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當家作主不是在于形式

---------再與李文采先生商榷　　

李文采先生對我提出的幾個問題逐一表明了他的觀點，為了便于分析，我仍然按照前面所分的段節再次表明我的意見。　　

1、關于人大代表人民的問題　　

在人大已經成為官僚和資本家俱樂部這個判斷上，我和李先生是一致的。李先生質問我“我們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么？人民不是國家的主人么？”，我想指出的是，不僅僅我們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國內左翼人士以及國際社會所有的馬列毛主義政黨組織認為中國不是社會主義國家，連右翼的賣國派和自由主義派都認為中國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包括共產黨內的改革派甚至都認為中國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改革派的闖將前總書記趙ziyang的一句話很能說明他們的觀點“什么是社會主義，我說不清，你們也說不清”。如果僅僅認為可以依靠憲法開展合法斗爭就可以奪回人民的權利，我看恐怕是玻璃瓶中的蒼蠅---前景光明、出路沒有！　　

人大為什么成為官僚和資本家俱樂部？我想首先要把人大的性質分析一下，人大始終還是一個代議制的機構，在這個框架下，一個代議制的機構是根本不可能應對中國的領導核心力量的政治背叛。換句話說，人大的形式既可以被社會主義采用也可以為資本主義采用，不過是名稱的不同而已。能夠看透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人大在今天為何變成了官僚和資本家俱樂部，就是來自于政治背叛。　　

代議制自身固有的缺陷無法應對政治背叛，這一點實際上毛主席是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我們從毛主席對鞍鋼經驗的高度推崇（稱為鞍鋼憲法）可以看出來。事實上，鞍鋼憲法的最核心的經驗是一個企業其民主管理不是依靠工人把管理權交給代表（即專職管理人員）然后加以監督，而是一種上下結合的自我管理為主，究其實質就是否定了代議制的民主代之以直接民主。這實際是從中國革命的戰爭時代提煉出來的管理經驗，老田從管理學的角度稱為扁平化管理。當然作為一種前所未有的管理體制這還是一個不完善的體制，要把它提煉上升為整個社會管理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但是卻為我們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管理指明了一個方向。鞍鋼憲法可以說是一個全新的民主形式，應該說它也是將來社會主義的民主實現形式，結合文革的民主實踐，我們對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行形式會更進一步的理解。

李先生認為要解決官僚對國有資產的實質所有制，只要保證人大具有人民性，然后把國資的所有權交給人大就行了。實際上，如果人大能真正的具有了人民性，那“人民政府”就會是真正的人民政府，我們有什么理由不放心？政府保持了人民性，那么交給政府處置和交給人大處置又有什么區別呢？

李先生還認為毛主席在抗戰中提出的“三三制”應該用到現在，這屬于典型的刻舟求劍了。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有沒有搞三三制？要知道抗戰時期，根據地政府是稱為“民主政府”而不是人民政府，而且根據地的“民主政府”在法理上是隸屬于當時的“民國政府”，并且是允許資本家和地主對工人農民的剝削的，這和社會主義是完全不同的，更不是社會主義民主。

2、議會和政府關系

首先要說明的一點，西方國家的議會不是最高權力機關，而是按照三權分立的原則設置的立法機關。

社會主義的民主實現形式在現階段還不可避免的要使用代議制，所以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明確地規定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政府作為行政機關要服從人大的領導和監督。但是，最高權力機關是不是要把一切事務的具體辦理納入其職責呢？如果說因為國資委屬于國務院管理是造成國資流失的主要原因，所以要把國資管理權交給人大，那么，人大批準的政府預算、人大制定的惡法造成的惡果又要把這些權力交給誰？西方的三權分立是資產階級民主的重要手段，其目的是維護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至于以議會為主導還是以政府為主導，都不是重點。同樣，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大和政府的職責劃分也不是重點，重點還是在于政治上是否是人民當家作主，其具體的實現形式也不是僅僅依靠人大，同樣也還有政府。所以我認為，將國有資產的管理權歸人大，這屬于舍本逐末，正如企業取消經理，所有權力交給董事會不能保護股東和勞動者的權利一樣。

