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工資理論

王生升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局限于現象層面，將工資的決定過程歸結為勞動市場交易雙方的博弈式討價還價行為，由此，隱藏在交換行為背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特殊規定性被完全排斥掉了，資本主義經濟中工資運動所特有的歷史性的本質規律也因此被完全掩蓋，工資的波動似乎變成了適用于商品經濟所有發展階段的一般規律。與這種缺乏歷史觀的靜態均衡分析方法不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辯證法原則的尊奉，使得其中的工資理論在以下幾個方面凸現出其獨特的視角和深邃的洞察。
    第一，工資在表象上體現為勞動買賣過程中的交易價格，即勞動價格；與此同時，這種市場交換行為更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可變資本與勞動力使用權之間的等價交換，使得工資不再成為勞動的報酬，而轉變成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歪曲的表現形式。因此，工資的本質，只有在資本主義特定生產方式及相應生產關系的框架中，才能得到理解。第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是單純的利益辯護學說，工資的絕對運動——無論是以名義工資還是實際工資衡量，不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工資與利潤間的相對運動不僅構成了直接生產過程中的基本矛盾運動，而且也為社會總生產過程中一般規律內在矛盾的展開奠定了基礎。因此，只有在工資與利潤的矛盾關系中，才能理解工資運動的本質規律。第三，工資變動與就業量變動間的關系并非簡單的價格調整模式，失業的出現并非源自工資的過渡增長；相反，技術進步引發的資本技術構成的提高，造成了勞動市場上內生性的勞動供給過剩，并因此有助于壓低工資的增長。第四，工資水平的變動，不僅僅是關涉到勞動市場均衡如何實現的微觀問題，它更與資本主義宏觀經濟波動存在著緊密的內在關聯；以何種尺度從新價值中分割出一部分作為勞動力價值，會對資本主義經濟中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產生重要影響，并進而為資本主義宏觀經濟的周期性波動路徑提供基本規定性。因此，工資運動不僅是一個微觀的、局部的經濟現象，更是一個宏觀的、整體性經濟現象。第五，關于工資水平的長期運動趨勢，無論是從勞動者供給偏好的變化出發，還是從資本對勞動需求偏好的變化——源于生產函數因技術進步而發生的改變——出發，都無法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只有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動態歷史過程中，在生產力進步和生產組織方式變革的背景下，才能真正洞悉工資運動的長期歷史趨勢。
    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工資的本質
    資本主義經濟首先表現為龐大的商品生產與交換。但與簡單商品經濟相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僅實現了規模的擴展，而且還根本改變了簡單商品經濟的運動規律。在從簡單商品經濟階段脫胎的過程中，勞動市場的普遍出現——自由的雇傭勞動力成為商品，無疑是最為基本的條件。就此而言，工資不是一般性商品交換過程中的經濟現象，而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特有的經濟現象。因此，工資的決定過程必定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價格決定的特殊規定性。
    從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簡稱《國富論》）中的分析開始，古典經濟學關于工資的解釋，一直關注于隱藏在現實工資表象背后的自然趨勢，即“勞動的自然價格”。按照古典經濟學的邏輯，勞動的自然價格并非僅僅是一個關于勞動市場價格上下波動的事后的、統計性的結果；相反，勞動力的再生產過程為工資變動的自然趨勢提供了某種解說，這種自然趨勢進而成為統攝現實工資波動的基本中心。在這里，我們發現了古典經濟學的重要貢獻，即透過勞動市場交換過程的表象，而進入到勞動力的再生產過程探詢工資的本質及運動。顯然，本質—現象這種二分法的分析邏輯，是古典經濟學最重要的方法論特征，這種邏輯使得經濟學的分析從交換過程進入到生產過程，隨之而來的是構成古典經濟學基礎的勞動價值論的確立。
    然而，當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逐漸展開其影響時，無論是杰文斯、門格爾，還是瓦爾拉，都清楚地知曉所謂新學說對古典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顛覆性影響。在此以后，邊際分析原理被馬歇爾成功地運用到了供給與需求行為的分析中，成為解剖兩類基本經濟行為的標準工具。這種轉變，使得古典經濟學關于“自然趨勢”的本質性分析——立足于勞動價值論——變得完全多余，價格的運動僅僅通過市場交換行為的分析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說明；而且，價格波動的中心——均衡價格，也完全取決于供求雙方交換行為的特定模式，即所謂的供給曲線（函數）和需求曲線（函數）的形狀和位置。工資也不例外，勞動者的勞動供給曲線和企業的勞動需求曲線，確定了相應的均衡工資水平，并規定了現實工資運動的趨向。換言之，僅僅考察勞動市場上的交換行為，僅僅考察交換雙方的行為模式，就可以充分說明現實工資運動的過程及其趨向，工資的決定僅僅是勞動市場交換過程中的經濟現象。和古典經濟學相比，邊際革命以后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基本上放棄了關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分析，勞動價值論成為過時的理論包袱；由此產生的一個重要后果是，這些主流學說喪失了古典經濟學的歷史觀，商品交換活動成為一般的、抽象的普遍經濟活動，供求行為模式也成為關于人類行為的一般性規律。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分析傳統，強調生產的首位性，從而使得其理論分析具有明顯的歷史主義色彩。如果僅僅關注于市場交換過程，那么我們根本無法甄別前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行為和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行為的差別。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以前，商品交換活動已經長久地存在于人類的交往活動中，但在如此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憑借商品交換來實現的價值增值，卻一直局限于相當狹小的范圍里。當歷史的腳步走到18世紀時，科學與技術的革命性突破為近代工業的出現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提供了條件。經由血腥暴力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以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逐漸在西歐建立其統治地位；也恰恰是在此以后，價值增值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普遍而持久的特征。這種關聯促使我們進入到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中，通過考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特殊性來尋找價值增值的源泉。①和簡單商品經濟不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生產中采取了資本雇傭活勞動的特殊組織方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下，資本購買了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即活勞動的使用權，而這種勞動能力在生產過程中的使用，正是一個社會新價值得以創造的過程。顯然，如果在購買活勞動使用權所費成本與活勞動創造的新價值之間存在一個差額，那么價值增值過程也就得以實現了。與簡單商品經濟相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依賴特有的生產方式來實現的價值增值過程，不僅僅意味著這種價值增值現在以會計簿賬的方式顯現出來②；更重要的是，剝奪勞動力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使得這種價值增值以剩余價值——利潤是其更現實的表現形式——的形式在資本所有者那里積累與集中起來，這就為擴大再生產的不斷展開以及隨之而來的剩余價值生產的擴大提供了物質基礎；在這一基礎上，科學技術進步最終演變成產業革命，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在技術進步的推動下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過程的基本微觀模式，價值增值和資本再積累也相應步入了高速增長的快車道。③
