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還是現代性？--馬克思主義能夠解釋大屠殺嗎？
作者：［澳］尼克·比姆斯 著 申建林 譯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0年第4期
摘要： 澳大利亞社會主義平等黨總書記尼克·比姆斯于2010年4月29日在圣地亞哥州立大學作了題為《帝國主義與大屠殺的政治經濟學》的演講，在演講中，比姆斯提到西方一些左翼學者認為，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并沒有經濟上的動機，甚至是反經濟性質的，馬克思主義沒有預見到也無法解釋這一巨大災難，因此人們已深深懷疑馬克思主義解釋20世紀以來社會發展趨勢的能力，并且他們提出現代性（以科技為代表的工具理性）的巨大缺陷和人類亙古不變的惡的本性能夠更好地解釋大屠殺和當代歷史。比姆斯對此觀點進行了批評，他認為大屠殺是資本主義危機長期深化，導致大資本孤注一擲選擇極端主義的法西斯主義鎮壓日益威脅其統治的社會主義運動的結果，而廣大群眾面對大屠殺時的旁觀和麻木，恰好是由于法西斯主義擊敗政治上領導極度不力的社會主義后人們普遍消極、混亂、絕望的結果。演講主要內容如下（根據http://www.wsws.org網站演講稿翻譯）。
不少左翼學者，尤其是對猶太人大屠殺的研究者聲稱，實際上，基于啟蒙主義的人類進步觀，馬克思主義是無法解釋對歐洲猶太人的有計劃的大屠殺的。如何可能對這一歷史災難進行唯物主義的分析？而“最終”，其隱含的經濟動因源于何處？人們不可能根據階級分析來解釋大屠殺，而是需要某種更根本性的思考--對人類狀況和邪惡力量的考察，而馬克思主義對此則無能為力。
但這些看法與其說表明了馬克思主義無力解釋大屠殺，不如說表明了這些看法的堅持者無力理解馬克思主義--一種反對種種機械歪曲的馬克思主義。他們由從前持有的社會主義信念轉向資產階級政見。這種一旦發現眾多知識分子撤退而立馬轉向的情況并不是第一次，當然也決非最后一次。他們斷言，馬克思主義不僅未能解釋大屠殺，而且正是大屠殺的出現對社會主義產生于歷史和經濟固有進程這一馬克思主義觀點提出了質疑。對猶太人的程式化的種族滅絕已表明歷史進步是一種錯誤的觀念--現代社會的發展恰恰不是通向社會主義，而完全會導致野蠻主義。
這一思想派別的兩個代表人物是恩佐·特拉維索（Enzo Traverso）和諾曼·杰拉斯（Norman Geras），對他們進行考察將有助于澄清作為本演講主題的一些基本問題。英國社會主義工黨的主要理論家亞歷克斯·卡利尼科斯在2001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稱這兩位思想代表“在過去的幾年里對大屠殺做出了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回應，并做出了重大貢獻”。但事實上，情況正相反，他們并未發展馬克思主義，而是力圖削弱馬克思主義。
恩佐·特拉維索于1957年出生在意大利，青年時代就成為所謂“極左”政治組織的成員。1985年他移居法國后，成為共產主義革命同盟的成員。他是已故的歐內斯特·曼德爾的著名追隨者，歐內斯特·曼德爾是20世紀50年代初與托洛茨基主義決裂的國際巴布洛派早前的理論領袖。特拉維索在《對納粹種族屠殺的解釋：探討奧斯威辛的馬克思主義》一書中闡明，他強烈反對將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歷史分析的方法和政治研究的基礎。
特拉維索在該書導論中寫道：“在解放與種族屠殺之間，歐洲猶太民族的歷史無論就其創傷還是就其變化，都可視為研究現代性的不同面相的最好實驗室,在這些面相中，一方面是現代性的希望和獲得解放的渴望，另一方面是現代性的破壞力量。這一歷史表明啟蒙運動及其后繼者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兩可性和現代文明可能采取的極端的野蠻主義形式。”
“現代性”造成了反猶太民族的罪行（人們可能會認為針對整個猶太民族而犯下的罪行是反人類的），這種理解帶來了極為嚴重的政治后果。它混淆了各種政治力量和社會階級，這些政治力量和社會階級根據其自身的利益而行動，這才是反猶太罪行產生的原因。現代性是一種空洞的抽象概念，它被階級劃分和階級沖突所沖破。
