽象的人的價值、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世界觀、歷史觀的宣傳。五十年代后期以來，在我國多次批判過人道主義。這些批判的錯誤之一，是沒有區別人道主義作為世界觀、歷史觀和作為倫理原則這兩個方面，把批判人道主義的歷史唯心主義變成反對任何意義上的人道主義，以至連革命的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也不宣傳了。這種錯誤應該堅決糾正，不允許重復。在各項工作中，都應該注意宣傳和實行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文學藝術作品尤其要作這種宣傳。我們反對的只是在文學藝術作品或文學藝術評論中宣傳人道主義的世界觀、歷史觀，反對歪曲革命歷史和革命現實而宣傳超歷史、超社會的人性論，但是決不反對也不應該反對文學藝術作品表現我們的革命、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我們的革命者和勞動者對人的關心、尊重、同情、友愛，決不反對也決不應該反對文學藝術工作者站在革命的、社會主義的立場對真實的人性、人情、愛國心、正義感和普通社會主義公民人格的尊嚴作具體的生動的描寫。如果那樣去反對，那就不但是愚蠢，而且是反對社會主義文學藝術本身，是摧殘它們的生命，剝奪它們的感染力和教育意義。我們要從各方面努力，使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隨著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和文化建設的發展，像社會主義制度所要求的那樣，得到最充分的實現。 　　

　　總之，我們要宣傳和實行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同時要同那種抽象地宣傳人道主義實際上是宣傳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傾向劃清界限。我們宣傳和實行社會主義人道主義，不是把它當作我們的世界觀和歷史觀，而是把它當作社會主義社會生活中對待人的一項倫理原則。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和它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基礎之上的；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思想基礎，則是抽象人性論的歷史唯心主義。因為世界觀、歷史觀的基礎完全不同，引來了一系列的根本對立。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從抽象的人、人性、人的價值出發；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則相反，從社會主義的社會關系出發，從社會主義建設現實發展的需要和可能出發。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以不觸犯資本主義根本制度為界限；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則相反，它的實現以消滅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度為前提。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訴諸人性、人的理性，訴諸全人類，訴諸剝削者和壓迫者的善心，鼓吹“勿抗惡”，反對革命暴力；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則相反，它的實現以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反動統治和剝削的階級斗爭，以人民革命和人民民主專政為條件。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剝削階級作為階級雖已消滅，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仍然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宣傳和實行社會主義人道主義，仍然必須同打擊和反對各種反社會主義的敵人的階級斗爭聯系在一起。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一般地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則相反，以集體主義為核心，認為個人離不開集體，個人要為集體服務，主張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統一。表面上看，抽象人道主義具有普遍性的形式，其實它是狹隘的，因而有不可避免的虛偽性；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則相反，它是具體的、有條件的，卻符合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它是真誠的、現實的，具有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所不可比擬的巨大力量和進步性。可以預期，隨著我國的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隨著建設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進程，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在我國一定能夠得到進一步的發揚光大。　　

　　四、能否用“異化”論的說法來解釋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消極現象? 　　

　　社會主義制度是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上最進步的社會制度。但是，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樣，它的發展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筆直的；它的各個方面也不可能都是完美無缺的。我國在發展過程中發生過不少錯誤和挫折；就在現在，在糾正了過去的嚴重錯誤以后，也仍然存在不少的缺點和弊病。毫無疑問，工作中的各種不同性質的問題和社會上的各種消極現象，都需要我們正視和克服。問題是在于，應該用什么指導思想來看待這些消極現象，怎樣才能正確地解釋和克服它們。 　　

　　我們認為，只有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過去的錯誤、挫折和現存的消極現象進行具體的歷史的分析，才能針對不同情況制定出解決問題的正確方針和辦法。有一些同志卻不是這樣認識問題。同抽象地宣揚人道主義相聯系，他們把馬克思用于描寫資本主義制度下雇傭勞動和資本的對抗關系的概念——異化，引申運用到社會主義社會，把我國在社會主義時期曾經發生過而已經解決的和現在仍然存在或新發生的各種各樣的困難、曲折、缺點、弊病，甚至實際上并不存在而只是某些同志在夸張中虛擬出來的所謂缺點和弊病，統統說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異化。似乎只要蓋上異化的印記，問題就得到了深刻的說明，弊病就找到了有效的藥方。 　　