    如果認同上述理論闡釋的說服力，那么關于工資本質的合理結論，當然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結論：資本主義的工資在表象上是勞動的價格，但實質上卻不過是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式。將工資的本質歸結為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式，構成了從勞動價值論過渡為剩余價值論的重要中介條件；正是依據這一基本條件，資本主義經濟過程的最重要特征——增值與積累，才能得到合理的解說，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因此獲得了區別于早期簡單商品經濟的歷史特征。
    將工資本質歸結為勞動力價值或價格，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實現了兩個重要的理論突破：第一，在分析的深度上，超越了勞動市場交易對象——勞動——的表象，明確揭示了勞動能力才是勞資雙方市場交易的真實對象；第二，在分析的廣度上，超越了勞動市場上的交易行為，從更為廣闊的社會再生產的角度揭示勞動力價值的決定過程。

    第一，勞動市場上勞資雙方的交易行為，在現象上表現為資本家以貨幣與雇傭勞動者的勞動相互交換；對于雇傭勞動者，他們出售的是勞動；對于資本家而言，他們購買的也只是勞動。對于堅持勞動價值論的經濟學說而言，如果停留在這一表象上，將勞動視為交易對象的話，那么價值增值過程就無從談起。根據勞動價值論，價值的形成唯一地來源于勞動，同時，堅持勞動價值論的經濟學家又無一例外地堅持等價交換的基本原則；這樣，勞動市場的交換意味著一定量的貨幣購買到了等值勞動，這個勞動在生產中又會創造出等值商品。根據這一邏輯推理過程，一個自然的結論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不會形成價值增值，這顯然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現實格格不入。理論結論與現實的沖突，使得經濟學家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對經濟理論本身作出調整：一些經濟學家執著于勞動市場上貨幣與勞動平等交換的表象，這意味著，他們只能放棄勞動價值論，而重新選擇生產要素價值論來為價值增值確定可能的源泉；確切地說，貨幣與勞動之間維持等價交換關系，價值增值過程和勞動無關，而是源于以生產工具為實物載體的資本本身在生產過程中的運轉和使用。和上述經濟學家的選擇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超越了勞動市場交易對象的表象——勞動，揭示出勞資雙方交易的真實對象為勞動能力。在經濟關系上，這種勞動能力的買賣表現為勞動使用權交易：雇傭勞動者讓渡勞動使用權以便獲得貨幣收入，而資本家支付貨幣以便獲得這種勞動使用權。顯然，勞動使用權的買賣與勞動創造價值的過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過程，盡管這兩個過程在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前后相連。在勞動使用權交易過程中，勞資雙方遵循等價交換原則，等值貨幣與等值的勞動力相交換；而在隨后的生產過程中，這個勞動力的使用能夠生產出大于其自身價值的商品，從而實現價值增值。這樣，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邏輯推理過程中，選擇勞動價值論作為前提假設，完全可以得出價值增值的理論結論，理論與現實的沖突因此被消解掉。
    第二，從現象上講，作為一種交易活動，工資的決定過程僅僅關乎勞資雙方的討價還價能力，以及特定的市場結構對這種能力發揮的制約。當經濟學分析囿于這一現象層面時，那么決定勞動市場交換行為的根本因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被自然而然地放逐了，而這恰恰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重要特征。我們看到，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中，勞動的供求雙方沒有任何歷史性、制度性特征，他們僅僅是超越了特定生產方式的抽象的理性經濟人。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新進展”——人力資本理論——的合理推論，理性經濟人在勞動市場上進行替代抉擇，通過比較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回報率，來決定勞動需求者或勞動供給者的身份選擇。顯然，在他們的分析框架中，勞動市場的供求雙方和一般商品市場的供求雙方完全相同，不僅地位完全平等，而且還在不斷互換身份。從抽象的理性經濟人的角度解構勞動市場，則勞動市場的交換行為最終被簡化還原為兩個基本的函數：勞動供給者的偏好函數——在閑暇與勞動收入之間進行替代抉擇的函數，和勞動需求者的生產函數——代表給定的生產技術組合。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視野中，完成了上述簡化還原工作以后，關于勞動市場交換行為的經濟學分析就回溯到了最初的起點，勞動供給者的偏好函數和勞動需求者的生產函數，作為既定的外生變量而成為經濟學分析的前提條件。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市場交換行為表象的超越。按照馬克思的分析邏輯，關于勞動市場交換行為的本質理解，只能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分析基礎上，交換行為的特殊性在根本上取決于與之相對應的生產活動的特殊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規定性是資本雇傭勞動，這意味著：第一，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不是在人際間均勻分配的，而是集中在資產階級手中；第二，雇傭勞動者是沒有生產資料的自由人，僅僅擁有勞動力的所有權；第三，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擁有和行使，使得資產階級獲得了社會生產活動的主導控制權，而雇傭工人則處于被動從屬地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殊規定性，使得資本主義經濟的生產過程不同于簡單商品經濟的生產過程。從現象上看，資本主義生產和簡單商品生產都是勞動和生產資料結合創造出新商品的過程；但在價值分析的本質層面上，前者則具有重要的特殊性，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過程不僅是價值形成過程，同時更是價值不斷實現增值的過程。其一，資本的主導控制權要求活勞動在生產過程中創造的新價值必須大于勞動力本身的價值，剩余價值必須要生產出來；其二，活勞動的被動從屬地位意味著必須不斷地再生產出合適的活勞動力，勞動力價值必須因此作出相應調整和實現，以便滿足在技術進步的動態過程中資本不斷獲取剩余價值的要求。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生產過程中內在矛盾的不斷展開，使得勞動市場上勞動力價值和工資的決定過程具有重要的特征：首先，勞動力價值不同于一般商品價值，它體現的是資本和雇傭勞動在生產過程中的相對地位，以及由此決定的新價值分割關系，因此，只有在工資（勞動力價值的現實形式）和利潤（剩余價值的現實形式）的矛盾運動中才能洞悉工資運動的本質規律。其次，生產技術的不斷進步為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提供了可能，并進而在勞動市場上造就出內生性的勞動供給過剩，勞動供給過剩的不可逆過程，對工資運動的方向和路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再次，工資與利潤的對立運動，隨著資本積累過程在規模和形式上的變化，最終外化為資本主義宏觀經濟運動中積累與消費間對抗性矛盾的不斷深化，這種體現為市場交換受阻的整體性矛盾，以及通過危機或蕭條的方式對這一矛盾的強制性解決，都對工資運動的方向和路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最后，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生產力的發展引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與活勞動的結合形式——的不斷變化，這種演進與變遷為工資的相對運動提供了樂觀的前景。
    二、工資相對于利潤的矛盾運動
    在《國富論》中，斯密肯定了勞動價值論在“初期蒙昧社會”的適用性，但他同時認為，當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權產生以后，當“進步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到來以后，勞動產品就不僅僅歸屬于勞動者本人，而必須與資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共同分享。當勞動產品在工人、資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三個階層之間分配后，斯密進一步認為，價值的決定過程因此同時發生改變，現在，“工資、利潤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④。斯密的這種論證轉換，意味著價值決定過程與價值分配過程的同一性，這被馬克思稱之為“斯密教條”而予以批判。但在西方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斯密教條”則成為重要的遺產被后來的學者繼承下來。薩伊是斯密學說的重要布道者，在他那里，“斯密教條”演變成了“三位一體公式”。邊際革命以后，“三位一體公式”在J.B.克拉克的努力下被精致化為邊際生產力理論，并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要素分配論的核心內容。簡而言之，要素分配論認為，“第一，市場經濟中的收入分配決定于各生產要素在聯合生產中基于生產的技術條件而對產出的實際貢獻，因而，收入分配是一個與制度結構或制度安排無關的價格決定過程。第二，各要素在分配過程中取得的收入總和恒等于各要素在生產中對總產出的實際貢獻的總和”⑤。按照這種分析框架，工資的運動首先是由特定的生產技術條件決定的，這種生產技術條件規定了勞動的邊際產品，并因此決定了廠商愿意支付的工資序列。接下來，通過引入勞動者的心理規律，分析勞動者在閑暇和收入間的抉擇，勞動者愿意接受的工資序列也得以確定。這樣，新古典經濟學關于勞動市場上工資與就業量決定的標準模型就建立起來了。在工資的決定過程中，工資的變動僅僅取決于生產技術條件和心理規律，這兩者對于經濟分析而言又恰恰是外生給定的參數。總結來說，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工資范疇——實際工資——具有絕對的、確定的意義，工資的決定過程與利潤的決定過程相互獨立，工資的變動軌跡與利潤的運動軌跡也不存在任何內在關聯性。
