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批判與科學發現的邏輯　　

傳統的方法論把歸納邏輯作為科學研究的主要方法，并輔之以證實主義的經驗檢驗來表述假設-演繹的理論結構，演繹推理被認為不能增加任何新的內容而置于無足輕重的地位。波普繼休謨之后重新提出歸納邏輯的缺陷，但他所提出的經驗證偽方法并沒有從根本上脫離證實主義的歸納邏輯，從而不能找到一種新的方法來說明科學發現，科學發現依然是一種猜想、直覺和非邏輯過程的跳躍。本文所要表明的正是演繹邏輯在科學發現中的作用，科學發現來自于演繹推理過程中的邏輯批判，由此可以把猜想、直覺和非邏輯過程變為一種由演繹邏輯和邏輯批判組成的邏輯過程。歸納只是演繹的反面?！　?/p>

關于方法論問題的一些爭論　　

1、 公認觀點　　

亨普爾和奧本海姆（1965年）認為，“所有真實的科學解釋都有一個共同的邏輯結構：所有的科學解釋都至少包括一個一般的規律再加上對有關的起始或邊界條件的闡述，這些規律和闡述就組成了闡釋或前提，從這個前提出發就可以推論出待做的解釋，即關于我們所要解釋的事件的闡述，在這個推論過程中我們不需要借助任何其他幫助而只需要推理邏輯。我們所說的一般規律是指諸如‘在所有情況下只要事件A發生，事件B就發生’這種命題。我們所說的推理邏輯法則是指象‘如果A是真的，那么B也是真的；A是真的，因此B是真的’這種確實可靠的三段論演繹論證。”（引自布勞革 Blaug，1980年，中譯本第5頁)這種對科學的邏輯結構的表述被稱作“假設－推論模式”。這種假設－推論模式的邏輯結構是一種三段論的演繹邏輯，它可以用來表明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而可以做出預言?！　?/p>

上述假設－推論模式的性質似乎已經被定論，即這種三段論式的演繹邏輯，作為科學理論的邏輯結構只是或只能表述理論，而與科學研究的方法或科學發現的邏輯無關。然而，當我們考慮到方法論的爭論或科學發現的邏輯時，上述對假設-推論模式的公認觀點的表述并非沒有疑問，或者說，許多爭論的癥結都在于對演繹邏輯和假設推論模式的簡單化表述上?！　?/p>

先來看對演繹邏輯的批評。演繹邏輯即是目前人們所稱謂的形式邏輯，也是邏輯學教科書中所闡述的內容。按照公認的觀點，演繹邏輯與科學發現是無關的。這里引用賴欣巴哈的話來表述這種公認觀點。“邏輯證明即所謂演繹；結論是由別的陳述，即被稱為是論證的前提進行演繹而獲得的。論證應構造得如果前提為真，結論也必定為真。例如，從‘一切人都有死和蘇格拉底是人’這兩句陳述，我們可以得出‘蘇格拉底亦有死’的結論。這一例子說明了演繹的空虛，結論不能陳述多于前提中所說的東西，它只是把前提中蘊涵著的某種結論予以說明而已”?！八⑽丛谇疤嶂屑由鲜裁础Ｋ皇前亚疤岬哪骋徊糠置靼捉沂境鰜矶选薄Ｑ堇[的邏輯功能便是從給予的陳述中把真理傳遞到別的陳述上去——但這就是它所能辦到的全部事情了。除非另有一個綜合真理已被知道，它是不能建立綜合真理的”（賴欣巴哈 Reichenbach，1951年，中譯本，第33－34頁）。演繹邏輯在某種意義上與分析是同義語，分析是一種重言式的表述，因而“這種分析的陳述是空洞無物的”（賴欣巴哈，1954年，中譯本，第18頁）。上述引文充分表明了目前人們對演繹邏輯的看法，即從演繹邏輯中不可能得到分析的前提和獲得知識。這就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人們所獲得的知識或有意義的和能夠描述、解釋客觀世界的演繹推理的前提假設是如何確立的。對此，經驗論者乞求于歸納邏輯。然而，歸納邏輯的規則卻從來沒有被清楚地闡述過。　　

穆勒（Mill）在《邏輯、推理和歸納體系》一書中對歸納邏輯作了系統的闡述。按照這種觀點，“科學與考察是從對事實的自由無偏見的觀察開始的，接著又對這些事實進行歸納推理而形成一般規律的公式，最后進一步歸納到更廣的一般性，形成人們所稱的理論，最終又要把規律和理論的經驗結果同所有觀察過的事實，包括最初開始觀察的事實進行比較，來核對規律和理論的真實內容?！保ú紕诟?，1980年，中譯本，第4頁)這種方法目前在許多的教科中都可以見到，科學方法被歸結為三個步驟，首先是收集數據，然后提出假設，再用經驗或實驗加以驗證。由邏輯實證主義發展起來的假設-推論模式或解釋歸納法正是以這種歸納邏輯為基礎的。假設-推論的前提和理論來自于觀察和實驗。這樣，作為演繹邏輯的理論表述與歸納邏輯合為一體，構成了歸納-演繹-再歸納檢驗的方法論模式，但在這一模式中，演繹邏輯對于知識的發現和檢驗是毫無用處的，演繹邏輯只是歸納邏輯的反面。　　

2、 歸納邏輯　　

按照經驗論的觀點，科學發現來自于歸納或觀察與實驗，然而，對于歸納邏輯一直存在這樣一個嚴重的問題，即能不能通過對特殊事例的觀察和歸納獲得綜合命題或普遍的知識，這即是著名的歸納問題。　　

最早提出歸納的邏輯問題的是休謨。休謨提出，歸納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因為根本不可能保證我們迄今所經歷過的必然會和將來的保持一致。單個的論斷不論有多少，我們都不能通過邏輯從中推導出普遍的論斷。休謨指出，沒有什么正確的邏輯論證容許我們確認“那些我們不曾經驗過的事例類似我們經驗過的事例?！币虼?，“即使觀察到對象時?；蚪洺＿B結之后，我們也沒有理由對我們不曾經驗過的對象作出任何推論”(休謨《人性論》，轉引自波普 Popper，1965年，中譯本，第60頁)。認為太陽每天早晨升起的一般規律有著不變的經驗為基礎，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它把歸納所產生的問題又用歸納來解決，問題恰恰在于推斷將來要經歷的任何東西以過去的經驗為基礎并沒有邏輯上的依據。“企圖靠訴諸經驗為歸納法找根據，必然導致無窮倒退”(波普，1965年，中譯本，第60頁)。如果歸納推理在邏輯上不成立，那末從特定的事例歸納到普遍的規律在思想上需要一種非邏輯的跳躍，這就極有可能從真的前提導出假的結論(參見布勞革，1980年)?！　?/p>

波普對歸納邏輯給予激烈的抨擊。歸納推論所依賴的是觀察與實驗。波普指出，不可能存在沒有“理論”的觀察與實驗，不論所依據的理論是如何原始和粗糙?！坝^察總是有選擇的。它需要選定的對象、確定的任務、興趣、觀點和問題。它的描述必需有一種擁有專門語詞的描述語言，它還需要以相似和分類為前提，分類又以興趣、觀點和問題為前提”(波普，1965年，中譯本，第66頁)。對實驗來講就更是如此，人們的任何實驗都是以一定的目的性和理論為基礎的?！　?/p>

3、 證實主義　　

上述分析表明，演繹邏輯與歸納邏輯都不能構成對科學發現的邏輯說明，對此，以邏輯實證主義為代表的證實主義者對假設—推論模式作出新的解釋，以說明科學發現。邏輯實證主義對假設-推論模式重新解釋的核心是假說-證實。作為公認的理論結構的三段論演繹推理，由于其前提假設不能完全從歸納中得到，因此，證實主義者把這種歸納的前提解釋為一種假定，“這種假定是一個我們雖然不知道是否為真，但作為是真的對待的陳述。我們設法使我們的假定將盡可能的真而選定我們的假定”（賴欣巴哈，1954年，中譯本，第187頁）。一旦選擇了假定，那末理論就構成一種假說，這里關鍵的是，雖然我們不能用歸納邏輯確定其假定或理論為真，但我們可以通過實踐或實驗與觀察來檢驗它。這一點對于邏輯實證主義是極為重要的，即我們可以通過經驗來檢驗和證實理論，以獲得其理論假設的真實程度，一旦理論在經驗中被證實，那么其理論或前提假設就具有真理性或是好的。當某種理論在經驗中沒有被證實，那么其理論或前提假設就是錯誤的，從而可以采用試錯法來逐步修改其理論或前提假設，以使理論的前提假設更具有真實性?！　?/p>

這樣，歸納邏輯的問題似乎被解決了，歸納并不是一種“證明歸納”，一般或普遍陳述或假設前提并不是通過邏輯證明得到的，而是一種“例舉歸納”，即人們可以從不完全的歸納中得到一種假說的一般陳述，然后再去通過經驗來證實。比如對于太陽每天出來這一陳述就可以作為一種假說，然后用觀察去證實它，如果被大量的觀察和經驗證實了，那么我們就可以稱其為規律或是一種好的理論。這樣，假設-推論模式重新獲得了經驗論的基礎，理論來自于經驗觀察和對這些經驗觀察的歸納。在這里，演繹邏輯除了表述經驗觀察或因果關系之外，對于科學發現并無用武之地?！　?/p>

這里需要提到作為上述論點的概率論解釋。概率論解釋的含義可以用假設-推論模式來表述，即當存在一組起始或邊界條件A，在所有情況下只要事件A發生，事件B也發生，事件B發生的概率是P，這里０＜Ｐ＜１。這樣，作為一種規律或因果關系的理論表述在形式上可以是統計的或有概率的（參見布勞革，1980年，中譯本，第5頁）。賴欣巴哈(1954年)對歸納邏輯的概率論解釋作了詳細的闡述。按照賴欣巴哈的解釋，采用概率論可以從兩方面說明歸納邏輯的作用，一方面是前提假設的選擇，即人們可以通過統計分析而把相關性高的因素作為前提假設，另一方面是理論的檢驗，證實的概率是人們選擇更好的理論的標準，這兩點正是歸納邏輯的應用。雖然“概率公理都是純粹數學的定理，因此都是分析陳述，因而不能簡單地證明歸納法結論具有一個高度的概率就算是得到證據了，歸納法的證明必須得自于概率理論之外，因為概率理論是以歸納法的使用為前提的?！钡?，根據前面對假設-推論模式的解釋，即“一個預言性的陳述是一個假定，我們不知道它是否為真，而只知道對它的評價，這個評價是由它的概率來計量的?！边@樣，通過試錯法就可以逐漸獲得真理。　　

4、證偽主義　　

證實主義的核心是肯定歸納邏輯，而波普的證偽主義則正是要否定歸納邏輯和證實主義者對歸納邏輯的各種解釋。前面在討論歸納的邏輯問題時已經提到了波普的觀點，對于波普來講，歸納是一種神話，根本不存在“沒有理性的事實”。休謨提出了歸納的邏輯問題，即不可能從特殊事件的歸納邏輯中推論出普遍陳述或保證普遍陳述為真，而波普則針對證實主義的命題(即可以用經驗來檢驗假設或理論)指出這種命題在邏輯上是錯誤的，并由此引出了據認為邏輯上是正確的證偽主義的命題。　　

如前所述，證實主義者把歸納邏輯解釋為假說-證實模式，這一模式也可以稱為“證實主義的試錯法”，一種理論或從歸納中得到的前提假設只是一種假說，這種假說可以用進一步的歸納(觀察與實驗)來證實，從而可以通過證實來肯定理論并逐步修改假設以獲得更好的理論。波普提出，證實主義的推論犯了“肯定結果”的邏輯錯誤?！　?/p>

由于這一問題對于證偽主義是極為重要的，這里引用布勞革的解釋對“肯定結果”的邏輯錯誤作一些說明。如果假定推理三段論是“如果A是真的，那么B也是真的，A是真的，所以B是真的”，我們可以通過肯定假設A是真的來推論出B是真的這一結論，但不能反過來通過肯定結果B是真的而推論出A也是真的這一結論，因為這不再是按照邏輯的要求來從前提中導出結論?！爸恍枧e一個例子就能說明這個論點，如果布勞革是受過訓練的哲學家，那么他就知道如何正確地運用邏輯定律；布勞革知道如何正確地運用邏輯定律，因此布勞革是受過訓練的哲學家(天哪，他并不是)?！?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1" name=_ftnref1>[1]但是，否定結果在邏輯上總是正確的，即如果A是真的，那么B也是真的；B不是真的，因此A不是真的。“舉例說，如果布勞革不能正確地運用邏輯定律，我們的確能夠從邏輯上判定他不是受過訓練的哲學家?！辈ㄆ粘Ｅe的一個例子是，無論人們發現了多少只天鵝是白的，都不能證實“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這一普遍陳述，但只要發現了一只黑天鵝，就可以否定“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這一陳述?！安ㄆ諒娬{在證實和證偽之間存在不對稱的思想有一個理由，從嚴格的邏輯觀點來說，我們永遠也不能因為某個假說和事實相符而斷言說它是真的，從事實的真實性到假說的真實性的推理就暗藏著肯定結果的邏輯謬誤。另一方面我們又能夠參照事實來否認假說的真實性，因為從缺乏事實到假說虛假過程中，我們借助了‘否定結果’這種在邏輯上是正確的推理過程?？梢哉f，沒有證實的邏輯，但是有反駁的邏輯”（布勞革，1980年，中譯本，第16－17頁）?！　?/p>

在否定證實主義歸納方法的同時，波普試圖重新建立方法論體系，即他的證偽主義。按照波普的論點，由于理論是不能被經驗所證實而只能被證偽，因此，科學研究就是不斷地提出能被經驗證偽的理論。這種理論不是來自于觀察，而是來自于猜想，這種猜想根源于人們的需要，從人的需要這一角度，波普提出人生來就有知識，從而觀察與實驗只是人們檢驗這種知識或猜想的過程，也就是證偽的過程。人們通過不斷地證偽否定舊的理論和提出新的可證偽的理論，使知識得到增長。“一種科學理論，一種解釋性理論，只不過是解決一個科學問題的一種嘗試，也就是解決一個與發現一種解釋有關或有聯系的問題。……因而科學開始于問題，而不是開始于觀察，盡管觀察可以引出問題來?！茖W家面前自覺的任務，總是通過建立解決這種問題的理論，例如通過解釋出乎意料的未曾解釋過的觀察，以求得這個問題的解決。而每一有價值的新理論都會提出新問題，和新的問題如何進行新的以前沒有想到過的觀察檢驗的問題”(波普，1965年，中譯本，第318頁)?！　?/p>

這樣，波普的方法論從證實主義的觀察轉向了“問題”，波普把科學與非科學分界的標準定在能否提出問題或提出尚未被觀察和能被觀察證偽的問題上。這似乎比證實主義的方法前進了一步，比如對于證實主義的“觀察”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去觀察什么？因為任何觀察都不能脫離理論，而波普的“問題”似乎可以解釋為包含理論的觀察或用理論去指導觀察。但這里依然存在一個嚴重的問題，人們是怎樣提出問題的呢?是不是僅僅憑借他的需要就可以提出問題呢?如我們前面提出的一系列問題是不是只憑我們本能的需要呢？波普的回答是，我們所憑借的是猜想和反駁，科學來自于神話，但可以為經驗所證偽或反駁。這樣問題就成為人們能不能僅僅從經驗的證偽中提出問題或建立一種新的假說，如果經驗證偽不能為提出問題提供足夠的證據或邏輯基礎，那么從反駁到猜想或從證偽到提出問題只能依靠非邏輯的跳躍。　　

在這個問題上，波普的著作中并沒有實質性的論述，也就是說，他并沒有能夠提供“科學發現的邏輯”，他的“理論是由可證偽性原理加上散布在他的整部著作中的否定的方法論法則組成的”，“這種方法論法則很顯然是規范的，只是勸告科學家怎樣進行活動以便促進科學進步”(布勞革，1980年，中譯本，第24頁)。波普的證偽的邏輯之所以不能構成科學發現的邏輯，正是因為經驗證偽方法并不能構成否定的邏輯，這種“證偽的邏輯”本身存在著邏輯上的缺陷?！　?/p>

證偽主義的邏輯缺陷來自于假設-推理模式這種理論的邏輯結構。由于理論的預言是從假設中演繹出來的，因此，經驗上的證偽所表明的只是現實經驗的條件與理論的假設不一致，從而不能對理論本身構成否定?！岸藕Ｄ氛J為沒有哪一個個別科學假說可以對之進行結論性的證偽，因為我們總是檢驗全部前提，特定的假說是和輔助的論證連結在一起的，因此我們永遠不能肯定我們所證實的或拒絕的是假說本身。這樣，任何假說都能夠不顧反對的證據存在下來。舉一個例子，如果我們想檢驗加俐略的自由落體定律，我們就一定需要檢驗關于空氣阻力作用這個加俐略定律的輔助假設，因為加俐略定律是運用于絕對真空里的落體的，而在現實中絕對真空條件是不可能得到的。因此，由于測量儀器不能消除空氣阻力的影響，就沒有什么東西能夠阻止我們撤開對加俐略定律的反對意見”(布勞革，1980年，中譯本，第21頁)。這即是著名的不可駁斥性論題?！　?/p>

可以用波普所舉的天鵝的例子來說明這一問題。如果我們的理論只是“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這一陳述，那么只要發現了一只黑天鵝就可以否定這一陳述。但我們的理論并非如此，而是由“如果-那么”這樣一種三段論形式構成的。比如：在某些條件下，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由此推論出如果在同樣的條件下再出現一只天鵝將是白的。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是由假設所保證的。演繹邏輯可以保證這一推論是真實的。那么，如果人們在經驗中發現了一只黑天鵝，能不能否定原有的預言性推論呢？不能，因為黑天鵝的出現肯定是由于現實中的條件與理論的輔助假設條件不符。從而人們并不一定拋棄原有的理論，比如可以給原有的理論一個概率值，只要其概率值使該理論具有應用價值就不需要拋棄它。人們還可以在原有理論的基礎上擴展輔助假設，對黑天鵝的出現作出解釋，比如說那只黑天鵝是在泥里打了一個滾或是從污染地帶飛來的。這樣，黑天鵝的出現不僅沒有證偽原有的理論，而且進一步證實了原有的理論?！　?/p>

