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前工業化社會的理解與“封建社會”的名與實

老田

在人們理解歷史的時候，非常希望能夠從繁雜的歷史材料中間提煉出幾個關鍵要素來，然后給出這些關鍵要素之間的關系結構，理想狀態下是給出一個近似于“公式”——依照這一公式，人們可以方便地把握到社會歷史過程的核心線索，從而使人們得以凌駕于各種歷史材料汪洋大海之上，不至于誤入歧途。

換言之，人們處理歷史材料把握歷史過程的主要方式，試圖“公式化”歷史。在如何把握前工業化時代的歷史過程時，我們被教會的公式化模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從經濟過程來公式化的（這主要體現在“封建社會”概念中間），第二種公式化方式是從國家行政方面來公式化的（這主要體現在“皇權專制”這個概念中間）。人們常常用封建社會這個概念來指代前工業化時代的歷史社會形態，但這一概念的內涵則天差地遠，封建社會在歐洲歷史中間表現為“封主封臣關系”，在中國歷史中間則被轉換為“地主的地租剝削”，就概念背后的社會關系而言，歐洲的封建社會其主導關系是國家政治領域的行政性關系，中國的封建社會則是生產領域的經濟性關系。

曼海姆指出：現代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傾向于把事物盡可能地包括在理性的領域內，并將它們置于行政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又盡量把“非理性”的因素減少到零。這就導致一種最主要的傾向：所有的學術包括歷史研究，都會自動地追尋某種公式化的理論模式，而采取何種理論去提供“理性”的公式，則明顯受制于工業化時代人們所獲得的生活經驗，貨幣化程度的上升和國家行政權力的擴張，所以，人們在想象歷史的理論線索時，就不可救藥地陷入行政萬能和經濟萬能的陷阱，這兩個理論陷阱可以看作是“西方中心論”最為堅實的知識基礎。

問題在于，工業化時代興起的行政權力和經濟關系普遍化過程，是否足以概括前工業社會的主導社會關系。假如在前工業化社會中間，商品貨幣關系并不能普遍化，或者說還不是人們相互交往的主要模式時，封建社會所內涵的“地租剝削”關系尚不足以描述主導的社會關系或者矛盾的時候，此種公式化從方向上就是有疑問的。又假設在前工業化社會，行政管理尚不足以深入社會基層，官民關系也不足以成為主導的社會關系，或者說如果硬要在一個“天高皇帝遠”“皇權不下縣”的社會中間，硬性把行政權力的樣式作為標志性的要素來描述，肯定也遠離了社會原本的狀態。換言之，按照這兩種簡化方式去把握歷史，必然會把只在較小程度和范圍內起作用的社會關系普遍化，導致對歷史理解的扭曲。行政管理的深入社會各個角落和經濟貨幣關系的普遍化，只是到了工業化之后才大大擴展了其作用范圍和力度，在社會關系中間逐步占據主導地位的。最近幾年重新熱鬧起來的“封建社會”名實爭論，則隱含了一種對前工業社會也要按照經濟剩余的剝削關系進行簡化理解的“理論期待”。

假如不能夠從邏輯上超越西方中心論的公式化方向，就不可能對其進行強有力的批評。最好的情形也是重建一種“東方中心論”去取代“西方中心論”，肯定歷史演進的“經濟性簡化”邏輯的批評，進行歷史重建過程的最后結果，理想狀態下可以把西方從“現代歷史的火車頭”位置上拉下來，把東方特別是中國設置為一個更為“真實”的歷史火車頭角色，韓毓海先生的新書《五百年來誰著史》與弗蘭克的《白銀資本》一樣，都做了這個方面的切實努力。這種批評掩蓋了兩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農業社會演進為工業社會過程中間是否存在吉登斯所說的“斷裂”（或者稱為“質變”）？這種“斷裂”后果是否可以解釋為一種自發的演進進程的結果？在這兩個問題的背后，是設立了一種追問：前工業社會能否以工業社會中間最普遍的商品貨幣關系和資本積累實績來簡單地加以描述？對這個問題的追問和回答中間，才能產生出對西方中心論的更為切實的批判，這是在“封建社會”爭論之外的另一種理論期待——前工業社會不僅可以按照商品貨幣關系和積累成績來加以界定還可以由此認定誰才是現代歷史的火車頭。

