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魯迅化”與中國的思想文化危機
——在湖北大學的演講

□劉繼明

[左岸文化網]【左岸特稿】

　　所謂“去魯迅化”，也就是最近發生的中學語文課本刪除魯迅作品的事件。我相信同學們都注意到了。江蘇和廣東等幾個省的中學語文課本都拿掉了魯迅的《阿Q正傳》、《藥》、《紀念劉和珍君》以及《故鄉》等幾篇文章，當然，被拿掉的不止魯迅一人，還有夏衍的《包身工》和曹禺的《雷雨》等。其實，中學課本的“去魯迅化”不是現在才發生的，好幾年前教育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就推出了一項“教改計劃”，最早是北京和上海啟動的“教改”，他們率先拿掉了魯迅的作品，并將金庸的武俠小說請進了課本，這在當時也引發過爭議，今年廣東江蘇兩地不過是步其后塵，將“去魯迅化”的行動推向高潮罷了。可以預料，接下去，其他各省市很快也會紛紛效法，直到徹底把魯迅從全國的中學語文課本中清除出去。
　　關于這起事件，網上和媒體的輿論多如牛毛，反對的支持的都有。持反對觀點的人認為，魯迅憂國憂民、反抗強權、鞭笞假惡丑，同情弱者，向一切不公正的社會制度和觀念宣戰，以及他那種毫不妥協、痛打落水狗的戰斗精神，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寶貴精神財富，用毛澤東的話說，是“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在當代中國，不僅不應該拋棄，還應該發揚光大。反對的人則認為，我們現在的時代與魯迅所處的時代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所謂人壓迫人的現象早已不復存在，中國已經融入了世界主流文明世界，成為了“全球化”大家庭的一員，像北京奧運會主題歌里唱的那樣，“我們是一家人”，是“油和米”了。現在應該宣揚的是互相寬容、友愛、和解和個性解放的“普世價值”，而魯迅身上那種“一個也不寬恕”，只看到“人吃人”，“絕對不寬容假丑惡”， “沒有正面的東西，冷氣逼人，陰森森如入古道”，“缺少春天的明媚，夏天的火熱，秋天的哀怨，有的只是冬天的嚴酷，缺少悲天憫人的人文關懷”等等，同現在的和諧社會建設是背道而馳，極不相容的。
　　這兩種觀點各執一詞、針鋒相對。據一家網站的民調顯示，反對者占百分之六十多，支持者占百分之三十多。這個比例應該說是意味深長的，無論在哪個國家，如果政府推出一項政策有六七成人反對，這個政策肯定就是失敗的。當然，從課本中刪除哪篇課文或增加哪篇課文，不是政府部門所為，而是教育專家們及其專業機構所為。但根據中國的國情，任何一項經濟和文化政策的出籠，背后都有強大的政治力量作為支撐的，因此，中學課文的“去魯迅化”，也不會是一種偶然的文化行為，而是意識形態的必然反映。
　　為什么說是“必然反映”呢？這就需要我們對中國三十多年來的社會演變和文化思潮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同學們都知道，我們現在推行的改革開放是從1979年開始的。為什么要改革開放？按照主流意識形態的觀點，1979年以前，也就是俗稱的“毛澤東時代”，經濟上搞的是“窮過渡”和“絕對平均主義”，政治上“以階級斗爭為綱”，使國民經濟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當然，對于當時的國民經濟是否真的“瀕臨崩潰的邊緣”有人提出了質疑，而且最早提出質疑的不是中國人，而是一名叫莫里斯的美國學者，他通過大量數據論證，毛時代中國的經濟不僅沒到崩潰邊緣，而且在工業農業衛生教育以及科技等領域到取得了于世矚目的成就，單就經濟速度，甚至處于當時發展最快如美國、德國和日本幾個國家的行列。但這三十多年來，主流意識形態始終堅持“崩潰論”，不少人也都接受了這個說法，甚至比這更嚴重的說法都接受了，比如專制獨裁、閉關鎖國等等。所以認為毛時代走的那條路行不通了，是死胡同。鄧小平說，我們搞了這么多年社會主義，但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并不清楚。所以他提出了“摸著石頭過河”，后來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社會主義就是發展生產力”以及“不問姓資姓社”的論斷，也都是這個觀點派生出來的。八十年代鄧還有一個很著名的口號“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現代化”這個口號在毛時代就提出來了，用一些學者的話說，五八年大躍進趕超英美也是出于一種現代性的沖動，70年代周恩來在人大政府工作報告里更是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后來被概括為“四化”）， 但鄧小平口號里增加了“面向世界”這一條，顯然，他認為毛時代的現代化不是“面向世界”的。何為世界？就是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這就跟79以后主流意識形態對毛時代“閉關鎖國”的指控聯系到一塊了。現在許多知識精英經常掛在嘴邊的“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秩序”這句話，也是從這一邏輯出發的。
