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我從網上看到一篇署名華生的文章，標題醒目：《堅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制高點》，讀后卻頗感困惑。作者大講四項基本原則的實際內容已發生“重大變化”，究竟要堅持什么內容面臨“巨大挑戰”。在作者看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歷史分野“已經模糊”，馬克思時代的標準社會主義訴求已是“西方社會的普遍要素”，“人類的普世價值當然存在”……。如此說來，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經過時，我們要改弦更張，另辟蹊徑了。對此，我實難茍同，現提出幾個問題，與作者商榷。

《共產黨宣言》與
中國經濟模式

　　《堅》文所說的“重大變化”之一是經濟模式：“《共產黨宣言》中說，在推翻資本主義以后一切都是按需要或計劃分配的。連買賣都沒有了……‘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而與之相對照，多種所有制和市場經濟，現在都恰恰是我們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內容。”

　　這種說法似能成立，實則不然。既曰“對照”，首先要求客觀準確。中國今天實行的不是籠統的“多種所有制”，而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也不是籠統的“市場經濟”，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如果只是“多種所有制和市場經濟”，試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還有什么本質區別呢？再看《宣言》說的消滅私有制和沒有買賣，是指共產主義革命的終極目標和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歸宿。哪章哪節說過“在推翻資本主義以后一切都是”這樣呢？恰恰相反，《宣言》列舉的十條過渡性措施中，就包含著過渡時期仍然存在著新舊不同的所有制和商品、市場、貨幣，且以此為前提的。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經驗后，進一步提出過渡時期是一個“漫長發展過程”。這不是設想過渡時期既有工人國家和新經濟成分，又有舊的所有制和商品買賣存在嗎？《哥達綱領批判》明確地將按需分配置于共產主義高級階段，而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則實行按勞分配，“這里通行的就是調節商品交換（就它是等價的交換而言）的同一原則。”《資本論》指出未來社會的計劃生產和按勞分配，都得計算勞動時間，利用等價交換原則。眾所周知，利用等價交換原則，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價值規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講到共產主義不需要著名的“價值”插手其間時，特別加注說明：“在決定生產問題時，上述的對效用和勞動支出的衡量，正是政治經濟學的價值概念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所能余留的全部東西。”①以上表明，馬恩從不認為私有制和買賣，在推翻資本主義后立即“一刀切”地消失，而是區分大資本與小私有，分別剝奪與改造；在通過革命消滅了私有制并隨著生產力的極大提高，進入充分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后，“買賣”、“價值”才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而被揚棄；它同私有制的消滅相比，是一個逐步消亡的更為漫長的過程。

　　既曰“對照”，就必須具有可比性。中國現在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用鄧小平的話就是“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和樹立共產主義理想，就是朝著馬克思所揭示的社會發展的大方向前進。離開具體國情和歷史方位，將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的某些經濟特征和政策，同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簡單“對照”，本身就沒有可比性，得出已發生“重大變化”的結論，自然就缺乏可信性。如果摒棄“膚淺的歷史對比”，堅持歷史唯物主義，那么包括中國在內的尚未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各社會主義國家，現今既有公有經濟，又有非公有經濟，既有計劃，又有市場，同馬克思說的從資本主義社會變為共產主義社會的“革命轉變時期”和“政治上的過渡時期”的經濟結構特征是大體相符的。我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則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創新發展。這樣，我們就能理直氣壯地回答對經濟模式的有關挑戰，毫不動搖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令人不解的是，《堅》文把我國改革后不搞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解釋為“從根本上說，回到多種所有制和市場經濟，實際上就是承認人的自利性不是經濟關系的產物，相反后者也要適應于人類作為每一個獨立個體存在的物質現實”。試問，什么是“人的自利性”？不受經濟關系制約的“人的自利性”，同西方的“經濟人假定”、“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有何區別？唯物史觀判明，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經濟關系是社會關系中第一性的、最基本的關系；經濟關系中又首先是所有制關系。《宣言》強調“所有制問題是運動的基本問題，不管這個問題的發展程度怎樣”。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我國在經濟方面要改的是體制、機制，而不是根本制度，更不是“回到”新民主主義或轉向西方的私有化、市場化。改革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利用客觀經濟規律和社會主義物質利益原則，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和全面復興中華民族服務，絕不是承認什么“人的自利性”，適應什么“每一個獨立個體”，復活陳腐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或西方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永世長存論。