波普意識到了證偽主義方法的這種困難，他寫道，“從事實方面看，永遠也不能得出對一個理論的結論性的反駁；因為人們總是有可能說實驗的結果是不可靠的，或者斷言在實驗結果和理論之間存在的差異僅僅是表面的，這些差異隨著我們理解的進展而消失”(波普，1934年，轉引自布勞革，1980年，中譯本，第21頁)。正是由于這種困難，使波普從“科學發現的邏輯”退卻到規勸性的方法論準則，即僅僅從科學的劃分標準和知識的性質方面對證實主義的保守主義方法論加以攻擊，也就是從問題到問題的猜想和反駁，而不能說明怎樣提出問題和回答問題的邏輯。一旦“證偽的邏輯”被作為“樸素的證偽主義”而被否定，“方法論證偽主義”將完全失去邏輯基礎，方法論證偽主義既不能構成否定的邏輯，也不能構成肯定的邏輯?！　?/p>

庫恩（Kuhn 1962年）正是從這一點出發向波普發難，他用科學史證明，當人們發現黑天鵝時并不是否定原有的理論，而是根據原有的“范式”對黑天鵝的出現作出如在泥里打個滾這樣的解釋，這即是規范科學，只有當黑天鵝出現的次數太多使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并使學術團體的大多數成員感覺到了原有理論的危機，科學革命才會出現。對于波普來說科學總是處于不斷革命的狀態，科學史是不斷猜想和反駁的歷史，而對于庫恩來說，科學史的標志是，在一個長時期內，這個時期的科學狀態得到了保護，只是偶然地受到打攪。這樣，庫恩就把科學進步轉向了社會學和心理學，而不是科學發現的邏輯問題。　　

拉卡托斯（LaKatos 1978年）站在波普一邊，試圖把波普的方法論證偽主義發展為一種能夠解釋科學進步的系統的圖式，即科學研究框架方法論。與樸素的證偽主義不同，人們并不是根據經驗證偽來否定原有的理論，一種舊的理論要被否定和取代，需要一種新的理論體系或科學研究框架與之相競爭，這種新的理論不僅能夠解釋舊的理論所不能解釋的經驗，而且能夠更有效地解釋舊理論所能解釋的經驗，也就是說，需要一種更一般的理論來取代舊理論，以免出現科學的真空而使人們無所適從。然而，對于新的理論是如何產生的這一問題，拉卡托斯并沒有提供一種邏輯基礎，因為一旦拋棄了樸素的證偽主義，也就同時失去了證實或證偽的邏輯基礎?！　?/p>

證偽主義之所以陷入困境其根源就在于，在對歸納邏輯進行批判的同時并沒有能夠提出一種新的科學發現的邏輯。我們需要重新建立科學發現的邏輯基礎，這一邏輯基礎就是演繹邏輯?！　?/p>

演繹邏輯　　

在以上對目前方法論問題的介紹性評論中，爭論的焦點在歸納邏輯上，即經驗歸納能否得到理論，經驗能否證實和證偽理論。但爭論的雙方都把演繹邏輯看作只是一種重言式的分析表述，而不能對知識的增長有任何作用。在哲學史和現代科學哲學中，上述看法已經被作為自明之理而無需討論了，證實主義對假設-演繹模式的討論和證偽主義對猜想與反駁的討論都完全拋開了演繹邏輯，無論證實主義的試錯法還是證偽主義的試錯法雖然都以假設-演繹模式為基礎，但在他們的理論中，演繹邏輯對于證實和論偽都是無足輕重的。然而，哲學家們在討論哲學問題、討論證實和證偽問題時全然忘記了這樣一點，他們對所有理論的證明與否定或證實與證偽都是采用的演繹邏輯，如前面對問題的所有表述都在于說明某種理論在邏輯上是否成立，而很少采用這樣的語言，如證實主義或證偽主義與某種經驗不一致，　　

而是說，某種理論在證明它的理論時邏輯上錯了。難道說演繹邏輯在證實和證偽或肯定與否定中毫無用處嗎？當證實主義者在采用試錯法逼近真理時，當證偽主義者去猜想沒有被發現的新穎事實時，是不是在使用演繹推理呢？如果是的話又怎么能說演繹邏輯對科學發現毫無用處呢?　　

演繹推理是人們思考因果關系問題的唯一方法，它來自于人類頭腦的記憶和思維功能，人類的觀察與實踐不同于動物界正是因為人腦的記憶與思維功能遠高于其他動物，這種功能賦于了人類遠高于動物界的邏輯思維能力。正是這種邏輯思維功能才使人類的觀察與實踐不同于動物界，這種觀察與實踐的特點可以稱之為歸納邏輯，但這種歸納邏輯正是來自于人們頭腦的演繹推理的功能。由此可以得出，歸納邏輯只是演繹邏輯的反面，或者更進一步說，歸納是一種演繹?！　?/p>

波普曾針對歸納問題討論過這樣一個邏輯悖論，是先有假設還是先有觀察，這是一個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波普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我們生來就有期望，從而生來就有‘知識’，這些知識則不是先天地正確的，在心理學或遺傳學上卻是先天的，即是說，先于一切的觀察經驗”(波普，1965年，中譯本，第67頁)。波普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有缺陷的，人們生來可以有期望或需要，但期望和需要與知識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心理學或遺傳學先天所給予人們的并不是知識，而是人類頭腦的記憶和思維功能，也就是演繹推理的能力。人們在進行觀察時可以先天地根據需要選擇觀察的對象，但這與根據一定的知識或理論進行觀察是不同的，人們的邏輯思維能力就可以決定根據需要來選擇觀察的對象，賦予觀察以相似性和分類，這也就是歸納推理。　　

一旦我們把人們的邏輯思維能力或演繹邏輯作為觀察或歸納推理的前提，歸納邏輯的含義就完全不同了。觀察與歸納并不是對事物的“客觀”描述，如波普所舉的例子，他讓一些學生把所有的觀察都記錄下來，這使他們無所適從。波普的答案是，任何觀察都要有一定的目的性和理論。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答案是，一方面，觀察是以一定的目的性和演繹推理的能力為基礎的，這種演繹推理的能力包括，對觀察的事物要問一個為什么，即尋求因果關系的答案，這一點是與目的性相聯系的，另一方面是，演繹推理使人們能夠從觀察中推論出因果關系的結論，并根據演繹推理使用已有的知識或理論。沒有演繹推理就不會有猜想和反駁，也不會有證實和證偽的試錯法?！　?/p>

與演繹推理相比，歸納推理將是一種自明之理，就象目前人們看待演繹推理那樣，因為外部世界是客觀存在的，所有的“客觀事實”是人們根據需要和演繹邏輯整理的，如果把這一過程稱之為歸納邏輯，那么它只能是演繹邏輯的反面或演繹邏輯的另一種說法?！　?/p>

在討論演繹邏輯對理論形成的作用之前，有必要對理論這一概念作些解釋。這里對理論的定義是，它是關于某種事件的因果關系的表述，這種定義是與假設-演繹模型相一致的，即前面對假設-演繹模型所表述的，“是由至少一個普遍規律連同一組基本的或邊界的條件演繹關于一個事件的一種陳述?！卑凑者@種定義，凡是不能表明某種因果關系的陳述都不被作為理論。比如“太陽每天都會出來”和“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這樣的陳述都不是理論。因為它都不能表明因果關系。這種對理論的定義與波普所說的問題似乎有著緊密的聯系，即理論必須要對某一事件回答出一個“為什么”，也就是至少要回答一個問題?！　?/p>

一旦對理論給予了這樣一個定義，顯然緊接著就可以給“正確的理論”下出定義，這一點似乎是難以讓人接受的，因為前面的所有爭論都與此有關，但由于我們是在下定義而先無需考慮那些爭論。這里的定義是，“正確的理論”是一種邏輯一致性的理論或不存在邏輯推理錯誤的理論。這種定義是從對理論的定義推論出來的，因為理論是由假設-演繹模型構成的，不包含邏輯錯誤或邏輯上的一致性是理論的必要條件。當然，這里所說的正確的理論并不就是好的“理論”或有用的“理論”，反過來也可以說好的“理論”或有用的“理論”在邏輯上并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　?/p>

由上述定義可以得出，理論是一種公理化的邏輯演繹體系。用數學形式來表述是一種函數關系，即ｙ＝ｆ（ｘ）。ｘ是自變量或參數，ｙ是變量，或者說，ｘ是ｙ的原因，ｙ是ｘ的結果，這種ｘ與ｙ之間的因果關系是由公理化的邏輯體系或假設-演繹模型來說明和保證的。當然，多種原因或多種結果的關系可以用更復雜的函數來表示，比如Y=f（X1，X2，……Xn）?！　?/p>

在這種公理化的邏輯體系中，由定義所明確表述的假設是極為重要的，當我們用定義的方式來描述事物和事物之間的關系，演繹推理就隨之產生了，由此也產生了假設-演繹模式的理論。比如我們定義某一種白色的鳥為天鵝，那么就意味著再出現這樣的鳥是天鵝這種三段論的演繹推理，這種演繹推理要服從形式邏輯的規則，即在推理過程中要遵守原有的定義，如我們不能在推理過程中把鴨子也稱作天鵝。這種定義式的演繹推理所描述的是事物之間的關系，從而可以構成假設條件和結果的因果關系的理論。比如天鵝的例子似乎是一種分類，但如果我們采用定義的方式進一步去描述天鵝的特性就會構成一種因果關系的理論。如幾何學通過對點和線的定義所作的邏輯推導。在這種邏輯推導中，關鍵是不能違反原有的對點和線的定義。這一點可以保證所推導出的結果在原有定義的意義上是絕對真實的，由此構成了定義和演繹推理的理論上的意義，即只要具備所假設的條件，那么必然會得到由假設條件推論出來的結果。　　

現在我們所遇到的問題就是，假設客觀世界的因果關系是存在的，我們的描述或理論的定義能不能“真實”地描述客觀世界和如何得到“真實”的或有用的定義或假設。在這里，我們引入觀察、歸納、實驗和經驗檢驗等全部邏輯實證主義（經驗論者）的理論，所不同的是預先假設我們頭腦中預先存在著“理論”或邏輯思維的能力。這樣，我們可以先從邏輯實證主義的方法來說明假設的產生。比如某種假設來自于對事物的觀察和歸納，這種對事物的觀察和歸納取決于人們的需要或感興趣的問題，從而所歸納的理論是否正確還可以通過經驗去檢驗。當經驗驗證它是錯的話，我們拋棄原有的假設而去尋找新的假設。我們先保留邏輯實證主義的全部內容，但這里存在歸納邏輯問題，即從經驗觀察和歸納到假設之間并不能被(演繹)邏輯推理所保證或不存在邏輯。但這里與邏輯實證主義的區別出現了，因為在所有上述過程中采用了定義式的演繹推理，那么所有觀察和檢驗的結果就都成為我們預先給事物所下的定義是不是真實地反映了客觀實際的問題。引用經驗主義的論點，我們預先假設人們的感覺器官可以“真實”地描述或歸納一些最簡單的事物之間的關系或事物的某一個側面，并賦予它一種定義式的假設-演繹理論。在這一過程中，定義式的演繹邏輯是不是完全不起作用而只能依靠經驗歸納呢？ 　　

邏輯批判與知識的增長　　

1、 解釋　　

理論的目的是為了解釋我們所遇到的問題。給定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假設預先存在一種理論，那么我們是如何利用這種理論去解釋所要研究的問題呢?　　

理論是一種抽象，其假設是很少與現實相符合的，當然，如果現實或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恰巧與理論的假設相一致，如嚴格的實驗室條件，那么就可以用這種理論去直接解釋給定的問題。但我們總是要研究新問題，這些新的現象和問題的條件或產生的原因總是與原有理論的假設不相同或不相近?！　?/p>

由于演繹邏輯能夠保證在其假設條件下所得到的結論是真的，那么當實際出現的結果與理論的預期不一致時，我們立刻就可以斷言，原有理論的假設與我們所研究的問題的實際條件不一致。因此我們需要尋找新的條件或假設來解釋所遇到的問題。然而當一種理論與實際不符時，我們并不是立即拋棄原有的理論和建立新的理論，而是在原有理論的基礎上對新的問題給予解釋。這種解釋的方法即是在原有理論的基礎上加入現實中的新的因素或假設，以對實際中的問題作出解釋。這即是我們經常說的“理論聯系實際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p>

采用前面的數學公式來表述即是，原有的理論為Y＝F（X1，X2，X3），我們 在解釋實際問題時加入新的因素，比如X4，那么這個函數可以寫成Y＝F（X1，X2 ，X3；X4）。舉一個例子，在經濟學中，主流派的新古典理論把生產函數Y＝F（K，L）作為基礎，其中Y是產出，K為資本，L是勞動。如果現實中存在技術進步，那么就在函數中加一個因素，Y＝F（K，L，T）?！　?/p>

這種方法是應用科學家或工程師每天都在采用的方法，他們的任務就是要把理論應用到實際中去，而不是去重新建立新的理論。這種方法對于他們來講是無可厚非的。因此這里主要講的是理論科學家的解釋?！　?/p>

當我們采用這種加參數的方法來解釋實際問題時，是不是會感覺到這樣一點，即，只要在原有理論中加上實際中存在的新的因素，那么一種理論就可以解釋一切問題。比如在經濟學中新古典理論就通過加入現實因素的方法在解釋一切問題。我們也曾采用這種方法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來解釋一切問題。庫恩是用范式這一概念來表述這一問題的，即一種理論一旦形成，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作為人們的規范思考方法。這樣，我們的理論就成為Y＝F（Xi，Xj），其中Xi為原有的參數， Xj是新加入的參數。我們經常把這種加入新的因素的理論稱為原有理論的特例和對原有理論的發展，但我們給這種理論定義為解釋性理論?！　?/p>

這樣，我們已經有了兩種結構的理論，原有的理論Y＝F（Xi）和解釋性的理論Y＝F（Xi，Xj）?，F在讓我們來考慮證實和證偽問題。對于原有的理論來講，證實和證偽問題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因為結論完全是從定義式的前提假設中推導出來的。因此我們所說的證實和證偽問題都與第二種解釋性的理論有關。比如我們經常說的證實往往是一種解釋，當加入了新的因素對于所要研究的問題作出解釋后，我們就認為這是原有理論的一次勝利。這種解釋往往能從經驗中得到驗證，因為我們所加入的新的因素往往是從實際經驗的觀察中得到的。然而，由于一種理論在加上新的因素是可以解釋一切的，從而這種證實對于理論本身并不具有意義（但對于應用科學家或工程師來講是極為重要的）。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波普的話是對的，即我們不論發現多少事實與某個理論相一致，也不能斷言這種理論是正確的。但是能不能對這種解釋性的理論進行證偽呢？　　

對于這種解釋性的理論，證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實際中出現了反例或根據解釋性的理論進行的預言失敗了，我們就可以否定這種解釋性的理論。但是這種否定絲毫也不會觸動原有的理論，因為并不是原有的理論錯了，而是加入的新的因素不符合實際。只要沒有出現一種新的更好的理論，人們總是會在原有理論的基礎上再加入新的因素來解釋那些反例?！　?/p>

由此可見，原有的理論是拒絕證偽的，而且當沒有出現一種新的更好的理論時，原有的理論是不會被拋棄的。當我們不能用經驗或歸納法去證實和證偽理論，也不能用歸納方法去形成一種新理論時，原有的理論是怎樣被否定和新理論是怎樣產生的呢?答案只是一個，那就是演繹邏輯?！　?/p>

2、 邏輯批判　　

一種理論是由假設和演繹推理構成的，因而作為一種理論的基本要求是它的邏輯一致性。一種邏輯不一致的理論是能夠與一切事實都相容或可以解釋一切經驗事實。這樣，當我們發現一種理論在邏輯上錯了，那么就可以明確地否定它，即這種理論肯定是錯誤的。　　

那么，任何一種理論會不會都帶有邏輯上的矛盾呢？羅素曾經用集合論和理發師的悖論來說明邏輯悖論的普遍存在，從而不可能找到一種最終的公理。羅素所說的邏輯悖論的普遍形式只是一種可能性，雖然我們不可能找到一個最終的公理，但可以用定義的形式作為假設，只要演繹推理嚴格按照這種定義的假設而不超出其限定的范圍，就可以把定義作為公理來使用而避免邏輯上的矛盾。然而有一點可以從羅素的悖論中推論出來，一旦我們脫出了定義所允許的范圍，邏輯悖論就出現了。這種邏輯悖論來自于我們對客觀事物的描述。為了描述事物和它們之間的關系，我們是采用下定義的方法，定義即是通常所說的概念的內含，從而可以限定描述的范圍。但任何一個概念的外延都是無限的，因為事物之間是普遍聯系的。只要把某一概念擴展到它的外延，羅素的邏輯悖論就出現了?！　?/p>

一種理論在它的假設范圍內肯定是真的，或者說是不存在邏輯矛盾的。但這同時也是一種限制，即它只能保證在其假設條件的情況下才能保證其結論的邏輯一致性，從而只要超出其假設的范圍就必然會產生邏輯矛盾。這樣，一種理論只能解釋一定范圍的經驗事實，只要它的解釋范圍超出其限制，邏輯矛盾就出現了?！　?/p>