    與這種絕對主義研究進路不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遵循辯證法這一方法論原則：這意味著，任何一個范疇都沒有絕對的、確定的意義，其意義必須依賴于其所歸屬的矛盾共生體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價值是經濟主體之間關系的體現。但和一般商品相比，勞動力商品的價值體現了一種特別的、甚至更為重要的經濟關系。一般商品的價值，在形式上表現為不同商品間的交換比例，在本質上是不同商品生產者之間比較勞動、交換勞動關系的反映。但勞動力商品的價值，體現的卻不是該商品生產者之間比較勞動、交換勞動的關系，因為勞動力的再生產是人體力腦力的恢復，它從來不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再生產出來的，將勞動力再生產歸結為必需消費品的再生產，將勞動力價值歸結為工資品價值，不僅是武斷的，而且也是令人誤入歧途的簡化方案。按照馬克思的方法論要求，勞動力價值確實同樣是某種經濟關系的體現，但卻不是工資品生產者之間勞動比較和交換關系的體現，而是資本和雇傭勞動在生產過程中相對地位以及由此決定的新價值分割關系的體現；進而言之，只有在勞動力價值與剩余價值的相對運動和相對關系中，只有在利潤與工資的相對運動和相對關系中，勞動力價值與工資的運動規律才能得到理解。
    無疑，這種矛盾分析方法的應用，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是相互銜接的。依據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生產過程中所創造的新價值分割為勞動力價值和剩余價值，在現實的經濟運動中分別采取了工資和利潤的形式。當雇傭工人所創造的新價值因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分割為工資和利潤兩部分時，它們之間就成為兩個相互對立、相互依存的范疇。因此，在馬克思經濟學體系中，工資本身不具有絕對的、確定的意義；它只有在和利潤所構成的矛盾統一體中，換言之，只有在對照利潤運動的同時考察工資運動，工資才是一個具有理論分析價值的范疇。

    工資與利潤之間的對立運動，不過是資本和雇傭勞動間對立關系在分配領域的直接表現。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處于主導的、統治的地位，雇傭勞動處于從屬的、被統治的地位，這導致在工資與利潤的對立運動中，工資運動本身要服從于利潤運動；事實上，工資增長率所呈現出的變動軌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利潤率變動軌跡的間接結果，工資增長的必要前提是不能損害一般利潤率水平的穩定與增長。如果經濟環境出現了變化，導致利潤率的增長發生困難，那么削減工資通常是直接的后果。關于工資與利潤在微觀領域的對立關系，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布倫納的結論非常具有代表性。布倫納指出，從20世紀7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整個西方發達經濟體都經歷了一場持續性的增長停滯階段，“當利潤率顯著下降時，制造商的第一反應異乎尋常地一致，即通過削減直接和間接勞動成本來彌補利潤。對于這一舉動，各國政府也采取了各種措施予以支持。這樣，發達資本主義世界中的雇主們就成功地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旨在打擊工會組織并降低工人生活標準的戰役。結果是，實際工資和社會支出的增長都以驚人的速度在萎縮，在70年代，直接和間接勞動成本增長對利潤的壓力就已經被大大消解了”⑥。以美國為例，在1973年以后的大約20年間，實際工資的增長幾乎陷入停滯狀態，還不到0.5%。和美國相比，日本和歐盟的工人必定更有切膚之痛。和20世紀60年代高達5%以上的增長率相比，這些國家的實際工資增長在70年代后經歷了持續而劇烈的下降，其降幅甚至超過了400%，在90年代更是降至1%以下。⑦
    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體系中，工資與利潤的對立運動，是理解資本主義經濟整體過程的基本分析單元，而資本與資本的運動以及勞動與勞動的運動，在邏輯上則是派生的結果。有關工資與利潤間對立運動的分析，是對資本主義直接生產過程的解構，由此自然生成了一種剝削理論：資本無償地占用了活勞動創造的一部分新價值，對剩余價值的占有意味著資本對活勞動實現了剝削。意識形態色彩濃重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許會因此而心滿意足，現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剝削性已經表露無遺，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因此是完全正當合理的，因為他們不過是拿回屬于自己的東西。如果我們硬要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打上人道主義的標簽，那么這種革命訴求似乎無可厚非；但問題在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真的僅僅是一種基于人道主義的理論學說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馬克思在辭世時應該不會有太多的遺憾，《資本論》第一卷已經系統清楚地闡明了直接生產過程中資本與勞動、利潤與工資的對立運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剝削性質已經得到清楚的展現。但事實上，恰恰是在《資本論》第一卷以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才真正開始生長起來，《資本論》第一卷中關于資本主義直接生產過程的解析，實際上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開端和基礎，而根本不是它的全部。關于資本與勞動、利潤與工資間對立運動的分析，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在此之上，馬克思為我們提供了解析資本主義經濟過程中整體性基本矛盾的重要線索和研究進路。正是基于對這些整體性基本矛盾的揭示，我們才能夠洞悉近現代經濟發展過程的真相：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中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適應于不斷發展的社會生產力，不斷做出各種各樣的調整和變革，并因此造就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多樣化變遷與發展。
    三、內生性失業對工資運動的壓力
    在主流西方經濟學的分析中，勞動市場局部均衡的實現，是整個市場經濟體系賴以建立的重要基礎：在自由競爭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條件下，勞動市場上供求力量的互相作用，會自然形成一種均衡，即在均衡工資水平上，整個社會實現充分就業狀態；與這種充分就業水平的勞動投入量相對應，整個社會在既定的生產技術組合下形成了充分就業的產出量，而且這個產出量正好不多不少地在各生產要素所有者那里實現完全的分配。根據這種供求理論，當勞動市場出現失業問題時，必定意味著此時的實際工資水平高于均衡水平，高失業總是對應著高工資。在凱恩斯以前，失業問題被看作是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短期現象，市場競爭機制會自發地解決失業問題。這種論證邏輯，實際上隱含著瓦爾拉斯所乞靈的“拍賣人”，通過“拍賣人”的不斷喊價，工資水平以波動的方式不斷逼近均衡，其對均衡位置的偏離也僅僅是短期現象。自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發表以后，希克斯、漢森、薩繆爾森等西方經濟學家對《通論》的解釋成為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成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正統。在這些學者的分析中，大規模失業現象可能成為困擾資本主義經濟生活中的長期性問題，而這一長期問題的產生原因，則被歸結為三個主要方面：第一，勞動市場中競爭機制缺失所導致的貨幣工資剛性；第二，流動偏好陷阱導致的利率對貨幣供給量變動的不敏感；第三，其他因素導致的投資缺乏利率彈性。⑧重要的一點是，無論是基于哪種原因，長期性失業都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本身無關。而在新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分析中，效率工資理論的出現，使得高于均衡水平的工資及其本身所具有的黏性特征，成為一種基于生產效率提高所采用的制度安排，是廠商應對信息不完全條件的最優反應。這樣，失業現象——對應的是過高的工資水平，就不再是一個嚴重的經濟問題；相反，它倒是現代市場經濟得以實現經濟效率的必要條件。⑨不難看出，在主流西方經濟學的分析中，工資在邏輯上先于就業量，而這又當然符合于眾所周知的價格調整機制的一般邏輯。
