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文化特色
[美]  愛德華·S·博伊蘭 

 
　　在中國傳統戰略思想中產生巨大影響的有三項總方針，這是：（1）遠交近攻；（2）以夷制夷；（3）避實擊虛。其中第三項方針對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思想影響殊多。 
　　毫無疑問，中國傳統戰略思想最早的源頭是《孫子兵法》。雖然這部著作寫于幾千年以前，但孫子的某些論述今天讀來仍極富意義。例如：“言不相聞，故為鼓鐸；視不相見，故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民即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孫子 軍爭篇》） 
　　毛澤東很注意研究孫子，甚至直接引用孫子的話。在毛澤東浩瀚的著作中，有這樣一段話： 
　　 “中國古代大軍事家孫武子書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句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而說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 
 
　　從以下所引《孫子兵法》與毛澤東的著述（在括號中）的聯系中，我們可看到孫子思想對毛澤東的影響。 
　　故知勝者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識眾寡之用者勝（對于一個指揮員來說，起初會指揮小兵團，后來又會指揮大兵團。這對于他是進步了，發展了）；上下同欲者勝（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伙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以虞待不虞者勝（退卻的最后一個要求是造成和發現敵人的過失。）；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一句話，就是：戰略統一下的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 
　　也許對毛擇東軍事思想的特色最為人熟知的注釋，是在井岡山時期形成的“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同樣在《孫子兵法》中也有下列這些箴言警語：1、“實而備之．強而避之。”“不若則能避之。”2、“佚而勞之。”“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必趨也。”3、“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余。” 
　　孫子與毛澤東唯一不同之處是毛澤東“十六字訣”的最后一條。對于逃竄之敵如何處置，孫子沒有太多的論述。在這不多的論述中，也多是防范性的，如“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孫子 軍爭篇》）這后三句話也并非基于仁慈，而是認為，如果敵人除死以外沒有別的選擇，敵人將拼死頑抗。如果有生的希望，敵人將選擇有生之路，使我能以小的代價贏得勝利。 
　　在數千年以前的中國的那個時代，我們沒有理由認定孫子是錯誤的，他的觀點反映了那個時代中國軍人的心態。這使人們認識到現行的和歷史的（孫子時代）中國軍事戰略的一個非常重要方面：重視心理戰，強調用計謀取勝．而不是單憑武力。 
　　事實上，《孫子兵法》很少強調以純粹的物質暴力去追求想要達到的政治目的。雖然孫子對機動、行軍等戰術問題也作了深入的探討，但并未把現實中的斗爭概括為殺人。他認為，一個杰出的戰略家的標志是他的攻心技巧，用他的心理功夫去贏得勝利。即使最終要使用軍隊，也是對已削弱的了敵人的最后一擊。 
　　中國軍事問題專家鮑爾曼對中國戰略中計謀的作用作了最精彩的討論。他用了大量時間比較中國與西方對計謀的運用，使他的研究饒有趣味。下列引文可提供鮑氏研究的某些思路： 
　　 “美國當今戰略思想較少強調計謀或詐術的使用。在現代戰爭中，將作戰計劃建立在可以有效地操縱敵人的意向的假設之上，風險太大，代價也過高。然而在中國古典戰略理論中，計謀的重要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成功的詐術標志著戰略上的殊榮。而且沖突雙方你來我往的斗智被視作正常的較量。計謀的概念不僅僅是通過制造假象來智勝對手，而且包括直接操縱對手對現實的判斷，尤其是操縱他對各種結果的判斷。最為獨特的是，計謀的目的是利用對手自己的如意算盤來使其就范，不擇手段地引誘他，從心理上施加影響，使對手采取有利于我方利益的行動。” 
 
