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歲末,通常也只在歲末，各級領導們才終于有機會或者說有興趣將繁忙的政務推到旁邊，提前讓秘書通知下面做好安排(當然也忘不了跟電視臺打個招呼)，然后換上一身舊衣服，驅車前往基層困難群眾家里“慰問”。以下的情景我們每個人在電視上都司空見慣了：一輛黑色的轎車或越野車忽然停在一處破敗的院落門前(這么寒酸凄慘的景象平時在電視上絕對不會出現)，有時還連院落都沒有，那就直接停在幾間破敗的老屋前，然后我們的發質烏黑油亮、發型一絲不茍的領導人就低頭從車里出來，在當地村長書記的陪同指引下——當然，被訪問者往往已經提前在院里迎接了；如果是躺在病床上的，自然除外，那就只好麻煩我們身材高大的領導掀開骯臟的門簾——再次低頭鉆進入破屋里。光線一下子變得極暗，估計記者正急忙調整攝像機，所以光線很快再次恢復明亮，但屋內墻壁的斑駁以及家具陳設的凌亂簡陋也更加刺眼了，在這樣的環境描寫的鋪墊之下，敘事迫不及待地進入了關鍵階段：一個大大的特寫，我們領導人肥白柔軟的雙手與破屋主人干枯黑瘦的雙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久久沒有分開。在四只握在一起的手依然有規律地上下晃動時，鏡頭早已經悄悄從領導和藹慈祥的表情上停留一陣隨即又切換到被慰問者蒼老頹唐的臉上呈現出的激動的笑容上。然后領導在群眾的惶恐的邀請下拉著群眾的手一起在土炕邊緣坐了下來，一邊端著剛剛被遞過來的冒著熱氣的水杯，一邊與主人“親切地”嘮起了家常，攝像機的鏡頭繼續在白胖的臉和黑瘦的臉之間切換，和藹的微笑和謙卑的僵笑也繼續著。寒暄過幾句之后，慰問活動終于到達了高潮，只見領導從身邊陪同的干部手里接過二百塊錢（現在通常包成紅包）或一床棉被，把這象征著黨和政府對困難群眾的關懷的珍貴慰問品親手遞到主人那雙顫抖的手里，當然，如果是一袋大米，那領導一般就不再過手，因為太沉了。至此，分別象征“黨和政府的關懷”和“下層群眾的擁戴和感激”的兩雙手——盡管他們放在一起顯得那么不協調——再次緊緊握在了一起，迫不及待地傳達著、展示著中國政治局面的無限美好與和諧。如果聯系到新聞里長年以來一直熱情關注著的國外發生在各個地方、由各種原因引起的各種各樣的政治動亂，那么這種展示簡直近乎是一種炫耀了。而這場以“慰問”為主題的政治修辭在到達這個語義層面以后也就最終落下了自己的帷幕。　　

