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帝國的話語政治》的討論

關于《帝國的話語政治》的討論
來源：《讀書》 2010年第1期

二○○九年八月,本刊編輯部和清華大學中文系聯合召開劉禾新著《帝國的話語政治》的座談會。會后,編輯部對部分與會者的發言稍加整理,形成文字,編成以下一組筆談。因篇幅有限,難以登載全部發言,特向諸位學者表示謝意和歉意。
　　——編者
　　
“話語政治”和近代中外國際關系
劉 禾
　　
　　有關本書的中譯本形成的前后過程,我曾在書中寫過一篇后記,讀者可能已經看到了。本書的英文版最早在二○○四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是The Clash of Empires,直譯即《帝國的碰撞》。我把中文版的書名改為《帝國的話語政治》,因為我覺得這個書名更能抓住本書的實質。也許有些讀者會感到奇怪,為什么要選擇從“話語政治”的角度來研究近代中外國際關系呢?我想從以下幾個方面做一簡要說明。
　　首先,自從?？碌闹R考古學出現以后,思想史的寫作遇到了很大的麻煩,因為知識考古學對傳統思想史的否定是很徹底的,也是很致命的。?？略谟懻搯栴}的時候,往往不是從思想傳統本身的脈絡出發,而是著眼于歷史中的話語實踐。他關注的問題是,思想如何以話語的形式——即歷史情景中的言說行為,而不是簡單的概念的發生——參與和創造了歷史?這一獨特的思路,給國外的歷史學科和其他各個學科,都帶來了全面和深刻的影響。當今的西方學術,也包括歐美以外其他地方的學術界,對于什么是歷史,如何進行歷史寫作等問題,都提出了很多新的思考和方法。也就是說,大家開始關注話語實踐的歷史,而不是一個思想派生思想的歷史。
　　不過,這里馬上就會遇到另一個問題,當人們沿著?？碌乃悸穼υ捳Z實踐和它的歷史進行梳理的時候,往往忽略了跨語言和跨文化的維度,這一點既表現在學者處理歷史檔案和文獻方面,同時也表現在理論洞察和分析力度方面。所以,我十五年前開始寫這本書時的初衷就是,能不能在跨語言和跨文化的方法論上做一點突破。這是我想說的第一點。
　　第二點是關于帝國研究。目前國外的新帝國研究已經與我們所熟悉的馬克思主義對帝國主義的批判之間有了很大的不同,其主要的驅動力來自于后殖民理論。后殖民理論視野下的新帝國研究,雖然在過去的二十年里出現了一些重要成果,但與中國相關的研究,尤其是在近代中國和西方世界之間互動的歷史研究方面,我認為新學術發展得相當緩慢,主要是由于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以來的國際關系史,至今還在統治和引導我們觀察近代史的方式。設若我們換一個視角,也就是從話語政治的視角出發,對中外歷史文獻進行全新的分析和詮釋,并把這些分析和詮釋,與當今世界秩序的形成過程這一類重大的問題放在一起解讀,那么就可能得出與前人截然不同的結論,也就是說,近代史的敘事恐怕由此就得改寫。
　　我在書中強調的是,近代史不是一個已經完成的歷史,它與當代的和目前還在展開的世界大格局密切相關,這種時間性也是后殖民理論以來的新帝國研究學者尤其重視的。因此,對于時間脈絡的追蹤和分析,同時也必然要對近代史的時間框架提出新的挑戰,甚至要對歷史和時間的關系提出一些與過去根本不同的思考和理論建樹。舉例說明,前些年資助美國打海灣戰爭的那些大石油財團,其中就有十九世紀英國對中國鴉片戰爭中大發橫財的一些家族的后代,比方說英國石油公司的一些主要股東。這說明,在當今的石油戰爭和十九世紀的鴉片戰爭之間,存在著一個實實在在的歷史紐帶。假如我們只是就事論事地研究鴉片戰爭或者近代史,而沒有把后來以至當今世界格局的形成放在眼里的話,那么我們就會失掉一些重大的思想環節,也就失掉了我們關懷近代史的根本理由。因此,從話語實踐的層面出發,如何思考歷史敘事的時間,在歷史與當代的時空之間能否發揮新的想象力,并且打開新的詮釋可能性等,這一切都會影響到我們對當前國際政治的判斷。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二點。
　　我想說的第三點是,話語政治的歷史研究與強調語言學轉向的研究,這兩者之間有著根本的不同。理查·羅蒂所說的語言學的轉向,是從哲學史的角度梳理現代西方哲學思想傳統的轉變,這是我們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但是,正如我在導論中所強調的,假如我們一味地重復二十世紀語言學轉向的說法,忽略甚至忘記了近代帝國的軍事通訊技術,對于符號學理論和現代語言學理論的產生曾經發揮了何等至關重要的作用,那么,我們就不可能對語言學的轉向本身做出有說服力的解釋,同時,也會導致重大的思想誤區,好像語言學的轉向是純粹發生在哲學思想傳統和語言學內部的一件事。我認為這種解釋沒有任何說服力,因此,在書中提出用“國際政治的符號學轉向”來取代“語言學的轉向”的提法。
　　第四點,對于什么是歷史證據,以及如何認識歷史“事件”等問題, 我在書中也嘗試著在理論上進行一些探討。比如,為什么在多數人心目中,戰爭就能構成所謂的事件,而國際法翻譯的話語實踐就不能構成事件呢?歷史學家會追問,如果沒有“夷”字之爭,戰爭是不是可能發生?當然可能發生。那么如果沒有國際法的存在,戰爭是不是可能發生?當然也可能發生。但問題是,如果沒有條約文字的束縛,沒有話語實踐的參與,那么戰爭發生的時機、性質和后果都是不同的。尤其是在戰爭的合法性方面,以及在后來的現代世界秩序的建立方面。十九世紀國際法的翻譯對于后世的影響力,明顯要比當年的某一場戰爭本身更加深遠。如果看不到這一點,那可能是因為我們對歷史“事件”的前理解有一定的思想局限,因為我們看不到話語實踐也是歷史事件。事實上,圍繞“夷”話語曾經展開了一系列的事件,我們對這些事件的發掘并不是要把鴉片戰爭的發生僅僅歸結于一個“夷”字的論爭上,而是要追問在現代世界秩序建立的過程中,帝國的主權想象是如何得以呈現的。《天津條約》對“夷”字施行了奇怪的禁令,我對禁忌本身很感興趣,因為這一禁忌足以說明帝國無意識的很多東西,比如帝國對于主權和統治的想象,都可以從禁忌和無意識的角度去分析。