就猶太人的解放而論，歐洲的歷史表明，從法國大革命時代到19世紀前期的四分之三的時間里，西歐猶太人在種種坎坷和曲折中經歷了自身民主權利與公民權利的擴大。但是，從19世紀最后的四分之一的時間開始，隨著始于1873年的大蕭條的出現和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的興起，相應地，我們發現了明顯的變化--一種新型的、“現代的”反猶太主義的興起，它基于種族和民族主義的觀念，而不是基于宗教的觀念。在早期，解放是與對舊制度的陳舊限制的掃除和自由資產階級權力的不斷擴大息息相關。而新型的反猶太主義則與資產階級所面臨的處境的變化密切相關--它反映了資產階級對不斷高漲的工人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成長的深深的恐懼和敵意。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日益推進了對猶太人權利的捍衛。
“現代性”是大屠殺的起因，這是特拉維索分析的關鍵支撐點。在2005年2月15日發表在《外交世界》上的一篇紀念奧斯威辛-比爾克瑙解放60周年的文章里，特拉維索指出了納粹分子的“嚴重的民族主義與生物種族主義”，其先例在“帝國主義的文化與實踐”中就已經確立，納粹德國的生存空間“在本質上要求對其他強國在非洲和亞洲所追求的舊式殖民統治結構進行調整”，“對蘇聯的摧毀和對猶太人的滅絕是集中于一個戰爭中的兩個互補的目標”。
但是，在一篇約1700個詞的短文里，“資本主義”一詞一次也沒有出現。特拉維索寫道，納粹主義“深深扎根于現代世界的歷史、文化與技術之中，扎根于現代形式的組織、生產和統治之中”。
就特拉維索來說，階級分析事實上一開始就被排除在外。“在奧斯威辛，我們發現，種族屠殺是在無視任何經濟、政治或軍事考慮的情況下實施的，種族仇恨實際上成為唯一的動機。”
特拉維索在其早期著作中，以更展開的形式提出了同樣的觀點。他寫道：“我們應該記住，自60年代以來，有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批判國家社會主義制度背后具有內在經濟根源的觀點。對于蒂姆·梅森來說，對納粹體制的根本選擇和全面實施只能根據‘政治的優先性’來解釋，當然，即使對關于國家社會主義一般動力所作的這種解釋似乎還可存有疑問，但與‘唯物主義’的解釋相比，它最終更適于作為找到屠殺猶太人根源的方法。傳統的那種經濟反猶太主義是以猶太人作為銀行家、放債者、讓人們忍饑挨餓者的虛構為依據的（過去的很多當權政府大量利用了這種反猶太主義），這可能會導致沙俄帝國對猶太人的屠殺，但并非一定會轉化為一種由國家所組織的、程式化的大屠殺。使研究猶太種族滅絕的歷史學家感到震驚和不安的是該政策在本質上的反經濟性質。某一政權為了殺害600萬男性、女性、老人與兒童，而在戰時條件下建立一種管理體制、運輸網絡和集中營，并運用在工業和戰爭前線急需使用的日益枯竭的人力與物力資源，其經濟合理性究竟在何處？”
如果從很狹窄的范圍來看，這種觀點似乎也正確。但我們必須拓寬分析框架。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和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建立源于納粹政權的如下動機：在歐洲建立一個德意志帝國。這一觀點的關鍵要求是，讓猶太人遷離德國統治區，因為猶太人的存在被視為潛在的反抗源。奧斯威辛集中營是受生存空間（Lebensraum）概念推動的結果。生存空間具有十分明確的經濟動機，該動機來源于德國資本主義在力圖克服世界市場的崩潰和美國經濟統治的興起時所面臨的危機。
特拉維索在介紹其著作《對納粹種族屠殺的解釋》時談到，他的某些論文包含了對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某種“極為嚴厲”的批評：“無論認同馬克思思想的理論家的導向如何，奧斯威辛仍然成為他們的嚴峻考驗。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最強有力的現代解放思想卻無力發現，并進而無力解釋猶太種族大屠殺，這使人們深深懷疑馬克思主義對20世紀挑戰作出回應的適應能力。”