理論的功能只是在于解釋現實和預測。由于某種理論只是對事物某一方面特征和關系的描述，從而只對某一類問題的解釋是有效的，當我們遇到了新的問題，在沒有一種新的理論的情況下，我們并不是憑空想象和毫無理論地去觀察，而總是試圖用原有的理論去解釋新的問題。這樣，根據新出現的情況去應用原有的理論或尋找造成原有理論反例原因的觀察就成為通常的和合理的作法。這就是前面所說的在一個模型中增加參數的作法。當我們這樣做時，所依據的并不是純粹的歸納法，演繹邏輯在這里是最為重要的，觀察是由演繹邏輯所指導的，即我們去描述觀察時不能產生邏輯錯誤。這一點正是這里所要討論的邏輯批判?！　?/p>

在前面采用的參數和變量所表示的理論Y＝F（X1，X2，X3）中，一個邏輯要求就是，作為模型的各個參數（X1，X2，X3）必須相互獨立，從而使模型保持穩定。這可以使我們通過比較靜態方法來討論參數值X的變動對變量Y的影響而作出預測。這一點是通過定義式的假設來保證的?，F在來看解釋性的理論。這種解釋性的理論是根據具體情況增加模型中的參數，即在原有模型中加入新的參數，如Y＝F（X1，X2，X3；X4），以此來解釋現實。正是這種加參數或根據實際情況應用理論的方法，導致了這種解釋性理論的邏輯矛盾?！　?/p>

由于原有理論的假設是對事物某一側面的描述，當加入了一種新的假設而沒有考慮原有的定義，從而新加入的假設或參數必然會與原有假設的定義產生矛盾，或者說新加入的參數與原有模型的參數不是相互獨立的，而是相關的。從數學上講，在原有模型Y＝F（X1，X2，X3）中加入X4可能與原有的某個參數，如X1是相關的，從而會缺少一個方程而使模型無解，或者說由于X4不能獨立于X1，所以當X4發生變 動時X1會隨之發生變動，從而使模型失去均衡的穩定性。還可以說，所加入的參 數X4 的定義會使原有的X1的定義不能再保持，從而導致邏輯上的矛盾?！　?/p>

讓我們舉一個經濟學上的例子，目前經濟學主流學派的新古典理論的基礎是生產函數Y＝F（K，L），即假設技術條件不變和不考慮資本的生產成本，則產出Y 是資本K和勞動L投入的函數。而現實經濟活動中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技術變動，為了解釋現實，新古典經濟學家在原有模型中加入了技術進步T，生產函數成為Y＝F（K，L，T）。但技術進步在現實中顯然是與資本和勞動都是相關的，即資本和勞動的數量與質量都與技術進步有關，這就使分析時不能保持原有的資本與勞動的定義而導致邏輯上的矛盾。這種邏輯矛盾即是，當按照技術進步的某種定義說明技術變動時，資本與勞動這兩個參數不可能保持不變，從而不能得出技術進步與產出的關系?！　?/p>

一種理論總是要解釋實際問題的，如果理論解釋實際問題時都采用這種加參數的方法，那么我們就找到了一種否定(或肯定)理論的方法，即它的邏輯一致性。這種邏輯上的否定(或肯定)與經驗證偽和證實不同，它是按照演繹邏輯規則所得出的必然是“真”的結論，也就是說，一旦我們找到了一種理論的邏輯錯誤，那么就可以斷言，這種解釋性的理論肯定是錯了。而經驗證實和證偽卻不能對理論是否正確得出肯定或否定的斷言，因為經驗不可能檢驗最初的理論，而檢驗的解釋性理論卻可能是一種帶有邏輯錯誤的理論。我把這種邏輯否定稱為邏輯批判?！　?/p>

3、科學發現的邏輯　　

上述說明只是“邏輯批判”含義的一半。它不能說明這樣的問題，即當采用邏輯批判的方法提出了解釋性理論的邏輯錯誤，我們只能說解釋性理論肯定錯了，那么對于原有理論又如何呢?是不是批判了解釋性理論就要立即徹底拋棄原有理論呢?不能。如果這樣就會使我們對問題的研究陷入一片空白，這一點已經在前面給予了否定。可以說，只要沒有出現一種新的更好的理論（拉卡托斯稱為進步的科學研究框架），原有理論將繼續成為解釋性理論的基礎。我們又陷入了一種新的理論是如何產生的這樣一個老問題，或者說新的理論的假設是如何形成的？現有的科學哲學完全不能解釋這一問題而把它歸之于“直覺”和“非邏輯過程的跳躍”。前面所討論的“邏輯批判”的另一半正是這種科學發現的邏輯，或者說，在我們對解釋性理論的邏輯加以否定時，已經從否定的邏輯推論中得到或已經暗含著可以發現新的理論的假設?！　?/p>

采用前面的例子。批判解釋性理論Y＝F（X1，X2，X3；X4）的邏輯錯誤的方法是指出X1與X4的相關性。X4是根據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新加入的一種因素，由此而導致X1的定義不能保持，從而可以得到，當我們研究包含X4的問題時，X1的 定義變得不恰當了，從而必須重新建立假設或對X1重新定義來解釋包含X4的問題以保持解釋的邏輯一致性。比如把X1和X4包含在一起選擇一個新的定義式的假設 X5，這時理論成為Y＝F（X2，X3，X5），或者只對X1重新定義為X5以使X5與X4相互獨立，即Y＝F（X2，X3，X4，X5）。一旦我們這樣來修改原有的理論，就可以達到邏輯一致地解釋新的問題。由于我們的邏輯批判是在新的范圍的因素(或描述)與原有理論的假設之間的定義關系中進行的，因而可以發現兩種定義(X1和X4)之間的聯系而重新對理論的假設加以定義，[2]從而這種否定的邏輯同時就是科學發現的邏輯?！　?/p>

現在我們來看新理論Y＝F（X2，X3，X5）或Y＝F（X2，X3，X4，X5）與原有理論Y＝F（X1，X2，X3）之間的關系。在新理論的新的定義式假設中，包含了一 種新的因素X4，從而可以比原有理論更能夠邏輯一致地或更有效地解釋更大范圍的問題。而這種新理論的更重要的性能是，只要排除掉新加入的因素X4，這種新理論就可以還原為原有的理論Y＝F（X1，X2，X3），或者說原有的理論只是新理論的一個特列。從而可以明確地斷言，這種新理論是我們所掌握的知識的增長。從這兩種理論之間的關系中所推論出的另一個重要結論是，新的理論是建立在我們原有的理論或知識的基礎之上的，我們的知識是逐漸積累的，用牛頓的話說“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　?/p>

上述對邏輯批判與知識增長的分析可以表明我們的知識的性質或認識的規律性。我們對事物的認識總是從最簡單的問題和最直觀的描述開始的，[3]它只是描述事物的某一個側面和關系。通過邏輯批判產生的新的理論的定義是對同一事物的更多的方面和關系的描述，或者稱為更深入、更全面的描述。我們的知識是這樣一點一點地積累起來的。這種理論的連續性使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在以前知識的基礎上獨立地探討，而聯系性可以保證把以前的知識和現在所有人的知識加總到一起或全部積累起來。這正是我們的教育體系和專業學術團體存在的合理性基礎。新的發現是不可能憑空或從觀察歸納中得到的，這等于說兩百年前或更早的科學家就可以發現今天的科學和技術。化學家的發明并不是隨意把一個瓶子中的試劑倒到另一個瓶子的重復過程中就可以發現新的理論，今天的化學家要接受從大學到博士或更長的專門職業訓練。[4]但是新的理論卻可以從對原有理論的邏輯批判中得到，最突出的例子是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偉大發現，相對論不是來自于經驗觀察，而是來自對牛頓力學理論所解釋的一些問題的邏輯批判。　　

現代科學正是這樣一步步地發展起來的，比較突出的例證是數學和物理學。數學的發展是一種逐步尋找“最終公理”的過程。每一步都在提出和解釋一個邏輯悖論，從而尋找到新的公理而使原有的理論成為新理論的一個特例。拉卡托斯（1976年）在《證明與反駁》一書中從數學史的發展討論和證明了這一問題。物理學上最突出的例證是從牛頓力學到熱力學發展過程中關于“熵”的爭論（參見柳欣1993年）。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到這樣一個重要的推論。給定所要研究的問題，那么將有一套唯一的或更好的定義式的假設-演繹體系來描述和解釋它，從而我們可以通過邏輯批判的方法一步步地尋找和逼近所要研究的問題的邏輯一致性的解。當然，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并不是獨立于我們的知識，而是隨著我們所掌握的知識而發展的。但是正如波普所說的，我們天生就有需要和“理論”，這里的理論應該是我們的感覺器官和思維能力，從而我們總是可以隨著知識的增長提出和解釋更多的問題?！　?/p>

這樣，我們就可以回到對前面對所提出的論點的進一步證明，即觀察和歸納是有理論的，歸納邏輯是以演繹邏輯為基礎的，我們的觀察和歸納是以積累的知識為背景的一種演繹推理過程。這一點也可以說明，前面對“邏輯批判”的表述是從原有的理論Y＝F（X）和加入參數Y＝F（Xi，Xj）來作為假設具有其討論問題的合理性，或者說，我們在研究新的問題時把原有的理論作為背景和加入新的因素來解釋問題是一個有效的和合乎思維邏輯的過程。　　

解釋性理論—誤差與概率　　

以上對邏輯批判問題的分析是在極為抽象的假設下進行的。完全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既然每一種解釋性的理論都可能帶有邏輯上的矛盾，是不是科學家們每天都要進行邏輯批判或證偽，是不是每一次邏輯批判都會產生一種新的理論。這一點顯然與科學史不相符。[5]正是在這一點上，庫恩(1962年)向波普的證偽主義發起了反擊，一種理論一旦產生后將會是相對穩定的，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成為理論科學家解釋問題的基礎和應用科學家的有效工具，這就是庫恩的規范科學和范式，只有當這種理論所遇到的反例足夠多了，科學革命才會發生，舊的范式才會被新的范式所取代。庫恩對科學史的歸納表明在一定時期中絕大多數科學家所從事的工作是用“范式”去解釋問題和建立各種解釋性理論。因此，要使前述的邏輯批判的論點成立，必須對解釋性理論或絕大多數科學家的日常研究工作所依據的“邏輯批判”作出解釋。有趣的是，本小節所要解釋的上述問題，也正是要把前面的抽象理論變成一種解釋性理論，或者說對于這些問題，只要我們在“邏輯批判”的基本假設中加入一些新的假設，就可以使其應用于對這些問題的解釋?！　?/p>

人們創造理論只是為了解釋現實和加以應用，而不是作為“邏輯批判”的游戲。或者正因為如此，才有工程師、應用科學家和理論科學家的分工，應用科學家是要創造解釋性的理論，工程師則是把解釋性的理論應用于實際而獲得理論的真實價值。然而，對于科學哲學家所要研究的邏輯思維規律來講，這種把科學家劃分為三類的作法是不適當的，因為我們是用同樣構造的頭腦去思考問題的，三類科學家的思考方法之間肯定存在著一般的規律。[6]但由于三類科學家所要研究的問題不同，他們的思考方法還是有差異的。讓我們用誤差和概率問題來討論這一點。　　

理論的假設是一種抽象，除了在嚴格的實驗室條件下，實際中所存在的條件很少與理論的假設條件相吻合。這一點對于理論來講是十分重要的，因為理論正是通過抽象和實驗室的條件，才得出某些簡單的因果關系，因為我們不可能一次完成對所有復雜關系的分析。對于應用科學家和工程師來講，只要理論所揭示的事物某一側面的因果關系能夠具有應用價值就足夠了?？梢杂谜`差概念來表述這一問題，如果實際中所具備的條件與理論的假設完全相同，那么誤差將為零。如果實際中存在的條件與理論的假設條件不同，那么在應用理論時就會產生誤差。然而，只要誤差在一定的范圍內，這種理論就是可應用的。比如在蓋樓時工程技術人員采用加大保險系數的方法來克服誤差所可能造成的危害。如果用量子力學來看待經典力學，那么經典力學在分析問題時就都是有誤差的，但這并不妨礙經典力學的廣泛應用。但是，當一種理論相對于我們所要解釋和解決的問題誤差太大，這種理論就變得不能應用了。工程師對此束手無策。正是在這種條件下，我們需要那些解釋性的理論。　　

需要說明的是，一種理論或范式的產生是與它的應用性直接聯系在一起的，這種應用性即是我們所說的“問題”。當一種理論能夠有效的解釋我們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時，重要的事情就變成應用它，或者說對其加以證實，而不是無休止的對其加以證偽或邏輯批判，因為我們尚不清楚由證偽或邏輯批判所產生的新理論的應用價值時，新理論的創造可能是盲目的或成本過高的。[7]正因為如此，當我們遇到新問題時，首先想到的就是解釋性理論，從另一個角度講，因為我們不能憑空想象，在沒有一種新的更好的理論產生時，為了避免陷于理論的真空，解釋性的理論是完全必要的?！　?/p>

解釋性的理論即是在原有理論基礎上加假設或加參數的方法。我們在前面已經證明了加參數的方法必然會帶有邏輯上的矛盾，因為我們這個世界中的事物都是廣泛聯系的和我們的思維只能從一個個的側面去認識這種聯系。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否認帶有邏輯矛盾的解釋性理論是能夠應用的。象前面對誤差的解釋一樣，只要這種邏輯矛盾或兩個參數之間的相關性在一定的限度之內或可應用的限度之內，這種帶有邏輯矛盾的理論就是可以應用的（這句話并不是同義反復，因為我們假設所要研究的問題是給定的）?！　?/p>

比如目前的物理學和化學之間具有某種聯系已經被人們認識到了，完全可以推測在將來可能會有一種統一的理論把目前的物理學和化學包容在一起。但目前在這一理論沒有產生之前，我們完全可以采用“物理化學”來解釋和解決一些問題，即當遇到單純用物理學解釋不了的問題，可以加入化學的條件來共同解釋某一個問題，而且這種解釋具有應用意義。愛因斯坦一直對量子力學的統計(概率)性質耿耿于懷，而試圖用統一場論來取代它，但無可否認的是，建立在統計理論基礎上的量子力學具有極大的應用價值?！　?/p>

對于這種解釋性理論的研究和問題，我們已經創造了一種邏輯思維工具——概率論。概率方法作為一種假設-演繹推理的公理化邏輯體系是公認的，即它是根據某些已知假設條件下事件出現的頻率和我們的確信程度來進行推論的一種邏輯方法。在這里，我們把確信程度與所要研究的問題或應用價值聯系起來，比如輪盤賭博和保險公司，只要知道事件出現的頻率就是可應用的了。那么剩下來的就是那些由定義所表示的已知條件和未知條件?！　?/p>

這里重要的是由定義式的假設所表示的已知條件和未知條件?？梢杂谜`差和概率的區別來說明這一點。對于誤差來講，顯然，只要存在誤差，即可推知現實的條件與假設的條件不同，或者用概率的語言說是存在著未知的因素。但誤差與概率不同，我們可以對比實驗的結果和實際的結果來判斷誤差的大小，而概率卻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問題，也就是說在所假設的條件下，由于存在未知的因素，那么其預測的結果并不一定會出現或其出現是有概率的。采用面前對“邏輯批判”的論述，可以得到這樣的推論，在概率式的因果關系的表述中，作為已知的定義式的假設條件的定義是錯誤的或是帶有邏輯矛盾的?！　?/p>

給定所要研究的事物或問題，原有的理論只是描述了這一事物的某一個側面，可以說這一理論對于所要研究的問題其假設過于狹窄而使理論的誤差超過了可應用的限度。但并不能把這種理論的假設作為已知條件去求取它的概率，因為這樣做完全沒有意義。我們在談概率時，總是根據實際“篡改”了原有理論的定義或加入了新的假設條件，這種篡改定義和加入新的假設條件是一回事，唯此才使概率問題的討論具有意義。由于我們所要研究的事物或問題超出了原有理論的定義所描述的那個側面，因而已經不可能單純準確地描述那一個側面而給出準確的定義或邏輯一致性的定義。這一點可以用前面的“邏輯批判”給予證明。由于在概率推論中存在著未知的條件，那么我們對那些已知條件的定義就不可能是準確的或邏輯一致的。采用前面“邏輯批判”的論證把這一點推到極端，可以得到這樣的推論，在一個加入新的因素的理論中“實際上”并不存在著未知的事件，之所以存在著概率完全是因為我們所定義的已知條件在邏輯上是矛盾的，從而不能準確地把握所要研究的事物的因果關系。當然，在這種條件下，邏輯批判和建立新的理論就變得極為重要。因此，為了說明解釋性理論的意義和研究方法，我們還是假設相對于所要研究的問題來講還是存在著一些未知的條件?！　?/p>

這樣，對于解釋性理論來講，當我們在原有理論中加入新的假設或要研究事物的其它側面的關系時，這一理論與實際的誤差會變小，但卻會使理論成為有概率的。但是一種理論概率值的大小并不只是取決于未知條件的多少，而且取決于那些已知條件或參數之間的相關性或在多大程度上是相互獨立的，也就是說，如果在一個存在兩個以上參數的包括未知條件的概率模型中，這些參數之間會存在邏輯矛盾。在只有一個參數的模型中更容易理解這一問題，它的含義即是我們對已知條件的描述（相對于所要研究的問題）實際上是不準確的，其原因就在于那些未知的參數與已知的條件是相互聯系的，我們在用概率模型表示因果關系時，往往假設已知條件與那些未知條件是相互獨立的，而最重要的問題是這些參數并不是獨立的，從而需要我們采用演繹推理的方法去一步步地修正這些參數之間的關系。正是由于這一點，概率模型才區別于用演繹邏輯表示的決定論模型，即概率模型不可能真正表明因果關系。由此可以推論出，某種解釋性理論與現實之間之所以存在概率是由于模型中參數之間的相關性或邏輯矛盾，當然這里也包含著一些未知的因素?？梢杂谜`差和概率的區別說明這一點，我們把原有演繹推理理論與實際之間的差距稱為誤差（如果是可測量的），雖然造成誤差的原因是由于一些未知條件的存在，但只要這些未知條件是不變的，那么對于原有的理論來講就只存在誤差而不會有概率。而對于解釋性理論來講，這里就只存在概率而不會有誤差，因為解釋性理論實際上已經把那些未知因素作為了模型的參數，從而對那些已知條件的描述并不是準確的，因而也就不存在誤差的概念。由此也可以推論出，任何解釋性理論都是有概率的?！　?/p>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解釋性理論的應用性。我們所應用的絕大部分理論是解釋性理論，或者說，如果把所要解釋的問題或理論的應用性作為標準，那么由演繹推理所表述的因果關系的理論就成為解釋性理論的一個特例，即相對于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來講，我們是在假定除了定義式的假設條件之外的因素是不變的，或者說是與模型中的參數是絕對獨立的和與我們所要研究的事物是不相關的?！　?/p>