　　“異化”論真有這般法力嗎?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首先對異化這個詞做一點歷史的回溯和考察。 　　

　　 這是一個外來詞，原詞含有轉讓、疏遠、脫離等義，并不能都譯為異化。異化一詞在近代西方逐漸進入哲學，社會學著作，但不同的著作家賦予它的含義并不一樣。黑格爾用異化說明主體和客體(包括勞動者和產品)的分裂、對立，說明所謂“絕對理念”的“外化”為自然。費爾巴哈用異化說明和批判宗教，認為宗教由人所創造而又主宰了人，上帝無非是人的本質的異化；他在批評唯心主義時也認為它是人的理性的異化。其他使用異化概念的資產階級哲學家，各有各的用法。滲透到現代日常生活和文藝評論中的異化一詞，意義更加含混，大致表示疏遠、孤獨、陌生、無能為力、沒有目的、沒有準則、沒有意義等等。異化論在現代資本主義世界流行一時，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矛盾重重，使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思想家對生活感覺迷惘、荒誕和絕望的表現。 　　

　　關于馬克思使用異化概念的情況，在他創立馬克思主義以前和以后是很不相同的。 　　

　　馬克思是從黑格爾出發，經過費爾巴哈，而創立馬克思主義的。正如列寧所說：“馬克思在1844年至1847年離開黑格爾走向費爾巴哈，又進一步從費爾巴哈走向歷史(和辯證)唯物主義。”馬克思1845年寫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是這個思想發展歷程中的重大飛躍。在寫這個《提綱》以前，特別是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受費爾巴哈用異化來說明宗教的方法的影響(這里也有黑格爾對勞動的分析的影響)，提出勞動異化的思想，把“異化”作為基本范疇，來說明歷史，批判資本主義，論證資本主義滅亡和共產主義實現的歷史必然性。這是馬克思走向創立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一步。書中有許多很有價值的見解，但還不是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著作。馬克思在對他的經濟分析和實際結論作哲學論證的時候，還沒有完全擺脫思辨哲學的方法，也就是從某種抽象概念或抽象公式出發，把對象納入這個概念或公式的方法。在寫這個《提綱》以后，馬克思迅速地完全擺脫了這種方法。他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只是把“異化”作為當時“哲學家易懂的話”來使用，并且申明只是“暫時還用一下”。而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沒有使用異化概念，而且批評了德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在法國社會主義文獻下面寫上“人的本質的外化”之類的“哲學胡說”，使它們變為“關于實現人的本質的無謂思辨”。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以前所寫的《哲學的貧困》(1847年)，和在這以后所寫的《法蘭西階級斗爭》 (1850年)、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1851—1852年)、《法蘭西內戰》(1871年)、《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以及《雇傭勞動與資本》(1849年)、《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1864年)、《工資、價格與利潤》(1865年)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在馬克思全部讀過并參加了部分寫作的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反杜林論》(1876--1878年)中，都沒有使用異化概念。　　

　　這些情況當然不是偶然的。它說明，成熟時期的馬克思認識到異化作為理論和方法是不能揭露事物本質的，他已經超越了這種理論和方法，而創造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他不再用異化理論說明歷史，而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科學地說明歷史；他也不再用異化理論說明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而是用剩余價值學說來科學地說明它們。他對法國路易·波拿巴政變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分析，為具體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提供了光輝的范例，卻沒有加上異化之類的“無謂思辨”。從一定意義上說，馬克思正是超越了異化的理論和方法，才建立和發展了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的確，如果異化理論已經能夠科學地說明歷史，那就不需要歷史唯物主義了；如果異化理論已經能夠科學地說明資本主義，那就不需要剩余價值學說，以及對整個資本運動的科學研究了。那樣，馬克思的兩大發現都不需要，馬克思主義也就不會產生了。 　　

