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鋼

有客自海上來，傾心吾國傳統之禮樂名教，亦常留意近世以來東西關系之升替遷變。嘗與余論百七十年來中國之歷史，疑慮非淺，發諸十問。余不揣冒昧，強勉答之。謹錄如下。

問：單就經濟總量而言，中國直至19世紀60年代仍居世界首位，兼以中國幅員之廣闊、人口之眾多、傳統政治經驗之豐富，為何自鴉片戰爭爆發后，即陷入對西方列強乃至新興之日本屢戰屢敗之困境。 常言“落后就要挨打”，究竟中國在近代落后在何處？

答：梁漱溟在《鄉村建設理論》中曾非常敏銳地對于近代以來中國與西方之得失做出總結：“若特指其（即中國）失敗之處，那不外兩點：一是缺乏科學技術；二是缺乏團體組織。更無其他。而近代西洋正是以科學技術和團體組織見長，也更無其他”?？茖W技術之缺乏，直接導致了器物層面的差距，形諸戰爭最深切著明者即是西方的堅船利炮。而團體組織之缺乏，影響更為深遠，堅船利炮尚可購買仿造，而團體組織必待自生而有效。兩次鴉片戰爭之敗，或可歸咎于武器裝備差距過大，而甲午海戰失利，全在組織動員不力。故后者，為要中之要。

中國傳統之國家以文明而非族裔為根本紐帶統合而成。國家之權首在治官而非治民，其治止于縣鄉，而縣鄉之治則主要依托于宗族鄉紳。維系社會之根本在倫理與家庭（家族）。因而，個人與國家之關系較疏遠，而國家認同也較淡漠，其狀態有類于《擊壤歌》所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此則傳統中國社會之特色，長處短處俱在。伴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國家興起，國家對于社會資源的攫取利用與整體動員能力有極重大之提升，一種如臂使指般直接有效的國家-個體支配關系被迅速確立。在面對具有優勢武器和現代國家組織動員機制的帝國主義列強之際，傳統中國社會的無組織狀態遂成 “一盤散沙”之局面，故中國資源人口總量雖大，卻無法形成充分有效的全民動員和組織整合，也就無力形成對于強敵的有效抵抗，進而陷入越來越被動的戰略態勢。

問：中國自秦漢以來兩千余年，頗不乏以外族入侵而導致政權更替之情況，但中華文明粲然自立，道統不絕如縷。何以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非但國勢衰頹，文明認同也難以維系？

答：前現代世界歷史的一般規律是，軍事上征服了文明民族的野蠻民族被前者之文明所征服。以西方經驗言之，即羅馬大詩人賀拉斯的名句Graecia capta ferum victorem cepit“被征服的希臘征服了野蠻的勝利者”，以中國經驗言之，即“夷狄而合乎中國，則進而中國之”。這也正是中國文明可以經歷包括蒙元、滿清在內的多次異族入主得以保全延續發展的原因所在。

伴隨著近代以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興起，這一規律被徹底顛覆。由西方列強主導的資本主義-殖民主義世界體系，不但將世界一切非西方民族通過暴力方式強行攝納到這一體系之內，更提供了一種帶有強烈目的論特征的世界歷史解釋體系。在其所描繪的世界歷史圖景中，以希臘-羅馬-基督教為軸心的西方文明被標示為人類文明之正宗，現代資本主義被視作西方文明自我邏輯的唯一與必然的實現形式，而對于已經進入成熟階段的現代化進程，一切其他人類民族以及所屬的文明都只是旁觀者和被動者，或者說，都是“東方”的。它們唯有放棄自我成為“西方”，才可能真正將進入“現代”。現實中西方對于東方的殖民-被殖民、支配-被支配關系，被視作對應于彼此文明之高-下、尊-卑、優-劣，從而具有了文明論意義上的合理性。傳統中國建立在自我文明優越性基礎上的對待外來民族武力征服的政治經驗，在面對現代性及世界資本主義邏輯時變得無所適從。不但在武力上打不過，更面對在道理上講不過的困窘。這是自中國文明自周秦確立成熟以來從未遭際過的全面文明挑戰，誠所謂“數千年未有之變局”。

