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領導”歷來是當代中國政治的核心問題。建國以來的諸項重量級文件，從歷屆憲法到四項基本原則再到三個代表，直至最近的“六個為什么”，這個問題始終被放在頭等重要的位置，加強領導而不是削弱領導，被視為唯一正確的政治方向。　　

不過，對這個問題的論述并非一成不變，回顧六十年的理論歷程，一條彎曲的軌跡清晰可見。改革開放以前，在“政治掛帥”的年代，黨的領導不僅是歷史的選擇也是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必然推演。所謂“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中國共產黨挾世所罕匹的執政合法性，對西方世界的政治正當性發起意識形態的挑戰。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黨做出了工作重心由政治向經濟的大轉移，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此后“黨的領導”的合法性一直靠著“歷史的選擇”的歷史慣性在茍延殘喘。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歷史選擇的理論能量終有釋放干凈的時候，不及時修補意識形態的破損必然導致政治思想的混亂，從而打破表面上平靜的社會政治秩序。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同志承前啟后，應對九十年代風云色變的國際局勢，提出了“三個代表”的重要建黨思想，將共產黨一黨執政的合法性安放在黨的先進性和最廣泛的代表性基礎上。2009年，中宣部理論局編寫《六個“為什么”——對幾個重大問題的回答》一書，在回答為什么堅持黨的領導時，沒有提到先進性也沒有提到廣泛的代表性，干脆利落地“回答”了兩點。一個是這種政黨制度是“歷史形成的新型政黨制度”，所謂祖宗之法不可變；二是我國的政黨制度“符合我國國情”，所謂實踐效果很好。總而言之，我國的政黨制度就是好啊。更坦白地講就是，“黨的領導”就是好！　　

但是只是自己說好是不行的，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時候，毛澤東主席就清醒地認識到，雖然中國共產黨是當時中國唯一合法的執政黨，但是因為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還存在，作為階級斗爭突出表現形式的政黨斗爭仍會繼續。“所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雖然都表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實際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對派。”[1]幾十年后的今天，當年那些“反對派”不僅沒有被消滅干凈，反而借助中共社會主義改革的東風重新活躍起來，并且還串聯進黨內，惹得黨內的一些人物動起“思凡”之心。質疑“黨的領導”的聲音正在黨內外蔓延開來。　　

國慶六十周年前夕，一篇黨內老同志的談話在網絡上廣為流傳，談話者大唱反調顯得頗為刺耳。在這篇題為“執政黨要建立基本的政治倫理”的文章中，作者以黨內老干部的身份質疑共產黨六十年來一貫一黨執政的合法性，批評共產黨六十年來沒有建立自己的政治倫理，聲稱“不能總是一成不變”。其實，黨內人士對“黨的領導”的質疑，這也不是第一次。2007年，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在當年第二期《炎黃春秋》上發表《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的出路》一文，高呼“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呼吁加快推進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改革的重點要放在民主憲政上。弦外之音是對“黨的領導”的不滿。2008年，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在《炎黃春秋》上發表《三十年前我們為什么選擇改革開放》一文，說共產黨不如國民黨，“黨的領導”是大大的不好。此論一出，立即在社會上引起爭論，最后胡錦濤總書記出面稱“黨校要姓黨”[２]，此后爭論者立馬噤聲。雖然“黨校要姓黨”，但是中央黨校內部的人都站出來說共產黨的壞話，自家后院起火，可見共產黨的宣傳已經淪落到連自己人也說服不了的地步了。由此可見，以塑造國家意識形態為中心的權力內部的理論界在“黨的領導”好不好的問題上存在爭論，而且質疑的聲音可以在一些公開出版發行，并且和黨有密切關系的刊物——比如《炎黃春秋》——上發表出來。　　

在應該是鐵板一塊的黨內，質疑的聲音反而可以依托黨內的政治斗爭公開地講出來。與黨內日益公開化的討論不同，黨外的“反對派”則顯得“有心殺賊，無力回天”，只在網絡上發發牢騷。真正要白紙黑字落實出來，他們迫于大陸強大的輿論管制，通常采用“指桑罵槐”等技法閃爍其詞。但是，黨外也并非都是反黨的。有的思想流派天生與馬克思主義結親，在對待“黨的領導”的問題上態度比較復雜。下面我們就來揭去黨外這幾種思潮罩在自己臉上的面紗，順著他們的邏輯往下走，看看他們究竟是什么立場。　　

需要說明的是，中國的社會分化還在繼續之中，思想界的清晰劃分和人物歸屬也有待一個歷史過程，因此為了避免對各種思潮的分析陷入空談“主義”的泥潭，我們將所謂的幾種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抽出來作為樣本。　　