首先，這是一種公然的歪曲。列昂·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先是以左翼反對派，后來以第四國際的形式而開展的馬克思主義運動曾警告納粹黨獲勝的后果，并為阻止其獲勝而戰斗，奮力扭轉德國共產黨和斯大林所領導的共產國際的災難性的政策。當納粹政權的反猶太主義變本加厲，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又把猶太難民拒之門外的時候，托洛茨基發出歐洲猶太人面臨危險的警告。
1938年12月，托洛茨基在吁吁美國猶太人時寫道：“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設想，只要未來世界大戰爆發，等待猶太人的將是什么。但是，即使沒有戰爭，世界反動力量的進一步擴張也必然意味著猶太人身體上的消滅。”
托洛茨基于1940年5月在其臨終前發表的一篇重要作品《第四國際關于帝國主義與戰爭的宣言》中，再次關注猶太人面臨的處境：“資本主義在其興起的時代，讓猶太民族離開猶太居住區，把他們作為商業擴張的工具。現在，衰敗的資本主義力圖從它的每一個毛孔中擠出猶太人；20億地球居民中的1700萬，即不到1%的猶太人口在我們的星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席之地。在巨大的領土擴張和科技奇跡中，在為人類征服陸地也征服太空中，資產階級設法把我們的星球變為邪惡的監獄。”
特拉維索的觀點與過去40年所經歷的事件密切相關，他決不是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變得激進、而在后來的時期“覺醒”過來，并發現問題的原因就出在馬克思主義失敗的唯一的知識分子。
特拉維索在解釋自己的思想演變時，寫道：“20世紀70年代，我在意大利首次步入政治與知識領域，當時我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充滿革命憧憬的時代，無論是在越南、在拉丁美洲還是在歐洲都是如此，而最近我卻深信20世紀的主要特征是野蠻主義。但這并未使我放棄自己的信念，并拋棄自己的責任，而是調整其視野。假如對生活在野蠻主義時代的意識使改造這個世界成為十分迫切的任務，那就表明，這種改造不會‘順應歷史潮流’，而是反抗歷史潮流。這一觀點改變了我對過去的理解。”
“覺醒的”激進分子的看法正是如此：我渴望革命，可革命并沒到來。特拉維索沒有分析革命并未發生的原因（這一分析要求考察工人階級各種領導的作用，包括歐內斯特·曼德爾所領導的他所屬的巴布洛運動的作用），他斷定當今時代受到野蠻主義的支配，馬克思主義因為不能承認這一點而本身存在缺陷。特拉維索保持他對社會主義的信念，但認為對世界的改造只能通過“反抗歷史潮流”才能實現。這意味著社會主義的改造實際上是一種對烏托邦觀念的追求--但在資本主義自身的歷史發展中，無法找到該追求的客觀基礎。
根據特拉維索的觀點，種族滅絕營是完全“理性的”、“科學的”、“現代的”。奧斯威辛在20世紀“如此典型地實現了最理性的手段（集中營方法）和徹底非理性的目的的完滿結合”，奧斯威辛展示了“現代社會所隱含的可能性”。
但是“現代社會”具有一定的社會結構，它是一種階級社會。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中（其中的勞動者為了生存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人類被當作勞動過程中剩余價值積累這一目的的手段。資本主義建立在這樣一種社會關系的體系之上：維持人類生活和文明所必需的生產卻并不是出于人類的需要，而是根據資本自身的邏輯而實施的。資本支配著人類，人類被剝奪了生產資料，并根據資本需要的邏輯而剝奪了生活本身。非理性滲透于利潤制度自身的結構之中。例如，在這種制度下，勞動生產力的增長（這是人類一切進步的基礎）能夠引起利潤率的下降，產生經濟危機，從而導致衰退、失業，最后是戰爭。