問：日本與中國同遭此“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何以日本借明治維新而建立現代國家，步入列強之序，而中國無法同樣行自上而下貫徹之變法而求自強？

答：中日遭遇之情勢有同有異。相同者，均面臨無法以傳統方式加以解釋和應對之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侵迫，國家之獨立主權領土完整乃至傳統的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以外力之介入而受到嚴重威脅。相異者，日本系較典型的單一民族國家，這與建立在西歐經驗上的以單一民族為基礎構建現代國家的理念相合，其天皇制具“萬世一系”的特征，這有利于日本在遭遇外來強敵的情勢下，依托于既有的制度與傳統，迅速確立與強化以天皇為至高權威的軍國體制，而這一體制正可以滿足現代國家有效整合一切社會資源、實現全民動員與組織的根本要求。因而，日本向現代國家的轉化相對阻力較小。

而此時中國的滿清政權，始終堅持以少數族群作為國家之主導力量，面對列強的侵凌，既不愿也不敢以天下共主的身份進行全民動員組織抵抗，甚而出于私念對民間自發的救亡運動多行阻撓壓制，這直接導致其動員力非但不能與西方現代國家相比，甚至無法達到漢、唐、明這樣中國傳統之統一性王朝的動員程度。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極不符合歐洲意義上的單一民族國家定義的多民族和合而成之帝國，如何完成向現代國家的轉化，本便較之日本要復雜艱難許多，而滿清政權的統治，更使得這樣的轉化無法完成。

就世界形勢而言，日本以變法而步入列強行列已屬大異數，以歐美列強主導的世界格局不可能允許出現兩個來自亞洲（更不必說東亞）的強國。在日本通過全民動員舉傾國之力在甲午海戰中戰勝中國確立其亞洲強國的地位后，傳統中國希望以漸進改良之方式實現向現代國家的轉化，事實上即告破滅。由于不愿意放棄自我族群的特權地位無法充分動員抵御外患，滿清統治集團唯有進一步加強對內鎮壓以滿足包括日本在內的列強提出的利益訴求，這就進一步激化了內部矛盾（特別是民族矛盾），帶有強烈民族主義特征的反滿革命成為解決內部民族壓迫進而掃除阻礙中國完成現代國家轉化之阻礙的必然選擇。

問：辛亥革命既已推翻滿清奠立民國，何不循英美之故跡以改良之法建國，而選擇繼續革命？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革命破壞過甚，犧牲過甚，流血數以千萬，其中豈無不義之事，不辜之人？此豈仁者所當行之道？

答：孟子亦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革命亦如是，非欲求也，勢所不得已而必然者！

欲解決近代中國所遭遇的全局性危機，必須首先完成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的轉化，否則任何形式的政權更替，都無法保證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也不能改變中國在世界格局中被殖民-被支配對象的地位。這一轉化必須是全面根本的，要求與之相適應的全面社會改造，而不可能只著眼于某一局部，故無法寄望于單純的實業、科學、教育為旨歸的方略；這一轉化是在外力裹挾逼迫下發生并伴隨著危機不斷深化的，故而必然體現為極巨大的歷史斷裂，無視這種斷裂而認為傳統自身可自然地過渡到現代之設想，只能流于虛誕，故對于傳統無法只保持“溫情與敬意”而不進行批判乃至摒棄；這一轉化發生于外敵侵凌交迫民族生死危亡之際，形勢迫切異常，必須以最快的速度號召動員組織最廣泛之民眾參與救亡，容不得謹小慎微徐徐圖之，更不可能如才子佳人小說描繪的請客吃飯、做文章、繪畫繡花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