新左派　　

 “新左派”這個詞是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的一場思想論爭中被創造出來的。最先挑起戰端是海外華人學者崔之元和甘陽，兩個人著文質疑中國市場化改革路線，批評中國自由主義的保守傾向，主張走一條非西方的現代化道路。后來國內學者汪暉集其大成，發表《當代中國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和《“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及其批判》等著名文章，依托左翼批判理論，重創中國新自由主義的話語霸權，闡揚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批判思想，一舉為自己奠定了思想領袖的位置。這股思想被稱之為“新左派”。汪暉認為，“新左派”知識分子著作譜系中最核心的一點是“對導致不平等、生態危機和社會分化的整個發展模式的批評”[3]。現在的新左派知識分子大多以《天涯》雜志以及網絡上的烏有之鄉網站等紅色網站作為輿論陣地。　　

“左”“右”問題，要想說得清必須要做歷史的分析，左/右二元模式也很難說明現在中國思想界的狀況。但是，左右總是相對的。一個人盡管可以否認自己是右派或者左派，但是兩個人或者兩個派別的思想發生爭論，必然是一方偏左一方偏右。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當年的右派言論在今天可以視為左派（如顧準）；當年的左派在今天則直接被人視為怪物（如毛左），可見中國的政治坐標系向右做了大幅的橫移。對這一點，汪暉用“去政治化”來解釋，他認為一個政權建立后，必然要趨于保守。新左派的任務就是批判這種保守的傾向，批判右翼化的潮流。在汪暉看來，現在的中國社會“已經是一個資本化的社會：市場經濟已經日益成為主要的經濟形態，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已經把中國帶入全球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之中”[4]（《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天涯》1997年第5期）。中國在發展的過程中遭遇的貧富分化、生態危機等問題也是因此造成的，而這一切又都是新自由主義作怪的結果。因此，新左派的任務就在于對新自由主義進行批判，區分新自由主義和改革實踐，并對改革的積極成果予以確認，防止在改革中慢慢坐大的新自由主義新貴階層竊取國家政權。　　

從新左派的這一立場出發，在政治上，他們要求中國的民主發展要超越西方式的憲政民主，重新重視毛澤東時代廣泛的政治參與，實行全面民主。汪暉的政治訴求是通過公共空間的建設，喚醒廣大群眾的政治參與意識，一方面用制度化的方式阻止國家和利益集團的二元結盟，一方面杜絕因單純的國家監督造成的權力腐敗，表現了他對單一權力——“黨的領導”——的不信任。但是，在一個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沒有理由不借助于政治權力來引導群眾的政治參與，雖然共產黨的很多做法不合新左派的口味。在2009年清明節烏有之鄉網站舉辦的《清明節感想——漫談新中國的合法性》座談會上，烏有之鄉的幾位干將在會上大力批判時興的否定新中國合法性——從而是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的論調，旗幟鮮明地支持“黨的領導”。可見，“為人民服務”的口號還在喊著，毛澤東的政治遺產也有待開發，共產黨即使再不肖，也是馬恩列斯僅存的中國血脈，社會主義復興的希望之所在。另一位著名的新左政治學者王紹光的觀點則比較親近“黨的領導”，他認為“民有、民享、民治意義上的民主可以在一黨制下實現”[５]。　　

新自由主義　　

和新左派一樣，新自由主義也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思想爭論中成就自己的。從左的這邊看過去，自然覺得什么都是右的，中國社會在新左眼里已經是個“資本社會”；反之，從右的這邊看過去，也自然覺得什么都是左的，中國社會在新自由主義者眼里仍與1949年建立以迄今日的社會和制度一脈相承，沒有革命，沒有斷裂，沒有質變[6]。　　

新自由主義承認中國當前存在嚴重的社會問題，但是問題并不是像新左派說的那樣是市場經濟引起的，而是市場經濟在中國難以徹底貫徹的結果。中國的市場經濟不像西方的市場經濟，它更多受著權力機制牽制，經常是“看得見的腳”踩住了“看不見的手”。譴責社會不公、資本與權力合謀，更多應該歸咎那只蠻橫的“腳”而非骯臟的“手”[７]。總而言之，社會的進步是新自由主義的功勞，而社會的弊病則是蠻橫的“腳”，即專制的國家權力，即壟斷在共產黨手里的巨大權力。　　

新自由主義旗幟鮮明的說“黨的領導”是不好的。那接下來，他們的政治訴求必然是“把改革延伸到政治體制，在制度層面建設權力監督機制，憲政治國”[８]，矛頭直指“黨的領導”。在這一方面，他們的動作主要有2006年的《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會議既要》以及2008年網絡上公布的《零八憲章》。在這兩份先是流傳于網絡后又被強制刪除的文件里，共產黨一黨執政的合法性受到了猛烈的攻擊。　　

新權威主義　　

新權威主義是作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政治激進主義的對立面出現的，當時它就曾經和自由派產生過論戰。新權威主義批判自由派的激進路線，因為在他們眼里，激進的路線必將引起保守頑固派的反動或引發嚴重的政治失范或社會整合危機，人們進而產生一種絕望的“文化地獄心態”形成以建構抽象的理論藍圖為目標的烏托邦主義，并以此來重建秩序，這樣便形成激進主義不斷強化的惡性循環。　　