特拉維索正如其他很多學者，堅持認為大屠殺具有獨一無二的特征，它所產生的環境就其性質來說以前從未出現、也不可能以完全相同的形式重現，就此而論，每一歷史事件都是獨一無二的。如果僅從這一層面來思考，該論斷則顯得平淡無奇。但是這一觀點的倡導者想表達的遠遠不限于此。他們旨在說明，大屠殺是一件如此極端的事件，它已經超出了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歷史分析方法所能解釋的范圍。
我們可以從特拉維索演講的主體部分推斷出這樣的結論：史無前例的大屠殺暴行是在德國和世界資本主義的歷史危機所引起的兩種過程的交匯作用下而產生的：與蘇聯相對抗的殖民戰爭（這是到那時為止主要運用于亞洲和非洲的方法向歐洲的轉移），以及社會反革命（這是對1917年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財產關系的顛覆）。
根據特拉維索的觀點：“猶太種族屠殺的歷史獨特性并非在于集中營方法，而是種族滅絕：奧斯威辛是種族生物學與現代科技相融合的結果，這是真正的文明的中斷，它撕毀了人類團結合作的基本結構，而這正是人類在星球上的生存始終依存的基礎。”
特拉維索試圖將大屠殺與先于大屠殺并使之成為可能的歷史過程分開。種族生物學與現代科技的融合導致了大屠殺，但這種融合并非始于希特勒和納粹黨。它起于19世紀的最后幾年，當時動用了馬克西姆重機槍掃射數萬名抵制殖民政策的民眾。人們可能會問：1898年9月2日，發生在蘇丹喀土穆附近的奧姆杜爾曼戰爭中的“人類團結合作的基本結構”存在何處？到當天上午11∶30，抵抗英國軍隊的馬赫迪部隊將近11000人被殺死，16000人受傷,這使英國軍隊首領基奇納少將(后來受封為勛爵)評論道：敵人被打得“慘敗”。
溫斯頓·丘吉爾既作為士兵，同時也作為記者而參與過大屠殺，他后來寫道：該戰爭是“通過科學的威力而取得的戰勝野蠻人的最輝煌的勝利”，“正在部署反抗現代歐洲強國的最強大而裝備最好的殘暴軍隊，在5個小時之內就被摧毀和驅散，而且對方是毫不費力地、以較小的代價和無關緊要的損失而取得勝利的”。
當20世紀初德意志帝國發動對西南非洲的赫雷羅民族的屠殺運動時，“人類團結合作的基本結構”存在何處？在沃特貝格戰役之后的1904年10月2日赫雷羅人力圖逃走的時候，德軍首領洛塔爾·馮·特羅塔發布公告：“赫雷羅族人必須離開該地區，如果民眾不照章行事，我將動用格羅特管（大炮）武力驅逐，在德國邊界之內，每一位赫雷羅人，無論是否佩戴槍支，是否擁有牲口，都將被擊斃。我不再收留婦女和兒童，我要強令他們退回到他們的同胞中，否則我要對他們開槍。”
那些未遭射擊和殺害的人被趕進沙漠，成千上萬的人死于干渴。根據官方記錄：“敵人像被追捕的野獸半死不活，他們從一個水源被驅趕到另一個水源，直到他們的意志消磨殆盡，最終成為作為自已領土的大自然的受難者。這樣，無水的奧馬赫科沙漠完成了德國武器最初著手的任務：消滅赫雷羅族人。”
將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和官僚制結合起來也并非始于希特勒。正如漢娜·阿倫特所指出的:“政治組織與對異民族統治的兩種新方法在帝國主義的最初20年里就可以找到，一種方法是將種族作為身體政治的原則，另一種方法是將官僚制作為對外統治的原則。”在希特勒政府中，柏林的東方事務部據說是仿照英國的印度事務部而設立的。
對于特拉維索來說，是大屠殺而不是強調推翻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歷史必要性（這是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基礎）對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生命力提出了質疑。
“在災變之后，在奧斯威辛的陰影之下，重新審視馬克思”，特拉維索寫道：“并非是一件毫無意義的工作，因為毒氣室引起人們對馬克思所創立的智識傳統的懷疑，奧斯威辛使某些社會主義思想范式變得可疑，而其中，有些思想包含在馬克思本人的作品中，而有些思想則是從馬克思著作的縫隙中開始而創建和發展起來的。”
