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澤東在探求救國救民和領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就如何實現和保障中國的人權進行了艱苦的探索，提出并闡述了“人賦人權”的思想觀點。毛澤東“人賦人權”的思想及其實踐給我們以重要的現實啟示意義：黨要切實做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人民群眾要敢于和善于利用合法途徑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要堅決反對所謂的抽象的、超階級的人權思想。
一、“人賦人權”的提出和實踐
對于人權是誰賦予的，資產階級堅持“天賦人權”。所謂的“天賦人權”，就是指人在自然狀態下的一種自然權利，它是天賦的，是不可侵犯和剝奪的。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觀由來已久，雖然它在歷史上是有著進步意義的，但是它的世界觀是唯心主義的，它的理論基礎是抽象的人性論，它在本質上是具有欺騙性的。與資產階級的人權觀不同，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提出“人賦人權”。他曾多次精辟論述過“人賦人權”。1945年8月他說：“去年有個美國記者問我：‘你們辦事，是誰給的權力呢？’我說：‘人民給的。’如果不是人民給的，還有誰呢？” 1965年12月他又說：“什么‘天賦人權’？還不是‘人賦“人權’。我們這些人的權是天賦的嗎？我們的權是老百姓賦予的，首先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賦予的。1968年10月他再次強調：“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我們代表了無產階級，代表了廣大群眾，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就擁護我們。”對于毛澤東的這些論述，我們可以從這樣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我們的權力”是人權中的管理權，是人民賦予的。二是，作為人民代表的“我們”的人權，首先是人民大眾賦予的，其次也是“我們”自己賦予自己的，因為，“我們”這個“群”也是“人民大眾”這個類中的“群”，同樣也有人權。二是，人民大眾將人權的一部分賦予這個“群”的同時，他們自己同樣也享有其他不可剝奪的人權。總之，人權是具有普遍性的，人人都應享有人權，既非天賦或天賜，也非是人與生俱有的，而是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形成的，是人自己賦予自己的。
毛澤東批判“天賦人權”、提出“人賦人權”，我們可以從這樣三個方面來理解他的根據：其一，這是以馬克思主義的人權理論為基礎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4年在《神圣家族》中就充分肯定了黑格爾關于人權是歷史的產物的觀點，他們說：“黑格爾曾經說過，‘人權’不是天賦的，而是歷史地產生的。”他們對資產階級的 “天賦人權”說進行了批判，指出，人權是由人的本質決定，是歷史的產物、社會的產物。“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任何權利都不可能脫離現實社會而孤立地存在。其二，這是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群眾史觀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既然人民群眾創造了歷史，那么在歷史中所形成的財富、民主、自由和權利理應由人民群眾享有。這一點，在毛澤東很多著述中都可以得到證明。其三，它的出發點和現實目的就是為了喚起中國廣大人民不要再做奴隸、不要再當牛馬，而要挺起腰桿做人，維護自己的尊嚴、捍衛自己的權利。這是毛澤東一生都在奮斗和追求的動力。
人權既然是“人賦”而非“天賦”，那么，是不是人人都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自由和權利呢？毛澤東回答是否定的。他認為，人權是需要經過斗爭才能得來的。事實上，就是宣揚“天賦人權”的資產階級，他們所享有的一切人權既不是上天所賦予的，也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經過與封建統治階級進行艱苦的斗爭所爭來的。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他說：“自由是人民爭來的，不是什么人恩賜的。中國解放區的人民已經爭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應該爭得這種自由。”“權利是爭來的，不是送來的，這世界上有一個‘爭’字，我們的同志不要忘記。”
雖然毛澤東“人賦人權”的觀點是于1944年才提出來的，但是，這種人民通過自己的斗爭來實現人權的思想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是由來已久的。他從青年時期就開始強調，作為從來就沒有享受到人權的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要想真正享有人權，就必須與帝國主義和反動統治階級進行不屈的斗爭，只有依靠自己的堅決斗爭，才能將被帝國主義和反動統治階級剝奪的人權重新奪回來。早在1919年，毛澤東就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闡述和宣揚了這種“爭奪人權”的思想。他說：“我們種田人的利益，是要我們種田人自己去求，別人不種田的，他和我們利益不同，決不會幫我們去求。”他鼓動廣大人民群眾組織起來、聯合起來同反動統治階級爭奪人權。可以說，他于1919年鼓動和領導的湖南人民的“驅張運動”就是通過斗爭向反動當局爭取人權的一次實踐嘗試。1920年驅張運動結束后，在湖南自治運動開始之際，他在《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中更加明確地指出人權是靠斗爭獲得的，他說：“蓋歷史上世界各國民權、人權之取得，
