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  和諧  保障公民‘四權’的國度里—　　

有必要設置這么多的“禁區”與“敏感詞”？！　　

“堅持改革開放，進一步解放思想”。　　

多少年來，我們高舉“發展是硬道理”“經濟建設為中心”大旗，在國民經濟領域，確實解放了思想：　　

“國退民進”，私營經濟（《憲法》定義）大行其道——《憲法》規定的“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的大則“能說不能做”何時成為假“公”濟“私”的金色盾牌， 權威神圣的的國法誰能化為兒戲、化為現代“葉公”的浮世繪！？　　

私有化——早在1997年，公有制工業企業產值在我國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已經下降到1/3左右，失去了主體地位。 “２００４年全部工業企業主要經濟指標，計算出國有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為１５.３%”　　

以后的這些年，國企改革的辦法仍然是減少其個數，縮小其經營范圍，因此目前國有工業的比重，顯然要低得多。這樣，怎么能保證實現黨的公有經濟為主體，國有企業為主導的政策呢？　　

國門洞開，外資蜂擁而來——結果二十八個開放產業當中二十一個被外資控制，中國付出了產業、市場控制權的巨大代價；“市場換技術”想得很美卻是一廂情愿，反而讓中國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世界上技術上先進的國家，成為當下連韓國之流都聲稱要搞“技術擴散”和“技術防范”的對象；“國際技術合作”，伽利略計劃上當受騙，核電技術四國五方技術標準，轎車成為萬國牌，高速鐵路“自主創新”壞了時還得找老外到現場，三G技術三個標準，就是不敢將國產的TD-SCDMA做為唯一應用標準……。乃至領土完整安全都危機頻現——“戰略伙伴”們在我周邊豎起多少劍拔弩張的“軍事基地”？南海44個島嶼竟被“列弱”霸占36個，附屬海域達幾百萬平方公里，越南一國搶占28個，彈丸小國文萊也分得一杯羹……“GDP”第二意義何在？！　　

社科院近日發布了2010年版《國家競爭力藍皮書——中國國家競爭力報告》。報告指出，中國近20年的競爭力顯著提升，但經濟增長是主要是靠消耗資源和擴大投資，尤其是房地產業膨脹發展，而不是靠產業結構升級換代來獲得。中國競爭力排名落后GDP四十年。什么是“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業績”？　　

更為令人費解的是，多少年的“解放思想”，人們似乎只偏愛于在不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上大做文章，似乎難見批評、反思、監督、問責等等項目的“思想解放”——　　

我們以“穩定壓倒一切”之由，在思想政治領域時時處心積慮，休言思想解放百家爭鳴，許多本來家喻戶曉耳熟能詳的國情民意語境倒是弄得忌諱多多，幾乎都成了“敏感詞”。“民眾本以為可以保障他們權利、利益的憲法、法律，在很多地方，幾乎成為廢紙。民眾只有走上上訪這樣一條沒有希望的希望之路。”　　

其實，“穩定”能“壓倒”真理嗎？“穩定”能“壓倒”腐敗嗎？能“壓倒”民生嗎？能“壓倒”通脹嗎？ 能“壓倒”外匯縮水嗎？……如此“維穩”，怎能不趕超軍費？　　

毛澤東早就闡明：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害怕任何人批評。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就是要在人們的批評中間，就是要在斗爭的風雨中間，鍛煉自己，發展自己，擴大自己的陣地。……在溫室里培養出來的東西，不會有強大的生命力。 　　

“我們發號施令多少年都可以，現在讓下級批評我們一下，批評一個星期，可不可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19--422頁）　　

1945年，毛主席對民主人士黃炎培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 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 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 才不會‘人亡政息’。”　　

有人愛挑毛澤東的刺——說“那時言論不自由”，事實卻是——過去工人農民小百姓可以給廠長書記頭頭腦腦當面鑼對面鼓提意見捅短處，甚至可送大字報，如今你對老板、上司試試看？！別說他有錯就是他腐敗犯法，你去揭發看會是什么結果？！……“網絡還是自由的”——可任意地封站刪貼黑網友ID，卻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說網絡還有一點“自由”，也不假——那是因為網民先交了一筆不菲的費用購買了網絡資源使用權，這個“使用權”不僅是瀏覽權，也包括表達權！要說真正的“言論自由”——它，既不屬于你，也不屬于我，只屬于極少數的“主流精英”：他們不僅“自由”，而是到了霸道的地步——他們可以指鹿為馬可以顛倒黑白可以自拉自唱可以血口噴人可以朝三暮四出爾反爾可以無中生有造謠惑眾……唯有一條不變：始終將納稅人與讀者供養的輿論工具壟斷為小集團的喉舌，任其信口雌黃。像□□春秋、□□周刊那樣，盡管也常聽其鼓噪“言論自由”“解放思想”“發揚民主”，可一遇著與他們相左的說辭，即便是有約在先，也要一腳把你踢出去！就這般，他們還能厚著臉皮指責毛澤東時代“壓制言論自由”——然而，鐵錚錚的歷史紀錄卻是：右派們最耿耿于懷的57年的夏季，毛澤東指示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連續一個多月發表他們的文章，而且“一字不改”！如今——反毛澤東的“精英”們所把持的媒體，別說“發一個多月”別人的文章，就是能發個一篇半篇、只言片語，也算他們有點人格、氣量！謂予不信，哪一家媒體也發一次左派的代表性文章試試！？？　　

“和諧”，按照漢字的造字規則理解，所謂“諧”，就是大家都能暢所欲言。　　

深圳衛視《對話改革》節目邀請前任高官、學者、記者和學生參與，探討紀錄片《大國崛起》的議題以及對中國的含義。北京教授周孝正發表了尖銳評論： “如果人們沒有表達觀點的權利，那就談不上什么‘崛起'。”周孝正教授在一段評論中表示。“即便你真的‘崛起'了，也不是什么好事。”　　

列寧說：“政治上采取誠實態度，是有力量的表現，政治上采取欺騙態度，是軟弱的表現。”　　

毛澤東說：“在（人民）內部，壓制自由，壓制人民對黨和政府的錯誤缺點的批評，壓制學術界的自由討論，是犯罪的行為。”用權力“講理”的時候就沒有天理了。 　　

　1962年1月30日　毛主席在《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再次強調：“現在有些同志，很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大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們的黨章的，上了我們的憲法的……”　　

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強調指出 ：“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　　

近些年來，“穩定壓倒一切”使我們實際上已經陷入“維穩的怪圈”，陷入“越維穩越不穩”的惡性循環。“穩定”壓倒腐敗了嗎?壓倒貧富差距了嗎?沒有。最后被壓倒的是民眾表達自己正當利益的權利。說到底，某些群體維護既得利益的工具之一就是曲解穩定，用穩定的問題來綁架社會。 （《孫立平：既得利益群體用維穩綁架社會》求是論壇）　　

下面，我們不妨就來議議“開放”“解放”中被忌諱的的“禁區”與“敏感詞”——　　

——“計劃經濟　　

我們可以看到，直到現在，除了“計劃生育”，“計劃”一詞幾乎已經消失，“計劃經濟”幾乎成了某些“專家”口誅筆伐的死敵，而“市場萬能論”卻被無限神化而大行其道。　　

陳云同志曾在總結我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前期的經驗時指出：“一九八四年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十四，今年一至七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二十二點八。這樣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為我們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都很難適應這樣高速度的需要。”“說到底，還是要有計劃按比例地穩步前進，這樣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則，造成種種緊張和失控，難免出現反復，結果反而會慢，‘欲速則不達’。” （《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51頁））　　

我國研究西方經濟學的老前輩、北大已故的老教授陳岱孫，指出西方國家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在社會主義中國強制推行新自由主義的險惡用心：西方要求這些國家：“取消國有企業，取消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管理特別是計劃管理，洞開國內市場，與西方國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經濟接軌，其目的無非是要在發展中國家恢復殖民主義統治，在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演變為資本主義，或外圍資本主義。我們的某些學者十分賣力地在國內販賣這一套新自由主義貨色，而且非常頑固地加以堅持，實際上扮演了一個可悲的角色。”　　

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聯合國就把資本主義國家稱之為市場經濟國家，把社會主義國家稱為集中計劃經濟國家。西方國家的學者都承認，他們實行的市場經濟，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如：　　

英國《現代經濟學詞典》：市場經濟　一種經濟制度，經濟決策是由該經濟的一些組織和個人各自獨立地決定的，而不是由中央計劃當局決定的。市場經濟通常也包含著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即資本主義經濟。”美國《現代經濟詞典》：美國基本上是一種市場經濟。” 日本《現代日本經濟事典》：日本實行的“市場經濟制度，三個基本原則：（１）私有財產制度；世界銀行這個壟斷資產階級的金融組織，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報告中，客觀的肯定了計劃經濟的成就：“計劃制度曾經取得相當巨大的成就。這些成就包括，產出增加，實現了工業化，向全體人民提供了基本教育、衛生保健、住房及工作，而且似乎不受３０年代大蕭條的影響。收入的分配相對公平，廣泛的國家福利使每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商品與服務。”　　

有人卻一再講“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這有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常識。陳云曾經指出：“計劃工作的規則：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思想來之于馬克思。…在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在一個國家勝利以前，馬克思就設想過社會主義經濟將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這個理論是完全正確的。”　　

馬克思曾經明確指出過，社會主義將實行計劃經濟。在《資本論》中，有多處對比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指出社會主義將實行計劃經濟。馬克思說：“生產資料的全國性集中將成為自由平等的生產者聯合體所構成的社會的全國性基礎，這些生產者將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計劃自覺地從事社會勞動。”　　

這30余年一心依賴外部投資，兩眼緊盯招商引資，出賣資源，出賣國家和人民利益，賺了產值，卻把勞動者創造的實際財富即利潤送給了國際資本和本國的資本家，使廣大勞動群眾仍然處于相對貧困的地位。據了解國慶60周年大慶，經過天安門廣場檢閱的尖端武器，沒有一樣是后30年內開建的企業所造，全部是前20多年建立的企業所制造出來的。僅此一點就足以說明前20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多么實在多么輝煌多么偉大。如果再加上那時已經搞起來的如大型飛機、航空母艦、核潛艇、遠程轟炸機等百多個科技軍事強國項目，不被走資派在改革開放后統統砍掉的話，成就將更加輝惶偉大。鐵的事實說明科學社會主義對我國的各項事業的發展，對廣大人民群眾具有多么重大意義。難怪胡錦濤總書記近年來高度重視，反復強調要加強自主創新，并將其列入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不能說這不是他看到了表面繁榮后面深藏的危機和問題，對此表現出巨大的擔憂。　　

　2010-08-08　著名作家呂永巖在《吉林水庫決堤源于私有化》的貼子中指出：“與前方返回的記者通話，得知吉林水庫決堤，導致重大生命財產損失，完全是由于當地政府將水庫承包給個人養魚發電，該提前采取措施不采取，怕養的魚跑掉。等發現水庫水位超限時，閘門由于從不維護，根本打不開。今年的大水并沒有1998年的情形嚴重，但是卻死了很多人，原因就是水利設施也搞了私有化。并且據報道，一些城市的自來水也搞了私有化，甚至讓外資控制。高科技領域也對外資放開了。這種情形再發展下去，不知還會搞出多少悲劇。　　

西南本是中國水資源富集地區，這次受災最嚴重的云南境內有大小河流600多條，大小湖泊40多個，著名的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伊洛瓦底江、紅河、珠江等六大水系全部流經云南，人均水量6994立方米，超過全國平均水平4倍。無論如何也無法想像，這樣一個水資源充沛的世界植物園，怎么可能會發生旱災！ 　　

但是旱災就是發生了，并且不是一般旱災，而是特大旱災！最后專家揭秘：是種植轉基因樹（轉基因桉速生林）摧毀了生態平衡，造成大旱；私有化摧毀了農田水利設施，把大旱變成了大災。 　　

……　　

不管我們的“經濟專家”如何丑化計劃經濟，稍有點閱歷的人都無法忘懷那個時代，幾乎沒有貪污腐敗、沒有社會丑惡、沒有假冒偽劣，干群之間人與人之間講誠信、講道德、講正氣，絕無兩極分化、絕無見死不救甚至局長雇兇殺書記之事！　　

所謂的“改革開放經驗”——不應該是建立在走私、造假、“遇著紅燈繞道走”、破壞社會文明誠信、靠對廣大勞動者的剝削（如廣東十年不長農民工工資，而物價上漲三倍）、靠“高工資”的引誘、靠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靠特殊優惠政策……等等基礎上的 “歪經邪道”！只有那些靠艱苦奮斗、自力更生、弘揚人格國威、立足國家民族與老百姓利益之上的成就才配得上“舉世矚目” ！　　

我國眼下許多國家工程如航天、防務、救災重建等等，還靠計劃經濟辦法行事才最有效最可靠最經濟最震國威最得民心——難怪西方經濟學家都認為：市場經濟只適合私有制國家，并不適合社會主義國度　　

到2009年底，中國政府購買美國國債8000多億美元，購買其他債券至少4000億美元。連美國媒體都驚呼，中國成了世界最富強的國家最大債主。　　

2008年引進外資924億美元，到2008年底，29年來共引進外資 8千8百多億美元，根據國家工商總局通報，外資在中國資產到2007年底已經膨脹到2.11萬億美元。這種荒謬現象是怎么回事?  　　