在“三農問題”的經驗研究中間，溫鐵軍發現“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共同存在。結合對歷史的理解，也許可以認為在農村社會中間，無論是規范的行政管理還是市場價格機制，其作用程度都是有限的，也就是說，農村社會很難具備市場經濟和行政管理的必要基礎。在這種經驗認識背后，隱含了一個重大的理論模糊之處：工業化所需要的資本和新技術能不能在農村地區按照市場和行政的邏輯“生長”出來？這個問題意識背后涉及到中國過去60年兩次180度轉彎中間的關鍵理解：中國革命是否有必要？革命后的農村政權是否可以界定為規范行政管理下的政府統治農民？比較晏陽初、梁漱溟和鄉村建設和共產黨的農村政權建設過程，可以看到農民的“行動意愿”和“行動能力”的成長過程，是與顛覆舊的社會關系結構相伴隨的，梁漱溟在1981年的“非毛化熱潮”中間重讀了自己的土改日記并寫道：參加土改是他建國后“識見上”的一大進步，正是從土改時期激烈的“斗地主”運動中間，他體會到：如果不顛覆舊的“人事關系”，農民就不能夠“抬起頭來、挺起胸來”學會辦事情。

按照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間的簡略說法，只是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之后，社會關系貨幣化過程才取得長足的進步，貨幣和利益關系才充分滲透到一切角落，成為人與人關系中間的主導模式。而前資本主義社會和后資本主義社會中間，貨幣和利益是不是也具有決定性，則大可以存疑。

馬克思確實認為奴隸制、農奴制和雇傭勞動制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之后的三大奴役方式，這是格外強調了在不同的技術和生產條件下，經濟剩余在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流動的重要性。實際上，馬克思提出這三個概念，本身是包含了“非經濟因素”的——奴隸制和農奴制下的超經濟強制和人身不自由問題，如果把這個說法進一步進行提煉——把經濟關系作為社會關系的實質和主要方面同時把“超經濟強制”化約為“服務于經濟關系、缺乏獨立性的從屬關系”時，這才會產生“經濟決定論”——最終是把社會形態看作是由特定經濟利益和剩余剝奪方式來定位。布羅代爾認為，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仍然充滿著洞見，但若是把這種分析外推到前資本主義時代，則是把“長時段”的結論外推到“超長時段”，這就意味著一種理論模式被人為地推廣到社會結構已經發生質變的另外一個時代去了。當然，這么辦也不是沒有優點，至少可以得到一種對復雜歷史過程的完美簡化模式，如果這種簡化靠得住的話，那我們只要學會一個公式就能夠方便地把握一種歷史社會形態了。

對于歷史的認識，往往涉及到現實和未來的社會關系定位，所以爭論歷史往往牽連到爭論現實，這不僅加劇了爭論烈度同時也妨礙了共識形成。在中國的毛澤東時代，關于社會應該以何種方式組織起來，生產和秩序依靠什么來定位，曾經爆發過非常激烈的爭論，簡略地進行提煉，可以進行這樣的概況：以毛澤東為首的“毛派”人士強調“政治掛帥”的作用，強調建立起“扁平化結構”（指權力和利益相對均衡地分配，從而不會產生較嚴重的社會分化現象）的社會，并以此去提升被管理者的認同來促進管理成效，這一派人士的政策推論是管理者“當官做老爺”脫離群眾是管理成效的最大障礙，因此，提升管理成效的主要著眼點是抑制管理者階層的特權化趨勢，“階級斗爭一抓就靈”“抓革命促生產”都指向抑制管理者階層的自我擴張。另一派人士認定強化管理手段是提高管理效能的唯一路徑，所以，管理的全部努力就在于如何強化管理者的權力和對被管理者的有效控制，主張弱化被管理者的政治經濟地位來作為管理效能的前提，勉強算是“抓管理促生產”的主張者，與此相對應，這一派人士強烈主張把被管理者的“物質利益”和“就業機會”作為管理手段來運用。