　　總之,我在這本書里提出“衍指符號”(super-sign) 這一理論概念,其著眼點就是解釋現代帝國與跨語際的思想符號相互糾纏的歷史,以及十九世紀以來的帝國認知范式,特別是有關主權的論述系統,如何最后落實在學科本身的建制上(如國際法、 近代史學、 國際關系、語法學、符號學、人類學等)。十九世紀以來的帝國歷史表明,許多近代學科的建立以及學科知識的生產,都不可能從其知識內部的發展尋找動力和原因,相反,我們應該更加關注的是“學科”本身如何以知識生產和再生產的方式,不斷地復制和強化現代帝國的統治秩序,繼而成為本書所討論的帝國的話語政治中的重要環節之一。
　　接下來是如何思考普世價值的問題。我也關注過國內這幾年對普世價值的討論,比如“權利”和“人權”的概念?；仡櫘斈陣H法的翻譯,尤其是“權利”這個概念在十九世紀的國際法背景,我們不難看出,本來是某種特定場合的論述是如何被普遍化的、如何在國與國之間展開的等等?？傊?如果歷史發生的過程不在我們的視野里,那么我們對普世價值的把握可能會是完全兩樣。我寫這本書的動力之一,就是思考將來有沒有可能出現新的國際主義的前景,我對殖民史學和帝國主義的批判是為了呼喚新的國際主義的到來。
　　希望國內的學者,尤其是研究近代史的專家,能夠充分地關注中文文獻以外的檔案和文獻。比如黃宇和(John Y. Wong)的研究。黃宇和是為英國國家檔案館整理中英外交文獻編目的澳大利亞歷史學家,曾寫過有關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著作。當然,他對帝國主義的批判和我還不太一樣,也不完全是馬克思主義式的批判。不過,他處理的恰恰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而政治經濟學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尤其堅持的。我處理的則是近代史中的話語政治,這是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研究相關聯的,但必須是獨立處理的問題,好像還沒有人系統地關注過。當然,我很愿意聽取歷史學家對這本書的判斷。
　　 第五點,我在書中對翻譯功能的強調,指的不僅僅是文字上的翻譯,而主要是跨語際的話語實踐。近代史中“帝國”和“王國”之間的概念區分,原本就不是中文世界的問題,而來自外文翻譯,“中國”一詞曾經被錯譯成 Middle Kingdom(中間王國),因此我們如果僅僅在中文的詞義上糾纏這些概念,是弄不清的。任何政治都離不開話語實踐,我是在這個意義上探討國際沖突的。話語涉及的是行動,而不是純粹的表述,我們不妨把“夷”字當做動詞來看,亦即它如何參與對主權界限的劃分與想象。這樣一種思路究竟是否有效,我們可以討論。但我希望這個問題能夠得到大家充分的重視,也就是說,我們把圍繞“夷”字的話語實踐作為主權理論的問題來討論,作為中國經學傳統的理論問題來討論,而不是在褒義詞和貶義詞的一般常識層面上爭吵。“夷”字之爭,也許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思考經學傳統內部的主權理論和國家理論,為我們提出新的詮釋角度。無論在條約制度出現之前還是之后,經學傳統的主權理論在制度上的表現如何,都是很好的問題,希望進一步展開研究。不過,我自己并沒有能力處理經學傳統內部的主權理論,它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圍,還是期待對這個問題有興趣和有能力的學者,對此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最后,我要提一下 empire(帝國)這個概念,因為這個用辭總是會碰到這樣或那樣的困難。如果說歷史上的中國不是 empire, 更不是所謂的 nation state(民族國家),那么它是什么呢?empire 可能不是最好的命名,但起碼在英文里和其他西方語言里,它并不像民族國家那樣,隱含某種著固定的疆域界定和固定的國族身份。至于“天下”這個概念,它是不是能與 empire 的概念相提并論,是不是能解釋大清國與英帝國和其他列強之間的沖突?這也是可以展開討論的?！耙摹弊值膯栴}不是帝國沖突的根源,我在書中主要是把它當做帝國沖突的場所來對待的,因為它提供了一個非常豐富的話語場,這種場域有時可能被打開,有時可能被關閉。問題是,從這個話語場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什么樣的政治思想傳統在發揮作用?它們如何表現?這是我真正的關注點。
　　這部著作自然也有自己的局限。其局限之一就是它原來是寫給英語學界的,因此在參考書目的引用上,主要限于英文著作。假如我是直接用中文寫作的話,本書的格局恐怕就不太一樣,起碼在參考書目的引用方面,也應該更豐富一些。以上就是我對本書寫作背景的簡略介紹,非常希望聽取大家的意見。
　　
　　
帝國的沖突,或帝國主義時代的沖突?