29年來(1980-2008)，我們人為降低人民幣匯率，低價賤賣自己的物質財富，根據國際公認的購買力平價匯率法計算，我們總共拿價值40萬億美元物質財富，只換來6萬億美元商品加2萬億美元欠條，　　

到2009年底，國家儲備2.4萬億美元外匯，國內就增發了至少16萬億以上人民幣。物質財富沒有了，我們能增發人民幣，物質財富在國內的時候，我們不能增發人民幣，這是什么道理?根據西方經濟學理論，據說是依據手里儲備的美元增發的，可是美元實際購買力是不斷下降的，40年來，按照黃金價格計算，貶值幅度超過30倍。　　

所謂引進外資，就是外國資本家拿一筆外匯，如美元到中國銀行換人民幣，在中國國內辦廠。由于中國不使用從外資手里換來的美元，等于免費奉送財富給外國資本家辦廠，而利潤都歸外國資本家。我們為什么不能借錢給自己的老百姓辦廠，讓利潤歸中國人，非要送給老外?正是我們壓制老百姓收入，使企業利潤微薄，又優惠引進外資，擠跨內資，使國內企業徹底倒閉。　　

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我國有4.3億人，平均一天消費量低于7.2元，不夠一個人在普通城市吃一頓快餐。普通居民，一場大病，就會傾家蕩產，成為貧民。我們到底是賺一堆美元欠條就萬事大吉了，還是需要為老百姓分配足夠的物質財富，解決老百姓衣食住行問題?任何時代，如果有一定比例的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成為問題，這個國家還能穩定發展? 這實現了經濟發展的目的?　　

愛因斯坦在1949年寫道：我認為，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況，是真正的罪孽之源……我相信，要消除這些罪孽，只有一條辦法，那就是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經濟，以及一套以社會主義目標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這種經濟下，生產資料歸社會本身所有，并以有計劃的方式加以利用。計劃經濟使生產適合社會的需要，使能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并將保證每個男女和兒童的生活。對個人的教育，除發揚其天賦才能外，還將試圖培養他對同胞的責任感，以代替我們社會中對權力和成功的崇拜。”　　

最近，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一針見血指出：中國現在很多經濟問題都和右派在錯誤的假設前提下堅持的理念和政策有關——90年代末的“北京共識”認為國有企業只要抄襲一些西方企業的表面形式也能成功（如上市、股票期權、董事會、高薪等），中國的改革因此付出了，而且還在付出著巨大的代價。GDP是一個極其抽象的概念，在民主國家，政治家從來不談GDP，奧巴馬談經濟時會講就業或稅收，因為這些都是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政府必須追求具體人在乎的目標。　　

   ……　　

一些“主流經濟學家”鼓吹的“市場經濟”既不是凱恩斯的兩只手的市場經濟，也不是斯密的一只手的市場經濟，而是連市場規則也不講的黑市經濟。比如中國的銀行把原始股賤賣給外國資本，使外資短期內獲取5－10倍暴利，而這樣的原始股中國的老百姓根本買不到，這能叫公平的市場交易嗎？在國企改制、招商引資、醫療教育改革、股票證券、公路收費、公共資源開發（房地產、礦產）等等之中，也存在大量充斥權錢交易的黑市經濟。在黑市理論的指導下，一些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國企走上了“自主牟利”的“改革”之路，這是正常的市場經濟根本不允許的現象。　　

而就連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當年競選美國總統時都說過：把美國推向空前的經濟危機的，不是哪一屆政府，不是哪一項具體的政策，而是一套完整的、根深蒂固的“經濟哲學”，這套經濟哲學最荒謬之處是聲稱：一個人、一個國家可以通過負債和透支未來而變得無比強大。而正是這樣一套經濟哲學摧毀了美國。　　

加入“WTO”給我們究竟帶來了什么好處？緊跟西方列強鼓噪的“經濟全球化”我們得到了什么？與頭號霸主一起“反恐”怎么還會出現拉薩騷亂烏市暴亂？……為何俄羅斯至今都不理“WTO”那個碴？“經濟全球化”了，為何西人動輒就弄“貿易壁壘”就對我“反傾銷”？為何都“戰略伙伴”了我周邊卻豎起那么多劍拔弩張的“軍事基地”？ ……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問題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經被認定為錯誤的道路。這種傾向必須糾正”。“目前的不少改革思路與做法都值得商榷”。   （《新京報》　2005年8月6日　）　　

　2010年10月8日　的《新周刊》在《GDP世界第二帶來的貧富困惑》一文中更一語捅破：　　

GDP排名世界第二，中國成了這個世界“最窮的老二”。 中國還有1.5億人未達到聯合國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標準，是商務部的表態。若不能使經濟發展的成果轉化為全民福利，這樣的GDP即使世界第一，也和你我沒有一毛錢的關系。按照英國著名經濟史和經濟統計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測算，1700年到1820年，中國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最高達到了32.9%。即使是抗日戰爭爆發前的1936年，中國彼時GDP也遠高于日本……而同樣根據麥迪森的估計，按照中國經濟當下的發展速度，到2030年，中國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也僅僅是和200年前先人勉強打個平手。所以，《大國的興衰》一書就認為經濟總量本身并無意義。最新訪華的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阿什頓在告別了繁華的上海世博場館被請到貴州貧困的少數民族鄉村參觀之后說：中國還要做許多事才能確保“真正的發展”。　　

1973年，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訪華演講中有一段話，大致意思是：到20世紀結束的時候，評價一個國家成就的標準將不再是這個國家的GDP乃至他的經濟實力，而是看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給廣大的民眾提供了基本福利以及參與政治的能力。特魯多說：“尊敬的毛主席、周總理，我覺得這就是你們開創的一個先進的制度，這就是加拿大人民對你們表示尊重的原因。因為我們也在努力建立覆蓋全民的醫療制度，也在努力為一般勞動者參與政治提供機會，是你們拋棄了過去社會的發展觀，而力圖去建立一個新的和諧國家，在這方面你們是屬于未來的領導人。”     　　

改革開放30年形成的最堅固意識形態與方法論是：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建設以GDP為中心，GDP以房地產為中心。殊不知，GDP既不能反映公共服務的作用，也不能反映經濟發展質量、存量財富的增長，更不能全面反映社會進步、生活水平乃至資源環境的變化——何況，平均每年9%以上的GDP增速背后伴隨的是難以負荷的高污染和高消耗。　　

——政治掛帥、斗私批修　　

先來看共產黨人的“圣經”《共產黨宣言》怎么說：　　

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共產黨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盡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的對立　　

政治是經濟的本質體現。　　

對于無產階級來說，講＂以政治為中心″、＂突出政治″決不意味著排斥經濟，相反卻是為了保證經濟的正確方向，更好地發展經濟。如不正確地解決政治問題，就不可能領導經濟。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治性組織，而不是一種經濟組織和一般的管理組織，她的工作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以經濟為中心，正如過去戰爭時期也沒有＂以軍事為中心″一樣。＂以經濟為中心″完全同黨的先進性質相背離。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治理、包括對經濟發展的調控，無不都是一種政治行為。即使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政黨，也找不出有明確聲明＂以經濟為中心″的。列寧早就說過：＂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看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產任務″　　

截止2006年，我國國有工業總產值只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14.9%，遠遠低于1949年建國之初占26.2%的比重，而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這是改革開放為貧富分化提供的所有制基礎。馬克思認為：所有制問題是革命運動的基本問題。　　

馬克思主義認為，發展經濟離不開方向道路問題，因此，馬克思創立了政治經濟學。毛主席提出：“抓革命，促生產。”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政治和經濟關系最通俗、最準確的表述。修正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觀點，就是“唯生產力論”。“不要問姓社姓資”，“發展是硬道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領域里至少三年里不要批判自由化”等等花樣翻新的“唯生產力論”……其實都不過是在“唯生產力論”掩蓋下，仍然是從生產關系入手，改變社會主義公有制為資本主義私有制。此刻，勞動人民的生產力卻遭到空前的破壞。這也充分暴露“唯生產力論”的虛偽性和反動性。　　

列寧“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 　　

1958年2月，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又提出：‘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他還說：‘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松，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程奎元，在2010年專題研討會上鄭重指出：中華民族的文明傳統，新中國成立以后培育的以破私立公、為人民服務為特征的革命傳統，是我國寶貴的精神財富，是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引以為自豪的精神優勢。要堅持憲法載明的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經濟制度  　　

最高境界的和諧社會，不是法治社會，而是禮治社會。山無盜賊，路不拾遺，人人禮讓，刑罰不用。　　

近年來，粗暴地掠取自然資源、毀烈士陵園、不敬師長、生產有毒食品、暴力拆遷……各種丑惡事件不時見諸報端，數千年來被世代中國人奉為神圣的天地、神靈、君親、生命、歷史文化、民心民意，在當代社會似乎統統被打倒。所有能糟蹋的英雄烈士、功臣偉人、美德正義、真情善舉無一幸免；與國際“接軌”竟成為“接鬼”——好的沒學到，黃賭毒黑全進來！除了對錢眼熱、對權畏懼，不管白貓黑貓，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2008年9月5日　，在中國浦東、井岡山、延安干部學院舉行的秋季開學典禮上，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在講話中說，當干部要有敬畏之心，一要敬畏歷史，使自己的工作能經得起實踐和歷史的檢驗；二要敬畏百姓，讓自己做的事情對得起養育我們的人民；三要敬畏人生，將來回首往事的時候不會感到后悔。　　

眼下，還有多少人再談愛國家、愛集體，再談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再強調要有什么信仰、為什么主義奮斗，誰在一味地慫恿人們如何獲取利益、如何搶占高枝、如何出人頭地、如何留洋鍍金？誰在鼓噪、打造現代厚黑學。。。？　　

曾幾何時，整個社會都被“經濟”“財富”所籠罩，各級政府都被“GDP”追著屁股跑，所有領域都被金錢牽著鼻子走，“硬道理”代表一切，“物質”決定一切，每個人都成為赤裸裸的“經濟動物”，無產階級政治的陽光，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國家民族的優良傳統，志士仁人的天下為公法則被否定“革”掉，黑道私欲百無禁忌……誰又能保證乾坤依然朗朗、社會依然安定、人間照常和諧？　　

鄧小平早在1982年就極為擔憂地指出：“我們自從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兩個方面的政策以來，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了。卷進經濟犯罪活動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嚴重情況，不是過去‘三反’、‘五反’ 那個時候能比的。”　　

所以中央政治局委員王岐山毫不隱隱晦對外媒坦承：我們國家，腐敗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明顯出現的。（　2006/12/14　王歧山接受華爾街日報采訪 談腐敗和北京交通）而且前赴后繼愈演愈烈，呈現出級別越來越高、窩案越來越多、涉案金額越來越大、行業領域越來越龐雜等特征。　　

 “‘改革開放’十年間貪官過百萬，1992年10月至2002年11月，全國紀委檢查機關立案的有166萬余件，結案的158萬件，給予各種黨政紀處分的一159萬人，其中省部級干部123人。” 　　

　08年　3月10日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春旺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工作報告中指出，5年來，最高檢立案偵查貪污受賄十萬元以上、挪用公款百萬元以上涉嫌犯罪的省部級以上35人。 　　