唯有借革命之偉力，摧折掃蕩一切阻礙，方能實現上述目標。正因其摧枯拉朽之勢，不免泥沙俱下，其中當然有暴力、殺戮和黑暗，有無辜者的鮮血和死亡，這是歷史的現實。但這一切無損于革命的歷史必然性與合理性。歷史從來不是可以用簡單的道德判斷便能加以通約解釋的。即便在“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中，也有類似伯夷叔齊這樣的無辜者死去。這是最正義的革命也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對于革命中無辜受難者最好的紀念，不是去否定革命的意義，恰恰在于認同并捍衛革命的成果，讓他們的死不至純然歸于空虛。孟子不取《尚書·武成》中“血流漂杵”的記述，以為武王伐紂“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這不該被視作是他的迂闊和不通史實，恰在更大程度上體現了他所秉持的歷史記載之“筆法”：不可糾纏于小節而遮掩大義。

問：茍必行革命，取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義足矣，何必用階級斗爭之形式？上既引梁漱溟之言，當知梁氏素以為傳統中國非階級社會。既非階級社會，則欲以階級斗爭解決中國之問題，豈非緣木求魚？

答：梁漱溟對于傳統中國社會無階級的觀點，有其合理性。中國傳統社會與西歐相比，既以倫理為本位，又形成了科舉這樣有利于精英流動、階層遷變的制度，因而階級分野、階級矛盾均遠不如傳統歐洲社會突出分明。因而梁漱溟在建國后，盡管承認中國傳統社會為階級社會，仍堅持相較于階級，倫理本位方是社會之根本特色。

問題的關鍵在于，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的轉化過程中，必須建立具有高度組織性、代表性和行動力的新團體，從而徹底終結傳統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盡管各種政治力量均對此有所意識，但正如梁漱溟承認的那樣，當真面對這一問題，無論是號稱代表全民而否認其階級特征的國民黨之實踐，還是他本人為代表的試圖以禮樂教化的方式構建團體生活的鄉建道路，均告失敗，而唯有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現實地解決了它。差異之根本，正在于共產黨以階級斗爭的方式建立團體生活，在尖銳激烈甚而殘酷的血與火的斗爭考驗洗禮中，原來在中國社會所匱乏的團體意識激越地迸發出來，而這種團體意識伴隨著斗爭在更廣范圍更深層面的發展，凝結升華而為團體精神。

對此，梁漱溟在《建國之路》中坦白地（盡管內心有些不情愿）概括為“原來集團引起斗爭，斗爭促成集團。集團實與斗爭相聯，而散漫則與和平相關”。這一論斷的實質，即是回歸到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開篇提出的原則“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唯有依托于帶有強烈敵友意識的階級斗爭的實踐，團體才被最大程度地動員組織起來，力量被最充分有效地激發匯聚起來，其自我認同才能獲得最堅實的基礎。中國共產黨即是這類新型團體精神的最高代表。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缺乏團體生活傳統的國家而言，希望在全面危局的情勢下，通過社會的“自發秩序”生長出能擔當起存亡續絕使命的新團體，純屬妄想。有組織之社會團體的建設，必須依靠國家這一組織化程度更高的團體推動，而國家要達到有效整合一切資源、實現全民動員與組織的目的，必須依靠組織化程度更高的團體，即具有高度組織性紀律性的列寧主義式的政黨。國民黨希望建立推行黨-國體制，也正是出于這一考量。但它試圖抹去自身之階級色彩而以“全民黨”自居，事實上非但無法有效整合全國各階層之力量，甚至無力完成對于全黨的有效組織動員，空有黨-國之名而無黨-國之實，宜乎其敗也。

要言之，恰恰因為傳統中國的階級社會特征較弱，在進入現代國家的過程中，愈發需要突出強調階級與階級斗爭，并在此基礎上建成新團體作為解決近代以來全面危機的領導核心。非此不足以對于傳統中國團體生活之貧乏和現代國家精神之缺失做一根本性的扭轉。這正是歷史的辯證法。

問：以階級狀況而言，則當時中國之主體階級為農民，工人占人口比例甚小，以政黨之結構而言，中共黨員之構成亦非以工人為主，為何為以無產階級-工人階級代表自居的中國共產黨最終獲得勝利？