未有不從積極之奮斗與運動而來者也。”而“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數不能自覺，不能奮起主張，有話不說，有意不伸。” “人民鉗口結舌，合并手腳，半死半生，應說話的不說話，應反抗的不反抗，先自示弱，怎怪彼等之乘隙逞兇。”他指出，人民之所以遭受反動統治階級的壓迫，過著奴隸般的生活，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自己不覺醒，不知道自己能夠主宰自己的命運，不知道通過斗爭來實現自己的權利和自由。所以，他一方面警告反動當局，一方面提醒廣大人民：“湖南自治運動是應該由‘民’來發起的。假如這一回湖南自治真個辦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斷定這種自治是不能長久的。雖則有了外形，其內容是打開看不得的，打開看時，一定是腐敗的，虛偽的，空的，或者是干的。”可惜的是，毛澤東的提醒并沒有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足夠注意和響應，因而反動當局也繼續獨斷專行，結果是走了一個張敬堯，又來了一個譚延闿，湖南人民的人權狀況并沒有得到改善。
如果說，此前毛澤東主張斗爭的方式是“文斗”，即“不流血”的政治改良來爭取人權的話，那么湖南人民自治運動的失敗，則使他認識到：“政治改良一途，可謂決無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劈道路，另選環境一法。”而“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此后，“流血革命”，即“階級斗爭”就成為毛澤東領導人民為爭取人權而斗爭的有力武器。大革命時期，他鼓動工人要敢于用階級斗爭的方法同資本家進行斗爭，他為工人提出“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口號；他帶領農民用階級斗爭的方法向封建主義的政權、族權、神權、父權進行斗爭，以爭取自己的權利，在農村建立了 “農會”這個農民自己的政權。土地革命時期，他以“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思想指導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了人民自己的蘇維埃政權。抗日戰爭中，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他指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國之不存，民于何有”。他呼吁一切不愿當亡國奴的中國人組成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向日本帝國主義開戰，以維護我國人民的人權和國家的政權。面對國民黨蔣介石的背信棄義，他強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他鼓勵人民要“有理、有利、有節”地同他們進行斗爭。在他的領導下，全國人民同仇敵愾，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蔣介石的反攻，趕走了日本帝國主義，人民迎來了揚眉吐氣的希望。抗戰勝利后，面對美帝國主義的恐嚇和蔣介石的“寸權必奪，寸利必得”，他又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我們要“針鋒相對，寸土必爭”，要敢于斗爭、敢于勝利，要善于斗爭，善于勝利，要“保障人權解救民生，完成統一”。在全國人民的努力下，終于徹底粉碎了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陰謀，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獲得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巨大人權。建國后，面對帝國主義的封鎖和打擊，毛澤東再次指出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他鼓勵人民要勇于和它們斗爭，以捍衛來之不易的民族獨立、國家主權和人民人權。通過一系列的斗爭，中國人民又徹底沖破了帝國主義的封鎖，使新生的人民政權得到了鞏固，人民的人權也在斗爭中不斷得到改善。從大革命時期到建國后，我們黨的各級各類政權都是人民的政權，我們黨通過各種政策和法律把人民通過斗爭爭取來的人權加以確認，最大程度地實現了人民的人權。
因該說，毛澤東的一生就是領導人民通過斗爭不斷爭取和擴大人權的一生。他也毫不避諱的說他信奉“斗爭哲學”。所以，他認為“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但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過于依賴這種斗爭哲學，或者說，他是用了不適當的方式，即繼續使用“階級斗爭”、“大民主”、“群眾運動”等來幫助人民爭取和擴大人權，以至于在幫助人民不斷擴大人權的過程中，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又損傷了人民的人權。這是應該值得我們深思的。
二、毛澤東“人賦人權”思想的現實啟示
（一）中國共產黨要切實做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
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這是我們黨的責任和義務，因為我們黨的管理權是人民所賦予的，所以，只要我們黨使用人民所賦予的權利，就必須履行為人民服務的義務。而且，管理，既是權利，又是義務。人民將自己的管理的權賦予黨，同時就是將管理的義務交給了黨。正如毛澤東所說：“人民要解放，就把權力委托給能夠代表他們的、能夠忠實為他們辦事的人，這就是我們共產黨人。我們當了人民的代表，必須代表得好”。作為人民的代表，毛澤東一向認為，我們黨是人民的“勤務員”、“公仆”，是人民行使權力的“工具”。所以，“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建國前夕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提出了“兩個務必”，警告我們的黨要注意拒腐防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又強調：“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人民能將權力賦予黨，也能將權力收回。人民賦予黨權力的目的，就是希望黨能夠不折不扣地為人民服務，但是，如果黨一旦蛻變成一個濫用人民權力的特權階層、腐化集團，那么人民也是會毫不客氣地將其“革掉”的。1945年毛澤東同黃炎培在延安關于“歷史周期律”的對話，既是表現了他對我們黨能夠使用好人民賦予的權力的高度自信，也是對我們黨的一個長期警告。在當代，我們黨能否真正地做到權為民作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將會決定我們黨是否繼續擁有人民所賦予的權力，將決定我國社會主義的前途。