2008年涉嫌犯罪的省部級4人。（《　2009年3月10日　）下午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2009年以來第12位落馬的省部級官員。加上在這一年里被公開宣判的劉志華、陳同海和孫瑜，共計達15人之眾。　　

即從1992-2009，短短的18年期間，省部級貪官就近180人——與此天壤之別的是：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30年里，省部級卻一貪官沒有！！！　　

另據新華社08年7月15日披露：從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數高達1.6萬至1.8萬人，攜帶款項達8千億元。“中國每年由于賭博而流到境外的賭資達6000多億元”。令人發指的重慶一個宣傳部長攜帶2億公款去澳門豪賭，一出手就就輸掉1個多億，而重慶市民每月的低保收入才2百多元……　　

　2006年11月14日　，中紀委特別選擇在深圳召開了“加強反腐倡廉法規制度建設座談會”，中紀委副書記夏贊忠主持會議。他在開場白中就說：中央批準在深圳召開以反腐、法規制度為主題的全國性會議，是有著特定意義的。首先，就是要破除思想、概念上框框的束縛，不要讓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不能因為深圳的發展速度和業績而掩蓋了深圳黨政司法的腐敗；不能因為深圳的高樓大廈林立，而掩蓋了深圳的黑暗腐朽；不能因為深圳的燈紅酒綠、車水馬龍，而掩蓋了深圳黑勢力罪惡活動和惡劣的治安環境；不能因為市場繁榮，而掩蓋了假、冒、偽、劣品充斥市場；更不能因為官僚、暴富階層衣冠楚楚進出高級賓館、會所，而掩蓋了數百萬職工忍受著得不到應有的待遇。

　　

康有為說：“一個國家有法制而無道德以為之本，則法律皆偽，政治皆弊。”　　

“人人好公，則天下太平；人人營私，則天下大亂。”這是劉鶚在《老殘游記》中總結出的名言。　　

20100825日前，李源潮在河南調研時指出要學習弘揚焦裕祿精神，說到激動時，他連續用了“四個想一想”，這“四個想一想”是：想一想自己能不能像焦裕祿那樣，當被組織平調去“最苦、最窮、最難”的地方工作時，能夠不講代價、以苦為榮、迎難而上？想一想自己能不能像焦裕祿那樣，當縣委書記一年就走遍蘭考１２０多個大隊，深入一線掌握真實情況？想一想自己能不能像焦裕祿那樣以書為伴，親自動手寫講話、寫報告、寫通知？想一想自己能不能像焦裕祿那樣，不僅親自制定廉潔“十不準”規定，而且帶頭嚴格遵守，連子女白看一場戲都不允許？　　

黨風決定官風，官風決定民風。身正，不令而行；身不正，雖令不從。榜樣的示范示惡效應永遠不可小覷。這些年來，我們不僅“立法大躍進”，各種司法資源更密密麻麻，隊伍空前，裝備超前，乃至“武裝到牙齒”，怎么還弄得“腐敗難以遏制”、“刑事案件大量上升”“群體事件有增無減”？無數鐵錚錚活生生的客觀事實都在嘲笑、否定“法學精英”們所謂“法制不健全”的社會亂象“根源”——君不見，毛澤東時代“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寥寥幾句話幾十個字就能使社會長治久安公平正義人心向善夜不閉戶。法再多再細再嚴，若制法執法者不敬法畏法守法，對自己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甚至于網開一面法外施恩，只拿法管老百姓，能得人心么？能治天下嗎？沒有德政，不講信用，法再“健全”也只能畫餅充饑！即使在純經濟領域亦是如此：曾有一家國企連續十二任廠長未能扭轉虧損，一名小學未畢業的農民去擔綱興業卻連續多年盈利。——“王義堂現象”，被經濟學家稱為“廠長經理的道德境界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整個企業的生死興衰”。自古道 “德能掩才而才不能掩德”，以德興邦的例子史不絕書。所以連美國也早在一九七八年頒布了《政府官員行為道德法》，一九八五年推出了《政府工作人員道德準則》……　　

所以治國能否湊效，關鍵不在法的量上，而在執政理念的德之本上。看：　　

（一）為多數人謀幸福還是為少數人謀利益？——是以身作則以正治官還是以權自霸？其理論政策使國泰民安還是五毒叢生、國威弘揚還是忍氣吞聲？各項事業文明進步發展為國奠基為民積累還是唯利是圖金錢至上寅吃卯糧仔賣爺田？黨風官風是公正民主清廉還是官商勾結罔顧民聲一言堂？　　

（二）要看領袖施政的合法性？——毛澤東領導時所號召、發動、處理的任何重大事項，都是經過中央全會或政治局多數或全部成員討論同意的——這從組織原則上首先體現了“程序正義” ，決非“宮廷政變” “垂簾聽政”或者是什么“槍指揮黨” ！所以，毛澤東永遠是站得住腳的，永遠是得人心的，永遠是經得起歷史、經得起人民、經得起法律的審查——反思——質疑！！毛澤東個人一生都能如此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就因為他執政為民，沒有私心，不搞 “家天下” ！正如《歷史決議》所言——“中國人民始終把毛澤東同志看作是自己敬愛的偉大領袖和導師。”　　

——走資派、漢奸、賣國賊、反動學術權威　　

黨內究竟存不存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答案也應該是肯定的。　　

為什么？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不是誰承認不承認或故弄玄虛的問題，而是客觀存在。好比自然界里有白天就有黑夜、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在革命戰爭年代：有英雄主義也有投降主義；便是在長征的途中，同是共產黨人的張國燾不是還另立中央嗎？如果黨內沒有走資本主義的言行與人物，都是一心奔社會主義的，那不等于是說：只要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個人就進入了紅色保險箱，就與共產黨同心同德了？！那么，改革開放后大量出現的被清查、懲辦或外逃的貪官（之前可都是當權派！）他們難道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共產黨人會貪贓枉法？!　　

北京大學原副校長梁柱教授在《毛澤東：歷史上第一個與“官國”傳統決裂的人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一文中指出： 在新的歷史時期，勿庸諱言，我們的干部隊伍出現了諸多令人堪憂的問題。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一些共產黨員和黨的領導干部失去了理想信念，瘋狂地走上了以權謀私，權錢交易，不擇手段攫取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罪惡道路。有的利用手中特權貪污受賄，盜竊國庫，榨取人民血汗，聚集大量財富；有的則官商勾結，權力投資，為謀取不義之財，視工人生命如草芥，成為新的吸血鬼；有的縱容家屬經商，利用特權一夜暴富，自己卻作秀清廉公正，欺騙公眾；有的以末日心態大量掠取財富，在國外營造銷金窟，懷揣多國護照，隨時準備開溜；有的活像封建時代官吏，戴了烏紗還嫌小，著了紅袍想紫袍，跑官買官，賣官鬻爵，時刻計算投入與產出的關系，準備大撈一把；有的為保住金交椅，守住特權，竟燒香拜佛，弄神作鬼，乞靈風水，迷信忌諱，修祖墳，建祠堂，封建霉味十足；等等，不一而足。中央雖三令五申，嚴加懲治，但這樣的人仍前仆后繼，揭出的事實觸目驚心，嘆為觀止。那些極端的腐敗分子，是社會主義的蛀蟲，是和平時期黨的事業的背叛者。寫至此，深感毛澤東的憂慮不是空穴來風，是值得我們高度警覺的。——請問：這其中，這些“冒號”們有哪一點是屬于干社會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行為？　　

謝覺哉說：中國第一個在制度上打破“官國”傳統的人是毛主席。井岡山的士兵委員會就是一個例子。我們共產黨進城了，當官的特權跟著就來了。很多人感到這是天經地義。　　

查出陳希同案后，朱鎔基極為震怒：“無非是個同歸于盡，卻換來國家的長久穩定發展和老百姓對我們事業的信心”　　

江澤民則稱：“不論是誰，不論職務多高，該受什么處分就給什么處分，該重判的堅決重判，該殺的堅決殺，決不手軟。”　　

趙紫陽通過對看望他的親信發表談話并傳播出去的方式，繼續發號施令時說過：“土地永佃制、承包制，九百九十九年都不要變”(第369頁)。某人緊跟說：“****承包制，30年不變，50年不變，永遠不變。”趙不是走資派！？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獨裁的、專制的黨，不應該反對嗎？”  “以公有制、計劃經濟和無產階級專政為旗幟的科學社會主義必須顛覆。”恨中國共產黨、公有制、無產階級專政與科學社會主義如此咬牙切齒的“權威”會是愛“社”派！？　　

安徽省蚌埠市政協原副主席、五河縣原縣委書記徐社新，在為官六年的時間里，就將五河縣幾乎所有鄉鎮和縣直重要部門的“官帽”賣了個遍，令人瞠目結舌。重慶市司法局原局長文強不僅受賄數額巨大還是重慶黑社會最大的“保護傘”，涉嫌包庇、縱容6個黑社會性質組織團伙進行殺人、搶劫、綁架、故意傷害、組織容留賣淫、開設賭場、非法拘禁、強迫交易、尋釁滋事等犯罪活動。全國人大代表的資格可以用1000萬元的價格“運作”成功；頭號毒販可以以800萬元的價格“買命”；數億國有資產可以私相授受；重大工程招標可以暗箱操作。權貴網中的大官們動輒以百萬為單位斂財，小官員們也極盡“吃拿卡要”之能事。——在共產黨人的社會主義辭典里，有哪一條允許當權者如此無法無天？！　　

時任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的***，以在十五大之前“吹風”的架式公開提出“不問姓社姓資是第二次思想解放，不問姓公姓私是第三次思想解放。”  如此，不問方向道路被說成是思想解放、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被當作改革也叫“走社會主義道路”？那么，中國共產黨人的先進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權威性，人民政府的合法性……還怎么體現？　　

“李銳罵毛主席沒完沒了”，原河北省委書記、省長老紅軍李爾重在一次座談會上指出：我看原因只有兩條，官做得不夠大，沒有像他希望得那么大。二是文革期間受了點委屈。他到鄭州，被鄭州的老同志質問得下不來臺。他的話其實都是從個人恩怨出發。我一生坐過五次牢，三次坐國民黨的牢，二次坐共產黨的牢。要說委屈，我也有。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一點錯誤都不犯。要推翻三座大山，受點個人委屈算什么。文化大革命出發點是好的，方法可能有問題。反修防修有什么錯？黨內有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馬克思說：“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大膽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之險”；馬克思早就說過：“在資產階級看來，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不是為了金錢而存在的，連他們本身也不例外，因為他們活著就是為了賺錢，除了快快發財，他們不知道還有別的幸福，除了金錢的損失，也不知道還有別的痛苦。”。馬克思還說：“資本來到世間，就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可見，對金錢走火入魔、對資本頂禮膜拜、為資本“保駕護航”的主，天生就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　　

　2010年5月23日　　，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李毅中在“2010年全國企業家活動日暨中國企業家年會”上講到“嚴懲鐵礦石采購過程中出現的'漢奸’。”不久，力拓間諜案及中國鐵礦石談判中的漢奸和內鬼浮出水面。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據媒體報道，自2002年以來，鐵礦石價格一路狂飆，中方為此累計多支付7000億元。如果不是因為國內潛伏的內鬼、漢奸，僅靠胡士泰等幾個間諜，是不足以造成這么大的損失的。但是這么大的損失卻還被業界稱為冰山一角。　　　　

再看商務部郭京毅的案子。郭京毅作為商務部條法司正司級巡視員，在立法和解釋環節便故意給外資以漏洞，以便外資并購中國企業而從中大肆索賄受賄。前幾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就暴露：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　　

紐約大學的中國中心邀請某前中國文化高官演講，不料此前高等文官口吐蓮花謳歌林肯、華盛頓之余，終沒忘記口吐白沫大罵毛澤東為秦始皇，老摩西忍無可忍，當場奚落道：老夫可以原諒您對林肯、華盛頓一竅不通，但不可原諒的是，您竟然忘了毛澤東就是您自己的華盛頓和林肯！勃然退場的老摩西還沒忘了交代：演講結束后絕不準用公款請此前高官吃飯。老摩西最近在寫一部重讀毛著的書。 　　