　　毛時代是不是“閉關鎖國”？這個問題同樣存在爭議。其實毛澤東是很有世界眼光，用現在的話叫“世界主義”情懷的，如那時中國與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亞非拉國家的密切交往，包括“三個世界”理論，你可以說他是一種意識形態眼光。但現在美國的國際政策，難道沒有意識形態成分嗎？它打南斯拉夫打伊拉克，真實動機都離不開它的本國利益。所謂全球化，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全球化。但在毛時代，世界分成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對立陣營，中國那時正處于上升時期，忙于向全世界包括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輸出自己的價值觀，現在呢，社會主義早已在世界范圍內潰不成軍，剩下資本主義一枝獨秀了。但歷史終歸是歷史，不能隨意涂改甚至歪曲，比如按照主流知識精英奉行的邏輯，毛時代對亞非拉開放不算開放，只有對美國等西方國家開放才能夠能算開放，這就是典型的雙重標準。他們根本不尊重歷史的合理性，只尊重現實的合理性，更不用說復雜性了。對于改革也是如此。如同革命一樣，改革只是一種手段，絕不是目標，更不是神話。它也應該接受實踐的檢驗；對中國來說，就是接受最大多數人民的檢驗，而不是少數人說了算。
　　我們追溯改革開放的“原點”，不是要簡單評判它的是非曲直。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改革開放無疑有它的必要性和重大意義。所以，問題的關鍵不是要不要改革開放，而是要什么樣的改革，搞清楚改革的出發點和目標是否符合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如果改革蛻變成了為既得利益集團占有和剝奪大多數人利益提供制度性保障，就值得冷靜反思了。然而三十多年來，中國知識界對革命的負面價值反思得可謂夠徹底了，徹底到從八十年代李澤厚的“告別革命”，到今天將“革命”妖魔化幾乎成為了一種時尚，以至前不久，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一次會上嚴正告誡，不要丑化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但很多新自由主義者始終拒絕和反對對改革進行任何“反思”，就像毛時代不允許人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正當性有一絲一毫的懷疑一樣，我覺得這同樣是一種極端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思維。
　　什么叫“新自由主義”？有些同學不一定很清楚這個概念。我簡單地介紹一下。新自由主義是最早產生于英國的一個政治和經濟學流派，其代表人物是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基本原則是經濟上主張市場自由化和私有制，反對國家干預市場和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文化上倡導個人主義等。自從1970年代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和美國里根上臺，特別是80年代后期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解體以后，以“華盛頓共識”為標志，新自由主義在國際經濟政策上開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中國從九十年代初開始，新自由主義也成為了制定國家政策的主導力量。現在引起普遍爭議的國企改制和教育醫療衛生的產業化就是在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镕基主持下開始施行的。近二十年過去了，這些改革措施的確使中國的經濟發展走上了一條快車道，但社會矛盾也前所未有地凸現出來，比如一面是GDP連續呈兩位數的速度增長，一面是不計其數的工人下崗和失業，三農危機，大多數中國人在毛時代曾經享有的教育衛生和住房福利喪失殆盡；一面是富豪人數逐年增多，占全國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占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財富，一面是學生上不起學，病人看不起病，大學生畢業即意味著失業，許多80后90后成了“啃老族”，有的因貸款買房成了終身的房奴。民間有句話說，改革改來改去，工人農民被改得一無所有，從國家的主人變成了最大的弱勢群體，而且連大學畢業生也加入到了弱勢群體的行列。前幾年網上有一篇流傳很廣的文章《使少數人富起來的改革》，通過大量數據和事實揭示了這種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這篇文章的作者文佳筠女士是個美籍華人，2006年應邀來華中科技大學講學時，我曾和她見過一面，對她的情況略有所知。80年代她在中國科技大學讀書，畢業后去了美國，但她非常關注中國問題，或者說把主要精力都花在中國問題研究上了。前些年，她作為一家非政府組織的成員，幾乎跑遍了中國的大部分省份，特別是中西部地區，《使少數人富起來的改革》就是她的調查研究成果。老實說，盡管以前我也感覺到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一些問題，但看了這篇文章中披露的一系列真實數據，還是很受震驚，尤其對她敢于說出爭相的勇氣，十分欽佩。