汪 暉
　　
　　無論是在歷史研究領域,還是作為一個跨文化研究的文本,劉禾的這本書都是一部重要的作品。這本書的基本概念之一是國際政治的符號學轉向,通過一些具體的案例,劉禾把符號學與話語分析結合起來,以此作為研究國際政治的方法論。這本書的取材,每一章很不一樣,看起來好像是指向完全不同方向的。但是,劉禾試圖將她所說的對福柯之后的思想史方法的探討貫穿整個的解釋系統,進而提供現代史研究的一個新的視野。這是我的第一個印象。
　　第二個印象,符號學和話語理論是她解讀文本的方法,劉禾由此展開了一個建立在文本細讀基礎上的歷史世界和思想世界。這一點,與通常歷史研究把歷史材料當證據而不是當文本的方法非常不一樣。文本細讀的每一個切入點都很小,但勾連文本的意義世界的語詞卻極為關鍵。作者顯示了很強的解讀能力,通過文本、語詞、細節與語境之間的復雜勾連,揭示了思想世界背后的話語政治和權力關系。從這點來說,與這本書取材的非連貫性相映照,它的觀點和方法的連貫性非常強。
　　這本書有兩個主要的對話對象。一個是美國的中國研究,不僅是國際關系研究和現代史研究中的費正清這一派,而且也是貫穿在中國研究中的多種現代化敘述,尤其是這些敘述提供的現代化的目的論?，F代化的目的論在美國的中國研究中已經面臨許多挑戰,但在中國的近代史、現代史研究中卻仍然居于主導地位。在當代中國有關鴉片戰爭、義和團運動和普世價值的爭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套現代化論述的基本框架。我記得劉禾曾在《讀書》雜志發表文章,談及對當代鴉片戰爭研究的批評。當代中國的近代史研究逐漸地拋棄了原有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移植了美國近代史研究的許多模式。在這個意義上,劉禾對話的對象是雙重的。
　　這部著作的另一個對話的對象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敘述。這一點從她的書的標題和里面的敘述可以看得很清楚。雖然馬克思主義不是她批評的主要對象,但由于馬克思主義敘述跟其他的現代化敘述共享著目的論的歷史觀,她也必然涉及中國歷史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敘述。也正是通過對上述歷史敘述的對話,她轉換了近代歷史敘述的一些范疇,比如她不再討論帝國主義問題,而是討論帝國問題。帝國與帝國主義是經常可以互用但又相互區別的概念。這本書的方法論主要是符號學和話語分析,但若以政治立場言,則主要是后殖民主義。后殖民主義理論與馬克思主義敘述共享對殖民主義的批判,但馬克思主義對殖民主義的批判植根于對生產方式的分析,其他政治和文化形式是從經濟關系中衍生出來的。資本主義是一個擴張體系,它的政治的和軍事的表達是帝國主義,它在區域和人口關系中的表達是殖民主義。但所有這些層面的擴張都與一個敘述的重心相關聯,這就是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及其與近代國家形式之間的結合。劉禾受到了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等理論的影響,她把帝國問題擴展成為整個近代史敘述的基本范疇,這跟傳統的歷史學、尤其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是不一樣的。馬克思主義在資本主義這一基礎范疇上分析帝國主義現象,后殖民論述把帝國和帝國主義擴展成為一個普遍的歷史現象,其中文化方面是重新解釋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維度。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許多的理論家試圖對帝國和帝國主義做出區分,他們從不同的傳統比較帝國和帝國主義,薩米爾·阿明、漢娜·阿倫特從不同的角度對此所做的論證就是常被引用的例子。但是,后殖民研究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將帝國主義描述為一個貫穿漫長歷史的現象,而并不必然與十九世紀資本主義時代相關聯,這樣也就打破了早期社會理論在帝國與帝國主義之間做出的清晰界限。從一個符號現象來看,帝國主義是歷史中的普遍現象,并不局限于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時代。因此,后殖民敘述與馬克思主義的對話的主題之一,就是如何敘述近代殖民主義現象:是以民族國家為內核的帝國主義現象,還是帝國的現象?對這一點的不同回答也直接影響到對主權的論述。
　　這本書在主權的論述上有一些特點。首先,我注意到劉禾引用了卡爾·施米特的觀點,突出了主權作為例外權力的特征?？枴な┟滋氐闹鳈嗬庹撌窃谂c自由主義法學的對話中產生的。自由主義法學的特點之一是把現代國家看成一個非人格化的、純粹程序的法的體系,但施密特認為主權不能從這個純粹程序化的法制體系中推導出來,它是例外的權力。這個論述里面的主權可以追溯到君主的權力。施密特認為現代國家實際上不過是一個世俗化的神學世界,看起來是非人格化的程序,但實際上永遠無法擺脫其人格化的特征。在劉禾的敘述里面,在第五章對維多利亞女皇和慈禧太后的論述中,多少可以看到這一點,即主權體系跟人格化之間的關系。這個敘述針對的是現代自由主義的法學理論,因為它發現了民主法制體系背后的主宰性人格,也因此揭示了現代主權的特征。這個邏輯與規范化的民族國家理論是對立的。按照劉禾的概念,現代的主權是一個符號化的、高度抽象的主權體系。這個主權體系經常把自己描述成跟傳統世界完全不一樣的主權模式,但?？隆⑹┟芴睾秃笾趁裰髁x理論都試圖揭示兩者之間的連貫性——盡管這三者的立場有著重要的差異和對立。
馬克思說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而后殖民分析強調現代權力的政治面和文化面。劉禾的切入點是符號問題。衍指符號(super-sign,用衍指符號翻譯這個英文概念很特別)是她的敘述里面很有趣的一點,這也是她將話語分析嫁接到符號分析中產生的結果。她一方面從符號的角度入手來分析這些現象,但另外一方面又側重分析符號所承載的軍事和政治權力關系。軍事化過程在符號技術發展當中產生過巨大作用。劉禾舉了《魯濱孫漂流記》的例子,強調禮拜五是怎么被拋入這個權力關系之中的,追問這個事件發生的動力機制。里面引用了一個細節,關于槍在禮拜五與魯濱孫之間的關系形成中的作用。在解釋這個關系的時候,劉禾引入了阿爾都塞的詢喚機制,例如警察與行人之間的關系就是這一詢喚機制的產物。從這點上說,她的分析與馬克思主義傳統是有關系的。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從葛蘭西的霸權學說,到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和詢喚的理論,都試圖分析出國家機器的兩種不同的功能,即強制性的和意識形態的功能。劉禾強調現代世界的構造也是符號生產的過程,但同時反復揭示這個符號化過程與強制性權力之間的非常隱秘的聯系?，F代的權力體系有著高度抽象化和合理化的特征,因而需要通過符號解讀和話語分析才能揭示出這個機制背后的權力。