    與這種邏輯不同，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關于工資與就業量的變動，都是放在了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期動態過程中予以分析的，因此，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短期分析結論不同，工資與就業量之間呈現出更為復雜的互動關系。
    正如我們在上一節所表明的，馬克思關于直接生產過程的分析——資本與勞動、利潤與工資的對立運動——是整個政治經濟學大廈的微觀基礎，由此，馬克思力圖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整體性矛盾的展開與演化。在從微觀基礎構建宏觀理論大廈的過程中，通過引入技術進步這一關鍵因素，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因此具有鮮明的長期動態特征。技術進步代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在資本積累過程中，技術進步過程又具有了特別重要的社會形式，即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一般趨勢。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一般趨勢，意味著技術進步呈現出明顯的替代活勞動的特征，這一重要特征對就業量施加了持久而顯著的向下壓力，大規模失業現象成為資本主義經濟過程的固有常態。這種內生性的勞動力供給過剩，是利潤與工資對立運動過程中資本理性反應的最優結果；在社會再生產的動態過程中，這種制度性失業又反過來強化了資本在社會再生產中的主導統治地位，并因此有助于抑制工資水平的增長腳步。
    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資本積累過程的不斷展開。在資本積累過程中，更為先進的新式生產手段被不斷創造出來，新機器、新原料、新技術，以及新式生產方法成為資本積累的伴生物。就此而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比以往任何一種生產方式都更能促進科學技術前進的步伐。然而，資本積累之所以不斷采取了技術進步的外化方式，并不是因為它要提高勞動生產率；獲取超額利潤的根本目的，決定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技術進步必定以勞動力被排擠和替代為代價，這一過程具有明顯的替代活勞動的長期傾向。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以這種特殊社會形式出現的技術進步，被稱之為資本有機構成——反映資本技術構成變動的資本價值構成——提高的一般趨勢。
    在資本積累的現實過程中，技術進步同時也會導致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省和不變資本價值的貶值，前者延緩了資本技術構成提高的速度，而后者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資本價值構成提高的趨勢。以英國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夫人的觀點為代表，一些學者從上述兩個方面對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一般趨勢提出了質疑。在他們看來，技術革新不一定都具有替代活勞動的特征，技術進步可以是勞動節約型，也可以是資本節約型，或者二者兼而有之。⑩確實，就短期分析而言，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之間的相對稀缺性和相對價格的變動所導致的相機抉擇，意味著技術進步的方向不一定是絕對的單向度；但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得更為長遠，就不難發現，勞動節約型的技術進步不僅意味著生產力的進步，而且也是資本生長擴張的最優現實選擇。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積累之所以不斷吸納技術進步，其根本動機在于獲得超額利潤。正如馬克思正確指出的，“關于機器也可以說，它節約勞動；不過……節約必要勞動和創造剩余勞動才是特征。較高的勞動生產率表現在：資本只需購買較少的必要勞動，就能創造出同一價值和更多量的使用價值”(11)。為了分享這種超額回報，此類節約勞動型的技術革新必定會被其他企業效仿，從而導致該技術革新向外擴展。不僅如此，一旦技術進步采取了節約勞動的方式，一旦新式機器設備在生產中大規模使用，則在折舊年限內，這些固定成本無法退出生產過程，即便出現了有利于使用勞動力的條件，企業也難以改變已有的生產模式轉而大規模使用勞動力。因此，節約勞動型的技術革新具有時間上的不可逆性。
    另外，與生產工具和勞動對象不同，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力是有生命、有意識的人。在工業社會，資本為了強化對生產過程的控制，總是力圖使雇傭勞動變成一種常規的、機械的活動，總是力圖把雇傭勞動降低為無生命、無個性的資本附屬物；一旦某種技術提供了使用無意識的機器以代替有意識的勞動者的可能，資本就會毫不猶豫地實現這種可能。甚至可以說，機械化的趨勢是資本主義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的主要方法，它產生于對勞動過程和人類生產活動的資本主義控制。(12)馬克思也曾明確指出：“機器成了鎮壓工人反抗資本專制的周期性暴動和罷工等等的最強有力的武器。……可以寫出整整一部歷史，說明1830年以來的許多發明，都只是作為資本對付工人暴動的武器而出現的。”(13)
    技術進步引起資本技術構成顯著提高，這一趨勢在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期歷史進程中清楚地展現出來。圖1中曲線的走勢，描繪了自19世紀后半期以來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中資本技術構成的提高趨勢。不難看出，以1870年資本技術構成指標為基準，美國、英國和法國在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發展以后，資本技術構成水平較之基準年分別增長了400%強、200%強和500%強；具有后發優勢的德國，相比而言其增長幅度更加顯著，其1984年的資本技術構成水平較之1870年增長了1100%；至于當今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日本，其1984年的資本技術構成水平較之1913年的基準，則更是迅猛增加了2300%。
   

    圖1　發達資本主義經濟資本技術構成的長期趨勢
    資料來源：高峰，《資本積累理論與現代資本主義》，第127頁表18，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1。
    在資本技術構成提高趨勢的帶動下，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資本價值構成也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長期趨勢意味著，可變資本的增長不僅滯后于不變資本的增長，而且也滯后于總資本的增長。“這一事實，在另一方面卻相反地表現為，好像工人人口的絕對增長總是比可變資本即工人人口的就業手段增長得快。事實是，資本主義積累不斷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規模成比例地生產出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過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14)。可變資本增長的相對緩慢，使得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失業人口不斷擴大，失業率也遠遠高于各國官方認可的自然失業率水平。以美國為例，19世紀末以來的統計資料清楚地顯示出，官方統計的失業人口數量和失業率均呈現出穩步增長的態勢。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下述失業數據來源于美國官方的失業統計，因此并未包括非自愿的半失業狀況和失業工人。考慮到后兩類失業狀況，美國實際的失業規模會更大。根據美國經濟學家謝爾曼的重新計算，實際失業規模大約比官方統計數字多50%～100%；另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杜博夫的計算結果表明，從1967年到1976年，官方失業率至少少算了1.3%～2.4%，比實際失業率低了三分之一還多。(15)
   
    圖2　美國按十年平均計算的失業量和失業率
    資料來源：高峰，《資本積累理論與現代資本主義》，第195頁表30，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1。
    內生性的勞動力供給過剩，意味著龐大失業人口的存在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常態。在勞動市場上進行契約交易的雙方，因此存在顯著的地位差別，勞動的需求方高高在上、宛如在慷慨布施，而勞動的供給方則戰戰兢兢、唯恐丟掉活命的飯碗。可以說，在工資運動過程中，資本主義內生性的非均衡勞動供求關系，是工資增長的最強大阻礙因素。正如馬克思準確概括的那樣，“大體說來，工資的一般變動僅僅由同工業周期各個時期的更替相適應的產業后備軍的膨脹和收縮來調節。因此，決定工資的一般變動的，不是工人人口絕對數量的變動，而是工人階級分為現役軍和后備軍的比例的變動，是過剩人口相對量的增減，是過剩人口時而被吸收、時而又被游離的程度”(16)。“產業后備軍在停滯和中等繁榮時期加壓力于現役勞動軍，在生產過剩和亢進時期又抑制現役勞動軍的要求。所以，相對過剩人口是勞動供求規律借以運動的背景。它把這個規律的作用范圍限制在絕對符合資本的剝削欲和統治欲的界限之內。……因此，這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的機構已安排好，不讓資本的絕對增長伴有勞動總需求的相應增加。……勞動供求規律在這個基礎上的運動成全了資本的專制”(17)。在資本主義經濟的周期性運動中，失業率變動對工資增長率的影響表現得非常明顯：在衰退蕭條期，內生性的失業加劇對工資增長施加了強大的阻力；而在上升繁榮期，失業問題有所緩和，工資增長率也因此獲得了更大的上升空間。在1950-1973年間，美國、德國、日本的經濟大體上處于上升、繁榮期，其私人部門的失業率分別為4.2%、2.3%和1.6%，其實際工資增長率相應地分別為2.7%、5.7%和6.3%；但在其后的20年間，即1973-1993年間，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加劇了失業狀況，其私人部門的失業率分別上升到6.7%、5.7%和2.1%，相應的實際工資增長率也下降到0.2%、1.9%和2.7%。(18)