奧巴馬打破慣例，在出訪前不接受出訪國媒體采訪，來華后又拒絕了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新華社的訪問申請，卻單方面發出邀請要南方周末的人到國際俱樂部酒店專訪他本人，并留下手書對南方周末表示鼓勵肯定贊賞。　　

原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馬立誠在他《日本不必向中國謝罪》一書中否定南京大屠殺，竟然胡編亂造說“東京法庭認定日軍在1937年（昭和12年）攻打南京時殺害了中國民眾20萬以上。但是，根據當時的資料表明，當時南京的人口只有20萬，而且在日軍攻占南京一個月后增加到了25萬……絕不會是什么大屠殺！”結果不論人們如何叫板，他就是不敢公開那份所謂的“當時的資料”！有點常識的人不加思考都能發現他的鬼話漏洞——請問：在一個城市淪陷后一月竟會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口，是本地人特感“榮幸”急著超生，還是外地人都情愿一窩蜂去找死？！　　

當我們看到網絡上關于政治漢奸、經濟漢奸、文化漢奸、軍事漢奸等等類似文章明火執仗篡改歷史禍國殃民時，做為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你能泰然處之？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蕭瀚，西方法治、自由、民主的推崇者，國內知名律師，此人曾在博客上發表一文《給不可能的孩子的信》，竟然厚顏無恥地宣稱“爸爸恥于做個中國人，這是讀過爸爸文章的人都知道的事情”—— 這樣的教授、學者、官員究竟有多少？！　　

一個多次登上美國《時代》周刊封皮的“精英”，被《時代》周刊前北京分社社長霍爾尼克稱為“具有善于妥協的外交天才。”“他敢于給予美國真正需要的東西。” 　　

一些所謂的“主流精英”們長期來肆無忌憚地否定中國的一切首先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切：不管是毛澤東還是雷鋒、黃繼光、董存瑞、狼牙山五壯士、劉胡蘭；不管是建立中國共產黨還是建立新中國，不管是土地革命、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還是抗美援朝、自衛反擊戰；不管是“兩彈一星”還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他們一律冷嘲熱諷，統統一筆勾銷。不僅如此，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中國民族英雄們也個個在劫難逃——“岳飛倒下去，秦檜站起來”、“客觀公正評價李鴻章、袁世凱和汪精衛”、“孔子不如章子怡”、 “中醫是偽科學”、“專家建議重構中國形象標志，稱龍在西方形象不好”… “殖民主義統治的歷史是一個文明輸入和文明擴展的歷史”、“列車臨停一分鐘助日本旅客趕飛機并用警車護送”日方稱：‘這在世界史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做不到的’、外籍女子手鏈掉入電梯縫白云機場拆電梯尋找……這種自我丑化、自我矮化、自我妖魔化中國的一切的宣傳教育加奴性幾乎不絕于耳不空于目！　　

新華社《參考消息》的報道：美國總統奧巴馬與日本首相菅直人達成共識，今后美日將主要在黃海、東海及南海進行合作；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明確告知日本外相前原誠司，釣魚島符合美日安保條約第五章，美日將聯合保衛釣魚島；美國國防部長蓋茨更是直接宣布，如果中日在釣魚島發生沖突，美國將履行保衛日本義務，所謂履行保衛日本義務，就是立刻參戰，對中國發起包括核打擊在內的軍事打擊。　　

瓦文薩點燃了東歐劇變的導火索，瓦文薩首獲諾獎；最早出來以不同政見者身份策應顏色革命的薩哈羅夫勞苦功高，薩哈羅夫即獲諾獎；戈爾巴喬夫內部爆破弄垮了蘇聯，戈爾巴喬夫終獲諾獎；達賴喇嘛分裂中國不遺余力，達賴喇嘛也獲諾獎；高行健《一個人的圣經》用文學語言精巧地妖魔化中國，高行健獲諾獎；富一代熱比婭新疆策動分裂鬧事，熱比婭獲諾獎提名……還有像惡毒造謠中傷毛澤東的李銳袁騰飛、大放厥詞的茅于軾張維迎、唯恐人民不倒霉的炎黃春秋、無冕的貪污分子南平、黨校私有化專家、殺出血路攻堅派、購買垃圾債券救美國的冤大頭等等“精英”，都可能在未來的哪年哪月哪一天大喜臨門獲此殊榮。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就頒給了叛國分子劉曉波，稱其“注定要給赤色中國帶來麻煩的中國人。你在20年前就發出了自由世界的最強音，‘中國應該搞300年殖民地’，你毫不猶豫地出讓出生國的利益，持之以恒地以獨創性的素材抨擊中共政權，不管中國取得多么大的進步，你總是能成功地冒著法律危險，找到或自動生成羞辱他們的材料。你是一個優秀的十字軍戰士，亦是一個普世價值的踐行者。今天中國已經獲得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地位，您的工作對于促使中國人民幣按照美國人的利益升值以及政治體制改革非常重要。”外交部發言人表示，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完全違背該獎項的宗旨，也是對和平獎的褻瀆”。　　

   著名軍事評論員、解放軍空軍上校戴旭，接連出版了《盛世狼煙：一個空軍上校的國防沉思錄》、《海圖騰—中國航母》、《C形包圍：內憂外患下的中國突圍》等書，年初，戴旭應邀赴深圳大學演講稱：美國欠中國8000億美元國債不會還了—— 有一次，美國經濟學家門蒂斯和我同時演講，當時臺下的人問他，門蒂斯先生，剛才戴先生說了，這８０００億美元，你們肯定不會還我們了，你認為你們美國會怎么還？門蒂斯說：當初我們欠英國人的債，我們把他們打跑了；后來我們又欠荷蘭人的債，我們也把他打跑了。我們當時欠的不過是８０００萬美元，這８０００萬和你們的８０００億就是數字不同而已，別的沒有什么區別。這就是門蒂斯回答的。去年９月，奧巴馬宣布對中國輪胎實施為期３年的懲罰性關稅以后，有５５個國家在幾天之內對我們進行反傾銷起訴。一個美國人說的：目前世界各國都在拉幫結派，利用世貿組織的規則對中國發起暴徒般的反擊。 　　

改革開放不能簡單地說是創造了財富，而是創造了錢，當然還創造了債務，創造了透支未來的方式，我們主要的工作就是把這個財富變成錢了。怎么變成錢了呢，他說我們通過四種方式把財富變成錢了：第一個是，我們把國有企業賣了就變成錢了。第二個是，我們通過賣土地就變成錢了。第三個是把個人和家庭，把他們的未來給賣了，又變成錢了，第四個是，把政府未來的財政收入當債券發售，把未來透支了，更變成錢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政協副主席池奎元稱“中國改革發展付出了很高的成本”（2010.08.10.《中國社會科學報》）。事實是不是如此？人們只要逆向思維一番，就能得出結果：被我們念念不忘反復強調的GDP如扣除了原先的高積累、提取治理被污染環境的高成本、補償對老一代創業者的欠帳、償還巨額的內債外債、扣除超前消費或賣掉的不可再生資源價值、支付為恢復公務員之外原先曾享受的免費就醫入學住房養老人群等等福利后再除去外資在華資本，還能剩下多少真金白銀？！至于那 “帶血的GDP” （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語）——國人更是痛心疾首……　　

 “外商拿出30％的資本，擁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潤。”利用外資逐漸演變成被外資利用——連股神巴菲特在提到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中國時都說：“他們（中國人）每日辛勤勞作生產產品給美國人用，而我們給他們一些紙片。當他們想用這些紙片，例如幾年前來買優尼科石油公司的時候，卻發現這紙片不能達到他們想要的目的（指2005年中海油競購優尼科公司時，因遭美國方面阻撓而失敗）。”美國自來水公司歸國防部直接領導，連美國私營公司都禁止進入，休提引進“外資”！……　　

某些學者在學術上失去了自己的脊梁骨，變得如同軟體動物一般，只要人家給錢就會去做花瓶。已無公信力和社會責任感可言。中國的有些學者不是缺乏智慧，而是沒有良心。  　　

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別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為他們為了別人的幸福做過什么，他們中的大多數只不過是一群僅僅通曉考試卻從不關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當年，假文憑“海歸”現北大光華學院院長張維迎到處做“講學”——“腐敗有利于經濟增長”、“腐敗是一種次優選擇”、“經理人員吃喝嫖賭也是索取剩余的一種形式。它有負面效應，但積極作用更多。”“在公有制下，官員索取剩余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他在給一群國有企業的管理者作報告的時候就說：“通過腐敗搞垮公有制來促進私有化。公有制是一個大飯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認為這碗飯不能吃就走開了，一碗飯就屬吐唾沫的人私有了。”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茅于軾自己承認他與他的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每年都接受美國的福特基金會、美國國際民營企業中心以及Atlas基金會等的大量贊助，其理事長“著名經濟學家”張曙光則大放厥詞：“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有這樣的“理論”撐著，腐敗有了“理論武裝”，從“見不得人”頓時變成了“理直氣壯”，豈有不泛濫之理？　　

——他們用“經濟人”、“理性人”等“理論”，把“個人利益最大化”、見錢眼開、唯利是圖等行為“論證”為天經地義的人類本性，既為黨政官員以權謀私、貪污腐化制造“理論根據”，幫他們掃除“心理障礙”，又為讓全社會容忍腐敗現象制造“輿論環境”。
    ——他們把社會價值觀金錢化，煽起了金錢崇拜狂潮、物欲攀比狂潮。張維迎在《為“錢”正名》一文中宣布：“錢是社會的‘獎章’。”結果是社會上“笑貧不笑娼”、“不管合法非法，能撈才是好貓”成為“時髦”，奉公守法反成了“異類”；腐敗才“正常”，不腐敗反而被孤立。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說:“在中國要推行美國的價值觀念,加速大型國營企業的衰亡,由私營企業取而代之。”　　

諾貝爾經濟學得主斯蒂格里茨指出：《華盛頓共識》強加給拉美國家和轉軌國家的政策建議，導致這些國家經濟崩潰和社會動蕩；產權神話是種危險的神話，它已經誤導了許多處于過渡中的國家把注意力集中在私有化上。　　

……　　

世界銀行研究部高級經濟學家、被郎咸平稱為“中國經濟學界唯一值得敬重的”的鄒恒甫曾對南方人物周刊憤怒指出“現在很多經濟學家喜歡當資本家和暴發戶的走狗，記住一句英國諺語——每筆財富后面都隱藏著罪惡。” 　　

電影《建國大業》導演韓三平——黑的說成白的，白的說成黑的，沒有的楞是無中生有，明明存在的硬給一筆勾銷。　　

比如韓三平說：“蔣經國不是一個簡單的人。他在蘇聯衛國戰爭時候，是拿著沖鋒槍跟德國人打過仗的，他是職業軍人，跟那種大少爺完全不一樣。他身上有許多應該是很優秀的東西，《建國大業》可以說是真實地表現了這種東西”。　　

實際呢？蔣經國1937年3月25日離開莫斯科回國，而蘇聯衛國戰爭爆發于1941年6月22日——1937年就回國的蔣經國根本就沒有于1941年6月22日后又去蘇聯參加衛國戰爭，并拿著沖鋒槍跟德國人打仗。蘇聯衛國戰爭時拿著沖鋒槍跟德國人打過仗的中國人是毛澤東主席的兒子毛岸英——據記載，1936年，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安排到蘇聯學習。他開始在軍政學校和軍事學院學習，以后參加了蘇聯衛國戰爭，冒著槍林彈雨，轉戰歐洲戰場，并擔任某坦克連指導員。毛岸英的光榮歷史，韓三平們硬給一筆勾銷；蔣經國根本沒干的事，韓三平們硬是無中生有地給人家安上——把毛岸英的事跡硬說成蔣經國的，不僅是無知，而且是無恥。　　

……　　

著名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早就說過：沒有道德的人，學問與本領愈大，就能為非作惡愈大。　　

