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需要一個新的政治學理論

岳德常

人類需要一個新的政治學理論，一種引導社會政治過程由目前的內耗軌道向和諧軌道轉軌的政治學。否則的話，我們就只能繼續陷在低水平的政治文明之中而難于自拔，陷在與貪污腐敗、兩極分化、社會動亂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各種難題的糾纏之中，在這樣的社會運行狀態之下，任何一點小事都有可能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導致無窮的風波與口舌，甚至導致難于愈合的裂痕。在這種低水平的政治文明過程中，又怎么可能形成“大制不割”的局面呢？又怎么可能達到“無為”的境界呢？

特別要指出的是，西方人所大力倡導的民主政治的理想由于未能深入入認識價值體系在社會政治過程中的作用，其所堅持的實際上是病態片面的價值體系。這種價值體系雖然也引領了一時的潮流，但由于根底太淺，時間一長便紛紛暴露出本來面目，陷入困境。“民主俱樂部的大多數新成員以及某些老成員都表現糟糕，就連許多被視為成功案例的國家，也存在嚴峻的治理問題和深深的不滿情緒”。用他們美國人自己的話來說：“陷入困境的民主國家幾乎普遍受到治理不善的困擾。有些國家似乎深陷于腐敗和暴政模式，很難看出如果不推行重大改革它們如何能作為民主政體存活下去。”這篇文章指出了問題的關鍵，即由于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缺陷而導致的“掠奪型社會”，在這種社會中，“人們不能通過生產活動和誠實的冒險行為致富；他們通過操縱權力和特權，通過從政府竊取、從弱者身上榨取和規避法律來致富。掠奪型社會中的政治人物和機構為了謀取權力和財富不惜動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打破任何可能打破的規則。政界人士賄賂選舉官員，攻擊反對派的競選者，刺殺競爭對手。總統利用威脅、拘押、擺樣子公審和謀殺等手段平息異議。政府部長首先關心的是自己能斂多少錢，隨后才關心政府合同能否給公眾帶來好處。軍官購買武器依據的是他們能把多少回扣據為己有。在這樣的社會，警察和罪犯之間的界限模糊。警察不執法，法官不斷案，海關官員不檢查商品，制造商不生產，銀行不投資，貸款者不還錢”。“如果對根本問題——糟糕的治理——以及必要的機制性對策缺乏明晰的了解，很可能會有更多的民主政體解體。”[1]包括美國人自己，現在也很郁悶：“4月，一項新的民意調查表明，81%的美國人認為這個國家走的是‘錯誤路線’。他們有理由悲觀，這包括金融恐慌、蕭條陰影、看不到頭的伊拉克戰爭，還有不間斷的恐怖威脅。”[2]這很有意思，美國人也學會了“路線”這個詞，并且知道了自己走的是“錯誤路線”。但他們卻沒有問一下自己是什么時候和為什么要走上錯誤路線，以及如何回歸正確路線。他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作為旁觀者，我們清楚地看到，由于他們所堅持的資本主義價值體系在主導著社會運行過程時不斷自我強化，形成了一個“超循環”，他們必然要掉進這個泥坑。

然而，人類的命運沒有旁觀者。要引導人類政治過程跳出這個泥坑，人類就需要建立一門新的政治學——和諧政治學，這是政治學發展的一個新階段，真正科學的政治學。雖然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大量的政治學專著，但是人類社會政治活動的可悲現實表明，這些政治學都還處在前科學階段，人類急需推動這門學科進入到科學政治學階段。按照庫恩的科學哲學理論，前科學的特點就在于，科學工作者對他們所從事的學科的基本原理、有關的觀察現象的理解與解釋完全不一致，經常發生爭論。從前科學發展到科學的標志是：“意見一致”的范式是否產生、解決問題的標準事例是否形成、共同體的成員能否模仿這些事例開展以后的研究工作。但對于政治學這門由全體社會成員參與的具有高度實踐性的學科來說，僅僅強調這幾條還不夠，因為它不是少數知識分子關起門來做出來的學問或寫出來的論文，而是實實在在地建立起來的新的政治體系。要想建立起一個科學的政治學體系，首先要認識價值體系在政治過程中的作用，其次要在社會價值體系上來一個飛躍，由資本主義的價值體系轉換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當社會全體成員在這個問題上達到“意見一致”的時候，才有可能形成一個科學合理的政治體系，引導社會政治過程趨向和諧。由于現在的各種政治學都忽略了價值體系的存在，就像一場大戲，其主角還沒有上場，所以就只能是序幕，好戲還沒有開始呢。