特拉維索不得不承認羅莎·盧森堡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所提出的警告：人類面臨的未來要么是社會主義要么是野蠻主義。可是，特拉維索很快否認了這一說法，認為它是一種“含糊其辭的、令人迷惑的煙幕”，因為它不承認奧斯威辛是一種野蠻主義，從而喚醒了文明衰敗的幽靈。馬克思主義者（尤其是瓦爾特·本雅明）幾乎很少例外地把人類的衰落視為一種倒退，一種向前現代、甚至是原始社會形態的回歸。這使他們在面對一種新型的、現代的“野蠻主義”時毫無防備、迷失方向、甚至視而不見。這種現代野蠻主義符合而不是偏離或顛倒了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勢，換句話說，它是一種由自身的工具理性所組織和指引的技術的、工業的野蠻主義。
這一觀點根本無法立足。羅莎·盧森堡的警告是基于對19世紀末就已經出現的帝國主義內部趨勢的分析而提出的。而且，恩格斯在此前20年曾指出，現代技術意味著歐洲未來的任何戰爭都將帶來無法想像的恐怖。馬克思主義并沒有設想人類會回歸到早前的發展階段，而是指出，巨大的技術力量會帶來破壞性的后果--如果它不從資產階級的控制中解放出來，從而被用于滿足人類的需要，它將威脅文明本身的實際連續性。
特拉維索完全無視這一切，因為這一分析與他的觀點并不協調一致，而他認為，奧斯威辛的野蠻主義和所有的現代野蠻主義最終都包含在理性本身的過程之中，至少在技術的組織里可以找到野蠻主義的表達。人類本身，而不是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出了問題，而馬克思則解釋，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曾經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而現在卻對生產力，包括對人類自身構成了威脅和破壞。
特拉維索堅持認為：“奧斯威辛斷然破壞了進步的觀念，同時也破壞了作為自然的、無意識的、必然的歷史結果的社會主義觀念。”
馬克思主義卻從沒持有這一觀念。馬克思本人指出，資本主義“把每一種經濟進步變成社會災難”，他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這一著名論文中，解釋了英國對印度的征服最赤裸祼地暴露了“資產階級文明的極度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只有當資本主義時代的成果置于共同的控制之下，“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只有用被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90頁、第691頁）托洛茨基在《過渡綱領》中寫道：“若沒有社會主義革命，就是在下一個歷史時期，災難還會威脅著整個人類文明。”他強調，要解決該困境，就要解決工人階級領導的危機。對于特拉維索以及也持有他那種觀念的人來說，該難題將不可能得到研究（他們認為問題就出在馬克思主義本身）。奧斯威辛旨在“拋棄那種聲稱自覺反映‘歷史運動’，自覺反映被認為‘順應潮流’的運動的天真樂觀的思維方式，同時，奧斯威辛也旨在恢復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因素”。
特拉維索表露出籠罩在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關于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階級已經遭受所謂失敗、其中的一些人被導向右翼的悲觀情緒，他否認了馬克思主義是對無意識歷史過程的自覺表達的觀點。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解釋，共產黨的理論結論決不是基于這一或那一自詡為世界的改革家所發明或發現的觀念或原則，而不過是對“我們眼前的歷史運動的真實關系的一般表述”。
這并不是說，歷史完全“與我們站在一邊”，或者歷史力量本身最終會導致資本主義的崩潰。相反，正如羅莎·盧森堡精辟地指出的，歷史是工人階級的“苦難歷程”（痛苦之路）。工人階級從歷史中認識到成功的經驗、而首先是殘酷失敗的教訓--只有從這個意義上，工人階級才能自覺地介入歷史進程，改變歷史進程，并采取行動推翻資本主義。
