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先生”與軍事民主制——五評《中國站起來》 
 

 作者：華執殳

　　“德先生”與軍事民主制——五評《中國站起來》
　　近年來流傳著一句名言：“民主是個好東西”，民主、民主，人民當家作主，民主當然是好東西，對于中國人民來說肯定應該是與布帛菽粟一般不可須臾離開的好東西。奇怪的是，最近喊得最兇的卻是將人民打入弱勢群體的精英們，在他們控制的媒體上連人民的發言權都被永遠取消了，怎么可能為民請命，讓人民當家作主呢？
　　原來精英要的“民主”并非民主這兩個中國字表達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本意，他們所說的“民主”是一個拉丁語詞演變成英語的翻譯詞，所謂“德先生”是也，亦即精英們的口頭禪：西方民主，或者更具體一點，美國民主。
　　《中國站起來》要徹底檢討一百多年來中國“被西化”的歷史，這“德先生”的來歷就應該首當其沖，列為檢討之首。原來這“德先生”是五四運動中由新文化運動介紹來的兩位“先生”之一，另一位是“賽先生”，科學是也，對于“賽先生”筆者將另文再議。
　　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后，民族危機愈來愈深，幾乎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能人志士無不憂心如焚，真正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尋找救國的真理，在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背景下，“德先生”早在戌戍變法時期就已來到中國，然而五四運動則把對這位先生的大規模介紹搞得空前的轟轟烈烈，從而以“德先生”著稱。恰在此時到達的還有“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中國就有了兩種“民主”革命之別，一是以“德”先生為綱領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一是以人民民主為綱領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新舊兩種民主革命早有精確的定義和精彩的論述，讀者可以自己閱讀研究。
　　大家稍加注意即可發現，精英大談民主之時，對應該享受民主的人群指稱，從來使用的就是“公民”二字，對“人民”二字則深惡痛絕溢于言表，對于我們的“人民共和國”，也總是省略人民二字；所以精英的民主之“民”非人民之“民”，而是公民之“民”；兩個詞，一字之差，失之千里矣。毛主席曾經指出過，我們正是用新民主主義的“人民共和國”來區別于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的，就點出了這兩個字的微妙。
　　要澄清精英近年來散布的混淆是非的迷霧，就必須考察“德先生”（舊民主）的來歷，中國有句俗話“三歲看老”，看看德先生的少年時代，肯定是在大有裨益的。
　　西方人一向把他們的“德先生”（舊民主）溯源至希臘羅馬的共和國，中國的精英也洋云亦云大談西方的“德先生”（舊民主）從根子上就是與生俱來的，同時則大談中國從根子上就是專制的；那我們就也從“根子”上來考察考察這樣一個彌天大謊吧。
　　
　　軍事民主制
　　古希臘是在紀元前七——八世紀登上歷史舞臺的，此前希臘社會處在所謂“英雄時代”，亦即為摩爾根稱之為“軍事民主制”的時代。
　　實際上幾乎所有的民族在氏族社會末期到文明時代來臨都經過了這種“軍事民主制”時代，作為非原生文明民族，有的民族甚至將“軍事民主制”在文明時代長久的保持著。由于生產力的發展，伴隨著人類社會由母系向父系的轉變，家庭、私有財產的產生和發展，原始社會各族之間的戰爭越來越頻繁起來，起先是為了生存，為了自衛，為了爭奪更有利的生存環境，逐漸轉化為掠奪財富和人口以壯大自己的族群，再后來掠奪的人口便不再讓其以平等的身份加入自己的族群，或者殺掉，而是成為最早的奴隸了。
　　戰爭，正是戰爭反過來促進的氏族社會的解體并向著階級社會前進。氏族內部的分化早就在悄悄地進行之中，酋長的選舉越來越徒具形式，壟斷酋長位置的家族逐漸形成，氏族貴族開始浮出水面，越來越頻繁的戰爭則產生了另一種貴族——軍事貴族，有時這兩種貴族身份是集于一身的，有時則分屬部落內的兩類家族。當然這一過程是非常漫長的，尤其是在開創原生文明的民族中，這一過程更加漫長。人類社會是經過軍事民主制的緩慢過渡，逐漸脫離原始公社制社會，進入階級社會，進入文明時代的。這一過渡大致如下：