　　當然，改革過程中出現的這些問題，也引起了國家決策層的重視，這從新世紀以來一系列新的政策調整如新農村建設、縮小分配差距等，都可以看做是對朱镕基時期經濟改革進行調整的信號。但這些措施對全社會的實質性影響頗為有限。這是因為我們推行的仍然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按照新自由主義的觀點，發展是硬道理，兩極分化、腐敗、窮人更窮富人更富是發展必須付出的代價。甚至有人認為目前之所以出現這么多的社會矛盾，恰恰是由于市場化改革不徹底造成的，要殺出一條血路來，將他們認定的改革進行到底。
　　那么，新自由主義者的改革目標究竟是什么呢？按照八十年代以來建立起的主流意識形態，當然是走西方人的路，也就是美國道路，具體說，就是美式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看來，既然毛時代的社會主義進入了死胡同，西方資本主義就成了惟一可選擇的社會制度，而且是最合理、最理想的制度；不僅經濟上如此，政治上也應該如此。所以西方價值觀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全人類應該遵守的普世價值。“普世價值”好不好呢？比如民主自由博愛，當然好！誰不想生活在一個友愛互助、沒有歧視沒有壓迫的社會呢？如果跟著美國走，中國人就能過上那樣的“好日子”，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但美國是否真是那樣一個公正合理的社會？恐怕也需要具體分析。美國價值觀的確有很多優點，包括它的政治體制如三權分立、高度法制化等等，都有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地方。但美國之所以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首先是因為它憑借對外擴張和掠奪的政策先富起來了，先富起來后，它不可能像有人期望的那樣去幫助和接濟別的貧窮和弱小國家，為了維持它作為世界霸主的地位以及美國國民已經達到的生活水準，它必須繼續甚至變本加厲地實行它的擴張政策，讓全世界的財富源源不斷地流進美國，所以有人說美國人現在享受的那種高福利高消費，靠的是全世界的供養，一旦這種供給鏈條發生斷裂，恐怕就難以為繼了。這是經濟方面。那么政治上呢？表面上看，美國的制度非常民主，比如選舉制、議會制等等，但事實上，支配美國政治生活的也并非是擁有選舉權的選民。一個人能否當上總統，起決定因素的都是那些企業大亨和金融巨頭，是他們在背后真正操控著選舉。否則，那些總統候選人花費的天價競選費用從哪兒來？這樣選出來的總統必須，也只能代表富人們的利益，所以有人說，美國的普通民眾只有在總統選舉那幾天才會享受到民主權，選完總統就沒他們的事了，該干什么干什么去，一切全由總統以及他背后的那個富人集團說了算，上街游行抗議或在媒體上批評也無濟于事。舉一個例子，奧巴馬上臺后竭力想推動的醫改為什么舉步維艱？就是因為這是一項改善中下層民眾福利的政策，觸動了富人集團的利益，所以受到了重重阻擾，差點兒胎死腹中。凡此種種，說明美國的制度并不像許多人想象的那么完美，更不能簡單效仿，除非你也學著它到處搞擴張搞掠奪甚至挑起戰爭以便從中獲利。但這可能么？
　　大家都知道，拉美、印度以及菲律賓、印尼都是較早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東南亞國家，但這些國家貧富懸殊、社會動亂頻發的嚴重程度早已有目共睹了，而中國今天的現實正是這些國家的翻版。如果一項制度使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陷入貧窮無助，在政治和經濟上都處在被剝削和壓迫的地位，那么，我們應不應該懷疑、批評以至反對呢？按照西方民主的價值觀，當然有這個權利。美國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就說過，人民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免于匱乏和恐懼的自由。毛澤東也講過：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大多數人的生存權和尊嚴被少數人和利益集團以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剝奪是不是匱乏、恐懼和壓迫？如果承認這一點，就等于承認了懷疑、批評和抗爭是一種正當的公民權利。但中國的主流知識精英不承認這一點，反而變著法子貶斥甚至反對這種權利，或者只是將這種權利用到他們認為應該“懷疑、批評和反抗”的問題上，否則就是同“普世價值”背道而馳了。