因此，理論的應用性對于上述分析是極為重要的。一種理論只要把它所要研究的問題擴展到其假設條件之外，就會產生邏輯上的矛盾，從而相對于其應用就是有概率的。如果實際與假設條件完全相符，用概率描述即是概率為1。但某種理論的應用性并不取決于概率值的大小，而是取決于模型中的參數相互獨立的程度或理論的邏輯一致性。比如在一個解釋性理論模型中，我們可以分別用統計資料檢驗模型中各個參數與經驗的相關性(用最小二乘法估計參數)，但我們并不能得出某一個在統計觀測中相關的值(概率值)高的參數能夠作為一個獨立的參數對變量產生同樣程度的影響，或者說按照其統計概率值去預測其參數變動的影響。因為這個參數與其他參數是相關的，這一參數改變時，其他參數會隨之變動而使結果變得不能確定?！　?/p>

這樣，給定理論所要解釋的問題或應用性，那么解釋性理論的任務就是尋找那些已知參數之間的邏輯矛盾。這種解釋性理論的邏輯批判方法同時也是產生新的解釋性理論的方法，因為我們在探討新的因素時是以原有的理論為基礎的。這正是波普所說的“猜想和反駁”，我們是在原有理論的基礎上，通過試驗觀測與比較來猜測新的因素的存在，然后通過邏輯批判去判斷新的因素與原有理論之間的矛盾——即邏輯批判，從而使觀察與歸納建立在邏輯推理或邏輯一致性的基礎上，由此來逐步選取新的假設和進行新的試驗觀察，使理論更邏輯一致地描述和解釋現實?！　?/p>

借助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把解釋性理論作為通過邏輯批判從一種舊理論到一種新理論的過渡過程的中間階段。一方面，這一階段表示出理論的應用性，即根據應用的需要使已經建立起來的理論得到最有效的應用；另一方面，這種解釋性理論的應用過程并不是原封不動的搬用舊的理論，而是象前面所提出或所批評的“理論聯系實際”，在這一過程中，原有的理論假設實際上已經被作了修改，只是不明顯罷了。隨著我們所要研究和解釋的問題越來越廣泛而逐步超出了原有理論所能解釋的范圍，建立在原有理論基礎上的解釋性理論就會遇到越來越多的反例，從而邏輯批判的重點就直接指向了原有的理論。讓我們從解釋性理論的研究方法和學術界的理論爭論來說明這一問題?！　?/p>

解釋性理論是在原有理論模型的基礎上加入新的因素或參數。在開始，人們往往把新加入的參數假設為與原有的參數是獨立的，由此獲得對所要研究問題的解釋，當這種解釋與經驗不符或是有概率，以致不能達到應用的要求時，探討各個參數之間邏輯一致性的邏輯批判就開始了。在這種邏輯批判過程中，人們可能會發現一些新的因素，但更多地是通過邏輯批判修改那些新加入的參數(即定義式的假設)和原有理論的參數，這個過程也是逐步明確和描述新加入的因素的過程。大多數理論界的爭論發生在這一時期，這種爭論即是通過邏輯批判的方法否定原有的解釋性理論，從而提出新的解釋性理論。在爭論中，加入哪些新的因素和如何定義新的參數是焦點，從而會形成多種不同的解釋性理論和學派，每一種解釋性理論都是從所要研究事物的某一個側面去解釋它，各個對立學派的理論爭論正是以各個側面的描述為基礎去尋找對方的邏輯矛盾，從而理論爭論對于理論的發展是極為重要的。理論爭論就是邏輯批判，而每一次邏輯批判都會構成對以前的解釋性理論的否定，并可以從邏輯批判中獲得新的解釋性理論。對經驗的觀察、歸納、證實和證偽都是建立在理論的邏輯推理基礎之上的，從而每一次新的解釋性理論的產生都會使人們從新的角度去觀察和分析經驗數據，比如提出新的試驗設想和建造新的試驗工具，以及提出新的分類指標。從某種角度講，科學家的觀察和統計歸納是為理論的邏輯爭論服務的，也正是從這一角度，我們把經驗觀察稱為證實和證偽。正是通過這樣的途徑，解釋性理論的假設逐漸逼近所要研究的實際問題，人們會從邏輯批判中尋找到何者決定所要研究的事物的最重要的方面，在此基礎上去修改原有理論的假設以建立新的邏輯分析體系。這種新的理論不僅使原有的理論成為它的一個特例，而且可以更好地解釋各種相互對立的理論爭論，特別是當新的理論相對于所要研究的問題已經具有一定的應用價值時，這種理論將成為一種新的范式?！　?/p>

由此可見，理論科學家的任務和日常工作就是要對原有理論或解釋性理論進行邏輯批判，建立新的解釋性理論只是這種邏輯批判的一個組成部分，正是這種邏輯批判使科學家的研究建立在前人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并使觀察建立在邏輯推理的基礎上，它使理論研究不再是靠直覺、非邏輯過程或猜想，從而使科學發現和科學家的日常研究工作變成非常確定的，即只要我們知道原有的理論和所要研究的問題，依靠我們的邏輯思維能力——即邏輯批判方法必然會使理論得到發展?！　?/p>

對一些哲學問題的思考　　

如果說哲學是研究人類思維規律的科學，那么邏輯批判方法對于哲學問題也是適用的。讓我們采用上述方法簡單地討論一些哲學問題。　　

1、 時間與空間　　

時間與空間的矛盾是邏輯悖論的一種表述形式。人們經常用諾芝的龜兔賽跑的悖論來說明這種矛盾，即兔子永遠追不上烏龜，因為在兔子追上烏龜的一瞬間，烏龜又向前移動了。事物之間是相互聯系和變化的，這種變化會通過時間表現出來，因此，當我們加入了時間概念，又怎樣去描述某種事物的本來的或不變的屬性呢？這里存在著時間的不可逆性，而不是像鐘擺圍繞著一個中心擺動。那么我們又是怎樣描述事物和獲得因果關系的規律性呢？　　

前面對邏輯悖論的分析表明，一種因果關系模型之所以出現了邏輯悖論，是因為加入新的因素或在推論中改變了原有模型定義式的假設條件，當我們把這種推理的邏輯錯誤用人們的觀察所具有的時間與空間的屬性來表示時，就成為時間與空間的矛盾。　　

可以用前面例舉的模型Y＝F（X1；X2）來說明這一問題。假設X2是新加入的 一個因素而與X1不是獨立的，那么X2發生變動時會使X1隨之發生變動，從而使X2 的變動對Y變動的結果變得不確定。如果用這一模型描述客觀事物，就成為事物會隨著時間變動而不能表明因果關系的規律。　　

由于人類觀察的時間屬性，任何因果關系的表述實際上都是有時間的，我們所說的因果關系也是事物隨時間的變動。因此，時間概念并不會影響我們對事物的描述。只要給定所要研究的事物的應用要求，我們就可以把隨時間變動的事物描述為相對不變的因果關系的規律。對于一些需要考慮時間的事物，比如植物的生長期，時間就只是模型中需要考慮的一個參數。也就是說，我們要把不可逆的時間變為可逆時間的因果關系的表述，從而使因果關系的表述不再只是時間上的先后順序，而是一種條件和結果的必然聯系。　　

這樣，當我們遇到的了時間與空間的矛盾，那么就可以斷定原有的定義式的邏輯推論存在著邏輯錯誤，比如龜兔賽跑的例子中是采用了一個兔子追上烏龜的定義。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這種邏輯批判中找到解決這種邏輯悖論的方法，即只要我們根據所加入的因素重新考慮理論的假設，即使X1與X2不相關，就可以在解釋這一事物時使不可逆的時間變為可逆時間的因果關系的表述?！　?/p>

2、 一般與特殊　　

人們經常說，科學研究是從特殊事件到一般，再從一般回到特殊?？梢赃@樣來解釋這段話，科學是從一個個特殊事件的歸納得到理論的假設，然后再把理論應用于解決具體的實際問題。這是一種邏輯實證主義的表述。　　

按照前面的分析，科學發現并不是來自于對特殊事件的歸納，而是來自于對特殊事件的解釋性理論的邏輯批判。當我們通過邏輯批判而獲得一種新的假設演繹體系后，再用它對具體事件提出新的解釋性理論。當然，在這里，理論的應用性和隨著人們知識的增長使應用范圍的擴展起著重要的作用。但這種提法與上述提法的最大不同點是，由于我們思維的邏輯批判能力，從特殊到一般和從一般到特殊的過程是一個知識增長的過程。前面曾經提到，對于因果關系理論來講，一種新的理論會使原有的理論成為它的一個特例，即去掉了新加入的因素即可使它還原成原有的理論。而對于解釋性理論來講，它是把各個需要解釋的具體事物作為原有理論的特例。這兩種特例概念是經常被混淆的。比如波普曾提出過一種難以讓人們接受的論點，即理論所追求的是低概率，按照他的說法，一種理論的概率值越高，所包含的內容越少(參見波普：1965年)。波普的這一論點可以為我們前面的分析所證明，當一種理論相對于所要解釋的問題概率越低，那么這一問題所包含的未知因素或這些因素所導致的與原有理論的邏輯矛盾越大。從而發現和解釋這些問題和通過邏輯批判方法形成新的理論也就更具有意義。而按照傳統的對一般與特殊的解釋，這些低概率的問題就會被忽視為某種特殊事件或第二種意義上的特例，從而不利于理論的發展。這一點會使邏輯實證主義陷入邏輯悖論，因為那些特殊的事件概率太低以致不能加以歸納。而按照邏輯批判方法的解釋，那些特殊事件之所以概率太低，完全是由我們建立在原有理論之上的觀察造成的，從而完全不排除通過對一個概率極低的事件的邏輯批判而產生新的理論的可能性。當然，理論的應用性是重要的，但應用性問題是隨著我們知識的增長而擴展的。在這一問題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的發現是一個極好的例子，證實其理論的觀察或實驗是在理論提出之后，當然，借助于這一理論而研造的高能加速器使我們找到了足夠的觀察和歸納的證據。　　

3、理論與實踐　　

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在于理論的應用性，可應用性是理論的全部意義所在，當經驗證明理論的預測是錯誤的，那么這一理論相對于所要解釋和預測的事件來講，就必須加以修改或發展，換句話說，實踐或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向理論提出了新的要求?！　?/p>

然而，實踐或經驗并不能否定理論本身，一種由定義式的假設-演繹體系構成的邏輯一致性的理論是不可能被經驗證實或證偽的，從而經驗所能證實或證偽的只是解釋性理論。比如說我們可以具備一種解釋性理論的嚴格的試驗條件，那么當預測失敗時即可證明那種解釋性理論錯了，而且可以斷定那種解釋性理論的邏輯錯了。然而必須注意，如前面所表明的，一種理論在加入所要研究的問題的具體條件后是可以解釋一切的，之所以能夠解釋一切是因為其解釋性理論中包含著邏輯錯誤。這樣，當我們不去采用邏輯批判的方法發展新理論時，就會形成總是跟在經驗后面去解釋這樣一種局面，而且每一次解釋都可能被認為是對原有理論的證實，從而忽視發展新的理論。波普正是針對這種證實主義的觀點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但波普所提出的證偽標準只是經驗中的反例，即缺少前面所說的“嚴格與解釋性理論假設相一致”這一限定條件，從而證偽會被很容易地轉變為證實，即只要加入一些因素即可以解釋那些反例。用波普自己的話說，因為我們的觀察(包括對反例的觀察)都是包含理論的。(參見波普1965年)　　

因此，在理論與實踐的問題上，原有理論與解釋性理論的劃分是重要的，而更重要的是必須采取邏輯批判的態度去發現新的理論，而不是采用教條主義的態度一味地追求對經驗的解釋。　　

4、辯證邏輯　　

當把形式邏輯或假設-演繹方法表述為不能增加任何新的內容時，科學發現就只有依靠辯證邏輯或辯證法了。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和康德的二律背反似乎可以解釋一切科學發現乃至宇宙的規律，然而，這些解釋不免讓人覺得有些空洞?！　?/p>

可以說，前面所討論的那些問題都是曾經和仍然被辯證邏輯所研究和解釋的，而前面的分析完全是采用“不能增加新內容的形式邏輯”表述的。比如黑格爾的“正題-反題-合題”的辯證法，用前面的表述即是，正題是一種理論所描述的所要研究或進一步要研究的事物的某個側面，從更多的方面去看待或描述這個事物時就產生了反題或邏輯悖論，當我們采用邏輯批判的方法，重新修改定義式的假設時，就可以得到不包含邏輯矛盾的對這一事物更多方面的描述，即合題。我們在前面用這種形式邏輯的方法解釋了時間和空間、一般與特殊這些用辯證邏輯表述的問題，同樣，否定之否定、二律背反以及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從抽象到具體和由分析到綜合等問題也可以用上述形式邏輯的方法來表述。但從以上表述中已經可以用形式邏輯來推論出形式邏輯與辯證邏輯的根本區別，即辯證邏輯對于上述問題來講是一種沒有明確的定義式假設的解釋性理論，或者說是一種其前提假設中就包含有邏輯矛盾的解釋性理論，從而是不能加以證偽或邏輯批判的，而用形式邏輯所表述的問題或推出的結論卻是可批判的，因為它是以定義式的假設所表述的。比如本文對“邏輯批判”的表述即是以“人是有邏輯思維能力”這一點作為前提假設的，再如前面曾說明的，本文從“邏輯批判”所引出的對解釋性理論的說明也是一種解釋性理論，即本文所提出的“邏輯批判”只是建立在狹窄假設上的一個推論，而不能充分描述人們的思維過程，因而能被形式邏輯所否定和由此獲得更一般的理論。而辯論邏輯則不同，它只能稼接在“唯心論”或“唯物論”之上，這正說明了它缺乏明確定義的假設，而這種缺乏明確定義的假設正是形而上學的基礎。　　

辯證邏輯與形式邏輯相比較所帶有的這種缺陷容易使人們對認識過程或科學發現產生誤解。如前面所說明的，一方面，這里用形式邏輯所表明的邏輯批判與辯證法所闡述的思維過程是相近的，從而辯證法可以促進人們從更廣闊的角度進行思考和發展新的理論。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辯證法所帶有的缺陷，經常會把人們引入一味地發展解釋性理論的歧途，即對原有的理論不是采取批判的態度，而是由辯證邏輯在原有理論的基礎上去解釋一切，因為采用辯證邏輯并不能尋找到原有理論的邏輯悖論，而且認為矛盾和邏輯悖論的存在是理所當然的，事物是廣泛聯系和變化的，從而不顧解釋中所存在的邏輯矛盾或直接就采用帶有邏輯矛盾的理論去解釋現實，而這一點似乎又是辯證邏輯所允許的。這樣，辯證法中所表述的否定之否定等促進理論發展的積極方面就完全消失了，從而使辯證法成為教條主義的一個盾牌。[8]而前面由形式邏輯所表述的“辯證法”則不具有這種缺陷，因為它把科學研究建立在否定解釋性理論的基礎之上，因而把尋找邏輯悖論和進行邏輯批判作為科學研究的首要任務。　　

經濟學方法論　　

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與自然科學相比似乎有很大的不同，這一點也顯示在方法論上。一方面，在自然科學著作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討論是很少見的，一般來講，其結論完全來自于明確的假設和演繹推理，自然科學家只是基于他的成功對方法論問題發表一些議論。經濟學家則不同，在許多著名的經濟學著作中，方法論問題經常在開篇中就被強調，如靜態分析和動態分析、關于均衡的概念等等，最后總還要提到社會哲學，以表明作者所得出的結論的真正含義。另一方面，經濟學的許多結論還需要計量經濟學來幫助檢驗和應用。按照前面對方法論問題的分析，這些問題突出地表明了目前的經濟學作為一種“解釋性理論”的特征?；谇懊娴姆治觯覀兛梢酝普?，目前經濟學的這種解釋性理論的特征來自于它的脆弱的基礎，即新古典理論作為一種范式其假設相對于所要研究的現實問題是不適當的或并沒有表明所要研究的問題的基礎。可以說，目前經濟學和的經濟學方法論所有復雜爭論主要來自于這一點?！　?/p>

可以說，支配經濟學研究已經超過一個世紀之久的新古典理論在任何意義上講，都可以稱作目前經濟學的范式。然而，新古典理論的基本假設和命題是極為狹窄的，即它所討論的僅僅是給定資源和偏好條件下的資源配置問題。就經驗觀察、甚至僅僅依賴于直覺就不難發現，新古典理論的假設和命題與現實相距甚遠。在現實經濟中，最突出的特征是競爭，當然，這種競爭并不是新古典的完全競爭，也不同于達爾文的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人類的競爭聯系到作為其本質特征的社會關系。新古典理論必須解釋或不得不解釋的主要事實和問題正是這種現實。如我們已經表明的，一種理論不管其假設是如何狹窄或不現實，只要加入現實的因素到原有的理論中都可以解釋所有的現實問題，然而，這種解釋方法將導致理論的邏輯錯誤，由此產生解釋性理論在應用中的誤差和概率。現在問題是，新古典的解釋性理論的誤差和預測的概率是否能夠適合于應用呢？讓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問題，也許這個例子不很恰當，這個例子就是索洛對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的分析。索洛把“中性”技術進步的假設加入到新古典的生產函數假設中，從而能夠使用“余值”的方法來估算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根據統計分析，索洛得出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大約是85％（索洛，1956年，1957年）。這里，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索洛的分析，從索洛的分析中可以得出，這種測算余值的方法正是求取誤差的方法，因而其余值所表明的恰恰是新古典理論的誤差，換句話說，當使用新古典的生產函數來解釋現實，其誤差將達到85％。當一種理論與現實的差距如此之大，顯然，其理論的應用性將受到極大的限制。正是通過這種方法，新古典理論成為可應用的理論，從而可以使它作為一種范式來解釋和解決目前所面臨的經濟問題。從另一個角度講，當沒有一種更好的理論來取代新古典理論時，就應用研究來講，這種解釋性理論的方法是必要的，這種應用性對于形成學術團體或是經濟學成為一門科學是重要的。然而，這里必須指出，新古典理論的基礎或它的基本解釋與命題并不能支撐這樣一個巨大的解釋性理論的結構，新古典的各種復雜的解釋性理論實際上是依據不同的解釋以面對所要解釋的實際問題，由此導致了極為復雜的理論爭論，以至在新古典的概念框架中難以理清爭論的頭緒。因此，重新表述新古典理論的基本假設和它的解釋性理論之間的關系對于討論這些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p>