　　在軍事民主制的初期，軍事領導人僅僅是由氏族的“人民大會” 臨時推選的，而且任何一個氏族成員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戰爭一結束，“將軍”與“校尉”立刻恢復氏族普通成員的身份，并不享受任何特權，即使是戰利品分配，“將軍” 與“校尉”也不能享受優先權。此時氏族部落規模還較小，這一時期經歷了漫長的歲月，隨著歲月的流馳，部落的規模在擴大，戰爭的規模也在擴大，奴隸已經出現，但在生產中尚未占有優勢地位。
　　在軍事民主制的中期，軍事領導人仍然是由氏族的“人民大會” 臨時推選的，然而人選往往在固定的家族中挑選，隨著世代的流馳，逐漸成為慣例，也就是說，被選舉權逐步變得狹窄起來，最后限制到一個較小的范圍內了，“將軍”和“校尉”開始擁有戰利品分配的優先權，“將軍”還取得了部分的分配權。同時，在和平時期，解除了“將軍”和“校尉”職務的部落成員已經逐漸占有部落管理的重要職位，例如祭司，內務，裁判（司法的前奏）等等。這一時期部落聯盟的規模比初期有了擴大，人口與占有的土地逐漸向“遠方”伸展，然而“人民大會”的召集還是可以照常的。
　　在軍事民主制的后期，軍事領導人雖然仍然是由氏族的“人民大會” 推選的，然而已經成為終身的任職了，接替的人選，則由前任或由最顯赫的軍事世家推薦，由氏族人民大會認可，這一認可隨著歷史的發展逐漸流于形式，僅僅只在非常狀態時，才會有所改變，那已經有些后世的“政變”的味道了。而且這“將軍”的職務與和平時期的行政職務也已合為一體了。“將軍”已經壟斷戰利品分配權，“校尉”已經形成為“將軍”的“親兵”，并因而擁有各種特權，儼然已經具有軍事貴族的身份。此時部落聯盟出現了將軍與酋長兩頭并列的格局，逐漸發展為兩者職務可以變換，最后連名稱也統一起來，這就是軍事民主制發展到鼎盛時的兩頭軍事民主制。此時，部落聯盟的人口和土地都有了空前的增長，達到了在地圖上可以清楚的劃出一個封閉圖形的地步，“人民大會”的舉行變得困難起來，貴族以此為藉口，已經大幅度減少了“人民大會”的次數，多數的情況下，由主要是貴族組成的“元老會議”代替，貴族統治初現端倪。
　　軍事民主制的末葉，即“兩頭”逐漸合二為一的時期，當這一合并最后完成的時候，這就已經是穿著軍事民主制外衣的君主制的雛形了，國家已經呱呱落地，來到人世了。
　　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的軍事民主制全都湮沒無聞了，唯有中國保留了軍事民主制末葉的記憶，這就是堯舜禹時代時代所謂“禪讓制”的回憶，那實際上是“兩頭”演變成“一頭”的過程，而禹的兒子，“啟”則最后宣布了軍事民主制的壽終正寢，“家天下”開始了，從而揭開了文明史的序幕。
　　然而在亞文明各族中或者因為天賜的文字，或者是強勢文明對“異族”的歷史記載，因而大多得以將軍事民主制的史實保留下來。例如法蘭克人的克洛維，既是最后一位民選的軍事領袖，也是第一位國王等等，中國歷史上邊疆民族契丹人的軍事民主制也由歷史學家從浩繁的史冊中剝離出來。
　　
　　從人民向公民的轉變——希臘的民主
　　當古希臘在紀元前七——八世紀跨過文明的門檻登上地中海東北的歷史舞臺的時候，誠如摩爾根所斷言，其社會發展階段處于軍事民主制時代。東地中海周圍早已發展成熟的各族文明給予希臘人以巨大的影響，大大加速了希臘的社會發展的進程，希臘人又在約紀元前10 世紀獲得了腓尼基字母，后來又補進了元音字母，形成了希臘字母，從而有了從天而降的“文字”，更加促進的古希臘文明的早熟，該地區商業的繁盛，尤其是奴隸貿易的繁盛極大的刺激了希臘人軍事民主制的發展，也就是說，此時希臘各部落（城邦）在地中海沿岸的活動是商人與海盜二者兼有的，希臘神話中金羊毛一類的故事，古埃及關于“青銅人從海上來進行殺伐和劫掠”的神諭，就是這一事實的曲折反映；當然，這也是西方殖民主義海盜文化的源頭。從異族搶掠的大量財富和奴隸，業已促使希臘各部落（城邦）的社會生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階級已經產生了，這一事實就把國家創建的呼喚大大提前了。
　　但是，當古希臘出現在歷史上的時候，他的軍事民主制尚還處在中期階段，這突出的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古希臘稱之為“巴塞勒斯”的“將軍”雖已在部落獲得部分權力，然而，“校尉”卻尚未成為“巴塞勒斯”的“親兵隊”，羽毛遠未豐滿，雖然這不表明“巴塞勒斯”們沒有竊取至尊權力的愿望，但是并不具備這樣的實力，更加重要的是部落內部還不存在容忍這種至尊權力的意識，原始社會的民主意識依然強大，這就決定了君主制無法立足。二是，部落聯盟的規模還太小，古希臘那巴掌大的一塊土地，卻“城邦”林立，沒有廣大地域和人口，也不存在對“團結象征”的“權威”的需要。然而日益增長的對外掠奪財富和奴隸的需要，對人數龐大得大大超過自由人的奴隸進行壓制并強迫生產的需要，卻使國家提前誕生了。