    在資本與勞動的矛盾運動中，龐大的產業后備軍的存在，對雇傭勞動者的消極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與此相對應，盡管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實際工資水平呈不斷增長的態勢，但工資相對于利潤——勞動力價值在新價值中的相對份額——卻呈現出不斷下降的態勢，這種下降趨勢表現為剩余價值率的不斷提高。剩余價值率不斷提高的趨勢，也可以通過資本主義經濟一般利潤率的變動趨勢得到間接驗證。馬克思給出的一般利潤率公式p'm/(c+ν)，可以變形為p'm'/(1+c/ν)'，不難看出，在資本有機構成c/ν呈不斷提高的趨勢時，一般利潤率的穩定必定要求剩余價值率m'的相應提高。1929年大蕭條以后，美國經濟的相關統計數據，驗證了我們的上述結論：即資本有機構成趨于提高，一般利潤率保持大體穩定，而剩余價值率則呈現出不斷上升的態勢，工資相對于利潤在新價值中的份額不斷下降。
   

    圖3　1929年以來美國制造業剩余價值率與利潤率變動趨勢的相關性
    資料來源：高峰，《資本積累理論與現代資本主義》，330～331頁表64，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1。
    四、工資運動與宏觀經濟失衡
    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工資的決定過程完全是一個微觀問題，勞動供求雙方的試錯性交易行為，促使均衡工資水平和充分就業成為勞動市場波動的中心趨勢。通過引入薩伊定律——“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勞動市場的局部均衡狀態和宏觀經濟均衡狀態完全協調起來：均衡工資水平不僅保證了充分就業的實現，而且也同時保證了總產出與總需求的恒等。在上述分析邏輯中，“貨幣中性假說”和“理性人假說”構成了兩大支點。“貨幣中性假說”突出強調貨幣的即時交易功能，貨幣僅僅作為交易媒介被引入，因此不會影響真實經濟部門的均衡狀態。將貨幣經濟簡化為物物交換經濟，不僅忽略了貨幣的其他重要職能，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過程也因此被消解于無形，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資本主義經濟過程中的內在矛盾，現在完全被隱藏起來。在物物交換經濟模型中，總量均衡問題實質上蛻變成總產品內部結構是否合理的問題：即總產出所包含的全部商品，在某個均衡的相對價格體系中能否確使其使用用途相互契合，從而保證所有商品市場都實現市場出清。借助于“理性經濟人”假說，只要市場機制能夠自由地發揮作用，那么個人就會根據價格信號，進行理性選擇和決策，及時調整生產和產品結構，保證總產出內部的相互為用，實現總供給等于總需求的總量均衡。概而言之，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工資的變動過程與總供求的均衡是相互獨立的。(19)
    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不同，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工資變動過程與總供求均衡具有內在的關聯與互動。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工資的決定，不僅僅是一個關涉到勞動市場交易活動的微觀均衡問題，也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剝削問題，而更是一個關涉到資本主義宏觀經濟運動過程中矛盾展開和深化的問題。就此而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工資理論，也具有強烈的整體性、宏觀性色彩。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無論生產采取何種社會形式，其最終目的都一定是消費。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清楚地指出，消費……生產著生產……因為消費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因而創造出生產的觀念上的內在動機，后者是生產的前提。消費創造出生產的動力；它也創造出生產中作為決定目的的東西而發生作用的對象。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分工與交換的空前擴展使得社會生產的迂回程度加深了，但生產對消費的這種依賴關系并未發生任何改變。正如布哈林所清楚闡述的那樣，“我們就看到一連串的產業，它們互為市場，它們遵照整個生產過程的技術——經濟連續性所決定的某種明確的秩序組成一個鏈條。但是，這個鏈條是以消費品的生產告終的，而消費品只能……直接地供個人消費……”(20)和所有其他類型的社會相同，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存續與發展也不能脫離生產與消費間的統一關系。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與勞動、工資與利潤的矛盾對立運動，卻使得資本主義宏觀經濟過程中不斷呈現出打破這種統一關系的嘗試。
    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分析的基本線索，資本家僅僅是人格化的資本職能的行使者，其典型的行為模式是進行資本積累而不是生活消費，因此構成資本主義社會消費主體的就自然只能是雇傭工人，而工資收入總額的變動也因此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總消費能力的變動。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經濟行為存在根本性差異，這種差異被波蘭經濟學家卡萊茨基精辟地總結成，“資本家得到他們花費的，工人花費他們得到的”。
    如前所述，工資的決定過程實質上是資本與雇傭勞動間分割新價值，確定剩余價值率的過程。而技術進步的推動趨于提高資本有機構成水平，并因此不可避免地對一般利潤率水平施加了持久而嚴重的向下壓力。為了應對這種不利影響，資本總是與此同時不斷提高剝削程度，通過抬高剩余價值率來保持一般利潤率的穩定。顯然，提高剩余價值率，對資本而言是理性的個體反應，而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工資總額增長日益落后于利潤總額的增長，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與積累，也因此采取了對抗性矛盾的關系模式。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經典表述得那樣，“直接剝削的條件和實現這種剝削的條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僅在時間和空間上是分開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開的。前者只受社會生產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產部門的比例和社會消費力的限制。但是社會消費力既不是取決于絕對的生產力，也不是取決于絕對的消費力，而是取決于以對抗性的分配關系為基礎的消費力；這種分配關系，使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消費縮小到只能在相當狹小的界限以內變動的最低限度。……生產力越發展，它就越和消費關系的狹隘基礎發生沖突。”(21)美國經濟學家保羅·斯威齊按照這一線索，構建了消費不足論的基本框架：“既然控制資源和資金使用方向的資本家們的行動方式，會造成這個比值的穩步下降，又由于生產過程的性質迫使這個比值至少接近穩定，所以，消費的增長本來就落后于消費品產量增長的趨勢。”(22)“資本主義所固有的一種趨勢，即消費品生產能力的擴大快于消費品需求的增長……使消費品的潛在供求關系受到歪曲。這種形式可能以兩種方式之一出現。或是(1)生產能力實際上有所擴大，只是在數量日增的消費品開始進入市場時困難才表面化。因此，就有這么一個臨界點存在，超過了這一點，在正常的有利可圖的價格下，供給多于需求；當這一點過去以后，或是消費品的生產，或是新增能力的生產，或者更可能的是兩者在一道，也會遭到削減。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所說的趨勢就表現為一場危機。或者(2)有閑置的生產資源存在，它們沒有被用來變成追加的生產能力，因為人們認識到，追加的生產能力，同對它所能生產的商品的需求比起來，會成為多余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這個趨勢就不是表現為一場危機，而寧可說是表現為生產的停滯”(23)。總而言之，相對于利潤總額——剩余價值總額——的增長，總消費力——工資總額構成了總消費力的主體——的增長日益相對萎縮，這種相對萎縮抑制了消費品產業的擴張速度，并進而抑制了資本品生產的擴張速度，從而導致資本積累過程受到無法逾越的剛性限制。積累和消費間對抗性矛盾的深化，使得生產過剩、資本過剩、消費不足、增長停滯等現象成為資本主義宏觀經濟運動過程的常態，而經濟危機則成為克服這些消極常態的強制性解決途徑。