新古典理論作為經濟學的范式　　

1、 邊際革命　　

19世紀70年代所發生的邊際革命是新古典理論誕生的標志，許多經濟學家還把它作為經濟學成為真正的科學的標志（例如，斯蒂格勒 Stigler，1972年；熊彼特，1954年；參見博萊克 Black、考茲 Coats 和古德文 Goodwin，1973年）。這一點似乎聯系到公理化的假設－演繹模型的使用。然而，作為新古典理論前身的古典經濟學家、從斯密到馬克思也從沒有忽視假設演繹方法的使用，而是特別強調這一點，如李嘉圖和馬克思的理論分別來自于對斯密和李嘉圖理論的邏輯批評（參見柳欣，1994年）?？梢哉f，一方面，在方法上，古典理論的基本特征與新古典理論是類似的，即使用極為簡化的假設來支撐龐大的結構。古典理論的勞動價值論的假設比新古典理論的假設更為簡化，如一些新古典經濟學家從技術分析上把勞動價值論作為單一生產要素模型而視為新古典多種要素生產函數模型的特例。而另一方面，古典經濟學家所要解釋的問題與新古典理論是不同的，即與人們的利益沖突相聯系的現實的市場經濟運行和它的矛盾以及制度變革，其結論直接涉及當時的“宏觀經濟”問題和政府的經濟政策。類似于現在的新古典經濟學家，古典經濟學家也加入新的假設到其基本體系，而不管這些假設是多么不清楚和與現實的競爭的市場不協調，例如，外生給定的實際工資率假設。而且，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家，古典經濟學家試圖用勞動價值的概念來直接表明他們的主題，即由工資與利潤的對立所決定的社會關系。其方法是，首先完全抽象掉技術關系以表明利益關系，例如，資本只是支配的勞動，然后再加入技術關系或技術變動來表明二者的相互作用。顯然，這是一種解釋性理論的做法，它可能導致勞動概念的混亂和邏輯錯誤?！　?/p>

這方面的一個突出的例子是馬克思的經濟學。馬克思的抽象法是為了明確地表述人們之間的利益沖突，以把這一點作為理解市場經濟的最重要因素，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為了表明剩余價值是利潤的基礎或來源，這一點可以通過抽象掉技術關系而把價值歸之于勞動時間來說明，而李嘉圖的價值理論由于直接討論利潤和相對價格而模糊了這一點。這一點對于理解馬克思的命題是極為重要的，即相對價格和技術關系或技術選擇都與剩余價值無關和由資本家獲取剩余價值的動機所支配。在此基礎上，馬克思發展了他的解釋性理論以表明現實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其所要討論的問題正是半個世紀后凱恩斯的理論才表明的。對于這種解釋性理論的方法，馬克思明確地宣稱使用了黑格爾的辯證法（馬克思，1867年），這種辯證法與解釋性理論是緊密聯系的或能夠表明解釋性理論的特征，但按照前面對方法論的說明，它可能導致邏輯推論中的錯誤。例如，按照前面所表明的方法論，如果要討論技術關系與收入分配利益關系的相互作用，必須把技術關系直接包含在理論的基本假設中，唯此才能避免邏輯錯誤。馬克思對轉型問題和利潤率下降規律的推論所產生的邏輯問題是與此有關的。但正是依賴于這種方法，古典經濟學家、特別是馬克思能夠把極為抽象的理論與極端復雜的現實結合起來，從而能夠表明他們的社會哲學和對經濟政策產生強烈的影響，不僅在當時、而且在新古典理論盛行的今天，古典理論所表述的社會哲學也是強有力的，因為新古典理論遺漏掉了現實中最重要的因素，即人們之間的利益沖突或競爭，雖然要把這一點結合到經濟分析中是極為困難的?！　?/p>

讓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表明古典理論的特征。古希臘哲學家也是最早的自然科學家，他們使用簡單的假設和通過哲學方法或辯證邏輯來解釋極為復雜的人們當時所關心或需要解釋的科學問題，這似乎更適合于波普的“猜想”，因為這些簡單的假設包含這些復雜事件的因素或重要方面，如把所有的事物歸之于當時的數學所表述的邏輯，當然，數學并不能表示特殊的假設。這種自然哲學一直影響自然科學，到它被現代科學所取代，即以前的猜測為明確的假設－演繹模型所取代。[9]古典理論所要討論的問題是極端復雜的，它直接聯系到凱恩斯所提出的有效需求問題，而直到現在人們也難以用明確的假設－演繹模型來給以表述，如許多經濟學家都試圖從古典理論中尋求動態分析或新的均衡模型（如卡萊茨基、羅賓遜和斯拉伐）。因此，在用簡單的假設來解釋復雜事件的意義上，古典理論類似于新古典理論，所不同的是，古典理論使用更狹窄的假設解釋更為復雜的問題（當然，這種解釋方法是把狹窄的定義擴大到它的外延）。然而，古典理論所要解釋的問題正是現實中最重要的和應用中最需要的?！　?/p>

與古典理論相比，新古典理論完全拋棄了現實經濟中的復雜因素，以便能夠建立起明確的假設－演繹模型，換句話說，新古典的方法是慢慢來，即先使用簡化的解釋僅僅討論技術關系，這一點突出地表明了職業經濟學家的特征。邊際革命正是發生在經濟學教室中，如一些經濟史學家所表明的，邊際革命與職業經濟學家的出現有關（斯蒂格勒，1972年；布勞格，1973年）。應當提到，新古典理論或邊際革命所要解釋的問題對于經濟學是重要的，即資源的有效配置是經濟學所要研究的重要命題，換句話說，雖然新古典理論與古典理論所研究的問題不同或更狹窄，但更重要的則在于方法上的不同。當穆勒使用古典理論的假設寫出了第一部解釋性理論教科書（穆勒，1848年），他把技術關系引入古典學派理論來解釋相對價格，其中不同的商品由不同的假設或因素所決定（如成本和稀缺性），這種解釋性方法就導致了嚴重的邏輯矛盾，對這一體系的邏輯批判就開始了。雖然邊際革命受自然科學成功的影響和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的影響，[10]但邏輯批判和科學的連續性依然是重要的。例如，古典理論中鉆石和水的悖論被邊際革命的建立者作為邏輯批判的主要目標（如杰文斯，1871年），就技術關系來講，新古典的多種要素模型和包括需求的資源配置理論顯然比古典理論能夠解釋更大范圍的問題。費希爾基于拉卡托斯的方法論提出，古典理論鉆石和水的邏輯悖論的解決意味著新古典的“進步的研究綱領”取代古典理論的“退步的研究綱領”（費希爾 Fisher，1986年）。顯然，如果古典理論所要研究的就是鉆石和水的問題，古典理論可以被作為新古典理論的一個特例，從而新古典理論作為一種新的范式和進步的研究綱領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問題并不是如此簡單?！　?/p>

如后凱恩斯經濟學家指出的，從古典理論到新古典理論存在著所研究的問題的轉換（如羅賓遜和伊特維爾，1973年）。實際上，新古典理論完全改變了古典學派所要研究的主要問題，而只是把古典學派中作為次要的相對價格問題從技術關系上給予更嚴格的分析，從資源配置的角度來保持相對價格理論的邏輯一致性。例如，勞動價值理論作為古典理論的基礎只有在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中才能保持邏輯的一致性，即技術關系必須被抽象掉而使價值能夠被勞動時間所測量，給定絕對勞動時間，當實際工資由“必要勞動時間”所給定，我們可以得到古典剩余理論（馬克思，1867年）。顯然，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并不是要說明相對價格，更不是為了表示道德倫理意義上的剝削問題，他所要做的是在這種假設的基礎上來表明由社會關系所決定的宏觀變量與經濟波動。如果古典理論所要表明的僅僅是剝削問題，那么它依然可以作為新古典邊際生產力論的一個特例（薩繆爾森，1976年）。　　

正是依賴于簡化的假設和簡化的問題，新古典理論建立起一個由假設-演繹模型所表述的理論體系，這一點類似于前面所舉的自然科學的例子，即我們可以簡化所要研究的問題以得到簡單事件的確定的聯系，從而能夠拒絕經驗證偽，一方面，這一點對于學術團體的形成或使經濟學成為一門“科學”是非常重要的，從這一點講，新古典理論能夠被考慮為經濟學的一個范式，雖然它是非常簡單的。但另一方面又必須指出，新古典理論排除了現實中的最重要因素，當它被作為一種范式時會禁錮人們的思想，即當人們不能理解這種范式的意義時，新古典范式對市場經濟總體上的錯誤觀念會導致對現實問題的嚴重的誤解。　　

2、解釋和應用　　

雖然新古典理論所討論的只是現實經濟中的一個側面，即技術關系，而且技術變動被排除在外，它依然可以作為一種范式來解釋復雜的現實問題并具有應用價值，換句話說，當沒有一種更好的理論來取代它時，新古典理論將是一種唯一的可應用的理論，從而將影響所有的應用領域，其原因不僅在于新古典理論所描述的技術關系對于考慮現實的復雜問題是重要的，而且在于由確定的假設－演繹模型所表明的確定的知識是思考問題和進一步積累知識的基礎。事實上，新古典經濟學家不僅成功地證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和穩定性，并把它擴展到直接應用領域，如時際均衡、國際貿易和福利經濟學，從而表明依據嚴格的假設－演繹模型思考問題的意義，而且通過加入現實的假設的方法，新古典理論已經被用于解釋所有的問題和作為所有經濟學應用的基礎?！　?/p>

如前所述，在新古典理論的假設和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而正是馬歇爾在理論和現實之間架起了橋梁而使新古典理論成為可應用的。類似于古典學派中穆勒的教科書，馬歇爾的經濟學教科書是一種典型的解釋性理論。使用局部均衡分析，馬歇爾使新古典的“寓言”成為供給和需求曲線，從而使它能夠應用于不同的條件和時間。例如，馬歇爾使用不同的假設區分了暫時均衡、短期均衡和長期均衡，其中所有的現實因素都能夠被包含進來，而不管這些假設和因素是否是相互矛盾的，換句話說，任何因素都可以加入到馬歇爾的“十字型”供求曲線中而解釋所有的經驗事實。這種方法聯系到前面所討論的證實問題，每一種對現實的解釋都將被考慮是對新古典理論的證實或成功的案例，當然，這要聯系到解釋的應用價值，然而，如果沒有一種與之相競爭的理論或解釋，新古典理論的解釋的應用價值是難于估價的。與證實相同，這一理論是不能被經驗所證偽的，因為只要加入新的假設，這種理論是能夠解釋任何經驗上的反例的。　　

顯然，這種解釋方法必然會帶來邏輯上的矛盾，從而邏輯批判對于理論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并不是每一次邏輯批判都將產生一種新的范式。1926年，斯拉伐指出了馬歇爾的廠商理論中的邏輯矛盾，即遞增收益的假設與完全競爭是不協調的（斯拉伐，1926年）。斯拉伐的文章導致了一場“壟斷革命”（張伯倫 Chamberlin，1933年；羅賓遜，1933年），然而，這場革命并不是范式的更替，而是發展了新古典的解釋性理論，從而擴大了新古典理論的解釋范圍，即形成了新古典的系統的廠商理論以能夠解釋現實和在實際中被應用。顯然，壟斷革命對于討論解釋性理論的發展和邏輯批判方法是一個重要的案例，但這里不再討論它的細節，因為這與“凱恩斯革命”相比只能是小巫見大巫了?！　?/p>

毫無疑問，凱恩斯革命改變了整個經濟學，但直到今天，這場革命也沒有帶來一種新的范式，換句話說，新古典經濟學家成功地把凱恩斯經濟學變為新古典理論的解釋性理論，即新古典綜合的凱恩斯理論。當然，這里應當包括所有的基于新古典理論的基本解釋和命題或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的主流經濟學理論。依賴于這種“成功”，經濟學被應用到它的最重要的領域，即宏觀經濟管理和政府的經濟政策，而隨著計量經濟學的發展，所有的應用領域問題也可以在新古典理論的原理下加以研究。無可否認，自凱恩斯革命以來經濟學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其中新古典理論作為一種范式的意義是不可忽視的，如薩繆爾森的新古典綜合教科書培育了幾代經濟學家，雖然在新古典教科書中凱恩斯經濟學作為宏觀經濟學與新古典原理的微觀經濟學存在著嚴重的分離。　　

毫無疑問，凱恩斯在《通論》中要完全否定新古典理論和建立一種新的范式，如凱恩斯所表明的，新古典理論僅僅是他的理論的一個特例。然而，結果被顛倒了，凱恩斯經濟學成為新古典的解釋性理論或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的應用經濟學（例如，帕廷金，1987年，第27頁）。象一些經濟學家所指出的，凱恩斯的《通論》并不是一本很好組織的著作，但它是一本基于對新古典的解釋性理論進行邏輯批判的理論著作?！锻ㄕ摗飞婕暗浆F實中最重要的經濟波動問題，這一問題曾被魏克賽爾、屁古和哈耶克等人在新古典理論的基礎上加以解釋，其主要方法是把工資、價格剛性和貨幣加入到瓦爾拉斯一般均衡模型（或奧地利模型）中，以解釋失業的存在。凱恩斯一方面針對新古典（奧地利學派）的資本、就業和貨幣理論在邏輯上提出批評，另一方面則試圖完全使用新的概念來建立新的理論體系，顯然，在凱恩斯的邏輯批判和他的新理論之間具有內在的聯系?！　?/p>

然而，必須指出，從理論的連續性來講，凱恩斯的邏輯批判和他的新理論之間存在著“非邏輯的跳躍”，《通論》中的一個明顯的弱點是缺少價值和分配理論的基礎，或者說沒有回答市場經濟中相對價格和分配是如何決定的以及與宏觀變量之間的聯系，凱恩斯并沒有使用他的解釋和理論來解釋傳統理論所討論的價值、分配理論和資源配置問題，而這一點對于把傳統理論作為他的新理論的特例是極為重要的。顯然，如果新古典理論是凱恩斯理論的一個特例，其合理的推論是，相對價格和分配以及資源配置將取決于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但這個分析被凱恩斯省略了，以至凱恩斯所表述的，一旦實現了充分就業，新古典的資源配置理論還是可以應用的，這一點被新古典經濟學家作為新古典綜合解釋的論據。導致這一點的原因是雖然凱恩斯“長期掙扎著要擺脫習慣的思維模式和表達方式”（凱恩斯，1936年，第viii頁），但一方面，凱恩斯并沒有完全脫離馬歇爾的方法，如他使用了馬歇爾的短期概念，但并沒有表明短期和長期的關系，這涉及到短期均衡的穩定性或理論的邏輯一致性。另一方面，凱恩斯用消費函數和不確定性取代了新古典理論的效用最大化和廠商的利潤最大化，但凱恩斯并沒有表明是什么因素使人們的行為發生變動，這些并不能用經驗事實來說明。換句話說，如果把“習慣的思維模式”完全排除了，那將會導致理論的真空而使人們無所適從。當然，所有的對凱恩斯經濟學的理解問題都來自于新古典理論的狹窄解釋和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而凱恩斯革命是理論上的一個跳躍而使經濟學聯系到它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如果我們考慮到在凱恩斯革命發生了60年之后，盡管經濟學家做了極大的努力，這種理論上的巨大空白依然沒有被填補，上述論點是容易被理解的?！　?/p>

正因為如此，新古典綜合的研究綱領在某種意義上是有道理的或必要的，即把凱恩斯經濟學發展為一種新古典的解釋性理論是人們理解問題的一個過程。其理由是，一方面，如目前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劃分所表明的，凱恩斯的理論沒有涉及的問題可以用新古典理論來解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這種方法能夠為理論提供一種邏輯的和應用的基礎，從而使凱恩斯經濟學能夠在實際中被應用和在邏輯上進行爭論和被批評。換句話說，當凱恩斯的理論由于其缺陷不能成為一種新的范式，人們可以先把它作為一種解釋性理論而在實際中加以應用，并通過邏輯批判和經驗經驗逐步修改和完善它。這樣，凱恩斯所使用的假設被作為新的因素加入到新古典模型中以解釋現實和被應用，希克斯的IS－LM模型正是在新古典理論和凱恩斯的理論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或把凱恩斯的理論變成為新古典的解釋性理論。與馬歇爾的供給與需求曲線相同，IS－LM模型可以基于不同的假設對現實問題作出不同的解釋。[11]這種IS－LM模型的意義在于，它使各種解釋性理論成為可爭論的，例如，各派經濟學家使用不同彈性的LM曲線來表明各種不同理論的假設。而且由IS和LM曲線的斜率所表示的不同的理論假設可以聯系到經驗檢驗或經驗上的證實和證偽。這種IS－LM模型以及總供求曲線和菲利普斯曲線作為宏觀分析的工具是典型的解釋性理論，雖然所有的解釋都基于瓦爾拉斯均衡，但當各個學派用IS－LM曲線表示不同的假設或理論，由此產生的各種解釋性理論在邏輯上的和經驗上的爭論是有益于理論的發展的。如目前的宏觀經濟學上的爭論所表明的，各個學派都可以使用這些工具來表述他們的觀點或假設和經驗證據，并以此為基礎來批評對方的邏輯錯誤，從而使解釋性理論能夠通過經驗檢驗和應用來逐漸修改?！　?/p>