　　這就出現了國家機器已經早熟，而氏族制度的制約卻沒有足夠的時間用漸變的辦法慢慢除去，這種制約，尤其是人民平等，全體成員共同決策，對業已形成的貴族的貪欲的制約，成為新興“城邦”國家的“重負”。“國家”為了卸除氏族制度的重負，讓自己成為高倨于社會之上的“暴力機關”，突變性“改革”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這就是古希臘歷史上一次又一次“改革”發生的根源。
　　在某種意義上說，古希臘的前期歷史就是一部通過不斷的“改革”，肅清原始社會人民民主和平等的殘余，使事實上已經形成的由階級組成的金字塔公開化，合理化，合法化；使“國家機器”真正成為“國家機器”的歷史。從傳說時代的提秀斯改革起，接著是德累科改革（紀元前624年），梭倫改革（紀元前594年）最后是克來斯忒尼改革（紀元前509年），其中以梭倫改革最為著名，它使雅典奴隸主貴族共和國得以具有空前完備成熟的形態，成為這種國家機器類型的“范例”，從而屢見于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歷史教科書。
　　雅典極盛時，公民連婦幼在內約9萬人，基本為成年人的奴隸則高達35萬6千人，另有沒有公民權的外邦人及被釋放奴隸約4萬5千人。原始公社的人民民主已經為奴隸制國家的“公民”民主代替了。但是，全體“公民”真的是國家的主人嗎？棱倫改革為我們提供了答案。
　　棱倫將公民按照占有土地及其收入的多少劃分為四個等級：第一，二，三等級的最低收入分別這500，300，150麥其孟（糧食容積單位，約41公升）糧食；少于此數者統統屬于第四等級。第二、三個等級可以擔任中下級官職，高級官職則只有第一等級的人才有資格。相應的，雅典的軍隊，騎兵由第一，二等級組成，第三等級組成重裝步兵，第四等級組成輕步兵。
　　也就是說，占人口大多數的35萬奴隸是沒有任何權利的，根本不存在“人權”一說；4萬5千沒有公民權的“自由民”也是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的，與奴隸相比他們唯一可以“自豪”的是在繁榮的雅典擁有一張“綠卡”和享受“自由”的“普適價值”。占9萬公民大多數的第四等級僅僅只有發言權和表決權，占人口極少數的第一等級才是享受完全“民主權利”的人，也就是雅典真正的統治者。這就是古希臘民主的真相，作為奴隸制的一種形式，它并不比君主制更“仁慈”，奴隸制就是奴隸制。
　　類似的劃分亦見于羅馬奴隸主貴族共和國。
　　
　　殖民主義者的奴隸主面目
　　西方史學家湯因比說：“我現在看到，古典希臘的歷史與現代西方的歷史就經驗而言，彼此之間具有共時性。二者的歷史過程也是平行演進的。我們可以對它們做一番比較研究。不久我還發現，希臘史與西方史乃是同類事物的兩種范例。”（湯因比：《歷史研究（插圖本）•序言》第1頁，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近代史上西方列強與林立的希臘奴隸制“城邦”的確是何其相似乃爾，湯因比此言沒錯。
　　“德先生”就是隨著希臘海盜一般的西方殖民主義者一起來到中國的，以“德先生”來到時的“大英帝國”為例，印度、馬來亞、蘇丹、……乃至中國的香港和內地的英租界不就是雅典的那35萬奴隸嗎，在殖民者的“禁苑”，“華人與狗”是同等的！進入英國本土的殖民地人民也就是那4萬5千沒有公民權的“外邦人與被釋放奴隸”，這就是中國名聲顯赫的詩人徐志摩在英國只能“輕輕地來”，又“輕輕地走”的原因；至于英國公民，那等級森嚴的各種規定與習俗也是人所共知的，聞名遐邇的“伊頓公學”不就是英國首相與大臣的“搖籃”嗎，那可是“第一等級”中的第一啊。因此完全可以將“大英帝國”稱作“近代的雅典”，事實上，西方和中國精英也是這樣認為的；不同的是，精英們運用現代影視一般的手段展示“德先生”“舊民主”畫皮的“天生麗質”，草根們則互相提醒“千嬌百媚”里面裹著的獠牙，難道不是嗎？
　　華執殳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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