巴黎公社經驗與中國政治模式

　　《堅》文談“關于社會主義的政治模式”時，引證了《法蘭西內戰》中總結的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用真正的社會公仆替代舊國家歷來竊據的社會主人地位，說“按照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總結，巴黎公社即無產階級專政與舊國家機器的根本區別，一是公職人員由普選產生并隨時可以撤換……二是取消常備軍和官吏，一方面用武裝起來的工人代替軍隊，同時，對所有公務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與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等等。又說“根據巴黎公社的經驗，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認為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轉變時期，在國家完全消亡前，需要一個工人民主專政的過渡時期”。然后提出：“我們今天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已經不完全是馬克思定義的巴黎公社或工人民主專政”。這種說法不能認為是準確的。

　　什么叫“社會主義的政治模式”？“社會主義的政治模式”何以建立？恩格斯1891年談到公社的職位由普選產生并可隨時撤換，只付給跟工人同樣的工資時，把它稱為防止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的“兩個可靠的辦法”②，其中并沒有“取消常備軍和官吏”的內容，更沒有說它是“社會主義的政治模式”。

　　《堅》文還將馬恩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說成“工人民主專政”；談蘇聯失敗時，又說它“政治上背棄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政權的直接民主本質、公仆職能和工人待遇的基本教誨”。這里，將公社無產階級專政的國體即本質說成“直接民主”，并把“兩個可靠的辦法”與之直接掛鉤。如此凸顯民主，特別是直接民主，一不區分公社的國體和政體，二不區別公社的經驗與教訓，這是同馬恩有關公社的論述大相徑庭的。

　　馬恩肯定公社“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國體是無產階級專政；也指出它專政不力，對敵人過分寬大，如沒有剝奪反動分子的政治權力，沒有堅決鎮壓反革命活動，沒有沒收法蘭西銀行，任憑它為凡爾賽政府服務等。恩格斯尖銳批評說：“巴黎公社遭到滅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權威”③。這是對社會民主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將民主與集中、民主與專政機械割裂開來和對立起來的謬誤的批判。即使對公社普選的“直接民主”，也應作歷史的全面的分析。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大多數中央委員心存避免內戰的天真想法，又受資產階級民主的影響，以為普選產生的才算正式的合法的機構。正如馬克思所說，他們“為了避免篡奪政權的嫌疑”，革命的第二天起，就為組織普選花費許多時間，以致失去殲敵時機，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加之來不及制定新的選舉法，敵對分子的選舉權沒有被剝奪，廣大婦女沒有選舉權。這樣選出的86名公社委員中，21名是資產階級代表，他們沒幾天就退出了。這些表明：工人奪取政權后若搞普選，不僅需要足夠的時間創造條件，并非“一選即靈”，而且其作用有限，不能“包治百病”。形式上的民主和合法性，應當服從于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和對革命的適宜性，這是公社用鮮血換來的經驗教訓！

　　《堅》文將公社的普選說成“無產階級政權的直接民主本質”，“無產階級專政與舊國家機器的根本區別”之一，這既缺乏理論依據，也同歷史與現實不符。直接選舉是民主，間接選舉是民主，協商一致也是民主。這是民主形式的多樣性。公社在巴黎一城搞普選是無產階級民主，蘇聯、中國人多地廣，只能從間接選舉逐步前行，不斷擴大社會主義民主，這難道就“背棄了”馬克思主義？如今西方發達國家與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都有實行普選的，它們是不是就同巴黎公社的“直接民主本質”一樣呢？可見把“一人一票”的直接選舉當作是否民主的唯一尺度衡量一切，把“普選”民主當作普天下人共同追求的普世價值到處推銷，既混淆了民主的內容與形式，又否定了民主的階級性質與發展過程。這是不科學的，也是行不通的。