理解歷史并進而創造歷史的斗爭受到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指導。歷史是它所面臨的所有問題的來源，歷史同時也是解決這些問題的來源。爭取社會主義的斗爭不能根據可能會以某種方式激發受壓迫者想像的烏托邦方案來決定。相反，馬克思主義運動力圖分析它所經歷的歷史經驗，尤其是找出工人階級領導所存在的問題，而特拉維索拋棄了這條路徑。
“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辯證的過程”，他寫道，“在該過程中，‘文明的使命’（生產力的增長）和‘社會的退化’（階級、民族等壓迫）緊密地連結在一起。在馬克思的視野中，這種一分為二的分裂注定會進一步加深，直至引起革命爆發。相比而言，20世紀已展示，這一辯證過程同時還存在著另一種負面特征：生產力的增長和技術的進步不是打破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鐵籠，而可能會構成現代極權主義巨獸的基礎。諸如法西斯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或者它的另一種形式：斯大林主義等都屬于這種極權主義。”
到目前為止，工人階級還未能向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對其中原因的任何分析都不認同以上的看法。這里我們有必要考察馬克思實際所撰寫的東西，而不是完全由特拉維索單方面提供的解釋。
馬克思在自己的名作《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描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
當馬克思確立社會革命的客觀基礎之后，轉而尋求實施變革的方法。他強調，我們始終有必要將生產的經濟條件的物質改造（它能夠通過精確的自然科學來測定）與法律、政治、宗教、藝術或哲學（簡言之，意識形態形式，通過這些形式，人類自覺地認識并徹底解決這一沖突）區別開來。
當我們研究20世紀的歷史（這是解決政治沖突的方法），并試圖吸取必要教訓的時候，我們必須集中關注這其中的問題。如果20世紀沒有經歷社會主義民眾運動的發展，沒有出現工人階級可能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局勢，特拉維索的分析或許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歷史表明，在這一時期存在著革命條件。如從1917年的俄國革命開始，一直到1923年德國十月事件的破產；20世紀30年代的一系列動蕩；1936年至1939年西班牙革命的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革命高漲；從法國1968年5、6月事件開始一直到1975年潛伏的一系列革命斗爭。對這一歷史的研究表明，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客觀條件的確出現了，所缺少的就是必要的革命領導。
“極權主義巨獸”并不是馬克思主義沒有考慮的某種“否定的辯證法”的結果，而是工人階級遭受失敗的結果。在緊接著俄國革命之后的時期，社會民主主義因背叛工人階級的革命斗爭而使第一個工人階級國家陷入孤立，從而導致它的蛻變，使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們通過從政治上擊敗列昂·托洛茨基所領導的馬克思主義和國際主義路線而最后篡奪了政治權力。于是，斯大林主義的組織機構領導共產國際，它對給德國共產黨強加災難性的“社會法西斯主義”理論負有主要責任。這為希特勒上臺鋪平道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并使工人階級遭受最嚴重的歷史挫折。斯大林主義和納粹主義都以各自的方式反映了工人階級革命領導的危機，而不是技術能力與生產力的危機。
特拉維索批評他以前的導師歐內斯特·曼德爾堅持“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只是把資本主義社會與帝國主義所固有的暴行推到極端”的觀點。該觀點的問題在于，曼德爾很難承認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雖然受到德意志帝國主義的物質利益（和軍事優先權）的影響，但‘最終’由意識形態所決定”。