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布倫納的相關研究指出，在經歷了二戰后20多年的繁榮以后，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的生產過剩狀況在累積中變得愈發嚴重，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性的生產能力與產量的雙重過剩狀況不斷惡化，并因此導致發達資本主義經濟步入長期性衰退和停滯階段。(24)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這種矛盾的解決，是無法經由經濟個體的某種努力而實現的。凱恩斯曾寄希望于改造經濟個體的消費模式，通過擯棄“節儉美德”來提高邊際消費傾向，以此擺脫消費不足的經濟危機。但事實上，僅僅從個人消費行為出發來解決這一矛盾，是根本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的。對于資本家而言，競爭的外在壓力和獲取更多利潤的內在動力，使得其消費力的增長因消費意愿不足而受到強烈限制，其消費模式非常符合凱恩斯式的邊際遞減規律；而對于工人，其消費力增長的限制則并非來源于消費意愿不足，而是來源于其收入——工資增長——的約束。總結來說，資本主義經濟中固有的消費不足趨勢——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中表現為“有效需求不足”，完全是單個資本理性行動的自然結果，是符合資本利益的合理選擇。因此，雇傭勞動者階層相對貧困問題的緩和與解決，積累與消費間對抗性矛盾的緩和與解決，不可能求助于資本本身的個體性努力，也不可能依賴于資產階級的“良心發現”；事實上，因果關系恰恰相反，上述矛盾的深化阻礙了資本本身的存續，客觀上迫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不得不做出各種調整，這些制度性調整，消解了工資相對于利潤無限度下降的趨勢，使得剩余價值率的提高趨勢保持在某種“合理”限度內。就此而言，工資的決定過程，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微觀均衡問題，而肯定是一個關涉到資本積累、生產迂回程度、消費能力等一系列因素的整體性問題，只有在綜合考察資本主義整體性矛盾運動的框架中，才能全面理解工資運動的方向和軌跡。

    五、工資運動的歷史性趨勢
    20世紀以來，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實際工資水平呈現出迅速上升的態勢。以美國制造業工人工資的變動情況為例，國內研究學者的統計數據顯示，在1914年到1967年短短50多年里，工人的平均小時名義工資從0.22美元上升到2.92美元，增長了1227%；平均小時實際工資也從0.22美元上升為0.88美元，增幅達300%。(25)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實際工資增長幅度更為顯著。“從1949年到1971年，實際工資的年平均增長率為：美國1.6%，日本6.7%，聯邦德國6%，英國3%，法國3.9%”(26)。另外，根據《美國總統經濟報告：2001年》中的相關數據，對美國雇員階層年收入狀況進行的統計分析表明，在1959-1999年間，美國雇員階層的年名義工資和年實際工資均呈現出明顯的上升態勢。
   
    圖4　1959-1999年間美國雇員階層的年收入狀況
    資料來源：《美國總統經濟報告：2001年》，附表B-28，附表B-35，附表B-60，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
    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模式，導致實際工資呈不斷上升趨勢的原因，無外乎兩類原因：第一，技術進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這意味著勞動邊際產量的提高，即勞動需求曲線向右移動。在勞動供給不發生變動的情況下，勞動需求曲線的右移促使均衡實際工資水平提高，勞動市場上現實的實際工資水平因此呈上升趨勢。(27)第二，勞動市場的特定市場結構和交易條件，限制了均衡實際工資的實現，導致現實的實際工資水平長期高于均衡實際工資。事實上，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使得西方主流經濟學在解釋實際工資上升趨勢時，更為倚重第二種分析思路。也就是說，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實際工資的提高趨勢與不斷惡化的失業問題之間建立了直接關聯。概而言之，這種解釋包括兩個基本線索：第一，勞動市場是一個競爭不充分的市場，勞工階層組織起來的工會構成了妨礙競爭機制的首要壟斷組織，而信奉凱恩斯主義充分就業理念的政府則是妨礙競爭機制的第二種組織——其超經濟力量對勞動市場自然均衡狀態的扭曲甚至超過了工會，這兩類組織的存在導致現實工資水平持續高于均衡工資水平。第二，和其他類型的市場相比，勞動市場的信息不完全性更為突出，相對于勞動需求者而言，勞動供給者擁有信息優勢，為了克服信息不完全引發的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廠商通常會選擇提供一種效率工資模式，即人為地加大勞動供給者失業的機會成本，提供一種高于均衡工資水平的效率工資。
    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不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工資理論不僅僅是一種契約交換理論，更是一種社會生產理論。因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分析工資長期運動趨勢時，關注的重點就不是勞動力市場本身的市場結構與交易條件，而是與技術變革緊密關聯的社會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生產組織形式——物質資本與活勞動結合的具體形式——的不斷的變革，為資本與雇傭勞動的矛盾運動提供了基本依據，并因此在根本上規定了工資運動趨勢的歷史性特征。有必要再次強調的是，我們在這里所討論的歷史性趨勢，當然是指工資相對運動的歷史性趨勢，而根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辯證法方法論原則，工資絕對量的運動——即實際工資增長率的變動，僅僅具有次要的、補充性的意義。(28)
    隨著技術進步過程的展開，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生產組織方式也相應發生了重大的變革。從歷史上看，伴隨著技術變革的不斷展開，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方式經歷了不斷調整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簡單協作的手工工場的出現，第二階段是以分工為基礎的手工工場的出現，第三階段是以機器大工業為基礎的工廠制度的出現。(29)這一變革過程，突出表現為生產過程中內部分工的不斷深化。隨著生產過程中內部分工的深化，個體性手工技巧的重要性日益下降，與現代化機械作業流水線相匹配的活勞動通常是那種整齊劃一、簡單重復的體力勞動。這一變化，導致勞動者自身異化為生產工具的附屬物。就此而言，生產過程內部分工的深化對雇傭勞動者的相對地位，以及工資的相對運動，產生了強大的負面影響。正如西方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分析所表明的，“首先，通過將復雜的只能由工資相對較高的熟練技術工人來完成的工作，分解為一個貫序的由一系列簡單的‘局部工作’構成的工作體系，資本家一方面可以采用工資較低的非熟練工人，甚至是童工來完成同樣的勞動過程；另一方面可以通過這種分工的競爭削弱在崗的熟練工人的談判能力，降低其工資水平。……其次，通過精心設計的勞動分工體系，資本家可以將原來復雜的生產工藝簡化為一系列簡單的技術動作，可以打破熟練工人對勞動過程的信息的壟斷，更好地監督工人的勞動過程，從而在相同的工資水平下獲得更高的勞動強度，提高資本家的剩余價值率”(30)。不僅如此，如前所述，機器大工業的出現迅速提高了資本有機構成水平，日益龐大的產業后備軍被不斷造就出來。這種內生性失業現象，在直接生產過程以外，在勞動市場的契約交易過程中，對工資的相對運動施加了巨大的向下壓力。
    不可否認，恰恰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和生產過程中內部分工的發展獲得了質的飛躍，生產效率也因此得以大大提高。但這并不意味著上述變革和發展只能局限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內部；相反，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和分工的深化，是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形式和一般特征，它貫穿于人類文明進步過程的始終。就此而言，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和分工的深化，又傾向于造就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異質性因素”，這些因素提供了通向未來社會的可能性路徑，也因此展示了工資相對運動的樂觀前景。