　　公社取消了常備軍和國家官吏，馬克思認為是實現資產階級革命提出的廉價政府口號，“不是它的終極目標，而只是它的伴生物”{4}。對公務員付給工人同樣工資，意在廢除舊官吏的高薪和特權制度，保持社會公仆本色，防止鉆營祿位，這是國家仍然存在的過渡時期的過渡性措施。《堅》文將這些未能實現列為蘇聯失敗的政治原因，難以服人。首先，十月革命后就按公社原則，用全民武裝即真正普遍的民主代替舊的壓迫機關、警察、官吏和常備軍；人民委員每月薪金的最高標準為500盧布，大體相當于中等工人工資水平。有人擅自將列寧的月薪提高到800盧布，列寧說他公然違法，給以嚴重警告處分。然而由于外國武裝干涉，特別是社會主義革命不是“同時發生”而是一國首先勝利后，帝國主義的長期包圍、封鎖與和平瓦解，迫使蘇俄不得不建立正規紅軍和警察。它形式上同公社有別，實質都是用工農人民武裝代替剝削階級的武裝。加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戰爭和建設中不得不使用舊的專家包括軍官。1919年初列寧提出“在一定的時間內仍要給專家們較高的報酬，使他們工作得比以前不是壞些而是好些，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勵成績優良的工作特別是組織工作的獎勵制度”，并認為在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沒有獎金是不行的”{5}。后來從工農中成長的專家和干部，也因三大差別的存在，以各種理由要求拉開工資差距。這樣，等級工資便取代了工人平均工資。

　　蘇聯解體絕非什么背棄“直接民主本質”，而是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全盤否定蘇聯人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用“全民黨”、“全民國家”篡改無產階級先鋒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用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替代科學社會主義，通過修憲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帝國主義與國內資本主義勢力相互作用終使聯盟毀于一旦。對于今日的中國，《堅》文認為“已不再平均主義”，但又“貧富懸殊”和“腐敗日甚”。出路何在？就是共產黨人“保持領取‘其他工人工資’的平民性質”，試問，這是生產方式決定論，還是分配決定論？西方發達國家的“全民福利”和“橄欖形”格局，由于只在“切蛋糕”上作文章，有幾個解決了兩極分化和制度性腐敗問題呢？至于“對照”公社的普選和工資等措施，引伸出“我們今天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實際內容已“發生重大變化”，就更不敢茍同。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和人民代表大會同公社一樣，都是通過革命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后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國體和民主集中制政體，與十月革命后的蘇維埃政權同屬于巴黎公社式國家，其實際內容并無“重大變化”。名稱、形式和具體做法的時代特點與中國特色，則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和公社原則的豐富發展。

世上第一個共產黨的性質與作用

　　《堅》文寫道：“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提出了共產黨人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和最有覺悟的部分的思想，但是對共產黨人在工人階級取得政權之后的作用則完全沒有涉及。著名的《共產黨宣言》其實是為‘共產主義者同盟’這個德國工人為主的國際工人組織所寫的宣言”。如此說來，《共產黨宣言》豈不成了沒有黨的宣言，《宣言》中的“共產黨人”豈不成了非黨的人，我國高中生具有的共產主義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的普通常識豈不成了彌天大謊？

　　世界史表明，工人從分散到聯合，經歷了由進行密謀的宗派，到參與政治的一般工人組織（如工會），再組成開展階級斗爭并“力求取得在國家中的統治”的政黨這樣的過程。恩格斯的《關于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對同盟及其前身的上述變化發展作了全面論述。多年自發的工人運動毫無出路，同盟中相信馬恩新理論的先進分子一再邀請這兩位革命宗師參加并幫助同盟改組。為了灌輸科學理論并使它同工人運動結合，馬恩也樂于接受。這樣同盟便于1847年先后召開了兩次代表大會，取消了密謀時代一切舊的名稱和做法，正義者同盟改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高度民主又集中統一的嚴密組織代替了過時的“半密謀性”團體，通過了新的章程，公布了馬恩寫的黨綱。它以科學共產主義為指導思想，以“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統治，消滅舊的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社會和建立沒有階級、沒有私有制的新社會”為崇高目標，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為戰斗口號。所有這些，就使它根本不同于宗派和工人團體，而成為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政黨。