　　熱衷于異化理論的同志們喜歡引證馬克思在《資本論》和準備寫作《資本論》的手稿中使用過異化概念。這也幫不了他們的忙。只要用客觀態度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馬克思在這些著作中使用異化概念，并沒有把異化看作具有普遍性、永久性的基本規律。他明確指出：“很明顯，這種顛倒的過程不過是歷史的必然性，不過是從一定的歷史出發點或基礎出發的生產力發展的必然性，但決不是生產的某種絕對必然性，倒是一種暫時的必然性。”同時，在他用異化概念來表述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雇傭勞動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其他現象的時候，他并不認為異化概念已經能夠說明這些現象的本質，在他看來，這些異化現象的本質是有待說明的，是要用他的剩余價值學說和他對資本運動的整個科學研究來說明的。而且，作為表述的概念，他也并不認為它是不可代替的。馬克思未及最后整理的傳世遺稿中，異化一詞使用得比較多些；但在他1867年完成了的《資本論》第一卷中，只有四處使用了異化；而在他1872—1875年親自作了大量校改的法文版《資本論》第一卷(他在1878年還曾寫信給《資本論》的俄譯者丹尼爾遜，要求他“應始終細心地把德文第二版同法文版對照，因為后一種版本中有許多重要的修改和補充”)中，只有一處保留了異化，其他三處都改換了表述方式，就是明證。 　　

　　總之，對異化概念，要區別兩種情況。一種是把異化作為基本范疇和基本規律，作為理論和方法，一種是把異化作為表述特定的歷史時期中某些特定現象(包括某些規律性現象)的概念。馬克思主義拒絕前一種異化概念，而只在后一種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并且把它嚴格限制在階級對抗的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 　　

　　由此可見，那種把異化說成是被馬克思改造成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范疇之一”，因而成為說明歷史、說明資本主義的一般方法的觀點，同馬克思使用異化概念的實際情況是多么不相容，更不用說那種認為異化是一般規律，也應該成為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的一般方法的觀點了。 　　

　　當然，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主義，它要隨著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不能認為馬克思沒說過的話我們現在就不能說，馬克思說過的話就句句都是不可變易的真理。但是，我們要求的是在實踐中推進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而不是把它引向后退。推進和發展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包括對某些概念作出新的解釋，或者引進、創造某些新的概念，都必須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和方法，都必須從實際出發，接受實踐的檢驗。有些同志說，異化就是主體在發展的過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動而產生出自己的對立面，然后這個對立面又作為一種外在的、異己的力量而轉過來反對或支配主體本身。他們脫離開具體的歷史條件，把異化這種反映資本主義特定社會關系的歷史的暫時的形式，變成了永恒的、可以無所不包的抽象公式。然后，又把它運用于分析社會主義，從而提出社會主義的異化問題。他們就是用這種方法把社會主義社會同資本主義社會混為一談。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嶄新的社會制度，它是在消滅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消滅了資本對雇傭勞動的剝削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是歷史發展中的一次根本性的飛躍。這是一條極其重要的歷史分界線。如果不承認這條歷史分界線，把馬克思用以表述資本主義對抗社會關系時使用過的異化概念，搬來分析社會主義的社會關系，必然導致嚴重歪曲我們的社會主義現實。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條件下雇傭工人的勞動，異化為反對和支配自己的異己力量，這是由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決定的。社會主義的異化的說法，或者是把社會主義社會中許多舊社會的遺留以及由此產生的種種現象叫做異化，這同他們自己的異化定義相矛盾；或者是認為社會主義在發展中由于自己的活動必然要產生出反對和支配自己的異己力量，這倒是符合他們的異化定義，但等于說社會主義社會同資本主義社會是一樣的。從異化的抽象公式出發，把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種種消極現象統統納入異化公式之中，勢必把這些都看成是規律性的和對抗性的，是由社會主義社會中主體自己的活動造成的。這決不可能幫助我們解釋和克服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的任何消極現象，只能對這些問題的解決以至對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帶來破壞性的影響。 　　