　　鮑爾曼運用了零和博弈的例子。零和博弈的焦點是支付矩陣，它告訴我們如果對手A選擇了a對策，對手B選擇b對策，將出現什么結果。在博弈理論的抽象世界中，只存在為兩個對奕者都知曉的唯一一個支付矩陣，但在現實世界的沖突中，每一方都有其自己的支付矩陣，對手不一定知道。計謀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改變敵支付矩陣的估量，使其采取有利于我方的行動。計謀由此成為某種操縱物，它操縱敵方對現實的判斷，使他的支付矩陣即他的如意算盤變得有利于我方的最佳利益。 
　　中國戰略思想的另一特色是消耗戰略的使用。這是那些力量不足以直接消滅敵人，因而要訴諸間接手段的戰略家們經常采用的戰略。 
　　美國戰略家們在他們多數戰爭中采用殲滅戰略，而中國戰略家則多選擇消耗戰略。 
　　中國人在多數的戰爭中采用間接手段的原因是很多的。有些情況下，無疑是由于他們軍事上的貧弱、落后。但這并非唯一的原因，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戰爭史在很大程度上——顯然不是全部——是國內戰爭史。其爭端常常起于對中央王朝的效忠或反叛。一旦效忠得到保證，人民就可以繼續和平地生活，而且對土地和生靈的摧殘是與國家的利益背道而馳的。 
　　由于這一原因，中國人更強調同化而非消滅敵人，這反映在孫子的名言中（如上文所引）“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他還提出：“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孫子 作戰篇》）在國共內戰中，毛澤東遵循著孫子的教誨，可以說，共產黨人勸說被俘國民黨軍閥倒戈方面是很成功的，在這方面清楚的顯現出中國戰略思想的一個特色：對人的作用的重視超過了武器。 
　　毛澤東在現代又重申了這一觀點：“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 
　　人的作用勝過器械的觀念表現在很多方面。如果軍事實力的確主要來源于人而不是器械，那么必須攻擊的也就是對手的人而不是器械。因此，中國人很少強調進攻經濟目標，他們對摧毀敵人進行戰爭的經濟能力缺乏興趣，相反，則更多強調在戰場上摧毀敵人的軍事力量（雖然可能采用計謀、政治壓力等手段）。 
　　中國軍隊的主要成分是農民這一事實，更強化了不注重采用最新軍事技術的傾向（這與美國人對最新式武器的著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為要讓農民掌握現代武器，需要進行大量的訓練，而且還往往事倍功半。由于歷史上不重視建立龐大的常備軍，而是視戰事大小來征召軍隊，因此，人們很少有時間來進行這種訓練。 
　　與農民軍隊有關的另一個特點是對后勤的輕視。農民無須大量供給，他們只要簡單的必需品就行了。因為在他們的眼里，最好的軍需官是敵人（共產黨軍隊確實從國民黨軍隊那里獲得了大量的武器）。孫子就曾說過，“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于國，因糧于敵，故軍食可足也”（《孫子 作戰篇》） 
　　鮑爾曼認為，中國軍事戰略與中國古代圍棋游戲遠非只是表面上的相似，這種討論十分有趣，值得一提。 
　　圍棋棋盤由19x19個方格組成，把白棋子和黑棋子下在各個交叉點上。圍棋的目的是包圍對方的子，將其消滅，并控制地盤即區域。圍棋是一種很微妙的游戲，它的基本主題是包圍與反包圍。誰是攻方，誰是守方，通常是分不清的。圍棋的勝負只是比較而言，勝者要比負者控制更大的地盤，但不是所有地盤。 
　　由于它的復雜性，棋手可能在其一局部遭到戰術上的失敗，但卻能通過從戰略上智勝對手而卷土重來。與西方戰略常常著眼于單一的決定性戰役不同，毛澤東的信條是著眼于更加持久的斗爭，小區域的控制、地理上的分割，最終將發展、合并，從而導致戰略上的勝利。 
　　毛澤東經常用圍棋來解釋他的戰略：“由于是敵我各有加于對方的兩種包圍，大體上好似下圍棋一樣，敵對于我我對于敵之戰役和戰斗的作戰好似吃子，敵之據點和我之游擊根據地則好似做眼。在這個‘做眼’的問題上，表示了敵后游擊戰爭根據地之戰略作用的重大性。” 
　　更有趣的是鮑爾曼對毛澤東在1947年制定的“十大軍事原則”的分析以及它們與圍棋法則和主題的關系。以下摘要列出這“十大軍事原則”中的幾條及鮑爾曼的評論： 
　　第1條：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后打集中和強大之敵。 