在這個序幕階段的政治學，雖然沒有認識到價值體系的存在，但它卻在實際生活中發揮著作用。在當今西方社會，資本主義的那一套價值體系占據壓倒優勢，社會全體成員在這個問題上也達到了很高程度的“意見一致”，人們認為這種價值體系是“普世價值”，并希望別人也接受，甚至無所不用其極地動用暴力強制手段迫使別人接受。在這里也存在許多關心人類整體利益的人士，也有很多理智的思考，但這些人士的思考都被壓制，邊緣化。在這種社會環境中，人們都在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控制下，可以說是達到了很高程度的“意見一致”，但這種意見一致，并不能保證社會的和諧運行，只能導致弊端叢生，然后進一步導致一種大家都看不到前途、籠罩在悲觀情緒之下的“意見一致”。

我們還可以換個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以往的政治學對民眾大抵采用兩種態度，一種是把民眾看做“群氓”，在此基礎上建立一種專制政治理論，如馬基雅維利的學說；另一種把民意視為政治行為的天然合理的依據，在此基礎上建立起民主政治理論。這種理論也不把民眾看得多么高貴，而是讓人們的缺點在互相制衡中得到限制。但不管是專制理論還是民主理論，不管是把人民踏在腳下還是捧在天上，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沒有認識到社會價值體系的發展變化過程，都把民眾的價值體系的發展水平視為永恒的固定不變的東西，這是他們的政治學理論的不言而喻的前提。而對這個被他們視為固定不變的東西，他們也不能全面地認識，只是抓住其中的一個方面作為立論的依據，因而都具有一定的道理，同時又都帶有片面性。由于理論家們自身同樣處在社會價值體系發展運動的潮流之中，他們自身都必然地帶有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個時代的局限性，而他們又沒有認識到這個局限性，把自身所達到的價值水平作為終極的水平，所以他們都低估了人性，在用自己的價值體系改造社會的過程中，必然要束縛了人性的進一步發展，因而它們都是低水平的殘缺不全的政治學理論，不能實現人性的“自然”。

等而下之的還有另外一些政客，更深地受到私有制價值體系的控制，以財富的私人占有為核心價值，掌權執政的目標就是為了更多地占有私人財富，在野的時候便高喊民主，為了拉票而做出親民的姿態，把人民捧在天上，一旦執政則原形畢露，不擇手段地為自己撈錢；人們指責這種政客忘了當年的承諾，他們還想用一些操守之類的詞來要求這些政客，其書生氣實在是太十足了。這些政客的深層次價值體系其實是很一貫的，堅守得非常好，他們根本沒想到要改變這種價值體系，同時也沒有能力改變自己的價值體系。但也正因為如此，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千萬不可從政，一旦從政就必然要成為一個貪官，不得善終，這就像物體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必然要落到地面一樣。在這樣的環境中，貪官污吏就如同韭菜一樣，割了一茬又一茬，總還是要冒出來。不管是采用什么體制，都奈何它不得。幾千年來，人類政治就在徒勞地與這種必然性作抗爭，那些理想家們期待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期待著“為萬世開太平”，但由于不理解社會政治過程中的價值體系的決定性作用，也無法改變其必然的發展趨勢，所以無一例外地都歸于失敗和失望。

與以上序幕階段的政治學理論不同，我們所要建設的科學政治學是服務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政治學，是共產黨的政治學，是給人類帶來可持續發展的希望的政治學。這種政治學關注價值體系問題，為建立新的政治體系建立新的人性基礎，由在私有制價值體系上的“意見一致”轉換為和上升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上的“意見一致”。要達到這個新高度，就必須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建立起具有說服力的新的核心價值，可以引導社會趨向和諧的核心價值；二是正確處理價值沖突，把這種新的價值體系普及到全人類，使之穩定運行，形成自我強化的“超循環”。實際上，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說：“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3]這是什么意思呢？以前人們并不理解這句話的深刻含義，隨著共產主義運動的深入發展，現在我們可以理解了。這是因為，新的政治制度要建立在新的人性基礎上，新的價值體系的基礎上。如果繼續維持原有的基礎，建立起來的只能是原來的政治制度，蘇聯東歐的劇變告訴我們，即使把它掛上社會主義的招牌，它也難于維持下去，遲早要換上原有的招牌。所以，共產黨要建立起來的政治體系必須是一個新的體系，一個服務于人性進化過程的以人為本的政治體系。以往所強調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發展生產力，都只不過是達到這一目標的前置程序、階段性目標，隨著革命實踐的深入，這個新的目標也就要提上議程了。