《2009年06月15日 青年周末　》在一篇采訪記中提到：英國的傳統觀念看不起那些談錢談地位的人，不少人連“貴族”這個詞都要回避，反對追求名牌、造星追星。　　

在韓國，很多富人都非常在乎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對社會的貢獻。韓國人本身的特點就是，首先重視國家，然后再重視個人。    在美國，富人大都很低調，他們比較重視向社會“感恩”。在澳大利亞，沒有以財產為唯一衡量標準的比闊心理，不管你有多么巨大的資產，或者你是工薪階層，在人們心理沒有太多不一樣，最多可能是一句話的區別：“哦，他是一個有錢人”。日本資深記者福島香織則言：溫州商人買私人飛機、超級別墅，這方面都超過日本了。日本的超級富人不多，與較高的遺產稅有關。日本遺產稅曾經是70%，現在是50%。中國富人多是“紅色富人”。許多富人都會通過拉關系、鉆政策空子而致富。在日本，至少70%的日本人的思想是，錢不是唯一的，還有比錢更重要的東西。富人思考更多的是怎么樣對社會貢獻。 （《四位老外談中國富人》）　　

“貴族，這在一個國家里只不過是有害而無用的特權，你們如此夸耀的貴族頭銜有什么可令人尊敬的？你們貴族階級對祖國的光榮、人民的幸福有什么貢獻？你們是法律和自由的死敵！凡是在貴族階級不可一世的國家，除了專制的暴力和對人民的壓迫以外還有什么？”（盧梭：《新愛洛伊絲》第1卷，第62封信）　　

看看我們這些年，官場洋場名利場風聲水起，贏家通吃，法外施恩，金錢至上，潛規則橫行，前腐后繼…創造財富的普通勞動者以及人性良知真理道德卻被無情地丑化弱化邊緣化……　　

“如果風氣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個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54頁）　　

……　　

——階級斗爭　　

根據我們的經歷，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條路。將近四十年來，我們都非常重視階級斗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重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所以，我們決不能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斗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3-384頁）　　

《共產黨宣言》從第一句到最后一句，貫串的一條紅線，就是階級斗爭，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就是無產階級要用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進而逐步消滅私有制。“到目前為止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這正是馬克思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以及其他一切別的什么主義的根本界限所在。離開了階級斗爭，離開了這個“綱”，還有什么《共產黨宣言》，又談什么馬克思主義？　　

“政治就是階級斗爭” （《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99頁） 　　

《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激化的可能” 決定社會性質的是生產關系，而不是生產力。階級斗爭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石和靈魂，修正主義篡改馬克思這一理論的主要觀點就是“階級斗爭熄滅論”，譬如用“某某原則”這樣的所謂“理論”否定毛主席的階級斗爭學說，從而抽掉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階級斗爭的合法性、正義性，而大搞特搞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階級壓迫、階級剝削。毛主席在世時，不是有人提出過“三項指示為綱”，毛主席一眼看透，說：“什么‘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階級斗爭熄滅論”是階級斗爭更加激烈的隱蔽表現，改革30年不搞階級斗爭的政策，不過是幫助某些人對人民實施“溫柔暴力”的階級斗爭而已，這是全國人民的切實感受。在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里，“階級斗爭熄滅論”是統治階級的護身符，是他們壓迫、剝削勞動人民的遮丑布，是麻痹人民革命斗志的麻醉劑！　　

毛主席根據馬恩列的基本論斷，總結了斯大林的教訓，從1956年的“一論”、“再論”開始，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問題作全面深入的探索，這個成果就是1957年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之后，毛主席又根據整風、反右派的實踐，指出在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還必須進行思想上政治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不然，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無法鞏固的。又根據大躍進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實際，指出了社會上的階級斗爭必然要反映到執政的共產黨內，形成馬列主義路線和修正主義路線的斗爭，這是決定社會主義成敗的關鍵。　　

列寧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里說：“這個過渡時期（即指社會主義社會——引者）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經被打敗但環衛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階級始終是存在的。”而有些人卻在當年公然宣稱：“我國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誰戰勝誰的問題，已經解決”，“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完成”。現在讀來是笑話　　

是“中國特色”徹底“消滅”了矛盾，“結束”了真理；還是“不爭論”、“不動搖”、“一百年不變”的精神枷鎖，掩蓋了矛盾，限制了真理的發展？　　

毛澤東主席早就說過：“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斗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斗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要消滅階級斗爭，就得消滅階級和階級壓迫　　

　1912年9月20日　 袁世凱下令全國尊孔——　1912年9月20日　，袁世凱下令“尊崇倫常”。此令一出，各種尊孔團體相率成立，遍布全國。然而，袁氏政令并不能恢復孔教一統思想界的傳統。相反，僅僅幾年后，“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就喊遍全國，風起云涌的新文化運動給中國思想界帶來新的繁榮。　　

毛主席說：“我們共產黨人，是從批孔起家的，但是我們決不能走前面他們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們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來與老百姓的思想時，落入歷史的一種循環，這是不行的。如果共產黨也到了自己沒法統治或者遇到難處了，也要把孔子請回來，說明你也快完了。”   （《毛主席與毛遠新同志談批孔》）http://bbs.cnhan.com/thread-89　4111-1-1　.html　　

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了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到這種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有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路線。 （《關于修改憲法的報告》  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報告）　　

毛主席指出：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　　　

毛澤東的功勛與毛澤東的指導思想地位已正確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和《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拒絕、排斥毛澤東思想，應該像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誕生110周年座談會的講話所言：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殷鑒在耳，警鐘長鳴！  　　

——群眾路線，群眾運動　　

毛澤東同志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向黨的領導機關和向人民群眾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1941年3月他在《農村調查》的序言中說：“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毛澤東同志早就指出：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應該討論，應該決定，應該實行，應該檢查。要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 　　

　2010年11月5日　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保育鈞在“首屆財新峰會” 演講中稱：我們有全世界最昂貴的政府。我們以民為本，講了很多，什么時候以民為本了？實際上是以官為本。政府到各地去，蓋得最漂亮的是政府大樓，公費旅游、出國、招待，還有公費汽車，政府奢侈得很。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在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講話里曾經毫不含糊的指出，工人階級為核心的廣大人民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管理主體，共產黨如果脫離人民、改變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或者凌駕于人民之上，都必將失去領導的合法性；少數人領導國家，精英治國，永遠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共產黨的干部領導國家也無法改變這個規律！共產黨的干部不等于共產黨，共產黨決不應把自己看作執政黨，而只能把自己看做“領導工人階級廣大人民執政的黨”，這樣才能和憲法規定的“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一切權力歸人民”一致起來。人民如何管理國家？就是實行民主集中制——在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的基礎上集中正確的意見。共產黨一時一刻都不應忘記動員人民監政、參政、直接管理國家。 　　

群眾觀點、群眾路線、群眾運動，在毛澤東的人民觀中占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他是無產階級民主的階級基礎，是實現無產階級民主的決定因素，是區別于資產階級民主的標志。毛澤東同志說：“徹底的唯物主義是無所畏懼的”。“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科學發展應該突破怕搞群眾運動的襟固，以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姿態，勇敢回答這一問題。共產黨靠群眾運動起家，“永遠不搞群眾運動”，可否用腐敗的愈演愈烈的實踐來“檢驗檢驗”？ 中國目前的社會進程中最大的問題就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被排除在了權力之外，人民代表不代表人民，人民也無權選舉自己的代表，政府不按人民的意見做事，人民只能按政府的命令做事，當人民在官員面前沒有任何作用力的時候，官員想不腐敗都難。　　

其實，共產黨的最大危險不是腐敗，而是脫離人民群眾，把《憲法》賦予給人民的權力原原本本地還給人民，讓人民決定國家的進程。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人民民主，人民當家作主　　

僅2004年，干部公費出國消耗財政費用3000億元，公車財政支出4085億元，公款吃喝3000億至3500億元，占財政支出的1/3以上。1978至2003年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增長87倍。（《檢察風云》2006年第19期）在07年全國“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曾兩次怒斥浪費行為： “公務消費不規范，奢侈浪費，行政成本高”； “現在，不少地方、部門和單位講排場、比闊氣，花錢大手大腳，奢侈之風盛行……” （《2007年04月03日法制日報：中國如何終結行政機關奢侈浪費》）　　

在阜陽官場，“那里很難見到什么平等的人，平日里看到的都是唯上或者欺下的奴才臉，什么時候笑，什么時候罵，依據只有一個：職務高低。這里，沒有同志，只有奴才”。阜陽原市長篤信林彪的話：“說不得假話，做不得大事”。 　　

今年　4月13日　　，大批群眾在遼寧省莊河市人民政府大樓門口集體下跪。當日，下跪群眾到莊河市政府門口反映村干部涉嫌腐敗的問題，要求市長出面接待，但遭到拒絕。但群眾下跪事件被媒體曝光后，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迫于輿論的壓力，遼寧莊河市長因村民集體下跪事件不得不提出辭職，并獲批準。　　 　　

　4月22日　　，廣東化州新安鎮梅子坑村數十個村民在市府門口下跪，要求釋放因耕地糾紛被抓的村民。　　 　　

　4月23日　　 溧陽市綢繆“精細化工園”附近的村民因不堪忍受“化工園區”內排放的有害廢氣、廢水，村民們跪在路邊請求當地政府解決。據報道當地群眾已經為嚴重的化學污染情況向當地政府反應了十幾年了，都未能得到有效解決。……　　

富士康的勞動者更慘，被13連跳了！而深圳的高官們卻高調說：“為有富士康而感到自豪！”在私有化的進程中，為被跳樓而自豪！　　

薄熙來：老百姓的幸福不是用GDP能計算出來的。 　　

“一些地方政府的駐京機構、安元鼎、北京當地的一些公安單位，形成了某種利益共謀，以違法、暴力的手段劫訪達到所謂的維穩的目的。” （2010年09月26日錢江晚報）　　

廣東廉江市財政較困難，但2009年仍投入3100多萬元用于綜治信訪維穩，是過去5年投入的總和，并創建包含340名成員的維穩"飛虎隊"，在每一條街道都安放“哨子兵”…… 　　

維穩不是壓制，而是化解，屬于政治范疇，政治的本意就是不同觀點相互之間的妥協，最終達到一個利益共同化的過程，維穩不是除了被窩到處都安上攝像頭，不是阻止上訪，更不是安置些像“東廠”一樣的“哨子兵”。它是一個將沖突轉化為秩序的過程。維穩需要錢，但絕非是錢可以買來的。維穩是一個政治問題的理解，而不該是政績的追求，不是追求單純追求沒有人上訪、沒有人打架等等社會表面化的問題，而是一種形成自覺秩序的過程。政府應該鼓勵民間組成各種社團，將社會問題提升到價值問題層次，滿足多元化的利益，這才是維穩的根本。另外，永遠把大眾看成刁民的政府，永遠不會形成現代公共管理理念，而只能回出現這些花錢買維穩的管理思維。　　

穩定邏輯應該是：維護憲法所賦予的公民權利，有權利的保障才有相對的利益均衡，有利益的均衡才有社會的穩定。就此意義而言，維權就是維穩，維權才能維穩。不穩定源于分配不公，源于腐敗分子違法亂紀，源于冤案不能及時糾正，源于社會欠缺合情合理方便有效的訴求調解機制。　　

社科院農村問題的專家于建嶸在2009年某次中央黨校的課堂上給領導干部們講課，圍繞“社會穩定與公共安全”的宏大命題面對幾十名省部級高官，一樁樁擺出楊佳、鄧玉嬌、甕安、石首和上訪村時說道：“你們如果這樣把信訪公民拘留、勞教、判刑，會有報應的！”公安局長中有人站起來鼓掌。　　

　2010年10月18日　，他在中國人民大學聊城市中青干部培訓研修班上又說：“我今天再次提醒你們，你們不要隨意去侵犯老百姓的權利，假如要搞拆遷什么的，你千萬不要沖到最前面，你走到最后面，能不去千萬別去，寧愿官當小一點，你不要吹牛皮，假如為這個事，老百姓把你打死了，我告訴你白死，沒有人敢把你追認烈士，因為只要追了，全國網民會把你罵死的，（網民）會把你的領導搜出來，把他變成貪官。”　　

2010年《社會藍皮書》發布暨中國社會形勢報告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李培林指出“企業改制、房屋拆遷、土地征用、集資等等，這些事情當中都向群眾欠了很多債，這些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造成的民怨太深。”　　

毛澤東實施民主的根本，是依靠群眾，給“主人”充分監督“公仆”的權利，保障人民當家作主，而不是全心全意依靠精英保護富豪，害怕與防范群眾。　　

毛澤東為政，始終堅持一條，為群眾就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充分相信群眾，發動群眾參與監督干部的施政。　　