另外還要說明的一點就是，在真正的社會主義原則下，官員和勞動者并不是對立的，官員本身也具有勞動者的身份，王進喜是隊長，陳永貴是書記直至副總理，但是我們過去從來沒有把他們看成是和勞動者對立的官員，所以，我雖然贊同人大代表應該以工農兵為主體，但是我認為完全沒有必要單獨說明官員不能擔任人大代表。而且，人大常委會內的專職委員以及人大機構中的工作人員本身就是一種官員職務，所以即使排除政府官員在擔任人大代表，根本無法改變代表中官員占多數的現狀。說到底，那種認為人大應該完全排斥政府官員的想法還是資本主義三權分立的影響造成的，不是說把議會的名稱改成人大就是社會主義了。

3、人大和政府的關系及誰是敵人誰是朋友

不知道李先生認定的人大聽命于政府這個結論是怎么得來的，從法理上分析顯然是不可能得出這個結論，那么必定是依靠直接的感覺。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一點，人大和政府都是服從于黨委領導，而黨委的領導更多的是直接干預甚至是代行政府工作，如果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政府不過是黨委下屬的一個經濟管理部門，權力完全是虛置。在黨委更多的工作是抓政府工作的情況下，在表象上難免要造成政府權力超過人大的假象，這和中國土地革命戰爭年代的中央蘇區政府的實際權力不如中革軍委一樣，完全取決于共產黨的工作重心。李先生的這種不嚴謹的表述，和網上一些人在譴責法院不公判案的時候總是說政府如何如何是一樣的淺薄。

人大和政府既然同是聽命于黨委，是不是意味著他們兩者就沒有矛盾呢？不是。因為今日的中國人大中有了大量的資本家和學界精英，也就是所謂的官學商黑色鐵三角。而中國的資本家及學界精英和官僚們雖然是合作的，但是再緊密的合作也會是有矛盾的。資本家們在經濟上的實力和學界精英在輿論上的控制力決定了他們是不滿足于現有的政治地位，換句話說資本家不滿足于官僚對他們的分贓，學界精英不滿足于官僚獨自分贓要求也分一份。所以在這方面他們就有了矛盾，而這些矛盾會降低他們的統治力量，是可以供勞動人民在斗爭中利用的。

李先生認為，中國工農從來都是被邊緣化的，從來也不是國家的主人，毛主席在世時代的工農地位是依靠毛主席“圣旨”賜予的。這我是萬萬不能茍同的。工農是否是國家的主人不是說以每一個具體的工農個體都有了掌管國家大計為標準，更不是說讓簡單的說選幾個工農代表進入權力機關就是代表工農地位，而是看這兩大階級的聯盟的階級利益在國家行為中是否被奉為最高利益而加以維護；其具體的判斷標準就是大多數個體的工農是否有尊嚴感，這一點我想你只要廣泛的調查毛主席時代的老工人老農民就能得出結論。從這個意義上講，毛主席時代的工農就是國家的主人。至于你認為這些權利是毛主席的“圣旨”賜予的，我看你實際就是先把毛主席定義為獨裁者，也許你定義的是一個英明的獨裁者，但是這和極右翼污蔑毛主席為暴君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長期的封建傳統國家，又處于列強環伺亡我之心不死的國際環境下，一個英明領袖以其天才的政治能力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無上崇高精神，領導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其歷史作用固然是不可抹殺的，但是正如毛主席自己所說的 “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主席是作為導師把人民的力量引向正確的道路。簡單的說，毛主席的力量來自于人民，而不是人民的力量來自于毛主席。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人民創造歷史，這是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分界，對毛主席的崇敬和愛戴的樸素感情是應該肯定的，但是絕不能把毛主席樹立為君主的形象，這種明捧暗貶的手段在文革中是走資派所使用過的伎倆，我們善良淳樸的群眾曾經上過當，今日必須吸取教訓。

我注意到李先生很重視誰是敵人這個問題，毫無疑問，誰是敵人誰是朋友這是首要問題，遺憾的是，李先生在判斷誰是真正的敵人這個問題上并沒有高于普通群眾對貪官的仇恨這個樸素感情的層次。更為可惜的是，李先生盲目的照搬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社會階級分析，把民族資產階級視為朋友，卻不肯認真的分析這個問題-----中國有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族資產階級。