實際上，葛蘭西很早就已經思考過這個問題了。這位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于1937年病逝于法西斯的獄中，他在獄中以超人的意志和常人無法企及的毅力，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許多獨辟蹊徑的思考，其中最主要的是，他總結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失敗的教訓，提出了一個叫做“文化領導權”的理論。他認為，資產階級雖然沒有也不可能放棄以暴力為主的“直接統治”，但是卻更加側重于通過教育、宗教、政黨、報紙、媒介、家庭和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實現對民眾文化與心理的滲透，對“文化領導權”的重視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在統治方式上實行的重大調整。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的強硬領導就建立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意識形態中，通過這個巨大的文化-精神網絡，實現對包括無產階級在內的廣大群眾的文化和心理滲透，使被統治者接受、認同現行統治，從而達到維護資產階級政權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就難于奪取政權。這個理論說明了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為什么沒能出現社會主義革命的理由，后來出現的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的大崩潰則進一步證明了這個理論，無產階級如果不能建立文化上的領導權，他們所建立的社會主義政權也必然要失去。

現在看來，葛蘭西所謂的文化領導權，也就是價值體系對社會生活的控制權，是讓私有制價值體系形成的超循環控制社會生活呢，還是讓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形成的超循環控制社會生活，這是兩個階級奪取政權的重要陣地。彼此對立的兩種價值體系，實際上是前后相繼的處于不同發展水平的價值體系，資本主義要想維護其統治地位，就必須不斷地強化私有制價值體系的統治地位。由于私有制價值體系先入為主地盤踞在社會生活之上，人們并不需要有意識地強化它，因為他們不知道還有更好的價值體系，所以要想維護其統治地位就很容易。人們自發地本能地經常地每日每時地進行著這項工作，社會主義價值體系要想取代它，就非常困難。這是一個對社會組織體系進行一個脫胎換骨的改造，因而認識到新價值體系的人們首先就必須組織起來，要掌握執政權力，然后才有可能運用執政權來改造舊的價值體系。在葛蘭西看來，奪取和保持領導權主要是教育的事情。他認為，一個成功的統治階級，就是那個在實際上取得政治權力之前就已經在精神和道德上取得了領導地位的階級。葛蘭西對意識形態問題的深入分析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與那些庸俗馬克思主義者迥然不同，后者把社會的經濟和物質生產過程看做決定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的決定因素，他們看不到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任務，在實際上堅持著私有制價值體系而不自知。他們在實際上是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的，甚至是在執政的條件下也沒有能力建立無產階級的文化領導權，導致了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的大崩潰。

但是葛蘭西的理論也有一個漏洞，那就是從他去世到現在已經70年了，時間已經證明，在當今西方國家，無產階級沒有機會獲得精神上和道德上的領導權。西方國家被牢牢地鎖定在資本主義的發展軌道上，至今沒有出現社會主義革命的跡象，背離社會正道，進入歷史歧途，用老子的話來說，就是“不知常而妄作，兇”。這也就是說，由于資本主義世界的文化領導權與實際的政治領導權的互相強化，他們找不到改弦易轍的機會，所以處在這種文化中的人們就看不到自己的希望，我們也看不到他們那里出現無產階級革命的希望。因而物極必反并不是一個必然規律，如果沒有洞悉歷史規律的偉大人物的領導，就算是遇到危機，社會也不能躍遷到新軌道，只能在原有的軌道上滑行。一個沒有偉大人物的民族是可憐的，相比較而言，在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反而存在著發動無產階級革命的機遇。過去說這些國家是資本主義鏈條上的薄弱環節，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的那一套價值體系還沒有穩定運行起來，沒有控制社會生活過程，是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走向資本主義，還沒有明確的選擇，少數持先進社會理想、意志堅決的人于是便有可能乘虛而入，把歷史引導到社會主義方向上來。現在回頭來看，這是歷史進步的轉瞬即逝的機遇，讓列寧和毛澤東抓住了，所以我們應當感到慶幸。可惜的是，列寧之后的蘇聯領導人是敗家子，把社會主義政權又搞丟了。相比較而言，而今唯有我們中國人走在社會發展正道上，處在一個相對有利的位置，碩果僅存，中國共產黨仍然掌握著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工具。所以，我們更應當感到慶幸，這應當是整個人類向更高級文明躍遷的僅有的機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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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考消息》 2008年3月22日第三版文章：《西方民主浪潮在全球消退》。【美國《外交》雙月刊3～4月號文章】題：民主的倒退，副題：掠奪型政府的重新崛起（作者：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拉里·戴蒙德）。

[2]《參考消息》2008年5月5日第三版文章：《全球面臨第三次重大力量轉變——美國著名學者扎卡里論世界新秩序》。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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