　　現在，我們來具體分析一下這些同志從他們對異化的定義出發所羅列的社會主義的幾種所謂異化現象。 　　

　　一是所謂“思想異化”，用異化來說明個人崇拜現象。 　　

　　“文化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嚴重挫折。它的發生，有復雜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毛澤東同志對我國的階級斗爭形勢和黨內狀況作了錯誤估計，因而脫離了黨的領導集體，實際上依靠了一批陰險毒辣的投機分子。他的錯誤估計和錯誤領導所以能夠支配全黨，當然同當時已經形成的毛澤東同志的極大權威和對于他的個人崇拜有關。對于個人崇拜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現象，決不能抄襲費爾巴哈說明宗教的方法，簡單地用異化來說明，而必須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從客觀的社會歷史背景和革命實踐的發展來進行具體分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曾反對和斥責個人崇拜，但他們都沒有把它說成什么異化或異化的萌芽。它所涉及的如何正確評價杰出領袖人物的個人作用問題，只有歷史唯物主義能夠給以正確的說明。我們黨和中國人民在長期革命過程中形成的對毛澤東同志的信賴和敬仰，是由于他長期正確的領導作用和對中國革命的卓越貢獻。這種敬仰的形成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即令有人表達這種感情使用了不準確的措詞，但說不上是什么個人崇拜。中國革命由1935年到1956年間的勝利發展，正是一個最有力的說明。后來正常的敬仰逐漸變成了個人崇拜，一方面是因為毛澤東同志本人由于成功變得不謹慎，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直至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把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另一方面，它又同過去毛澤東同志常常處于正確地位，而全黨對社會主義時期各種問題(特別是階級斗爭問題)的認識還不成熟這種情況有關。個人崇拜現象當然是錯誤的，它的惡性發展所帶來的后果是極其嚴重的。 “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野心家別有用心地制造和利用個人崇拜，對社會主義事業大肆破壞，并且制造了很多反人道的野蠻罪行，使很多黨員、知識分子、工人、農民和愛國民主人士遭到極大的不幸。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首惡已經依法受到嚴懲。我們黨堅決譴責“文化大革命”和個人崇拜。同時，我們也看到，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人們對毛澤東同志的態度，情況仍然很復雜，不能把它同宗教信仰相提并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集中全黨的智慧，已經對于“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和個人崇拜等現象進行了科學的總結，并從中引出必要的教訓和避免重犯類似錯誤的辦法。這種總結所依據的完全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而不是什么異化理論。企圖以“思想異化”來說明個人崇拜現象，除了給人一幅簡單化的漫畫以外，絲毫不能說明事件的原因，更不能說明黨為什么能夠這樣順利地撥亂反正。 　　

　　二是所謂“政治異化”或“權力異化”。 　　

　　在我們的社會里，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有不健全的地方，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體制有不合理的地方，某些干部中存在官僚主義等不正之風，甚至存在以權謀私、欺壓群眾等等腐敗現象；同時，某些不覺悟的群眾也有一些違反國家法律，破壞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以及危害其他公民的生命、財產、權利的行為。這兩種不同方面的消極現象，都是長期剝削制度社會影響的遺留，而不是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在成長過程中發生的什么異化。對于這些舊的殘余，多年來我們黨和政府不斷地加以揭露和糾正，現在正在進行更堅決的和更有系統的努力，從思想作風上加以整頓，從組織上加以清理，從體制上加以改革，并且對于一切嚴重違反刑法的罪犯(無論是官是民)，依法實行嚴厲的打擊。所有這些措施都得到了人民的大力支持。用所謂“政治異化”或“權力異化”來說明上述各種消極現象，完全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說、國家學說，歪曲了客觀事實，同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背道而馳。 　　

