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毛澤東思想研究簡明大綱》

引子

毛澤東為身后的世界留下了兩個巨大的遺產。他的第一個遺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立者，他的名字將永遠與這個國家共存。中國革命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實踐，這三者在歷史上的意義極為深遠。應該說，它們在今天給我們留下了巨大的空間去探索和回味。

毛澤東的第二個偉大的遺產則是他的思想。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內涵首先是關于世界觀的。它明晰地回答了關于社會發展規律與人存在的意義這樣的哲學問題。毛澤東思想的另一個重要內涵是關于方法論的。它為我們在現實生活中解決問題提供了智慧的工具。毛澤東思想所影響的首先是二十世紀后半個世紀的中國人。然而毛澤東思想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國界和時間界限。 在中國革命最艱苦的階段，毛澤東曾以其超凡的個人魅力極大地增加了中國革命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響力。 在中國革命勝利之后，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模式對廣大亞非拉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變革提供了教科書。 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對西方的知識分子也產生了廣泛和深刻的影響。我愿意引用現任德國萊比錫民族學博物館東亞部主任南特威希的話來描述這種影響。他說：“我從十五六歲開始就對毛澤東感興趣。我記得很清楚，當聽到毛澤東逝世的消息的時候，我流下了眼淚。第二天第一堂課剛好是歷史課，大家停止上課，悼念毛主席。我當時致了悼詞。當年聯邦德國（西德）的許多年輕人受到毛澤東思想的影響。”[①]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的白宮通訊聯絡辦公室主任安妮塔.鄧恩（Anita Dunn）2009年5月在對部分美國高中生演講時，稱自己最欽佩的兩個哲人偶像一個是毛澤東，另一個是特蕾莎修女。她以他們為榜樣鼓勵學生們樹立信心，敢于挑戰貌似不可克服的難題。 她引用毛澤東的例子說：“在1947年，當毛澤東面對如何奪取國家政權的挑戰時，蔣介石擁有所有城市， 擁有所有軍隊，擁有所有空軍，擁有一切可能的優勢。人們問（毛澤東）：你如何才能成功？如何才能克服所有這些難題？毛澤東回答說：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并且贏得了勝利）。。。”鄧恩的講話贏得了學生們熱烈的掌聲。[②] 盡管幾個月后美國的右翼勢力對鄧恩的演講進行了強力的攻擊，但鄧恩的觀點無疑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毛澤東今天在哲學層面對西方知識分子的影響。　　

目前國內有關國外毛澤東思想研究的資料極為缺乏系統的整理。本文是以尚慶飛《國外毛澤東學研究》為主要脈絡，系統整理了國外研究和介紹毛澤東思想的若干代表人物的簡明排序和主要觀點，希望以此對國外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做個普及工作。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用這句話來形容曾經過度浸泡在毛澤東思想影響之下的中國人之容易忽略毛澤東思想的某些重要性，是再合適不過了。讓我們放開眼界，看一看毛澤東思想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這對于今天我們檢討中國社會現象，檢討對毛澤東的認識和評價，有著特別的意義。

第一章   紅星照耀中國：國外關注毛澤東的最初階段

國際上對毛澤東最初的關注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早在1927年5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俄文版）雜志即刊登了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俄文譯文。同年6月，《共產國際》英文版又刊登了該文的英文譯文。雜志在介紹這篇文章時稱：“在迄今為止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出版物中，這篇報告最為清晰。”[③]1929年9月， 中共紅四軍八大前后，毛澤東身染重病。一時謠傳毛澤東已經病故。共產國際在莫斯科也聽到毛澤東病逝的消息，于第二年初在《國際新聞通訊》上發了1000多字的訃告，對毛澤東做出很高的評價：“據中國消息：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游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志，因長期患肺結核而在福建前線逝世。…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同志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④] 　　

1934年，共產國際出版了毛澤東在江西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的小冊子。年末，它的英譯本也由紐約國際出版社出版。同年8月，共產國際出版了題為《經濟建設與分田運動》的“毛澤東文集”。1935年12月1日發行的《共產國際》雜志第33期和第34期合刊上，在“中華蘇維埃和中國紅軍的領導者”專欄下，刊出《毛澤東---中國窮苦大眾的領導者》一文。1937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又出版了具有一定影響的《1927年-1935年的中國革命戰爭》一書。“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文章在西方都沒有產生重大的、實質性的影響”。[⑤] 直到1937-1938年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又譯：《紅星照耀中國》）一書的出版，毛澤東和他領導的中國革命，才真正震驚了整個西方。　　