在主流宏觀經濟學的發展和爭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把凱恩斯的假設和瓦爾拉斯均衡的假設結合起來，或如何加入現實的假設到瓦爾拉斯模型中來解釋現實，這一問題聯系到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對于新古典綜合的發展來講，非瓦爾拉斯均衡的闡述是有重要意義的，[12]這涉及到IS－LM模型作為凱恩斯經濟學的傳統解釋的邏輯一致性問題，然而，要想獲得一種邏輯一致的新古典－凱恩斯體系是困難的。這一困難被?？怂顾砻鳎敾诓煌耆畔⒌募僭O把貨幣和不確定性以及剛性價格加入到新古典模型中，將會涉及到“動態”分析，由此會導致存量與流量不一致的邏輯矛盾（希克斯，1985年；參見馬林沃德 Malinvaud，1986年）?！　?/p>

與新古典綜合派相對立，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正是與新古典綜合派相競爭的解釋性理論，它們的發展是與新古典綜合派理論的邏輯矛盾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失敗相聯系的。需要強調說明的是，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主義決不是恢復最初的新古典理論和貨幣數量論，而同樣是一種新古典理論的解釋性理論，其中凱恩斯理論的主要假設或因素被吸收和包括進來。一方面，作為對新古典綜合派的邏輯批判，貨幣主義特別強調貨幣聯系到存量與流量的相對價格的性質，這一點不同于傳統的貨幣數量論。另一方面，與新古典綜合派相同貨幣主義也需要新的邏輯結構以作為微觀基礎來重新表述那些增加的因素，弗里德曼對貨幣數量論的重新表述和理性預期對不確定性的處理都是在這方面的努力（弗里德曼，1956年；盧卡斯，1981年）。理性預期主義的命題對于對于建立一種新的邏輯結構是非常重要的，當新的因素被加入到最初的新古典模型中，其邏輯矛盾或各種變量之間的相關性主要表現為不確定性，即不能用確定的因果關系模型來表述，因而基于不確定信息下人們的行為是難以建立邏輯分析體系的，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正是把這些因素作為外生變量來處理而恢復新古典理論的邏輯或概念。雖然這種做法對于澄清新古典綜合派理論的邏輯錯誤是有用的，但這種把凱恩斯所提出的因素作為外生變量而把失業歸之于外生擾動因素的作用是有問題的，因為這會使其對失業的解釋成為沒有原因的解釋。由于解釋性理論聯系到理論的應用，解釋性理論之間的爭論是不能與經驗觀察相分離的，經驗研究也聯系到理論爭論。例如，弗里德曼的經驗研究正是在于尋找新古典綜合凱恩斯主義的反例和顯示貨幣主義觀點的經驗證據。　　

就經濟學的應用而言，計量經濟學和社會哲學在宏觀經濟政策中的位置突出地表明了主流宏觀經濟學作為解釋性理論的特征，換句話說，支配經濟學應用的并不是確定的因果關系模型，而是不確定的概率模型和社會哲學或二者的結合。如前面對方法論的分析所表明的，概率模型并不能真正表明各種變量之間的因果聯系，因為這些變量并不是相互獨立的，因而作為理論應用的比較靜態分析將受到限制，這一點聯系到理論的邏輯矛盾。例如，在新古典宏觀經濟模型中，統計分析能夠歸納消費函數的資料，如果能夠假定其它條件不變，不論消費函數及稅收乘數多么低，只要政府在經濟衰退時降低稅率，失業總是能夠被消除的。然而，這種比較靜態分析并不能被使用，因為稅收（稅率）是與消費函數和投資函數相互聯系的，稅率的提高將改變以前的消費函數和投資函數，或消費函數和投資函數的決定將涉及到稅收，顯然，如果投資是基于利潤，稅率的提高將減少企業的實際利潤，從而減少投資和總需求。同樣，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使用也不能假設IS－LM曲線的彈性不變。　　

這里特別需要提出計量經濟學的作用和它的局限性。眾所周知，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已經達到了令人生畏的地步，這一點不僅來自于現實經濟問題的復雜性，而更主要是來自于新古典理論用簡單的假設來支撐龐大的結構。由于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的假設是極不現實的，而加入的現實的假設又是與其基本假設相矛盾的，這就導致了變量之間的相互依賴。計量經濟學的意義就在于通過經驗檢驗的方法來估價各個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在一個宏觀經濟模型中如果存在多個變量，不僅這些變量是相關的，而且這些變量之間的相關性來自于未知的因素，或者說這些變量之間的真正聯系并沒有被“理論”所表明，這使得新古典的解釋性理論不得不依賴于計量經濟學的檢驗，以此來彌補理論上的缺陷，如對于某些問題可以使用概率方法獲得經驗的依據而能夠在不知道或不確切知道事件的因果聯系的條件下使理論被應用。顯然，這種方法的有效性取決于最初理論的假設是否接近實際和所研究的實際問題的復雜性。[13]但這種計量檢驗對于多種相關變量之間的聯系并不能給予確定的因果關系的說明，從而使比較靜態分析受到限制，實際上，這種概率模型在應用上的有效性在于對決定因變量的主要因素的猜測，計量經濟學并不能真正解決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問題。就目前的宏觀經濟模型而言，計量經濟模型和統計分析可以提供“問題”和對理論作事后的檢驗，從而能夠對理論爭論提供經驗證據，但并不能提供確切的因果關系和通過比較靜態分析而得到有效的應用。表明計量經濟學的這種局限性是重要的，因為主流經濟學家在利用新古典的狹窄的假設或觀念來討論現實問題時往往不考慮新加入的變量之間和其與原有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而且試圖通過經驗檢驗的方法來證實理論，這會導致各種模型在理論上無法爭論而在經驗證據上卻有極不相同的見解，如新古典綜合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對30年代貨幣貨幣供給變動與大蕭條的統計分析和因果關系的分析完全不同。實際上，一些建立在新古典簡單假設基礎上的極端復雜的解釋性理論已經成為難以討論的了，這使得經濟學家只是一味地在模型中加入與其所要研究的問題有關的變量并進行計量檢驗，而不再顧及各個變量之間是否相互獨立，這方面的一個突出的例子是，作為新古典理論整體或邏輯一致性的一般均衡理論從未被應用過，而經濟學家在使用局部均衡分析討論實際問題時從不顧及一般均衡的邏輯，如主流宏觀經濟學模型中完全排除了相對價格這一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的核心問題?！　?/p>

正是由于新古典解釋性理論的缺陷，社會哲學對于經濟政策的影響似乎比理論模型更重要，如經濟自由主義和政府干預的社會哲學似乎比理論模型或是理論模型所要推導的結論更能影響經濟政策。一方面，與一般的哲學相同，社會哲學是一種特殊的解釋性理論，它是基于簡單的假設或理論來推論或表述極為復雜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正是理論模型所不能有效地說明的。另一方面，每一種社會哲學經常表明影響事物的一個重要方面，這個方面被認為對其它方面起重要作用。當理論并不能對所要研究的問題提供確切的因果關系的解釋，社會哲學對于人們的行動或解釋性理論的應用就具有重要的意義了，因為這里存在著對應用的迫切的要求，因為重要的是行動或應用，比如政治家們根據社會哲學來選擇自由主義和政府干預主義的解釋性理論。如果存在各種對立的解釋性理論，社會哲學與理論是緊密聯系的，不僅一個高概率值的理論模型能夠支持它的社會哲學命題，而且社會哲學能夠對經驗觀察和理論研究提供重要的啟發性。簡而言之，社會哲學的性質和特點能夠從我們對解釋性理論的推論中得到。類似于解釋性理論，社會哲學對理論的作用表明了理論在應用上的缺陷，當經濟理論的爭論經常變為社會哲學的爭論，它表明了目前的經濟學是遠不能使人滿意的?！　?/p>

3、關于經濟學方法論的爭論　　

前面的分析表明，一方面，經濟學方法論并不是特殊的，邏輯批判對于經濟學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目前的經濟理論又具有特殊性，即作為范式的理論的假設相對于它所要解釋和應用的問題過于狹窄。正是因為這兩個方面，導致了經濟學方法論的極為復雜的爭論。顯然，使用證實主義和證偽主義的方法來檢驗經濟學的發展和演變、特別是目前經濟理論的爭論是困難的。　　

經濟學方法論中的一些觀點正是目前經濟學作為一種典型的解釋性理論的體現。薩繆爾森的《經濟分析的基礎》一書可以被考慮為試圖系統地用假設－演繹模型來表述經濟理論的著作，書中特別明確地強調均衡作為約束條件下的最大化（最優化）和比較靜態分析的應用。然而，這種嚴格的假設－演繹模型及其應用并不是薩繆爾森的主題，主題是他的書的副標題－經濟理論的操作意義，因為嚴格的假設－演繹模型不足以“獲得最重要的經濟問題的預言：比較靜態方法是空洞的，除非一個與之相應的動態系統被指定和表明它的穩定性”（薩繆爾森，1948年，第262、264頁；轉引自布勞格，1992年，第87頁）。薩繆爾森的“操作主義”的命題似乎聯系到他對“隱含偏好理論”的研究，在這一研究中，他試圖尋找新古典理論中暗含的導致動態不穩定的因素（參見布勞格，1985年，1992年）。這種方法似乎與波普的證偽主義相協調（布勞格，1992年），然而，對于薩繆爾森來講，如他的操作主義所表明的，更重要的是理論的應用意義，換句話說，質量比數量更重要。顯然，這種方法聯系到特殊的解釋性理論，按照我們前面對方法論的分析，那些暗含的導致動態不穩定的因素可以通過假設－演繹模型和邏輯批判的方法來表示和得到，也就是說，尋找和表明動態不穩定的因素并不是與假設－演繹模型相對立的。薩繆爾森的目的是要討論可觀察性變量和預言之間的關系，它能夠表明理論的應用意義，然而，更重要的是通過邏輯批判來建立新的理論，在這方面，薩繆爾森的方法是有缺陷的，他一方面根據應用性而使用假設－演繹模型來重新表述新古典的命題，另一方面又通過強調尋找和加入新的假設或因素的方法來解釋實際問題和發展理論，實際上，他是在闡述解釋性理論的應用方法?！　?/p>

弗里德曼在他著名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一書中提出了一個頗有爭議的命題，即假設不相關命題。弗里德曼斷言，理論中所使用的不現實的假設與一種理論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干的，換句話說，即使使用不現實的假設，理論依然能夠發揮它的預測功能，這被薩繆爾森稱之為F扭曲（弗里德曼，1953年；參見布勞格，1992年，第97頁）。事實上，如果不考慮目前經濟學的特征，弗里德曼的命題是難以理解的。弗里德曼所要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如何處理不可觀測的變量，由于作為范式的新古典理論的假設是極其狹窄的或不現實的，所以一種假說和它對解釋現實問題的預言和應用涉及到不可觀測的變量，也就是說，其假說和預言是基于解釋性理論，其中一些因素或條件被不明確地加入到原有的理論中，如新古典的宏觀經濟模型，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及所涉及的關系可能并不被明確的表明，因而，表明某種“社會哲學”的不現實的假設可能是重要的。弗里德曼的命題正是涉及到這種解釋性理論的經驗檢驗問題，而這一問題是難以用證實主義和證偽主義的方法進行討論的。一方面，弗里德曼強調經驗檢驗的意義，這似乎符合證實主義的觀點，但另一方面，就對不可觀測變量的討論上，弗里德曼的觀點更接近波普的證偽主義（參見布勞格，1992年）。實際上，如果聯系弗里德曼的經濟學的研究，他所真正要表明的是如何使用簡化的假設來提供有用的預言和被經驗資料所檢驗，而經驗資料的檢驗是非常重要的。這種方法正是表明了解釋性理論的特征，即如何使理論能夠被應用和基于經驗檢驗來修改理論。　　

薩繆爾森和弗里德曼的方法作為解釋性理論的方法完全可以用邏輯批判的方法來表述，但不同于他們的方法，邏輯批判方法不僅適合于解釋性理論的研究和應用，而且作為更一般的方法論準則而特別強調研究綱領或范式的變更，即它不僅可以表明如何通過邏輯爭論和經驗檢驗以用新的解釋性理論來取代舊的解釋性理論，或使用社會哲學來更好地評價和應用解釋性理論，而且它能夠明確地表示出每一種新的解釋性理論所包括的新的因素及與原有因素的聯系，從而使那些不可觀測的變量一步步地成為可觀測的變量，而這種做法的目的直接在于改變原有的范式。對于目前的經濟理論來講，這種范式的改變是極為重要的，而且，應用邏輯批判方法一步步地去修改理論并聯系到應用問題，最終改變新古典理論的范式是完全可能的，這是目前經濟學研究的最迫切任務。　　

對新古典研究綱領的邏輯批判的例證　　

1、 對邏輯批判方法在經濟學方法論應用上的說明　　

均衡、穩定性和比較靜態　　

重復前面的表述，一個理論是由一些自變量和因變量所構成的模型，這種假設－演繹模型的穩定性和比較靜態或“動態穩定性”是由它的假設或對概念的定義和邏輯一致的演繹推理來保證的?！　?/p>

假設供給和需求函數是給定的，供給和需求數量的變動僅僅取決于價格。穩定性的證明涉及非均衡時的動態調整。這里的重要假設是，在均衡的調整過程中，供給和需求曲線并不變動，即“假設其它條件不變”。　　

當均衡的穩定性能夠由假設和演繹推理來保證，我們可以使用比較靜態分析提供預言，這正是理論的意義所在。在這種比較靜態分析中，一個重要的邏輯規則是模型中的變量必須相互獨立，否則，當一個變量變動了，其它的變量也會隨著變動，從而使比較靜態失效。例如，在上述模型中，供給和需求函數中的變量必須相互獨立，如果需求函數中的某個變量與供給函數中的變量是相關的，當這個變量變動而使需求曲線移動時，供給曲線會隨之移動，從而均衡價格將不同于預期的比較靜態結果?！　?/p>

這里需要注意的重要一點是，比較靜態分析聯系到均衡的穩定性，前面所舉的例子即是薩繆爾森所說的“動態不穩定”（參見薩繆爾森，1948年），但這種動態不穩定決非來自于“動態”，而是模型本身存在著邏輯上的矛盾，從而模型本身就不能保持均衡的穩定性，即對模型中的變量定義式的假設并不能保持相互獨立，邏輯矛盾來自于定義本身，動態不穩定產生于“考慮不周”。在第一章中所討論的帕廷金對瓦爾拉斯一般均衡與數量論的矛盾的分析和索洛所擴展的新古典生產函數的邏輯矛盾可以用來說明定義問題。帕廷金所指出的貨幣在瓦爾拉斯模型中并不是一個齊次變量或與其它變量不是同質的，由此會導致動態不穩定，或帕廷金是從動態不穩定來推論出這一邏輯矛盾的，其矛盾就來自于瓦爾拉斯模型的定義，即在模型中，貨幣與其它商品是不同，它在瓦爾拉斯模型就根本不具有意義。在索洛的加入技術進步的新古典生產函數中，當中性技術進步被假設，即Y＝F（K，L；T），技術進步與資本和勞動并不是齊次的關系，從而不能使用比較靜態分析，或者說，如果使用比較靜態分析來討論技術進步，將會導致模型的動態不穩定，因為技術進步與資本和勞動都是相關的?！　?/p>

存量與流量　　

對于比較靜態分析，另一個重要問題是要區分存量與流量，如果在一個模型中同時包含存量與流量，流量的變動將會使存量也發生變動，其比較靜態分析將導致動態不穩定。例如，在?？怂沟腎S－LM模型中，LM曲線是由存量決定的，即它是基于給定的財富（包括貨幣和其它資產）存量，IS曲線則取決于投資和收入的流量關系。在這一模型中，如果儲蓄和投資是變動的，財富存量的價值必然會發生變動，這會使模型的比較靜態分析失效，即當投資增加而使IS曲線移動時，LM曲線會隨之移動（參見費爾德爾 Felderer 和哈姆博格 Homburg，1987年）。因此，我們并不能簡單地使用IS－LM模型的比較靜態分析來討論政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實際上，新古典綜合凱恩斯主義的失敗和宏觀經濟理論的爭論都與這一宏觀經濟學的基本模型的邏輯矛盾有關?！　?/p>

存量與流量的混淆對于邏輯錯誤來講并不是特殊的，而是它的一般特征。與前面所表述的變量之間的相互依賴相同，兩個變量之間的相互依賴是一種存量與流量的關系。同樣，當一個新的變量或因素被不明確地加入到模型中，它會使原有的變量不再是獨立的了，換句話說，當涉及到新加入的變量，原有的變量將會隨著新加入的變量的變動而改變，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相互依賴的關系都會涉及到時間，也就是存量與流量的關系，因而原有理論中對存量與流量的定義將不能再被保持?！　?/p>

時間和動態分析　　

上述討論涉及到一個極為復雜的問題，即動態分析，動態分析經常聯系到變量之間隨著時間變化的相互作用。區分兩類動態模型對于說明復雜的動態分析的概念是非常必要的。一種動態模型是，在一個模型中，時間是與其它變量相似的一個變量，從而可以在模型中增加一個表示時間的方程，并通過聯立方程來表示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換句話說，模型中的結果或因變量取決于作為自變量的時間，雖然時間的變動會使其它自變量發生變動，但時間依然是一個獨立的自變量。另一種動態模型是，在模型中，當一個自變量作為外生變量變動了，其它的自變量也會隨之變動，從而作為因變量的結果并不能被任何指定的自變量所決定，除非給定時間，或者說，時間在模型中并不是一個獨立的變量，從而會涉及到歷史時間，它會導致模型的不穩定?！　?/p>