答：支撐中國共產黨獲勝之原因眾矣。但究其根本，則在以毛澤東思想為全黨決定性的路線指導。

毛澤東思想無疑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特別是以階級矛盾及階級斗爭為樞紐的唯物史觀和社會學說。不同于一般性的理論研究的是，它從誕生之初便是以實踐為旨歸并現實地指導作用于實踐的行動指南。由于經典馬克思主義發端于近代的西歐，即便俄國這樣橫亙于東西方之間的社會形態都沒有進入它的核心視野，更不必說中國這樣以農業生產為主導的的在近代史中淪為西方附庸的落后國家，因而在面對具體生動的中國現實與中國革命實踐時，毛澤東思想天然地具有強烈的反教條特征。這突出地體現為，在其視野中，中國不只是由一切既有事實構成的固定對象，更當作是可以通過革命實踐改造、并自身在不斷孕育著新鮮的革命性要素的變化主體；面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客觀現實與主體實踐的矛盾統一體時，絕不機械僵硬地堅持前者對于后者的決定支配地位，相反，它始終堅持強調實踐過程中后者可以施加于前者之巨大的、革命性的能動作用，對于實踐而言，這種能動作用恰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

正是在這一帶有極強列的實踐特征的認識論基礎上，思想政治建設成為了黨的建設之首要問題。中國共產黨的構成盡管在很長時間里并非以工人為主，但無產階級-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覺悟及理想卻通過制度化的思想政治建設被不斷地強化與突出，從而實現了對于非無產階級出身的黨員的思想改造，使之達到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成員的要求，將其意識統一到黨的路線方針之下，形成堅定的集體意識和黨性品質。這種思想建設的本質，即通過外在的思想政治教育促成個體內在思想意識乃至習氣風格之深刻轉化，通過思想改造形成新的自我本質，并在此基礎上建構新的共同體之類本質。因而，中國共產黨既是具有極強的組織紀律性和高度戰斗性的工人階級政黨，又保持著對于社會各階層的開放性和對其中優秀分子的強烈吸引力和道義感召力，因為決定黨員之為黨員的不是其階級出身，而是在實踐中塑造與體現的階級意識；而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理想，是解放全人類從而建立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這與中國人希望擺脫近代以來列強加于自身的屈辱壓迫，進而與全人類以“遠近大小若一”的方式共進于太平的天下關懷具有內在的契合。正是在此意義上，成就了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的雙重身份。

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兼具雙重先鋒隊身份的中國共產黨得以明確革命過程中的敵友關系和領導權歸屬，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提出并貫徹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實現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戰略過渡，通過領導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特征的人民革命推翻內外敵人的壓迫建立獨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國，進而建立與建設社會主義制度。中國革命之勝利，要在以共產黨為一切事業的領導核心，而毛澤東思想是黨的根本靈魂。

問：歷曠久之革命，我中華固有之典章制度綱常名教悉遭摧折幾至沉淪湮滅，雖有一統之功業，新建之國何能為我中華道統之承繼？

答：貫穿文明終始而能決定其所是的根本，可謂之“道”，而“道”之運行所顯示的軌轍統序，即為道統。中華固有之道統，其體則儒釋道三教和合，其用則儒法互補，不可偏執一端以為概論。

中國革命的發生、進行、深化乃至勝利，不可避免地會與舊有之傳統發生矛盾乃至嚴重之沖突，這是勢所必然。但中國固有之綱紀之說發生徹底之動搖，本質上正如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所言，“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依憑，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而已消沈淪喪于不知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于不可救療之局”，這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一切非西方民族被強行攝納到世界性的資本主義-殖民主義體系過程中所遭際的共同命運。中國革命，恰恰是改變這一命運、讓傳統得以完成現代性轉化的唯一出路。

