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實行200多年來，被冠之為“最優”的制度設計，其實對其內在的理論缺陷，政治學家們是心知肚明的。特別是近年來，兩黨政客出于政治需要自覺和不自覺地挑戰這些制度設計的法律、政治和道德極限以及民眾的心理底線，使得這些缺陷及其在實踐中的扭曲與誤導作用暴露無遺。

　　西方民主制度安排中不可克服的內在缺陷

　　“阿羅不可能定理”提出：在民主制度下是無法將個人的選擇和偏好加總為社會的選擇和偏好的。這對西方的選舉人民主信念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西方民主政治制度運行的基本理論前提是，政府的決策應當且能夠反映廣大民眾的意愿和根本利益。那么，民眾的意愿和根本利益通過什么方式得到表述?通過什么程序轉化為政府的決策并得以實施?而不同階層選民的利益沖突、變化和不斷發生的利益重組為民主制度設計和安排孕育了許多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

　　投票規則設計與公民選擇

　　西方民主制度運作是通過各種各樣的投票規則來實現的。它主要有兩個方面：票數分配規則和根據票數確定贏者的規則。現代西方民主采用的一人一票制，盡管原則上沒有大的爭議，但選民的投票資格卻經歷了一個歷史變遷。18歲的成年人在多數西方國家包括美國也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才取得投票資格的。最流行的確定贏者規則是“簡單多數”規則。除非涉及憲法修改案、推翻總統否決和總統彈劾案需要2/3的多數票才能通過外，美國國會和其他立法機構基本上實行的是“簡單多數”規則。

　　此外，政治學家們還設計了“相對多數”和“點數投票”等規則。投票者根據對議案的偏好排序和程度打分，順序分最低和點數分最高者獲勝。如果選民只有兩種選擇，這兩種規則的結果相同;如果有多種選擇，投票結果會大不相同，“點數投票”規則有時會因選民的利益和情感強度不同而導致與“簡單多數”規則和“相對多數”規則截然不同的選舉結果，這無疑為各種利益集團和政客操縱選舉提供了許多空間。

　　“中位數偏好”與“阿羅不可能定理”

　　為確保各種投票規則達到理想的選舉結果，需要滿足三個條件：投票結果的非隨意性;投票結果要準確地反映選民的意愿和偏好;投票結果不應受到選舉策略的擾亂。阿羅在《社會選擇和個人價值》中證明，如果選民偏好呈單峰狀，這些條件可以滿足，中位數投票者決定選舉結果(滿足這些理想條件的選民偏好即是“中位數偏好”)。然而，如果一些選民的偏好呈非單峰狀態，如雙峰偏好模式，且有兩個以上可供選擇的議案或候選人，投票結果的隨意性就會出現，投票排序、議案組合以及搭配或候選人出場、出局順序等因素都會影響到選舉結果。

　　在此基礎上，“阿羅不可能定理”提出：在民主制度下是無法將個人的選擇和偏好加總為社會的選擇和偏好的。換言之，沒有任何規則能夠在隨意的個人選擇和偏好基礎上構建社會的選擇和偏好。因此，西方的民主體制無法提供一個理想的投票規則。“阿羅‘投票悖論’對西方的選舉人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信念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選民偏好強度與投票結果質量

　　縱使上述投票規則不會導致隨意性結果，不同投票規則產生的結果對選民的真實意愿和偏好的反映，也會因選民偏好強度的不同而大打折扣。顯然不會有一個取悅于所有選民的議案或候選人，多數贏者從投票結果中得到的利益總和，有時會小于少數輸者損失的總和，從而無法產生最優的社會結果。“一票否決制”可以適用于少數人的利益可能會因投票結果受到極大傷害的情況，問題是，這種投票方式通常會使公共選擇程序難以操作，常常會因為幾個人甚至一個人堅持己見而使大多數人的利益受損。