　　現在，我們把話題轉回到“去魯迅化”上來。什么是魯迅精神？我們以前一提起魯迅，總會想起毛澤東的那段話：“ 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現在聽起來，這樣的評價似乎過于政治化了，三十年多來，學術界對魯迅的研究也經歷了一個使魯迅從“神”到“人”的變化。那么，去掉魯迅身上作為“民族英雄”的光環，他作為一個文學家和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是什么？畫家陳丹青概括為懷疑、批評和抗爭六個字。我覺得當做魯迅精神的內核還是比較準確的，當年蔡元培在北大提出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呼喚的其實也包括這種懷疑、批評和抗爭的精神。陳丹青還指出了“魯迅精神”的反面是“沉默、歸順、奴化”，這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強調魯迅精神的現代價值和現實意義。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現在把魯迅從中學課文中拿掉，就是否定魯迅精神，是鼓勵人們“沉默、歸順、奴化”，用現在的時髦話語就是學會寬容、友愛、和解。有人說，魯迅對假丑惡的“一個都不寬恕”，是撒了一個最大的人性謊言，也是魯迅身上最大的局限。相反，對假丑惡給予包容，才是社會進步的標志。這跟新自由主義者們把人的自私甚至貪欲當成社會發展驅動力是同一個邏輯，當然，也是私有制的哲學基礎。
　　在主流知識精英們看來，魯迅是他們推行和宣揚“寬容、友愛、和解”論調的最大思想絆腳石，要想讓更多人接受這種觀點，就非把這塊大石頭搬掉不可。因為，只要魯迅精神一天不從中國人的大腦里消除，就會有人發揚他的“懷疑、批評和抗爭”精神，站出來對一切不公正和壓迫人剝削人的現象如黑磚窯、礦難、血汗工廠、有毒奶粉、暴力拆遷以及鄧玉嬌案、富士康十三跳進行揭露批判甚至抗爭。但按照某些人的邏輯，當今中國層出不窮的暴力事件和不滿情緒，不是社會造成的，而是人們頭腦里的“懷疑、批評和抗爭”因子誘導的，所以，他們在拿掉魯迅的同時，也一并把《包身工》、《雷雨》和《魯提轄怒打鎮關西》拿掉了。因為這些作品同樣是揭露資本主義的虛偽和罪惡，宣揚暴力革命或者階級斗爭的。我最近看到北大教授孔慶東的一篇博文，他說之所以把《雷雨》也從課文里拿掉，是因為劇本里的一段臺詞：
 
　　魯大海：那三個代表呢？
　　周樸園：昨天晚上就回去了。
　　魯大海（如夢初醒）：這三個沒有骨頭的東西！他們把礦上的工人們都賣了！
 
　　這也許只是孔慶東開的一句玩笑，但由此可以看出，“去魯迅化”事件絕不只是語文課本更換幾篇文章那么簡單，而是一場尖銳的文化領導權之爭。“文化領導權”一次出自意大利思想家葛蘭西，按照他的觀點，一切政治力量在取得對國家和社會的政治經濟的領導權之后，必將會進一步奪取文化上的領導權，也就是通過各種傳播手段，使他們作為統治集團的思想觀念為全體社會成員所接受和認同；文化領導權的重要性，絲毫不亞于奪取政治經濟領導權的斗爭。被稱為新左派大將的韓毓海寫過一篇文章《漫長的革命：毛澤東與文化領導權》，探討的就是在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如何重視文化領導權的問題。當然，毛為了加強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所采取的一系列舉措，早已被新自由主義者們當做文化專制的靶子批得體無完膚了。
　　現在中國的許多知識精英，是把美國的核心價值觀當成中國的核心價值觀來宣傳的。什么是中國的核心價值觀，恐怕很少有人講得清楚，但只要說起美國的核心價值觀，許多精英一定是頭頭是道，以至讓人懷疑，這些人除了五官和皮膚還是中國人，大腦和眼睛都變成美國人了。他們用美國人的思維方式思考中國問題，用美國人的眼睛看中國現實，拿出來的社會改革方案自然也是美國式的。有人把這些人稱為“美國鸚鵡”。九十年代至今，中國的許多改革舉措，都是這些“美國鸚鵡”參與制定的。這些政策的后果有目共睹，不用多說了。現在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上，新自由主義都已經牢牢掌握了領導權。從南到北的各大主流媒體如《南方周末》、《中國青年報》和《新京報》，無一不在他們的掌控之中，包括那幾個門戶網站也都是這樣。許多人說現在中國的互聯網是最民主、最自由和多元化的，什么觀點和言論都可以發表。從表面上看這沒錯，但仔細觀察你就會發現，新浪和網易博客的專欄作家和學者翻來覆去就那么幾個人，他們的觀點和腔調也如出一轍，就是不遺余力地宣傳美國式的普世價值。所以說，目前中國的文化領導權是一邊倒地落到了新自由主義者手里。九十年代還講中國思想文化界出現了新自由主義和“新左派”共存的二元格局，但現在這種二元格局似乎也不復存在了。好幾年前，已經全面掌控政經和文化資源的新自由主義者就開始對新左派實行全方位的“圍剿”，他們采取的是美國打伊拉克用過的斬首行動，就是拿被視為新左派領軍人物的汪暉開刀，先是抓住“長江讀書獎”，企圖在個人道德上把汪暉搞臭，沒有達到預期效果，便索性將他從《讀書》雜志主編位置上趕了下去。但汪暉不當主編照樣還在寫文章，絲毫沒有損害他在學術界和社會上的影響。于是從今年初開始，便爆出了一件延續至今的所謂汪暉抄襲事件。至于是否能夠達到預期效果，目前也很難講。
