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社會主義憲政
明子
現在有兩種人在談民主憲政,一種是資產階級右派,以李銳、辛子陵、和零八憲章派為代表;一種是無產階級左派廣大群眾,以馬賓、李成瑞、張宏良、張勤德為代表。憲政要不要談呢?要談。不談憲政是不對的;認為一談憲政就是資產階級憲政或者只能是資產階級憲政,也是糊涂的或錯誤的。憲政并不神秘,憲政是什么呢?憲政“就是民主的政治”(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憲政》)。民主的政治是全國人民都歡迎的,又是建設社會主義和人民利益所必要的,我們為什么不談呢?事實上,右派有了《零八憲章》和《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及主流精英的一系列主張;左派提出保衛憲法的口號,并有《馬賓文集》、《迎接社會主義偉大復興》、《要求立法讓官員申報個人及家族財產》、《零九建言》、《給xxx提幾點意見》等文章在網上流傳,說明兩種憲政思想正在激烈的爭論著,在這樣的情況下,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集中地論述一下社會主義憲政問題,徹底批判資產階級憲政觀點,就顯得格外必要。
什么是民主?
既然憲政就是民主的政治,那么,我們在討論憲政之前就必須首先弄清什么十么是民主。眾所周知,“民主”一詞源于希臘字“demos”,意為“人民”。中國春秋時代也有“夫民,神之主也”和“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的提法。但是具體到對于民主的現代解釋,則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人認為民主就是投票,有人認為民主就是分權、相互制約,也有人認為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還有人說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中國目前較流行的規范解釋有兩種:一種是《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指人民有權參與國事或對國事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另一種解釋說,民主的定義為“在一定階級范圍內,按照平等和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來共同管理國家事務的國家制度”。但是上述這些解釋都是不準確、不完整的,常常導致民主的悖論。參與和自由發表意見,顯然是一種不全面的民主權利;少數服從多數,也是一種不完整的民主概念,并且常常導致事實上的民主失真。中國新資產階級雖然大喊民主,但至今沒有從這些不完整不準確的民主概念中掙脫出來,主要是他們對文化大革命抱有很深偏見的緣故。文化大革命開展四大的豐富實踐使我們認識到,民主就是“人民廣泛充分地表達各自意愿并按照少數服從多數、多數服從真理的原則管理國家和處理事務的一種歷史制度”。這個定義應該是最符合人類各個歷史時期的民主實踐的定義。
上述定義只是民主的抽象,而人們在實踐中談論民主的時候,卻只有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民主。由于人民屬于歷史的范疇,民主在人類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的內涵也是不同的,有奴隸制民主、地主階級民主、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在奴隸社會談資產階級民主和在封建社會談奴隸制民主是同樣可笑的。當代資產階級右派和現代修正主義者最不合時宜、最反動之處就是把資產階級民主夸大為普世價值,強加給社會主義人民,用資產階級民主改造社會主義社會。
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提出的民主理論在當時具有反封建的進步意義,但同時就已經顯示出它仍是少數人的民主的局限性。當著社會發展到社會主義時期(以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為標志)之后,資產階級民主就主要成為反工人階級反社會主義的武器,逐漸失去其進步性。里根上臺之初就揚言:“朝民主自由邁進,就會把馬列主義消滅在塵埃之中”,零八憲章派一邊高喊民主,一邊宣布共產黨非法、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當家作主,支持土地私有化,保護私有財產而不保護公有財產,都是明證。在當代,任何吹噓現代資產階級民主的進步性的觀點,無一例外的都是反動的、錯誤的、糊涂的觀點!因為中國已經有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踐,在今天吹噓資產階級民主的先進性,無疑都是出于不承認、貶低、反對社會主義民主的立場。難道事實不正是這樣嗎!