新權威主義的代表人物蕭功秦于2008年出版了他的新書《中國的大轉型——從發展政治學看中國的變革》，其中明確主張“在開明的大家長的主持下，經由權威政治所實現的政治穩定，來引導市場經濟的發展”[９]。只有這樣，才能確保社會利益集團的多元化，從而為民主政治奠定真實的基礎。盡管新權威主義也批判自由派，但實際上批判的只是自由派的激進路線，兩者本質上并沒有區別，有的只是方法上的不同。相反，新權威主義要經常從自由主義話語中獲得思想資源，來維持它對這個“開明大家長”的警覺。因此，新權威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相互糾纏就在于，兩者根本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新自由主義急著要沖鋒，而新權威主義規勸它慢一點為好。如果沖太快了，反而會激起左派的反抗，烏托邦思想借機沉渣泛起，反而于民主政治大大不利。　　

和新左派以及新自由主義明顯的對“黨的領導”的態度不同，新權威主義態度比較曖昧。因為它一方面要借助“黨的領導”來維持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在其中慢慢培養自己的政治勢力；另一方面，在他們認為時機成熟時，必然力爭擺脫受共產黨的控制，“不再單純地將市場擴張的動力寄托在國家身上，轉而認為可以利用跨國資本和國內資本的力量重構中國的社會和市場”[１０]。　　

民族主義　　

2009年，《中國不高興》火了一把，也讓中國的民族主義之火越燒越旺。王小東，這個早就在《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中就嶄露頭角的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在2009年正式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教父”。　　

在意識形態的光譜里，民族主義是偏右的。汪暉有言民族主義“是由在世界市場運行中舉足輕重的若干國家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性社會關系的產物。他們支持的民族主義正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平行結構，而不是全球化的對立物。這正是我們應該批判的”[１１]。但是，正是這樣一個左派意欲殲滅的思想流派在當下中國社會卻和新左派打得火熱。在烏有之鄉的學者網站上，王小東的名字赫然在目；《中國不高興》的作者之一黃紀蘇就是當年轟動京城的左派話劇《切·格瓦拉》的主創人員之一；王小東的論敵大都集中在和新左派勢不兩立的新自由主義陣營。這確實是個值得令人深思的問題。　　

1999年，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在中國民眾走上街頭對美國的霸權表達他們的憤怒的時候，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卻選擇站在美國這一邊，將群眾示威視為新一輪的“義和團暴動”，指責其是“非理性盲動”。這種對社會運動的不信任，讓越來越多的青年同那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分手。這同當年著名的自由主義者胡適感慨青年不在自己這一邊，頗可以做番比較。關于這一點，王小東說的明白，“我確實認為他們（自由知識分子）的這個大目標（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的。但是他們現在擺出的架勢是，要實現這個大目標必須以美國的利益為最高利益，說白了必須賣國，這我就不能同意了”[12]。同時，他還指責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中的相當一部分人越來越滑向中國和外國的權貴豪富階層的幫閑的方向”[１２]。就這樣，民族主義這樣一個偏右的思想流派在當下的中國語境中被新自由主義者逼進了新左派的懷抱中。　　

當新左派和新自由主義在為確認改革的積極成果爭得面紅耳赤的時候，民族主義直接利用了改革取得的偉大成就，從而發展壯大了自己。飲水思源，民族主義者自然不會忘記共產黨的功勞。從這一點上來說，民族主義和新左派站到了一起。　　

但是，新左派與民族主義的“蜜月期”終有一天要終結。因為，民族主義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衍生物，它必定不能長久地待在“黨的領導”的陰影之中。如王小東所說，“如果歷史選擇了中國實行西方式民主，我是支持的。或者說，歷史顯現出中國實行其他民主形式的可能性不大，實行西方式的民主的可能性最大，我也是支持的。我認為無論何種類型的民主制度都會比排除了內不良性競爭的非民主制度要好”[１３]（王小東《中國不高興》p146）。就在《中國不高興》大火的2009年，著名的左派學者曠新年在烏有之鄉的一次講座中抨擊民族主義，聲稱“民族主義是靠不住的”。民族主義最終會走向何方，與哪一種意識形態結合還不得而知，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從與新左派分手的那一天開始，民族主義也就正式轉入了“反動派”的行列。　　

關于“黨的領導”好不好，繼續下去要不要的問題，黨內黨外的各種思潮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只不過有的直白、有的隱晦、有的激進、有的持重，答案不盡相同。這種社會思潮的多元化，在表明言論空間日益放開的同時，也凸顯了我們面臨的這個時代的復雜性。隨著社會的變遷，歷史終歸會給出自己的答案，到底哪一家之言能夠料中天機呢？我們試目以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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