    大體上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生產過程中的內部分工出現了一個意義重大的發展趨勢，即資本所有權和資本控制權的分離，由此形成的新型企業制度被伯利與米恩斯稱之為現代公司制度。在傳統的資本主義企業中，資本職能尚未分化，資本控制權由資本所有者承擔；這樣，當資本所有者組織生產活動，以實現生產資料和活勞動的結合過程時，其理性行為的全部目的就是實現利潤最大化。在這個過程中，利潤與工資間的對立運動表現得非常明顯。但是，當生產規模的擴大和資本的積累達到一定程度后，出于經濟效率的考慮，資本職能的分化勢在必行，以資本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為特征的現代公司制度，成為資本主義企業制度變遷的一般趨勢。在現代公司制度中，股權的高度分散使得財產所有者對控制權行使的約束不可逆轉地弱化，“被動性”財產——尤其是股票——逐漸地喪失了它的“資本”功能。它從根本上變成了一種分配流動性財富的方法，變成了一種收入（它不必為了資本目的而聚集）分配的渠道(31)；與此同時，日益獨立的控制權與所有權之間的利益分歧變得越發明顯而巨大，協調與平衡各種相關利益集團——股東僅僅是其中的一環——的關系，已經取代傳統的利潤最大化指標，成為公司控制者進行決策的行動指南。控制權形態的演變過程以及經營者控制權的出現預示著，“對大型公司的‘控制’應該發展成為純粹中立的技術統治，去平衡社會中不同集團的各種要求，以公共政策而不是以個人私利為基礎，將公司的收入分配給每個集團”(32)。
    以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為特征的新型分工組織方式，使得資本與雇傭勞動間的矛盾運動也發生了微妙而重要的變化：一方面，股權的高度分散與流動，使得雇傭勞動者得以持有少量股票，某些歐洲國家甚至以立法的形式賦予了雇傭勞動者持有本企業股票的權利，由此獲得的股息收入構成了“另類”勞動報酬，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實質上意味著工資相對于利潤的向上運動；另一方面，盡管相對于雇傭勞動而言，控制權仍然與所有權維持了更緊密的聯系，但擺脫了所有權嚴格約束的控制權，確實有助于緩和利潤與工資間的緊張關系。事實上，平衡包括資本所有者和雇傭勞動者在內的各相關利益群體的關系，已經成為公司控制者的首要共識。作為管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受托人”，職業經理人階層“起著平衡許多不同參與者和企業的利益群體（包括顧客、雇員、供應商和社區）之間利益的作用。股東僅僅被列為這些必須尊重的群體中的一員，而且是被列在最后的”(33)。顯然，這種變化有利于雇傭勞動者相對于資本所有者地位的改善，并因此對工資的相對運動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
    以“經理革命”為標志的資本主義企業制度的調整，從根本上講，是資本職能為適應現代化社會大生產而進行的自我調整，盡管職業經理人擁有一定的獨立性，但發達的股票市場和經理人市場的存在，股東用“腳”投票以及職業經理人之間的競爭，仍然使得資本控制權的獨立行使不會在根本上背離資本的利益。而且，為了有效約束公司控制權，使其盡可能符合資本所有者的目標函數，針對職業經理人階層的股票期權制度被發明出來，眾多職業經理人現在都成為其所屬公司的股東。這些事實表明，以資本職能分化為內容的生產組織方式變革，不會對利潤與工資的對立運動產生重大的實質性影響。與此相比，在資本主義生產組織方式內部興起的另外一種趨勢，對于工資相對運動而言則具有更為重要的歷史意義。這一趨勢表現為雇傭勞動主動參與權的逐步顯現和成長，“人力資本理論”的出現恰恰是對這一趨勢的理論反應。
    在20世紀石油危機爆發以前，福特主義一直是現代化生產組織方式的代名詞，高度專業化的自動機械流水線，使得直接生產過程中勞動對機器的從屬關系表現得異常明顯。但是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福特主義的批量規模生產模式暴露出越來越多的缺陷，與此同時，強調發揮勞動者主創精神的后福特主義生產組織模式則不斷涌現。法國調節學派的代表人物羅貝爾·布瓦耶(Boyer, R.)認為，這種后福特主義的生產組織模式具有許多新的特征，如：“持續的產品／工藝創新；終身雇傭的具備高技能和高歸屬感的雇傭工人；對剩余的折中分配”(34)，這些新特征無疑都與雇傭勞動者主創精神的發揮有關。美國經濟學家艾里克·斯萬熱杜夫(Swyngeduouw, E.)在比較福特主義與后福特主義的適時生產模式后總結到，后福特主義的生產組織模式將雇傭勞動者從高度專業化的分工模式中解放出來：各種工作權限的界限劃分逐步模糊化，雇傭工人面對多重任務，勞動組織更加水平化，在崗培訓和學習成為勞動者的長期必修科目，與此同時，勞動者的團隊責任感得到加強，其薪酬津貼制度也更加多樣化，核心工人甚至擁有高度的就業保障。(35)另外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戴維·哈維(Harvey, D.)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在他看來，后福特主義的生產組織方式“需要具有高度技能的勞動力，以及理解、貫徹和管理新的卻更加靈活得多的技術創新與市場定位模式的能力，資本主義核心企業越來越依賴于為了未來積累而調動作為一種工具的知識勞動力，勞動力內部就出現了有高度特權的、在某種程度上得到授權的階層”(36)。后福特主義生產組織方式的出現，盡管仍舊沒有超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界限，盡管沒有在根本上改變資本與雇傭勞動間的主導—從屬關系，但作為技術進步的產物，它確實在一定范圍內調整了勞資關系的相對地位，雇傭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主動參與權得到增強，某些學者更將這種變化視為勞動者重新獲得生產控制權的先兆。勞動者是否能夠最終取代資本所有者獲得生產控制權，無疑是一個更為復雜的問題，但目前我們至少能夠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即，強調雇傭勞動者主創精神的生產組織方式，提高了雇傭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相對地位，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工資相對于利潤的運動因此呈現出令人樂觀的前景。
    最后，我們也不能忽略，雇傭勞動者主體意識的成長對工資相對運動同樣具有重要的積極影響。與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工廠組織方式相適應的協同性勞動，其現實載體不是冷冰冰的沒有生命的機器人，而是有著獨立意識和能動創造性的活生生的人。協同性勞動在加速機器運轉、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同時，也在重塑著勞動者的主體意識。盧卡奇所強調的無產階級意識形態，決不單純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教化的產物，在社會化大生產過程中，在協同性的勞動過程中，這種意識形態的形成獲得了現實的基礎和條件。勞動者之間有意識的組織和聯合——其現實表現形式為工會組織，加強了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相對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著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所施加的消極影響，尤其有利于保證在業勞動者工資相對運動的穩定。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看來，工會組織是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異形”，是對自由競爭市場機制的扭曲；但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觀察，工會組織的出現則恰恰是資本與勞動矛盾運動的必然產物。二戰以后，工會組織力量不斷強大，勞動市場上的工資決定過程也呈現出新的特點，尤其是在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集體談判的方式確定工資水平，一度成為普遍流行的模式。正如許多經濟學家論述的那樣，工會組織的存在，使得勞動市場上的價格決定過程呈現出明顯的向下剛性特征，在資本與勞動的矛盾運動中，這種剛性特征使得勞動者的相對地位以及工資收入的相對運動獲得某種程度的改善。
    六、小結
    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體系中，工資理論不是有關勞動市場局部交易均衡如何實現的微觀理論，也不是基于人道主義精神對無產階級利益辯護的意識形態，而是關于資本主義經濟歷史發展進程分析的基本組件。從這一視角看待工資的決定問題，意味著我們不能脫離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單純討論一般性的市場交易關系，也意味著我們必須考察生產力進步以及由此引致的生產組織方式變革，更意味著工資決定過程是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的“有機部分”，只有在“整體”中才能理解這個“部分”。顯然，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工資理論中，我們無法得出均衡工資的合適位置，但這原本就不是馬克思的本意；而對于審慎的研究者來說，理解資本主義工資決定過程中各種因素的矛盾運動，恰恰走出了邁向資本主義經濟整體性運動分析的重要一步，它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和路徑。
    注釋：
    ①一些西方經濟學家并不認同“等價交換規律”，在他們看來，交換行為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交換雙方都認為交換后的結果是對交換前狀態的福利改進，因此交換活動本身就是價值增值的源泉。顯然，這種觀點的背后暗含著對價值的重新定義。換而言之，這種觀點將價值定義為商品對人的效用，即古典經濟學所采用的使用價值范疇。按照這種定義，“‘貿易使產品增添價值，因為同一產品在消費者手里比在生產者手里具有更大的價值，因此，嚴格說來，貿易應看作是一種生產活動。’……如果說商品的使用價值對買者比對賣者更有用，那末商品的貨幣形式對賣者比對買者就更有用。不然他何必出賣商品呢？因此，我們同樣也可以說，例如，買者把商人的襪子變成貨幣，嚴格說來，就是完成一種生產活動”（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對于任何一個抱有嚴肅科學態度的學者而言，個人的主觀效用評價活動具有太多的不確定性和隨意性，以此來衡量具有明顯客觀屬性的價值增值過程，當然是無法令人滿意的前提假設。而且，依據這一前提假設，我們根本無法辨識交換活動之于生產活動的本質差異，它不僅不是穩定的理論基礎，而且還是引起更多理論誤解與混淆的根源。
