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價值革命與人類精神結構大變革

——當代最偉大的普世價值的歷史基點

           (一)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 總裁

當代世界四大著名思想家之一，德里達，把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概括為：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多元文化。不論怎樣進一步將其深化、限定和解構，這幾乎構成了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素描式的勾勒，帶有本體性的特征描繪。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在公有制、按勞分配、逐步消滅階級、縮小三大差別的標志性特征背后，最核心、深層的價值體系是什么？人類的精神結構的未來發展又同這些價值取向的關系如何？對此，文化大革命留下了極為豐富、寶貴的理論、制度和文化遺產。它們將構成建構和創新未來人類精神結構，探尋當代最偉大的普世價值的歷史基點。

文化大革命以偉大的歷史悲劇形態結束，被主流社會靠官方意志宣判、“重刑”和“死罪”，但歷史的深刻反思卻始終具有強大的真理驅動和社會實踐審理與反叛。國際、國內嚴酷的歷史哲學評斷與可怕的現實挑戰，正在無情地拋棄一切教條、偽善、偏激、狹隘的學霸式結論與透視，把一個勇敢、誠實、善良、公正、客觀的民族與偉大的國度甚至于滿懷希望的世界，引向借助于中華民族復興之路上的種種卓越的光榮與夢想式的歷史推進和無盡的探索，帶給世界與中國的當下與未來。“路慢慢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中華智人、圣杰的歷史沉重感和時代方位感，在太平洋與大西洋的大沖突時代，在神州大地繁榮與苦難并存，并日益走向國際大對決下的可能崩盤時期，更平添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甲子輪回的全方位歷史深度反思與真理探求之歷史與當下的時代緊迫感和禁得起歷史推敲的鐵肩道義之擔當承重。

人民向往幸福、繁盛與美好，但人民更看重解放、正義和平等；人民注重福利和免除匱乏的自由，但人民更祈求平等正義基礎上的光榮與夢想。沒有正義之神，市場經濟的自由只能是權錢色的聯盟壟斷主導和權貴集團與富豪的絕對自由，絕對富甲天下，絕對役使世界；沒有人民上帝的經濟主權，所謂民主就只能是政黨與領袖們的花瓶選秀和政治現金、旋轉門背后的政治娼妓交易；沒有人民陣線下的無產階級專政，貪污腐化墮落就是資產階級官僚老爺的自由坦途；沒有人民上帝主權、人民大眾財權、人民大眾治權、人民大眾智權（學權、理權、話語權）、人民大眾軍權（通過人民有效監督下的先鋒隊政黨和人民政府與機構以及逐步擴大的支解參與民主、網絡問政和制度性罷免），人民革命與建設的一切都是無保證的，都可能得而復失，都可能在不長的時間里在無處不在的市場經濟風險與陷阱中頃刻之間化為烏有。

文化大革命，從歷史成因、發動動機、運動方式、存在過程、制度創新、文化建構、思想沖擊、理論探索、社會震動、靈魂觸及等等無數方面，留下了、創設了、生成了人類文明史上極為寶貴的、豐富的遺產。其在人類歷史上，完全可以同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中國解放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中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政治－軍事制度建構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人類當代最偉大的歷史事件相媲美。在世界歷史回聲中，其重大的國際價值超過法國、美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和中國的辛亥革命。因為，其在核心價值取向和社會制度建構創新以及文化解放意義上，是在探尋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治下的長治久安社會結構與文化心靈及其一切構成的基礎創設。

中國的世界的歷史周期率與歷史怪圈，在人民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治下的被執政、被參政、被決策與被管理甚至走向社會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的轉型社會后的后資本主義專政，是當代國際的重大執政課題，是馬克思主義創新發展所面臨的最重大的挑戰。而對此所進行的理論和實踐探索，無疑具有永恒的人類文明價值。

文化大革命最為核心的歷史文化遺產和具有極大現實意義的豐富創制與建構歷史性內涵就是下述的這五大方面的集合：經濟民主、政治自由、文化特色、社會有機、兵民一體。這五大方面不但本身是個有機整體，而且其在所有層面、內涵與架構上，都同當代西方資本主義體系與制度，形成顯著的區分，并在深層價值規范和社會文明結構上具有未來指向意義。