生產活動是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這是稍有知識的人都承認的。資產階級民主沒有在生產活動中貫徹民主精神,勞動者在企業中對于生產什么、怎樣生產完全沒有發言權;而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民主,如鞍鋼憲法、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則明顯賦予勞動者管理企業、管理國家的責任和權力。這就是連最反動的右派也無法辯駁的、社會主義民主遠遠高于資產階級民主的根本證據。
為民主而民主的傻子在中國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在世界上也不存在。在階級社會里,民主總是作為階級斗爭的一種手段而存在的。現在的中國經濟是官僚資本主義經濟,現在的政治是官僚資本主義的政治,現在的文化是官僚資本主義的文化。現在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都處于帝國主義附庸的地位。中國現在的官僚資本主義,同舊官僚資本主義有所不同,它不是從舊軍閥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是從社會主義社會分裂出來的,是在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基礎上、利用管理權改變所有權、瘋狂劫掠人民財產而逐步發展起來的。因此,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同工人階級廣大人民之間的矛盾。吳敬璉、李銳、萬里、零八憲章派所主張的資產階級民主,根本目的就是反對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當家作主,保護官僚資本主義秩序長治久安,害怕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會改變修正主義路線;無產階級革命派則力圖恢復工人階級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恢復四大和允許工人罷工,建立批判和斗垮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民主統一戰線,建立反美帝國主義的國際民主統一戰線。對待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當家做主的態度、對待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態度、對待美帝國主義的態度,是當今世界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試金石和分水嶺。
我們今天特別要認真學習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團結大多數孤立一小撮的民主統一戰線思想,把制定政策者和執行者區別開來,把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和犯走資派錯誤的人區別開來,把死心塌地的追隨者和尚能悔悟或者已經有所悔悟的人區別開來。走資派提出階級消滅論和生產力決定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搞垮社會主義公有制,全盤否定蘇聯中國的社會主義經驗,要從社會主義“轉軌”,與美國“接軌”,動員被人民革命打倒的反動派的遺老遺少瘋狂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丑化無產階級專政,在中國搞官僚資本主義復辟。走資派及其死心塌地的追隨者,是由極少數無產階級叛徒和沒有改造好的舊社會反動分子所組成的帝國主義的別動隊,他們就是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的敵人。胡耀邦、趙紫陽、跟著犯了大量的嚴重錯誤,但他們主要的不是政策制定者,也還做了一些好事。對他們批判當然要嚴肅批判,對于他們所做的一些好事,也應實事求是地肯定。陳云也沒有完全贊同修正主義路線,黃克誠同志、王任重同志都公開抵制過修正主義路線,鄧力群在蘇東劇變的教育下殺出舊營壘,王震所代表的部分老同志臨終深有悔悟,這些都應分清錯誤和功績,給予如實評價。
特別值得欣慰的是,馬賓、巍巍、李成瑞等老同志,旗幟鮮明的站出來,捍衛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誓與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徹底決裂,堅決反帝國主義,堅定的站在工人階級廣大人民一邊,更是值得大家學習;不少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紛紛接近和同工人階級廣大勞動者結合在一起,蔚成歷史潮流,改變了力量對比。我們黨的大多數干部,多年受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和艱苦斗爭考驗,他們是愿意和能夠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這個基本事實,我們什么時候都不應忘記。