　　我在這里舉一些相關的例子,有的跟劉禾的討論一致,有的不一致,但有助于我們去了解這些問題。例如,劉禾在書中提到中國概念的不確定性,康德在《永久和平論》里面有一段很長的注釋,我拿來作為一個參照,因為他也是講這個不確定性。印歐語系的確立是在黑格爾的時代,他說,由于印歐語系的發現,我們終于有一個討論“世界歷史”的實證根據了。但在康德時代,印歐語系還沒有完全確立,許多人還在討論藏歐語系的可能性,想在藏語和西歐的語系之間建立關系,但最后失敗了。在討論中國的時候,康德以注釋的方式談及中國及西藏,顯示了一種從西藏的角度界定中國的取向。他說:
　　為了把這個大國寫成它所自稱的那個名字(即China,而不是Sina或者其他類似的稱呼),我們只需翻閱一下格奧爾吉的《藏語拼音》(指意大利奧古斯丁派傳教士格奧爾吉[Antonio Agostino Georgi,即Antonius Georgius, 1711-1791]所著《藏語拼音》,羅馬一七六二年。——譯注)一書,651—654頁,特別是注b?！獡说帽さ馁M舍爾教授(Johann Eberhard Fischer, 1697-1771,圣彼得堡教授,曾參加遠東探險。此處稱引,見所著《彼得堡問題》[哥廷根,一七七○年]第二節“中華帝國的各種名稱”,81頁?！g注)的說法,它本來并沒有它所用以自稱的固定名稱;最常用的是Kin這個字,即黃金(西藏人叫做Ser),因此皇帝就被稱為黃金國王(全世界最輝煌的[國土])這個字在該國國內發音很像是Chin,但是意大利傳教士(由于喉音拼法的緣故)則可以發音像是Kin。——由此可見,羅馬人所稱的Seres(絲綢)之國就是中國;然而絲綢是經由大西藏(推測是通過小西藏與布哈拉,經由波斯等等)而供應歐洲的;這就提示那個可驚異的國家之于西藏并且從而與日本的聯系從許多方面來考察,其古老性都可與印度斯坦相比;同時他的鄰人所給予這個國土的Sina或Tschina的名字卻沒有提出來任何東西。(康德:《永久和平論》,見《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一年版,117頁腳注)
　　康德對于中國的興趣源自以絲綢之路來連接東西方的世界史興趣,但他沒有弄清這條通道的真正脈絡?？档碌倪@段話中有三點值得注意:首先,他是從歐洲傳教士的西藏知識中理解中國的;其次,他強調中國沒有“可以自稱的固定名稱”,因此從西藏語音來界定中國就是自然的;第三,他區分了大西藏與小西藏,以說明將中國與歐洲聯系起來的絲綢之路是以西藏為中介的。這個例子證明:不僅是在印歐語系被發現后的時期,而且是更早的時期,至少從羅馬時代開始,試圖命名這個地球上的各個地方的努力就一直存在。黑格爾的努力也不是偶然的。劉禾在關于China的論述及有關比較語法的分析里面,涉及了中國這個概念的建構,我覺得是重要的。這個問題至今也沒有結束,比如現在關于CCTV要不要改名字的爭論就是例證。CCTV是英語簡稱,如果是“中國”的拼音的話,當然不應如此拼寫。
　　不過,關于中國的命名,我有一點點補充。中國這個概念原本不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概念,一九○七年章太炎的《中華民國解》是最早提出中華民國概念的文章,實際上也將中國概念與民族國家概念掛了鉤。但中國概念的不確定性和中國概念的包容性是在漫長的歷史里面不斷重復和提煉的,地域的不確定性并不代表這個概念本身沒有確定性。比如說清代經學里面反復討論何為中國這個問題,如今文經學中有關“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的討論,恰恰是要通過中國的不確定性來達到對中國的界定。到晚清時代,最終選用中國這個概念作為國名,不是隨意的。在一定程度上,這是通過打破原有族群關系和地域關系來重建認同的努力。因此,它不是先秦時代的中國概念。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的《竹林》篇就有內外的相對化觀念,這也意味著重新界定中國的努力是持續發生的。元朝、清朝都曾面臨如何將自身納入中國王朝正統譜系的問題。現代中國的確立,一方面是現代主權體系擴張的后果,另一方面又是一個在各種復雜關系中重新界定中國的結果。到底怎么界定中國,至今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回到劉禾所討論的國際法和符號的問題。我覺得這個敘述非常有意思。十九、二十世紀形成的國際政治的赤裸裸的權力關系現在經常被包裹在符號化的世界里,不加以解構式的歷史分析,人們就會被其普遍價值的表象所迷惑。明治日本先從中國引進了丁韙良翻譯的、惠頓所著的《萬國公法》。幾乎就在同時,日本政府派出了一個考察團到歐美考察,在德國,他們見到了俾斯麥。俾斯麥跟他們談到了國際法,大意是國際法是不能不用的,但對于霸權國家而言,國際法又不能當真。大久保利通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近代日本在入侵琉球、朝鮮和中國臺灣時,都曾在不同的方向上利用國際法,但又在不同的語境中破壞國際法,其實這是歐洲國際法誕生以來的常態。亞洲地區的權力競爭,在這個時代已經不僅是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而且也是不同的國際規則之間的競爭、不同的符號系統之間的競爭。國際法與朝貢體系的矛盾也是兩個不同的符號體系之間的重大沖突。這一沖突不僅發生在沿海地區,而且也發生在內陸。比如,英國為了打開西藏的大門,逼迫尼泊爾、不丹、錫金等相繼與之簽訂條約,除了貿易和領土問題之外,締結這類不平等條約的目的是用一套符號體系來重新理順新的宗主關系。為什么要對這種關系及其符號加以解碼?這是因為現代符號系統具有形式上平等的特征和高度的欺騙性。傳統的符號系統并不需要訴諸形式上平等的符碼,但現代主權理論是建立在平等話語基礎上的,若不對話語實踐過程加以解碼,這個體系就能夠自我合法化。
　　我希望上面的評論可以說明這部著作的貢獻。但我也有一些不滿足的地方和不完全同意的地方。首先,原文的書名可以直譯為《帝國的沖突》,但全書主要在分析和解構西方帝國的符號系統,而對中國的符號系統及其與西方符號系統的斗爭過程未做深入的分析,這就是使得題目中的“沖突”概念難以完全落到實處。清朝似乎是一個被動的、無力的對象,而不是一個積極的、斗爭的一方。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一六八九年,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當時的情況是清朝在軍事上獲得了勝利,但康熙要請傳教士來幫助劃界,條約也以拉丁文本作為正文文本,俄文、滿文作為附件。這個動作也是一種建構客觀性以使雙方承認的努力,其中當然涉及符號問題。為什么要用歐洲傳教士的測量技術?為什么要用拉丁文?這些做法背后的觀念是什么?康熙的做法與俄國、英國有什么區別,如何描述它們之間的斗爭?中國王朝不但是積極地創造自己的符號系統的主體,而且它對西方列強的符號抵抗也持續到最后,盡管來自王朝的抵抗越來越弱,但新的抵抗主體和抵抗形式也在發生,是否也存在相應的符號建構過程?