　　如果所有選民能夠真實地表述他們的意愿和偏好而不顧忌他人的態度，同時不使用投票策略，“點數投票”規則能更好地反映選民的利益和偏好強度，而另兩者只能反映選民的偏好順序。但在現實中，選舉策略是容許的。如果一些選民考慮到其他選民可能的投票行為而將不可能取勝的第一選擇票全部投到第二選擇上，從而夸大他們對第二選擇的偏好，投票結果的隨意性就會出現。經驗證明，越是涉及偏好強度差別大的議案或候選人，投票策略和投機性操作的空間和運用就越為廣泛。相反，簡單的投票規則會有效地減少投票操縱行為和投票結果的隨意性。

　　選舉策略與選票交易

　　博弈論在政治實踐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在政黨政治操作中形成了一整套競選策略。美國國會議案中使用較多的策略一是“阻礙議案通過”策略，即通過挾持爭論和辯論以阻礙議案通過的策略。使用這種策略，41位參議員就可以有效地推遲或阻礙某一議案的付諸表決，除非2/3的參議員動用“討論終結”條款。當然，“阻礙議案通過”策略可以通過簡單多數投票廢除，但廢除這一策略的議案也可能被該策略所阻礙。即便該策略不能得逞，由于冗長的辯論耗時耗力，國會的多數黨在受到其威脅時，寧愿選擇先討論其他議案來避開它。

　　二是打包政治。政治家們通過結黨的方式將許多公民關心的議題組合到一起，形成一整套政策和法律提案去爭取那些偏好、利益、政治理念和價值、道德觀相近的選民。這會使很多單獨表決無法通過的議案通過組合的方式得以通過。這就為政客、議員之間互投贊成票的選票交易，以促成對彼此都有利的議案通過提供了機會。由于美國參、眾兩院的議員是由各州選出的，許多議員通過交換選票獲得的巨額聯邦資金在本州修建“形象工程”，來為本州創造就業機會，以爭取連選連任。

　　“代表人民主”與“贏者通吃”

　　如果選民數量不多，且涉及的是較小地方社區或村民的議案，可以通過社區和村委會討論、談判、協商和公民直接投票等方式來決策和實施。但如果涉及億萬選民的重大決策，上述方式會因曠日持久或成本過高而無法操作。所以，西方國家采用 “代表人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制度，即通過選舉產生的“代表人”來間接地反映選民的意愿和偏好。這無疑為政黨操作、愚弄甚至出賣選民提供了條件和機會。政客在選戰中的目標是“票數最大化”，而選民的目標是選舉能夠給他們帶來最大凈利益的候選人或議案。

　　所謂“選舉人票”制度，是根據各州的人口分配一定數量的選舉人票，然后按照候選人贏得超過半數的選舉人票規則來間接地選出總統和副總統。如果一個黨的候選人得到了某個州多數的選舉人票就贏得了整個州。這種“贏者通吃”的規則是由于歷史上交通、信息不發達而無法及時、準確地統計選票而采用的權宜措施。其弊病一是很可能取勝的候選人總得票數卻少于輸者;二是可能驅使候選人將競選活動、經費集中在那些在“藍紅”之間“搖擺的州”。“選舉人票”制度頗受爭議，批評者認為該制度具有內在的非民主性，且給予“搖擺州”在總統大選中不成比例的影響力;而支持者則認為，該制度保護了較小州的權利，這恰恰是美國聯邦政治的鮮明特征。

　　西方民主政治實踐中的扭曲和誤導

　　美國的特殊利益集團將自己的根本利益和意愿強加到美國人民、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之上，這才是美式民主的真諦。

　　不可否認，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運轉和操作模式有其積極的一面，比如聯邦和地方政府提供滿足民眾需要的公共產品和服務，資助教育、基礎科學研究、基礎設施建設和環保工程等，但其在實踐中的扭曲和誤導也是昭然若揭的。