提出科學發展觀、支持信訪、關注民生,本應受到人民熱烈歡迎,但民生問題日益嚴重,訪民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的事實應該引起胡錦濤同志反思——不從根本上改變修正主義路線,離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民生問題的。所謂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就是承認社會主義條件下存在階級階級斗爭,批判階級消滅論,以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為本而不是以人為本;分析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拋棄生產力決定論;相信和依靠工人階級廣大人民,而不是相信和依靠少數精英,更不能依靠少數官僚和資產階級精英;領導人民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通過生產斗爭、階級斗爭、科學實驗和團結一致的努力爭取幸福,而不是由少數精英給人民恩賜幸福,更不是鼓勵少數人占有大多數人創造的幸福。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民主就是工人階級為核心的廣大人民人人擁有充分表達個人意愿的權力并按照少數服從多數、多數服從真理的原則管理國家處理事務的歷史制度。社會主義民主的綱領就是:人民監督政府,人人起來負責。社會主義民主的有效形式是:工人階級廣大人民按照憲法和公開的章程民主選舉建立的自己的、公開的組織,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允許工人罷工。社會主義民主的原則是: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建立反對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民主統一戰線。社會主義民主的目的是:打倒帝國主義和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實現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當家作主。
社會主義憲政
“世界上歷來的憲政,不論是英國、法國、美國,或者是蘇聯,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實之后,頒布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憲政》)我國的社會主義憲政,在中華蘇維埃時期發端,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孕育,以一九五四年憲法和一九七五年憲法為標志,作為民主的政治,早已成為現實。一九七五年憲法至今仍是世界上最進步的憲法,是最進步的民主的政治的制度化。一九七五年憲法在一九五四年憲法的基礎上增加了四個重要條款:1,國家保障人民行使“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權利。2,保護公民罷工自由。3,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以工農兵代表占主體組成。4,各級國家工作人員必須參加集體生產勞動。這幾條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人民主體思想,有效遏制官僚特權,具有重大的反封建反資產階級特權的意義,是資產階級民主永遠不可能企及的先進的民主政治規范。基辛格說:文化革命時美國害怕中國的民主;現在中國害怕美國的民主;奧巴馬說:鑒于文化大革命的種種恐怖……。中國新官僚資產階級一上臺就立即修改憲法取消這幾條。證明帝國主義、官僚資產階級都害怕和反對這些民主條款,他們反對文化大革命主要的就是反對無產階級的大民主。無產階級大民主對于他們來說的確是一種“恐怖”,他們把文化大革命說成“無政府主義”也是有道理的——因為一切形式的資產階級政府在無產階級大民主面前都不可能長存!“四大”在他們看來確是一點好處都沒有。然而,世界和中國工人階級廣大人民會害怕和反對這些條款嗎?他們難道不愿意自己的代表在人民代表大會中占主體地位嗎?他們難道不愿意擁有四大和罷工自由嗎?他們難道會反對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嗎?占人口大多數的工人農民既然不愿意,在憲法中取消這些民主條款就是反民主的行為。
因此我們今天談論憲政,首先必須批判在社會主義憲政問題上的歷史虛無主義,必須正視和實事求是評價一九七五年憲法在世界憲政史上的杰出地位,批判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扼殺一九七五年憲法的罪行,恢復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在此基礎上發展創新。絕不能像零八憲章那樣,另起爐灶,一下子就和蔣介石的憲政續上家譜;中國新資產階級只談抽象民主不談具體民主、不講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根本區別,借以推行反動落后的官僚資本主義政治——這一點,必須引起人民的警惕。判斷一個人的憲政主張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憲政主張,標準就是看他反不反帝國主義和新官僚資產階級(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支持不支持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當家作主。