（二）人民群眾要敢于和善于利用合法途徑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目前，我國社會仍然處于轉型期，在轉型期里，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體制、機制都在轉變中，這就不免有時會使人們的某些權利受到損害。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應該敢于和善于通過合法途徑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這既是人民的權利，也是人民義務，因為，“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中國”。這是毛澤東一向主張的。毛澤東曾經講，只要人人起來監督政府，我國才不會陷入人亡政息的歷史周期律。這樣，人民也才能夠獲得不斷擴大的人權。如，建國后，面對我們黨內和政府中出現的官僚主義、特權現象、腐化墮落等有損人民權益的問題，他就一再鼓勵人民踴躍的站出來進行揭露和打擊，以促使我們黨和政府不斷改進。但是，他主張的“大搞群眾運動”的方式歷史證明是不可取的。所以，在人民已經當家作主的今天，人民人權狀況在不斷改善的今天，當人民的某些權利受到損害時，人民一定要通過合理合法的途徑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否則可能適得其反。人民通過合理合法的途徑來維護自己的權益，這既是對黨和政府的監督，同時也是人民行使自己的權利，也還是人民應盡的義務和責任。人民有賦予自己權利的義務。這樣不僅可以實現爭取和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的目的，而且，也可以加速完成我國社會的轉型，促進我國各種體制、機制的建立和完善，也就可以更加有力地擴大和保障人民自己的權益。
（三）要堅決反對所謂的抽象的、超階級的人權思想
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從抽象的人性論出發，提出“天賦人權”，鼓吹他們的人權是“普遍的人權”、“超階級的人權”。對此，恩格斯曾經指出：“沒有抽象的超階級的人權、平等、自由、民主，它們都是具體的，屬于一定階級的。”毛澤東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權的具體性和階級性，他說：“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斗爭的社會里，有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他認為，在階級社會里，一個國家人民的人權不僅具有階級性，而且人權的實現程度還要受該國的歷史傳統、社會、文化、經濟等國情因素的制約。所以，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超階級的、抽象的人權。因而，建國后，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對一切反動派要限制他們的自由和權利，對于人民則給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權利。然而，當今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以“人權衛士”自居，對我國人權事業橫加干涉和指責，其實質就是要在我國推行他們的所謂的超階級的、抽象的人權模式，從而進一步實現他們的“和平演變”的目的。從建國以來，美國就沒有停止過對我黨的攻擊，它不停叫囂我們“獨裁”、“限制了人身自由”、“踐踏了人權”等，對此，毛澤東一針見血的指出，美國自詡其“民主政治”是人權的最好保障，但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對人民獨裁的別名”，在這種制度下，廣大人民的人權才是真正地被限制了。他說：“美國英國這一類型的政府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向人民實行專政的政府。它們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對于資產階級內部是有所謂民主的，對于人民則是獨裁的。”總結了近代以來的歷史，指出，帝國主義為了實現和擴大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人權，它們剝奪了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數以千萬計人民最起碼的生存權，它們是世界上真正的人權踐踏者。所以，如今，我們一定不能忘記歷史，一定要吸取經驗教訓，對于我國人民，一方面一定要認清西方“人權外交”的陰謀本質，堅決反對那種不分階級、不看國情的所謂抽象的人權；一方面要相信，在我們黨的領導下，通過我們的努力，我們的人權狀況會不斷得到改善的。對于我們黨，一方面要不斷加強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的宣傳，提高人民的人權理論的科學化水平，為反對各種反動人權思想提供強大理論武器；一方面要不斷深化各種體制改革，不斷推動我國各項事業的發展，為人民享受不斷擴大的人權提供堅實的基礎和保障。
（《環球視野》第344期，摘自2010年8月《文史博覽》）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注：配圖來自網絡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執中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