    ②在簡單商品經濟中，勞動者通過所有權的方式而與生產資料形成的自然結合，使得這一價值增值過程始終處于潛在的狀態。
    ③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再生產勞動力所需的商品的價值與勞動力自身創造的商品的價值，也當然存在差額，這種增值額同樣構成了前資本主義經濟體手工業部門經濟增長的基本內容。但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比，雇傭勞動式的生產方式并不普遍，整個手工業部門的生產分散在眾多的手工業作坊那里；與之相應，手工業部門形成的價值增值也因此分散在為數眾多的手工業者手中。價值增值的分散化，導致前資本主義的手工業部門很難實現技術進步，而技術進步的停滯無疑又反過來阻礙了價值增值過程的動態擴張。
    ④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47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⑤張銜：《馬克思對“斯密教條”的批評及其現實意義》，載《教學與研究》，2004(2)。
    ⑥參見羅伯特·布倫納：《繁榮與泡沫》，19頁，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⑦參見羅伯特·布倫納：《繁榮與泡沫》，19頁。
    ⑧⑨參見布賴恩·斯諾登，霍華德·文，彼得·溫納齊克：《現代宏觀經濟學指南》，121～12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⑩確實，進入20世紀，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省和不變資本各要素的貶值成為整個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突出現象。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省，主要歸功于機器設備和建筑物使用上的節省。根據統計，從1870年至1913年，美國經濟中勞動生產率的年均增長速度與職工平均占用設備凈存量的年均增長速度大致持平；但在此后的60年間，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達2.45%；而職工平均占用設備凈存量的年均增長率僅為1.78%。這表明，為取得一定的勞動生產率增長，只需要增加較少的設備數量即可達到。與機器設備的使用相比，建筑物使用上的節省更為顯著。從1929年到1984年，美國制造業的設備存量增長約六倍半，而建筑物凈存量只增長了約一倍半，職工平均占用的建筑物量僅增加了40%（參見高峰：《資本積累理論與現代資本主義》，131～135頁，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1）。與此同時，技術進步腳步的加快，也大大加劇了已有不變資本，尤其是固定資本的貶值速度。按照喬治·雅西的計算，美國制造工業中包括建筑物在內的固定資本實際平均持續時間，1945年為12年，1950年為10.3年，1953年為9.4年，1961年為8.5年（參見厄爾奈斯特·曼德爾：《晚期資本主義》，261頁，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36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參見安沃爾·賽克：“經濟危機理論史導論”，載《危機中的美國資本主義》，233～234頁，激進政治經濟學聯合會，1978。
    (13)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476～477頁。
    (14)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691頁。
    (15)高峰：《資本積累理論與現代資本主義》，200～202頁，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1。
    (16)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699頁。
    (17)同上書，701～702頁。
    (18)參見羅伯特·布倫納：《繁榮與泡沫》，3頁表1-1，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19)關于這一問題，凱恩斯確實具有獨創性貢獻。“當大蕭條開始時，大部分經濟學家以為降低工資可以消除失業。凱恩斯將經濟學家的注意力從作為生產成本的工資轉向作為需求來源的工資。按照凱恩斯的觀點，廠商通過降低工資節省下來的錢，會因為消費需求的下降而重新丟失。從結果上看，降低工資限制了消費需求，為進一步的工資下調造成了壓力”（邁克爾·佩雷曼，《經濟學的終結》，23頁，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但后來的西方經濟學家們，通過強調凱恩斯效應和庇古效應的重要性，實際上消解了凱恩斯的這種獨創性貢獻。
    (20)轉引自保羅·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論》，19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21)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272～27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2)保羅·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論》，203～204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23)同上書，201頁。
    (24)參見羅伯特·布倫納：《繁榮與泡沫》，第一章，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25)仇啟華，姬兵：《當代資本主義若干問題研究》，174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26)同上書，187頁。
    (27)對于這種技術決定論的簡化邏輯，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布倫納提供了典型的反例：以戰后美國經濟的增長軌跡為例，在1950-1965年間，美國經濟經歷了長期繁榮，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以2.9%的年均速度實現增長，實際工資的年均增長率約為3%；而在此后的1965-1973年間，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的年均增長幅度高達3.3%，但實際工資的年均增長卻下降到1.9%（參見羅伯特·布倫納：《繁榮與泡沫》，第一章，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28)實際工資的運動趨勢，無疑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話語邏輯。某些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解釋實際工資增長趨勢時是軟弱無力的，馬克思所論述的絕對貧困問題早已經被消解了，因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工資理論已經過時。顯然，這種觀點沒有把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方法論精髓，其結論暴露了自身的狹隘視野。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并不要求實際工資呈現下降趨勢；相反，實際工資的不斷增長反倒是馬克思主義工資理論更合理的結論。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技術進步的重要結果，就是人類經濟活動領域的不斷擴張，這意味著人類勞動在工資品生產中的投入份額不斷下降。而與此同時，在技術進步的推動下，工資品的絕對數量也在不斷增長。由此產生的必然結果是，工資品價值的不斷下降，其表現是工資品相對價格的不斷下降。就此而言，即便是勞動力價值相對于剩余價值不變甚至下降時，實際工資的不斷增長仍然獲得了堅實的基礎。
    (29)詳細論述參見謝富勝：《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生產組織及其變遷理論的演進》，載《高級政治經濟學》，第2版，346～350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30)張宇，孟捷，盧荻：《高級政治經濟學》，第2版，118～119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31)阿道夫·A·伯利，加德納·C·米恩斯：《財產、生產與革命》，載《現代公司與私有財產》，4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32)同上書，362頁。
    (33)同上書，13頁。
    (34)謝富勝：《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生產組織及其變遷理論的演進》，載《高級政治經濟學》，第2版，357頁。
    (35)同上書，358頁。
    (36)同上書，359～3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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