　　軍事史上一個經常遇到的問題是，軍事指揮員應該首先打擊什么目標，是敵外圍的輔助部隊，還是敵集中于中心位置的部隊？毛澤東的戰略與圍棋的法則都主張先弱后強。如果先強而后弱，那么弱敵將在與強敵的連接協向中產生重大作用，從而構成一種全面而成功的防御。然而，如果先使弱敵喪失作戰力，使它不再成為潛在的援軍和牽制因素，然后再進攻原先難以接近的強敵，就能獲得最大的取勝機會。這個原則構成了中國共產黨所有斗爭理論的基礎，也是自1949年取得國家政權以來，共產黨國際戰略的關鍵所在。 
　　第4條：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兩倍、三倍、四倍、有時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敵之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力避打那種得不償失的、或得失相當的消耗戰。這樣，在全體上，我們是劣勢（就數量來說），但在每一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戰役上，我們是絕對的優勢……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就將全體上轉變為優勢，直到消滅一切敵人。 
　　這也許是至理名言。從圍棋的觀點看，第4條原則的復雜內涵的實質是包圍。集中僅僅是包圍的先決條件，殲滅敵人是它的邏輯終點。第4條原則所要求的數量優勢，與圍棋的要求也是相符的。 
　　第6條：發揚勇敢戰斗、不怕犧牲、不怕疲勞的連續作戰（即在短期內不休息地接連打幾仗的作風。） 
　　第10條：……休整時間，一般地不要過長，盡可能不使敵人獲得喘息的機會。 
　　值得一提的是圍棋中與此相類似的乘勝連續擠壓的法則，這一法則與克勞塞維茨要求減少攻擊力量的著名法則正好相反。在圍棋中，一片棋子被殲，就會削弱另一片棋子，吃掉這片棋子，又會使第三片棋子岌岌可危，以此類推。中國共產黨人在國內戰爭中，則努力運用和實現連續進攻的原則。他們極力先迫使一個國民黨將領及其部下投降，以期引起國民黨軍隊內部物質和必理上的連續壓力，最終造成其他一系列的國民黨軍隊的投降。 
　　人們會注意到，毛澤東不僅在與日本人和國民黨作戰中持此看法，而且他還用這種觀點來觀察世界：“如果把世界性的圍棋也算在內，那就還有第三種敵我包圍，這就是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的關系。敵以前者來包圍中、蘇、法、捷等國，我以后者反包圍德、日、意。” 
　　怎樣看待以上討論的這些戰略特色，這是個有趣的問題。首先，象中國古代多數戰爭一樣，國共戰爭也是一場國內戰爭；其次，戰爭的著眼點并不放在武力取勝方面，至少在戰爭初期是如此。 
　　另一個不應遺漏的基本特點是中國人對步兵的重視。中國共產黨尤其如此。正象孫子了解他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因而提出“圍師必闕，窮寇勿迫”一樣，毛澤東也洞悉他的時代的中國農民的軍事素質——面對痛苦和死亡的勇敢與堅韌，這使他具有了充分的自信，連續作戰的原則當然很好，但如果部隊不肯做或做不到，就毫無價值。因此，毛澤東與克勞塞維茨都是對的，因為他們考慮的士兵是不同的。 
　　現在我們來對中國目前和將來的核戰略進行一些分析，尤其是分析一下它與中國歷來的戰略特色有何關聯。 
　　眾所周知，中國官方的政策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這并不僅僅是因為中國的潛在核對手擁有遠比它多得多的核武器而采取的一個策略。如前所述，中國戰略不強調攻擊經濟目標，中國人強調攻擊敵人的軍隊，而洲際彈道導彈對此卻功效不大。當然較小的戰術核武器是有效的，中國卻沒有這樣的武器。因此，首先使用核武器對中國無利。 
　　而且，中國戰略的主要特點之一是奇襲，襲擊弱點以期瓦解強點。在這種作戰中，即使戰術核武器的作用也是不明顯的。 
　　中國對使用核武器缺乏興趣的另一原因是，無論自己使用還是別人使用，都很有可能用在中國的國土上。中國的基本傾向是防御。對中國來說主要任務是抵御外部威脅，而不是謀求越來越大的領土。 
　　由此可見，毛澤東這一代人對孫子思想的繼承，使中國古代的許多觀念和做法在現代戰爭中仍然起著重要的作用。如果中國再次出現戰爭，我們上面討論過的許多特色也將重現：強調計謀而非暴力；攻擊純軍事目標而非經濟目標；對人的倚重超過器械。人們當然不希望中國或其他大國再卷入重大沖突，但就象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國家怎樣進行戰爭一樣，它也將告訴我們戰爭將最終結束只是一個美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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