其次,用帝國之間的沖突來描述鴉片戰爭,突出了不同政治體之間的對等性,同時也暗示了民族國家概念的局限性。這是我同意的。但把鴉片戰爭以來的沖突界定為帝國之間的沖突,而不是帝國主義和其他被壓迫民族的沖突,就需要做一個補充,說明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資本主義的政治形式跟其他的政治形式到底有什么區別?這就回到后殖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不同的敘述策略的問題,兩者都批判殖民主義,但后者對殖民主義的批判是與對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相關的。這牽涉如何解釋帝國的擴張行為背后不同的動力問題。更重要的是,在描述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特別關注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新的歷史主體——從自在向自為轉變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誕生過程。對帝國主義的批判因此獲得了一個歷史內部的主體的支撐。對馬克思主義歷史敘述的目的論進行批評是有道理的,但馬克思主義史學對于近代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批判是建立在對一個生成中的主體的認識的基礎上。離開這個問題,僅限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所包含的黑格爾主義因素(進步主義和目的論)進行批判,并沒有觸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問題。從黑格爾的國家到馬克思的階級主體,他們試圖從歷史內部重構理論與歷史的統一,由此,他們也將道德批判轉向了真正的歷史批判。因此,從理論上說,要用帝國間的沖突來取代對帝國主義的擴張過程的分析,就不可能回避這樣一些問題:承認不承認十九世紀發生了大轉變?這個大轉變在經濟形態(尤其是生產方式)、社會形態和政治形態上的含義是什么?要不要討論這個轉變所帶來的新的矛盾和沖突與先前的矛盾和沖突之間的差異? 這一矛盾和沖突導致了舊帝國的衰落,在這個地基之上,究竟產生了哪些代表未來的力量?或者,對于目的論的批判最終徹底消解了這些問題?
　　第三,還有少數細節的問題可以進一步斟酌。這里提出一個問題。劉禾在分析《萬國公法》的翻譯問題時,特別提到了漢字“權”、“權利”與英文“right”之間的對譯問題,這是書中除了有關“夷”字的翻譯之外的另一個重要的衍指符號。劉禾指出“權—right”構成了一個衍指符號,這是有根據的?！度f國公法》原文中的rights of civil and criminal legislation、rights of equality、rights of property、national right、private right等條目中的right就被翻譯為“權”,但是,在《萬國公法》中,與“權”、“權利”發生對譯關系的英文詞并不只是right,還包括authority, power, sovereignty, privileges等。這一點研究該書翻譯的學者王健指出過,我也曾對此做過一點分析。從這個角度看,“right—權”這個衍指符號的形成恐怕就不那么單純了,還得考慮“權”這一漢字的多義性在翻譯中的作用,以及這一多義性逐漸單面化的過程。只有在充分地說明了這個翻譯過程的多義性和復雜性之后,有關“right—權”的符號—意義系統才能被清晰地確立起來。鑒于“right—權”這一衍指符號在全書中的重要性,說明這一過程恐怕是必要的——顯然,這一符號—意義系統的確立不是通過《萬國公法》一本書的翻譯過程就可以完成的,它必定涉及廣闊和深遠得多的社會過程和翻譯實踐。
　　
作為話語的“夷”字與“大一統”歷史觀
楊念群
　　
　　我理解,劉禾實際上把原來《跨語際實踐》中跨語際的話語方法應用到中國近代歷史與整體世界秩序變化的關系這樣一個更大的框架里面來加以展開分析。在我看來,這樣的分析角度已經使她從一個文學研究者轉換成一個歷史學家。
　　對待中西沖突這個話題,有非常多的理論和分析方法,而且積累了非常深厚的傳統,比如有比較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還有一套就是現代美國中國學的分析方法。你想超越他們或者跟他們有所不同相當不易。美國“二戰”后興起的所謂“區域研究”,基本上是把中西沖突看成是“文化特質”之間的沖突。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也是延續了這個思路。
　　費正清當年特別提出了把“文化”作為中國區別于西方的非常重要的特質,把“舊秩序”和“革命”當做中國由傳統向近代轉化的兩個階段?！芭f秩序”擁有非常獨特的文化載體來承載它的文明形態,后來由于西方的進入,中國文明就像木乃伊接觸了空氣,無法封閉地保存下去,于是革命開始。所以兩者的沖突是先進文明替代舊式文明的過程。
　　我覺得亨廷頓對文明沖突的解釋,在某種意義上跟費正清對文明的理解有相互的聯系,實際上也預設了文化或者文明本身之間的不可通約性,這種不可通約性最后預示著需要用現代化的暴力手段(包括軍事和經濟等)來解決問題。把一個東西本質化之后,我們如何在現代意義上看待這幾種文明之間的沖突?是文明的沖突呢?還是由現代西方所產生的暴力或者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文明改造所導致的沖突?這兩者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還是兩種文化本身就是不可通約的,要真正交流只有靠文化之外的暴力來解決問題?我覺得這是在整個世界體系范圍內的歷史研究或者文化研究中都很難解決的問題。