我之所以堅持將“慰問”命名為一種政治修辭實踐而不是將之直接稱為一種政治實踐，是由于我認為“修辭”比“政治”，更能切中“慰問”的本質屬性：“慰問”與開會、調研、辦公等實際政治行為都截然不同，它的最終訴求并不在其能指自身，而是要飛抵某個遠大于這個能指自身之外之上的所指，也就是說，“慰問”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慰問困難群眾”本身，甚至也不僅僅是“表達黨和政府對人民群眾的關懷”，而是要建立一種超越了具體行動可以達到的具體效果之上的“宏大敘述”：也即關于一種完美的政治想象圖景的自豪展示與自信證明；并意在通過對這種想象性圖景的證實性的展示，最終達到對更廣大民眾的意識形態安撫與詢喚。如上所示，“慰問”這種政治實踐的運作模式天然地接近于語言學中的修辭活動，因此我們不妨稱“慰問”為一種“政治修辭實踐”。在這個政治修辭實踐中，作為政府的專屬宣傳平臺的電視新聞這種媒介，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但這并不代表我對這種政治修辭持肯定態度。在我看來，“政治修辭”現象的出現就是對一切良性政治模式的歪曲與背離。當我們的領導彎下他們肥胖的肉身不過是為了豎起一個高大的政治形象，當他們向個別困難群眾送出微薄的慰問金和慰問品卻意在得到更大的回報，當他們浮皮潦草的寒暄幾乎根本不是指向面前困境中的被慰問者而是電視機前面的廣大群眾，這種順暢的語意轉化所昭示的已經不僅僅是昭示者意在昭示的，還有昭示者及其昭示的行為以及其昭示的意圖本身。也就是說，當這種形式主義的政治實踐習慣性地展示著種種形式以期待收獲種種與之相關聯的實際的“意義”時，它卻忘記了任何形式，無論是政治符號還是語言符號，都充滿了內在的含混和歧義，也就是說任何一種修辭、一種表達，都有可能同時呈現出多重的語義，而這些被共時呈現的語義甚至可能是彼此沖突的。從而，這種修辭歧義的存在便直接報告了這場政治修辭的失敗，也許同時報告了一切政治修辭、一切形式主義政治的失敗。這好比一個人搬石頭打別人卻正好砸在自己的腳上。以下具體說明。實際上，我在文章開頭呈現的那段陌生化的描寫就已經充分暗示了這場修辭實踐中已經包含著種種歧義和悖論：首先，領導故意選在歲末才下鄉慰問，顯然是看中了春節在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中包含的合家團圓歡樂祥和等正面語義，這種語義正是他們迫切需要并欲著力渲染的；同時，在我國廣大地區，每年年終正是一年最寒冷的時候，此時慰問，顯然是“雪中送炭”的美好情景的生動展示，這也是領導想達到的意圖。其次，當地干部事先的安排、事先的反復叮囑、乃至事先的模擬排練，早已使被慰問者清楚地意識到即將到來的領導并非單純為自己而來，甚至根本就不是為自己而來，而是為了拍一部名叫“慰問”的電影而來，自己不過是一個幸運的被臨時隨機找來群眾演員而已，領導真正到來時緊隨其后的攝像機的存在必將進一步證實他們這種感覺。所以，他們見到領導時的激動與緊張并不僅僅源于見到“大官”的惶恐和受到關懷的感激，更是源于一種初次上鏡的膽怯以及由此帶來的對于背錯甚至想不起臺詞、生怕事后遭到導演助理也即當地干部責怪的擔憂。只要我們仔細觀察被慰問者臉上的緊張表情，就會發現領導的到來到底給他們帶來的是什么。如果再對比一下領導“背臺詞”時的沉穩自然純熟老練和被慰問者“背臺詞”時的惶恐不安張口結舌，那么你也許會由對這些群眾的羨慕變成對他們的同情，由對這些領導的贊許變成對他們的反感，而這一切顯然不是那位導演這部影片并領銜主演的領導所希望達到的效果。但只有在建立了這個理解的意義上，那位貧困群眾的代表才真正擺脫了被導演設定好的表面看來與領導關系平等和諧而其實不過是一個被租借的道具的可憐角色，從而真正成為與領導平等的政治行為主體，而我們每一個人也才能由此——由對于這種形式主義政治模式的反思、批判、與拒絕——建立我們每一個人的政治意識主體性。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對這種作為含義豐富的“真實”展示給我們的“表演”渾然不覺，那么我們其實也已經被導演租借了，而且待遇還不如鏡頭里這位群眾演員，因為我們連二百塊錢或一床棉被也得不到。寫到這里似乎有些跑題，下面我再次回到這場作為“政治修辭實踐”的“慰問”里包含的內在自我解構因素上來：不妨再重點解讀一下鏡頭反復強調的那雙緊緊握在一起的手。我以為，這兩雙看起來肥瘠反差如此巨大的手不但不能證實領導對群眾的關懷，也許反而證實了領導對群眾的遺忘——大家肯定都記得諷刺李鴻章的那句“宰相合肥天下瘦”吧？——此外，領導故意做出的簡樸與群眾故作富貴仍遮不住的寒酸相比仍顯得過分奢華，領導在與上級或下級坐在一起開會時平平常常的相貌與基層群眾已經刻意修整過的外表相比仍顯得過分富貴，前者顯然源于豐厚的收入和養尊處優的生活方式，而后者顯然暴露出了拮據的經濟狀況與粗惡的飲食條件。　　

也就是說，這兩雙手握在一起昭示的根本不是一種表面看起來的和諧溫暖——那只是假象——而是，或至少同時也是一種截然的分裂和鮮明的對立。如果我們進一步聯想到使那雙又白又肥的手肥白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導致另一雙又黑又瘦的手的瘦黑的原因；也就是說，正是那雙肥手導致瘦手如此消瘦或至今也沒能肥起來。如果我們再進一步聯想到在攝像機前常常是那雙肥手熱情地首先伸出來非要與瘦手握在一起并抓住瘦手緊緊不放，仿佛生怕瘦手離開自己的“關懷”……那么這幅情景所包含的豐富意味恐怕更是遠遠背離了導演的意圖吧？　　

而作為一種政治修辭實踐的“慰問”至此也已將自身包含的種種悖謬暴露無遺，不但背離了政治，也沒有實現自己的修辭意圖。或者說，正因為它背離政治轉而修辭的懷抱，因而也遭到了修辭規律的無情捉弄。歸根結底，這種形式主義的政治行為模式不但永遠不可能自圓其說，而且必將自貽其咎、自取滅亡。　　

2009年12月12日星期六，作于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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