從中國國企改革的實際成效看，x派人士對管理的理解也是片面和狹隘的，從提出“搞活大中型國有企業”的目標開始，在工廠中間引入全面強化的管理方式，并設置總工程師、經濟師等職能分開的科層化管理開始，但是國企的效益和生存能力，卻與管理精細化專業化程度上升趨勢相反，呈現出一路下滑趨勢，最終交給私人了事。結合毛派對于管理的理解，關照中國改革的現實，也許可以認為：通過弱化被管理者的地位來強化管理者的權力，確實可以提升控制權的有效性，但是，鑒于社會關系無法充分貨幣化，人們對于把自己被矮化為對報酬保持靈敏反應的純粹生產工具地位采取無處不在的抵制，結果是管理成本和信息成本并不能下降到管理者所能處置的較低水平，因此，脫離了被管理者“認同”的管理成效只能是日益下降。這也說明，毛派對管理的理解，對于貨幣化社會關系的消極面的認識，是有根據的，強化管理者的權力并不能自發地實現滿意的管理成效。

而征對社會關系“非貨幣化”的那一部分，也有設置管理手段的空間，例如毛澤東時代的單位制中間，廣泛存在的是熟人社會，在這樣的社區輿論中間，個人對于長期預測相對穩定，對于周圍同事和朋友對自己的看法相對敏感，能夠實現較高程度的自律，同時也很注重“面子”，因此，群眾性的表揚、批評乃至最極端的批判會形式，都是對個人及其“面子”進行梯級設置而成為一種管理手段。這種針對熟人社會內部社會關系而設置的管理，優點是成本較低不會產生基于權力利益分配而形成的社會分化，破壞“扁平化結構”和認同，缺點是不易于操作并容易出現過火行為。更為重要的是，規范的行政管理無法處理在熟人社區中間非常有效的輿論監督過程，往往傾向于拋棄這個至關重要的領域，結果，規范的行政管理必然意味著拋棄一個非常有價值的操作空間。

相比較而言，x派先生很是希望社會關系貨幣化，因為一個社會的物質利益和剩余的生產如果能夠全部控制在管理者階層手里，顯然，被管理者就陷入一種絕對的弱勢地位，不得不屈從于管理者的調節和指揮。而且，社會關系的貨幣化樣式，是所能設想的全部手段和控制方式中間最為靈活和方便的，不僅能夠方便地數量化，而且可以進行連續的梯級劃分，在管理的全局中間也易于匯總和識別——也就是說“信息成本”最小化。 “三個有利于”非常具體地體現了他看世界的視野，國力、生產力和生活水平都是可以數量化的。與馬克思相比，熱門發言人例如李銳杜潤生諸位先生，就絕對地把生產關系作為生產力的自變量，發展出一種絕對的“經濟決定論”來，對于這樣的所謂理論創新或者是“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就曾經說過他自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話也許格外適用。

從社會現實而言，不是全部剩余產品都能夠方便地集中到管理者手里的，也不是所有的社會關系都可以貨幣化的，甚至，在一些基層的單位中間，正式的控制方式不一定能夠方便地為管理者所運用。換言之，把社會關系全盤貨幣化，或者按照利益的統配方式來組織社會生產和秩序的努力，并不是都能夠實現的，大體上可以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中間，社會關系貨幣化程度最高，按照剩余流動和利益分配來理解這一社會形態是最貼近現實的，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間，不僅社會關系貨幣化程度很低，而且，社會控制方式不得不從屬于很多“中世紀”的古老習慣和禁忌。更有甚者，文化權力是掌握在教士手里，鄉村社區有自己的輿論圈子，封建主和農奴有著明確的“依附關系”。

歐洲是在啟蒙時代之后，文化權力才逐步從教士手里轉移出來為資本的需要服務，而掙脫封建羈袢的自由勞動力則需要“濟貧法”這樣典型的國家強制才馴服地成為“雇傭勞動者”的，換言之，社會關系貨幣化過程，本身是綜合了輿論動員和國家強制的巨大影響之后才逐步建設起來的。所以，布羅代爾說不能想象沒有政府支持和輿論辯護的資本主義存在。也就是說，社會關系貨幣化過程和持續，本身就是需要其他的強有力因素起作用的結果，能不能把資本主義社會中間的“社會關系貨幣化”作為決定性因素同時把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作為“從屬因素”來看待，也是大有疑問的。