　　老實說，對這起所謂的抄襲事件，我真替某些新自由主義者感到臉紅。本來學術立場上的紛爭自古皆然，如果他們真的自以為真理在握，盡可以從理論上批駁對方，直至將對手逼到理屈詞窮沒有還手之力的墻角啊，可他們不在學術問題上用功，卻鉆進旁門左道，想用那種江湖手段扳倒對方。這不是黔驢技窮又是什么呢？當年，魯迅的那些論爭對手從理論上占不了上風，也從人格乃至私生活上對他進行過誣陷和攻擊，只可惜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時隔半個多世紀之后，他們只好采取了釜底抽薪的辦法，將魯迅從中學語文課本中趕走了。結果會怎樣呢？恐怕還是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因為，魯迅早已不是一種物質存在，而是扎根于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之中，成為了一種民族性格；換句話說，只要魯迅畢其一生批判的那種壓迫人奴役人的現象不被消除，他就會永遠存在下去。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我倒是替那些一心想滅掉魯迅的精英們擔憂。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使自己站到了與人民大眾相對立的立場上。而無論是政治集團還是文化集團，如果置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和尊嚴而不顧，等于是對自己政治生命和文化生命的一種自殺。但現在有些主流精英已經被美國夢迷亂了心智，一心一意要走極端，別說讓他們像魯迅那樣站在廣大被壓迫者和窮人的立場，就是保持基本的公正和良知也很難。他們的屁股完全坐到富人和富國一邊了。比如每當富人的利益受到丁點損失，他們就挺身而出，什么“要寬容善待企業家”啦，“不能殺雞取卵”啦都出來了，前些年東北一個開寶馬車的一下子軋死了幾個人，公眾輿論呼吁應該判這個人死刑，就有法學家站出來竭力反對。可如果是窮人犯了法呢，前幾年有個叫王斌余的農民工討要工錢被包工頭暴打一通，王斌余一時憤怒將包工頭殺了，許多人在網上呼吁應該給王斌余留一條活路，還是那些法學家卻竭力主張判其死刑。不僅如此，中國現在修訂和頒布的許多法律也都是對富人和官權階層寬松有余，對廣大中下層民眾苛責有加。前幾天江西又發生了一起拆遷戶自焚的事件，馬上有人出來說，拆遷戶不能總是以自焚主張自己的利益。這是什么邏輯？一個人如果不是被逼到走投無路的地步，誰會以死抗爭呢？由此可見，現在許多知識精英和官員連對人起碼的憐憫和同情心都喪失了。
　　上個世紀20年代，英國哲學家羅素到中國做了為期近一年的考察后寫了一本《中國問題》，他在這本書中指出，美國的那一套民主自由，都是從自身的利益出發的，它不會愿意看到中國成為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而是會動用包括軍事和經濟等手段，將中國變成其附庸國。中國人應該立足于自身的傳統和歷史，走自己的路。中國人可以學習美國的技術，但絕不能盲目復制美國的文化。因為美國文化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強權文化。如果中國將這種文化移植過來，帶來災難的將不僅是中國本身，而且將會造成世界性的災難。類似的觀點，當代美國的著名學者喬姆斯基和美國經濟學家，即《石油戰爭》的作者恩道爾也說過。事實也的確如此，以金融危機為例，最初源于美國的華爾街，可當它發生之后，美國卻把這種危機轉嫁到了全世界，并且讓中國通過增加購買美國國債幫他們度過難關。對于這種荒唐的事情，中國的主流精英們是看不見的。因為正如網上有人說的，他們“左眼已瞎，右眼尚好”；有學者在分析中國的社會結構時指出，今日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利益鐵三角，即官權、資本和知識精英構成的利益同盟。對此，廣大民眾也看得很清楚，把精英叫做“精蠅”，是蒼蠅的“蠅”。當知識分子在人民大眾心目中變成了這樣一副可憎的面目，表明中國的思想文化面臨著十分嚴重的危機，這種危及不僅關系到社會的健康發展，而且會危及到整個民族的生存。
　　所以，對這起魯迅被趕出中學語文課文的事件，同學們不要孤立地去看，應該看到它背后的真實動因。只有這樣，大家才能對中國的現實處境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從而努力去尋找一條真正有利于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的發展道路。
 
　　2010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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