　　那么，《堅》文為什么不承認它是政黨，而僅是工人組織呢？作者解釋：“只是在《共產黨宣言》發表后的幾十年中，隨著大工業的初步發展，工人階級的組織和政黨才跟著有了改進和發展。組織嚴密的共產黨要到列寧之后才開始出現”。這里且不說將大工業的“初步發展”從18世紀下半葉推遲到19世紀下半葉，將共產黨的出現從馬恩的19世紀40年代推遲到“列寧之后”（“后”到何年何月？）究竟符不符合歷史實際，單說將工人階級的組織和政黨的發展，完全撇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和階級斗爭的變化而只講與大工業的發展“跟著”改進和發展，此種說法殊難茍同。

　　革命政黨逐步發展提高的客觀進程告訴我們，它們是同社會的變遷特別是革命的消長共命運，而絕非簡單地“跟著”大工業發展，若影隨形或水漲船高的。

　　如大工業最發達的英國，其工人組織和政黨并未一路領先，19世紀60年代出現了只搞經濟斗爭，鼓吹勞資合作的工聯主義。后來的英國工黨，也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黨。德國的大工業發展晚于英國，卻于1869年率先在民族國家范圍內建立起無產階級政黨。馬恩曾寄予厚望，但隨著資本主義的長期和平發展，德國黨內伯恩斯坦修正主義泛濫，并導致第二國際破產。可是，在大工業發展落后于英、德的俄國，列寧力挽狂瀾，為建立不同于第二國際的新型無產階級政黨而奮斗，不僅將德國黨拒寫的無產階級專政載入黨綱，而且將黨名改為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按《宣言》原則，締造了馬恩希望的共產主義革命政黨，并于十月革命勝利后成立了共產國際。各國工人組織和政黨的發展同該國大工業的發展不成比例，這種不平衡性反映了歷史曲折前進中的復雜和多變性，也證明了“庸俗生產力論”的荒謬和危害性。

　　說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共產黨人在工人階級取得政權之后的作用則完全沒有涉及”，更是無稽之談。馬恩始終認為取得政權只是“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問題不在于改變私有制，而只在于消滅私有制，不在于掩蓋階級對立，而在于消滅階級，不在于改良現存社會，而在于建立新社會”。{6}工人階級只有不斷革命，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才能徹底解放自己，而這一切都離不開共產黨的領導。將共產黨的作用“終結”于取得政權，這同“革命功成，革命黨消”有何區別？同聲稱共產黨長期領導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要多黨競選，輪流執政一類說辭怎么劃清界限呢？

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仍完全正確

　　《堅》文稱“隨著時代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若干原理和歷史結論需要更正和發展”。首先以《宣言》為例，“如果說，僅僅存在了兩個多月的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就促使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共產黨宣言》作出重要更正，指出‘這個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過時’。那么，有了20世紀以來共產黨人奪取政權包括大多又失去政權的近百年的經驗教訓，在有了社會主義中國3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之后，《共產黨宣言》的進一步修改顯然已經不可避免”。

　　查對《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有些地方已經過時”，是指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革命措施，如果在今天許多方面“會有不同的寫法”。《宣言》中的“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經過總結1848年革命經驗，馬克思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科學概念和必須摧毀舊的軍事官僚政府機關。公社革命則從實踐上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存的國家機器，必須打碎并建立公社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等等。可見所謂“過時”，一不是“若干原理和歷史結論”，而是“有些地方”的寫法和提法；二不是僅僅兩個月的公社經驗就要“更正”《宣言》，而是整整25年兩次革命的實踐檢驗，使馬克思主義更加豐富發展了。