我們首先看看民族資產階級的定義“民族資產階級，是半殖民半封建社會下，自身的經濟發展與外國資本主義沒有太多聯系，資本相較于官僚資產階級或買辦資產階級勢力較弱的一類資產階級團體。”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資本主義復辟之間的20年間，民族資產階級的生存基礎已經喪失，在事實上已經被消滅，不再能作為一個階級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在農村扶持所謂的“專業戶”、“萬元戶”，在城鎮扶持“個體工商戶”，可以看作是重新培育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個努力，但是令那些同時堅持民族主義和自由資本主義的精英們很遺憾的是，這些“民族資本家”的發家史和正在進行的資本運作只有兩種，一種是完全服從于官僚的，并借助于官僚大肆侵吞國有資產而壯大的，嚴格說本身就是屬于官僚資產階級的一分子；另一種是就是如同沿海地區的加工企業，就是所謂的“三來一補”，這是不是嚴重依賴外國資本的呢？我想大多數人都很清楚。不是說只要是中國人又不是高干子弟就可以稱為民族資本家，重要的還是看其發家史和運作方式。當然李先生可能不接受我這個判斷，那么不妨請你找出一家“勤勞致富”歷史清白的民族企業來，如果你連一家清白的民族企業都找不出，就更不要說什么階級了。

事實上，認為中國現時還是應該搞新民主主義的說法并不是什么創舉，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有所謂的“補課論”，而且也不是什么簡單的理論探索，而是xXX付諸行動的“改革開放”，其根源最早可以追溯到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建國初期劉少奇的形左實右，這些已經被實踐證明實質就是倒退復辟的理論如今被李先生奉為至寶的推出來，恐怕加上再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詞匯，也很難迷惑正在吃二遍苦受二遍罪的工農大眾了。順便說一句，當年高崗聽到劉少奇說“新民主主義還要搞五十年”（x更是發揚光大為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憤然拍案“如果這樣我們有何面目去見劉志丹等烈士”，這也是一種高度的政治敏銳性。當然，高崗嚴重違反了黨的組織原則的錯誤導致其政治上的失敗這是要另論的。

4、共產黨的旗幟還要不要打

在存在修正主義的情況下，共產黨是不是整個的變質了呢？李先生在修正主義的性質方面是和我并不矛盾，李先生根據辛子陵的說法判斷中共已經完全變質了，我姑且不考證這個依靠造謠為生的老牌反共反毛分子的話的真偽，就當是真的，請問，領導機關的腐敗分子能代表全黨嗎？再退一萬步說，就算我們按照他所說的那個比例算，全體黨員也像省市黨委一樣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十的黨員合格，這是什么概念？這就是說至少還有700萬黨員是有共產主義理想的！請問，中國有哪一個群體擁有700萬的共產主義理想信仰者？中國13億人口有沒有1億人信仰共產主義？很顯然是沒有的，那么，說共產黨這個群體信仰共產主義的比例高于全民的比例難道不是客觀現實？　　

至于李先生認為我“癡迷”于行政主導如果不是誤解就是斷章取義了，我先把我過去發的一個評論引用一下：

廣州民生相關的重大事項要人大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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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廣州1月4日電　（記者羅艾樺）今天是元旦佳節之后的第一個工作日，廣州的公務員們即日起得學會適應一個新情況——《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討論決定重大事項辦法》已于1月1日起正式實施，今后與民生相關的重大事項，要向市人大常委會報告由其討論決定。相關重大事項政府如果越權作出行政決定，人大常委會可依法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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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一新聞，頓時驚喜了一下，還真的以為廣東當局是把權力交給人民了，民主了！細想一下，不對勁啊！人大代表中有幾個工農代表？常委會里面那更是一個都沒有！這個辦法通過實施后，可以預見，凡是政府侵犯人民利益的行政決定，人大常委會必然通過。要是有個別像薄熙來那樣的另類想直接出臺對人民有利或曰減輕人民痛苦的行政決定呢？哈哈，咱的“民主”一下子就把你給否了，你要是不服，就給你扣上反民主的帽子。而且呢，老百姓也認為你是搞亂行政，反正媒體也都會把工農給代表了。　　　　

難怪有人稱為這是“汪洋和薄熙來叫板”！看來民主法制是個好東西。你打黑是反民主法制，俺大黑是興民主法制！資產階級獨裁專制比起“民主”專制看來還只是第五十步，在反人民方面還有待提高水平。一句話，用智力搶劫就是高明！　　