《紅星照耀中國》自1937年10月在英國由倫敦戈蘭茨公司第一次出版以來，先后以20多種文字多次再版，一再脫銷。由此世界第一次出現了“毛澤東熱”。美國歷史學家哈羅德·伊薩克斯的調查說明，作為美國人對中國人印象的主要來源，《紅星照耀中國》僅次于賽珍珠的《大地》。而賽珍珠本人也認為，在斯諾非同一般的記述中，每一頁都是意義重大的，是用英文寫出的有關中國蘇維埃運動的最可靠的記述，為研究當代中國的歷史學家提供了最好的原始資料。《紅星照耀中國》不僅打開了西方了解、認識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思想的窗口，而且成為國外毛澤東思想研究的經典參考書。[⑥] 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中寫道：“當富于事業心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長征后訪問毛及其同僚時，他發現他們是一些滿懷信心甚至愉快的老練革命家。他們那種樸實的懇切態度以及對農民事業明顯的獻身精神，在《紅星照耀中國》里描述的栩栩如生，促使世界各地的讀者浮想聯翩。”[⑦]　　

《紅星照耀中國》之所以具有如此的影響力，首先是因為它所記述的對象是如此的可歌可泣。正如斯諾為中譯本《西行漫記》初版寫的序文里所說：“從字面上講起來，這一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可是從最實際主義的意義上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這些革命青年們使本書所寫的故事活著。… 而且從嚴格的字面上的意義來講，這一本書也不是我寫的，而是毛澤東… 這些人----他們的斗爭生活就是這本書描寫的對象----口述的。”這也正是本書成功的第二個原因。《西行漫記》全書大篇幅引用第一人稱的敘述。其中斯諾對毛澤東的采訪時間最長，報道篇幅最大，占到全書的五分之一，成為其作品中最核心和最引人入勝的內容。毛澤東第一次深入講述自己生平的對象不是中國人，而是美國記者斯諾。在延安窯洞的燭燈下，毛澤東對斯諾講述自己和中國革命的故事，其中有許多內容連毛澤東的妻子賀子珍都是第一次聽到。斯諾自己如此來描述這部分內容的成書過程：“我把毛澤東對我所提出的問題的回答，用英文全部記下來，然后又譯成了中文，由毛澤東改正，他對具體細節也力求準確是有名的。…這些訪問記再譯成了英文。… 除了對耐心的吳先生的句法作了必要的修改以外，我并沒有把它作文學上的加工。”[⑧] 本書成功的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本書作者斯諾個人的世界觀。斯諾本人并不是共產主義者，而《西行漫記》“很像是以中國共產黨人的眼光寫出的一部中國共產黨運動史…通篇表現出作者對中國共產黨人毫無掩飾的欽佩。”[⑨] 之所以如此，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對于具有貪婪本性的資本主義制度在各個階層都存在著廣泛的反思，從而使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知識分子找到了共同的情感基礎。斯諾如此描述自己的世界觀：“給我以社會主義邏輯的影響的不是馬克思、列寧、斯大林，也不是毛澤東。”而是主張和平主義緩和漸進歷史觀的蕭伯納。他說：“正是蕭伯納使我相信，人類的進步能夠超越相互掠奪的階段，… 合作可以取代現有弱肉強食的經濟制度。”[⑩] 正是這一基礎，揭示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最本質的人道主義內涵，并在西方社會引起了最為廣泛的共鳴。　　

除斯諾之外，相繼來到中國并對毛澤東和中國革命作出報道的還有：厄爾·利夫，史沫特萊、斯特朗、尼姆·韋爾斯、韓素音、王安娜、貝特蘭等人。他們為毛澤東和中國革命的影響走出中國，走向全世界的最初階段，作出了各自的貢獻。　　

第二章   毛主義的提出：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的第二階段

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的第二階段與最初的階段并不具備傳承的關系。它們之間最根本的界限在于立場的不同。20世紀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初，隨著中國革命迅速走向勝利。美國政府迫切需要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這一迅速上升的政治力量作出評估和判斷。正是在這一時機，費正清的研究中國問題作品和他募集資金籌建的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應運而生。費正清的兩部中國問題研究代表作品是：《美國與中國》（1948年）， 《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1921---1951》（1952）。盡管這兩部作品并不是毛澤東研究的專著，但是費正清最重要的貢獻在于培養造就了一個優秀的毛澤東研究團隊，而對毛澤東的基本觀點，也深刻地影響了這個團隊。必須指出的是，費正清對于中國問題研究的立場是非常鮮明的，他坦言：“哈佛對開展當代中國問題研究負有國家義務。”[11] 他的主要學術研究指向十分明確，就是服務國家和政治決策。而美國政府也承擔了資助費正清研究中心的一部分義務。 [12] 費正清及其弟子們這種半官方背景，為這一階段國外的毛澤東研究與早期國外對毛澤東的關注劃定了一條清晰的界限。