　　我們知道，在政治權力和國家的問題上，正是馬克思主義拋棄了關于天賦人權、社會契約的天真童話，從經濟關系和階級斗爭來解釋國家的產生和發展，才使這些現象得到科學的說明。恩格斯就是從具體的、歷史的經濟政治分析，而不是簡單地用異化來說明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的。同樣，馬克思主義指出，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在歷史上第一次使國家權力成為人民的權力，從而也就為最終消滅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國家創造了前提。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并不是空想家。一方面，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叫它作人民民主專政，這同法西斯式的恐怖統治毫無共同之點)是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必要條件，在國際國內存在階級斗爭的情況下，沒有它，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一天也不能維持自己的統治。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另一方面，任何革命政黨和革命政權都不僅要民主，而且要集中，要有完成各自任務所必須具有的集中的權力。即使作為階級統治的政治權力消亡以后，在國家和政黨消亡以后，在民主已經成為習慣以后，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權威在有組織的社會生活中仍然是完全必要的。否則，不但有計劃的生產和分配難以進行，連交通的秩序都無法維持，對于巨大的自然災害更無法進行有領導的和有效的抵抗。這是人們的常識。片面地崇拜民主、自治而否定集中、權威，認為民主本身就是集中，因而從根本上反對民主集中制，這大概是假定任何大小問題都可以通過群眾投票，以便根據表決中多數人的意見來解決吧。那么，群眾將每日每時都生活在投票之中，并且群眾必須人人是百科全書，對需要表決的任何問題都具有正確的理解和判斷的能力。這種荒唐的“民主”不但在今天不可能想象，就在遙遠的將來也是難以想象的。總之，認為凡有權力的地方就要發生“權力異化”，這只是無政府主義的觀點，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在宣傳所謂“政治異化”、“權力異化”的同志中，許多人對“文化大革命”是深惡痛絕的。痛恨“文化大革命”，這完全正當。因此，要提醒這些同志注意，談論所謂“政治異化”、“權力異化”，把社會的公仆變為社會的老爺說成是一種帶規律性的現象，豈不是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一類的提法過于近似了嗎?而那些提法不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根據”嗎?以那種“理論”為指導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否有助于克服我們社會中的消極現象，對干部隊伍中的不正之風等等到底起了什么作用，難道還不清楚嗎? 　　

　　我們還愿意提醒這些同志，即令他們是站在正確的方面，他們也應該記得，無論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在畢生為工人階級的解放而奮斗的同時，對工人運動中的種種錯誤傾向、錯誤思潮以至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派別，從未放棄過思想斗爭和政治斗爭。這種斗爭曾經嚴重到導致第一國標和第二國際的分裂。他們在這些斗爭中都具體地分析了這些傾向、思潮和派別的思想政治錯誤和它們的社會歷史背景，從而大大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他們為什么竟一次也沒有把這些傾向、思潮和派別說成是工人運動的異化呢?這里沒有別的原因，只是因為他們嚴格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今天鼓吹“政治異化”論的同志們，何不學習一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榜樣呢?那樣，他們或許會發現，在嚴肅的問題上輕率地玩弄異化的標簽，離開馬克思主義有多么遠。 　　

　　至于有些同志把經濟工作中由于缺乏經驗、由于對客觀規律沒有認識而犯了錯誤、干了蠢事，說成是經濟領域的異化，更是把異化概念濫用到無邊無際的程度。任何錯誤、挫折、事與愿違，都足異化，這是多么廉價而又萬能的科學!人們將永遠離不開異化，就像在太陽底下離不開自己的影子一樣!這些同志對異化的濫用，至少說明如下兩點：第一，他們為了把異化說成是普遍性的，是無所不包的，就不惜牽強附會，硬造出這種所謂“經濟異化”的說法來。第二，他們是以脫離實際的輕浮態度和思辨哲學的高談闊論來對待非常嚴肅、非常實際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必須指出，由于經濟建設成為我們工作的重心，這方面我們面臨大量的新情況、新問題，其中也包括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要求我們深入調查研究，了解實際情況，按照實事求是的科學方法切切實實地加以解決。耀邦同志曾經多次號召理論工作者一定要密切聯系實際，而不要沉溺于空洞的概念的推演。我們的高談“經濟異化”和其它“異化”的同志們，能否把自己的思想方法改變一下呢? 　　