“對猶太人的的種族屠殺不能理解為德國壟斷資本追求階級利益的結果（這確實是一切研究法西斯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最終’的解釋標準），這只能是一種歪曲。”
所以，最后留給我們的結論是，只有納粹黨及其首領希特勒真正應該受到譴責。這里，我們來看看后現代主義和后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的全部努力“最終”走向何處。根據他們的邏輯，德意志帝國主義，一直到納粹黨和希特勒，并不需要對猶太種族屠殺負責，而事實上他們最終并不需要受到譴責，是因為種族屠殺是現代技術、生產力和人類理性本身之中內在的有害的非理性所固有的結果。
正如我們所注意到的，假如從非常狹義的角度考慮問題，那么，很容易說明，對猶太人的大屠殺違背了德意志帝國主義的直接經濟與軍事利益。但這是有疑問的，如果我們拓寬視野，隱含的利益就出現了。大屠殺起因于對蘇聯的戰爭和德意志帝國主義控制歐洲的計劃，為完成這些任務，德國資本將統治權交給納粹黨。當然，正如戰前所出現的情況一樣，納粹黨的某些行動與德國商業的直接的短期利益是沖突的（盡管在德國統治精英內部還沒有反對對猶太人大屠殺的記載），但是納粹黨人為爭奪東部生存空間的動機與德意志帝國主義的利益和需要之間存在著直接一致性。
德國統治精英把統治權交給納粹運動組織，因為其他政黨并不能完成破壞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運動的任務。他們當然希望能夠控制納粹黨的某些“過分行為”，但在任何階段，都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與納粹分子的任何沖突始終存在著引發來自底層的運動的危險，結果，“過分行為”也就成為可以承受的代價。
在思考納粹領導之類的問題時，種族主義和滅絕猶太人動機的主題必定優先于其他任何主題，但這還不是問題的解決。就承認經濟最終的首要性來說，馬克思主義并沒有主張每一位政治領導人的決定背后都存在著被意識形態所掩蓋的經濟動機，而是意味著經濟利益（統治階級的物質利益）決定著政治的一般范圍。摧毀社會主義工人運動這一大屠殺的必要前提，以及旨在征服蘇聯從而使之殖民化的、由此而引起的戰爭，都是由“德國壟斷資本的階級利益”所決定，這是毫無疑問的。
正如特拉維索一樣，諾曼·杰拉斯質疑將大屠殺的根源置于德意志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更一般的框架之內的解釋。為了解釋大屠殺，還需要某種更根本性的東西，于是杰拉斯在人類的邪惡力量中去尋求。
杰拉斯反對馬克思主義對大屠殺的分析，這是他面臨著當代的政治壓力的結果，后者決定了他的思想演變。杰拉斯，這位以前的《新左派評論》編委會成員、羅莎·盧森堡的崇拜者、自我標榜的馬克思主義者，像其他很多過去的激進主義者一樣，在美國領導的伊拉克戰爭和“反恐戰爭”的背景之下思想動搖。
在《新左派評論》1997年7-8月號上刊載的題為《面對大屠殺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文中，杰拉斯開始形成了對大屠殺的看法。該文集中批判了歐內斯特·曼德爾對大屠殺的分析。根據杰拉斯的描述，“大屠殺在他(曼德爾)看來，仍然是資本主義的后果，是資本主義的全球非理性、局部理性及其帝國主義形式所帶來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物”。但是，杰拉斯堅持認為，沿著這種思路而作出的解釋是不充分的。
當我們探討大屠殺時，“其中有些東西并不涉及現代性；也不涉及資本主義，而是涉及人性”。杰拉斯認為，馬克思主義者不愿坦然面對這種“怪異的根本罪惡”。
這使我們又回到由來已久的觀點上，即：社會主義與文明的進步最終是不可能的，因為人類自身的軀體中就潛藏著永遠不可能克服的罪惡的內核。杰拉斯在論文的結尾部分寫道：“當曼德爾和托洛茨基為猶太人問題著述時，他們都堅持認為，除非實現社會主義，否則找不到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法。但是，我希望上面的全部分析已表明我所看到的該觀點的缺陷。”