社會主義憲政就是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團結起來對于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及其死心塌地的追隨者的民主專政,就是反帝反官僚資產階級的憲政。`現在這種憲政已經被頑固派取消了,他們害怕得很!他們的“不爭論”、“不搞群眾運動”、“穩定壓倒一切”,幾乎都是針對我國已有的社會主義憲政的。但是他們能不能永遠取消呢?肯定不能!因為這種憲政是社會進步、人民幸福所必要的和不可或缺的。事實上,人民正在努力恢復這種社會主義的民主的憲政,通鋼、林鋼工人保衛國有資產的斗爭,各地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維權示威抗議,互聯網上每天數百萬文章及跟帖,都是這種努力方興未艾的表現。這個歷史潮流任何人都無法阻擋,已經把近三十年編織的盛世偽裝撕得粉碎。千萬工人下崗、數百萬大學生失業、血汗工廠、黑磚窯、黑礦主、超時勞動、污染恐怖、開胸驗肺、成都拆遷自焚案、楊佳案、修腳女工鄧玉嬌案、人民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國資委領導干部批判工人的國有情節、公務員把對黨負責和對人民負責對立起來、焦裕祿所在縣的蘭考縣委書記說一提焦裕祿就頭疼……
一九七五年把“四大”和工人罷工寫進憲法的重大意義和歷史價值,我們今天不是認識得很充分了,而是認識得很不夠,甚至不如敵人認識得深刻。為什么從憲法中取消四大和工人罷工?因為這就是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難以逾越的障礙!為什么通鋼工人能夠取得勝利?就是他們理直氣壯地運用了這個武器!我們有一些糊涂的同志說:“那是秀才(領袖)寫在黑板上的文章,一旦這個秀才倒了,沒有通過人民擁立的黑板也就不能用了。”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工人罷工,難道不是人民“擁立”的革命形式嗎?文化大革命批判反動的血統論、批判盲目服從的奴隸哲學、揭露和批判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整黨建黨、斗批改,所取得的勝利,難道不都是開展四大的功績嗎?怎么能說“那是秀才(領袖)寫在黑板上的文章”呢?說我國一九五四年憲法一九七五年憲法沒有經過“全民公決”,這就顯得缺乏歷史知識了。請問:美國憲法經過全民公決了嗎?世界上哪一個憲法是經過全民公決誕生的?如果世界上所有的憲法都不是經過全民公決誕生的,在階級還存在的社會里,要求我國憲法必須經過全民公決是什么意思?我國五四、七五憲法都經過全國人民充分討論,當時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工農兵代表占絕大多數,參與制憲人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比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都高,因此代表性也更廣泛。把“四大”的自由和罷工自由寫進憲法,是毛澤東長期總結人民斗爭經驗的結果,是人民民主權利法制化、秩序化的重大舉措。毛澤東一九七零年同斯諾談話時說:“你們的尼克松總統不是喜歡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嗎?他是喜歡那個law(法律),是喜歡那個order(秩序)的。我們現在的憲法要有罷工這一條,‘四大’的自由之外,還要加上罷工,這樣可以整官僚主義,整官僚主義要用這一條。”過去和現在的事實都證明,開展四大、工人罷工的合法化,就是工人階級廣大人民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斗爭并戰而勝之的最有力武器!同時也是毛澤東時代我國民主政治遠高于世界其他國家的歷史豐碑!我們今天革命,不是另立黨,不是搞什么政黨之間或者政黨內部的相互制約,也不是上井崗,無產階級作為社會主義革命勝利成果唯一合法的長子繼承人,首先就是要捍衛社會主義憲法,以社會主義民主為武器,團結廣大人民,幫助共產黨整風,批判修正主義路線,追查三十年來國有資產流失的責任人,要求省部級以上黨的領導干部,公布個人及家族財產,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打一場公物還家的人民戰爭,奪回并壯大公有制這個新老工人階級賴以生存發展的自己的物質和精神家園,重建毛澤東領導人民創建的政治體制。
毛澤東留下的政治體制是在批評斯大林錯誤和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長期斗爭中建立起來的,是公開、透明、鼓勵90%以上人民廣泛參與的現代政治體制,是真正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體制,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政治體制。他的先進之處恰恰就在于它突出了工人階級廣大人民充分的民主權利,真正體現了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當家作主。毛澤東在人類社會第一次明確指出,“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讀蘇聯政治經濟學談話》第275-276頁)毛澤東也是人類社會第一個著手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實踐解決這個問題的人。在毛澤東看來,這是防止官僚資本主義復辟、避免無產階級專政轉化為封建法西斯專政的根本措施。