　　難以兌現的“競選許諾”

　　政客的空頭許諾和食言與其說是司空見慣，不如說是無一例外。臭名昭著的是1992年大選時老布什總統關于永不增稅的許諾和當選后食言的例子。在選情非常接近的最后關頭，“暫時愚弄一些人”足以勝出。

　　“競選許諾”的廣為流行，往往使得“中位數投票者”左右選舉結果。為了贏得多數選票，即便候選人的觀點偏左或偏右，他們不得不違心地向中位數投票者的偏好靠攏，當選后再違背諾言。政客們這種出爾反爾的伎倆，使得越來越多的選民對政黨政治產生厭惡感，導致近年來美國大選和中期選舉的投票率呈日益下降的趨勢。據最新統計，2010年美國中期大選的投票率只有41.6%。

　　特殊利益集團操縱選情

　　盡管現代西方民主采用的是一人一票制，但由于近一半的選民不去投票，而投票的選民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種特殊利益集團操縱選票的影響。因此，一人一票制實質上成為“美元投票制”的翻版。美國NBC電視臺在“剪美國羊毛”的系列專題報道中，對美國的特殊利益集團如何通過政治獻金和游說活動收買聯邦和地方議員、制定和通過相關法律和議案，并從中獲取巨額利益進行了揭露。

　　“大石油”、“大煙草”、全國槍支協會是美國頗有影響的特殊利益集團。近年來，石油集團、煙草公司由于海灣漏油事件和煙草公司的一系列敗訴而轉入低調，但全國槍支協會的影響卻以維護公民的槍支擁有權為名日益擴大。克林頓曾因控制槍支的主張遭到其猛烈攻擊，持類似主張也成為戈爾競選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以至于近年大選中再也沒有人有勇氣談及槍擊事件了。盡管奧巴馬在競選中低調回避控制槍支問題，美國各大保守媒體卻不斷恐嚇選民：如果奧巴馬當選，他會闖入美國的每一個家庭，奪走他們所擁有的槍支。在全國槍支協會鋪天蓋地的宣傳和政治攻勢面前，竟有越來越多的選民認同，槍擊事件的不斷發生是因為公民的槍支擁有率不足，如果更多的人擁有槍支，就會更好地保護自己，有效地阻止槍擊事件的發生或減少槍擊事件造成的傷亡率。

　　美國的特殊利益集團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為他們的利益過于集中因而易于形成強大的勢力集團。雖然他們通過游說活動得到的經濟利益總和遠遠少于廣大民眾、納稅人損失的總和，但由于廣大民眾的利益過于分散，無法形成強大的游說集團與之抗衡。這種特殊利益集團對廣大民眾的掠奪不單單是少數人掠奪多數人的零和博弈——由于“尋租行為”產生了巨大的“效益損失”，少數人的所得遠遠少于多數人所失。

　　炮制議案 愚弄選民

　　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雇傭了大批的職業游說家，不斷炮制五花八門的地方議案來愚弄選民，從中獲利。這些議案經過職業律師、政客和他們的謀士們精心包裝，措辭隱諱，極具蠱惑性、煽動性和誤導性。反對方也會以同樣的手段，對其斷章取義，恐嚇選民。在近年來盛行的“消極競選”和“誹謗競選”中，競選雙方花費巨額資金不是去宣傳其候選人或議案可能會給選民帶來的好處，而是使盡渾身解數，用歪曲、夸大甚至恐嚇等手段攻擊對手，有針對性地渲染他們的競選主張和議案對不同選民階層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后果。近年來的競選經費也年年刷新紀錄，2010年11月美國的中期大選，加州共和黨州長候選人Whitman又以超過14億美元的競選支出刷新了美國州長競選的經費紀錄。