一、經濟民主：勞動大眾與社會主義的一切權力基石與核心保證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權力決定社會階級、階層的一切其它資源與生存空間。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蘇聯東歐的徹底蛻變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爆炸性的兩極分化的極為慘痛的血淋淋的寶貴的經驗教訓與現實證明，并深刻地揭示出勞動人民一旦失去經濟主權，失去經濟民主，就只能在下崗、失業、淪為雇傭工、變成弱勢群體甚至更為無助的境地下過活和虛假選擇（極而端之，就是在生的勞累和死的無奈中選擇！）。就像美國式的民主被美國人形象地稱之為有錢人的把戲，市場經濟對除了體力以外一無所有的勞動大眾說來就是茍安求主的雇傭脆弱的市場無主的小蝦米吃沙命運和時刻準備成為弱勢群體與產業后備軍無奈。

人民當家做主，首先必須表現為經濟民主與經濟主權在握。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也理所當然地成為民族與國家的中流砥柱。其在紅色根據地、民族解放戰爭、人民解放戰爭或全部的紅色政權的一切征程中，都是牢牢地把握住工農勞動階級的首屈一指的經濟民主大權：土地問題就是農民的命根子。農民戰爭是中國革命戰爭的基礎與實際。從打土豪分田地，進行土地革命到一化三改，從鞍鋼憲法到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經濟民主和經濟主權交給人民大眾，并在探索管理權的人民治理結構上邁出了堅實的步伐。

文化大革命的經濟社會與制度前提，就是高度的公有制與一定的社會主義經濟民主基礎。而從四清前的基層組織系統與權力階層的蛻化實質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國家權力建構與運行方向之爭，出現了重大的理論與現實沖突與根本困境：（1）人民公仆有可能和在局部領域與方面地區變成人民的老爺，官僚集團階層，正在同社會上的一切可能的甚至境外的有形無形勢力相呼應，變成權貴集團和新型的統治與富貴群體；（2）高度計劃經濟的效率、動力和運營能力，在獲得兩參一改三結合、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等一系列微觀各業強大經濟驅動和文化激勵的同時，從宏觀決策、指令與調控治理結構到中觀產業政策與產業升級換代與技術創新，再到微觀科學決策和經營驅動，面臨著效率、效益、豐裕供給、有效激勵、合理分配的一系列的挑戰。因此，即令在所有制、產權社會主義絕對優勢的態勢下，人民大眾的中高級的直接經濟決策與管理權限與職能，依舊受到極大限制，而關系到社會體制變革與發展方向的路線斗爭和改革演化，勞動大軍的決策權、參政權與話語權就更是可憐，甚至連主觀意愿、主體意識都成問題；（3）經濟權力意識、權力束、權限空間都不但存在著尖銳復雜的階級與路線斗爭，而且存在著大量的模糊意識。當家做主的工人以廠為家，認定大局、大勢一定，做好本職工作就足夠了；農民在公社經濟與自留地經濟之間“徘徊”。私有經濟、小農意識、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依然有著巨大的“誘惑力”；（4）計劃經濟體系之下，把各級、各階層的管理隊伍管得嚴嚴的，然而，特供系統、物資供應權力鏈、制度與政策灰色地帶，尤其是數千年剝削階級，特別是剛剛過去的就中國的遺留與西方世界方式的存在，都在時時刻刻地分化、腐化、俘虜著意志不堅定者，生成腐敗分子，造成新權貴階層的社會基礎與土壤；（5）資產階級法權在中國同蘇聯體制相比較，已經被加以限制，但依然同特權影子相連。資產階級法權的邏輯與歷史慣性，在改革開放后，被西方經濟學用現代化、經濟理性、市場規則，甚至自然化與符合人性等等加以包裝，形成長驅直入局面，造成天翻地覆的大變局。

簡言之，即令毛主席力主，中央領導集體認定，舉國上下以為文化大革命的全部指向是在經濟基礎的基本矛盾已經大體解決，主要解決上層建筑，即國家黨政領導權層面、路線與道路交鋒、文化與意識形態問題的情況下，經濟與管理高級領導權、產權演化與經營權益問題，依然存在重大隱患與空擋，甚至理論更不要說實踐上的空白。這是毛主席后期號召讀列寧所真正意識到和萬分憂慮的。黑格爾把產權同國家一般和意志自由連在一起；馬克思是從面對森林產權問題而從歷史與國家哲學走向他的偉大的政治經濟學建構的；列寧對資產階級法權抓住不放。毛主席明察秋毫，洞視出了這其中的奧妙無窮。

經濟民主是人民大眾真正民主、一切民主的核心與前提，是造成人民真正當家做主，獲得徹底的政治自由、文化創新、社會和諧的基本前提和杠杠。經濟民主也是全世界的最重大的挑戰與難題，是西方民主的真正軟肋，是西方宏觀民主裝飾（櫥窗民主！），微觀現實老板資本家獨裁專制的阿基里斯之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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