傳統中國自秦漢以來，封建制逐步為郡縣制所替代是大的趨勢，統一性的中央政權與地方封建豪強及世家大族的斗爭與博弈貫穿其中，因而傳統中國的特性確實很難以歐洲意義上的“封建社會”加以涵蓋。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將“反封建”與“反帝”并舉作為最重要的目標，是有極深刻之歷史合理性的。帝國主義列強正是利用中央集權的瓦解與缺失，扶植其代言人造成事實上的地方割據，以完成其對中國分而治之的圖謀，而以特定集團的利益最大化為旨歸的封建勢力、封建意識、封建傳統恰好與這樣的圖謀渾然契合，外來勢力希望以華制華，地方封建勢力則欲挾洋自重，二者具有天然的勾結傾向和同盟可能。因而，要徹底地反帝，則不可不徹底地反封建。封建之存在由來已久，與儒家傳統中強調尊卑差序的文家法（與質家法相對）特別是地主階級宗法制度極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因而對于封建主義的清算必然也就意味著對相關傳統的痛切批判和破除，土地改革，非但是調動最廣大之農民群眾的能動性參與革命實踐的必然要求，也是對于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意識的徹底清算。海外新儒家所謂中國文化“花果凋零”，迨指此而言。

毛澤東對于傳統的基本態度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洋為中用”，這是中國政治傳統“損益折衷”原則的真精神所在。以革命驅逐列強，掃蕩割據，實現中國大陸的完全統一，正合春秋“大一統”之義；以有道伐無道，解民于倒懸，建立人民共和國，承《尚書·泰誓》 “惟天惠民”、“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之天命觀，本《易·革·彖辭》“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之典范，合《孟子·梁惠王下》所謂“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新中國體現的人民當家作主原則，深契“民惟邦本”（《古文尚書·五子之歌》）、“后（注：即君）非眾，無與守邦”（《 尚書·大禹謨》）、“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離婁上》）、“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荀子·大略》）之古訓；毛澤東時代確立的以平等為核心的社會價值觀，既與儒家“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涂之人可以為禹”（《荀子·性惡》），“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大學》）之精神相符，更與佛家言眾生平等、“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大般涅槃經》）、“下下人有上上智”（《六祖壇經》）之教相合；毛澤東時代所提倡的艱苦奮斗的作風與無私奉獻的精神，可以視作對自孔子之后一直存在并不斷強化的儒家損文益質之傳統，特別是作為質家法之典范的夏道（即忠道）之承繼（夏之創始人大禹為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上》、《離婁下》），以天下為心，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論語·泰問》），夏人因以尚忠而不顧私），其時人民于黨、政府和人民領袖之忠誠，發乎衷心不可以已，誠所謂“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白虎通·三教·右論三教》）。

此皆中國道統所在之犖犖大者，何疑乎道統之不存？

問：建國誠然千難萬險，期間用雷霆手段，亦可體諒。國家既定，則宜偃武修文，與民休息，復興舊學，昌明文教。所謂馬上得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湯武革命，逆取而順守，此皆中國傳統之政治智慧。何以建國后三十年仍行革命斗爭之道更有甚于從前？

答：偃武修文，必待天下安定外患消弭方可推行。治國固不可徒以馬上，亦不可無馬。豈不聞《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

新中國的建設是在敵對勢力的全面封鎖與武力威脅下進行的。不行斗爭之道，則內無以凝聚人心，整合資源，外無以抵抗強敵，保家衛國。無論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還是以四大為主要方式的疾風驟雨式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在思想及意識形態領域展開的“儒法斗爭”，都可以看做是斗爭邏輯充分展開所帶來的后果。斗爭邏輯在這一時期居于主導地位，既是思想認識的問題，也是國際政治斗爭的客觀情勢所致，同時是中國在進行跨越性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新舊矛盾集中爆發的體現。在這一邏輯主導下進行的各種社會-政治實踐，不僅是對處于帝國主義全面包圍境遇下的社會主義中國如何反帝防修保證革命江山不變色的歷史任務的探索，也是中國傳統政治邏輯的延續，即如何處理親親、尊尊、賢賢三者關系，防止特權階層以私己之利損害國家的根本利益，保證精英流動的順暢進行和社會的長治久安。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社會主義國家建設中的新問題，也是中國政治史的老問題。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階級矛盾”、“階級斗爭”、“資產階級復辟”在當時語境下被著重強調，其所依據的是政治原則而非經濟原則：在1956年大規模農業及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嚴格意義上的剝削階級在新中國已基本不復存在。上述話語所指涉的更大程度上不是作為獨立經濟實體的剝削階級，而是精神層面的剝削階級意識及其所指向的道路，不是已在的事實，而是潛在的可能和趨勢。它所依憑的認識基礎，正在于將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同樣不是當作由既有事實構成的純粹客體對象，而是自身不斷變化蘊含著多種可能性的主體。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及實踐，本質上是以此讓共產黨保持為具有高度政治敏感與覺悟的政治主體，防止其在黨-國制度確立的過程中，因自身之現實階級代表性日益模糊，淪為喪失政治意識和意志的客體化的官僚體制代表。這一問題并沒有伴隨著文革實踐的失敗而喪失其現實意義，有關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化的命題正是其在當下中國的表述形式。