三反五反、整黨整風、社會主義教育，都是發動群眾實行民主監督。　　

后來的改革，精英們愛講“制度建設”和“法制”，可“建設”了30年，卻“建設”出世所罕見的吏治腐敗來，以致郎咸平說出“中國公務員是世界上最無恥的群體”的激憤之言。　　

“國家機關的改革，根本的一條，那就是聯系群眾。”　　

1975年底毛澤東主席在會見尼克松女兒時談到：“很多人做了大官，有秘書，有車子，工資很高，衣食無憂，他們不了解百姓疾苦，比資本家還厲害，對這些人不斗不行。”　　

1975年憲法把“干部必須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納入重要條款，也是發揚人民民主的一項重要的、在世界憲政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措施。至今沒有哪個國家的憲政能做到這一點。一九七五年憲法增加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以工農兵代表為主體的規定，這又是毛澤東領導人民創建的社會主義民主優于和高于資產階級民主的一個例證。　　

從經濟總量與發展速度而言，中國這些年來可以說是獨領風騷，但是伴隨GDP飛速增長的中國人，幸福感反而排到了倒數30名。“被增長”“被小康”“被和諧”“被幸福”……在這系列“被”的背后，貧困少女偷面包遭斥自盡、孝子劫人質籌款救母、老叟為解“吃穿”之危持刀搶劫如愿進了看守所、農家少女難籌學費含淚將大學錄取通知書燒毀、父母不堪承受兒子讀大學的經濟重負走上絕路、夫婦看不起病捆綁在一起投江自殺、甚至為籌措救命錢當街打起“賣兒”“賣器官”廣告……如今，“改開先鋒”的廣東正在接受央視《新聞調查》專欄的“窮廣東調查”，粵北山區那觸目驚心的“解放前”鏡頭引出該省冒號石破天驚的謂嘆——“全國最窮的地方在廣東”！相比對未來的希望，社會的公平，保障的到位與精神的充實，富裕不過是通往幸福之路上必須邁過的那道最低的門檻——而這道最低的門檻卻根本就不是被國人特別是廣大底層人民所跨過。故有學者指出：“改G開F”使五種人得利——外商買辦族（不含臺港澳資本），有權有勢族（含黑社會、黑勢力），無法無天族（誠信之士、清廉之官例外），投機鉆營族（‘學者’、‘專家’），體制圈內族（‘雙軌制’、壟斷‘國企’）。　　

“改革發展到今天，贊美改革的人正在由多變少，對改革寄托希望的人正在由多變少，對繼續堅持“既有改革”持支持態度的人正在由多變少。原因其實很簡單：分享到改革收益的人正在由多變少，而為改革付出代價的人正在由少變多；改革正在讓絕大多數人上升的空間越來越小，卻讓權力、地位等變成了極少數人的世襲之物；改革正在讓‘公平正義’和‘有尊嚴的生活’離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遠去，改革正在讓越來越多的人產生越來越深的不安全感、甚至恐懼情緒。我們的改革正在走向邪路！” （《我向總理說實話（光明日報社出版，2002.1.》作者，《中國改革》、《改革內參》記者李昌平《90年代以來，幾乎每一項改革都背離了改革初衷》）　　

“用奶粉滅掉00后，考試滅掉90后，房價滅掉80后，失業滅掉70后，城管滅掉60后，下崗滅掉50后，拆遷滅掉40后，醫改滅掉30后，轉基因滅到沒有后。”這是民謠；而著名的“蓋洛普民意調查，在2005至2009年間，對來自155個國家及地區數千名受訪者進行了調查，讓他們將自己的 生活滿意程度評分。結果顯示，在“全球最幸福的國家和地區”中，中國大陸位列125，倒數第30名。”這卻是數據。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認為，“一個社會中窮人太多、富人太富，遲早要出問題”。中國目前就有1.5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占世界貧困人口的1/8，居世界第二位。 （《民主與法制時報　2006/04/10　》）　　

驀然回首，我們曾經的“平反**案” 曾經的“**改制”曾經的“**產業化”曾經的“**大包干”，曾經的“**拆遷”曾經的……可有一趟問過“蒼生”？“一風吹”不問有罪無罪是是非非統統皆大歡喜是“咸魚”也能翻身奴隸主也“代表”“議政”；“國營”“公有”“集體”個個罪大惡極不弄到“天下為私”不罷休——最可憐那幾千萬幾十年埋頭為國奉獻的“領導階級”他們不知道自己究竟錯在哪里公有制罪在何處就莫名其妙地被砸了飯碗；最心酸那幾億“打工仔”一年到頭拿不到盤纏去“討薪”……“永遠不搞□□運動”眨眼之間成就“運動群眾”，短短的十余年，就迅雷不及掩耳地將“領導階級”化為“弱勢群體”將“同盟軍”化為“三農”之殤“基尼”飛過“GDP”令“舉世矚目”……自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去尊孔依靠群眾倒為依賴“精英”勞動光榮讓位資本獨大……　　

特別是涉及幾億企業職工及其家屬“退休雙軌制”，現在他們最關心的是《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2006年—2010年）》所確定的目標“縮小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水平與機關單位退休人員退休費水平的差距”何時實現？然而最近媒體又曝出“公務員養老保險辦法”不在“社保法”之內，而由有關機構“另定”—— 國法竟然“法”不了公務員的國家公職人員，公務員可以置身“法外”，難道“公仆”不在“社會”之內、真的成了“特殊公民”？中央早已提出“建立科學合理、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體系”的目標，溫家寶總理早在2007年8月1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就強調“緩解收入差距的矛盾”，妥善解決為“國家建設作出過重要貢獻”的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過低的問題。事實卻是：這些年來，二者的收入差距不僅沒有如期縮小，還越來越大——如此這般，這種“一國兩制”式的“退休雙軌制”的畸型制度在運行整整20年之久后還可能“我行我素”，這種明顯的脫離群眾的特權制度、明顯的有失“公平公正”違背民心民意的制度為何就不能“改革”一下呢？！　　

“善于把黨的政策變為群眾的行動，善于使我們的每一個運動，每一個斗爭，不但領導干部懂得，而且廣大的群眾都能懂得，都能掌握，這是一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藝術。我們的工作犯不犯錯誤，其界限也在這里。”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318——1319頁）　　

“要堅持人民是歷史創造者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堅持群眾路線，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愿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多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十七大報告》）　　

——文化大革命　　

對于文化大革命，應該是歷史地、客觀地、科學的分析，而不應該只是簡單地“徹底否定”，因為凡事都有兩面性。何況她涉及整個國家思想價值體系與政黨使命，涉及最廣大的人民大眾。一切有理性的人士，都應從當時的歷史出發，要看到當時有近70%的人是積極投入文革的，即使沒有參加組織，也是有觀點的。文革中對立的群眾組織都稱自己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是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在文革中受到沖擊的人不超過10%。所以對這場眾說紛紜的群眾運動要歷史地、客觀地、科學地進行研究，不應該把自己置于歷史的對立面和人民的對立面。 　　

歷史就是歷史，不管它是怎樣的歷史。我們都無法否定和回避。今天的時代，都是歷史的延續——今天是明天的歷史，明天是未來的歷史。對歷史，不能僅憑個人感情或閱歷去一概而論，應當跳出個人恩怨的是是非非，站在歷史國家民族與人民的角度去評價，才能比較客觀公正。　　

應該說，腐敗的發展是導致文革的主要原因。毛澤東正是特別清醒、深刻看到腐敗對國家前途的危害，看到奪取政權后面臨的這一新問題以及理論與實踐上的差距，總結歷代王朝從興旺→沒落→被推翻的過程, 認為在和平條件下,缺少外部壓力, 光靠執政組織內部力量無法阻止內部腐敗的增長,急切想在有生之年為新中國找出一條不致“人亡政息”的新路, 最后想出了“發動群眾自下而上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的法子,他不惜沖擊與他共同奮斗了幾十年的戰友和一大批干部。文化大革命是共產黨依組織原則決議發起的運動，代表著中國共產黨整整十年的歷史，我們應從反腐敗的大局、中國民主化的歷史進程和當時國際、國內政治條件來認識，正視我國反腐敗探索新路的需要和實行人民直接民主的正確方向。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實質上就是關于已經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能否在社會主義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后繼續保持共產黨人的本色、能否繼續以廣大人民的利益為自己的服務宗旨的思想圣經。　　

鄧小平認為：“關于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 并強調：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后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文化大革命是共產黨反修防修的一次大演習，也是社會主義大民主的一次大彩排。更是一次全面性的自下而上的大整黨。在文革中，全國人民關心國家大事的熱情空前絕后，黨的各級領導干部都受到了人民的監督與審查，受到思想上的洗禮，有些平時對群眾不尊重的干部受到群眾的沖擊也就理所當然。　　

怕出修正主義，怕資本主義復辟，怕干部嚴重脫離群眾，變成“官僚主義者階級”，一句話，怕黨和國家改變顏色。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 的根本出發點和主觀動機。這從一次他對身邊護士的談話可以佐證：“我多次提出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我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他想到了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第二國際變成修正主義；他想到了普列漢諾夫由馬克思主義者變成列寧的反對者；他更親眼看到赫魯曉夫等人，在斯大林死后搞了修正主義。這些歷史的和現實的事實越來越使他感到問題的緊迫性。　　

正是由于全黨和廣大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知識青年和干部的共同努力，文革中我國國民經濟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 （《歷史決議》）　　

那么，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反動精英們所講的一場“動亂”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因為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發動領導的一場全國性的群眾運動，而“動亂”的含義是什么？按辭書解釋是“社會騷動變亂”，即是民間的、非政府的自下而上的偶發事件。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沒有哪個執政黨及其一把手自己對自己發生“動亂” ！ 　　

那么，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反動精英們所講的一場“浩劫”呢？答案更是否定的！　　

——什么叫“浩劫”？書中解釋是“大災難” ，對國家而言即意味著天翻地覆政權垮臺，對百姓而言即意味著民不聊生暗無天日。而文革中不僅國家政權穩如泰山且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更加強大，老百姓更無生存之虞——病可醫，學可上，工人不失業，農民不失地，社會是非分明，人間正氣弘揚，更沒有拖欠工資、兩極分化、假冒偽劣、通貨膨脹、剝削克扣、買官賣官，沒有黑社會，沒有見死不救……就是“破四舊”，也沒人看到資本家家里成捆的鈔票和金磚金條時想到占為已有；“大串聯”時也沒有現在這樣治安案件不斷（盡管現在的警力比那時強上十倍）；即使在派性頂峰時的“武斗”，也不同于今天貪官與黑道勾結的陰狠…… 更有資料揭示廣為詬病的“文革毀滅文物”不過是徒有虛名而已 ——中國文物普查：近20多年2萬余登記在冊文物消失（北京晨報　2009年11月29日　） ；復旦大學的研究結果：中華文物真正浩劫的二十年；文保專家謝辰生：中國文物最悲慘時期是90年代，“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沒有那么嚴重過”。在（文革）那一段時期內，我國的文物保護事業還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長沙馬王堆、銀雀山竹簡、金縷玉衣和西安兵馬俑這樣的重大考古發現都是在那個時期。 （　2010年06月28日　《  瞭望》）　　

羅瑞卿大將出獄的第一件事就是穿的整整齊齊，到天安門的毛主席像前，立正站好，然后敬了個標準的軍禮；——2001年獲得國家“醫德風范終身獎”的醫學泰斗裘法祖教授，他對文革中挨批斗并不怎么介意，反而當著億萬電視觀眾的面檢討自己“曾很傲氣，底下人做錯事我就罵人”(那意思頗有點被別人整一整是應該的)。他還說：尤其是作為一個醫生善待病人不夠，自己很內疚。他并感謝“文革”中有人寬容了他，甚至在他挨斗時拿凳子讓他坐下……；上海青年報在紀念巴金101歲生日時報道說：很多學者對文革經歷的遭遇始終耿耿于懷，但巴金卻勇于從自身找問題，從自我思想開始解剖。    　　