　　但是我發現劉禾在這本書里面,實際上不是把“文化”或“文明”看做本質不可通約的對抗關系,而是把它看做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下不同的政權形式如何使用話語來界定各自的主權位置和關系。比如關于“夷”字的問題,西方人怎么理解“夷”,以及這樣的理解與國人傳統話語體系中對“夷”的理解是如何造成錯位的,各自如何利用傳統和現代語匯來確立自己的主權邊界和內容。我想這樣一個討論,實際上回避了或者說繞過了所謂文化到底是“新”是“舊”的本質主義的提問方式,也與從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理解殖民暴力沖突的視角有所不同,顯示出了別具一格的洞察力。
　　但是我也有一些問題想提出來討論。有一個關于“夷”字在中國歷史語境中如何理解的具體問題。因為清朝在建立自身合法性時其實與對“夷”字的理解有關,劉禾把“夷”字當做兩個帝國發生沖突時非常關鍵的一個詞進行解析。通過翻譯,“夷”字被轉譯成與“野蠻人”相近的意思,于是被放大成了具有暴力規訓意味的話語。也就是說“夷”字在英國人眼里非常敏感。但是,這種敏感度是不是在某種意義上被夸大了?因為可能在條約的頒布或者在條約的制定過程中,關于“夷”字的翻譯會形成很激烈的沖突。但就清朝方面而言,“夷”字本身是否還構成一種傳統的敏感性就很難說了。就我的感覺來講,“夷”字的問題在雍正時期是討論得非常多的。因為滿人入關后被認為是夷狄入主中原,不具合法性。雍正就論證說當年“舜”和“文王”都是分屬“東夷”、“西夷”。意思是誰得到正統應該與種族出身無關。雍正由此和犯謀逆罪的曾靜辯論了很長時間,“夷”字作為種族歧視的歧義從此基本被化解掉了。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在《南京條約》或者《天津條約》整個外交文書里面把“夷”字提出來的時候,它是不是還有那么大種族的歧視和沖突意義,我覺得是有問題的。我后來發現劉禾在書里談到道光朝討論這個問題,蘇松太道吳其泰回應英國商人的指責時,就表示“夷”已根本沒有輕蔑的意思。說明“夷”字在整個清朝外交話語里面,已構不成敏感問題。所以他一再說對洋人說你不用“夷”字也可以。所以,如果按照中國整個的歷史脈絡來說,如果“夷”字不具備強烈的種族指涉性的話,那么當西人和你交往的時候,是否還要動用那么強大的帝國政治話語權去糾纏此事?因為從“夷”字本身的角度來看,最早的春秋時期,“夷”字實際上帶有所謂的“尊王攘夷”的成分。北宋和南宋最大的區別是什么?北宋強調“尊王”,因為北宋基本還是大一統的狀態,雖然仍受到北方金兵的壓迫,但是對整個國家的領土觀念和空間感基本比較完整;南宋事實上已無法形成一統的疆域概念。所以當時朱熹把“攘夷”特別突出出來。在南宋,“夷”的種族性由此被強化。
劉禾的書里面特別強調,種族是在非常特殊的環境下被強化的。唐代的時候,種族性對于正統觀的作用是非常弱的,陳寅恪先生曾經提到過,李氏王朝可能都具夷狄的血統,所以種族血緣基本構不成身份合法性問題。南宋以后強調“攘夷”的重要,是因為南宋的地盤沒金人占的大,心里發慌,只好強調“文化”的力量,說夷狄雖占了大地盤,卻仍是沒文化的野蠻人;南宋雖然占不了那么大的空間,但是卻擁有高貴的文化。這套邏輯在南宋到元朝的過程中被闡發出來,就是以種族來界定“文化”優劣,實際上為南宋的漢人統治的合法性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據。這套邏輯實際上在唐代根本沒有,在漢代更沒有,完全是在南宋以后形成的。
　　這套邏輯雖然在宋末元初被強化,可到了元代,實際上又被抹去了。因為元代講的是“大一統”,種族的東西被淹沒了。直到元末明初,漢人的種族意識也變得非常弱,很多人當時都懷念元代的統治?？磥頋h人的內心世界中已經多少放棄了種族的理念。這說明漢人那么強烈的種族經驗或族群劃分意識,只是在非常短暫的時間內出現的。在元末明初的時間,這個東西又被壓抑了。一直到明末,又把這個話題弄出來了。真正所謂靠種族劃分來建立統治合法性的一套話語,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少見的,只是在短暫的南宋、明末清初有這樣一個說法。這就涉及一個到底是注重大規模領土的控制和統治,還是以族群的劃分方法來建立合法性的問題。我覺得這一直是中國歷史上非常復雜的問題。簡單說,我覺得中國帝國的合法性的建立大致有三個層次。
　　第一,早期是靠“正閏之辯”,靠金木水火土的遞次選擇來確立合法性的,是時間延續遞進的問題。后來到唐宋以后幾乎沒有太多人依靠這方法作為統治合法性的最終基礎。還有一個合法性基礎就是“大一統”觀念,就是以對疆域領土的占有程度作為合法性基礎。漢、唐和元都是以此作為統治合法性的基礎。第三個合法性話語依據的就是種族族群的界分。以族群分立建立合法性只發生在南宋時期,到了元,基本上族群這個東西被壓抑,到了明代的時候,族群的因素曾經有抬頭的跡象。但是我們看到明代對大一統、正閏之辯和族群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基本上還是保持平衡吸取態度。但明代以后,包括它的后期都不敢拿“大一統”說事。因為它當時受到瓦剌的包圍,后來又受到滿清的壓迫,明代實際占有領土的面積其實非常有限。所以夷夏之辯就變成了它建立合法性的基礎。但是在朱元璋時代還不明顯,到了朱棣以后,夷夏之辯重新抬頭。所以到了清初雍正時期,雍正有非常重要的轉變,就是重新把大一統作為它建立合法性的最最重要的依據,而淡化所謂族群的因素。所謂“正閏之辯”已經不起作用了,或者說起很少的作用。
　　這本書大約有兩章講了“夷”字,從話語翻譯的角度非常精彩。但是,對于“夷”字的翻譯是不是更多地探討了它怎樣在條約文字中被轉換成了“野蠻人”的意思,而沒有更多地注意到在清朝皇帝的眼里,這個“夷”字到底還意味著什么?他們的反應是什么。
　　讀到這兩章的時候,我發現道光對“夷”字翻譯的反應非常弱,他不以為意。因為從道光本身來說,“夷”字已經沒有種族沖突的含義在里面,因為滿人自己就是“夷”,進入中原后又忌諱別人說“夷”,在大一統的建立過程中,這樣的恐懼已經被慢慢消解了。所以如果我們談兩個帝國話語的實踐或者沖突的時候,如何解釋道光這樣的一個清朝皇帝對于“夷”字包含的涵義和使用竟然如此冷漠這個反應?這樣的反應和英國的反應是不對稱的。整個書的解釋里面應該給這種不均等的反應一個說法,否則就形不成所謂話語的碰撞。因為這個沖突的源頭已經被清朝皇帝自我消解了。也許有一個解釋,就是英國完全靠條約的暴力來強行使這樣的沖突變成單方面的規訓行為。清朝本身的反應在這個暴力規訓之下已經變得不甚重要了。但我覺得清朝對這個條約體制的接受應該存在著一個更加復雜的機制,這個機制到底是什么?是不是通過“夷”字的翻譯過程就能夠解釋?我還是心存疑問的。