毛澤東留下的政治體制早已批判吸收了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進步思想,并且主要總結了無產階級新的偉大創造。在今天,無視毛澤東留下的國家體制遠遠優于資產階級國家體制的客觀事實,提出“批判地借鑒和提升資產階級先進的思想家提出、實際是人類業已取得的積極的有益的歷史經驗,去打破社會主義各國事實上普遍存在的終身制,打破黨內事實上存在的家長作風”的主張,是完全錯誤的。用資產階級觀念整社會主義和共產黨之風,豈不是糊涂透頂嗎?“打破社會主義各國事實上普遍存在的終身制”的認識是不符合實際的,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也請這些同志結合實踐去認真想一想。說毛澤東“沒有打破黨內事實上存在的家長作風”,更是嚴重失實、給右派配音的荒謬論調,不該出自一個左派之口。恰恰是由于資產階級頑固派的破壞,現在的中國政治體制落后了,一個退休老人竟可以攜軍隊負責人“南巡”、并以太上皇的口吻警告黨的領導人;一把手說了算、不允許批評的家長作風才在黨內盛行起來。文化革命中有這樣的怪事嗎?現在政治體制落后的根本原因恰恰就是破壞了毛澤東留下的政治體制,在憲法中取消毛澤東熱烈肯定的人民民主權力,取消人民對于政權的監督和參與。當代中國作為世界上唯一或者極少數不允許工人罷工的國家之一而載入史冊,應該不是光榮,而是恥辱!我們一定要把毛澤東留下的政治體制同文化革命之前的和現在的政治體制如實地區別開來,要充分認識它的先進性。社會主義是“兩個東西在斗,一個進步的,一個落后的。”(毛澤東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八日同斯諾的談話)毛澤東這句話是我們正確認識中國社會、永不迷失方向的一把鑰匙,需要我們認真體會。
當然,毛澤東建立的政治體制是在文化革命后期才初步完成的,毛澤東逝世之后又被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破壞。它對人類社會的巨大影響遠沒有充分展現。但毛澤東留下的政治體制的六大要素仍然表現出前無古人的先進品格,確立了社會主義憲政的基本內容:1,國家保障公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2,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開門整風;3,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工農兵代表為主體;4,政治協商會議和無產階級領導的統一戰線;5,群眾組織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自由、工人罷工自由;6,各級領導機構必須實行民主集中制、密切聯系群眾、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
毛澤東留下的政治體制當然還要進一步完善。比如開展四大自由、工人罷工自由,建立群眾組織(工人代表大會等)先議制和人民代表大會逐級審議制,就可以揚其長而避其短,保障其健康發展。我們相信群眾在斗爭中會有更多好的創造。但目前首先要做的,是充分認識毛澤東留下的政治體制的先進性。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對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革,正是為了有效反對官僚資本主義復辟,正是為了有效避免和反對家長制。
社會主義規律性的東西,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澤東領導廣大人民揭示出來:利用管理權改變所有權、當了大官保護大官的利益,這就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主要的、根本的問題;因此,所有制的問題還沒有解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必須把共產黨和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區別開來,必須把共產黨和黨的干部個人區別開來;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兩大特點就是,力圖變公有制為私有制,脫離并壓迫剝削工農群眾;“國家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毛澤東語),國家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階級廣大人民手中,才能保持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國家掌握在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手中,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蛻變為官僚資產階級專政和封建法西斯專政;黨的一元化領導必須建立在斗私批修的基礎之上;在社會主義時期解放思想的主要課題就是,對于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必須堅決抵制和批判,不能盲從,不能搞奴隸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對象是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及其死心塌地的追隨者,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決不能把專政的矛頭指向人民;社會主義建設的主要手段就是建立在無產階級大民主基礎上的民主集中制。