黨內究竟存不存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答案也應該是肯定的。　　

為什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廣大群眾親身體驗到了貧富差別的擴大，新的“三座大山”的壓迫，主人翁轉變為弱勢群體，沒有那些走資派搞的復辟，當家作主的工農群眾會淪為社會最低層嗎？這不就是最好的說明嗎？！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不是誰承認不承認或故弄玄虛的問題，而是客觀存在。好比自然界里有白天就有黑夜、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在革命戰爭年代：有英雄主義也有投降主義；便是在長征的途中，同是共產黨人的張國燾不是還另立中央嗎？如果黨內沒有走資本主義的言行，都是一心奔社會主義的，那不等于是說：只要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個人就進入了紅色保險箱，就與共產黨同心同德了？！那么，改革開放后大量出現的被清查、懲辦或外逃的貪官（之前可都是當權派！）他們難道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共產黨人會貪贓枉法？! 所以毛澤東1976年春還說了下面這段話: “……民主革命后，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份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做大官了，要保護大官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利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一位美籍華人青年說得好：“我沒有經歷過文革，但我有我的判斷法：文革是整走資派的，也就是整干部的；如果否定文革，干部隊伍變好了，就說明文革錯了；如果否定文革，干部隊伍變壞了，就說明文革對了。”人民判斷的方法就是這么簡單，惟其簡單才最為可靠。　　

盡管“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造反有理”這是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盡管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綱領、盡管這是毛澤東對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經驗總結、盡管文革中幾乎沒有腐敗，沒有失業，沒有黑社會，沒有拖欠工資、沒有假、冒、偽、劣，沒有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沒有五毒之害，沒有走私、倒賣文物、販賣婦女兒童，沒有賣官買官，沒有污染造成的癌癥村、艾滋村、沒有“黑磚窯”“黑心礦主”“血汗工廠”....的根本史實　　

文革是香還是臭，正如一位老部長在一卷書中所分析：文革是香還是臭，“因階級立場不同而異”，“廣大工農革命群眾就沒有說臭”。應該指出：“有人（主要是文革時被整、被批判、被斗爭、被懲處過的同志），當他被群眾批斗的時候，‘被迫’認錯，許多人作了正確的檢討。后來認為‘一律打倒’是錯誤的。而鄧小平如同‘一律打倒’那樣，給‘一風吹’了，不分正確與錯誤。” 　　

不僅是貪官污吏等腐敗分子，包括流氓惡霸黑社會，買辦漢奸敵對勢力，臺獨藏獨僵獨達賴喇嘛，美國反華反共勢力，日本軍國主義極端右翼勢力，當今世界政治中所有反共反華反人民反人類反文明的反動勢力，無一不是稱頌改革否定文革。可以說，當今世界，贊揚改革否定文革的人不一定都是壞人，但是所有的壞人一定都是贊揚改革和否定文革的人。　　

有人還會說，文革中沖擊了一批“精英” （即“反動學術權威” ）、出現了武斗、停課、搞群眾運動……所以要“徹底否定” 。那么請問，不講文化大革命那樣全國性的運動，你就看看一個小小的單位乃至你自己要干一件什么事，能至始至終一點問題沒有？！難道有了問題（有的還是局部的暫時的問題）就要全盤否定？！那“改革”出現了這么多問題，是不是更要“徹底否定”？再說文革中受沖擊的“精英” ，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非命？與在“改革”中被砸了“飯碗”的幾千萬老工人、失地農民相比，哪個更嚴重？與如今每年死于黑心礦主、毒品、毒藥、血汗工廠、“三座大山”、腐敗報復下的人命哪個更觸目驚心？當年毛主席發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 、“抓革命促生產” 、“復課鬧革命” 、“解放干部” 、“老九不能走”等一系列指示，很快糾正了運動中的偏激做法，這是有目共睹的歷史真實！然而——廣大工人農民在“改革”中的“犧牲”得到了什么補償？更不用說文革中從沒有過的買官賣官、見死不救等等惡性案件、事件！如果以不搞“群眾運動”就是好方法，那么“精英”的“運動群眾”與封建時代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智下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等有何區別?——共產黨人能脫離群眾嗎？誰又害怕群眾運動呢？ 　　

   如果有的人僅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子女”就對文革搞“徹底否定” ，如果有人就是為了自己遭遇的所謂不公就對文革搞“徹底否定”，如果有的人僅是為了保住自己在“改革”中獲得的非法利益、以權謀私獲得的既得利益而對文革搞“徹底否定” ，如果有的人打著擁護某某某的旗號而對文革搞“徹底否定”……筆者以為都經不起歷史與人民的考問和質疑——要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都是中國共產黨中央集體作出的決定，她的每一步驟都是依法和依黨的組織原則進行決策的，毛澤東沒有搞“宮廷政變” ，也沒有搞“垂簾聽政”；同時，文革又是全國人民共同參與的（不可否認在其中確有遭受冤枉的人，但畢竟是極少極少的一部分。后期的平反甄別是應該的），難道全國人民都是“群氓”？何況——在文革中的國家經濟、科技成就、外交的輝煌等等各項硬指標在《歷史決議》中早有定論（可搜索不出“全盤否定”、“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等字眼）！何況——在文革中沒有出現在“改革”中出現的任何弊端！何況——文革對世界的影響，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影響，對共產黨保持執政地位的影響，對公民思想健康的影響都是史無前例的，搞“徹底否定”究竟是科學態度還是別有企圖？！ 　　

60年代波及世界的文革風暴來說，至今仍然被知識界妖魔化的中國紅衛兵，充其量也不過是貼貼大字報、搞搞大串連、開開批斗會，可是他們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同行戰友，則無所顧忌十分瀟灑地掀起了真正革命：法國“五月風暴”大學生把機關槍架進了校園；意大利的紅衛兵則更是瀟灑，干脆把國家總理拉出來一槍斃了；美國黑人運動更是放火燒了全國數十座城市······，而所有這些國家革命后的復辟只是恢復了舊有秩序，并沒有任何國家發生對參與者的清算行為，無論是美國知識界還是歐洲知識界，都沒有發生對本國“文革暴行”的妖魔化控訴，美國沒有清算黑人運動，法國意大利沒有清算學生運動，唯獨中國三十年來一直在控訴在清算，并且清算范圍之廣，鎮壓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久，被清算者命運之慘烈，可謂是曠古未有……。直到08年四月份上海一家官方刊物還公開發表文章聲稱，替老百姓講話的左派不享有憲法規定的各種自由。”　　

值得反思的是：我們是否正因為忽視了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意義，忽視了應該站在國家、民族與廣大人民的立場上看待文化大革命——才會在后來的“改革” ……“開放”中出現那么多令人痛心疾首又久治不愈的惡癥？？？才會“發展”了二十多年，老百姓卻從生老病死有依靠跌到了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的悲慘境地？才會“改制”了廖廖數年公有制經濟基礎就失去了大半壁江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國企賣光、耗盡？才會“基尼系數”迅速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才會不該富的富得流油不該窮的窮得精光？才會有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所稱的“目前中國的社會，是處在一個以片面理解的經濟發展觀為唯一導向的、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資本主義階段”？……也才會有新的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 、讓廣大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英明決策！ 　　

所以，關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不應該成為國人的雷區、禁區，因為那是一段真實的歷史! 連外國的專家都能介入其中，我們作為“自己人”為何置之度外？改革開放這么多年，“思想解放” 這么多年——難道連面對歷史真實的勇氣都沒造就？！　　

薄一波在《70年奮斗與思考》這本書中談到，文化大革命起源于毛澤東的一個思路，即毛主席認為一個現代國家的民主制度建設僅僅靠一批國家公務員、僅僅靠一批媒體來實行管理和監督，這是不行的，而主要應該靠人民群眾自己組織起來，進行自我管理，這就是馬克思所謂巴黎公社的模式和原則。臺北中央研究院的一位學者讀了薄的書，非常感動而受啟發，聯系到臺灣的情況，他說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面對著現代民主管理的困境，嘗試著使現代政治由“黨派政治”轉向“群眾自治”。盡管這種嘗試失敗了，但提出的問題卻是深刻的。起碼對于今天在臺灣思考現代民主問題的人來說是有用的。從湖南的新民學會到井岡山的士兵委員會，從長征路上的三大紀律官兵一致，到抗戰時代的人民戰爭、人民自衛，從解放以后農民組織互助組合作社，到工廠也要辦夜大學，從1955年鼓勵學生自己編教材（如北大1955級自編了《中國文學史》教材），到1957年把“四大自由”寫進憲法，毛澤東不僅歷來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從不脫離群眾且對群眾的自治很有自信——這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民主、體現了巴黎公社的原則。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一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斗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根據這個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爭，就干社會主義。” 　　

毛主席還說：“在社會斗爭中，代表先進階級的勢力，有時候有些失敗，并不是因為思想不正確，而是因為在斗爭的力量對比上，先進勢力這一方，暫時還不如反動勢力那一方，所以暫時失敗了，但是以后總有一天會要成功的。”　　

——修正主義　　

按照國際共運史的經典定義，修正主義是指國際工人運動中一種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思潮。它公然聲稱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要加以“修正”，故名。修正主義者否認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背叛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只圖眼前利益。修正主義是一種國際現象，是帝國主義政策的產物，它的社會基礎是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貴族。二戰以后出現的修正主義，稱為現代修正主義。　　

毛澤東同志指出：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這就是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者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抹殺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他們所主張的，在實際上并不是社會主義路線，而是資本主義路線。在現在的情況下，修正主義的比教條主義更有害的東西。我們現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于修正主義的批判。 　　

修正主義路線雖各有自己的特點，但其共性則是對外投降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資本主義，對內扶持新生的資產階級；其世界觀則是美國版的實用主義。正如無產階級著名作家魏巍所概括的當代修正主義的基本特征：一是打著社會主義旗子，走的是資本主義路子；二是在國際問題上，對帝國主義妥協退讓，實行無原則的和平共處；三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不再提或漠視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放任資產階級思想對無產階級進攻；四是在建黨思想上搞全民黨，改變黨的無產階級性質；五是在建設路線上迷信市場經濟萬能論和私有制驅動論；六是天天說依靠人民，實際上天天都在改變其主人翁地位，收回人民已到手的福利；七是現代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與階級基礎，是社會主義國家新生的資產階級和黨內的特權階層。　　

斯大林時期，長期陷入“無沖突論”的泥潭。到了晚年，才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里，承認社會主義還有矛盾；并且提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什么“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我黨八大XXX、XXX背著毛主席搞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就是利用斯大林這個公式里的“需要”炮制出來的。資改派后來重提八大路線也是重復這個“需要”。其實，這個“需要”是人類社會的共性，不是社會主義的特性。　　

所謂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發展生產力，哪個社會不發展生產力？整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步伐是不以某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奴隸社會強于原始社會，封建社會強于奴隸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強于封建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應當強于資本主義社會……所以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任何一個民族，如果停止勞動，不用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也要滅亡。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68頁）　　

同時，馬克思認為：“私有制”是資產階級“生產和產品占有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它是“建筑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因此，“消滅私有制”是共產黨人的理論總概括。而只有消滅私有制帶來的“階級對立”，才能真正實現社會協調發展。在這一過程中，無產階級專政是無法避免的，否則就必須讓位于資產階級專政。因為，在階級社會中，“專政”一詞深刻地反映了國家統治的本質問題。列寧說：“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當然不能不產生非常豐富和復雜的政治形式，但本質必須是一個，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與革命》第32頁））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時任美國總統的里根在記者問到是否仍然耽心共產主義威脅時說：“恰恰相反，我現在看到的是他們在自我否定”。　　

“周轉自由和貿易自由，這就是指各個小業主之間進行商品交換。我們所有的人，凡是學過馬克思主義初步原理的，都知道這種周轉和貿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產者分化為資本所有者和勞動力所有者，分化為資本家和雇傭工人，這就是說，重新恢復資本主義雇傭奴隸制，這種制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在全世界都正是從商品農業經濟中生長起來的。”“貿易自由就是說倒退到資本主義去。”  （列寧：《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1921年3月《列寧全集》第３２卷第206頁）　　

　1989年8月21日　在中央組織工作會議上江澤民講道：“這次會議的文件里面講，私營企業主不能入黨，我贊成這個意見。我們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如果讓不愿放棄剝削、依靠剝削生活的人入黨，究竟要建成一個什么黨？”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修正主義上臺，就是資本主義上臺，而且是最壞的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 ”　　

毛主席預言，修正主義上臺，對內鎮壓百姓，對外投降帝國主義，老百姓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　　