　　“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7}。伯恩斯坦借口《宣言》等的一般原理“過時”，要“修改”馬克思主義，從而變為臭名昭著的修正主義。上世紀西方有人寫了《資本家宣言》、《非共產黨宣言》，妄圖攻擊和替代《共產黨宣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所以正確，在于既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國情和時代特征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蘇東共產黨人失去政權，絕非馬克思主義“過時”無用，而是背離“老祖宗”，走上了民主社會主義的不歸之路。將國際共運百多年來的經驗與教訓混為一談，斷言《宣言》的進一步修改不可避免，這與馬克思主義“過時”論何異？意味著步誰人后塵并按什么方向修改呢？

　　該文前后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對此作了回應。一曰：“八小時工作制、普選權、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影響國民經濟核心企業的國有化或國家干預與管制，用累進的個人所得稅和遺產稅縮小貧富差距，增進社會平等，這是19世紀馬克思時代的標準社會主義訴求，現在都已是西方社會的普遍要素。這就是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歷史分野，現在至少在不少領域已經模糊”。謬哉此論！我們說，上述訴求本是馬克思時代各種庸醫只能暫時止痛，不能祛除病根的社會改良措施。連俾斯麥也鼓吹“國家社會主義”，但他坦言這可“贏得國家的鞏固”，又可“削弱社會民主黨的政治組織”。此種一箭雙雕之策，至今已為西方普遍采用。民主社會主義者早就鼓吹社、資兩制相互滲透、吸收、趨同、混合。戈爾巴喬夫說社會主義的一些特征成了西方社會生活習以為常的部分。我國有人宣揚兩制趨同，世界大同。所謂社資分野已經模糊，是不是這類奇談的回音？馬克思主義不拒絕改良，但反對社會改良主義，反對把它同馬克思拉扯在一起。

　　二曰：和平、自由、平等、共同富裕“這些可以溯源自空想社會主義烏拉邦的訴求，現已成為現代文明人類不能否定的基本價值。因此，人類的普世價值當然存在”。“社會主義就其最廣泛的意義而言，已經不再是一種理想，而成為未來人類要繼續繁衍生存發展的必要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說的國家機器以及與之相聯系的壓迫和剝削的不平等制度不是被消滅，而會‘自然消亡’的觀點確實包含了一種天才的直覺”。此言差矣！當今之世，恐怕只有民主社會主義者把自由、平等、公正等奉為“普世價值”，認為這樣的社會主義不再是理想而已成為人類發展的必要條件，并以此否定《宣言》揭示的資本主義必然滅亡而代之以自由人聯合體的遠大理想。如果說壓迫、剝削制度和國家機器會“自然消亡”，那么，《宣言》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的原理豈不通通過時失效？須知恩格斯說的“自行消亡”{8}指的是無產階級國家在階級消滅、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后，鎮壓不再需要，干預自行停止，它同剝削制度及國家只能通過革命被消滅和打碎形成鮮明對比。但當時德國黨的凱澤爾卻宣稱無需革命，俾斯麥制度自身會垮臺，“本質上受不可抗拒的進一步發展所制約的國家和社會正在自然地長入社會主義”。以這種“自身”垮臺、“自然”長入的自發論為基礎，福爾馬爾提出通過議會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這被恩格斯批評為“和和平平的更危險的機會主義”。如今把剝削制度及國家“自然消亡”論說成馬恩的“天才”直覺，這同認為馬恩晚年也成了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怪論有什么區別呢？

　　通過以上辨析可知，所謂四項基本原則已發生“重大變化”，不知堅持“什么內容”之說，缺乏理論和事實根據，是不能成立的。四項基本原則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核心要義，我們的立黨立國之本。歷來資產階級攻擊它，機會主義者篡改它。我們要把它當作科學認真學習研究，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后進入共產主義的實踐中，敢于堅持、捍衛它，善于創新、發展它。這樣才能避免將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西方的普世價值和實用主義等當作“新思維”照抄照搬而受騙上當。改進學風、文風，當前首先要道實情，講實話，堅持實事求是，切忌唯“新”是從。也只有這樣，才談得上“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制高點”，完成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這些看法不一定正確，歡迎讀者批評指正。？

　　注釋：
　　①②④{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1、13、58、755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頁。
　　{5}《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8頁。
　　{6}{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8、2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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