看了上面的評論就知道我真實的意思是要反對資產階級虛偽的民主徹底地把一切行政力量直接出臺有利于人民的決定可能性扼殺之。這種虛偽的議會民主造成的專制比行政主導的專制具有更大的壓迫能力，所以我認為在兩害相權的情況下還是應該取其輕。相信李先生不會再認為我是癡迷于行政主導力量了。

李先生認定把官員從人大趕出去就可以讓工農占大多數更是幼稚得可笑了，西方議會里面工農議員是大多數嗎？有個別有著所謂的工會支持的議員有沒有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能形成多數嗎？照搬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的結果必然就是資產階級專政，這難道不是已經為無數事實所證明的真理嗎？

5、現實情況下開放黨禁對誰有利

首先，李先生認為我把資產階級當成敵人是錯誤的？那么我要問問李先生？無產階級和農民在受誰的剝削，受誰的壓迫？剝削者壓迫者不是敵人那還有誰是敵人？官僚變色的性質是什么？就是他們從無產階級先鋒隊變成了資產階級代理人！讓無產階級不去反剝削者壓迫者，去反他們的代理人，這不就是只能反資產階級代理人的官僚不準反資產階級這個皇帝，這能說是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的嗎？

在無產階級一盤散沙的情況下，開放黨禁能讓無產階級組織起來嗎？這我倒要先問問李先生，我國的無產階級是在什么情況下組織起來進行革命的？是國民黨開放了黨禁還是國民黨屠殺共產黨人的情況下進行的？如果開放黨禁就能把無產階級組織起來，那毛主席何必上井岡山？蘇東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開放黨禁的結果是什么？是無產階級獲得了解放嗎？不是，不但無產階級進一步的淪為資產階級的奴隸，還外帶國家民族淪為帝國主義的附庸！主權的喪失只會使人權更差。這種結果就是無產階級的敵人不再僅僅是本國的資產階級，而是國際資產階級了，敵人更強大了，這對無產階級的斗爭是有利還是不利？

不過李先生的扣帽術我認為還需要進一步提高，因為反對開放黨禁就是反對無產階級組織起來這個結論確實是沒有什么邏輯性，和西方國家的鸚鵡----中國極右翼扣在中國左翼頭上的帽子差不多：“反民主、反普世價值、反人權、反人類。。。。。”

總結

李先生不去思考根本性的問題，卻熱衷于所謂的細節設計，這和李鴻章所自稱的“裱糊匠”并無二致，更何況李先生所裱糊上來的不過是資本主義虛偽的民主花紙而已，又怎么能和社會主義人民當家作主扯得上關系呢？和革命更是不相干。

其實李先生在其文章里面已經表明了自己熱衷的是“民主社會主義”，關于對“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批判早就被歷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批駁過無數遍，無需再述。從國際共運史經驗中我們看到，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給他前面加上什么民主、憲政、特色、人道之類的好看好聽的名詞，無一不是歪曲社會主義而實行的是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那些貨色。

至于李先生自認顏色是赤色的，恐怕這也不是那種我們無數先烈用鮮血染紅的赤色，引用一句清朝時候引發文字獄的詩句倒更能說明我對李先生所說的顏色革命的感受：“可恨惡紫奪朱紅”！

可喜的是，李先生終于把自己和謝韜、胡星斗、辛子陵等公認的反社會主義的賣國賊“同志友情”明白無誤的告訴了讀者，這對我們廣大工農同志識別其“擁護社會主義”的真面目很有好處，因為這樣我們就用不著費心的去從理論上分辨了，只要用很樸素的觀念去看，敵人的朋友就是我們的敵人！就像汪精衛標榜自己是愛國者一樣，再漂亮的言辭也無法掩飾其本質。　　

最后，我把我的觀點明確一下：官僚資產階級是主動投靠帝國主義的狗，而買辦資產階級是帝國主義親自豢養的狗，我們的打狗不能是趕走官僚資產階級這匹狗卻迎來更加兇惡的狗。而是要扎緊籬笆（防止帝國主義入侵尤其是經濟入侵和文化入侵），關門打狗（打官僚資產階級這只狗）。　　

李文采先生原文網址：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04/141550.html

及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4/1427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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