1951年，費正清的弟子本杰明·I·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發表了專著：《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受到輿論界的廣泛關注，成為了國外“毛澤東學”的奠基之作。正是在本文中，史華慈第一次提出了“毛主義”（Maoisum）這一后來為西方學者通用的名詞。那么究竟什么是毛主義呢？首先必須澄清的是，它主要是指毛澤東個人的思想，而不是所謂“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13] 史華慈認為, 毛澤東的思想堅持和繼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某些基本原理，并沒有完全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相背離。但是，史華慈并不想停留在對兩者的連續性的揭示上，他強調的是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從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之間的差異。這種差異突出地表現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華和核心原理-----共產黨與它的經濟基礎的關系問題上。在黨與階級的關系問題上，馬克思和列寧都強調共產黨的階級基礎應該是現代大工業社會中的工人階級或城市工業無產階級，而毛主義實際說明了，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它的主要階級基礎建立在農村的廣大農民之上。因為從1933年中國共產黨權利中心從上海轉移到江西蘇區后，中共就失去了它的工業無產階級基礎，同城市的工人階級幾乎失去了任何聯系。中共在與城市工人階級不發生任何重大聯系的情況下，存在了大約20年時間，其間城市工人階級在完成革命過程中沒有起到實質性的作用。由此，史華慈勾勒出了“毛主義”的如下內涵和本質：“是將一個按照列寧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由于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些基本信條而充滿活力的政黨建立在一個純粹由農民組成的群眾基礎上… … 這是毛主義戰略的核心。”當然，史華慈在肯定“毛主義”對農民的高度注重和依賴時，并沒有由此認為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工人黨”，而是一個“農民黨”。因為所謂農民政黨注定是要建立一個農民所追求的小農社會，并向往純樸自然的中世紀般的田園生活，對現代工業社會和城市生活表現出天然的反感和厭惡。而“毛主義”雖然也把農民的利益作為革命的目的之一，但它始終強調工業化、現代化和社會主義社會。[14]

“毛主義”概念的提出，不僅僅提出了國外毛澤東思想研究的一個重要主題。而且在客觀上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20世界50-60年代，正是廣大的亞非拉國家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風生水起之時，絕大多數的亞非拉國家并沒有達到列寧所描述的“帝國主義最高階段”，中國革命的成功經驗適時地為這些國家的革命活動提供了教科書，其影響實際上超過了俄國十月革命的示范作用，而毛主義順理成章地在廣泛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成為指導思想，直到今天。

1960年1月，費正清的另一位學生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在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學院創辦大型刊物《中國季刊》。美國“毛澤東學”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卡爾·魏特夫在《中國季刊》第1、2期連載長達29頁的文章《“毛主義”的傳說》。魏特夫，亦名魏復光，全名卡爾·奧古斯塔·威特福格爾（Karl August Wittfogel），美籍德裔猶太人。早年曾任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30年代中期與共產主義決裂，對社會主義蘇聯持堅決敵視的態度。1935年曾來華研究中國問題。1939年移民美國。50年代麥卡錫主義猖獗時期，魏特夫加入了美國“百萬人反對共產黨中國加入聯合國委員會”，對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同樣持堅決的敵視態度。 魏特夫《“毛主義”的傳說》直指史華慈提出的“毛主義”概念，認為毛主義概念的提出，已經給美國“與世界共產主義的斗爭帶來了無法估量的惡果”。[15] 魏特夫認為：史華慈提出的“毛主義”只是一個“傳說”，毛澤東的戰略實際上都是在共產國際和莫斯科的指示下制定實施的，并無任何獨創性，根本不能稱之為有別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另一種“主義”。他提出，列寧在總結1905-1917年的革命經驗后，也曾說過，在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前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主義戰略中，農民應該具有決定性的重要作用，可以作為革命的主要戰斗力量。列寧還堅持認為共產國際應該在所有的殖民地和落后國家建立這樣的蘇維埃。因此，在魏特夫看來，毛澤東關于農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的思想和實踐直接源自馬克思列寧主義，并非毛澤東的獨創。

針對魏特夫的觀點，史華慈以《“毛主義”的傳說的傳說》為題撰文回應。史華慈認為，馬克思、列寧雖然重視農民的革命作用，但從未給予他們以革命主力軍的地位。毛澤東不但把農民作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而且把共產黨的工作重心也放在了農村。史華慈承認，列寧確實提出過“俄國中亞地區農民蘇維埃的經驗可能適用于世界上其他‘落后’地區的”的觀點，但是，列寧所說的“經驗”強調的是俄國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作用，而毛澤東領導下的農村蘇維埃知識在理論上而非在實踐上堅持城市無產階級的領導。事實上，中國的農民蘇維埃在1933年到1947年的很長時間里都是脫離工業無產階級的。所以魏特夫不承認他們之間差異的說法顯然是有問題的，說“毛主義”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完全一致也是站不住腳的。[16]

史華慈與魏特夫的這場辯論在國外毛澤東學界稱為國外毛澤東研究的“第一次論戰”。這場論戰在學術界影響巨大，客觀上增加了“毛主義”概念的影響，推動了毛澤東研究領域在毛澤東文獻的文本學研究等方面的深入發展。

（第二章完。 下一章：“四海翻騰云水怒：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的鼎盛階段”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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