文化大革命揭示的這些規律一一被實踐證實,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使工人階級明確了斗爭方向。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在人民還在為上學難住房難看病難發愁的時候,為個人和自己家族迅速積累了億萬財富,他們保護少數精英依靠少數精英,不再依靠人民群眾,處處動用專政工具對付人民。只有傻子還會視他們為共產黨人,只有傻子還會認他們為社會主義者,他們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真實目的已經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社會主義憲政和資產階級憲政的比較
有了以上理論和實踐的說明,我們就能夠用明確的理由,來比較社會主義憲政同資產階級憲政的異同和優劣:
兩種憲政都是民主政治的凝結;兩種憲政制度都是階級革命的成果;兩種憲政的實質都是階級的專政;兩種憲政都是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并為其服務、主要保護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那個階級利益的。這是兩種憲政的相同之處。
兩種憲政的不同之處在于:資產階級憲政是占人口極少數的資產階級享有的小民主政治的凝結;社會主義憲政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階級廣大人民普遍享有的大民主政治的凝結。資產階級憲政是保護資產階級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憲政是保護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的經濟權利——公有制的。現代資產階級憲政是壟斷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的專政;社會主義憲政則是工人階級廣大人民對新官僚資產階級的專政。因此,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照搬資產階級憲政的形式顯然是可笑的,這正如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不可能采取無產階級大民主的形式一樣。
兩相比較優劣自現。工人階級廣大人民是生產人類必須的生活生產資料的勞動者,離開他們,人類就不復存在。科學技術只有通過他們的勞動才能轉化為生產力。他們占了人類的大多數。讓他們受壓迫受剝削難道是合理的嗎?讓他們站起來成為社會經濟政治的主人難道不應該嗎?少數人管理國家永遠不可能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只有鼓勵人民自己起來管理國家的社會主義憲政才能保護大多數人的利益——毛澤東二十世紀申述的這一思想和他親手創建的社會主義憲政,難道不是當今世界最先進的思想、最進步的民主的政治嗎?我請人們讀一讀李準寫于六十年代的《李雙雙小傳》。李雙雙是一個普通農村婦女,他卻寫大字報,多次和隊干部中的錯誤思想行為作斗爭并取得勝利,她的形象至今受到廣大人民熱愛。這就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真實寫照。在資本主義國家,可能嗎?
當然,不同階級的人,看法和結論是不一樣的。哪些人喜歡資產階級民主呢?大官們喜歡!大資產階級喜歡!御用知識分子喜歡!因為他們在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下可以滿足他們的特權欲,可以高高在上做人上人,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下,他們的特權欲始終被限制,他們必須過人人平等的生活。站在個人立場上,他們當然不愿意。他們喜歡資產階級民主,認為社會主義專制獨裁不民主,其實就是從內心里喜歡資本主義社會。現代修正主義正是這些人思想的反映!他們鼓吹資產階級民主的普世價值,真實原因正在這里!
駁頑固派
一, 關于共產黨的領導。
右派現在質疑共產黨的領導的合法性。共產黨的領導明明寫在我國的憲法里,怎么是不合法呢?原來右派是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的,他們所說的不合法就是不“合”他們自己心目中的“法”。他們心目中的法人民會不會贊成和通過呢?人民是不會通過的!自西山會議以來,右派的每次挑釁都遭到人民痛擊并以失敗告終,就是一個明證。所以右派也不敢把自己心里話全說出來,他們說,共產黨沒有登記,所以沒有合法性。這就讓中國人民不得不嘲笑他們。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工人階級廣大人民擁護不擁護、支持不支持,才是一切政黨合法不合法的根本標準,因為立法權在人民代表大會,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