漢宣處承平之世，尚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今日中國所處的地緣政治與世界戰略格局，有類于戰國之形勢，強敵環伺，虎兕外窺，欲不假斗爭而致太平，徒然炫于空名自欺欺人爾。

問：既極言革命斗爭之大功大用，何以后三十年中國終結革命行改革之道？依革命所成就之中國，與傳統中國本有斷裂，而新立之國凡六十年，又以文革終結為界前后道斷，則國朝之正統何在？

答：于斷裂處著眼觀數千年之中國歷史，秦漢之于三代，宋元明清之于魏晉隋唐，何處不是破碎支離？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派正是立足于此，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論并進而質疑全部中國上古史的真實性。若將這樣的邏輯貫徹到底，則根本不可能尋得任何整全的傳統與歷史。

只承認歷史的延續性而無視其中的差異與裂縫，是執著于“?！保?知有森林而不見樹木；只著重具體歷史事實之差異而不見使事實得以貫穿的因緣，是執著于“斷”，徒見樹木而不知森林。近代中國歷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傳統之內在邏輯以資本主義列強之侵凌而強行中斷，故有關歷史之“斷見”一時風行，儼然顯學。

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勝利實現的革命建國，是對于上述兩種歷史觀的深刻揚棄。新中國的創建是一個轉折性事件，這種轉折既是針對自鴉片戰爭以來現代性境遇中其它強勢民族國家加之于中國的各種奴役性、屈辱性的關系與意識，也是對于自我長達數千年的前現代傳統，故而不是常；與此同時，新中國的建立也是對于歷史的接續，它賦予了中國這個有著五千年歷史的“舊邦”以“新命”，讓中國文明在現代性境遇中重新獲得現實，使中國境內五十個民族得以通過歷史與現實的雙重維度融合凝聚為一，共同構成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主體民族的中華民族，故而不是斷。由此中國既成為具有極強大的動員組織協調能力的現代國家，又仍是保留著天下關懷與視野的“華夏”。天安門前“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與“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這兩個標語的并舉，正意味著新中國的成立既是民族國家的確立，又是對民族國家的超越。

只有從非此即彼、非斷即常的線性思維中擺脫出來，才能對于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做出有說服力的解釋。文質損益便是這種不常不斷之歷史觀的傳統表述。據《論語·為政》“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何晏集解引漢馬融曰：“所損益，謂文質三統”。《白虎通·三教篇》于此論之甚詳：夏道尚忠，其失野，救野莫如敬；殷道尚敬，其失鬼，救鬼莫如文；周道尚文，其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而文質三統，交相損益，循環往復。

新中國建國之初用夏之道，正與董仲舒《舉賢良對策》中所言契合：“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后，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忠道之失在野，文革以大規模之群眾運動橫掃當權派乃至提出“踢開黨委鬧革命”，則可謂野之極致。物極則反，故1976年后停止文革繼之以改革，廢階級斗爭為綱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以產業升級為核心目標的超越式發展路徑為依從比較優勢理論之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要而言之，文質之間，損質益文，三統之間，以殷之敬道、周之文道救夏道之失。期間不免矯枉過正，人心浮動，致有前后三十年道路迥異之議。

然文質三統，因時而轉，不可偏執。以敬道救野之失，自然之理，若至于敬西人以為帝天，崇接軌罔顧國情，不可不謂為鬼；重上下等序，莫不有禮，則文道之教，若至于徒慕虛文，唯禮是從，上下隔絕，漠視民情，私利害公，不可不謂為薄。當復損文益質，以夏之忠道救其之失。毛澤東思想，折衷損益，兼有三統，鄧之功業，首在尊毛，前后三十年差異雖巨，國朝道統之賴此乃得相續。