　　令人窒息的政治攻勢，迷惑了選民，使他們面臨著“兩害取其輕”的無奈選擇。多數選民或對政治日益厭惡而放棄投票，或盲目按他們所屬的黨派或工會的授意投票。由于絕大多數選民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搞懂五花八門的議案的真正含義，由無知、偏見和被誤導投票給最終傷害自己利益的候選人和議案的例子比比皆是。據報道，受雇于某些利益集團的一個地方議案“作家”，近年來寫了上百個議案，他最大的本事是把議案措辭得如此復雜和難解，甚至成為一個圈套，如果你投票贊成就意味著反對。

　　國內“民主”與國際獨裁

　　美國政客在處理國內事務方面大談民主、法制，但在許多重大的國際事務面前，他們不僅不遵守多數票規則，而且時常踐踏國際關系的基本法則，粗暴地干涉別國內政。發動越戰前，美國就清楚地知道即將到來的公民投票會使胡志明領導的越共以壓倒多數當選。這無疑不符合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于是一手發動了越南戰爭，把美國和越南人民帶入了戰爭的深淵。伊拉克戰爭同樣如此。美國對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武器“深信不已”，原因只是伊拉克有美國需要的石油。

　　在對華政策上，美國以人權衛士自居，在臺灣和西藏問題上不斷干涉中國的內政。美國所謂的“對臺關系法案”，實質上除了在對華政策上打臺灣這張牌外，主要是美國南部幾個州的議員從對臺“軍售”中每年可為本州獲得巨額利潤的軍火訂單。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幾年前聯合國選舉了一個美國不喜歡的拉美國家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成員國之一，美國竟以拒絕支付聯合國會費來要挾聯合國推翻這一結果。這種公然踐踏國際關系基本法和最基本民主原則的做法，讓我們看清了這樣一個事實：美國的民主定義并不是各國的事務由各國人民自己決定，而是應當由美國人、美國政府歸根結底由美國的利益集團決定。美國的特殊利益集團將自己的根本利益和意愿強加到美國人民、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之上，這才是美式民主的真諦。

　　轉嫁國內矛盾國外尋找替罪羊

　　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和日益嚴峻的失業問題使得越來越多的美國選民失去房屋、失去工作，“美國夢”化為泡影。隨著火藥味愈來愈濃的選戰日漸臨近，兩黨政客們趁機借題發揮，氣急敗壞地從新崛起的特別是經濟、政治制度和文化價值觀念不為他們喜歡的國家中尋找原因，竟然把他們的寅吃卯糧文化歸罪于中國的勤儉持家傳統。在2010年G20峰會上，他們聲稱目前的世界貿易不平衡是順差國家造成的，這就像一個輸了錢的賭徒責怪借錢給他的人一樣。這種賭棍邏輯遭到了中國、德國、俄羅斯、巴西等許多國家的譴責。

　　中國經濟的強力反彈和回升，更是招致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嫉恨，紛紛指責中國用“操縱匯率”手段搶了他們的飯碗。美國《紐約時報》揭露，美國的兩黨候選人忽然間在競選廣告中找到了新的“替罪羊”——中國。在美國2010年中期選舉前的幾周內，至少有29位競選人直接或間接地在競選廣告中將美國的失業問題歸罪于中國。他們或者指責競爭對手將美國的工作“出口”給中國，或者嘲諷對方揮霍美國納稅人的錢為中國創造就業機會。這種愈演愈烈的保護主義聲浪和反華情緒在美國歷史上是少有的。前美中商會主席Robert A. Kapp感嘆到，他“從未見過中國被美國政客作為如此明顯的拳擊袋”。

　　揭露西方民主人權的虛偽性

　　就像我們不能用今天的民主和人權標準去評判歷史事件一樣，我們也不應當簡單地用發達國家的標準來衡量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和人權狀況。