中國共產黨是毛澤東思想培育的、經歷了長期革命斗爭鍛煉的黨,是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唯一宗旨、受到人民信任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代表工人階級作為全中國的領導核心是人民的正確選擇。盡管修正主義集團背叛工人階級,改變了黨的宗旨,改變了國家性質,讓新官僚資產階級重新騎在工人階級廣大人民頭上,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新變成帝國主義附庸,不顧人民看病難、住房難、上學難,為自己家族斂人民巨額之財,受到人民唾棄,但他們并不能代表共產黨,事實上一直受到黨內積極力量的反抗和抵制(鎮壓造反派、清查三種人、八五年一刀切讓老干部下臺,蘇東劇變以后許多老黨員、新黨員對賣國腐敗和復辟的批判,都是這種斗爭的反映)。我們這個黨多災多難,但還是很有希望的。我們一定要堅決反對右派否定黨的領導,同時也要警惕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改黨名改國號的陰謀,只要他們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就要全黨共討之,全國共伐之!只要他們不改黨名,不改國號,他們的丑惡罪行就必然一天天更加暴露在人民面前,激勵人民起來斗爭,最終必然被人民整垮。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除了無產階級的利益之外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國共產黨不是執政黨,是領導工人階級廣大人民執政的黨,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把共產黨說成是執政黨,是不符合憲法精神也不符合黨的性質的,而且容易使黨和工人階級廣大人民脫離甚至對立起來。近三十年來,共產黨領導層越來越強勢,而工人階級則由領導階級變成公認的弱勢群體,這種黨脫離人民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執政黨的概念仍屬于資產階級政黨政治的范疇,和社會主義人民政治是格格不入的。此外,有執政黨就應該有在野黨,沒有在野黨,執政黨的概念也失去意義。我們一定要擺正黨和階級的關系,擺正黨和人民的關系,共產黨的先進性主要表現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上,而不是表現在高高在上脫離人民的執政地位上。共產黨的權力是人民給的,除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應追求任何其他特權。忘記共產黨反帝和消滅剝削的歷史使命的人不應留在共產黨內。共產黨內的組織生活活動經費,要在黨費中支出;黨的國務活動、對外活動支出的經費,包括辦公場所,都是人民財產,要節儉慎用,精兵簡政。要警惕黨內走資派以所謂“黨產”的名義侵吞人民財產,要對黨內走資派違憲賣掉公有財產的行為進行清算,要對他們借機侵吞的公有財產進行追討,實行公物還家,用于解決當前失業問題和工人階級貧困問題,用于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保先教育,最根本的一條就是斗私批修,同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劃清界限并領導人民同他們斗爭。離開這一條,共產黨就必然失去先進性。
二, 關于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
近三十年來對毛澤東妖魔化的目的是為了否定毛澤東思想,取消毛澤東思想對于國家活動的指導地位。主流經濟學家言必稱斯密、哈耶克;掌權政治家吹捧資改理論;御用文化人崇拜胡適、孔子。斯密、哈耶克的新舊自由主義經濟學目前已經從世界經濟危機中轟然倒下;崇拜胡適和孔子證明御用文化人太弱智、從來就沒有得到人民認同;資改理論給中國社會造成的兩極分化的惡果也已經大白于天下。人們在實踐中恍然認識到,以上三者的共同靈魂其實就是和中國革命根本相悖的私有觀念、私有制!難道數千萬革命烈士的鮮血真的白流了嗎?當著人民清醒的回頭看去的時候,一切反毛小丑都顯得那樣猥瑣、卑劣:
象李銳、于光遠、吳敬璉、邢賁思、吳江一類朝秦暮楚、忽而極左忽而極右的人,對自己前后矛盾的為人從來不做認真的自我批評,不接觸工農群眾,他們的頭腦中,會產生真理嗎?!資改理論都是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理論,事實證明不可能給工人階級廣大人民帶來幸福。近三十年經濟發展,如果將付出的代價和成本計算進去相比,無論速度和質量都遠遠不如前三十年!而且前三十年發展的成果是屬于人民的,近三十年的發展成果都盡數流入跨國公司、官僚資產階級及其附庸個人的腰包。
人民不得不反思,為什么他們妖魔化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的經濟政治地位就一落千丈呢?這樣,一個偉大的、實踐的結論就出來了:在當代中國,反對毛澤東、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是反對工人階級廣大人民,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反對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階段還不能消滅分工,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直接管理國家還有一個逐漸積累條件的長期過程,因此工人階級廣大人民還必須要有自己的政黨——共產黨,必須要有自己的領袖并緊密團結在他的周圍,同時時刻關心國家大事,監政參政。歷經長期革命斗爭實踐考驗,毛澤東就是工人階級廣大人民及其先鋒隊共產黨最可信賴的領袖。這和救世主的概念、個人崇拜的概念風馬牛不相及。右派不是曾經嘲笑中國人民喊毛主席萬歲是愚昧嗎?