問：印度于1947年獨立，其人口、歷史、發展程度與中國頗有所似，今亦蔚然大國，而其傳統因未歷中國式之革命而得保留，相較于中國之道路，何者更據垂范之義？

答：印度之獨立以印巴分治為代價，印巴分治以宗教信仰為依據，此為印度近代歷史最關鍵之處。傳統印度早于美國許多世紀即有“民族熔爐”之稱，各宗教及其信眾并行不礙，未聞因信仰差異而致國族分裂之事。印度各宗教素于轉輪圣王（cakravartin）有大期待，而輪王首要之功，即在一統。以宗教信仰之差異引發慘烈之族群沖突，竟至于國族分裂不可挽救之局面，則印度傳統之大創傷，實倍甚于中國。

論者以為印度傳統完好之證據，首推其種姓制度之保留。種姓制度之由來，初見于梨俱吠陀第十卷第九十首十至十一節，述最初之原人布盧沙（purusha）作為諸神之獻祭被分解為嘴、雙臂、雙腿、雙足，分別對應于婆羅門（祭司）、剎帝利（王者）、吠舍（平民）、首陀羅（賤民）。這一制度為祭司階層所倡導，印度自古即有大爭議，佛教倡言眾生平等，直接針對的就是種姓之說。而印度社會各階層之實際也與種姓說有相當之差距，梵語（巴利語、俗語）文學作品中對婆羅門階層之嘲諷歷久不絕。后因佛教于印度本土為印度教所逐，平等之義逐漸式微，故種姓之影響綿延至今。正以印度未經中國式之革命，故而這樣明顯違反現代國家基礎的制度及其意識得以依托于固有之社會結構和族群利益得以存在，在此意義上，印度的現代國家進程尚未完成。盡管就印度的國土、人口、經濟總量而言，可許之以大，但觀其國家整體之動員整合及凝聚力，尚未可言大國。

印度的發展路徑確實有其代表性：大多數后發國家在獲得民族獨立后，因無力完成徹底的現代國家轉化，無法擺脫近代以來被西方殖民統治存留于民族集體意識之痕跡，被迫繼續接受既有的國際利益格局下被指定的角色與分工，延續著近代以來的弱勢地位。印度的人口、版圖、資源、地緣形勢，決定了它可以在這一序列的國家中處于較突出的地位，且其成績易于獲得西方主流輿論的認可，但它沒有也不可能提供一種超越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

與印度相比，中國通過革命建國實現了徹底的現代國家轉型，通過前三十年的超越式發展戰略建立起基本完備的產業體系和自主研發體系，這是二者發展道路的最大差異所在。這一差異的根源，在于印度之傳統思想雖博大精深極盡高明，卻缺乏毛澤東思想這樣能現實地引領舊邦完成現代轉化、極高明而道中庸的行動指南。

毛澤東思想的產生，不但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在改造舊世界建設新世界實踐中思想的成熟，是中國傳統優秀文化活生生的現實形態，也為全世界處于弱勢地位的被壓迫民族提供了爭取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帶有普遍意義的戰略指導。它表明，在淪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被欺凌壓迫剝奪的受害者和成為這一體系中進行侵凌壓迫剝奪的列強這兩種貌似非此即彼的命運之外，人類還可以擁有一種完全不同的、值得追求的前途和道路。它開啟了這樣一種可能，即曾經擁有古老文明傳統的東方民族在進入現代性的境遇后一方面尋找適合自身的與現代性接榫之形式，同時保持本來民族之獨立地位與自我認同，實現自我文明傳統的新生與復興。它預示著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西歐生成確立后長達五百年的東西方文明攻守之勢即將發生歷史性的逆轉。它不僅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集體智慧結晶，也是中國文明乃至包括印度在內的整體東方文明走向全面復興的標志。在未來的若干世紀中，人類將不斷見證與體認這一歷史性轉折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