　　歸結起來說，社會主義社會里的各種問題、各種消極現象的產生和存在，有多方面的復雜的原因。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的時間還不長。舊社會留給我們的基礎比較薄弱，經濟文化比較落后，歷史上缺乏民主傳統。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思想以及舊社會的傳統影響即列寧所說的“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的影響還比較廣泛地存在；在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條件下，國外資產階級的影響又通過各種渠道滲透進來。新的制度、新的事物是人們創造的，不是天生的，在從不成熟到成熟的過程中，必然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建設新社會的人們也要在改造客觀世界同時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許多事情沒有經驗，難免犯錯誤。有些過去錯誤留下的后果今天還需要我們努力去消除。有些適合過去情況的制度和辦法，隨著情況的變化，在今天變成不適合或不完全適合，阻礙我們前進了。諸如此類的情形，今后還會不斷發生。我們今天社會中種種消極現象以及它們的多方面的原因，具有不同的性質和不同的層次。不同性質、不同層次的矛盾，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我們只有掌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并且學會從實際出發，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中靈活運用這些理論，才能逐步地找出解決各種問題、克服各種消極現象的辦法。拋開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的方法，把如此復雜的問題簡單化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異化，似乎有很深刻的內容，實際上思想極為貧乏。它在認識上不能推進任何對真理的接近，在實踐上不能提供任何解決的辦法。相反，由于它具有模糊的但是又相當固定的反現實的傾向，又具有可以到處亂套的抽象形式，可以把社會上的一切消極現象都歸罪于社會主義制度或者社會主義社會的領導力量，把反對的目標集中于黨和政府的領導，因而不可避免地會在社會上散布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黨的領導的不信任情緒和悲觀心理。　　

　　在談論社會主義異化的文章中，有的實際上已經根據這個概念的邏輯，引出了結淪，說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思想領域處處都在異化，說產生這些異化的根本原因不在別處，恰恰就在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有些同志沒有得出這樣的結論，并且申明，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的異化是可以克服的，這正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盡管沒有提出論證，這種申明的意圖總是比較好的。但是，這同他們把異化看作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效的規律，卻很難不自相矛盾。因為一切規律都不是人可以“克服”的，人可以克服的就不是規律。或者他們會說，人們只要發現了異化的規律，就可以根據對這種規律的認識來控制它的作用，這就是他們所說的“克服”的本意。就算是這樣吧。但是異化并不像水和火那樣既可為害又可為利，它對于社會主義也不是什么普通的缺點和不合理現象，而是一種足以毀滅社會主義制度的“災變”。因此，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只在于能夠控制這種災變的產生和發展。這就不能不成為一種諷刺了。我們還希望一些具有某種善良愿望而主張異化論的同志注意到，有些人已經從異化論出發直接要求取消一切社會政治權力，一切社會經濟組織，一切思想權威，一切集中和紀律，公開宣傳無政府主義、絕對自由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這當然不是那些比較善意地談論社會主義異化的同志們始料所及的。但是一個思潮有它自己發展的必然的邏輯。如果我們的理論在根本方向上不正確，就難免引起很不好的社會效果。這種后果縱然難以完全預料，卻是每一個有責任心的共產黨員不能不在事先加以認真考慮的。 　　

　　從以上幾個方面的說明可以看到，宣傳人道主義世界觀、歷史觀和社會主義異化論的思潮，不是一般的學術理論問題，而是關系到是否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實踐的有重大現實政治意義的學術理論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的帶有根本性質的錯誤觀點，不僅會引起思想理論的混亂，而且會產生消極的政治后果。 　　