但他們三十年反毛,人民并不買賬,回應他們的是一波高于一波的毛澤東熱。可見人民并不愚昧。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在當時那個領袖群體中,離開毛澤東是不可能取得的。朱德、周恩來等人都是人中英杰,但他們任何一個人作為領袖都不可能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這是實踐已經做出的結論。現在的回憶文章,把其他人吹得白璧無瑕,唯獨毛澤東犯了錯誤,這是對歷史的嚴重歪曲,朱德、周恩來在世也是堅決不允許的。揚周抑毛的結果,不僅沒有抬高周恩來的形象,反而適得其反,將一個忠于黨忠于人民的周恩來描繪成陽奉陰違的陰謀家,周恩來在九泉之下肯定正在對這幫家伙怒目相向呢。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階段,也只有毛澤東指引著正確方向,堪稱中國工人階級廣大人民和共產黨的杰出領袖,其他人相比都不行。這也是當代歷史做出的不可移易的結論——毛澤東提前十幾年預見到蘇東劇變的發生,劉少奇鄧小平預見到了嗎?陳云預見到了嗎?彭真預見到了嗎?胡耀邦預見到了嗎?都沒有!
蔣介石還把孫中山的遺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掛在辦公室里,中國共產黨卻把自己領袖的遺囑(“我一生辦了兩件事,……這兩件事沒有完”)丟在腦后。我因此看不起毛澤東身后所有的掌權的政治局成員!如果他們還承認自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的話。
不尊重自己的杰出領袖,就必然玷污自己!這個規律尤其需要我們黨和許多號稱革命老干部、號稱革命后代的人深思。
三,關于法治社會。
法是階級革命的成果,是占統治地位的那個階級或階級聯盟利益和意志的體現。法是階級的人制定的,也是階級的人執行的。法有鮮明的階級性。資產階級關于法治社會的提法顯然是為了掩蓋法的階級本質,掩蓋他們法的不公正。無產階級應該公開說明法為工人階級廣大人民服務的本質,而不應該虛偽地掩蓋它。因此法治社會的提法不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我們必須徹底拋棄它。在階級社會里需要一個強制性的社會規范和紀律,需要法制,這一點人民是懂得的。人民更知道,法制作為上層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并為其服務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那個階級或階級聯盟,維護本階級的經濟利益的工具,除了法制之外,還有政治體制、軍隊、規章制度、道德、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等,因此,法治社會的提法首先是不全面的。其次,法制有資產階級法制,有社會主義法制,法治社會的提法掩蓋了這個根本區別,并不科學。法制都是階級的人制定的,誰制定、誰執行、誰解釋、誰監督,這些都是問題的關鍵,把法治和人治完全對立起來,顯然也是錯誤的。法制總是需要社會在實踐中不斷修訂的,所以從這一點來說,從來就沒有法治社會,而只有社會法治。只有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這樣的提法才是正確的提法。共產黨不必事事學資產階級的口吻,“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共產黨老是學資產階級,其先進性又何在呢?
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打起法治社會的旗幟,是因為目前我國的法制已經變成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法制,也害怕人民來追問其階級屬性了。河南最近發生的開胸驗肺事件,就是無產階級批判資產階級法治的最有力的證詞!
四,軍隊國家化問題
有史以來,世界上從來就沒有非國家化的軍隊。因此軍隊國家化的問題是一個愚蠢的問題。資產階級右派提出這個問題本質是反對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對于軍隊的領導,瓦解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總是階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是壟斷資產階級的國家,軍隊是壟斷資產階級領導和指揮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是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的國家,軍隊是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的軍隊,受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具體指揮。所以,我國的軍隊實際上已經是國家化的軍隊。我國當前的問題是要堅決反對新官僚資產階級(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改變國家社會主義性質、改變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改變軍隊的人民子弟兵性質,而不是什么軍隊國家化的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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