杰拉斯在《新左派評論》上刊載的那篇文章里，同時還將矛頭指向“成千上萬的人的奴役的共謀和批判性判斷的缺失”，而正是這些使大屠殺成為可能。
杰拉斯在第二年,即1998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對該問題進行了詳細闡述：“這并不是一個怪物和野獸所居住的世界，而恰恰是作為人類這一存在者所居住的世界，這些人具有完全可以認識的惡習和弱點，以及共同具有的脆弱等特點。”
杰拉斯認為，容易辨別出具有這方面特點的大多數人是旁觀者，這些人并不直接而積極地參與大屠殺過程，但也沒有設法阻止它。這些人或者假裝不知情；或者因沒有關注而不知情；或者確實知情但毫無憂慮，漠不關心；或者為自己或他人而感到恐懼；或者感到無能為力；或者負擔沉重、心煩意亂或忙于（正如我們大多數人）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標。正是這些人構成了歐洲猶太人悲慘命運的背景。這些人到處擴散，從而為其他大大小小的災難、為巨大卻可以避免的痛苦提供了可能的條件。旁觀者的普遍存在確實證明了我們人類成員具有一種自己舒適地生活而讓他人忍受極度痛苦的非凡的接受能力。所以，最終并不只是“怪物”才承擔責任，人類本身就該受到指責。
我們來更詳盡地考察這一問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認識到我們這個時代關于大屠殺的某些最重要的政治和歷史教訓。
我們對所發生的事情，尤其是對絲毫不去阻止這類事情發生的“旁觀者”的反應自然是感到恐怖和震驚。但關鍵問題是，我們總結了什么樣的教訓？正如斯賓諾莎所表達的、托洛茨基經常回想的一句話：我們這里的任務不是嘲笑、不是哭泣，而是理解。
對于杰拉斯來說，冷漠無情除了根源于人類的根本罪惡力量之外，同時也根源于人類自身的本性。
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則得出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結論。促使大屠殺成為可能的令人震驚的冷漠是德國工人運動的歷史性失敗所導致的最不幸的后果之一，它為希特勒和納粹分子上臺開辟了道路。
在政治、社會問題或相關藝術的領域里，批判性的輿論并不是作為個體的單個人意見和決定的結果。個人觀點的形成本身就要經歷一個社會過程。這里的關鍵問題是納粹主義破壞了社會主義工人運動，并使之分崩離析，而這一運動承載了人類思想與文化的最高成就，隨著對工人運動的破壞，其他過程塑造了社會。正如托洛茨基所說：“在正常的社會發展過程中，本該以文化排泄物的形式從國家機體中排除的各種東西現在則從喉嚨里噴涌出來，資本主義社會吐出了未加消化的野蠻主義，這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生理學。”
今天需要吸取的教訓是什么？我們能指望導致大屠殺的條件雖然現在確實已被我們丟在身后，這種災難并不會再次發生，無論人類遇到什么問題，它總會應付過去？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今天，導致20世紀上半期的三十年戰爭，并引起大屠殺的帝國主義者之間的競爭與對抗現在比那時更加明顯。此外，資本主義的經濟矛盾爆發了，它遠遠沒有得到克服。隨著社會與經濟不平等的加劇，全世界幾十億工人的生活受到經濟不確定因素的支配。
這些矛盾將導致工人階級大規模的反抗，這方面的跡象已經顯現，但它本身的發展還不充分。這種政治局勢的特點是缺乏獨立的群眾性的社會主義運動。這種局勢延續時間越長，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性危機將越是呈現出更加惡劣的政治形式。
“人類的歷史性危機可歸于革命領導的危機”，這句話在今天具有比記載此話時更為重大的意義。
（譯者單位：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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