　　
　　
主權與話語政治
格 非
　　
　　劉禾在這本書里提出的特別重要的問題,我認為是對主權概念的重新思考。傳統的近代史學,并非不涉及主權問題,但往往在“御侮”、“救亡”或“反帝”的層面上單向度地展開論述。而在很多時髦的學者看來,主權問題已經成了近代史研究中一個過時的概念。劉禾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使這個問題凸顯出來,并進行深入的研究,在今天的國際政治和文化境遇中,顯得尤為重要。
　　我在讀雍正和乾隆年間的傳教士文獻匯編時,感覺到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比如在鴉片戰爭爆發前一百年,在福建這個地方爆發了“福安教案”。當時抓了很多的傳教士。為首的一個傳教士被判斬首,他的四個同伴都被處以絞刑。與此同時,其他省份也有教案發生。絕大部分傳教士被責令居留澳門,然后擇機回國。當然從主權的角度講,由于地方官員判定傳教士大規模的活動會給帝國的安全帶來威脅,所以紛紛給皇帝上奏折,要求取締傳教士的活動是正常的。我所感興趣的是當時的法律是如何面對這一系列復雜的教案的:包括如何定罪、定罪的依據以及審判過程。最后的處理結果是,在驅逐傳教士的同時,信眾和傳教士很多財產都一律沒收。當然,有很多的外國傳教士也給皇帝上奏折。比如有一個叫戴進賢的人,他在給乾隆的奏折里面,稱乾隆為“圣明的皇帝”,稱自己為“遠臣”,反復強調他對中國法律的尊重,以及對法律判決的服從和理解,只是乞求皇帝考慮到他的年老體弱,允許他留在廣州(皇帝很快下旨恩準)。言辭之謙恭讓我非常吃驚。當然,這樣的信件很可能是中國的文人幫他寫的。即使把這個因素考慮在內,也可以讓人感覺到,當時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政治和文化交往已很頻密,而且這個交往中,有一種基本的平等。外國人在中國必須遵守中國法律這一點,即便是外國人也視為理所當然。幾乎沒有人提出異議。實際上這一切只有在帝國享有完全的主權或主權沒有受到巨大威脅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發生。
　　可是到了道光年間,我從劉禾這本書里面讀到,乾隆年間沒收的財產又全都歸還給了傳教士。也就是說,一切都顛倒了過來。在雍正、乾隆年間,清朝對教案的處理經過了嚴肅而審慎的法律過程,留下了復雜、詳密的案卷,可到了道光年間,原先的法律被廢止了。到了后來,中國的法律對于外國人完全成了一紙空文。租界和治外法權相繼出現。造成這種變化的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主權的喪失。但問題是,主權的喪失又不僅僅發生在赤裸裸的軍事和政治領域,也發生在話語領域。后者形式上雖然更為隱秘,但絕非無關緊要。
　　比如,對于“夷”這個字的表述,為什么會在《天津條約》里面要如此強調?我覺得這一方面跟主權、跟國家之間的實力消長構成非常重要的關系,另一方面,話語霸權從來都是殖民主義霸權的重要組成部分。
　　再比如說,中國的法律之所以被認為對殖民者失去效用,是因為按照他們的邏輯,中國根本就沒有法律。也就是說,《大清律例》完全不具備現代意義上的法律效能。殖民者的這個邏輯,實際上是將所謂文明與野蠻的對立,與所謂的現代法律捆綁在一起,與所謂自然法與成文法的區分聯系在一起。而歐洲的成文法何以能成為所有國家和地區必須遵守的普世性法律,話語轉換中的欺詐、威脅和恐嚇的意味十分濃重。當然更為重要的問題是,作為近代中國的官員和知識界對于這樣一個話語邏輯,究竟是如何認知和應對的?劉禾在書中,辟出專門章節,對《萬國公法》的翻譯和成文過程的進行了細致的研究,提出了許多發人深省的見解。
話語政治的隱含邏輯迄今沒有什么大的變化。殖民制度的廢棄,并未最終消除殖民主義意識形態,更沒有清除掉殖民話語的“集體無意識”。在當今社會,它總是在有意或無意的政治和文化話語中死灰復燃。費正清為什么故意把“夷”翻譯成“野蠻人”?尤其是在前面已經有通行、明確的翻譯并得到廣泛認可的情況下,他仍然這樣翻譯,從而對文本進行故意的歪曲,使它具有某種喜劇性的效果——費正清并沒有明確指稱中國人是野蠻人,但是從這樣的翻譯本身來看,嘲諷的意味十分明顯。
　　眾所周知,就歷史研究而言,對文字、語詞和概念的考辨和清理從來都是重要的前提,更何況,對中國的近代史“帝國碰撞”的描述,自然會涉及到跨語言和跨文化問題。劉禾的這本書在這些方面都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對我有很大啟發。
　　
　　
概念創新與話語分析的越境
趙京華
　　
　　讀了劉禾這部新書以后,感覺到強烈的沖擊力。這種沖擊力來自一個新的概念的建立。新概念的提出是可以打開以前好多沒有看到的領域,甚至可以從表面進入到事物的深層,發現新的關系性。
　　劉禾在前一部著作里曾提出“跨語際實踐”的概念,帶動起她對中國“被譯介的現代性”之論述,本書中則更涉及國際政治的符號學轉向,我覺得特別是“衍指符號”這個概念尤為重要,它不僅把外交文書中甲方語言概念被翻譯成乙方語言從而獲得表述形式、發生語義衍生的復雜流動過程呈現了出來,而且能夠通過這樣一個概念去分析國際關系中主權話語之間相互交叉斗爭碰撞這樣一種復雜的權力關系。以前我們談帝國主義時代的殖民主義沒有切膚之感,讀劉禾對“夷”字在十九世紀國際關系中被翻譯和重述的命運,讓我們真切感到了英帝國霸權的暴力性。劉禾所謂的“衍指符號”,還指國際法的文本、語詞在翻譯、移動中所發生的變化,即一個原本屬于歐洲的地區性成文法如何在十九世紀被翻譯成中文的過程中逐漸變成了具有普遍性的法律。比如第四章對《萬國公法》的研究。這樣一種分析確實令人震撼。
　　從文本、符號、語詞的層面深入到其背后的社會結構、歷史關系,特別是十九世紀以來英帝國和清朝乃至整個世界秩序的結構關系。這樣一種話語分析的確可以開闊我們的視野,而且從閱讀過程中,還可以發現好多相關的新問題。我個人特別感興趣講《萬國公法》的第四章。書里提到,美國惠頓氏《萬國公法》一八六四年在中國被翻譯以后,第二年就傳到了日本,正好是在維新政府要建立起來的前夕,它在日本發揮的作用和在中國完全不一樣。實際上,當時在日本還有一部國際法著作影響巨大,即在一八六八年也就是明治維新那一年,由日人西周助翻譯的《荷蘭畢灑林氏萬國公法》。有日本學者指出,實際上這兩部《萬國公法》給剛剛起步的維新政府提供了內政外交上的基本依據。日本的維新人士在接納當時源自西方的國際法時,不僅照搬了其法律條文,而且深得隱藏于背后的那個文明與野蠻二元論的邏輯神髓。