在政治權力和把社會關系貨幣化的烏托邦愿望中間，存在著一種讓人啼笑皆非的因果關聯。原本是作為政治場域中間“管理者階層”愿望而存在的“社會關系貨幣化”熱望，反而被投射為一種經濟決定論的思潮——實現了社會關系的徹底貨幣化可以降低管理者的信息成本和管理事務，同時卻能夠提高管理者的特權地位和利益。按照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模式，來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組織和秩序，是權力精英群體的“系統策略利益”（借用朗西曼的概念），這被毛澤東批判為“修正主義”和“走資派”。也正是如此，才能理解毛澤東為什么如此強烈地反對過分強調“物質刺激”“利潤掛帥”，同時，在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題目下，一是反對把被管理者的基本物質利益作為管理手段運用（這同時當然意味著管理者對于被管理者更強勢的權力和地位），二是反對把勞動者降低為按照他所提供的勞動數量來付給報酬的工具。

在毛澤東死后，x派先生們在輿論上格外強調要實行“按勞分配”“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提高經濟效益”，顯然，這三個主張的背后，都隱藏著同樣的愿望——把社會關系盡可能地貨幣化。今天，中國大概沒有人會天真地去相信，當年發動那一場聲勢浩大的輿論去要求“按勞分配”僅僅只是為勤奮熟練的工人討回他們應得的工資。在中國古代，家是國的一個合適的轉喻，這不僅切合了農業社會一般民眾的生活經驗，而且，宣傳“節孝”是為了更好地論證“盡忠”。根據最近二十多年的社會演變過程，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成功的轉喻：從按勞分配開始，經過“按貢獻分配”的過渡和轉喻，最終實現了“按權力和要素分配”的目標。

今天的社會現實依然是，社會關系的貨幣化程度仍然有限，不可能達到權力精英那個有限的指望——把管理事務和信息簡單化。但是，這個宣傳運動及其后續的變革過程，卻如愿以償地完成了精英階層所需要的權力和利益份額的最大化。從毛澤東曾經努力并不惜一切代價發動的文革看來，在中國社會中間僅僅只有一少部分人能夠得益于社會關系的全面貨幣化過程，而且，從毛澤東歷來強調的“政治掛帥”并結合最近三十年企業管理的實際成效看，也不宜把社會關系貨幣化作為唯一的組織和管理依據，更需要慎重看待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自身的獨立性和社會組織作用，而不是簡單地化約為服務于什么階層的利益去取消其獨立性。

按照博蘭尼的說法，前工業社會中間市場原本是嵌入在各種社會關系中間的，失去了對社會的各種保護的市場關系泛濫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災難，也是一種徹頭徹尾的“人造物”而不是“自生自發的秩序”。馬克思至少是在《共產黨宣言》中間，也非常敏銳地注意到了資本主義對社會關系的獨特改造過程——把一切都貨幣化，但是后續的“馬克思主義者”（例如斯大林時代的蘇聯馬克思主義和x時代的李銳杜潤生等人）卻把各種社會形態的主導線索“唯一化”了——從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經濟剩余生產和分配方面——去界定全部社會政治和文化關系，結果是把前資本主義社會也強行納入資本主義社會的解釋框架中間去理解。

正是把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剩余剝奪關系，作為所有社會形態的主要觀測角度，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諸方面的因素都化約為一種直接的經濟關系或者一種服務于經濟的關系，才會在歷史研究中間出現那種標準的“階段論”的模式。對前工業社會是否用“封建社會”這個詞匯指代本身不一定重要，重要的是這種指代隱含了一種經濟關系普遍化的邏輯，在“經濟決定論”的狹隘框架中間本身就隱含了一種對于現實和未來的期待，在涉及到非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和文化問題描述時，經濟決定論所隱含的期待，明顯是中國近六十年來歷史政治過程中間最為活躍最為“革命”的因素，對這個方面的疏忽將導致對我們自己今天的社會處境“自何處來到何處去”缺乏真切的理解。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六日初稿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修訂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