　　西方的民主和人權是為其經濟和政治利益服務的

　　在處理國際關系時，美國為了自身的利益支持其他國家的獨裁者，操縱、控制甚至發動政變推翻民選合法政府的事件屢見不鮮。奧巴馬總統聲稱，美國在世界上的廢氣排放量居第二，卻不提其人均排放量四倍于中國，累計排放量居世界之首的事實。2010年底，奧巴馬政府又向世界貿易組織起訴中國政府補貼太陽能和風能等環保行業，使美國的環保業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這與其在國內倡導綠色經濟、反對溫室效應的理念大相徑庭。

　　1998年，以所謂向中國出售核機密、威脅國家安全為由，美國華裔科學家李文和被逮捕入獄。最后FBI的調查結果是，除了他是中國人外，“沒有絲毫的證據”。滑稽的是，李文和是個來自臺灣的科學家，按美國的邏輯，中國獲得了核武機密后首先要對付的是臺灣。這與其說是無知，不如說是一種政治游戲。每當需要用中國作為靶子時，美國就會把臺灣人說成是中國人;每當他們要打“臺獨”牌時，就會強調臺灣人不是中國人。

　　美國言論自由的虛假性

　　美國盡管自詡言論自由，但在涉及所謂的國家安全、種族等敏感問題時，言論自由便會付出極大的代價。美國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Bill Mahr因把美國入侵伊拉克的行為描述為“懦夫”而被解雇;“9·11”后，一位律師因穿了帶有“給和平一個希望”口號的T恤衫被逮捕。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維基解密事件證明，這個“自由的國度”并沒有真正的信息自由。希拉里在“谷歌事件”發生時曾振振有詞地宣稱，“充分的網絡信息能夠幫助人們發現事實，也讓政府更加有責任感”。這番評論用來解讀英美和瑞典聯手封鎖信息、關押阿桑奇的卑劣行徑，再恰當不過了。

　　美國的媒體自由有著濃重的商業色彩。為提高收視率，美國的各大媒體基本上只報道聽眾喜歡的新聞。據筆者在美國生活20多年的感受，美國媒體有關中國的報道幾乎80%是負面的，其中50%是歪曲事實、憑空捏造的。正是幾十年來美國媒體受政客操縱，對廣大民眾進行政治洗腦，將中國妖魔化，構成了美國對華敵視政策的政治基礎。

　　民主和人權是個歷史的過程

　　民主和人權的概念經歷了一個發展和演變的歷史過程。世界上并不存在著普世、永恒的民主和人權標準。就像我們不能用今天的民主和人權標準去評判歷史事件一樣，我們也不應當簡單地用發達國家的標準來衡量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和人權狀況。否則，曾“擁用”大批黑奴的美國“開國之父”華盛頓總統，應當以地道的種族主義分子罪名判刑入獄。美國長期以來以關心西藏民主、人權為借口，支持“藏獨”分子。難道達賴統治下的西藏，奴隸主可以隨意割人舌頭、挖人眼睛、用頭顱作碗的制度更為民主、自由和博愛?直至今日，美國的“人權衛士”們仍然采用雙重的標準，在國內倡導“政教分離”的他們不僅吹捧達賴為西藏的“精神領袖”，而且支持達賴的所謂西藏“流亡政權”。這種“己所不欲，卻施于人”的兩面手法進一步暴露了美國政客們割斷歷史，用人權、民主為大棒，為其政治、外交利益服務的丑惡嘴臉。

　　沒有全球的大民主就沒有一國的小民主

　　一國的民主是以本國的所有國民擁有平等的權利為先決條件的。但是各國的利益不斷地發生沖突，近代史上各個“民主”國家因利益沖突導致連綿不斷的戰爭說明，真正的民主、人權只有在世界范圍內才能實現。美國要想真正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必須率先承認和履行國家不分大小，公民不分國界、種族、性別、信仰和貧富，都享有同等的權利，首先是投票決定自己和全球事務的權利。沒有全球范圍的大民主就沒有一國的小民主，只有通過全球范圍的人權運動，才能真正實現馬丁·路德金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