顯然，按照前面的分析，第二類動態分析聯系到模型中存在的邏輯矛盾，換句話說，從某種意義上講，動態分析是根本不存在的。就第一類動態模型來講，它依然是一種靜態模型或靜態均衡，它能夠應用比較靜態來表示包括時間的因果關系。例如，在穩定狀態增長模型中，可以把時間作為一個變量來討論增長率與時間的關系，雖然這種討論在穩定狀態模型過于簡單了。另一個復雜一些的例子是新古典的時際均衡模型，即在瓦爾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時間或包含儲蓄與投資，這會使時間成為一個獨立的自變量，作為因變量的均衡價格將取決于時間。需要說明的是，在瓦爾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由聯立方程所表示的作為自變量的一組給定的資源與偏好和作為因變量的一組相對價格是相互聯系的，但其中每一種生產要素（和偏好）都是一個獨立的自變量，從而可以使用比較靜態分析來討論一種生產要素的變動對均衡價格的影響。同樣，當加入時間來討論時際均衡，時間必須作為一個獨立的自變量，從而不會影響比較靜態分析。包含時間的模型的這種性質來自于模型的邏輯一致性?！　?/p>

但在第二類“動態”模型中，時間在模型中并不是一個自變量，從而時間是不可倒轉的（不可逆的），因而比較靜態分析并不能被使用，不僅不能用時間作比較靜態分析，而且其它的自變量因為涉及到時間也不能作比較靜態分析，這一點來自于模型中的邏輯矛盾，用薩繆爾森的話說，模型是動態不穩定的。一般的講，模型中的邏輯矛盾來自于一種新的因素被加入到原有的模型中，這會使模型動態化或成為涉及到時間的動態不穩定，即變量會隨著時間而產生相互作用，從而不能表明因果關系。正是由于模型中的邏輯矛盾才導致了模型的“動態”性質，因此，如果能夠重新定義模型中的變量而使其相互獨立，從而消除其邏輯矛盾，第二類動態模型就可以轉化為第一類動態模型或靜態模型，不可逆的時間或歷史時間將成為可逆的或邏輯時間。　　

這種動態分析的邏輯矛盾是與前面對邏輯矛盾的一般表述和對存量與流量關系的分析緊密聯系的，或只是所使用的語言不同。?？怂乖褂么媪亢土髁康姆治龇椒▉肀砻鲃討B分析的邏輯問題（希克斯，1985年），對于經濟學來講，存量與流量的關系是更突出的，當一種新的因素被不明確地加入到模型中，其理論中原有的對存量或流量的定義將不能再被保持，如原有的模型是一個存量模型，當新的變量（因素）被加進后，這個變量或原有的某個變量會成為流量。因此必須對模型中的假設重新作定義，從而使存量和流量保持一致以消除邏輯矛盾。　　

上述對邏輯批判方法的分析可以說明薩繆爾森對比較靜態和動態不穩定的分析。實際上，薩繆爾森把動態不穩定問題作為分析的中心來討論比較靜態分析，其意義在于要揭示導致新古典模型動態不穩定的因素，但薩繆爾森的方法是一種典型的解釋性理論的方法，即他并不打算否定新古典理論和建立新的范式，而是要在對新古典動態不穩定模型的討論中去尋找新的因素而使新古典模型能夠被應用。顯然，這種方法會導致復雜的或邏輯不一致的動態分析，當新古典理論的極其狹窄的假設已經成為對現實問題研究的極大限制，這種解釋性理論的方法將難以解決理論的應用性問題，如薩繆爾森所揭示的隱含偏好問題并不能放在一般均衡中求解，而只能使動態模型更為復雜。如果薩繆爾森的方法是操作主義或應用主義的，邏輯批判方法則是一種理性主義的方法，就目前的經濟學而言，它更強調范式的更替。讓我們來討論一些例證?！　?/p>

2、收入效應和恩格爾曲線　　

在對新古典需求函數的經驗研究中有許多的反例，如吉芬商品。盡管存在這些反例，新古典教科書依然保持它的需求定理，即負斜率的需求曲線，并把這些反例作為例外來解釋，如在薩繆爾森的教科書中這一問題被放在附錄中（薩繆爾森，1976年）。事實上，這些反例也確實能夠用特定的商品和特定的條件來解釋，如劣等產品的收入彈性是低的。恩格爾曲線被作為解釋這些反例的一種工具，如果在現實中存在著少許的例外，使用這種解釋方法是無可非議的，因為在教科書中保持一個一般的需求定律畢竟是重要的。但是，如經驗所顯示的，現實中存在著太多的這種例外，這就不能不考慮新古典的需求定律在解釋這些例外時的邏輯一致性或限制?！　?/p>

在新古典需求理論中，收入效應對于推導需求定律是非常重要的假設，這種收入效應是與替代效應相聯系的，即當某種商品的價格提高時，作為預算約束的收入將發生變動，如實際收入會隨著商品價格的提高而減少，從而減少對這種商品的需求。但對于一般均衡來講，由于資源是給定的，因而給定的收入是一個基本假設，也就是說，在一般均衡模型中，供給也是需求（魏克斯蒂德 Wicksteed，1910年；參見布勞格，1985年）。在新古典需求函數中，收入效應之所以能夠與替代效應相協調而保持邏輯上的一致性只是來自于給定的收入的假設，即局部均衡只是一般均衡的一部分。因此，當使用劣等品和恩格爾曲線來解釋現實中的反例時，給定的收入這一假設將不再能被保持，換句話說，這意味著收入或供給已經發生了變動，從而需求函數并不是獨立于供給函數而產生邏輯不一致。這種邏輯矛盾將導致動態不穩定，即當需求曲線移動時，供給曲線會隨之變動而使比較靜態分析失效?！　?/p>

在現實中，某種商品的供給增加了而價格并不下降這一現象是隨處可見的，其原因就在于收入變動了，恩格爾曲線對商品的收入彈性的分析是以收入變動為基礎的。在新古典需求函數中，收入是作為需求曲線移動的一個主要變量或因素，但就一般均衡來講，當收入變動時，供給或資源必然會發生變動。因此，（圖19、2）所顯示的動態不穩定對于新古典需求理論來講并不是一個例外，如當需求曲線由于收入的變動而從D移動到D’，供給曲線必然會移動，如從S移動到S’。這一問題似乎是來自于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混淆，但實際上是來自于新古典理論所要解釋的事實超出了它的基本假設，[14]即新古典理論所解釋的那些事實涉及到技術進步，而這一點被新古典理論的基本假設完全排除在外。現實中劣等品和恩格爾曲線的存在來自于技術進步，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技術進步，劣等品和恩格爾曲線的收入彈性是不會出現的。與需求函數的分析相同，我們并不能在新古典的假設其它條件不變的假設下來討論供給曲線的變動，就一般均衡而言，如果存在著技術進步，每一增加的供給將帶來同等的需求，從而供給和需求是相互作用的。因此，對于恩格爾曲線所揭示的商品的收入彈性問題，只有明確地加入技術進步的假設才能被討論，即如果新古典理論要解釋這些問題和使用比較靜態分析作出預言，它必須明確地把技術變動作為模型中的一個變量和增加一個方程，如由技術變動所決定的非線性的恩格爾曲線，從而才能夠排除邏輯矛盾。這種非線性的恩格爾曲線在現實中是普遍存在的，但至今依然被新古典理論的分析排除在外或根本不能用新古典理論加以說明。當然，把非線性的恩格爾曲線加入到經濟分析中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但從新古典理論的教條出發無疑會阻礙這種分析。　　

就新古典的技術分析而言，當它要解釋現實問題時經常會遇到技術進步問題，因為技術進步是人類生產的最基本特征，換句話說，如果主要的現實問題都聯系到技術進步，那么新古典理論在解釋這些問題時就不可能保持邏輯上的一致性。一個突出的例子是新古典經濟學家對卡爾多的程式化事實的解釋?？柖嗟某淌交聦嵄砻?，在現實中，隨著資本勞動比率的不斷提高，資本產出比率和要素的邊際生產率（收入分配）并沒有發生變動（卡爾多，1961年）。薩繆爾森解釋這一問題的作法是，給勞動賦予一個效率單位，如當資本勞動比率是以前的3倍而資本產出比率不變時，那么現在的1單位勞動應視為以前的3單位勞動，這樣，“每一實在的人得到他所含有的增加的效率單位的邊際產品”，“由于技術變革的中性的性質達到如此程度，以致使每個人的‘效率的增加正好等于資本數量的增加’，使兩種生產要素在收入中所占有的份額和以前一樣”（薩繆爾森，1976年，中譯本下冊，第155－156頁，另見索洛，1970年）。薩繆爾森的解釋正是邏輯矛盾的突出表現形式，即使用了對勞動的兩個不同的定義，雖然它能夠對現實作出“解釋”，但這種帶有嚴重邏輯矛盾的解釋是不可能表明事物的因果關系和作出有效的預言。　　

3、競爭和壟斷　　

新古典理論的基本假設僅僅涉及到技術關系，從而它所討論的領域被限制在給定的資源的有效配置問題上。然而，新古典經濟學家則試圖用這一理論來解釋現實的市場經濟的運行，即作為新古典理論的一個主要命題是，競爭的市場經濟將獲得與新古典技術關系模型完全相同的最優結果。按照前面對方法論的分析，如果現實的市場經濟與新古典理論的假設不同，新古典的邏輯推論將不可能保持一致性。實際上，新古典的資源配置模型的假設只是與一個理想的計劃經濟模型相吻合，新古典理論中關于完全競爭的假設正是排除了一切與技術關系無關的假設而設計的一種信息傳遞機制，從而能夠保持其最初的結論。在完全競爭模型中，雖然存在著關于人們行為的假設，即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和廠商的利潤最大化，但在完全的信息和瓦爾拉斯拍賣市場的嚴格的假設下，其關于人們行為的假設與其生產函數和消費函數的假設別無二致，從而競爭和市場只是一種傳遞信息的工具。實際上，新古典完全競爭的假設已經從根本上排除了真正意義上的競爭或現實中人們之間的競爭，而這種現實市場經濟中的競爭則體現了人們行為的最基本的特征?！　?/p>

對新古典的廠商利潤最大化假設是否符合現實這一問題在方法論上產生過爭論（參見布勞格，1992年），對這一假設應該說還可以考慮是一種簡化和對現實的近似，但當這一假設與完全競爭連接起來時，就不再是對現實的一種近似了，也就是說，關于新古典廠商理論的爭論不應該與新古典理論的基本假設相分離。問題就在于新古典的廠商理論并不允許加入任何接近現實的假設且保持邏輯一致性，這一點正是導致復雜的廠商理論爭論的根源?！　?/p>

馬歇爾使用“代表性”廠商的假設以與完全競爭相協調，即假設所有的廠商在規模和技術（成本）上都是相同的，從而只是根據價格來調整產量（馬歇爾，1921年；參見布勞格，1985年）。雖然這一假設與完全競爭相協調，但它并不能描述和解釋現實問題，如廠商的規模是如何決定的，它也不適用討論馬歇爾的從短期均衡到長期均衡的動態調整過程。當馬歇爾為了使他的理論更接近現實而離開了代表性廠商的假設，即假設廠商的規模是不同的和可變的，其完全競爭的假設已經不再能夠保持了。如斯拉伐的邏輯批評所表明的，可變的規模收益的假設與完全競爭是不一致的（斯拉伐，1926年）。然而，30年代的壟斷革命僅僅把規模收益遞增作為導致壟斷的一個原因，從而在“假設其它條件不變”的假設下僅僅用向下傾斜的需求曲線來表示壟斷和完全競爭的區別，從而把不同成本或規模的廠商之間的競爭和競爭過程的分析完全排除了。羅賓遜在回顧她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一書時認為，她在30年代對壟斷競爭的分析中排除了時間和動態的競爭過程（羅賓遜，1953年），而這一點導致了壟斷競爭模型的不穩定。雖然自壟斷革命以來新古典經濟學家在對寡頭競爭的博弈模型的研究上有了很大的進展，新古典廠商理論依然不能解決競爭的動態穩定性問題，從而不能使用比較靜態分析對現實中的主要問題提供預言，如廠商規模的決定問題。當然，這種涉及到壟斷競爭的廠商理論與新古典的價值和分配理論也是不協調的。[15]　　

新古典的壟斷理論存在著兩個方面的缺陷，其一是給定的廠商的成本和需求狀態的假設，其二是忽視了廠商之間在技術、成本和規模上的差別，而這兩點對于基于廠商之間利益沖突的現實的競爭是極為重要的。在這方面，新古典的廠商理論遇到了嚴厲的批評。卡萊茨基通過對勒納的壟斷理論的邏輯批評而提出了壟斷程度的概念，以表示廠商之間的成本差異和利潤加成方法對價格的決定，而不完全是價格的接受者（卡萊茨基，1939年；勒納 Lerner，1934年；參見柯瑞斯勒 Kreisler，1987年）。新熊彼特主義和新奧地利學派強調技術變動和動態的競爭過程（熊彼特，1934年，1942年；哈耶克，1949年）。新馬克思主義則特別強調人們的利益沖突，即資本家之間的動態競爭導致技術變革和資本集中（馬克思，1867年；參見薩姆勒 Semmler，1984年）。當然，這些競爭理論是極端復雜的，其復雜性就在于它與價值和分配理論的聯系或建立一種新的一般均衡模型，但我們可以從前面對競爭的分析中得出兩點關于現實市場經濟的基本假設，其一是技術變動，其二是人們之間的利益沖突，這兩點是相互聯系的，即競爭是基于技術進步和對新技術的壟斷。新古典理論把現實經濟中的這兩個基本特征排除在其基本假設之外，因而不可能在解釋現實時保持邏輯上的一致性，換句話說，新古典理論并不能表明現實的市場經濟的基本性質，實際上，新古典的基本假設和命題也是與現實的觀察相對立的或是反感覺的?！　?/p>

新古典理論所描述的是一種交換經濟，其中資源和技術是給定的，從而交換是基于機會成本原則。例如，斯密提出了分工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這一命題在新古典理論中被解釋為給定的獵人和漁夫，其資源與技術或“邊際生產率”是給定的，由于偏好的不同而產生交換，產品的交換是根據各自的偏好和機會成本。然而，如果技術或總產出會隨著分工和交換而變動，新古典理論的邏輯推論將是錯的。在現實中，分工和交換并不是基于給定的技術，而是與技術變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楊 Young，1928年；卡爾多，1961年）。分工是人們頭腦的專業化，而技術進步則是來自于人們頭腦中知識的增長。這樣，一個簡單的邏輯推論是，一方面，如果獵人和漁夫只是做同樣的工作，他們兩個人的頭腦將只等于一個人的頭腦，而分工則可以使他們各自去考慮不同的問題，從而每個人都不需要知道所有的知識，而只是利用他的特殊的知識去生產產品，然后通過產品的交換使他們的知識為其他人所利用。另一方面，每個人還可以把他發明的知識告訴其他人或從其他人那里學習新的知識，從而充分利用每個人的頭腦去發明和利用新的知識。然而，以上描述只是現實的市場經濟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競爭，新技術的發明和人們對知識的利用主要來自于競爭的激勵。市場經濟中的競爭是基于對新技術的壟斷，每個人或廠商決不會把他的技術告訴別人，只有通過利潤動機和競爭，知識或信息才能被傳遞和利用。這一過程是通過雇傭勞動實現的，即資本家或廠商按照現行的工資率和價格雇用勞動和購買資本品，然后使用新技術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獲取利潤。在這一過程中，技術和生產率將發生變動并聯系到壟斷競爭。現實的市場競爭正是這種技術變動和壟斷競爭的相互作用。可以說，以上對市場經濟的描述只是一種普通的常識和可以從任何簡單的觀察中得到，但這種現實在新古典理論被邏輯所否定和被一種新的更好的理論所取代之前，是決不會被作為理論的基本假設而寫進教科書中的。　　

上述例證表明，邏輯批判不只是在于否定一種理論，而且還是一種尋找新的解釋性理論和建立新的理論的方法，其中，動態穩定性對于邏輯分析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能夠通過表明一種理論的動態不穩定來說明其邏輯錯誤，從中可以找到導致動態不穩定的因素，從而能夠通過修改原有理論的假設而建立一種新的理論?！　?/p>

走向新的范式　　

可以說，新古典理論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它的基本假設并不能表明現實的市場經濟的性質。然而，在一種新的理論出現之前，新古典理論是不會被放棄的，這種新的理論必須符合拉卡托斯的進步的“科學研究綱領”，必須可以更好地解釋新古典理論所解釋的問題，當然還可以擴展研究的領域，否則經濟學家情愿使用在新古典理論基礎上加入新的因素或假設的方法來解釋現實問題，這種方法對于應用研究是有用的，因為這比使用沒有被證明的新理論更安全。雖然這種方法會帶來邏輯上的矛盾和不精確的預言或概率模型，但這種“沒有理論的測量”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方法（參見布勞格，1992年）。當然，這里決不是完全沒有理論，經濟學家能夠使用計量經濟模型和統計分析來修改原有的理論并加以應用，通過“經驗檢驗”的試錯法使它更接近現實和被應用。如前面對方法論的分析所表明的，一方面，當沒有一種更好的理論時，強調這一點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帶有邏輯錯誤的理論或概率模型并不是不能應用的，如凱恩斯經濟學與新古典理論的邏輯決不是協調的，但它依然能夠對宏觀經濟政策產生極大的影響而表現其應用價值，特別是在有緊迫的應用要求時更是如此。更突出的例子是社會哲學，鼓吹自由放任和看不見的手的經濟自由主義實際上是與瓦爾拉斯一般均衡完全不相干的，而且它并不提出任何精確的預言，對它的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如果采用自由放任政策，經濟學家去做什么呢？但這種反理性的社會哲學卻對政府的經濟政策產生強烈的影響。簡而言之，新古典理論作為一種范式是有它存在的基礎的。　　

然而，尋找和建立一種新的理論是極端重要的，因為新古典理論對市場經濟的錯誤觀念對思想的支配經常使經濟學家誤入歧途。顯然，由于現實經濟的復雜性，建立一種新的理論是非常困難的，目前經濟學中的許多流派都只是強調現實經濟的某個因素或側面，而不能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因此，重要的是能夠選擇適當的假設，這些假設不僅對于所要研究的現實問題是最重要的，而且是非常簡化的，以便能夠比較容易建立系統的邏輯體系。從前面對邏輯批判的分析中可以得到，要做到這一點，關鍵在于對作為范式的新古典理論的邏輯批判，即通過對新古典解釋性理論的邏輯批判來尋找新的假設和建立新的理論。這種做法的意義在于，一方面，主流經濟學作為范式直接聯系到現實經濟中的主要問題和理論的應用，另一方面，可以在對新古典解釋性理論的邏輯批判中得到新的假設，而這種假設和因此所建立的理論體系將可以直接地用于解釋新古典理論所解釋的現實問題，由此成為與之相競爭的理論。這種方法可以一步步地發展出新的理論，而且使理論的發展直接聯系到它的應用價值。事實上，這種方法正是一些經濟學家們實際使用的，主流經濟學家的邏輯批判只是一味地發展新古典的解釋性理論，后凱恩斯主義和新李嘉圖主義（以及新馬克思主義和新奧地利學派）則把邏輯批判的目標直接指向新古典的范式。但這些新古典理論的批判者所遇到的正是前面所提出的問題，即如何使邏輯批判與理論的應用結合起來和如何選取簡化的假設以使一個邏輯一致性的理論能夠形成。讓我們使用邏輯批判方法來討論目前經濟學范式之爭中的兩個主要爭論問題來作為案例、即劍橋資本爭論和關于凱恩斯經濟學的爭論?！　?/p>

1、劍橋資本爭論　　

對于邏輯批判方法來講，在經濟學中沒有比劍橋資本爭論更能表明它的意義的了，或者說劍橋資本爭論是邏輯批判方法的最重要的案例。由羅賓遜（1953－1954年）和斯拉伐（1960年）的著作所引發的資本理論爭論直接指向目前居正統地位的新古典理論的邏輯一致性問題，這一爭論自60年代持續至今，所留給人們的是一系列的邏輯悖論（參見哈考特，1972年，庫茲，1987年，帕西內蒂和斯卡齊里，1987年）。那么，導致這些邏輯悖論產生的原因何在呢?　　