　　明治維新以后,新興日本國家首先以“廢藩置縣”將琉球納入版圖,再通過將北海道指定為“無主之地”而同化掉那里的異民族,在內部完成了殖民化的過程。之后,又開始了“出兵臺灣”、征服朝鮮乃至對整個亞洲的擴張之路。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歷史,充滿了殖民與侵略的血腥暴力。一個作為“衍指符號”的《萬國公法》特別是其背后的文明與野蠻二元論的邏輯,在同為東亞的日本卻發揮了和在大清國里截然不同的作用。所以,我覺得劉禾的精彩分析可以讓我們想到好多另外的事情,勾起我們對歷史的回顧和反省。
　　還有一點,我讀這本書覺得最值得贊賞的是對殖民主義體制始終一貫的批判態度,這在今天非常重要。殖民主義雖然作為制度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但是現代政治權力已經被高度抽象化、符號化,如果不對其進行意識形態話語解碼的話,我們就看不到它背后的那種暴力性,那種從帝國主義殖民體制繼承下來的霸權結構。換句話說,隨著“二戰”之后世界性殖民地解放和民族獨立運動的展開,作為制度的殖民主義已經土崩瓦解,但是在人們的思想觀念里面,殖民主義思維模式依然陰魂不散而無形中牽制著我們的思考。所以我覺得殖民主義批判是要深入持久地做下去的工作,只有這樣才能最后實現劉禾在書里所講的新國際主義夢想。
　　舉兩個例子。我最近在讀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在第二卷第五章她講到一八七○年以后民族國家帝國化的過程,說到歐洲的人權狀況出現危機,各主權國家在衰退。她用了一個“歐洲心臟的非洲化”的比喻,暗示歐洲從文明跌到了野蠻的境地。很顯然,在她眼中非洲是野蠻的象征。阿倫特還強調西方早期對美洲、大洋洲的殖民和對原住民的殺戮都可以忘記,因為這兩個洲當時處在“法之外”。這無疑是一種典型的歐洲中心主義文明觀。如此優秀的歐美學者如阿倫特,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殖民主義體制行將崩潰之際,也依然難以擺脫殖民思維方式,可見在知識話語層面上對殖民主義的批判之勢在必行。還有一個例子是前幾年日本有位教授研究臺灣文學時仍然強調日據時代日本給臺灣帶來了殖民地現代化。我們知道,這種“文明同化論”正是二百年來殖民主義擴張的最根本的邏輯依據和正當性基礎。可見在學術界里面,殖民主義的思維遺留是多么嚴重。所以,我希望殖民主義批判要作為一項長久的工作來做,在此意義上,劉禾這本書的出版意義重大。
　　
　　
　　一點感想
　　 李 陀
　　
　　我從三個方面說一點感想。
　　這本書研究方法的一個很特別之處,是深究帝國沖突和主權思想的建構與十九世紀符號學發展之間的關系。不過劉禾在做這種深究的同時,還對符號學的起源做了全新的解釋,這很重要。在二十世紀人文知識的最新地圖里,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是符號學的出現和興起,以及它的出現如何深刻影響甚至改變了其他的理論和學術領域,比如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發生和發展。但是,在西方的學術脈絡里,當解釋符號學起源的時候,一般來說,都是在語言和符號自身的歷史當中去求索。劉禾這本書完全撇開了這個線索,撇開了這個歷史脈絡,出人意料地從國際條約簽訂這類歷史行為,以及和這些行為相聯系的國際戰爭,還有由戰爭引起的軍事技術的發展這樣一個視角,來解釋符號學發生的歷史。這是對符號學起源的一個全新的解釋,是過去沒有的。
　　其次,這本書的一個重點是話語政治,是從話語實踐和國際政治的復雜關系中探討帝國沖突。但是,劉禾并沒有讓自己的分析和論述局限于?？吕碚摰目蚣苤畠?而是對?？碌脑捳Z理論做了一些發展,這也很值得注意。我個人一直認為?？率强档乱院笞钪匾囊粋€思想家。?？乱运脑捳Z理論被世人重視,可是人們往往忽略的一點,也是他真正的貢獻,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提出什么是知識的問題,并且把人的認知行為放在一個新的框架里,放在話語實踐的歷史里給予解釋和理解;不僅如此,福柯可以說還是第一個完全擺脫了形而上學的傳統,完全摒棄主—客二元對立的模式來討論認識論的思想家。正因為如此,福柯提出的話語理論打開了一個很大的思想和知識的空間,使人們可以以新的方式思考知識的歷史形成問題。劉禾這本書可以說做了一個嘗試,不過,她不是從一般民族國家內部的話語實踐而是集中于國際政治的層面,看話語實踐如何參與和創造了歷史,如何參與了新知識的生產(如國際法)。我覺得這使得話語實踐的研究被進一步細化,這樣細化就提出一個問題:有沒有可能建立一門話語政治這樣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這樣做是不是更有好處?
　　最后我想說說跨學科研究的問題。今天,跨學科研究已經成了一個大趨勢(甚至成為一種災難性的時髦),但是,在“跨”學科的時候,如何使這個“跨”在各個學科之間建立內在的邏輯關系,有一定難度。劉禾這本書的做法,是以主權思想的建構做經,以話語實踐做緯,這樣經緯穿插,就在國際法、國際關系、近代史學、符號學、語法學等學科內部找到了貫通研究的理由和根據,同時使得“從中西沖突看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這一主題得到了比較好的表達。這么做可以說是個試驗,這個試驗看來還是比較成功的,為跨學科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經驗。當然,這些經驗有得有失,還需要做進一步的檢討和討論。
　　 (《帝國的話語政治》,劉禾著、楊立華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九年版,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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