“少數人先富”——這在真正社會主義制度誕生之前所有私有制社會里共有的財富分布狀態，是剝削制度的產物，猶如200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克魯格曼指出的那樣：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社會加速了財富向極少數富人流動的趨勢，以至于科學進步所創造的財富，并沒有讓普通美國人獲益，美國由此也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貧富差別最為懸殊的國家。  共產黨人革命造反、執政治國的合法性，不就是因為她的旗幟上寫著——推翻不合理的剝削制度與剝削階級，建立讓廣大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新世界嗎？　　

原化工部部長 秦仲達在《深切緬懷毛主席 恢復毛主席革命路線》文中痛心疾首：　　

毛主席逝世以來，已經過去了34年，中國發生了正如毛主席所預言的變化。走資派用人民一下子摸不清頭腦的一些誘人的論點，如“反對兩個‘凡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初級階段補課論”、“砸碎鐵飯碗鐵交椅”、“可以下海經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小康社會”、 “發展民營經濟”、“有水快流”、“兩頭在外;加速發展”、“不問‘姓資’‘姓社’”、“抓大放小”、“國退民進”、“不爭論”等等騙人的辭藻，溫水煮青蛙式地讓人們跟在后面走。中國改革開放到今天，中國社會內外交困，百病眾生，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了。　　

如今,“改革”已經把一個本來是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奮發圖強,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大國搞得亂七八糟,百病叢生,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無可終日；“開放”已經把大門完全打開,洋人進來橫沖直撞,欺我太甚,窮以應對,侵我主權,逼我就范。恕我直言,不是悲觀,而是我們必須提高警惕，深刻研究這一問題。對我國現狀是否可作如下表述:我國已經成為,一、世界上GDP（包括其所含水分）年增長率最高的大國；二、富豪、富翁最多的世界大國之一；三、腐敗透頂、高官賞罰不明的世界大國；四、對外債權最多的世界大國；五、弱勢外交受人欺負的世界大國；六、幻想和諧世界最多的世界大國；七、國內貧困線以下人口最多的世界大國之一；八、大搞特搞房地產炒作到處亂拆亂遷的世界大國；九、隨意浪費、破壞資源、亂砍亂伐的世界大國；十、地震地質災害連續不斷、礦難最多、事故頻發、應救不及的世界大國；十一、空氣污染、水流江河污染、垃圾污染十分嚴重,環境保護失控的世界大國；十二、跑官賣官、社會秩序混亂、道德淪喪、人民生命財產沒有安全保障的世界大國;等等。　　

美國著名的政論家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敗》一書中評論說：“ 中國共產黨統治者們也在經歷一場指導思想方面的重大變革，他們的主要觀點、甚至他們的政治語匯變得越來越不像個自稱代表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所應有的東西，而更像一個代表正在中國興起的商業階級專政和致力于現代化的政黨的特點。 …… 商業共產主義 可能演變成腐敗的共產主義。腐化和貪欲的幽靈正在困撓著中國。”。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 共和國能夠走到今天，而沒有解體，主要是由于毛澤東時代打下了物質、文化和體制的基礎。人民群眾承受著改革的所有后果，當大多數的人逐漸喪失利益和權利時，他們的心中還保留著對毛澤東時代的眷念和感激，仍然寄希望于共產黨，而“不愿意打爛了重來”。否則，一切剝削者以及所有官僚、“精英”、奸商們是不會有這么長的好日子的。　　

——繼續革命                                                          　　

早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列寧就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對更強大的敵人，對資產階級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資產階級的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兇猛十倍。它的強大不僅在于國際資本的力量，不僅在于它的各種國際聯系牢固有力，而且還在于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因為，可惜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由于這一切原因，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不進行長期的、頑強的、拚命的、殊死的戰爭，不進行需要堅持不懈、紀律嚴明、堅韌不拔和意志統一的戰爭，便不能戰勝資產階級。”　　

　1991年12月25日　，當西方世界歡度圣誕節之際，克里姆林宮上空的錘子鐮刀的旗幟冉冉落下，蘇聯共產黨黨首戈爾巴喬夫宣布蘇共解散，一個擁有93年歷史的蘇聯共產黨，具有74年歷史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 頃刻瓦解，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冊上，留下了一個所謂的“世紀之謎”。1991年至今，多少學者從多方面探討這個世紀之謎的謎底，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他們都有意無意地避開了，最能揭示謎底《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研討。
    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勝利之際，毛主席就告誡全黨、全軍“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以及堅持“兩個務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尤其蘇共二十大以后，毛主席銳敏感到：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陰謀在蘇共內部已見端倪，為此中共與蘇共進行了長達十年的論戰。毛主席提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論點！以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遺憾的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繼續革命的理論被他的戰友否認，當蘇共解散、蘇聯解體殘酷的事實面前擺在我們面前時，毛主席的戰友才醒悟到：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從不承認黨內有“走資派”到“問題要出在共產黨內部”是不是我黨對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認識的一次飛躍？　　

1962年北戴河會議，毛主席發表了關于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在這條基本路線指引下，有了和蘇修叛徒集團的十年論戰，有了規模宏大的“四清”、“五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根據這些實踐，毛主席進一步指出：“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以階級斗爭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等等經典式的結論。　　

毛主席說：“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這個通向共產主義道路的科學論斷，曾經搞懵了天下人：共產黨內還有資產階級？如今，一幢幢天文數字的貪污外逃大案、腐敗窩案幫助人們明白過來：如今走資派不僅在走，簡直在跑？　　

黨和國家的現實危險提示人們：毛澤東同志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決非空穴來風，決非為了打倒哪一個人，而是有著深刻歷史背景和深遠的歷史窺見，是關系國家前途、人民江山的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嶄新革命，是修正主義者的克星，是人類五千年文明史中最最寶貴的文化遺產。盡管它遭到黨內激進派和走資派“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挑動群眾武斗”、“轉移斗爭方向”、“事后嫁禍于人”等等不擇手段的嚴重破壞，但它的強大歷史推動力，不會因為創造者的逝去和他的不完善而消失，它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共產黨人心中的一盞明燈，“文化革命”的偉大創造將光耀千秋。）“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如果看著“把我們抬進聯合國”的窮朋友不管不顧甚至落井下石，最終除了被富國列強牽著鼻子走、玩弄于股掌之上做奴才附庸又眾叛親離之外，能有國格可言？！　1970年5月20日　，天安門廣場50萬群眾集會聲討美軍入侵柬埔寨，在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發表5.20聲明：“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越南人民、老撾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怕美帝國主義，而是美帝國主義怕世界各國人民！”何等氣勢磅礴聲震寰宇！　　

毛主席逝世的1976年和我們建交的國家達112個。毛派革命團體和武裝組織遍布全世界，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也不能例外，革命群眾運動如火如荼。時至今日國外仍有一批毛澤東思想的崇拜者和追隨者，如希臘的總理、加拿大總督、委內瑞拉總統、尼泊爾最大在野黨主席，印尼反政府武裝、斯里蘭卡猛虎組織、以及印度毛派游擊隊，據說毛派游擊隊已實際控制了印度三分之一的領土。　　

　1967年11月6日　，“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編輯部發表了紀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文章——《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文中第一次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的一系列觀點作了高度的理論概括。其基本要點是：1、必須用馬列主義對立統一的觀點觀察社會主義社會；2、在社會主義社會歷史中，還存在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必須把政治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3、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斗爭“依然是政權問題”，“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筑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4、要把那些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篡奪了的權力堅決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5、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的革命，最重要的是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6、“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斗私批修”。 這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基本要點對于今日的整黨建國執政，與什么現實意義？是否值得處在腐敗“難以遏制”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反思、深思？！ 聯系國際上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國家相繼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因內部修正主義和外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顏色革命下又紛紛轉向倒退到剝削制度社會里去的沉痛教訓，就足以雄辯證明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無比正確性。它不愧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真諦的普遍升華，是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和鞏固社會主義成果、反修防修、破解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無價法寶！　　

毛澤東同志領導我們勝利建國的前夕，他說這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 “只要世界上還有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各國反動派.....，資本主義的陰風總會不時地吹到社會主義國家里來。因此，在社會主義國家里，社會主義同資本主之間誰勝誰負的斗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最后解決。”毛主席認為，如果沒有在世界范圍內解決誰戰勝誰的誰勝誰負問題，我們就不能說已經取得了革命的最后勝利，我們已經到手的一切也可能會喪失。這就是胡錦濤同志現在強調的，我們現在有了的，不等于永遠有！出路在哪里？就是要將革命進行到底，在世界范圍內完成中華民族復興的大業。完成了復興大業，才能說是革命的最后勝利，我們就永遠有了一切，人民的一切。改革開放至今，我們同對手互相合作的關系已經發展到我們歷史上的最高峰，黨內右傾投降主義傾向也前所未有。  　　

毛澤東繼續革命的理論是要革誰的命？要革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命。毛澤東要消滅資產階級的靈魂---資產階級世界觀！所以文革中毛主席明確指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要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批判修正主義，用無產階級的思想去戰勝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和和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于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　　

　2006年11月14日　，中紀委特別選擇在深圳召開了“加強反腐倡廉法規制度建設座談會”，中紀委副書記夏贊忠主持會議。他在開場白中就說：中央批準在深圳召開以反腐、法規制度為主題的全國性會議，是有著特定意義的。首先，就是要破除思想、概念上框框的束縛，不要讓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不能因為深圳的發展速度和業績而掩蓋了深圳黨政司法的腐敗；不能因為深圳的高樓大廈林立，而掩蓋了深圳的黑暗腐朽；不能因為深圳的燈紅酒綠、車水馬龍，而掩蓋了深圳黑勢力罪惡活動和惡劣的治安環境；不能因為市場繁榮，而掩蓋了假、冒、偽、劣品充斥市場；更不能因為官僚、暴富階層衣冠楚楚進出高級賓館、會所，而掩蓋了數百萬職工忍受著得不到應有的待遇。
    　　

“繼續革命”——就是要求我們共產黨人不為名不為利，以天下為公，以人民至上，以身作則，率先垂范，為國家為百姓，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竭盡全力為中華崛起。一個人有了斗私批修的勇氣，才有繼續革命的勇氣。　　

十九世紀上半葉空想社會主義者圣西門就指出由于無政府狀態和專橫霸道，資本主義社會成為充滿罪惡和災難的“是非顛倒的社會”；傅立葉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每個人對全體和全體對每個人的戰爭”的制度，歐文則強調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克服資本主義的一切罪惡……他們的這些思想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之一。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掘墓人，馬克思主義者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掘墓人，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與資產階級政黨尖銳對立絕不會同流合污，他們對剝削階級與剝削制度具有天然的始終不渝的否定排斥法則，他們是人類最美好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制度的開創者建設者守護神！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第一個綱領性文獻——《共產黨宣言》早在一百六十多年前就揭示：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于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系。…這種專制制度越是公開地把營利宣布為自己的最終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惡。　　

列寧指出：“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斗爭的結束，而是在新形式下的繼續。”“舊一代資產者被消滅，新一代資產者還會產生……資本主義的復辟是隨時可能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任務，不僅是反抗外來的侵略，剝奪剝奪者并鎮壓他們的反抗，也不僅是改造小生產者，也不僅是戰勝新產生的資產階級，戰勝世界資產階級，更艱巨和更重要的是要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即新形勢下的階級斗爭，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同庸俗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大區別就在這里。必須用這塊試余石來測驗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從1962年起就經常提醒全黨，“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如果放松階級斗爭，……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里開宗明義——“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斗爭。”并在“總綱”中強調“反對資本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憲法》規定——“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黨章》“總綱”——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　　

請問，要維護憲法與執政黨黨章的絕對權威，要維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要保障社會主義的正確方向，要鞏固革命先烈前輩打下的江山不變顏色，要應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和平演變，要使共產黨人永葆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并為之奮斗，要恢復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勇氣與黨的優良傳統，要建設社會公平正義與和諧穩定，要實現廣大勞動人民共同富裕，要在全世界樹立中國共產黨人中國政府中國人民不畏強權匡扶正義捍衛人間正道的東方巨人形象……，不講繼續革命，不搞繼續革命，不遵循毛澤東指引的繼續革命道路，行么？——還有別的什么“捷徑”嗎？？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生命在于運動。　　

我們應當牢記毛澤東同志六十年前之言——“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繼續革命，將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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