帕西內蒂和斯卡齊里寫道：“資本理論領域中發生的問題實際上是更為普遍的現象中的一個特殊事例。經濟學家有時傾問于套用那些為較小范圍的特殊問題設計出來的理論概念來探討大范圍的經濟現象?！韵嗝堋年P系來自于這樣的事實，即其一般化的過程往往是設想不周，而且容易把人引入岐途的，即使不說它完全沒有根據的話”（帕西內蒂和斯卡齊里，1987年，中譯本，第394頁)。作為假設—演繹體系的理論中的邏輯悖論，顯然是由于在推理過程中修改了原有假設的定義。人們之所以會犯這樣的邏輯推理錯誤，是因為人們要用“那些為較小范圍的特殊問題設計出來的理論概念去探討大范圍的經濟現象，”而這些現象是與原有理論的概念或定義完全不同的或矛盾的。對于資本理論爭論來講，新古典理論把資本定義為同質的和象土地一樣是天賜的概念，這顯然與現實中的“資本”是不同的，如劍橋資本爭論所集中討論的資本的異質性問題、資本是一種生產的商品、價值資本與實物資本的區別以及不同期資本品的計算等問題，但這些問題并不足以從根本上摧毀新古典理論的邏輯。正如新古典經濟學家在資本爭論中的辯護那樣，理論與現實并不需要完全相同以保證其有效性，新古典理論只是簡化了的現實寫照，其基本正確性并不會因為一些枝節問題而受到損害。然而，邏輯問題絕非是不重要的，而只是在它沒有解決之前，人們總是試圖用原有的范式對實際問題作出解釋?！　?/p>

在技術再轉轍和資本倒轉這一重大邏輯問題上雙方經濟學家都陷入了邏輯悖論之中，當然，這一邏輯悖論涉及到前面那些資本概念的爭論問題。但更重要的問題則在于，主要用以推導出這一邏輯悖論的由斯拉伐所設計的模型其基本假設并不是十分清楚的。劍橋經濟學家認為，新古典資本理論邏輯矛盾的產生來自于收入分配變量，即古典學派剩余理論中資本是對勞動的支配。然而，就新古典理論所討論的生產函數的生產理論而言，收入分配只是生產函數所表示的技術關系的結果而不是模型中的一個變量。比如作為資本爭論的主要結論是，在單一產品模型和同要素比例模型中，新古典理論的邏輯是成立的，收入分配并不起作用，而異質品模型不過是單一產品模型的一個擴展，從而完全可以采用微觀生產函數和一般均衡理論去解決而不會使收入分配變量加入進來。如新古典經濟學家所證明的，采用時際均衡方法可以避免技術再轉轍（索洛，1963年，哈恩，1975年）。而劍橋經濟學家并沒有說明，為什么在斯拉伐所設計的特殊異質品模型中會出現收入分配變量對相對價格和資本價值量的作用，新古典經濟學又是如何把收入分配變量加入到他們的模型中去的。當這一問題沒有被回答時，異質資本品的價值計算和資本作為一種生產的商品等問題是難以說清楚的?！　?/p>

1953年，羅賓遜提出了資本品的加總問題，由此表明作為新古典生產函數基礎的資本理論在邏輯上存在著循環推論。異質資本品的加總聯系到一系列的經驗問題，但這一問題對于邏輯爭論來講是過于復雜和不明確的。斯拉伐（1960年）使用一種抽象模型來顯示新古典生產函數和資本理論的比較靜態分析在邏輯上是錯誤的，由此引發了似乎是純粹邏輯問題的兩個劍橋資本理論之爭。斯拉伐的模型是非常簡化的，只是使用了紐曼－列昂惕夫的線性分析，但它又是極端復雜的，其復雜性就在于斯拉伐所使用的假設和這些假設與新古典理論假設之間的關系并不是清楚的。如果新古典理論本身存在著邏輯上的錯誤，它是很少可能被作為一種范式支配經濟學達一個世紀之久，因為一個范式的基本要求是它的邏輯一致性，從而能夠每天在教室中被講授，當然，作為新古典理論最嚴格的邏輯表述的一般均衡理論是由數學所證明了的。因此，我們可以斷言，斯拉伐的模型與作為新古典理論“內核”的模型在基本假設上是不同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斯拉伐是無的放矢，否則不會引起如此的大規模爭論。斯拉伐所針對的正是新古典理論的主要的比較靜態命題，而在這些比較靜態命題中，一些不明確的假設被加入進來，由此導致模型的“動態不穩定”或邏輯矛盾。然而，什么因素被加入了新古典的比較靜態命題中并不是容易辯明的。由此導致了極為復雜的邏輯爭論。如60年代的資本爭論所表明的，爭論的雙方似乎都把焦點放在是否新古典理論本身存在著邏輯錯誤上，而不能明確地針對它的解釋性理論。由此導致了劍橋資本爭論的一系列邏輯悖論，其中最主要的是新古典理論的邏輯在單一產品模型中是成立的，但不能推論到異質品模型（參見，哈考特，1972年；卡爾茲 Kurz，1987年；帕西內蒂和斯卡齊里 Scazeri，1987年）。雖然作為60年代爭論的結果，薩繆爾森宣布“無條件投降”（布勞格，1992年，第179頁；薩繆爾森，1966年），實際上，這一爭論遠沒有結束，時至今日尚未得出確定的結論。資本理論邏輯悖論的存在表明，經濟學家對斯拉伐模型中的一些特殊的假設或不同于新古典理論的因素是不清楚的，事實上，從60年代的爭論至今，人們一直在尋找這些因素以建立新的理論?！　?/p>

1963年，索洛提出了時際均衡分析來作為對斯拉伐的“技術再轉轍”的否定，由此引出了一個更復雜的問題，即在一般均衡理論中是否存在著“統一的利潤率”，但爭論雙方對統一利潤率的概念或基本假設并不十分清楚（索洛，1963年，1967年，1970年；帕西內蒂，1969年，1970年；伊特維爾，1976年）。這一爭論被聯系到均衡的概念，如哈恩認為新李嘉圖主義的古典一般均衡理論只是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論的一個特例，由此又引發了關于均衡概念的爭論（哈恩 Hahn，1982年；米爾蓋特，1982年，1987年）。這些問題都聯系到斯拉伐的模型和資本爭論的邏輯悖論。如果僅僅局限于技術關系，薩繆爾森似乎是得到了問題的解，他把斯拉伐的線性分析與新古典的時際均衡分析聯系起來，得出新古典的生產函數分析只是斯拉伐的線性分析的過度簡化和一個特例，而在時際均衡的線性分析中則可能會出現幾個轉轍點。薩繆爾森據此認為，斯拉伐的理論只是對新古典理論的發展（薩繆爾森，1987年）。薩繆爾森的邏輯證明對于時際均衡分析是重要的，但薩繆爾森的“轉轍點”并不是斯拉伐的技術再轉轍，而是“資本倒轉”，他實際上只是證明了在嚴格的時際均衡模型中可以不存在技術再轉轍（參見柳欣，1994年），但這遠不是劍橋資本爭論的解?！　?/p>

我們這里并不打算涉及復雜的邏輯爭論，從前面對新古典理論的邏輯批判中即可以推論，新古典理論的邏輯錯誤來自于它對現實的解釋，如果現實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社會關系，那么，新古典理論的邏輯錯誤就可能是不明確地把社會關系加入到了它原有的模型中，這種社會關系即是由貨幣量值所表示的總量和以此為基礎的企業的成本收益計算，而這顯然是與其基本假設相對立的。在斯拉伐的模型中，當資本品是勞動生產的產品而被“還原為有時期的勞動”，在資本家雇用勞動和統一利潤率的假設下，其穩定狀態的比較將不再是由技術關系所決定的了，這一點正是統一利潤率的含義，由此導致技術再轉轍或新古典模型的動態不穩定。新古典資本理論的邏輯錯誤聯系到存量與流量的關系，在新古典生產函數中，資本是一個存量，如果資本用價值來測量，當比較靜態分析涉及到投資流量，投資流量的變動將影響資本存量的價值，即魏克賽爾效應（魏克賽爾，1901年）。這種存量和流量的不一致在一般均衡（時際均衡）中會使新古典（奧地利學派）資本理論的穩定狀態比較成為穩定狀態的轉換，即希克斯的Traverse，而這種穩定狀態的轉換實際上是技術變動（?？怂?，1973年，1985年）。在穩定狀態轉換中，當新古典的廠商理論假設廠商用一筆貨幣資本雇用勞動和按照要素價格（工資率與利潤率）等于要素的邊際生產率決定技術選擇（要素替代），這已經不再是按照生產函數的技術關系來決定技術選擇，工資率和利潤率將進入廠商的成本－收益計算，由此導致新古典理論的邏輯混亂。根據這一分析，薩繆爾森的結論僅僅是聯系到技術關系，即通過線性分析，技術變動能夠被包括在時際均衡模型中，從而使新古典的生產函數分析成為一個特例，但這并不是斯拉伐的技術再轉轍問題的答案，因為由社會關系所決定的加總問題完全被排除在外了（參見柳欣，1994年）?！　?/p>

以上的邏輯推論或推測與前面的邏輯批判方法是相一致的，更重要的是，這種邏輯批判能夠直接聯系到現實的具體問題。在資本爭論中，對斯拉伐和新李嘉圖主義的一個重要的批評是，在現實中似乎缺乏技術再轉轍的經驗證據，因而新古典理論可以考慮為現實的一種近似（弗格森，1972年；參見布勞格，1992年）。然而，一方面，由于上述的邏輯推論完全是來自于對新古典解釋性理論的邏輯批判，從而能夠表明新古典理論所解釋的所有經驗事實都會聯系到技術再轉轍，因為新古典理論對現實的解釋正是加入了總量的社會關系到其模型之中，由此才導致邏輯矛盾。更進一步，當我們使用表示社會關系的貨幣總量作為理論的基本假設，就可以消除模型中的技術再轉轍或模型的動態不穩定性，從而能夠更好地解釋這些經驗事實。另一方面，斯拉伐的理論復興了古典經濟學，即古典經濟學家所強調的社會關系直接聯系到貨幣量值的國民收入核算，但斯拉伐的模型并沒有能夠表明其所要解決的正是這種加總問題，或者說，似乎斯拉伐的模型同樣表明了古典學派模型的動態不穩定性，即把技術關系加入到古典學派價值和分配理論中作比較靜態分析時，相對價格的變動會使比較靜態分析失效，這聯系到關于李嘉圖的“不變的價值尺度”和馬克思的“轉型問題”的爭論，斯拉伐的模型只是表明了這一邏輯悖論而沒有真正解決它。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收入分配關系并不是由技術關系與收入分配的相互作用共同決定的，而是由與技術完全無關的有效需求決定的。　　

2、后凱恩斯經濟學：不確定性、預期和歷史時間　　

后凱恩斯主義（和新李嘉圖主義）作為與新古典理論相競爭的理論來自于對主流經濟學的批判。凱恩斯的《通論》不僅使經濟學回到了最重要的現實問題上，而且他試圖基于不同于新古典理論的假設來建立一種新的理論。按照凱恩斯的觀點，新古典理論所描述的只是一種“合作經濟”，而凱恩斯所要討論的則是一種“企業家經濟”或“生產的貨幣經濟”（凱恩斯，1933年）。當新古典綜合派把凱恩斯的理論嫁接在新古典的假設之上而使其成為新古典的解釋性理論時，就不可避免地會導致邏輯矛盾。后凱恩斯主義的批判矛頭直接指向新古典綜合理論的邏輯矛盾，并試圖建立新的理論體系。他們把由斯拉伐所復興的古典理論作為凱恩斯的長期理論的基礎，把凱恩斯的產出、就業和貨幣理論作為短期分析，并試圖發展卡萊茨基的壟斷理論作為凱恩斯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參見柯瑞格爾，1973年；羅賓遜和伊特維爾，1973年；艾克納，1976年；艾克納和柯瑞格爾，1976年）。但后凱恩斯經濟學的最大的問題是過多地強調不確定性、預期和歷史時間，并把其作為基本命題，由此導致了不能形成一種均衡理論，其短期分析和長期分析是嚴重脫節的。如后凱恩斯經濟學的發展所表明的，這種預期和不確定性是一個極其困難的主題，它涉及到許多不明確的和復雜的因素而難以處理，這些不明確的因素使建立明確的假設－演繹體系變得困難，而強調歷史時間則對于建立均衡模型是有害的。換句話說，后凱恩斯經濟學家的主要問題是如何處理不確定性和歷史時間而使其能夠成為一種范式來取代新古典理論?！　?/p>

不確定性、預期和歷史時間作為后凱恩斯主義的核心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其一是凱恩斯的著作，在《通論》中，凱恩斯使用了許多現實的假設來構建他的收入－支出模型，以便能夠采用比較靜態分析來討論產出和就業的變動，但這些假設并不是直接來自于對新古典理論的邏輯批判，而主要是基于“經驗觀察”，從而表明過去與未來之間聯系的不確定性和預期成為了討論短期和長期的最重要的因素。雖然預期和不確定性反映了與凱恩斯的假設相聯系的企業家的行為，但更重要的是表明這種不確定性和預期所產生的特定的條件。換句話說，凱恩斯的消費傾向和靈活偏好依賴于特殊的假設，而這些假設并不能簡單地用過去與未來的聯系精確地表明。其二是，如前面對方法論的分析所表明的，后凱恩斯經濟學家對新古典理論的邏輯批判主要集中在新古典模型的動態不穩定性上，這種動態不穩定就表現為其邏輯時間成為了歷史時間（羅賓遜，1980年），雖然使用歷史時間來表明新古典模型的動態不穩定性的邏輯批判是重要的，但簡單地把其歸之于不確定性不利于建立新的理論，換句話說，在邏輯批判上，后凱恩斯經濟學家只是試圖表明新古典模型的不穩定性，但并沒有表明導致其不穩定性的確切的原因?！　?/p>

這些問題主要地來自于凱恩斯在理論上的跳躍和新古典理論和現實之間的巨大鴻溝，因而建立一種新的理論是極為困難的，如關于凱恩斯經濟學的爭論所表明的，即使主流經濟學已經發展了各種解釋性理論，而且這些解釋性理論經歷了較長時間的邏輯爭論和政策上的經驗檢驗，但目前要建立一種新的理論依然是困難的。后凱恩斯經濟學家強調歷史時間和不確定性正是表明了這種困難，這里存在著許多難以把握的未知因素，特別是對于理論的應用而言。就不確定性來講，給定理論的應用要求，如果存在著使理論不能被有效地應用的不確定性，重要的是找出導致不確定性的因素。因此，雖然強調歷史時間和不確定性對于批評傳統的理論是有意義的，但對于建立一種新的理論可能是有害的，因為新的理論必須是一種能夠確切地表明因果關系的假設－演繹模型，而明確的假設是重要的，如果過分地強調不確定性而不能建立一種確定的理論模型和提出比較靜態分析的政策建議，這種理論是難以在邏輯上加以爭論和被經驗所檢驗。在這方面，凱恩斯的方法是值得思考和借鑒的，即，雖然在想要建立的理論模型中存在著不確定性或未知的因素，但一個確定的理論模型依然可以建立起來，或先用簡化的假設以排除那些不確定性而建立模型的基礎，如凱恩斯的收入決定理論。實際上，后凱恩斯經濟學在尋找導致不確定的因素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對于目前后凱恩斯經濟學的發展來講，建立一個系統的理論模型以通過比較靜態分析提出預言和可應用的政策綱領是極為重要的，這樣才能使其真正成為與主流經濟學相競爭的理論?！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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