　　這種錯誤思潮的出現不是偶然的，有一定的國內和國際的歷史背景。了解這種思潮產生的背景，對于我們充分認識開展這場思想爭論的意義，是必要的。 　　

　　這股錯誤思潮的產生，就國內的背景說，是對“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的一種反動。本來我們黨經過這幾年的努力奮斗，已經對十年內亂的歷史作出了科學的總結，基本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任務，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我們的認識和我們的事業都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那段歷史災難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上仍然留下很深的陰影。有些同志從斥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嚴重歪曲，從批評我們黨和毛澤東同志的“左”的錯誤，走到懷疑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懷疑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的地步。對于我們黨已經作出的歷史總結，有些同志不是在同黨保持一致認識的基礎上繼續前進，而是仍然把它作為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去爭論，企圖離開馬克思主義方向，從別的方向，例如人道主義的方向和異化的方向，去對“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尋找更“深刻”的答案。這就如同緣木而求魚子。 　　

　　這股思潮的產生，還有國際的背景。隨著對外開放和對外文化交流這一正確政策的實施，各種西方學術文化思想大量涌入，其中就包括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理論的一些哲學流。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界(包括西方的“馬克思學”的學者和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有不少人利用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混淆馬克思早期思想和成熟的馬克思主義的區別，甚至加以顛倒，認為1844年的馬克思才是成熟的，后來是倒退了，這種倒退又為恩格斯和列寧所加劇。我國思想界有的同志接受了這類思潮的影響，以為發現了可以便馬克思主義“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大陸”而加以宣傳。另一些同志在這些錯誤思潮襲來的時候，雖不隨聲附和，也感到難以鑒別和批判，或者認為無關大體，因而采取觀望態度。這樣，雖然一開始就有一部分理論工作者從馬克思主義立場對這些錯誤思潮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仍然不能夠阻止它們的蔓延，以致黨中央不能不出來講話。這種哲學思潮的消極影響也波及其他一些方面，例如文藝界和一部分青年知識分子。如果我們不起來批評這種錯誤思潮，維護馬克思主義的健康發展，那么不難想象，若干年后，將會產生怎樣的惡果。 　　

　　我們的思想戰線的同志，一定要深入學習小平同志在二中全會上關于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的講話，提高認識，改變過去那種軟弱渙散的狀態，積極參加這場維護馬克思主義思想陣地的爭論。關于開展這場思想爭論的方針、政策和辦法，中央已經在一些文件、報刊評論、負責人的講話中反復闡明了，不需要在這里重復。如同黨中央所已經指出的那樣，我們的思想戰線的絕大多數同志是按照黨和人民的要求積極工作的，取得的成績是明顯的，主要的。無論是理論界或文藝界，宣傳人道主義世界觀、歷史觀和社會主義異化論的人，以及在其他問題上散布資產階級思想的人，都是很少數。當然要看到這些錯誤思想的腐蝕性和蠱惑性，不能低估它們的消極影響。既然問題牽涉到離開馬克思主義的方向，誘發對社會主義的不信任情緒，黨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作者就有責任更積極地出來爭論，批評這種錯誤思想，消除它們的影響，同時在爭論中結合社會主義的實踐，重新學習馬克思主義，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義。至于在這些問題上發表過不正確觀點的同志，總的來說，都屬于思想認識問題。對于這類問題，只能通過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開展認真的討論以及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才能達到既分清是非又團結同志的目的。我今天的講話，在開頭已經說過，只是參加討論，并且只涉及人道主義和異化的一部分問題。對這一部分問題，也沒有說得很透徹，其中一定還有不周到和不準確的地方，再一次懇切地希望大家指正。不贊成我的講話的基本觀點的同志，我也懇切地歡迎他們參加爭論。真理愈辯愈明。對于這樣一些復雜的理論問題，惟有進行客觀的深入的細致的研究和討論，才能得到正確的結論。通過這場討論和爭論，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工作和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將走上更加健康發展的道路，這是毫無疑問的。　　

原載于　1984年1月27日　《人民日報》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